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度之认许，把共同财产限止于公共用膳的趋势——这些还不是基督教会努力实践它的共产主义热望的妨碍物。
这些热望要求每一个教会中的成员，把他的一切财产售去，而将其代价，尽放在教会之中，以分配给它的各个成员。
很容易晓得，从开始时，这一种实践便不能够运用在一个大规模上了。因为我们必须假设，至少，也要有社会中的一半人是非信徒，否则便没有一个人买信徒所卖出的一切对产了。并且，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信徒所必需的粮食卖给信徒了。
假如信徒的生活不在于生产，而在于分配，那就必须要有充分数目的非信徒，用以产生信徒之必需品。然而就在后举之一个情境中，这种制度还是要消灭的，一自一切信徒出售了一切财产，平分消费之后，它还是要毁灭的。自然，到那个时候，弥赛亚便会从云端降下，而且救治一切“肉体”的罪恶吗？
然而这种考问，永没有答复之时候。
在早期之教会中，能够有多少值钱的东西，贩卖出去，而将其所得，分给会众——这种教会中成员的数目，确实不多。他们决不能依此而生活。他们只能够由每一个信徒，把他日常所得的工值，贡献教会，他们的教会，才能有恒久的收入。假如会友并不全是乞丐或负物的苦力，他们如果能够获得工钱的，必须拥有些少的产业，这种产业，就例如纺织，陶器，或镕冶的“生产手段”，又或是小店主及负贩者之“货物”。
在上述的情境之中，教会决不能仿效敬虔派一样，设立特殊之商店以生产它自己的必需品；它不能够脱离开商品生产及私人生产的领域，所以，它虽然有共产主义的热望，然而它不能不认许生产手段及商品之私产制度。
不过，既然承认私人生产，则和这种生产方式有密切关系之私人房宅，也要认许了，所以，他们虽然公共用膳，然而也要认许简单的家庭及一夫一妻的制度。
因而，共产主义倾向的实际结果，只是公膳制度。然而公膳制度不应当就是它们唯一的效果，因为无产阶级要互相联合起来，由于他们联合的努力，因以减少他们之不幸。当他们被困在一种完全十足的共产主义的妨碍时，他们便晓得应该有扩展他们救济工作的义务，而这种救济的工作，就是对于那些在灾难中的个人的帮助。
所以，基督教会与教会之间，是互相关连的。一个会友，从别一个城市来，假如他愿意在这一个城市中逗留，那个教会便要给他工作；又假如他愿意再继续旅行，教会也得给他少许盘费。
假如一个会友病了，教会要看顾他料理他。假如他死了，教会要用公款殡葬他，照顾他的孤儿寡妇；假如他被囚在狱中——这是往往遇着的——教会也得给以安慰和帮助。
所以，基督教无产阶级的组织便创造一种责任的制度，大约和近代国家之保险制度相对当。在几本“福音书”中，这就是一个人为到达其永存生活的互相保险制度的遵守。当弥赛亚来临时，他会把人们，分成两类，一类是可以分有未来天国及永存生命的荣耀的，而其它一类，则决定要受永久之处罚。前一项则称为绵羊，君王会对他们说道：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正义的人回答说，他们并没有对他做过这些事情。“君王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马太福音书”第二五章，第三四节及四○节。）
他们的公膳制度及其互相救济，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中，都是基督教会中之最巩固的联系，永久地把它的群众，牢牢团结起来。
不过，很明显地，由于这种互济的实行，便发展着一种力量，把原始共产主义的热望，减弱其势力，而且把它抛弃了。
当弥赛亚以一切光荣而降临之希望渐渐减少，当教会渐渐相信必须积有财产，以实行救济之任务时，无产阶级性质之在基督教宣传中，便毁坏了。由是，教会便逐渐接收那些积聚金钱可以运用的富者为会友。
教会愈加需要金钱，则宣传者之工作，愈加审慎，要说明财富的赞助者的一切世上财货，全是空虚，以世上的财货和永生的福祉，加以比较，则前者毫不足道，假如他们能把他们自己的财产抛弃，则他们自能得获这种永生的福祉。他们宣传于一般志气消沉的当时，尤其宣传于财富者阶级中，大有效果。很多富人在其青年浪费之后，心中都充满着对于一切愉乐和一切愉乐的手段之嫌弃。把一切关于金钱之感觉都竭尽了，而只遗留一种唯一的感觉，这就是贫穷的感觉。
一直降到中世纪，我们还可以常常见着，有些富人，把自己一切财产，施舍给贫人，而自愿过乞丐式的生活，在这种情形中，大多数都是已经充分享受了世界的一切愉乐，于是便完全厌恶这些愉乐的人。
