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中的大规模生产还未像矿业那样具有效能程度较高的条件。不错，因为商品生产增加的缘故，连农业也有分工的现象了；有许多农场已经专事产谷，或专事畜牧的了。大规模的农场逐渐发展之后，它便变得可以为有科学训练及能力比呆板的农民较强的人所经营；因此，我们便在那些实行这种大规模的农业经济的国家中——换言之，就是先后在迦太基人和罗马人的地方中——确实看见一种充分发展的农业科学，发展到好像十八世纪的欧洲农业那样。可是当时这种科学却欠缺可以用来提高大规模的农场使超出由农民经营的农场的习例之上的工人。甚至工资劳动者对于他的工作，也不像自由的地主那么关心或留神；雇用工资劳动者只在大规模农场技术上远较小农场为优的地方才可以有利。然而由大规模农场雇用，而不复生活于家长制的家庭环境中的奴隶却是一个极不愿意工作的工人，事实上，他是力求有损于他的雇主的。即就家庭奴隶而论，他的工作的生产性也没有自由的地主那么大。奥狄秀斯早已说过：
“不复为傲慢的主人所驱策的仆人
马上便变得不愿意做他所给他们的工作。
仆役的日子一旦出现，宙斯（Zeus）的神灵
便把人类的德性取去一半了。”
天天受苦的奴隶的情形自然远较恶劣，而他们对于主人所持的态度又是一种绝望和痛恨的态度！大规模的生产而想获得与小规模生产相同的效能——应用同数的工人而获得相同的结果——则它必须远比后者为优良。然而大规模生产不特不见得比小生产较好；并且从许多方面说，还比小生产较劣。本身受着恶劣待遇的奴隶往往给牲畜以恶劣侍遇，借以泄愤，这些牲畜自然不能繁殖。同样，主人断不能让他们运用各种精致的工具。马克思早已指出这点了。他论及《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说：
“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生产所以如此昂贵，这便是原因之一。依照古代人平常的说法，劳动者不过当作有声的工具，和当作半有声工具的动物，当作无声工具的不会动的劳动工具相区别。但他自己却要使动物和劳动工具，觉得他不是它们的同种，而是人。他往往虐待动物，损坏器具，来表示他自己是和他们有别的。所以，在这种生产方式内，有这样一个经济原则：只使用最粗糙最笨重的，并且就因为太笨重所以不易损坏的工具。在美国盛行奴隶制度的数州，即濒于墨西哥湾的数州，到南北战争爆发的时候为止，一直是使用旧式的中国式的犁。这种犁，是像猪或鼹鼠一样挖泥的，不能犁成沟畦，也不能把土壤翻转来。……欧姆斯台（Olmsted）在其所著《沿岸蓄奴的诸州》里面，也有如下的话。‘我曾看见这里所用的工具。没有一个人，和我们同行的，有理性的，会让他用工资雇来的工人，使用这种工具。依我着，这种工具异常笨重的情形，一定会使工作，比我们用平常的工具的时候，至少增加十分之一的困难。我又相信，奴隶使用工具时既然那样不当心不仔细，就给他们以比较精致的工具，也不见得能有好结果。我们通常给劳动者使用，并会由此造出很多利润的诸种工具，如果拿到威基尼亚麦田里来使用，怕一天用不到，就要被损坏，虽然那里的麦田，要比我们的麦田更轻松，更少石块。所以，当我问，为什么这些农庄，普遍地，以骡代马时，我听到的最初一个最确实的理由是：马不堪黑人的虐待。马受久了黑人的虐待，便会昏倒，不能作事；骡却能忍受鞭笞，甚至饿一两次也不会在身体上发生妨碍。没人照料，或作事过度，也不致受寒生病。我从我执笔的窗户着去，就几乎随时可以着到虐待家畜的事情。在北方，单有这种事情，就是农业家给他解雇的理由了。’”①
