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犹太教的宣传力量非常强大，但并不是在一切阶级中都发生同一效果的。有很多人是鄙弃犹太教的，尤其是大地主。大地主之永久不变的特质，是居家的习惯，和地上的窄狭主义，他们对于终年游荡不息而又有国际性质的商人，是非常反对的。而且，商人之利益，即从地主之浪费中取得，因为商人，总千方百计，要把从地主手内所买入的生产品之价值减到极少，而在一转手之间，便又想千方百计，把这些商品，用最高之价格，卖给别一个要求这些商品的地主。自然，大地主也常常拥有重利盘剥的资本，我们晓得他们之在早代，用重利盘剥的方法，而获得了很大的利益。不过这些地主，通常总是敌视商人的。
同时，工业雇员之工作于出口商运者，也加入于仇视商人之队伍中，像今日之国内工人，对于他们的经纪人一样。
这种反对商人之形式，其主要的表现，便是反对犹太人，因为他们是这样紧紧地固执着他们的民族性，他们虽然少用他们的言语，以和他们围绕着的邻邦人口相分，但却严密地紧紧缠绕着他们传统的民族习惯，而这些习惯，现在，更混合于他们的民族连结的宗教之中，于是犹太人便成为巴勒斯坦之外之居民所非常注意的对象。虽然这些特殊之点，在很多情境中，都只成为群众对于犹太人的嘲弄数据，恰像其它各种外国的东西足以成为他人嘲弄的资料一样，然而他们之所以被人仇视，更在于他们是一种剥削阶级，他们是商人阶级，同时，他们也联合起来，成为一种坚固之国际组织，以对敌其它阶级之民众，他们的财富和特权，日渐增加，而其余之民众，则日渐显著地贫乏，其权利，也日渐减少了。
我们可以从塔西佗（Tacitus）的书中，晓得当时之异邦人对于犹太教所造成之印象；他说道：
“新的宗教习惯，创行于摩西（Moses)，它对于其它的人类，是恰相反对的。他们以为一切对于我们是污秽的东西，都是圣洁的；而且他们所接纳的一切东西，对于我们，都是厌恶的了。”而这些习惯之中，他举出禁食猪肉，各种节日，和安息日为例。
“他们辩护这些宗教的习惯；无论它们之原始究竟是什么，他们总以为是有重大的古代的基础的。还有别一种可憎可厌的习惯，则是源于他们之邪恶；因为他们以为罪恶的人们，必不信他们祖先所信奉之宗教，而他们自己，则是大受天赐和贡献的：所以犹太人的财富，便增加了。而且，事实上，在他们之中，其最严厉的真诚和最渴望的仁爱，愈为流行，则同时所连结着表现的，便为对于其它的一切人们之僧恨的敌意。后来他们在晚餐之间叙集起来，他们禁止和别种信仰的妇人结婚同居，但在他们自己之中，便没有什么不准许的。他们采用割礼的方法，以为他们和其它民族的分别。凡加入他们之中的人，都要接受割礼。他们所要完成的，并不是什么，只是轻蔑其它的诸神，舍弃他们的祖居，不敬父母，不友兄弟，不理儿女。他们永久地想增加他们成分中的数目，而且杀死了他们所以为是犯罪者的后裔。因为他们的宗教上之原因而战死疆场，或受逼而死的人，其灵魂是不朽的；由是，他们便趋于多产儿女，而且视死如归，把死亡这一件事，加以轻视。”
此后，塔西佗更进一步，研究他们反对崇拜其它的一切上帝之原因，其结语如下：“犹太人之习惯是无意识的，是卑污苟贱的（Judae—orum mos absurdus sordidusque）。”①
讽刺家嘲笑犹太人；就在热情之群众中，也常常可以找出对于犹太人之嘲弄。
约凡诺尔（Juvenal）在他的第十四种讽刺文之中，叙述一个父亲要给他的儿子以好的影响。但一个犹太教之父亲，却给他的儿子以一种不好之影响：
“你会找着那些命运中总有一种严守安息日规则的父亲之人们。这些人们只向着云霞和天上的上帝祈祷。他们信仰猪肉和人肉是并无分别的，因为他们的父亲是不食猪肉的。不久，他们便会举行割礼，把阳物之包皮割掉，而且轻蔑罗马人的法规。他们学习，遵守，而且尊崇犹太人的法规及一切，而这些一切，是由摩西用他的秘密卷轴而传下来的。但凡除了会崇事这种信仰的人，神是不会显示另一条道路的，只有用割礼的方夫，才能够重兴他们的热烈渴望之疲倦。这就是一个以第七天作为安息日，而在这一日之间，禁戒一切生命的表现之一个父亲的影响了。”①
