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社会民主党的教义问答（摘录）

社会民主党的教义问答（摘录）

考茨基

（这是考茨基对于克诺尔的《为劳动人民写的社会民主党的教义问答》一书的评论。――编者按语）

一、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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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革命者，而且不仅仅是像说蒸汽机是革命者那样的意义上的革命者。我们所谋求的社会变革，只有通过政治革命、通过战斗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能在其中实现的唯一的确定的国家形式是共和国，而且是最普通意义上的共和国，即民主共和国。

　　在社会民主党的教义问答中谈到这些要点时，这一点无论如何必须说出来。当然要说的还不止这一点。

　　社会民主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却不是一个制造革命的政党。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达到，但是我们也知道，正像我们的敌人无力阻止这场革命一样，我们也无力制造这场革命。因此，我们绝不会想到去挑起或准备一场革命。既然革命不能由我们任意制造，我们也就丝毫不能说，它将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以什么方式出现。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完全占有政权并利用它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以前，是不会结束的。我们知道，这场阶级斗争必将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激烈；无产阶级在数量、道义的和经济的力量方面将越来越壮大，因此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失败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于在这场社会战争中最后的决战将在什么时候打和怎样打，我们只能作极不确切的揣测。

　　这一切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克诺尔先生可以发现，在我们的先驱者的演说和著作里往往刊载得很多。但是，这和他所说的却完全是两回事。

　　既然我们对于社会战争的决战毫无所知，我们也就无从谈起这些决战是不是流血的，是物质力量将在其中起巨大的作用，还是仅仅用经济的、立法的和道义的压力作为手段来决定胜负。

　　但是完全可以说，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后一种手段将比物质力量即军事力量占优势，这种情况和资产阶级革命斗争中曾经发生过的情况比起来，还要明显。尽管这一点同对于教义问答的批判不再有关，但还是让我们对它作更进一步的探封。

二、革命和无政府主义

　　未来的革命斗争之所以将更加罕见地通过军事手段决定胜负，其原因之一，正如已经一再指出的，是现代政府军的装备比“普通公民”所拥有的武器具有巨大的优势，普通公民的武器使他们的任何反抗通常一上来就没有成功的希望。

　　反之，革命阶层现在却比上一世纪时拥有更好的进行经济的、政治的和道义的反抗的武器。在这方面只有俄国是例外。

　　但是，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和普选权（有时也有普遍义务兵役制）不仅是现代国家的无产阶级胜过那些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阶级而具有的武器；这些制度还向各个党派和阶级的力量对比和激励它们的精神的上面散播了一线光明，在专制时代所没有的光明。

　　那时，统治阶级以及革命阶级都在黑暗中摸索。因为任何敌对态度都不可能有所表示，所以无论政府还是革命者都无法认清自己的力量，这两方面的任何一方，在它还没有在斗争中与对手较量过以前，既有过高估计自己的危险；而在它一旦遭到唯一的一次失败之后，又有过低估计自己并且接着认输作罢的危险。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所以有那么多一打就垮的叛乱，有那么多一打就倒的政府，从而使革命和反革命接踵而来，上述这一点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了，至少在具有某些民主机构的国家里是如此。人们把这些机构称作“社会的安全阀”。如果这是打算说：无产阶级在民主制中不再是革命的了；它以能公开地表示自己的愤怒和苦痛为满足；它放弃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如果是这样，那末这种称呼就是错误的。民主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不可能阻挡这个对立的必然后果――推翻这个社会。但是，有一点是民主能做到的：它不能防止革命，但能够防止某些过早的、毫无希望的革命尝试并使某些革命起义成为多余。它把各个不同政党和阶级的力量对比弄得一清二楚；它没有消除这些政党和阶级的对立，没有延缓它们的最终目的，但是，它能影响那些努力向上的阶级，阻止它们解决自己还不能胜任的任务；它还能影响统治阶级，不让它们拒绝作出自己无力拒绝的让步。发展的方向并没有因此改变，但是它的步伐变得更平稳，更安静了。在具有某些民主机构的国家里，无产阶级的向前进展，不像资产阶级在它的革命时期的进展那样以光辉夺目的胜利作为标志，但是也不以那么惨重的失败作为标志。自从六十年代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成长壮大以来，欧洲无产阶级只经受一次巨大的失败，即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失败。当时的法国还受帝国后果之苦，帝国曾拒绝给人民真正的民主制度，法国无产阶级中只有极小一部分人有了自觉，起义是强加给它的。