奴隶是愚鲁的，愤怒的，恶意的，渴望有可以加害于他所痛恨的，把痛苦加于他身上的人的机会的，所以大地产的奴隶劳动所生产的实远不及农民所经营的农场那么多。普林尼（Pliny）在第一世纪中早已指出，意大利的农场在农民还未厌恶亲自耕种的工作的时候是很肥沃的，可是自从农民容许被束缚着和有烙印的奴隶虐侍“地母”（土地）之后，“地母”就变得难于制驭了。这种农作，在某种情形之下，也许可以提供比农民的农场为多的剩余产品，然而它断不能维持同等数目的人的兴隆景象。不过，战争的情形一日继续下去——罗马不断以战争骚扰着地中海四周各地——农民事业的扩张也必随之继续下去。可是农民经济同时又日趋没落，因为各种战争除了新土地和无限的廉价奴隶之外，还把很丰富的劫掠品赐给那些好战的大地主。因此，我们便在罗马帝国中看见一种与近代的经济程序极相类似的经济程序：小工业日趋衰落，大规模的生产日渐发展，大地产则扩大得更快。这些大地产逐渐剥夺农民的土地，并且，纵使不能借赖大规模种植的方法或别种大规模的生产以夺取他的地位，也最少把他由自由的地主化为要依赖别人的佃农了。
波尔曼（Pohlmann）在所著《古代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史》中曾由伪著昆体良《讲演录》引及一段《贫民反对富人的哀词》，这段话把大地产发展的情形叙述得非常精到。它是一个已贫穷化的农民的哀词，那个农民叹道：
“我并非常常都是富人的邻人。有一个时候，住在我四周的农场中的都是独立的农民，他们是同等富有的人，他们很和蔼地耕着他们的小小的田土。现在便大大不同了！旧日供养这一切公民的土地现在已变成一幅大规模的耕地，而为一个富人的专有品了。他的地产已向着各方面发展；它所吞并了的农民家宅已被拆毁，各种祖先神像已被破坏。从前的地主已不能不别离他们的祖先的遗宅中的神灵而带着妻子搬到别处去。在这幅广大土地上的工作是一种统一的伟大工作。无论在什么地方，财富都好像用一壁墙围着我的样子。这里有富人的花园，那里有他的田土，这里有他的葡萄园，那里有他的树林或草地。我本来也是想离开此地的，但我却找不到一处没有富人为邻的地方。因为有什么地方不是富人的私有地产呢？他们已不复能因为他们的地产已扩展到与天然的分界——河流或山岭——相符，好像国家的疆界那样，而自觉满足，他们是连最辽远的山巅荒地和树林都要据有的。这种扩张永不会碰到限制，永不会碰到障碍，除非那个富人的土地碰到别一个富人的土地。这些富人对于我们穷人还有一种侮辱，那就是，他们在已经犯着侵犯我们的权利之罪的时候，还自以为无须否认他们的罪恶行动。”(《古代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史》，第二卷，第582——583页）
波尔曼以为上一段话实是“一般极端资本主义”的趋势的特色。可是这种进化程序与近代资本主义及基金财产之日趋集中的进化程序的类似性只是一种表面上的类似性，把二者混为一谈实是绝对错误的。我们如果把这个问题作一种较深刻的研究，则其结果适足以使我们看见这两种发展的极端相反的性质。第一，现在的集中的趋势，大企业力求消灭小企业的情形，及小企业之渐渐愈加要依赖大财主的情形，大抵是进行于工业中而少见于农业中。古代的情形恰好与此相反。其次，现在的小企业之所以日渐受制于大企业完全是由于竞争所致，竞争使利用大机器和大工厂的组织的生产力可以具有充分的效能。就古代而言，则这种现象是由于下到的原因所致：自由的农民为兵役职务所压迫，日渐衰弱；富有金钱的人可以获得较廉价的劳动力，奴隶的劳动力；富有金钱的人可以利用高利贷的方法愈加变成富有——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文将再有论列。这一切原因都是减低而不是提高劳动的生产力的原因。