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卡尔·考茨基 -> 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1915）
第三章 国家扩张要求的原因
帝国主义的典型特征是财政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结合。
谁想要了解资本的历史作用，就必须明确区别资本的各种类别。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第三卷中首次作了这种区别，他在这本书里区分了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
在这个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下去，我后来在1898年考察了各种资本对殖民政策采取什么态度，并且还在关于《旧的和新的殖民政策》和后来关于《胶州问题》等一连串文章中说明了新的帝国主义政策与以前的殖民政策区别何在。（《新时代》，1897—1898）我在1900年为反对席培尔而进行的详细论辩中曾对上述论述进行过补充，席培尔为当时的军舰问题提案进行鼓吹，其一部分理由是因为“目前每个英国人都在灵魂深处颇有海盗思想，正如每个普鲁士人都有宪兵思想那样。”（《席培尔、勃伦塔诺和军舰问题提案》，《新时代》，1899—1900）最初在1901年出版的我所写的《贸易政策和社会民主党》一文以及最后在《社会主义和殖民政策》的小册子（1907年）里都是根据同样的思路进行论述的。在上述著作里，我对有些方面曾详细阐明理由，我在下面只能简要地提一提这些方面。
希法亭的《财政资本》（1910年）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对财政资本及其经济根源、条件和趋向加以首次详尽的从而也是彻底的论述，这一点在今天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
工业资本，工业企业主阶级，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与商业资本和财政资本完全不同的趋向。它倾向于国际和平，倾向于用议会和民主制度来限制绝对的国家权力，倾向于国家预算方面的节约；它一直是反对食品和原料关税的。它往往甚至把工业税看成是一种教育性质的税收，看成是工业落后的结果，这种落后应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消失。
相反地，财政资本，大债主和大银行家的阶级，则倾向于促进绝对的国家权力，倾向于用暴力来实现其对内和对外的要求。它在大宗的国家开支和国家债务上是有利可图的，只要这种开支和债务还不至于达到使国家陷于破产的程度。它与大庄园之间的关系很好，而且丝毫不反对用农产品关税来使它们得到好处。
经济的发展，使货币资本以及同它相适应的政策比工业资本早得多就掌握了政权。但是在上一个世纪里，工业资本掌握了政权，并且把货币资本家在国家中的影响显然排挤到次要的地位。然而这仅仅是一个暂时的阶段。这个阶段终于被另一个阶段所取代，在后一阶段里，工业资本采取了股份公司的形式，以前这种形式对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来说早就具有巨大的意义。于是工业资本中最大和最强有力的部分就与财政资本相结合，同时还替财政资本同大地主庄园取得协调铺平了道路。托拉斯和大银行的集中，使这种发展达到了最高峰。
财政资本的国家化倾向，这时就变成了资本主义先进国家里经济上居统治地位的整个阶级的普遍倾向。
这就是人们称之为帝国主义时期的当前阶段的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是商品出口获得了新的性质这一事实。资本主义生产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为了满足国家的内部需要，而且还致力于出口。资本主义生产所提出的第一个理论原则就是：尽可能多地把本国产品销往外国而尽可能少地从外国买进。然而这些输出的产品只服务于外国的消费。在帝国主义时期，这种出口已经不再能使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得到充分利用。于是必须输出那种将在外国充作资本的生产资料，譬如建造和经营那些用来打通农村地区的铁道所需的器材，营建矿山、种植园、最后还有工业等等所需的机器。