　　民主的、无产阶级的斗争方法，看来可能比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斗争方法要沉闷些；它的戏剧性和耸人听闻的效果肯定要小一些，但是它所要求的牺牲也远为微小。对于那些为了寻找有趣的运动和有趣的材料而搞社会主义的才子文人来说，这一点也许是无所谓的，可是，对于那些应该真正领导斗争的人来说却不然 [1]。

　　这种所谓的和平的阶级斗争方法，局限于非军事手段即议会政治、罢工、游行示威、出版物以及类似的威逼手段。在任何一个国家，那里的民主机构效果越大、居民的政治和经济洞察力越深刻、自制力越强，这种方法被保留的希望就越大。

　　两个敌对者之中，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感到自己比对方优越的一方，最容易保持冷静。反之，谁若是对自己和自己的事业没有信心，那他就很容易失去平静和自制。

　　然而，在一切现代文明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是最相信自己和自己事业的阶级。为此它无须沉迷于任何幻想；它只要观察一下上一代人的历史，就能看到它到处都是处在不断的前进中；它只须要注视一下今天的发展，就能从中汲取认为自己的胜利是无可抗拒的信心。因此，不能指望，在无产阶级发展较高的某一个国家里，它会轻易地失去自己的平静和自制力，而开始一种冒险的政策。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教育程度愈高，目光愈远大，国家愈民主，这种指望就愈小。

　　反之，人们却不可能对统治阶级这样地放心。它们感到并且看到，它们日趋一日地衰落下去，它们愈来愈神经质，愈来愈害怕，因此也就愈来愈捉摸不定。它们日益陷入一种情绪之中，这时我们必须料到：它们可能猝然发作疯癫，在极其盲目的疯狂中扑向对手，以便打倒他，而完全不顾由此给整个社会和它们自己带来的一切创伤，不顾它们制造的一切无可挽救的破坏。

　　无产阶级的政治状况使人可以指望，它将在尽可能长的时期内，试图只使用上述的“合法”方法应付。破坏这种努力的危险，主要来自统治阶级的神经过敏的情绪。

　　统治阶级的政治家多半希望，在社会民主党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反抗这种颠狂症的时候，如果可能的话，不仅统治阶级自己的、而且整个局外群众的颠狂症全都极快地发作。这还提供他们把社会民主党的胜利至少推迟几年的唯一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未免有些冒险，因为，如果资产阶级不能在这种疯狂发作时压倒无产阶级，那时它只有更加迅速地、筋疲力竭地垮下去，而社会民主党则更早地获得胜利。但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家们恰恰大部分已处在这种情绪中，即他们认为，除了孤注一掷没有别的办法。他们出于对革命的恐惧，想挑起国内战争。

　　反之，社会民主党不仅没有任何理由去赞助这样一种绝望的政策，正确些说，党倒有一切理由为至少尽可能地推迟统治者的疯狂发作――如果它已是不可避免的话――而操心，使它在无产阶级已经足够强大的时候才开始。这时无产阶级就可以毫不费事地打倒并制服那些疯子，使这次发作成为最后一次的发作，使它所造成的劫难、它所要求的牺牲都尽可能地微小。

　　因此，社会民主党必须避免甚至反对毫无目的地向统治阶级挑衅，必须避免，甚至反对会给统治阶级的政治家提供口实的事情，不让他们借此把资产阶级及其附庸推入吞吃社会主义者的疯狂勾当中。如果我们宣布，不能制造革命，如果我们认为想制造革命是荒谬的，甚至是有害的，如果我们相应地去行动，那末，这不是为了讨德国检察官的欢心，而是为了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它的一切兄弟党是一致的。由于这一态度，统治阶级的政治家至今未能像他们所乐意的那样对付战斗的无产阶级。

