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考茨基
疑问的社会主义对抗科学的社会主义
考茨基
（1901年6月）
来源：选自《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70—383页。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根据《新时代》第19年卷（1900—1901年）第2册第38期德文版译出
大家知道，5月17日伯恩施坦在柏林社会科学大学生联合会上的演讲引起了资产阶级报纸上的一片庆祝胜利的号叫。但是如果有谁在拿到印好的讲稿时指望在其中发现什么耸人听闻的东西，那是会大失所望的。
当然，这次演讲也不是像伯恩施坦在讲稿的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无害。他在那里说：“在演讲以后展开的辩论中，阿道夫·瓦格纳教授在指出这一演讲可能会遭到的最重要的理论方面的指责时说，我所提出的问题归根到底只涉及一次关于科学这一概念的词句之争。如果把词句之争换成定义之争，那么我承认这句话在形式上是正确的。对于我来说，问题实际上首先在于确定‘科学的’这一概念的界限。”
也许是这么一回事，但是演讲的题目并不是“什么是科学？”而是“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是可能的？”伯恩施坦的颂扬者对于他就定义展开的争论是很不关心的。他们感兴趣的只是他如何运用这一定义来说明社会主义。在这一演讲引起轩然大波之后，促使我们研究它的也是这一点。
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中宣称，由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科学了。伯恩施坦却把推翻这一论断当作自己的任务。
当然，在这样做时起决定作用的，一方面是他关于科学的观点，另一方面是他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他关于科学的观点和科学界通常的观点不同，人们已经屡次给他指出来了。
他说（第32页）：“如果我们严格地表达科学这一概念，那么，科学仅仅是经过系统整理的知识。知识就是对于事物的真正性质和联系的认识。”[1]在第35页上说：“任何一种真正的科学的基石是经验，科学是建立在积累起来的知识之上的。而社会主义是关于一种未来的社会制度的学说，因此它的特征恰恰缺乏严格的科学证明。”[2]在第37页上又进一步说：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为新事物而斗争的党的学说不能仅仅把自己束缚于已经确定的事物上”[3]。在前面他已经宣称，社会主义“是一种彼岸的东西，当然，不是在我们所居住的地球的彼岸，而是在我们能够确实感知的事物的彼岸”[4]（第19页）。
伯恩施坦赞同“回到康德去”的号召，因此他可以算是康德主义者。但是真正的康德主义者看到他给知识下的定义恐怕是不会满意的。“知识就是对于事物的真正性质和联系的认识。”这就是说知识是对于物自体的认识。但是即使完全撇开知识的这一定义不谈，科学的定义恐怕也会使大家都“摇头”，“科学是经过系统整理的知识”，也就是说，是一切已知的、确定的事实的系统的概括。据我们所知，这是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观念。中国人的科学和欧洲科学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受因果性思想、受探索世界上各种现象的原因的冲动所支配的。对于我们来说，有条理的研究同系统地概括研究成果一样，也是科学的一项职能。但是研究要以从已知事物推论出未知事物为前提，要以假说为前提。假说同对“已经确定的事物”的知识一样，也是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假说恰恰是科学的最有价值的产品。
如果我依靠与科学的目前状况相适应的方法，根据得到科学承认的事实，从已知事物推论出未知事物，那么我在这样做时是按照科学行动的，我的活动和我的活动的产物都属于科学，至于这一未知事物是在地球之外，还是在史前时期，还是属于未来，这是无关紧要的。
如果有人根据今天已知的社会生活的事实，对社会生活今后的发展作出推论，那么他在这样做时是按照科学行动的，正像医生作出预断一样，正像勒维烈[5]根据太阳系的扰乱推论出它一定还有一个那时还属未知的行星一样，正像达尔文根据他已知的生物学和古生物学的事实推论出从前曾存在过人的猿类祖先一样。
预言的正确性当然只是在它应验的时候才得到证明。只有在发现了被寻求的那一行星时，才证明勒维烈的计算是正确的；达尔文的假设只是在我们的猿类祖先的遗迹真正找到的日子才成为确定的科学成就；马克思的预断也只是在它已成为事实时才能被认为是事实。但是这丝毫不是否认这些预言具有科学性。
从原始的中国科学的观点看来固然可以说，社会主义不可能是科学的，因为它是为新事物而斗争的，它不能仅仅把自己束缚于已经确定的事物上。与此相反，这并不妨碍它在现代意义上是科学的。
伯恩施坦认为对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的第二个障碍是，它具有一种倾向，它代表着利益。“科学是没有倾向的，它作为对于实际事物的认识不属于任何党或阶级。与此相反，社会主义是一种倾向”[6]。这种反对意见太陈腐了，不值得多加驳斥。