第二种特征的趋势也许是最难抵挡的。只要资本主义经济还存在，这种趋势也就一直存在。只有对经济发展加以限制或者阻挠，才有可能遏止这种趋势。另一个问题是：是否第一种特征的趋势，也即财政资本所利用的国家方法，因而就是不可避免的或者只能用一种会引起经济萧条的办法来加以限制。
这些方法中最明显的一种就是殖民地扩张。受财政资本操纵的国家政策的整个方针就因此而获得了它的称号。那种为建立一个大帝国，一个世界帝国而作的努力也由此而取得了帝国主义的称号；这种帝国的农业地区将广泛得足以吸收宗主国的剩余资本并且为宗主国的利益而利用这些资本。人们在谈到今天国家的扩张需要时，随时随地都很容易地会想到帝国主义。在一方面，帝国主义被看成是一切扩张努力的根源。在另一方面，帝国主义扩张被看成是目前还有可能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的唯一方法。
我们先来考察前一个假定。如果我们具体地密切注意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努力，那末我们就发现，以工业资本和财政资本的互相结合以及资本输出的需要为标志的帝国主义倾向，决不是扩张努力的唯一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较原始的倾向在起着作用，帝国主义倾向仅仅是其中最新和最明显的，它们最令理论家感到兴趣。正如对任何其他现象那样，他可以只用以下这种方式来彻底认识上述的原因，即孤零零地观察这种倾向，而不去考虑一切扰乱思路的其他情况。这当然并不证明这些情况不存在。理论家必须考虑到这些情况，如果他要考察整个过程的话。
国家的扩张性的努力，不是每次都直接出于经济上的动机，即使它永远是以经济条件为依据的。争夺权力或争取安全的努力也可以影响它。
一切扩张倾向中最原始的倾向，正是这种不仅用掠夺方式暂时地、一次地强行占有别人劳动的成果，而且用经常的纳贡方式不断占有这些成果的倾向。这种倾向一直可以追溯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那样久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种倾向是与原始村社或公社民主密切相联系的。在现代官僚制度的方法和手段还没有发展出来之前，异族统治者就只能从公社或合作体，而不能从个人那里征收贡品和赋税。在这种情况下，统治关系常常成为一种保持、巩固或重新形成原始共产主义的手段。
俄罗斯专制主义就是这样直到不久以前还一直以村社共产主义为基础。十七和十八世纪在巴拉圭的耶稣教团的“亲善的、开明的”专制主义也是如此。在英属印度的一种广泛推行的税收制度以及在荷属印度替外国剥削者干活的整个农业徭役制，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建立在这种共产主义基础之上的。
国家从事这种扩张的前提条件，只是本国在权力手段方面的优势。任何要促进本国工业之类的经济需要，在这方面并没有起作用，而只有那种要掌握更多奢侈品和权力手段的需要在起作用。它无非是一种变成永久制度的原始掠夺而已。
反之，凡是在由于宗主国人口过剩而产生真正的经济需要的地方，经济需要才成为扩张政策的原因。这种扩张要求，在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巨大的作用。但这不是在资本主义殖民政策时期。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在实行这种政策的同时，欧洲国家一直在抱怨人口缺乏，并且一直在力图增加人口。诚然，我们在有些地区看到了大量向国外移民，但是这不是由于人口增加过多而引起的，而是由于日益抬头的专制主义的政治压力，由于那种使农村居民丧失财产和使无产者人数遽然增加的经济压力所引起的。
在十九和二十世纪，情况并没有好转。目前的移民几乎完全出自某些地区，而这些地区在输出人口的同时还输出食物。因此，向外移民决不能归咎于粮食给养范围的缩小。
现代殖民政治家硬说，为了容纳工业国的过剩人口，殖民地是必要的，这种论调是再富于欺骗性也没有了。今天，像俄国、巴尔干国家、爱尔兰和印度等农业国都是对外移民国家。人口稠密的工业国家却是容纳移民的国家。