　　尽管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影响相对说来还小，然而，它在现代国家里已足够强大到使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不能为所欲为地对待它了。采取轻微的措施和惩罚对这些政治家是毫无帮助的；这只会激怒被害者，不会吓倒他们或削弱他们的斗争能力。但是，推行严峻的惩办措施以使无产阶级失去战斗能力的任何企图，都会惹起爆发内战的危险，而不管内战的结局如何，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带来巨大的劫难。今天每一个稍微有点远见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尽管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们很有理由希望使社会民主党尽快地受一次它今天或许还不胜任的力量检验，而资产阶级的实业家们，却不想看到一次可能毁灭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的试验，至少当他们还清醒的时候，当他们还没有被上述的颠狂发作缠住的时候是如此。那末自然得很，资产者对一切都须加考虑，而他们的恐惧愈大，他们的嗜血的叫嚣就愈疯狂。

　　今天无产阶级的利益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要求，避免毫无意义地煽动统治阶级采取暴力政策的一切行为。社会民主党也是按照这一点行动的。

　　但是有这样的一派，它自称为无产阶级的和社会革命的派别，它给自己确定的最主要任务是，除了反对社会民主党以外，还要煽动暴力政策。统治阶级的政治家们所孜孜以求的和唯一还能适于阻挡无产阶级胜利进程的东西，就是这一派的主要事务，它总算享有了普特卡默 [2] 之流的宠爱。这一派的信徒们不是企图削弱资产阶级，而是企图使它发疯。

　　如同已经提到过的，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失败，是无产阶级的最后一次大败。从那时以来，无产阶级在绝大多数国家里，由于它的上述方法，始终一往直前，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要慢些，但是比过去任何一次的革命运动的进展却稳妥得多。

　　一八七一年以后，无产阶级运动只有几次遭受过较大的失败，而每一次失败都是由于个别人物插手造成的；这些人物所采取的手段，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可以叫做无政府主义的手段，这种手段符合于绝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的“以行动宣传”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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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现在无政府主义者还在千方百计地企图向工人证明，社会民主党人是穿家庭长衫的革命家。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做到这一点。如果说在德国曾经有个时候有过产生相当大规模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可能，这也不是“独立派” [3] 进行鼓动的结果，而是统治阶级发动进攻的结果（因为这种进攻给工人群众造成了绝望感，并且阻碍了他们的觉悟的提高），或者是我们队伍中那种使人觉得仿佛我们已经放弃了革命原则的论调的结果。我们越是变得“温和”，也就越会助长无政府主义者的声势，从而也越会促进那种把用最最激烈斗争方式代替文明斗争方式当作自己基本目标的运动。可以说，现在只有一种情况可能使无产阶级群众自愿放弃上述“和平”斗争方法，这就是：对自己政党的革命性质失去信心。我们和平得过火，只能给和平的发展带来损害。

　　没有必要来详细说明，追求妥协的倾向一般说来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有产者们并不会因此而缓和他们的敌对态度。而用这种办法也将得不到可靠的朋友。但是，这种做法却将给我们自己的队伍造成混乱。使消极者更加消极，而坚定者离我们而去。

　　革命热情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动力。今后，这种热情对我们说来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因为最大的困难还摆在我们前面，还有待我们去克服。一切可能削弱这种力量的东西都将是要不得的。

　　但是目前的形势会引起这样一种危险：人们很容易把我们看得比实际上更加“温和”。我们越是变得强大，实践任务也就越是变得重要，我们就越是必须在工业无产阶级之外进行广泛的鼓动，我们就越是应该节制不必要的挑衅，特别是虚声的恫吓。在这中间，掌握必要的分寸是极其困难的：既要给现在以应有的地位，又要不忽略将来；既要考虑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又要不放弃无产阶级的观点；既要尽可能避免一切挑衅行动，又要使人们感觉到我们是对整个现存社会制度进行不调和斗争的战斗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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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893 年 12 月 13、20日。《新时代》第 12 卷（1893--1894 年）第 1 册第 13 期第 368―369 页；第 14 期第 402--405、409--410 页。

[1]“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等等。（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125 页）自然，当马克思在 1852 年把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作一比较时，他还不可能考虑到民主机构对后者的影响。――作者注

[2] 罗伯特·冯·普特卡默（Robert von Puttkamer 1828―1900），普鲁士反动政冶家，1881一1888 年任内政大臣，在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是迫害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者之一。――编者注

[3] “独立派”――即“青年派”，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左”倾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编者注

　　文档内的“编者注”、“编者按语”出处均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摘自《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 1966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