每一种科学都有自己特有的困难之处。社会科学的困难还在于：社会科学中的观察者和研究者自己是他们需要研究的机体的一个部分，他们不是处于这一机体之外，而是处于它之内，每一个人在这一机体中都有自己的一定地位（他只能从这一地位来考察这一机体），自己的一定职能，他对于这一机体的其他部分也有依存性，而这一机体的各个肢体是彼此处于矛盾之中的。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但是如果说这一困难真的是如此之大，以致使任何科学都成为不可能的，那就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不可能，而且任何一种对社会的科学研究都不可能了。那么伯恩施坦关于社会主义者所说的话同样也就适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了。
那时我们就要把国民经济学排除出科学之列。伯恩施坦的批评为什么仅仅针对社会主义呢？也许他是认为，只有社会主义者代表确定的利益、确定的倾向，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反而代表“纯粹科学”吗？要不就是，他认为除了具体的理论家的理论和学说之外还存在一种纯粹科学吗？这种科学也许存在于空间、时间和因果性的彼岸，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不存在的。
按照这种哪里都不存在的纯粹科学的意义来说以及按照中国的意义来说，社会主义都不可能是科学的。只有按照现代的、欧洲的科学的意义来说，它才可能是科学的。
这样我们就回答了问题的一个方面：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是可能的？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需要讨论：要成为一种科学的那种社会主义必需是什么样子的？
伯恩施坦问道：“什么是社会主义？”（第19页）他回答说：“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回答，但是，对于我们的探讨来说，只有那些同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的概念结合在一起的回答才是可以考虑的。……人们可以说，社会主义是关于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的观念、概念和学说。人们也可以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争取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的运动。”[7]
接着就是上面引用的那句关于“彼岸”的话，然后论述了这一问题：是把社会这一模糊不清的概念当作社会主义的语源更好，还是把合作制这一概念当作语源更好，最后是这样说的：
目前的工人政党“的要求是没有一个不适合‘合作制的’这一概念的。我曾经从这一意义上把社会主义描述为走向合作制的运动，这里也要继续按这一意义来使用它。”[8]
乍一看，这是完全说得过去的，但是仔细观察一下就发现，这一定义至少对于我们这里的目的来说是不够的。它涉及的是社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是它的本质，它太肤浅了。合作制始终只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人们不是为了组织起来而组织起来的，而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如果把社会主义描述为走向合作制的运动，那就同样也能把医药科学描述为开药方和制造药物的技术。但是它是认识和治疗疾病的科学。
如果我们探讨社会主义的目的，那么可以说，它在起初是要排除从资本主义时代开始以来就在社会上泛滥的群众性贫困和群众性苦难。我们还将看到，这一消除群众性贫困的努力后来变成了解放无产阶级的努力。但是单是这一努力还不能造成社会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人道主义者努力消除群众性贫困，但是他们中间只有那些人才成为社会主义者，这些人怀疑在现存社会制度下实现这一点的可能性，因而企图达到另一种社会制度来代替现存社会制度，在这另一种社会制度下，群众性贫困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两个因素：消除群众性贫困或者说消除无产阶级的意图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开辟一个新的社会状态，因为现存社会状态必然是同群众性贫困或者说同没有资财的无产者的雇佣劳动联系在一起的，这两个因素构成社会主义的本质，在这里必须特别加以强调。因为它们不像“合作制”那样仅仅包含“一种彼岸的东西。……在我们能够确实感知的事物的彼岸”。群众性贫困、无产阶级和反对群众性贫困的斗争是此岸的非常现实的因素，正是这一领域的非常确实的经验从一开始就构成了社会主义的基础。但是政治经济学一旦成为科学以后，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也就只有科学地获得和检验过的经验才是有效的。因此社会主义早就包含科学的因素，从托马斯·莫尔起，社会主义的伟大代表人物总是表现出一种杰出的经济的、往往也是历史的洞察力。
但是，原来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当然包含一个非科学的因素：科学的领域所达到的范围只像可认识的必然性的领域一样。必然性不再存在的地方，科学也就不再存在。它们的疆界每天都在扩大，但是我们毕竟还没有达到可以科学地探讨个人在社会中的活动这样的地步，也就是说，还不能把个人的活动当作必然性来认识。只有社会的群众现象是我们能够科学地加以研究的。