在农村阶级中，推动扩张政策的，远非农民，而正是大地主。农民不要求得到比他和他的家庭所能耕种的数量更多的土地。不用自己的劳动而用工资劳动者和强迫劳动者来耕种土地的大地主，他们所需要的土地的数量是怎么也不会够的。凡是封建贵族掌握着必要的军事力量的地方，他就力图扩大国家的领域，国家的领域当然就会变成他的领域。所以，在中世纪，贵族就是德国对斯拉夫人所实行的扩张政策的灵魂；在西班牙和法国，除了专制主义之外，贵族是十六和十七世纪的殖民政策的最强大的动力。在美洲，西班牙和法国征服者建立了新的封建统治。西属美洲正如欧洲的西班牙一样，今天还受到这种扩张政策后果之害，这种政策与促进经济进步简直是毫不相干。这种政策加强了西班牙的专制政治和封建统治，同时还使这个国家卷入无穷无尽的战争之中，战争终于摧毁了西班牙，虽然很久以来西班牙军队在战场上立下值得骄傲的战功。
西班牙人带到他们在美洲的属地去的大庄园制度，还妨碍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巩固。墨西哥的情况就是大庄园肆无忌惮的统治的结果，这种统治并不因为大庄园如今向美洲和欧洲的投机商兜售国家的利益而有任何改进。
法国在十八世纪并未因它在美洲的殖民政策而蒙受多大的损害，因为法国把它的殖民地丧失给英国人了。这种政策并没有像在西班牙那样加强了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它的失败倒很有助于削弱和推翻法国的这些势力，有助于法国革命，从而使这个从殖民负担之下解脱出来的国家获得新的巨大的发展。
在美国，推动扩张政策的主要也是南方诸州的奴隶主。奴隶主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如此肆无忌惮的掠夺性的种植，以致于他们很快就把地力耗尽，并且产生要不断占领宜于种植烟叶和棉花的新地区的要求。在他们的推动之下，美国对墨西哥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征服性的远征，这些远征使美国在1844到1848年之间兼并了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诸州，这片地区几乎等于德意志帝国三倍那样大。
在1861年开始的南北战争中，奴隶主的权力被北方产业资本家、无产者和农民粉碎的时候，美国的扩张要求在一个长时期内归于结束，这对它的经济发展颇为有利。
商品生产还发展了一些新因素，这些因素不时地引起国家性的扩张要求。其中最原始的因素是在一个地区里找出一种很有销路的商品。于是立即就产生了占领这个地区的要求。那种在任何情况下都意味着权力和财富的商品，当然引起最强烈的扩张要求，因为人人都可以用得着它，人人都能取得它，谁也不会嫌它太多，这种货物就是钱币、黄金和白银。
它们是吸引西班牙人到美洲去的最初的引诱物，后来大庄园才接着在那里建立。在加利福尼亚则情形相反，黄金使那里的大庄园身价十倍，并且吸引了无数的移民迁入。澳大利亚也由于黄金而对英国产生了重要意义。
直到今天，黄金财富仍然是殖民政策和扩张政策的推动力之一，正如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的布尔战争所表明的那样。正是在黄金财富上面，人们特别明显地发现了新帝国主义的特征。它使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第一次在英国人民群众中间尖锐地显示出来。然而从黄金财富这四个字的严格意义上来讲，它还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
我们不要忘记，帝国主义被我们个别同志理解为工业进一步发展的一种必要性。帝国主义对工人阶级的意义据说就在于此。他们在这里只能看到帝国主义的工业方面，也即一方面是财政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结合，另一方面是日益增多的资本输出的必要性。这两方面在布尔战争中只起了微小的作用。力图要占有金矿（还有金刚石矿）的，与其说是已经变成财政资本的工业资本，还不如说是纯粹的财政资本。力图要开拓那个国家的，与其说是出于一种用日益增长的出口来取得黄金的需要，还不如说是出于一种不通过商品交换而取得黄金的需要。这也就是当年在十六世纪曾经鼓舞过西班牙人的同样推动力；区别只在于：它并没有给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而只给某些金融巨头带来了好处。
新的金银财富当然可以大大促进资本主义工业，但是它无论如何决不单单就在占有金银出产地的国家里发挥这种作用。西属美洲在贵金属方面的丰富出产，比起大庄园来，更有助于加强宗主国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及教会在与资产阶级对抗时的权力。这种丰硕的财富被消耗在输入奢侈品，尤其在无穷无尽的战争上面，战争使西班牙人民流离失所，土地荒芜；尽管如此，西班牙还能在长时期内幸免于外国的入侵。