古代并没有为发展及利用机器所必要的各种条件。当时的手艺匠阶级还未发展到可以供给大批自由的技巧劳动者——准备为人所大批地永久雇用的劳动者，为出产机器及运用机器所必不可少的劳动者——的程度。因此，当时也没有足以使思想家和考察家发明机器的必要的刺激，因为这些机器纵使发明出来也是没有实用的。不过，可以为生产事业所实用而有成效的机器一旦被人发明，渴望在出产及运用机器的事业中找寻职业的自由劳动者一旦大批出现，机器便马上变成企业家所借以互相竞争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了。结果，机器便不断地改良和不断地扩大，劳动的生产力日渐增加，超出工资之上的剩余利润日渐增加，贮蓄或积聚一部分的剩余利润以为购置新的和较好的机器之用的需要日渐增加；最后，不断扩大市场的需要也日渐增加，因为较良好的机器的产品是不断增加的，这些产品是必须设法销售的。于是资本便一路增加起来，因而使生产工具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中的位置日趋重要。结果，后者为有利地推销日渐增加的消费品——与日渐增加的生产工具同时被做出来的消费品——起见，便不得不继续不歇地找寻较多的新市场。因此我们实在可以说，在一个世纪——十九世纪——之内，它便已经征服整个世界了。
古代的情形便不同了。我们已经说过，大经营场所只能把最粗鄙的工具交给奴隶使用，它们只能驱使最拙劣的和最愚鲁的工人工作，因此只有价钱极廉的奴隶才可以使大规模的经营场所变成有利可图的事业。这种情形使大规模经营的企业家不住地趋向战争，因为战争是获取廉价奴隶及不断扩充国家疆土的最有效的方法。自从历次攻击迦太基的战争起，这种趋势即已是罗马的侵略政策的一种最有力的动因。罗马在二百年内曾对地中海四周各国实行侵略政策，并且在基督时代把高卢（Gaul)——即现今之法国——征服之后，还准备宰制人口强健而足以供给绝好的奴隶的德国。
这种增加被剥削区域的无厌的和不住的趋势使古代的大规模企业与近代的大规模企业约略相似；然而其应用为日渐增加的奴隶群众所提供的剩余产品的方法却与近代的方法很不相同。我们已经看见，近代的资本家必须把他的利润大宗地贮蓄起来，借以改良和扩充他的企业，否则他便要为他的竞争者所制胜。古代的蓄奴者却不觉得有这种需要。他的生产所根据的技术基础比之他所渐次消灭的小农的技术基础，不是较高，而是较低。这种技术基础不是不住地发生革命和扩展，而是始终一样。一切超出一定支出的成本，和工具、牲口及奴隶的更换费或损害费之上的剩余产品都为蓄奴者个人所随意享受——纵使他不是一个浪费者，也是一样。不错，他可以把金钱投于商业和高利贷事业或新地段中，因而变成较多的利润的来源，可是即就这一笔新利润而论，他也是只可以拿来作享乐之用。为生产超过一定数目以外的生产工具而积聚资本在当时原是一种滑稽可笑的举动，因为这些新生产工具断不能找得新的用途。
为大地产所排挤的农民愈众，则集中于一种私有权之下的土地和奴隶的总数便愈大，而剩余产品便愈多，剩余产品就是存于个人手中而除了个人享乐便没有用途的财富。近代资本家的特色在乎他的积聚资本的趋势，帝国时代的罗马富人的特色则为寻求享乐：基督教之出现正在此时。近代的资本家所积聚的款项是为古代罗马的最富有的人所望尘莫及的。古代罗马的顶大的富翁就是那息萨斯（Narcissus)，尼罗所已解放的奴隶，他所有的财富为20,000,000元。可是比之据说为洛克斐勒（煤油大王）所有的1,000,000,000元，20,000,000元成什么东西呢？不过，美国的大富翁，虽然也穷奢极侈，他们的奢侈程度却远不及罗马富翁那么厉害，罗马富翁是以黄莺舌为宴会食品而且把珍珠浸于醋中的。
