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摘录）(1914年10月)

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摘录）

考茨基
(1914年10月)

　　我们党曾经就防止有爆发危险的战争的手段和方法进行了许多讨论，但是对于党在它的力量已经不足以防止的战争中应当如何行动的问题，却讨论得少得多。这不是偶然的。
　　在保持和平的宣传中，社会民主党还能够无阻碍地施展它的全部力量。相反地，它在战争一开始就必须估计到，由于战争的爆发它被置于战时法规之下，在运动中受到阻碍。政府从来没有像战争开始时那样强大，政党从来没有像战争开始时那样软弱。
　　人们对这样微妙的问题抱很审慎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遗憾的是，我们在和平时期没有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战争时期的行动是一个比宣传和平复杂得多的问题。战争时期最不宜于心平气和地讨论有争论的问题。客观性在这个时候几乎是不可能的，它在某些人看来是一种背叛。
　　当战争还只是有危险时，对我们来说事情很简单：在现今条件下，没有一次战争对各民族，特别是对无产阶级不是一种不幸，我们讨论的是，我们用什么手段能够防止有爆发危险的战争，而不是讨论哪些战争有益，哪些战争有害。
　　然而一旦表明我们没有能够防止战争，也就是说一旦战争已经爆发，情况一下子就变了。只要缔结和约的时间还不成熟，实际问题不再是：是战争还是和平。而是：是本国胜利还是本国失败。
　　当然可以设想，即使在战争爆发之后，一个政党可以在不使本国瘫痪的情况下反对战争。而这种反对要在交战国双方同时进行，并取得同样的成就才行。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代替失败而缔结和约。实际上任何这类东西从来还没有过。我们总是否认这种可能性。我们可以把这一点根本撇开不谈。而战争爆发后剩下来的问题就只是：是胜利还是失败？
　　不言而喻，人们在实际上促成本国失败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因此问题缩减为：人们以热情的态度还是以怀疑的态度对待战争。对于这一问题决不是可以贸然回答的，这完全要看所进行的战争的类型而定。
　　倍倍尔说过许多次，而且在埃森（一九零七年）还说过：“如果有人进攻，我们必须保卫祖国。”
　　当时这恐怕是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人的看法。的确，可以说，这一看法长久以来支配着全世界。它就本身来说是无可指摘的。不过把它当作万无一失的准则往往就会失效。被攻击者同进攻者比起来，经常可以指靠本国人民的战争热情，而且可以指靠中立国的较大同情，因为进攻的国家轻率地扰乱了和平这一至高的善。正因如此，真正的进攻者也经常力求在全世界面前装成被攻击者。外交谈判和战争准备通常是在暗中进行的，这就帮助它们这样做。
　　因此在战争爆发时不仅双方都呼吁同一个上帝来保护它们的伟大事业，而且这一方和那一方的居民也同样想像自己受到了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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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目前的战争爆发时，这一方和那一方也都考虑到了这一标准、这一准则 [1] ——不过同进攻战的准则一样，它也使德国人和法国人产生相反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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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社会民主党人感觉到作为共和党人有责任去为反对帝国而斗争。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也同样感觉到有责任作这种斗争，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战争是一个有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权利、集会结社权利和出版自由的国家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德国人既反对沙皇，又反对共和国，法国人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同时又维护俄国的独裁制度。那末，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和民主的利益呢？
　　我们一直认为，德国社会党人和法国社会党人之间的对立不在于标准不同，不在于原则性意见的不同，而是在于对情况有不同的看法，这种情况本身又是由于讨论者双方的地理环境的差异而产生的。在战争剧烈进行的时候，这种对立就难以消除。然而，它并不是一个原则性的对立，它是由于特殊的情况而产生的，因而它不会比这种情况存在得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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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既不是进攻战争的标准，也不是无产阶级利益的标准，能成为一种对所有国家的同志们同样明确而有约束性的观点，那末还有一个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三个标准。