个别地区所特有的一些其他产品，比起金银来，对于扩张要求的意义虽然小些，但还是重要的。尤其是贵重的皮货在这方面会起过巨大的作用。它促使英国人和法国人去占领北美洲，促使俄国人去占领西伯利亚。
在十六世纪销路极好的香料，也属于最贵重的货物之列，它起先把葡萄牙人，后来又把荷兰人吸引到印度去。现代医学和化学已经使个别的、有限的地区丧失了这种吸引力。
另外一种非洲产得特别出色的货物——可运送和可出售的劳动力，对于非洲的所谓“殖民地化”起了很大的作用。有利可图的奴隶交易使各国，包括德国人在内，在十六和十七世纪为了猎取人口和贩卖人口而占领非洲地方。今天，特别是象牙和橡胶，正在使非洲中部沦为殖民地。
扩张政策的这种动力，照例是很短促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要极迅速地取得，从而也取尽那些自然界所提供的产品，而不是要有计划地用人工来生产它们。然而正因为如此，他们就力图迅速采取行动，力图不断地开拓新的地区，正如美国南方诸州的种植园的掠夺性耕种那样。产皮动物的不断绝迹，使俄国人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横贯和并吞了整个西伯利亚。大象和橡胶树的同样迅速的绝灭，就构成了如此迅速从事的开拓赤道非洲尤其是并吞赤道非洲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缩小而不是促进这种掠夺性的耕种的发展，才是有利于经常保持那些销路良好的产品的供应。用狩猎和砍伐方式不断在新的地区内连续取得这种产品直到它们绝灭的这种危险愈大，就愈有必要使人们用有计划的生产的方法在特定的有限的地区内不断重新生产它们。
夺取贵重产品以及占领那些藏有贵重产品的地区的要求，当然是以商品交易为其前提条件的。猎人之猎取产毛动物，不是因为他自己需要皮货，——他自己的需要很快就满足了，——而是因为商人能把他所猎得的皮货悉数收买。
扩张的要求从一开始就是商品交易所固有的。商品交易在以前既是对外贸易，又是对内贸易。交易的最初形式是公社与公社之间的交易。这种形式比同一个公社内部的贸易产生得还早。伴随着扩张的需要，同时也出现了垄断和竞争的需要。对自己来说是垄断，对别人来说就是竞争。他的动力是利润，利润是他在廉价购进而高价售出之中取得的。当他独自一个在市场上作为购买者而出现而且愿意出售的人非常多的时候，他就能以最低廉的价格买进。同样，当他作为独一无二的出售者出现在市场上而需要这种货物的人却非常多的时候，他就能以最昂贵的价格售出。因此，商人预先就设法使竞争者不进入市场，但是这照例只有用暴力才是可能的。他决不可能独自就有这种力量。必须由国家来向他提供这种权力。因此，商人力求建立一个强大的但当然是效忠于他的国家政权，同时力求扩展那些被国家政权所征服的地区并且在这个地区内尽可能取得特殊的特权。他最好是采取一种与十分强大的财政资本相结合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点，这种结合比工业资本与财政资本之间的结合的出现要早得多。
自从十六世纪以来欧洲的整个殖民政策中，商业公司，也即由国家给以商业垄断权的股份公司，起着不断增长的巨大作用。它们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它们也已成了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只有在建立了强大得足以打破这种公司的垄断并且制止它们的扩张政策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之后，资本主义才能进一步朝前发展。
工业资本家从根本上说来也不过是一个商人。工业资本家的动力也是利润，他也是从廉价购进而高价售出之中得利的。但是他的利润的最重要来源是能够生产出比劳动力成本还高的价值的劳动力。当然他的利润不单纯取决于此。如果他在购买原料时出了错，原料买得太贵，或者购置了坏机器，那末他的利润就可能减少。同样，如果他对需求估计错误，他所生产的货物长期未能售出或者根本没有销路，那末他的利润也会减少。在这一点上，他同商人没有区别。然而对商人来说是其整个利润追求活动内容的东西，对工业资本家来说只是一种附带现象。对工业资本家来说，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廉价购买劳动力和尽可能地利用这些劳动力。
