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基督教徒以外，其它一切的犹太人对于弥赛亚的希望，其性质完全属于民族的，便连热狂派徒众，也是一样。这些希望所包括的是：犹太的世界统治代替罗马的世界统治而兴起，其它一切国家，都服属于其下面；凡曾压制犹太人或虐待犹太人的国家，都要受报复。但基督教会对于弥赛亚希望却完全不同了。自然，基督教会也充满着犹太人的爱国主义和对于罗马人的仇视；把外国之重轭，加以打碎，实是一切解放中的最初步的工作，然而基督教会之使徒们，却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不仅策划要把一切外国统治的重轭，加以打碎，他们所要打倒的是“一切”统治，便连国内的统治者，也在应打倒之列。他们所号召的人，是疲倦者，是重荷者，而审判日就是向富人及权贵加以报复的日子啊。
他们之中之最蓬勃的热情不是民族的憎恨，而是阶级之憎恨；这种特性，就是他们之所以异乎其它犹太人之一种因子，其它的犹太人自然是由于一种民族之精神而互相联合的。同时这种特性又是对于一切非犹太民族的世界的“互相接近”之一种因子。弥赛亚之民族理论只限于犹太人中，而为其它的民族所反抗，其它民族之服从，也仅限于这种观念的一部分而已。
反抗富人的阶级仇视与无产阶级的利害共同——这种思想，自然不只为犹太的无产阶级所接纳。拯救一切贫人这一种弥赛亚的希望，必然地，一切民族间之贫人，尽皆悦耳听受。是社会之弥赛亚，而不是民族之弥赛亚，便能够超出于犹太教之藩篱。只有这样的一种弥赛亚，能够胜利地传播于当时倾覆犹太社会的可怖的大灾难中，而其极峰，便是耶路撒冷之毁灭了。
在另一方面，一种共产主义的组织体，决不能够存在于罗马帝国之间，除非它所有的成员，是为弥赛亚降临的信仰所增加力量，为弥赛亚拯救那些被压制被虐待的人们的信仰所增加力量。在实际上说来，这种我们在后面将会加以讨论的共产主义的组织体，其基础在于互助的一种联合。这种组织体，在纪元第一个世纪的罗马帝国中，一般地成为必要了，这因为当时普遍的贫乏，日日增加，而传统的原始共产主义的最后遗痕，又日日解体，于是这种组织体，便更成活跃。不过当时的一种猜疑的暴政是要压止一切组织体之形式的；我们已经晓得图拉仁（Trojan）连自动参加的救火组织的成立，也恐惧起来。该撒大帝虽然也容许犹太人有组织的特权，但后来，犹太人也失去这种特权的地位了。
互助的组织体，除非是秘密的团体，是不能够继续存在的。但是一个人，能够同意以自己的生命，为在懒惰的人群中的互助的利益而冒险么？或者，谁愿意在于一个几乎一切公共的精神完全熄灭的时候，他和他的同伴还在休戚相关的情感中过生活呢？无论这种公共的精神所遗留的是什么，公共用膳之自动组识所遗留的是什么，无论何处，它都不能够找着一种伟大而崇高的观念，像这种以弥赛亚重新世界，重新社会的观念的。而且无产者中愈为自己着想，则那些因个人的利益而加入于这些互助组织体的人，自然会令人觉得危险的。因为他们有一种观念，即是当个人复活的时候，将来是有丰富的报酬的；一种观念的力量虽然不必在一个时代中，会驱策社会本能和社会情感，达于极巅，而保存着被害者的纪律，但个人总会觉得不可抵抗地要服从它，虽然危及他自己的利益和生命，也在所不顾。而在另一方面，一个人复活的观念，对于反抗强权的危险斗争的行动是必要的，在一个一切社会本能和情感已为进步的社会之解体抑压下去，直达到绝端低下之点的一个时代中，是必要的，这种社会的解体不独在于统治阶级之间，还在于被压迫及被掠夺的阶级之间。
只有在基督教会的共产主义的形式中，在被钉死的弥赛亚的共产主义的形式中，弥赛亚的观念，才能够在犹太主义之外，建筑一种深厚的基础。又只有由于弥赛亚的信仰和复活的信仰，共产主义之组织，才能够在罗马帝国中，以一种秘密团体的形式而继续存在着。但当它们结合起来之际，这两种因素——共产主义和弥赛亚之信仰——便觉着是互相抵触的了。犹太人所空虚夸耀的弥赛亚是要由王族诞生的，但现在由一个无产阶报诞生之被钉死的弥赛亚造成功了：他征服罗马，他令罗马各个该撒跪于其前，他征服整个世界。但他之所以征服整个世界，不再是为无产阶级的。在它的胜利之道途中，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和慈善之组织，渐渐变为世界的统治和掠夺的最厉害的工具了。这一种辩证式的历程，并不是全新的历程。被钉死的弥赛亚并不是从他的胜利中，把他的武力转向而攻击他们自己的人民，利用他们为压制人民及奴役人民的工具的第一个或最复一个战胜者。
在他之前有该撒大帝，在他之后有拿破仑，他们同样都是从民主主义的胜利之中而建筑他们的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