不过，这些富人，其数仍不算多，不能够常常供给教会的需要。由于帝国之日渐加增的困苦，由于教会内流氓无产阶级之日渐加增的数目，于是便不得不以富人为会友的补充者，因以供给教会里的用费，因为流氓无产阶级，不特不能够劳苦地获得他们的面包，而且他们是不会获得的，这样的人，自然不能够对于教会，为财富的帮助了。
等到富人撒手离世的时候，如要他把一切财产捐弃，专为救济贫人的目的，必然比要他在生前捐赠，更为容易。没有儿女的家庭，是很普遍的；家庭的柬缚也很脆弱；愿意把财产遗赠给亲戚，往往是很少见的。从另方面言，一个人的人格趣味，已经发展到一个崇高点上，其中，自然包含有一种死后的永存生活，快乐生活的希望了。
基督教的教义是很容易适合这种希望的满足的，而且对于富人得获永生的福祉，还有一条简便的方法，完全没有什么困难，这就是等到他死后，才捐弃他的财产，他在那个时候，自然无所需用于财产了。在那个时候已经成为很无用处的财产的捐弃，便可以买得永生的拯救了。
于是基督教之宣传者，便把那些年青而热情的贵族之已经厌弃他们曾经经过的生活者，捕捉着了；他们又用地狱之刑罚的恐惧来捕捉那些精力衰竭的老年人。所以一种关于遗产的隐秘的操纵便成为基督教会宣传者之一种欢喜应用的方法，因为教会之胃口，甚为强大，必要有多量之粮食，方能充满其饕餮。
但在教会之最初几个世纪中，富人遗赠之供给，大概仍是不多的，尤其是因为教会尚未脱离秘密的组织，不能够成为一个法人，所以便不能够直接承受他人之遗产。
教会便不得不努力，要以富人为补充，在他们生前，便以财富供给教会，虽然他们还不能够严厉地实行耶稣的训令，把他们一切财富，分给贫人。当时还没有积集财富而成为生产方式之一种重要部分，所以富人之一种普通的特性，就是慷慨大量。这种大量，便能够供给教会以一种利益，而组成教会之一种永久的收入的来源，只要教会能够领导富人，对于教会，发生兴味和同情，便能办到。教会愈不是斗争之组织，便愈注意于济贫的事业，而教会中之论调，原始无产阶级憎恨富人的论调，便愈为柔弱无力，于是富人也觉得教会和家庭一样了，虽然他们仍然拥有他们的财富，而且死死紧执着他们的财产而不放。
教会中的人生观——反对古代的多神，一神主义之主张，复活的信仰，弥赛亚的希望——这些东西，我们已经晓得是和当时之一般倾向相谐合的，所以，便令到当时的上流阶级，对于基督教之教义，表示同情。
但在另一方面，富人眼见着群众之痛苦日渐增加，所以便想设法减少这些痛苦，其方法就是他们所表现的济贫的工作。因为这种不幸是波及整个社会的。这种事实，便令到基督教的组织，和他们的观点，更为谐合了。
最后，基督教会之中同时发生一种通俗性的想望，最少，在那些教会已得了一大部分人口信仰的地方，是流行着这种通俗性的。
所以，基督教会，渐渐便吸引那些原本是不会有非世间性和失望的富人之注意，他们本来是没有为永久谴责或死亡之恐惧所驱策，而不得不应许捐弃他们的财产的。
但要把富人加入于教会之中，教会的性质便应该根本变化，对于富人的阶级憎恨，要抛弃了。
教会中无产阶级的斗争性质，为这种吸引富人和对于富人的让步的计划所损害了。这在我们读使徒雅各写给犹太十二支派的散处的民族之信札，便可以了然了，该书作于纪元后第二世纪的中叶，我们在本书前面，已经述过了。雅各警诫会友以如下的话：“若有一个人带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污秽的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贫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么？……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雅各书”第二章，第二——九节）
于是他又进一步，攻击那些单从理论方面信仰教义的富人而不肯牺性他们的金钱者：
“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你么？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罢，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但你们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第二章，第一四至一七节。）