他希望自己保持垄断，正如同他希望别人，也即希望工人互相竞争。对他来说，企业家协会从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东西，而工人团体则很久以来就是凶恶的挑拨者的姐织。
同时他不仅希望工人互相竞争，并且希望那些卖给他原料和卖给他的工人食品的商人互相竞争；而且还希望那些想要购买他的货物的商人互相竞争。
这些人在市场上竞争得愈厉害，对他就愈是有利。因此，他希望取消一切商业垄断，取消在市场上对外国商人的排挤。他希望一切国家的一切商人享有充分的自由。
这种见解由于工业资本而取得了胜利，从而才得以促进工业资本的迅速发展，并从而完全改变了国际关系。
商人或商业公司力图获得的垄断，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实现，也即通过自己的暴力或国家的暴力。只要这种垄断经济还存在着，每艘商船就都是一艘军舰，虽非每个英国人都有，但每个商人，不论他是哪个国家的，却都有“灵魂深处的海盗”思想，而且在海战中失败的国家的贸易也就不仅是暂时地，而是长期地从海洋上被排挤出去。当时这句话是一针见血的：国旗到哪里，贸易就跟着到哪里。这里的国旗就是战争中的军旗。当时英国的海外贸易由于它的舰队的威力而达到控制世界的规模，或者还不如说，它的海外贸易和军舰威力二者之间存在着极密切的互为因果的关系。因为如果没有一大批促使海上贸易和海洋渔业发达的无数大胆而老练的水手，英国的海军就不能获得它的优势。军舰的建造，还不足以做到这一点。
但是自从十九世纪以来，自从商业垄断的时代完结以来，军舰到哪里贸易就跟着到哪里这句话就成为不合时宜了。现在，和平是贸易的正常状态，贸易的动力不是那种保护着垄断地位的大炮，也不是鱼雷，而是利润。人们从那些售价最低廉的商人那里买东西，而不是从拥有军舰最多的商人那里买东西。
航运业取决于海军舰队的水平，这一点也不再适用于航运业了。挪威这个小国拥有在欧洲仅次于英国和德国的最大的商船队，它在1911年拥有1,646,000登记吨位。它比仅次于英德两国的欧洲最大海上强国的商船队还大，也即比法国、意大利和俄国的商船队还大，法国只有1,462,240吨，意大利有1,107,190吨（1910年），俄国在1913年只有756,600吨。瑞典、挪威和丹麦三国的商船队合计几乎有德国商船队那么强大，德国商船队在1913年的总吨位是3,153,724登记吨位，而斯堪的那维亚三国的商船队则合计有2,990,290吨。
同时，海外贸易也完全不取决于航运业，不取决于商船队的大小。贸易可以用外国船只来运送货物。这个国家于是就损失了运输收益，但是这未必就会妨碍工业的发展。美国的商船队是极小的，而它的海外贸易则是在世界上除了英国以外最大的。在1912—13年度，有总吨位达五千另六十万吨的船只到达美国港口，而到达英国和爱尔兰港口的船只是七千六百二十万吨，到达德国港口的船只只有二千五百五十万吨。
比利时是一个最明显的实例，足以说明海外贸易的发展如何不取决于商船队。比利时的军舰等于零，它的商船队在1912年有船只105艘，共181,600登记吨位。但是在1912年有总吨位达一千六百四十万吨的船只到达比利时港口，其中一千四百五十万吨是外国船，一百九十万吨是本国船。
即使英国人有摧毁德国商船队的打算和力量——这种打算和力量大概都不会有，这也并不就意味着对德国商业和德国工业的摧毁。这当然会是对德国财富的一种严重损害，就正如陆上战争在东普鲁士所造成的任何其他同等价值的破坏那样，或者就像支付一笔战争损害赔偿那样。
摧毁如此大量的交通工具将严重损害贸易和交通事业，但是受到损害的是整个国际贸易，不单是德国一国的贸易而已。另一方面，如果反过来，如果由于摧毁了英国的商船队而使国际商船队目前的运载能力削减一半，那末德国的贸易也会受到损害。
在1912年，除了沿海航运之外，有一千三百万登记吨位（精确数字是12,960,273吨）的德国船只到达德国港口，同时也有几乎同样多的外国船只（一千二百五十万登记吨位，精确数字是12,529,776吨）到达德国港口，其中有一半是英国船只（六百万登记吨位，精确数字是5,957,123吨）。
在1651年时，英国还能通过一项航海法案，其中规定，运往英国的货物只能用英国船只或货物出产国的船只来运送。自从1815年以后，这个法案不得不一条一条地被取消，其一部分原因是外国那一方面也采取措施来阻碍英国的贸易，其中包括那些没有大量军舰但是同英国有频繁贸易往来的国家（首先是美国，后来是普鲁士），另一部分原因是英国贸易本身受到这个法案的损害。最后在1849年，这个法案完全被废除了。从此以后，国际贸易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发展，以致于类似的法案完全无法实行，它势必会十分严重地扰乱国际贸易，因而再没有任何人想到要作出这种规定，即使他灵魂深处的海盗思想如此强烈。
