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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摘录）

考茨基
（全书分为《方法》、《纲领》、《策略》三章，这里选了第三章第二节的一部分。——编者按语）



三、策 略


2．独立的还是不独立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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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恩施坦愤怒地驳斥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对于像普鲁士容克贵族、施杜姆和库纳曼 [1] 、洛克菲勒和杰伊·哥耳德 [2] 之流，聚集在法国参谋总部周围的高级和低级的匪徒以及其他渴望采取痛快的政策的家伙，人们是否将通过对他们的人格表示充分尊敬的途径而把他们解决掉，在我看来是颇成问题的。没有任何事情暗示矛盾在缓和和平静下来。恰好相反！我不想发誓担保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非采取阶级专政的形式不可。但是要说民主的形式已经足以使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对于无产阶级的解放来说成为不必要的东西，这是向来的实践及其今后的前景丝毫也证明不了的。
　　大家对我不要误解。我并没有想到要否认：民主制因为有自由而且使人对各党派和各阶级的力量对比看得很清楚，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最适于防止阶级斗争的不必要的尖锐化。这是社会民主党一直承认的。但是现在关键不在于此，而是在于这个问题：民主制能不能抵制由于经济发展而必然出现的阶级对立尖锐化，以致使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成为不必要的事。理论和实践对此都是否定的。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满可以心平气和地留待将来去解决。即使在那时，我们也用不着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但是我们对于阶级统治会在民主制之下告终的期望决定我们是否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组织，就这一点而言，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对于目前来说是有重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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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政党为了按照它的观点来组织国家并且使国家权力对社会起作用，必须给自己提出取得政权的任务。而每个生机蓬勃的党也必须对国家权力会归它所有这件事作好准备，因此它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知道它要使这个权力为什么目的服务。它如果打算发挥宣传的力量，必须永远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一个党派如果从一开始就声明它只能以反对党的地位进行有益的活动，它只追求力量，而不追求政权，那末它就会自行瘫痪，失掉人民群众的一切信任。
　　所以在这一意义上每一个党派必须有一个“最终目的”，不是把它作为社会发展的终结，因为社会发展既没有终结也没有最终目的；而是当作自己的实践活动的最终目标。
　　很明显，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在其中有决定性影响的人民党，不管它对工人多么友好，一定始终站在现存的社会制度、生产资料私有制、私人生产自由的立场上。它不能超越一七九三年的宪法，不能超越自由主义的原则，无论它表现得如何激烈，它也决不会是什么旁的东西，而不过是一个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改良党派。这里的“社会主义的”一词无非是放放空炮，是对于年轻时干甜蜜的蠢事那一美好时代的回忆，或者是对某一乐园的朦胧的梦想，谁都有自由可以希望这一乐园在五百年之后出现，但是在这方面没有任何让人承担某种实际义务的东西。
　　一个纯粹无产阶级的党的最终目的必然是另一个样子。无产阶级对维持生产资料私有制不感兴趣，即使它以非常和平和合法的方式取得政权，即使它非常热切地渴望不把任何事操之过急并且的确渴望不脱离“有组织的发展”的道路，无论它对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会采取如何怀疑的态度，它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时仍将不重视保持生产资料私有制，不重视保持私人生产。
　　相反，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一定处处争取两件事：一件事是取消大资本主义垄断的私有性，另一件事是消灭失业，取消工业后备军。