尽管让人们去争论：谁是进攻者，谁是被进攻者；什么对欧洲民主的威胁较大，是德国战胜法国呢，还是俄国战胜德国。但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每一民族以及每一民族的无产阶级所迫切关心的是，阻止国家的敌人越过国境，因为那样一来，战争的恐怖和破坏就会采取最可怕的方式，敌人入侵的方式。而在每个民族国家中，无产阶级也应该拿出自己的一切力量来使国土的独立和完整不受侵犯。这是民主这个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胜利所必需的基础的最本质的东西。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战争中失利，从而把敌人引入本国和招致国家的分裂或外来的统治，而这个国家的人民群众却把政府在战争中的失利看作是比现状还好一些，那末这个国家的人民群众的状况就令人完全失望和无可救药了。一个被压迫得很厉害的民族，一个不拥护政府的导致战争的政策的民族，如果它感觉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在以后的和平时期用自己的力量摆脱政府的压迫，也将坚决地反对入侵的敌人。就是在俄国，今天无产阶级的情况也不是只有从外部敌人的胜利中才能期望自己的得救。
　　在一个战争爆发的时候，这些有决定意义的事实对于保卫祖国免遭掠夺和破坏、保卫国家免遭分裂或外来统治的标准，比对于进攻战争的标准或无产阶级利益的标准多半要更为明显。在一个不大自由的国家中，这里的问题仅仅在于力量的对比和敌人威胁的危险的大小。如果敌人弱小到不能一开始便进入与之作战的别的国家内，那末较强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其他两个标准没有一个会反对这一点的情况下，就将最坚决地并尽可能地反对政府进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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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所说的我们对待战争的态度的三种标准中，哪几种已成为决定各个国家的同志们的态度的标准，这是无法确定的。
　　在大多数场合，人们恐怕不会把它们截然区分开来，它们三者将联合起来决定判断，只要判断是根据理智而不是感情来作出的话。在人们能够根据报纸的态度来推断的限度内，在居民中似乎是进攻战的标准占优势。
　　但是从社会主义思想看来，如果人们仅仅根据对谁是进攻者这一问题的回答来决定对战争的态度，这是有危险的。特别是在情况可疑、而且人们并没有研究过战争是否由巨大的历史性对立产生的时候更是这样，这种对立是以不取决于个人爱好的经济动力为根源的。特别是如果人们不仅如此，而且不去研究战争结局在政治上将发生什么影响，却把研究缩小为审讯罪责者的一次法庭审判的时侯更是这样。罪责者以轻率的态度给爱好和平的世界招来世界大战的巨大破坏，迫使别人进行防御。根据这种看法，一切过错、一切不义在于一方，一切无罪、一切正义在于另一方。
　　根据这一标准，进攻国的社会党人有义务拒绝战争拨款，正如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人有义务批准战争拨款一样。如果进攻国的社会党人投票赞成战争拨款，他们就以此证明他们或者是怯懦的，或者是无能认识明显的正义的，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证明他们的低劣。
　　如果这一方和那一方的社会党人都确信他们的国家是被攻击者，——或者是直接的；或者间接的由于同盟者受到攻击，而同盟者的削弱将引起本国的削弱——那么从这一确信必然会产生对敌对阵营里的同志们的蔑视甚至仇视。
　　不仅如此。进攻者是罪人。罪人是必须惩罚或者使之不能为害的。因此必须把战争一直进行到罪人无可奈何地躺在地上为止，并且那时必须截除他的四肢到这种程度，使他不再能动弹。这是对进攻战争和防御战争作出区分的逻辑结论，它必然会大有成效地使人民意识中的民族对立尖锐化。
　　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却产生与此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一见解不是力图谴责，而是力图理解。在某一事例中它能够达到这样的结论：许多强国都受同样的倾向支配，这一倾向使它们彼此处于敌对的对立中，在这一方面任何一国对别的国家是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如果尽管社会民主党尽了一切努力仍旧发生了战争，那么每个国家也必须尽可能进行自卫。由此可见，一切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有同等的权利或者同等的义务参加这种保卫，任何一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也不能因此责备别国的社会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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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914 年 10 月 2 日。《新时代》第 33 卷（1914—1915 年）第 1 册第 1 期第 1—7 页。

[1] ①指根据无产阶级利益来判断战争双方谁是谁非，考茨基在 1907 年的埃森代表大会上曾经提出用这一准则来代替根据哪一方是进攻者来判断战争是非的准则。——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