一般的社会不幸，日益增加，对于犹太人之敌视，也一同增加。
这种敌视，就在古代的时候，也已经是一种表现着对于国家和社会之衰颓的不满足的最简单和最不英雄的方法。因为，在当时，如想攻击贵族和大地产之拥有者，重利剥削者和大将军，都是不容易的事情，攻击王宫上的暴君则更不容易；至于犹太人呢，虽然有他们的特权，但以对于国家之权力言之，则是最无防卫之力量的。
在帝国朝代的早期，农耕人口的贫乏已经到非常可怕的地位，城市中，充斥着很多暴徒，准备着劫掠的行动，有时且发生一种有正当的借口之屠杀。
莫悟生（Mommsen）曾把这些屠杀中的一次，敏锐地叙述出来，这一次屠杀是在于纪元后三十七到四十一年，该乌斯·加力高拉(Gaius Caligula）大帝之朝代举行的，换一句说，则适当于一般人以为基督受死的这个时代之前后举行的。
“希律一世（Herod I）和他的妻子美丽的马利安尼（Mariamne)
的一个孙子，名希律·阿格聂巴（Herod Agrippa)，他追随于他的祖父之保护人和朋友之后，他在罗马城中居住之各个王族的公子中，大概是最无价值，最无用处的人了，然而他却是新即位的大帝的最喜悦和最幼年的朋友，他在以前的时候是以荒淫和欠债驰名的，他很幸运地在提庇留（Tiberius）死亡之时候，从他的保护人，接受了一宗赠品，一块空虚而微小的犹太人之领士，和一张买卖的皇家契约。希律·阿格聂巴于纪元后三十八年，开始向新的领地旅行了，先到亚历山大城，他在那里，住了好几个月，应用他的所有的单据，从犹太的银行家借到一宗款项。当他穿着他的王族的制服，出现于亚历山大城之公众会集之时，他带看全副武装之战士显现着，自然便令这个大城之非犹太的居民注意了，因为这些人是喜欢讽笑和毁谤的，他们是犹太人之敌。他容纵当时对于这个情境所写的诬谤文章，而并不禁止。这样，便把杀戮犹太人之热情，弄到登峰造极。凡不紧紧地互相关照着居住的犹太人居所，总被劫掠及焚烧，又抢掠海日湾泊的犹大船舶，凡在非犹太人居住的境界内，找出犹太人，即加以虐待及杀戮。不过，无论如何，还不能危及城中的纯粹犹太人所住之区域。所以，困迫犹太人的领袖，便找出一种方法，要把犹太人所供为神用之会堂，加以毁灭。犹大人对于这一种会堂，是非常爱护的，而假若没有这些会堂的保护，他们早被杀戮了，于是困迫犹太人之领袖，便提倡要把这些会堂改为新统治之君王之殿堂，其上，还要安设有君王之偶像，在最主要的犹太人会堂中，又要设立一个四马二轮车的王像。一切人们，连同犹太人和官吏，都晓得新王该乌斯是自以为——像他的糊涂心理所会容许的一样——确是一个肉体的真上帝。该地之长官，名阿化留斯·弗力加斯（Avilius Flaccus)，本是在提庇留大帝下之一个能干而又优越的统治者，但现在，却成了这个新王之所不喜悦的人了，所以，他是时常恐怕有撤任和被控告之危险的。他见亚历山大城，发生这种事情，马上认为是固位之一种方法，而加以利用。他不特发布一个命令，严责那些反抗而不准在会堂中建设这种王像的人，且还把屠杀之热情加入于其中，他命令要停止安息日之遵守。他在命令中，还说这一种卑贱的外国人，他们的产业是不准占在城市中之最良好的区域之中的；他们现在，只指定居在五个区域中的一个，而在其它区域中之犹太人的居宅，便全为暴徒所占据，由是，该地原住的犹太人，便没有房屋可居，只得群集于海滨，这种无家可归之犹太人，其数目甚为巨大。他们即使呼吁，也并没有人听受；当时代替爱德拿尔兹（Ethnarch）以治理犹太人之三十七个元老院委员，在群众之前，公开地饱受鞭打。四百间房屋被毁灭；商运和贸易，一切都停止了；工场封闭。除了罗马皇之外，没有人可以帮助犹太人了。