奢侈的程度愈厉害，伺候个人的家庭奴隶的数目便愈多，尤其是在奴隶价格较廉的时候。贺拉西（Horace）在他的讽刺作品中曾说过，一个人为稍求舒服起见，最少也要有十个奴隶。富有之家的奴隶往往以千数计。较粗野的奴隶工作于矿场和大农场中，至于较文雅的，尤其是希腊奴隶，则伴居于“都市家庭”，换言之，就是住于城市住宅中。在奴隶中，不但有厨子，书法家，音乐家，儿童教师，戏剧演员，并且有医生和哲学家。这些有教养的奴隶，和那些以增加主人的财富为目的的奴隶不同，他们大都是休闲无事的。他们大部分在这时都是无所事事的懒人，好像他们的主人本身那样。可是旧日使主人优待家庭奴隶的两种条件此时已不复存在了；那两种条伴就是：昂贵的价格——因此主人便不能不爱惜他——及常常伴着工作的主奴的友伴关系。在这时，主人钱多而奴隶价廉，已没有人觉得有爱惜奴隶的必要了。其次，家庭奴隶的大群众对于主人已完全没有丝毫的私人关系；主人是简直不能一一认识他们的。即使主奴发生私人关系，这也不是因为共同工作——使他们互相敬重的共同工作——的缘故，而是在各种为懒惰性及倨傲性所引起的在狂欢和不正当的事情中，这些事情只能使主奴互相蔑视罢了。家庭奴隶虽然闲懒无事并且往往为主人所纵容，但往往又因为主人发脾气，发怒的缘故而蒙受极残酷的侍遇。坡力奥（Vedius Pollio）的残忍举动是人所共知的；他的奴隶偶然打破了一件水晶器皿，他便下令把他抛入池中以供鳗鳄——鳗鳄是一种美味——之食品了。
这些家庭奴隶的数目的日渐增加，意味着社会中不生产的分子的日渐增加，这些不生产的群众同时更为流氓无产者——流氓无产者一部分是由被排挤的农民所构成——的发展所扩大。当这种程序正在进行着的时候，自由劳动为奴隶劳动所逐渐排挤的情形又渐渐大大减低许多种职业中的劳动的生产率。
可是，家庭中的人数愈多，则它的各种用品，如衣服及用器等，便更易于为自己的工人所制备，而无须像较小的家庭那样由外边购买。这种情形使那种举行于家内而以供给家用为目的的生产再复从新发展。然而我们切不可把这种富人的家庭经济和原始的简单家庭经济混为一谈，原始的家庭经济是建基于差不多绝对欠缺团体生产的情形之上的，那时的家庭所生产的正就是最重要和不可少的必需品，所购买的只是工具和奢侈品。第二种以供给家用为目的的生产，见于罗马共和国末期及帝国时代的富家中的生产，则正是建基于团体生产，建基于以市场为目的的矿场和大地产的生产之上的东西；这种家庭生产根本上是一种奢侈品的生产。
这种以供给家用为目的的生产的新发展实是一种足以危害自由手艺匠的东西——城市和大地产中利用奴隶的各种工业对于自由手艺匠早已予以很大的打击了。因此，自由手艺匠阶级便不能不相对地减少，换言之，自由工人的数目和奴隶的数目比较起来，不能不日渐减少，甚至手艺工作的情形也是一样。可是就好些事业而论，自由工人的数目却仍旧可以绝对地增加起来。因为奢侈程度的升高，对艺术品和艺术工业品，甚至纯粹装饰品——如化妆品和香膏——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了。
以这些奢侈品为判断社会的兴隆景象的根据的人，采取罗马的国王、大地主和随从他们的谄媚者、艺术家与文人所采取的狭隘的观点的人，也许会把亚古士督王时代的社会情形认为绝好的情形。无限的财富日渐积聚于罗马中，这些财富的用途只以个人享乐为限；寻求快乐的富有浪费者摇摇欲跌地赴了一处的宴会又复赴另一处的宴会，把自己所享用不尽的剩余品恣意抛弃。有许多艺术家和学者都从这些阔人们那里获得大量的金钱。伟大的建筑物纷纷出现，其宏壮美观至今尤为我们所羡慕不已；整个世界都好像是不住地把财富喷射出的样子——然而这个社会早已走向灭亡之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