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不懂耕耘的工人，地产是没有用处的。我们已经指出在大地产形成之初所发生的特殊劳动问题。即在历史时期未开端以前，我们也看见，富人不住地设法找寻可以时常依靠的工人，以把他们加入家庭中，加在有血统关系的家庭人员之上。
其初，他们不能利用支给工资的方法以招致这些工人。不错，我们在很初期的时候便可以看见工资劳动的例证了；然而这只是一种例外的和一时的现象，例如帮忙收获。一个独立农场所需要的生产工具并不很多，小康之家即可以获得这些工具了。而且当时的家庭和团体关系又仍然很坚固，一个家庭偶或发生了什么变故以致要抛弃它的地产的时候，它通常是可以借助于亲戚和邻人来打破这种难关的。
工资劳动者的供给固然不多，工资劳动者的需求也是很少。因为家庭和它的工业仍有密切的关系。假如一个农场需要较多的工人，则这些工人必须变成家庭的人员，他们不但必须脱离自己的工作场所，并且还必须脱离自己的家庭生活，而完全为别人的家庭所吸收。在这些情形之下，自由的工人并不存在。即在中世纪的时候，散匠之愿意变成主匠的家庭的人员的也只以一时为限，只以学徒时期为限，到了他自己变成主匠及在自己家庭中设立工场的时候便脱离主匠的家庭了。在这个时代中，一个外人的家庭断不能借赖支给工资的方法以永久雇用自由公民来做它的工人。大农场只有利用强制留用的方法才可以获得所需要增加的工人。奴隶制便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了。在奴隶制之下，那个外来的人是一点权利也没有的。而因为当时的社会异常狭小的缘故；“外人”这个概念又是包括一切的。在战争中，不仅俘虏，并且往往连整个被征服的国家的人民都沦为奴隶，而为胜利者所分取或售卖。可是在和平的时候，也有种种取得奴隶的方法，尤以水道运输事业为特著，这种事业其始是往往与海盗事业联在一起的，从事于这种事业的人所最渴望的掠夺品就是抢劫海滨时所捕得的有魄力而美貌的人类。此外，男女奴隶的后裔也是变为奴隶的。
其初，奴隶的地位并不很坏，他们往往自觉泰然。他们是一个富有的家庭的人员，他们所从事的往往是对于家庭的舒适性和奢侈性有所补助的工作，因此，他们的过度劳苦的情形并不显著。假如他们的工作是生产性质的工作，他们又往往——在大农场中——获得主人的帮助，而他们的生产又只以供给家庭消费为目的，必然是一种有限的生产。奴隶的命运全视乎他的主人的性格和他所隶属的家庭的财富为转移。主人们对于奴隶的地位的改良，很是关心，因为这种改良是包括他们自己的地位的改良在内的。并且，因为不住地和主人个人接触的缘故，奴隶又与主人有一种人的关系，机警漂亮的奴隶甚且可以变成主人所不可少的陪员，好像是一个朋友那样。我们可以在古代诗人的作品中看见奴隶对于主人是怎样的自由无所拘束，他们俩是怎样的互相爱慕。有些奴隶们往往因为尽忠的缘故而获得自由及一种很好的礼物，有些则以所积蓄的金钱赎回他们的自由。可是有许多却是宁愿做奴隶而不宁愿自由，那就是说，他们宁愿在富有家庭中过家人的生活，而不宁愿脱离这个家庭以谋孤独的、荒凉的和飘泊无定的生活。
真脱希（Karl Jentsch）说：“我们绝不要认为当时的人在私人生活中，把奴隶的法律地位——我们所这么厌恶的地位——视为严重的事情，以为他们并不把奴隶视作人类或当作人类着待；直到第一次普纳战争（First Punic War）结束止，奴隶的命运都并不是一种厄运。家主对于他的妻子所具有的法律权力是无以别于他对于他的奴隶所具有的权利的；这些权力在法律上虽然无所限制，却为宗教、习例、理性、情感和私人利益所缚束着。那个在法律之前被认为商品，可以由主人自由买卖和虐待的人其实是被主人在农场中视作忠实的同事而在家中视作同伴的，被主人在共同做完户外工作之后视为可与谈笑于火炉旁边的。①
这种友伴的关系不特见于农场中；甚至连王子，在英雄时代，也仍然是多少做点工作的。在《奥德赛》中，亚尔根奴斯王的女儿和他的婢女同做洗衣的工作；奥狄秀斯王子并不挑动他的敌对者和他决斗，而要和他比赛割草和犁田，当他返家时，他又看见他的父亲执着锄头在园中工作。并且奥狄秀斯和他的儿子忒楞马卡斯又都是他们的奴隶——“神圣的牧猪者”攸米阿斯——所爱戴的对象，攸米阿斯是深信只要他的主人能够回来，他便早已获得自由，并且获得一幅农地和一个妻的。
这种奴隶制度实是我们所知道的一种最轻微的剥削制度。可是，当奴隶一旦变成致富之道的时候，尤其是当那种已经脱离主人的家庭而独立的大地产开始雇用许多工人的时候，奴隶制的性质便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