于是便有两队代表团，出现于罗马皇之前，一队代表团，当然都是犹太人，而其领袖，则为前面所述过的菲罗（Philo)，他是一个新犹太教的学者，他的思想，本是文雅的而不是勇敢的，所以在这次的难关中，他为他的人民，并没有怎样勇敢地请求；还有别一队代表团，则为反犹太人者，其领袖则为阿比安（Apion)，他也是亚历山大城中之学者和著作家，一个‘世界之木铎（cymbalum mundl)'，当提庇留大帝召见他的时候，他口若悬河，说出很多的谎语，表现出很多他自己之轻忽的无知和毫无疑问之信念，他的知识不是属于人类的，而是属于他们的卑污下贱之思想，但他总是雄辩而煽动的专门家，有敏智，尖锐，无耻，和无条件的顺从。于是这种召见之结果，便不难想见了；罗马大帝把这两位，在他的园中召见，他并不去听从恳求者之呼吁，而只是质问他们以可笑的问题，这便令到反对犹太人的代表团更为嘈杂和讥笑，轻视一切礼仪。并且因为他过于谈诙谐的缘故，他完全忽视了这些良好的公民的心内是非常不安静的。因而他们竟不晓得怎样才能够表示他们的内在的神圣性情，虽然这是他自己也以为是无疑而严重的事实。结果阿比安便在论辩之中获得胜利了，于是一切地方的反对犹太人的人民，便显明地把一切犹太人之会堂，变成为该乌斯大帝之殿堂了。”①
有人读这段记载而不会重新念及今日的俄罗斯之情境的么②？而且其相同之处，还不只在于屠杀这一项事情。我们能够在提及这一个高据皇位而精神错乱的残忍之兽类该乌斯而不连带想及俄罗斯屠杀中之天潢贵胄的保护者？这些无赖汉的方法还不是有其根源么！
② 本书著者 考茨基作这一段时，是在一九○八年，当时俄罗斯便有遭样的情景。——译注
本来，在罗马帝国，它的有效的兵力是很强大的。罗马大帝对于各种普遍的群众运动，是很为反对的，在亚历山大城中所演之惨剧，他们是可以禁止举行的，但因为皇权早经巩固了，该撒不再需要犹太人之赞助了，于是他们便压抑犹太人。该撒对于一切祖织，都是不信任的，即使是最清白无辜的团体，他都怀疑，则这种有国际性的宗教组织，自然更有很不良之印象，印入该撒之脑中了。
对于犹太人之困迫，在提庇留（Teberius）之时，已经开始。约瑟福斯叙述其原因，如下所述：“在罗马，有一个犹太人，他是完全信仰无神者，他在他本土之中，已经犯了很多罪恶，所以便成为一个逃亡者，以冀逃脱他的刑罚。这个人开始成为一个摩西法律之教授，他和三个同谋人，互相结合，说服一个贵族妇人，名富尔维亚（Fulvia)，她早已接受了犹太教之信仰，而且接受他的教训，他们劝服她，贡献黄金和紫色的布匹于耶路撒冷之圣殿。他们从贵妇人手中，接收了这些礼物，便自己分用起来，因为他们的目的，不过如此罢了。富尔维亚把这件事情，告诉她的丈夫撒土尔连拿斯（Saturninus)，并求他转告提庇留大帝，，他便照办了，于是提庇留马上命令一切犹太人，尽要离开罗马。把四千个犹太人编入军籍，遣戍到沙尔顿尼亚（sardinia)去。”①
这一个故事，就是罗马宫廷社会中贵妇归信犹太教之典型的趋向。假如这种事故，竟然非常严重，而被常为放逐一切居于罗马的犹太人之理由，则我们确实不能够找出了它的真正原因了。因为惩罚该案之犯人，才是最适宜的方法，而他们竟这样办法，除非是对于整个犹太社会，早含着有最大之仇恨，是不成的。至于该乌斯·加利高拉(Gaius Caligula）之对于犹太人，其仇恨仍是一样，并无减低，这在上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又在格老丢斯（Claudius，纪元后四十一到五十四年）的时候，犹太人又被逐出于罗马城之外，据斯韦托尼阿斯(Suetonius）的“格老丢斯传”(Claudius）第二五章所载，实因为他们在一个名叫基利斯多斯（Chrestos）的领导之下，扰乱社会之安宁。基利斯多斯不是生来的犹太人，而实是改宗犹太教之希腊人。这一种事变又可以指明当时犹太人之怨恨，和犹太教宣传之力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