　　但是这一来它就击中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害。如果没有垄断性的企业主同盟和愿意取代罢工者的位置的失业者，那末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对待资本家就会处于占压倒优势的地位。如果资本家在今天就已经抱怨无产阶级的恐怖主义，那是无聊的废话。不过，无产阶级在国内一旦取得统治，工厂中的专政一定要由它担负起来。在卡特尔和托拉斯国有化之后还保留下来的那些资本家的境况必将成为无法忍受的；他们已不再是他们的企业的主人，却还得为企业承担风险。那时候资本家必将比工人在目前更加努力得多地争取对他们的企业实行有益的社会化；他们将运用比今天用来反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更大得多的精力和智慧，来求这个问题得到一个尽可能迅速而无痛苦的解决。向社会主义生产过渡这件事会强加在胜利的无产阶级的肩上，哪怕它仅仅是受自己的阶级利益的必然所驱使，根本没有争取社会主义生产。
　　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生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互不相容的。再多当然就无法讲了。我们既不知道无产阶级的统治将在何时到来，也不知道它将怎样到来，是在一场大风暴或若干次灾变中到来，还是在逐渐的、循序的实现中到来。我们也不知道在无产阶级统治初期的社会和无产阶级将是什么样子，因为这两种因素都在不断地变化着；不知道现在还缺少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到那时已经出现了多少，不知道无产阶级政权的任务是因此在多大程度上更加困难或更加容易了。我们只能认识到一种必然性：胜利的无产阶级将必然被迫以社会主义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
　　无产阶级既然把自己组织成有意识地进行阶级斗争的独立政党，那末取消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取消资本主义私人生产一定会成为这个政党的目标，党一定要把社会主义当作自己的旗帜，不是作为自由主义的完成，而是作为自由主义的克服。它不能是一个局限于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改良的党，它必须成为一个社会革命的党。
　　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警察心目中的即武装起义意义上的革命概念。一个党派如果还可以利用其他的牺牲较小而比较稳妥的道路来进行活动，却在原则上决定采取起义的道路，它一定是发了疯。就这一意义来说，社会民主党从来不是原则上革命的，它只是就以下意义来说是革命的：它意识到它如果掌握了政权，除了把政权用于消灭今天的社会制度赖以为基础的那种生产方式而外，决不能把它用于别的目的。我羞于不得不把这句老生常谈再重复一遍，但是在伯恩施坦由于攻击我们的“以危机为顶点的策略”而造成混乱之后，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他着重声明，他使用“革命”一词时“专指它的政治含义，和起义或非法的暴力意思相同”（第 87 页）。此外他又说：“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直到相当晚的时候都认为这后一条道路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是必经之路，而马克思学说的许多信徒今天仍旧认为它是不可避免的。它也往往被看成一条捷径。”
　　作为这句名言的根据，他援引了茹尔·盖得在一八七七年说的一段话，据我所知，当时盖得还不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我把它完全照引下来（不是照伯恩施坦那样断章取义。以下括号中的话在他的引文中是没有的）：“但是谁会看不清楚，在工人的确占绝大多数的大城市里，如果他们一旦［获得了上述两点（共和国和市镇的自决权），］能够做到毫无限制地占有社会权力以及它的行政和立法，那末经济革命只是几个月的问题，甚至也许只是几个星期的问题。”（柏林《未来》杂志，第 87 页）
　　“革命”一词对伯恩施坦似乎已经起了和对不少撒克逊宪兵同样的刺激作用。否则“经济革命”这个明确的名称就一定会使他明白，这里谈的不是起义。实际上盖得在这段话中无非是说，一旦获得了共和国和市镇自治，在工人构成多数的大城市中，社会主义者能够很容易地把立法和行政拿到手，这样也许在不多几个月之内就按照社会主义方式把公社组织起来。这种期望在我看来也是很乐观的。但是这里所说的肯定是通过选票十分合法地取得社会权力，否则就用不着共和国和市镇自决权这些前提了。伯恩施坦当然把这两个重要的前提都略掉了（我不知道这是出于什么理由），因而就使这句话带上另一种性质。但是他援引这句话当作马克思主义对于武装起义的狂热的证据，恰恰不会因为这种做法而更加高明些。
　　自从拉萨尔以来，社会民主党一向努力说明拿草叉和连枷的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区别，而表示它原则上只争取后者。我们可以自夸的是，我们甚至已经使检察官也对这种看法有所了解——而今天我们的最老资格、最卓越的代言人之一却站出来把经济革命和起义等量齐观，认为有必要警告德国社会民主党不要轻率地举行起义！