当然教会的基础不会为这种对于富人的考虑而改变；它的基础，在理论方面及实际方面，都仍和以前一样，并未改变。不过以前的会友责任，是全舍所有，献给公众，现在则只自愿地贡课给教会以租税，而且常常是一种微小的赠与而已。
比较“雅各书”更后的，则为大达利安（Tertullian）的“护教学”(Apliogetics）一书，大达利安书著作之时代，或者是由纪元后一五〇到一六〇年左右。在这一种文献中，也描写当时教会之组织：
“虽然教会中还有一部分的公共财产，但这并不是由于一种例定的会费积成的，因为我们之结合是由于我们的信仰的。我们每人都在每月的一日，把小数的金钱捐纳教会，或任由会友所欢喜的时间，也可以；不过最必要的，是他之愿意和他之可能，因为这不是强迫的，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按着自由意志而输纳。这些都像从前一样，是敬虔之贮蓄物。这些金钱并不用之于筵席和狂饮，或浪费的食物店之中，它的用途，是喂养和埋葬贫人，料理那些既无父母又无金钱的儿童，帮助那些穷途无归的鳏寡耄老，和那些遇着覆舟之险的群众，与乎要在矿坑，或放逐孤岛，或投诸囚狱的群众——他们由于上帝教会的友谊的缘故而遇着不幸及困难，因为他们悔改，他们便继续得有这种权利了。”
大达利安更进一步，说道：“我们是自觉的精神联合的人，对于物品公有这一层，是没有困难的；在我们之中，一切都为公有，除了我们的妻子之外；倘若在实行别种方法的地方，公有的制度便停止了。”①
所以，共产主义只留存在理论方面，而在实际方面，则其实施之严酷性已经软弱得多了。不过，教会的原始性质，原来是完全采取无产阶级的条件的，现在因为对于富人的重视，便在不知不觉之间改变了。这种接纳富人为会员的各种因素，不特和教会中的阶级憎恨相斗争，还且令到教会之中，有好多方面的内部应用都改变了。
虽然共产主义已经渐渐衰弱无力，但公膳这一种事情，仍旧留存，当为连结一切会员之最强有力之约束。济贫的设施，现在只限于会员所遭遇到的某种特殊情境之灾祸。然而公共膳事是能够满足每一个会员的日常需要的。这种公膳为全教会之教友所参加；这是一种中心工作，其它一切教会中的生活便环绕着它。
不过，在富人的会员看来，公共用膳，其重要性也不过是吃东西而已。他们在家中，有美酒，有好肉。教会里那些简单而且常常是粗鄙不堪的食物，对于这些富人的吹毛求疵的味觉，常常是不对头的。然而他们之所以参加这种膳事，其目的全在参加教会中的生活，在教会中接受一种感示，而并不为着他们的口腹。膳事之为物，对于他人，是一种物质需要的满足，而对于他们，却只是一种精神需要之满足；面包及酒料之分给，纯粹是一种象征的作用。当教会之富人会员，日渐增加其数目时，则在公共膳事的参加者，企图由此而得获彼此会见及宗教的象征而并不在于饮食的人数，也日渐加多。所以，在第二个世纪，贫穷会友的公共膳事，在事实上已经和整个教会所注意的纯粹象征的“圣餐”，分离开来，而在第四个世纪，教会已经成为国家的统治势力之后，前一项的膳事，在教会之会集的房屋——一礼拜堂——里举行，已日见消失了。公共膳事渐渐不用了，在其后的几个世纪之间，便完全消灭。于是实际共产主义的最主要的性质，在基督教会中完全消灭了，代之而兴的是济贫的工作，注意于贫弱者的援助，这种工作，教会到今天仍旧留存，虽然其扩张的程度，已大大地减少。
由是，教会中不再留存有不便于富人的东西了；同时，它便不成为无产阶级的组织。富人按据原始的教义，是完全不能入“上帝之国”的，除非他拾弃一切财产，方能有加入的资格，但现在他们在“上帝之国”中，也和在“罪恶之世”一样，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了，而且他们还无限地行使这种特权。
不特古代的阶级仇敌，共同存在于基督教会之中，它还发生一种新兴的统治阶级，一种新的官僚，其中也有一个新的首长，这就是我们在下面要讨论的“主教”。
罗马大帝所屈膝崇拜者是基督教的“教会”，而不是基督教的“共产主义”。而基督教的胜利并不是一种“无产阶级之独栽”，而是在教会之中早已发生的统治者之独裁。
早期教会的拥护者及殉道者，把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劳动，他们的生命，都为贫穷者和不幸者的解放而牺牲，然而其结果只是为一种专制和剥夺的新形式建下了一个基础（这是一种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然而也是一种非常可痛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