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我对于基督教和"圣经"考证久已感觉兴味了。二十年前，我曾在"宇宙"（Kosmos）中发表一篇论及史前时代的"圣经史"的起源的文章，两年后，我又为"新时代"（Neue zeit）做过一篇论及基督教起源的文章。所以我现在只不过是再复从事于一种旧的工作。我这一回之所以再复从事这种工作是因为我要预备再版我的"社会主义之先锋"（Forerunners of Socialism）的缘故。
批评我那本书的人的各种意见―就我所曾读过的而论―所特别指摘的是那本书的引论。我在引论中曾简略地说过原始基督教的共产主义。他们说，我的见解实与最近的各种考察所引起的知识不相符合。
自从这些批评发表后，不久葛尔（Gohre）等便说，这种最初为包尔（Bruno Bauer）所提倡，其后为梅林（Franz Mehring）和我所大致接受，并且在一八八五年即早已为我所规定的见解―就是，我们断不能对于耶稣的人格有什么定论，而我们在解释基督教时又可以把这个人格置之不顾―现在已变成陈废的旧见解了。
所以，我实在不想在未首先根据最近的文献以小心修正我由以前的研究而得到关于基督教的各种见解之前，从新再版我那本出现于十三年前的书籍。
结果我得到一种称意的结论，那就是，我并没有改变旧日的见解的需要，不过，后来的各种考察却使我获得许多新的观点和新的献议，因此我便把修改"社会主义之先锋"的引论的工作扩大自成一书。
自然，我并不是说，我已经把这个问题发挥无余，这个问题异常广大，没有人是可以把它发挥无余的。假如我已能把我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所认为最重要的几方面―基督教的几个方面―解释明白，我便自视为满意了。
我也不敢把我自己关于宗教史的各种问题的学问拿来和神学家比较。神学家以这种研究为他们的终身工作，而我却只能利用我的著述和政治活动所容许我有的少许余暇时间以作此书。在我作此书的时期中―我所指的是由一九○五年的俄国革命开幕起至一九○八年的土耳其革命爆发止的时期―任何参加当代的阶级斗争的人都大有要用全副精神对付目前的急务之势，因此实没有什么余暇以顾及历史的旧事。
可是，我对于无产者的阶级斗争的积极参加，也许正足以使我对于原始基督教的真义获得种种为"神学"及"宗教史"，的教授们所得不到的观察。
卢骚在所著"新哀绿绮思的情书"（Julie，。lu la Nouvelle Hélo。ise）中曾说过：
"我觉得，想站在纯粹观察者的地位以研究社会（Le Monde）是可笑的举动。只是想观察的人是不会观察得什么出来的。因为他对于实际工作既无用处，又足以妨碍消遣，他断不能够得到实际工作或消遣的效果的。我们只能在我们自己动作所达到的限度之内观察别人的动作。在'世界'学校中，正好像在'爱情'、学校中一样，我们必要首先实际检查我们所想学的东西。（第二卷第十七札）"
这个原则在这里只限于人的研究的原则，原可以扩而施诸一切事情的考察无论在什么地方，只是观察而不实际参与实不会得到什么的益处。即就对于辽远的物体如星辰的观察而言，也是如此。假如天文学只以纯粹的观察自限，不与实用联合起来，不与望远镜，光带分析，摄影术之佩用联合起来，它现在会有什么的成绩！至于就这个地球的各种事物―我们因为实用的缘故对于这些事物不能不有一种比纯粹观察远较密切的关系―而言，这个原则便更加有效了。我们由纯粹观察事物而学得的东西，和我们因为实际工作与这些事物发生关系而学得的东西比较起来，实属稀少得很。读者只要追忆实验方法在自然科学中所已达到的极端重要的地位，便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了。
我们断不能创制各种实验以为考察人类社会的方法，可是考察家的实际活动却不因此而变成次要；然而，他的成功的条件和一种有成效的实验的条件并无二致。这些条件就是：要知道别些考察家所已得到的种种最重要的结果，和要熟识一种足以使考察家渐次愈加了解每一种现象的主要点，足以使他辨别什么是主要点什么不是主要点，及足以揭露各种不同经验的共通性的科学方法。
具有这些能干，而又研究著一种他的实际活动所从事的工作的思想家不难获得种种如果他站在一个纯粹观察者的地位便不能获得的结论。
历史的研究尤其是这样。一个实际政治家，如果具有充分的科学训练，实会比之一个对于政治的各种动力绝无一点实际关系的空论学者较易于了解政治的历史，和较敏于找出他的研究方向。如果那个考察家所从事研究的是一种他所积极参与因而最能明了其特性的社会阶级运动，则他更会觉得他的实际经验有特殊的价值，