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财政资本与工业资本之间的日益结合，的确产生了一种新的垄断精神。但是它们所争取的不再是本国的商业垄断，而且也不是为了保护这种垄断和摧毁外国商业而进行的战争。新的垄断努力的出发点是要在经济上控制大量交通工具和生产资料来源。既然这种努力涉及海外贸易，这种努力根据它目前的广泛规模和性质，从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在已经成立的航运托拉斯或联营中，德国和英国船主都一致合力维持高昂的运费率。
但是，与航运完全分离的商业，则在实现这种垄断努力方面丝毫无利可图，这种垄断只会使商业同工业一样地受到限制。
除了要获得商业垄断并且要扩展其地盘的努力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扩张性的努力，这种努力是由于日益兴起的商品交易而产生的，而且直到今天还发挥着历史作用，它现在往往被称为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虽然它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前很早就出现了：这就是争取海港的努力。
水上运输从来就是最廉价的货物交流方法。对于像谷物或者木材、矿砂等大宗货物来说，水上运输很久以来就是可以运送这种货物的唯一运输方法。甚至在今天，在铁路已经能够在陆上进行大批运输而且其运费惊人低廉的时代，对于运送那些交货期限不必很短而且不必严格遵守交货期限的货物来说，水上运输仍然比铁路优越。
自由进入海洋对于参加世界贸易的好处在这里还没有全部说尽：海洋——至少在和平时期——是任何人都能自由进入而且能无条件地加以利用的唯一途径。与海洋隔绝的国家，总是要服从邻国的关税政策，仰赖邻国的道路、运河、铁路的状况，而这些并不是根据它的需要反而往往是违背它的需要而设置的。只有拥有海港的国家，才能与世界市场建立直接的联系。一旦海港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增加了，一旦出口和进口已成为这个国家的切身利益，于是立即就会产生一种把这个国家的领土一直推进到海岸的需要，只要有可能用某种方式做到这一点。
塞尔维亚目前还处在这样的阶段里：即不仅它的民主阶层对于建立民族国家很表关心，而且它的统治阶级也有这种需要。但是要取得海港的愿望却使它在对土耳其的战争中违背了民族原则，当时它要求取得阿尔巴尼亚领土上的都拉索港。如果今天有一个独立的波兰从战争中产生出来，那末它同时也会努力争取波罗的海的港口。但泽港等海港是属于旧波兰共和国的。
当彼得大帝想到要使俄国与世界贸易建立联系时，他也立即设法朝着海洋扩张出去。他终于能够使俄国一直推进到波罗的海沿岸，卡塔林娜二世把帝国的领土一直推进到黑海沿岸。但是这两个海，波罗的海和黑海，都是内陆海，通过它们前往世界海洋的交通随时都可以被阻断。这就是俄国一心渴望取得君士坦丁堡的目的所在；这个港口控制着黑海的出口并且使俄国最重要的出口货——它南方各省的谷物出口取决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统治者的心意。
如果仅仅考虑到俄国的贸易，那末俄国要取得君士坦丁堡的要求在那些同样关心对俄贸易繁荣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间就不会遇到反对，这就是为什么英国的自由贸易者和工业家，而且恰恰它的激进派人士，总是亲俄派，这一点曾令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很不愉快。
但是俄国也是一个巨大的军事强国。它是迄今以来有力量来危害英国在东印度的属地的唯一国家。一旦它在君士坦丁堡取得基地，它就会威胁地中海国家，法国和意大利；君士坦丁堡将使俄国能够控制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
