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诈实是轻信性和爱好奇迹的心理的一种必然的补助。我们在上文所举的例只以述及已死的人物的奇迹的记载家为限。然而当时也有许多述及自己的奇能的人。亚历山大城的亚匹温（Apion)，犹太人的饵诱者，提庇留王称之为“世界的钟舌”(Cymbalum　mundi)的，就是其中之一了。“他是一个大言不惭，赋有最矛盾的无所不知的本领和无穷的自信，纵使不是熟识人类，最少也是熟识人类的无价值之处的人，一个精于使人错误之术的演讲师，他常常都准备动作，富于机警性，绝不会惭愧，而又具有无条件的忠诚性。”①

　　这一种人通常都是很忠诚的——所谓忠诚是指富于奴隶根性的意义。这个忠心的无赖竟然卤莽到要以魔术把荷马由下界召来，借以向他问及他的出世地点。他甚且说，这个诗人的神灵会现形于他的面前并且答复他的问题，不过嘱咐他保守秘密罢了！

　　阿般尼忒哥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Abonuteichos，约生于105年，死于175年左右）比那个骗子还厉害。他采取最粗鄙的方法来施行魔术，例如，他往往把活人藏于已被屠杀的畜牲和挖空的神像之内。他设立一个神谕所借以向问讯者收取费用，据琉细安的估计，这宗营业的收入每年约为15,000元。他甚且能通过执政官卢尔德瑞安尼斯（Rutilianus）而影响于“哲学的”奥理略王。这个骗子死时异常富有并且获得很大的尊荣，据说他的纪念碑在他死了以后还能示人以预言。另一种布置周到的骗术似乎就是下列的一种了。

　　“第奥·加西阿斯（Dio Cassius）说，在220年中有一个自名大亚历山大，体格、容貌和衣服都和亚历山大大帝酷似的神灵，带着四百个穿着酒神祭司的衣服的随员，由多瑙河（Danube）行至博斯辐鲁(Bosporus)，于是便不见了；没有官吏敢阻止它，反之，各处地方都以公款为它预备住所和食品。”①我们的下流社会的英雄甚至比较实际的科本涅将军（Captain of Copenick)，如果想及这些事迹，也必然会自愧不如②。

　　可是故意说谎和行骗者并不只限于骗子和无赖；甚至严肃的思想家，和其他很有资望的人，也是常常这样做的。

　　古代的历史文献永未尝具有严格的批评的特性；它还未变成一种狭义的科学，还未被人拿来作考察社会进化的定律之用，它所有的只是教育和政治的作用。它的目的在训诲读者，或在向他证明历史家所赞同的政治趋势之正确。历史家是必要把他们的祖先的伟大事业用来提高后世的人的思想及引起他们的同样行动的。因此，历史作品便只变成描写英雄的史诗的一种散文的回响。

　　然而历史家也是要利用人类的祖先的各种经验来教导后世的人，使他们知道什么应做和什么不应做。许多历史家——尤其是在以训诲和感化为主旨之时——之所以不精于选择和批评其材料的原因是不难明白的；他们甚且会因为增加他们的文艺的效力的缘故而利用他们的想象来补足故事的线索。每一个历史家都以为，随意替故事中的人物制造演说词实是他所特有的一种权利。不过，正统的历史家却很苦心以求使他们关于他们所述及的人物的活动的描写不至有明知故犯的错误。他们之所以要小心避免这种错误还有一个重要理由，那就是，他们所述及的是一种公共的政治活动，因此他们的纪录是会为人们所小心纠正的。

　　但是古代社会日渐衰落以后，历史作品的职责便不同了。人们已不复要求政治的教训，因为政治已渐渐变成他们所漠不关心的东西，并且渐渐引起他们的反感了。他们也不复需要勇敢而尽忠于祖国的好汉的例子；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娱乐，足以打动他们的疲乏神经的新刺激、闲话、异闻和奇迹。小小的错误对于读者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其次，把纪录内的事实加以纠正又渐渐变成愈加困难，因为读者此时所最注目是故事中的人物的私事，不为一般人所共知的事情。因此，文学式的历史便一方面渐渐变成是是非非的纪录，一方面渐渐变成蒙喜豪绘（Munchausen^*）派的言过其实的作品。