能够熟识事实的一向差不多只限于那些垄断了学问的有产阶级。社会的下层阶级的各种运动至今还未找得到若干可以了解的学者。
基督教在出现之初，不用怀疑，原是最复杂的贫乏阶级的一种运动，我们可以把这些阶级总称为"无产者"，假如这个名词的意义不单是指工资劳动者而言。熟识近代的无产者运动，而又因为实际参加这种运动而了解它在各国的形态中所含有的共通因素的人，已经识得生活于无产者的种种感情和想望中并和他们一道奋斗的人，实可以自命能够比那些常常都只由远处观察无产者的学者们较易于了解许多关于基督教的原始的事情。
然而有科学训练的实际政治家在从事于著作历史的时候虽然从许多方面说都比之纯粹书本的学者较占优势，他这种优势却往往为实际政治家所易于接受的引诱所抵消。实际政治家的历史作品比之别的考察家所较容易陷入的危险尤以下列两种为著：第一，他们也许会企图完全依照"现在"的模样以铸做"已往"；第二，他们也许会力求依照他们的目前的政策的需要以观察已住。
不过我们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却觉得，我们实具有一种可以防避这些危险的绝好保障，那就是唯物史观，与我们的无产者观点有异常密切关系的唯物史观。
传统的历史观只把各种政治运动视作力求实现某些特殊政治制度―君主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等―的斗争，而这些制度又被认为各种特殊的道德见解和希望的结果。可是，如果我们的历史观不超出这一点之外，如果我们不求找出这些观点、希望和制度的基础，则我们不久便碰到下面的事实了：在数千年中，这些东西只发生种种表面的变化，其实质始终也一样；我们所论及的始终是不停地重复出现的同样的观念、希望和制度；历史的整体原是一种力求实现自由平等的长期的不断的斗争，这种自由平等屡屡碰到压迫和不平等的打击，永未尝实现，然而又永未尝完全被消灭。
提倡自由平等的人一旦获得成功，便必然的把他们的成功化为新压迫和新不平等的基础，结果便马上引起力求实现自由平等的新战士。因此，整个历史进程便似乎是一个常常都周而复始的循环，是一出演完又复重演的戏剧，所改换的只是服色，人类在历史中并没有真正的进步。
抱著这种观点的人常常都好依照"现在"的模样以描写"已往"，他对于现在的人类的知识愈广，便愈会力求依照人类现在的模样以描写以前各代的人类。与这种历史观相反的就是那种不视研究各种历史观念为自足而力求找出它们的原因，即隐伏于社会的基础之下的原因的历史观。在应用这种方法时，我们屡屡碰到生产方式，而这种生产方式又常常以技术进步的水平为根据，虽然那不是它的唯一根据。
我们一旦从事考察古代的技术才能和生产方式，便马上失却"同一的悲喜剧永远重复表演于世界舞台中"的见解了。人类的经济史指出一种渐次向上升高的不断的进化，不过这种进化并不是绝无障碍或方向始终不变的。可是，我们一旦考察过人类在各个历史时代中的经济情况之后，便马上失去"同样的观念、希望和政治制度不断地重复出现"的错觉了。我们这时已经明白，同一的名词在时代的迁移中已经改变了它们的意义，外表土互相类似的观念和制度实含有一种不同的内容，为不同阶级的需要和不同的形势所引起的不同的内容。近代的无产者所要求的自由和第三阶级（Third Estate）的代表们在一七八九年中所要求的自由实全不相同，而后一种自由又和日尔曼帝国的武士阶级在宗教改革时代之初所奋斗以求实现的自由根本有别。
我们一旦不把各种政治斗争视作只是与抽象的观念或政治制度有关的冲突，而把这些斗争的经济基础揭露出来，便可以马上明白，在这一个范围中，正好像在技术和生产方式的范围中一样，也是有一种向著新形式而前进的不住的进化存于其间的，没有一个时代是和任何别一个时代完全相同的，同一的口号和同一的论据是会因为时代之变迁而具有很不相同的意义的。
我们的无产者观点实可以使我们比之资产阶级的考察家较易于了解原始基督教所同于近代的无产阶级运动之诸方面。可是我们因为侧重经济情况―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必然的系论―又断不会只因为把捉这两个时代的共通因素的缘故而陷于忘却古代无产者的特性的危险。古代的无产者的各种特性是因为它的特殊的经济地位而产生的，这种经济地位虽然与近代无产者的经济地位有许多相似之点，却使古代无产者的各种希望与近代无产者的各种希望完全不同。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一方面保卫著我们使我们不至陷入以"现在"的标准侧度"已往"，及使我们更能了解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民族的特性，一方面又使我们不至陷入别一种的危险中，那就是，力求依照我们现在所防卫的目前实际利益以改变我们关于已往的叙述。不错，一切忠实的人，无论他所采取的是什么观点，都断不会容许自己故意伪做历史。可是社会科学的考察实最需要具有一种绝无成见的态度，而在社会科学中想保持这一种观点又是最困难的事情。