因此，许多国家总是反对俄国向君士坦丁堡推进。俄国的军事威力与其说是促进它自己向那里推进的手段，还毋宁说是由于这种威力所产生的猜疑而阻拦它不能接近那里的手段。这在世界历史上并不是唯一的例子：一个国家的异常强大的军事力量所得到的结果恰恰与它所要得到的相反，因为这种军事力量在其他国家那方面引起了猜疑而且促使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反对那种被他们看成是共同威胁的行动。
与世界贸易有利害关系的各个阶级，都会感觉到与海洋发生直接联系的需要；世界贸易对整个经济过程的支配程度愈大，这种需要就愈会变成民族的需要，包括农民和工业界在内。
在帝国主义以前的时期，工业资本就已经以其他方式对扩张政策感兴趣。在有些国家里，资本主义工业的条件是如此地不利，以致于它根本没有能力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在这些不利的生产条件当中，首先是工人阶级的落后。人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人的素质决定着工业的繁荣。国家再没有比不断关心工人阶级在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发展更能促进工业的办法了；也再没有比压迫劳动阶级更能损害工业的了。
工人阶级愈是受压迫，愈是落后，愈是没有效率，工业就愈是要依靠愈来愈重的关税来保护，以便对付国际竞争，维持自己的地位。同时，各国的资本主义工业都必须发展，都必须扩大它的销售地区。如果它没有能力进入世界市场，那末它就努力要用扩大那种保护工业的关税壁垒因而也就是扩展国家领土的方式来扩大销售地区。
目前，俄国也是说明这种情况的最明显的实例。受到农奴制度传统的束缚、被国家用暴力强迫保持在愚昧状态之下、被阻止参加任何组织、陷于劳动过度和酿酒习惯之中的俄国产业无产阶级，没有能力去从事仅仅近乎可以与西欧工人相比拟的那种劳动。
而这种使工人们如此落后和如此降低工人生产率的情况，也使俄罗斯农民的消费能力下降，这不是指他们的需要，而是指他们因购买俄国工业所出产的质地低劣而价格高昂的产品而引起的购买力的下降。如果要扩展它的销售市场，那末最方便和最易实现的办法是扩展俄罗斯地域，即不是推向拥有巩固的民族国家、现代民主和发达的工业的西方，而是推向东方，推向只拥有原始民主以及在原始民主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没有军事实力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地区。所以俄国越过高加索山，侵入中亚细亚，直到喜马拉雅山，在满洲建立了据点，目前还设法要夺取蒙古和波斯。
在这方面，决定性的当然还不单单是资本主义工业的需要。在这里更有力地发挥着作用的是整个原始扩张性的努力；这种努力我们从历史的上古时期起就一直看到，而且是东方专制主义的标志，这就是要增加贡品和扩大纳贡地区的需要，它的现代化的表现形式就是努力要增加纳税人的数目，增加赋税的数额，给财政资本提供新的物资供应和剥削对象，增多供军官和官僚占据的薪俸优厚的职位的数目，从而增多专制主义的权力手段。
对于俄国工业来说，更重要的也许是缩小这些阶级的影响和收入。人们可以用这种扩张政策的代价以及这种政策在百年以来所引起的战争的代价来设立无数的学校，使俄国的交通条件变得十分出色，大大提高农民的农业经济的产量，从而一方面可以迅速提高农民阶级的消费能力以及产业无产阶级的生产率，同时对于俄国工业来说，可以把销售和竞争能力提高到高度的水平。
扩大国家地域的方法，当然是比较方便的方法，这不仅因为它不需要较多的考虑，而且首先因为这种方法在当权派方面不会遇到反对，而且受到支持。实行这种方法，是一种单纯的力量对比关系，不是经济必要性。如果破坏这种力量对比关系，经济本来会更良好得多地朝前发展。
如果说俄国工业在效率方面目前比较接近西欧的工业，那末这不应归功于俄国的扩张政策，而应归功于外国资本的流入，归功于工人运动不顾种种障碍而获得的发展。
我们迄今所考察过的一切扩张性的努力，严格地说，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但是几乎没有任何一种帝国主义方针不渗透着这里所阐述的带有帝国主义以前时期的形式的扩张性的努力。
这种努力都是有一定经济条件的，但是其中大多数在经济上不仅不是必要的，而且是有害的，它们是那些不是要促进而是要限制工业发展的势力的产物。愈能遏制这种势力，就愈能使经济更好地朝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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