　　这种新趋势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希腊文学中很为显著。亚历山大的廷臣奥涅式克里都斯（Onesikritos）关于亚历山大的事迹曾写过一本简直是谎话和过事铺张的书籍。然而说谎和杜撰相距只不过一步之遥。攸美路斯（Euemeros）便跨进这一步了，他在第三世纪中把某些碑文由印度带回祖国，他说这些碑文是很古的作品，但其实完全是他自己所杜撰出来的东西。

　　这种巧妙方法并不是只限于文学式的历史。我们已经说过，哲学家对于今世的事物的兴味已日渐减少，对于来世的事物的兴味则日渐增加。可是哲学家怎能使他的学生相信他的来世见解不是空想呢？引起这种信心的最简单的方法自然就是捏造一个证人——说他是由那个“去者不能复回”的国家返来的人——以报告那里的一般状况。甚至柏拉图也不以应用此法为可耻，这可以以我们在上文所已提及的旁非利亚人的事件为证。

　　其次，自然科学的兴味之日渐减少及为伦理学的冥想所代替的情形又足以使人们抛弃那种力求以实际经验来测验每一种提议之是否正确的批评精神，使各个人的理智的忍耐性愈加失其力量，因而又使他们愈加求助于某个伟大人物。人们这时不为实际证据所动而只为权威（authorities）所动。无论什么人，如果想使人们有一种印象，便必要首先获得必需的权威的助力。他的话必要是有权威的人物所已说过的东西。假如这些有权威的人物没有他所想说的话，他便要稍加窜改，或把有权威的人物凭空捏造出来。我们在上文已经说过但以理和毕达哥拉斯是这一类的权威了。耶稣和他的使徒、摩西、神巫（sibyls）等都是这一类的东西。

　　作者不一定要假托名义以做成整本的伪书；他往往只须把一句话加插在一本为人所共认的一个有权威的人物的原著中，而借这句话表示自己的信仰，便足以为他的论据找得充分的权威了。这种手法，因为当时还未发明印刷的缘故，更为易办。当时所流行的书籍完全是手抄本，或是读书的属主的手抄本，或是他的奴隶替代他抄的东西——假如那个属主富有到可以蓄养一个专司此职的奴隶的话。此外，当时又有些使奴隶抄书来发售而借此致富的出版家。在这种手抄本中删去一句自己觉得不甚方便的话，或加上一句有需要的话，并非难事。如果原著者是一个已死的人，则这种手续便更易办，因为当时的不细心和轻信一切东西的人大抵是不会起而抗议的。以后的抄写家是会设法把这种伪文（杜撰词句）保存于永久的。

　　基督教徒之利用这种进行方法，比别的历史家较为容易。无论基督教的各种教会的原始的教师们和组织者是什么人，我们也可以断定，他们是由下层社会出身，既不能文，而又没有作品遗下。他们的学说其始只是由口头传播的。假如有一个信徒在任何的讨论会中援引教会的初期教师的权威以为立论之佐证，则除非他的说话太与习例相反，旁的人实难与他以反驳。不久以后，叙述他们的“主”及其使徒的言语的各种极不一致的说法便必然会流传于各地。并且，我们又知道，基督教的各种教会其始是彼此冲突得异常利害的，因此这些不同的说法之所以出现，其本旨实不在为一种客观的历史的记载，而在给彼此辩难之用。到了后来，这些不同的说法才被录下及收集于《福音书》中。后来的抄写家和改作家也是以辩难为主要的宗旨，因此，他们便随处把不合意的说话删去而代之以别种说话，借以使他们可以利用整本纪录来证明基督或他的使徒所提倡的就是这种或那种的见解。我们如果小心研究《福音书》，实可以随处发见这种争论的趋势。可是，不久以后，基督教徒便不复以本着自己的需要来这么样的修改和杜撰自己的神圣作品而满足了。基督教徒中一旦有了充分的有教育的人而觉得要在基督教界之外的著名作者中间找寻述及基督教的证据的时候，他们便把这种极端便利的方法用来对付别的作者，“异教”的作者了；他们便觉得应为这些有教育的人特别捏造某些手抄本，使他们觉得满意而给他们传播于各地。这一类的杜撰作品，有许多一直到现在还被保存着。