因为科学的职责不单在叙述事物的真相，不单在提供实况的一个忠实照片，藉以使任何常态的观察者都可以构成一个相同的影像。科学的职责实在乎在所接收的一大堆印象和现象中观察出其普通的、主要的因素，藉以提供一种可以使我们在实况的迷途中找出我们的方向的导线。
并且，艺术的职责也是一样。艺术也不单是给我们以实况的一个照片；艺术家必要把他所视为主要之点，他所描写的实况的特色表现出来。艺术与科学的分别就是：艺术家以一种物质的和可以触摸的形式，藉以使我们获得一种印象的形式，来表现主要之点；思想家则以概念，抽象的形式来表现主要之点。
一种现象愈加复杂，可以拿来和它比较的现象愈加稀少，则我们。便愈加难于分辨这种现象中的主要之点和偶然之处。考察家和表现者的主观特色便愈加使人觉得。因此，他的观察便愈加必要清楚和绝无成见。
最复杂的现象大抵就是人类社会，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实是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生物都较复杂的东西。并且，在同一的发展水平之上而可以拿来互相比较的社会的有机体，其数目又比较的少。所以，社会之科学的研究之出现得比任何别种经验范围的科学研究都较迟，原是不足为奇的；社会科学的学者的意见之分歧得这么厉害，也是不足为奇的。
如果各考察家对于他们的考察的结果具有种种趋势很不相同甚或往往相反的实际利害关系―这是在社会科学中所常见的情形―则上述的困难便变得愈加严重；这并不是说，这些实际利害关系必然是纯粹的个人利害关系，它们可以是很确切的阶级利害关系。
一个人如对于他自己的时代中的各种社会冲突和斗争有一种利害关系，而把这些现在的现象视作已往的冲突和斗争的一种重演，则他对于已往显然不能保持一种公平的态度。已往的冲突和斗争由是便只变成现在的冲突和斗争的先例，包含著现在的冲突和斗争中应辩护的和应诟骂的两方面，因为在此时，"现在"是视乎我们对于"已往"的判断为转移的。那一个对于他的使命有利害关系的人可以保持公平的态度呢？他与他的使命的关系愈加密切，则那些似乎足以拥护他的见解的已往事实对于他便愈加变得重要―他便会侧重它们，把它们当作主要的事实―至于那些似乎足以拥护相反的见解的事实，他便撇置不顾了。那个学者由是便变成一个道德家或一个辩护人，他之赞许或诋毁某种特殊的已往现象完全是因为他是现在的相同的现象―如教会、君主政治、民主政治等―的辩护人或仇敌的缘故。
然而，如果那个学者因为具有充分的经济知识的缘故而承认历史中并没有纯粹重演的事情，已往的经济情况一去永不复回，旧日的各种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与现在的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根本不相同，因此我们的各种近代制度和观念虽然外表上与旧日的相似，其内容却完全二致―则情形便不同了。那个学者这时便明白，每一个时代必要为它自己的标准所计量，现在的各种希望必要以现在的＇清形为根据，已往的各种成功失败单就其本身论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只祈求已往来辩护现在的要求也许会陷于绝对错误。法国的民主党和无产者在上一世纪内，当他们过度信赖法国革命的各种"鞍训"而不求了解实际存在的各种阶级关系时，已经屡屡发见这种道理了。
采取经济史观的立场的人，即使积极参与现在的各种实际斗争，也可以对于已往持著一种绝无成见的观察。他的工作只足以使他对于许多各种已往的现象的观察变成较为清楚，而不会使他的观察变成朦胧。
这就是我叙述原始基督教的起源的目的。我并没有赞扬基督教或蔑视它的立意，我所想的只是了解它。我知道，无论我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我所奋斗以拥护的使命并不会因此蒙受损害。无论我觉得"帝国时代"的无产者是什么样的无产者，他们的希望是什么样的希望，那些希望的结果是什么样的结果，他们都决然与近代的无产者完全不同，他们的斗争和工作所处的形势和所用的才力都和现在完全不同。无论古代的无产者有什么伟大成绩和胜利，有什么欠缺和失败，我们都断不能根据他们来推测近代的无产者的性质和前途―不论我们所采取的立场是一种有利于近代的无产者的立场还是一种反对他们的立场。
