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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纲领
考茨基
(1891年2月)
不出所料，马克思论哥达纲领的书信的发表（见《新时代》第 18 期），至少在我们的敌人当中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骚动。他们对加于我们纲领的这种坦率的批评欢呼称快。他们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遗忘，却因为我们继续不断地学习和愈来愈明白、愈来愈自觉――这对独立思考的人们说来只有用摆脱旧的错误的形式才能突现――而感到高兴。如果说大量错误曾经在我们的队伍里找到藏身之处，那末，我们的敌人应当因此比我们自己更感到害羞。因为，尽管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十五年前在理论上还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但是那时我们的党已经表明自己处处胜过敌人，这是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自己在当时就已经承认了的。
如果说资产阶级的新闻界主要关心的是在马克思的信中猎奇，那末，就我们从党的报刊和个人消息中所能够了解到的来说，我们的党员首先注意的是重要的东西，即实质性的论述，这种实质性论述对于党纲讨论的价值是无可争论的。
那些乍一听到对他们所喜爱的传统的许多直率意见感到不快的人，也将通过与这些意见无法割裂开来的上下文而获得许多促使对那些根深蒂固的原则重新思考的激励，以致他们会觉得这些意见只是一种鞭策，它虽然伤人，但是也推动人们走上独立思考的道路。
如果《民族》杂志认为，社会民主党现在采取了同自由党人一样的立场来对待拉萨尔，那末它的判断是下得有些过早了。马克思的信仅仅涉及拉萨尔的理论活动和策略活动的某些方面，它对拉萨尔未作总的判断。而马克思对待拉萨尔所采取的立场，并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立场。拉萨尔自己承认是马克思的学生。作为他的导师，马克思可以像他已经论述的那样论述拉萨尔，而且只要两人之间的原则分歧的说明会促进党内的明确性和独立思考，马克思的论述今天也就可以发表。社会民主党不搞英雄崇拜。但是它也不忘恩负义。社会民主党和拉萨尔的关系与马克思和他的关系不同，它永远不会因为批评拉萨尔而忘记他的恩惠。
我们将经常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他在这样一个时期，即替被剥夺继承权者作辩护的人还寥寥无几、工人运动还显得没有希望的时期，把自己光辉人格的全部分量投放在天平的无产阶级的一边。我们所有的老党员和大多数新党员都从这个人的著作中吸取了最初的社会主义知识和对社会主义的热情，我们怎么能忘记这个人呢！
我们要注意地研究和考虑马克思关于他的学生拉萨尔所说的话；但是不会忘记，拉萨尔也是我们的最早的导师和先锋之一。但是，把我们和拉萨尔连结在一起的不仅是感激的回忆。即使他的著作中有许多已经过时，即使有一些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但是，恰好针对理论上的自由主义来说，拉萨尔所说的和所写的东西，极大部分在今天仍旧是有效的。
拉萨尔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不是一个具有独立见解的理论家。他也从来没有以这种理论家自居。他的独立造诣在法学和哲学方面。作为政治经济学家，他至少在马克思当时还没有论述的那些观点上是依靠以李嘉图为最完美表现的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在拉萨尔死后三年即一八六七年出版的《资本论》，战胜了李嘉图和拉萨尔的理论观点。但是，尽管如此李嘉图仍旧远远超出庸俗经济学之上，同样，拉萨尔也远远超过当时的自由主义理论家舒尔采―德里奇和麦克斯·维尔特。比起庸俗经济学来，李嘉图今天仍旧是有道理的，人们在今天还可以向他学习；同样，拉萨尔比起上述的先生们来，今天也还是有道理的。既然巴尔特先生和李希特尔先生的自由思想今天在理论上还完全停留在它在二十五年前的水平上，拉萨尔当时对它的驳斥，今天对它仍旧是适用的。
因此，如果《民族》杂志以为，马克思的信会使社会民主党对待拉萨尔时处于同自由主义一样的立场，那末，它恐怕有些高兴得太早了。
马克思的信除了包含丰富的启发之外，还引起一些问题。特别是阅读他的信时每个人都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尽管如此，哥达纲领还是按照它今天的形式即和被批评的草案仅仅略有不同的形式被通过了，这是怎样发生的呢？书信本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就这一点来说，书信还需要一个补充。恩格斯无法提出这一补充，它只能由那些在当时参加过关于统一的讨论的人提出。我们也已经约好了一篇出自权威之笔的文章，它将一般地叙述我们党纲的历史，并且特别地叙述那些条件的历史，这些条件使哥达纲领在一八七五年能够算是党的多数人的理论觉悟的表现。
由于一再的请求，我们将曾经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起过决定作用、而无论如何已不再被我们大多数读者熟知的过去的纲领发表于后，多少算作上述文章的入门资料。
发表于 1891 年 2 月。《新时代》第 9 卷（1890―1891 年）第 1 册第 21 期第 680―681 页。
文档内的“编者注”、“编者按语”出处均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摘自《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 1966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