　　其中有一种是我们所已说过的，那就是，约瑟福斯述及耶稣的话。第二个和塔西佗一并述及基督教徒而认之为同时代人物的作者就是小普林尼。当他任俾斯尼亚（Bithynia）的民政官的时候（约为111——113年），他曾写过一封述及基督教徒的信给图拉仁，这封信一向保存在他的书信集中①。他在这封信中请求关于对付他的属州中的基督教徒的训令。他说，他并不听见他们有什么恶行，不过，各地的庙宇都因为他们而变成空虚了。这种说基督教徒清白无罪的见解，和普林尼的朋友塔西佗的意见不甚相符，塔西佗会强调“基督教徒为人类全体所痛恨”。据那封信说，基督教在图拉仁时代即已普及俾斯尼亚各地，它已可以使各庙宇变成空虚，使“它们久已变成荒凉，使它们的各种仪式久已无用，使它们的牺牲难于找得买者”，这也是一种同样地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事情。其实，我们以为这种情形是会引起绝大的注意，好像柏林只有社会党投票那样的。如果这封信的话是真的，则俾斯尼亚必然已经发生了一种普遍的骚动。可是普林尼在未听见有人反对基督教徒以前，却未闻有基督教徒之存在。这种和别些理由实足以使我们假定，这封信是一种基督教徒的杜撰作品。色姆雷（Semler）在1788年中便早已假定普林尼这封信完全是后来的一个基督教徒所捏造出来借以表扬基督教的东西了。可是鲍尔却以为这封信其实是普林尼的作品，其原文绝没有阿谀基督教徒的意思，因此它是后来的基督教的抄写家所加以“粉饰”而成的。

　　当条顿族的野蛮部落在大举移民时代中大批涌入罗马帝国时，这些杜撰作品便变得愈加荒唐。这些新兴的世界主人尽属简单的农民。他们当然富于农民的狡猾性，他们对于各种明显简单的事情当然是很清醒及能够洞悉人情之奸伪。他们既然是简单率直，所以便没有古代文化的哲嗣那么渴望奇迹和轻于相信人言。可是他们对于书籍作品却茫无所知。这些艺术已变成了基督教教士——这时的唯一有学问的阶级——的特别权利。教士们并不怕他们那些有利于教会的杜撰作品会受到人家的批评。因是杜撰作品的数目便比前增加得远较迅速，并且不复只以理论问题为限，只足以供理论上、技术上、或组织上的争辩之用，好像旧日那样了。它们这时已变成一种夺取财产的手段，或一种从法律上保障已获得的财产的方法。这些杜撰作品中最过分的自然就是《君士坦丁的赠物》(Constantine　Donation)和《以锡多（Iaidor）的法令》。这两篇东西都是第八世纪中的杜撰作品。依据第一种文献，君士坦丁（306——337年）曾把罗马、意大利及一切西方属州的无限而又永久的领土赐给基督教的教皇。以锡多的“法令”则据说是由西班牙教皇以锡多在第七世纪之初所搜集而成的一集教会律令，这些律令把教皇认作教会中的唯一权威。

　　关于基督教起源的历史，现在之所以难于稽考，这一大堆的杜撰作品未始不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些杜撰作品中有许多是不难窥出其破绽的；有许多已为数百年前的学者所揭发了；例如伐拉（Laurentius Valla）在1440年便已揭露《君士坦丁的赠物》是一种杜撰作品了。可是想找出这些杜撰作品中的真理的核心，和决定这种真理的大概的范围，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我们现在所述及的情况并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情况：各地的经济的，政治的，以至科学的和道德的景象都陷于一般的衰落状态中。古代的罗马人和希腊人都把人性的充分而又和谐的发展认作一种最好的德性。Virtus（道德）和Arete（德性）是指勇敢和毅力而言，也指大丈夫的尊荣、牺牲性及不自私地尽忠于公共利益的性质而言。可是社会的羁缚日渐强固以后，服从便变成最高尚的德性，因而引起我们所已说过的一切“高尚”性质：厌恶公共幸福而专求个人利益、怯懦和欠缺自信力、渴望为一个国王或为一个上帝——而不是为自己的能力或自己所属的阶级的能力——所拯救；自甘卑下而愿受强有力者和祭司的无礼看待；对于人生感觉枯寂无味和发生厌恶之心，希求异闻和奇事；神经衰弱、迷醉、富于伪善性、好说谎而尚杜撰。这就是帝国时代的情形，它的各种特色都在那个时代的产品——基督教——中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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