然则研究历史究竟有没有任何实际目的呢？普通的见解往往把历史视作航行于政治活动的海洋中的人的航海图；这个航海图必然指出从前的航海家所不幸碰到的各种礁石和浅滩，藉以使后人可以安然航渡。可是，历史中的可航行的路线既然不住地发生变迁，礁石浅滩的位置既然不住地移易，每一个驾船者既然都必须重新测量海水之深浅以自定其航行路线，只以旧航海图为向导既然往往适足以陷入迷途，则我们除了视之为癖好之外，为什么还研究历史呢？
读者如有这种假设，实不啻"因糠弃麦"。
假如我们还运用著上边的比方，则我们必须承认，驾船者实不能把历史用作一种恒久的航海图；可是这并不是说，它对于他并没有别种用途；他是可以由它取得别种用处的，不过那种用处是一种不同性质的用处罢了。他必须利用历史来做一种测量海水深浅的方针，来做一种研究他所航行的各种路线，了解那些路线和他在其中所处的位置的工具。了解现象的唯一方法就是研究怎样发生。除非明白现在的社会怎样变成这样，它的各种现象―资本主义、封建制度、基督教、犹太教等―的发展的历程，我们实不能够了解现在的社会。
假如我们想清楚明白我们所隶属或我们所附著的阶级的社会作用、职责和前途，我们便必须了解现存的社会有机体，我们便必须从各方面认识它。然而除非考察过它的发展经过，我们实断不能了解和认识它。不了解社会的进化便不能在阶级斗争中变成一个有意识和眼光远大的战士。一个人如果没有这种了解，便要依靠他对目前的环境和目前的时间的各种印象以为行动的向导，然而以这些印象为向导是很危险的，这些印象往往是外表上似乎指出可以达到目的地的路线而实际上却引人陷于礁石中的。
不错，有许多阶级斗争，虽然参与者并不清楚明白他们生存所在的社会的根本性质，也能获得成功。可是这些斗争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各种条件现在已经渐次消灭了，正好像我们在现在的社会中之渐渐愈加不能单靠本能和习例以选择饮食一样。在简单的，天然的情况之下，这些向导也许足以做我们的选择标准。我们的生活条件的人为性因为工业和自然科学日渐进展的缘故愈加浓厚，我们的生活条件愈加脱离自然界，则我们便愈加需要科学知识以在无限的人为品中选择最适于我们的机体的东西。当人类只以水为饮料时，他们只要有一种可以使他们找寻清泉避免浊水的本能便够了。可是这种本能对于我们的各种制造饮料是没有丝毫用处的；科学知识现在变成绝对必要了。
一般的政治和社会活动的情形正与此相似。在范围往往窄小，情况简单而又明显，虽经数百年之久也没有什么变迁的古代社会中，习例和"单纯的常识"―换言之，就是由个人经验获得的良好判断力―已足以使一个人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可是现在的社会和古代社会根本不同，现在的社会的范围包括著整个世界，现在的社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发生工业和社会革命，社会中的工人正在互相联合以组成一支数以千百万计的军队，社会中的责本家正在积聚著数以亿计的金钱；在这么样的社会中，一个新兴阶级，不能视保存现状为满足而必须以彻底改造社会为目的的阶级，断不能单靠"单纯的常识"和实际的人的局部工作以明智地和成功地指导它的阶级斗争。每一个战士都必须藉赖科学知识以扩大他的眼界，必须认识各种时问的和空间的伟大社会势力的动作；他之所以必须这样的目的不在消灭局部工作，或把它置之不顾，而在使它与整个社会程序发生一种密切的关系。因为下边的事实的缘故，他尤不能不这样：现在几乎包括整个地球在内的社会渐渐愈加推进分工的制度，愈加以一种特别事情和一种特别动作为个人的工作之限制，因而渐渐愈加减少的思想程度，使他愈加要依靠别人及愈加不能了解同时大大扩张的整个社会程序。
因此，每一个以推进无产者的进展为终身事业的人都应该极力反抗这种渐渐陷于思想上的停顿和愚昧的趋势，指导无产者使他们注意于各种伟大的观点、伟大的前途和有价值的鹄的。
为达到这个目的起见，最有效的方法大抵就是研究历史，观察和认识社会在已往的各伟大时期中的进化经过，如果这种进化是包括著种种一直到现在还发生作用的伟大的社会运动的，则我们尤要小心观察和认识。
为使无产者有一种社会的知识，有一种自觉和一种政治的成长性起见，我们必须藉助于唯物史观以研究历史程序。在这些情形之下，对于已往的研究便不单是一种考古的工作，而变成一种以实现一个较良好的将来时期为目的而大有补助于现在的斗争的强有力的武器了。
考茨基
柏林，一九○八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