　　如果说伯恩施坦的著作有一种效果，那首先一定是这样的：它使我们的敌人所传播的关于我们的一切混乱观念重新活跃和加强起来，这些观念是我们曾经耗费了毕生的一大部分劳动来予以澄清的。
　　显然，作为独立政党的无产阶级一定不是警察心目中的那种革命者，而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革命者。伯恩施坦提议用“社会改造”一词来表示“社会制度的基本的改变”，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愿意断言后一个词表达了新社会制度同旧社会制度的基本对立——伯恩施坦本人不时加以否认的一种对立。他的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完成。
　　我乐于承认，“革命”一词可以造成误解，我也认为如果没有切实的理由最好不要使用它，但是我却不相信，按照错误的意义来使用这个词本身，是避免造成误解的正确办法。或者，我们应该根本不使用它吗？为了描述某些事件，它是少不得的。如果需要说明以下两种流派的对立：一派原则上不想超出在现存社会范围内进行的改良以外，另一派争取一个更高的、建立在新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那末，后一派的目的用“社会改革”一词就说不清楚，只有用“社会革命”一词才说得清楚。在这样说的时候，凡是对我们的党的文献略知一二的人，谁也不会怀疑社会革命和政治起义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社会革命是人们在原则上确定下来的目的，起义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人们始终只能根据是否合适来判断这一手段。
　　但是，不仅不可以把社会革命与起义看成一回事，政治革命也是如此。按照非警察的语言习惯，把加速民族的政治生活并且使它极其有力地搏动起来的一切大政治动乱都称为政治革命，来和反革命相对，后者是使忙碌的政治活动趋于沉寂的动乱。起义或“非法的使用暴力”在这种动乱中可以构成一段插曲，一段很重要的插曲，但是它决不是革命本身。极其合法地召集三级会议和突破巴士底狱，同样构成法国大革命的一部分。谁也不愿意讲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起义。大家也决不会把对政治生活毫无影响的起义或非法的暴力行动叫做革命，譬如印度土著对英国鼠疫委员会的反抗。
　　为了“排除误解”，因此伯恩施坦恰恰按照与科学上或政治上的语言习惯不合的、通常只有警察和检察官才使用的意义来使用“革命”一词，而这些人在一场革命中是仅仅关心与刑法法典相抵触的行为的。
　　非伯恩施坦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是无产阶级的一切独立政治组织必然为之努力的不可避免的最后目的。谁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独立政党，他同时也就在无产阶级中间为社会革命思想准备下基础，不管它多么温和和稳重，不管它抱多么怀疑的态度面向未来。反过来说，凡是愿意使无产阶级脱离其余的政党，井使它在政治上独立的人，越是明确地在工人中间唤起对社会革命的必然性的意识，就越将迅速地达到这个目的。
　　在另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汇合民主派、把无产阶级并入一个人民党派的政策，意味着放弃革命、局限于社会改良。
　　因而，对于社会革命问题的态度就这样获得了对现状的显著的实际意义。大家也许会认为，在革命问题上争吵是无用的，那等于还没有生蛋就先孵鸡。目前工人运动中的两种流派实际上是希求同样的事：社会政策方面和民主方面的改革。因此，让大家都来争取这一点，不要在没有人能知道将怎样发生的事情上进行争辩，以致扰乱团结一致。但是已经表明，我们政策的最终目的是革命还是局限于改良这一问题，同无产阶级作为现在的政党进行组织和宣传的问题，是非常密切地连在一起的。
　　如果不是这样，那末一个流派强调革命观点当然就表明是无的放矢了，不过改良派对他们所谓的“革命空话”的猛烈攻击也同样是无的放矢。但是在表面上象是关于词句的斗争的背后却隐藏着关于一个问题的斗争，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对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来说都是一个存亡攸关的问题，那就是，无产阶级是应当作为独立的政治组织还是应当作为一个包括一切民主阶层的人民党的一部分来进行自己的阶级斗争。如果看到这一点，对立的尖锐性就可以理解了。


发表于 1899 年 9 月。斯图加特 1899 年德文版第 172、179—184 页。

[1] 施杜姆和库纳曼都是德国垄断资本家。——编者注

[2] 洛克菲勒和杰伊·哥耳德都是美国垄断资本家。——编者注

　　文档内的“编者注”、“编者按语”出处均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摘自《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 1966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