但是社会主义运动直到上一世纪40年代还没有形成社会的群众现象，而只是一些个别人的意图，运动的目的——消除群众性贫困——的实现，只能设想为在个别人、特别是形形色色的居民等级中富于同情心的、大胆而有远见的人们的行动的结果。我们不能科学地论证为什么这一或那一慈善行为必然要发生，我们认为，一个人是否会对乞丐施舍，这取决于他是否愿意，同样，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取决于这样的偶然性，即人们是否找到了实行社会主义的正确手段和合适的人。
社会主义是一项建议、一个计划，必须说服人们去相信它是合适的。要做到这一点，只有精心制作这一建议或计划，从而使反对者的一切可能的反对意见从一开始就遭到挫折。
因此，绝对有必要设计一幅人们力求获得的社会形态的图画，而由于莫尔的“乌托邦”是近代的这类图画的第一个例子，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据此把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称为乌托邦社会主义。[9]
伯恩施坦不仅把原始的社会主义的这一空想的方面，也就是它关于一种今后应当实现的新的、特定的社会制度的计划，当作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志而加以强调，而且也承认它是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志。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功绩恰恰在于，它克服了早期社会主义的空想的方面。只有伟大的思想家才能完成这一功绩，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以前，连最伟大的思想家也不能完成它，因为只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社会主义运动才成为一种群众现象并且从而能接受科学的研究。
30年代末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到了40年代这一因素已经引起一切人的注意，这就是：战斗的无产阶级。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只看到受苦的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社会主义者的出发点必然是今天无知的低级批判家硬栽在马克思名下的那种意义的贫困化理论。
随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开展，社会主义获得了一个新的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这一科学地获得的信念出发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是由经济发展决定的，在有各种对立阶级的社会里是由经济关系引起的阶级斗争决定的。
这一基础是纯粹科学的，甚至那些认为这一基础是错误的人和那些认为在社会主义那里科学性必然消失的人也会承认这一点。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纯粹的科学。但是它应当犯一种罪行（伯恩施坦公开认为这是它的堕落），它应该成为应用科学；它应当被应用于当前的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如果要理解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并且对之作出预断，那就必须首先探讨现存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和运动规律。马克思做了这件事并且在剩余价值学说中发现了说明这一问题的钥匙。这时才有可能科学地理解和证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在这以前，对这一使命仅仅是凭直觉去理解的。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但是无产阶级必然也随着资本一同发展和加强。无产阶级日益占人口的多数，而无产阶级是同资本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的。它反对资本的阶级斗争是自然必然的。但是这一斗争不可能始终是经济斗争。由于国家的本质，这一斗争必然要成为资本和劳动为掌握国家权力而彼此搏斗的政治斗争。
但是无产阶级的发展趋势是要成为居民中最强大和最重要的阶级，胜利最后一定属于无产阶级。由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胜利的无产阶级必然力求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种生产方式的图画我们今天还没有设计出来，但是我们能够根据今天的生产方式的特征和无产阶级今天的社会和精神需要推论出它的大致轮廓。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路的概括。连认为这一思路是错误的人也必须承认，它从头到尾是科学的，它处处是立足于经验的，它所推论出来的未知事物不是处于我们的经验的彼岸，而是从已知事物推论出来的。
这种社会主义同在它以前存在的社会主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由于伟大的空想主义者是具有深刻的科学洞察力的人，由于他们的目的同科学社会主义的目的一样，都是消除无产阶级，基础也是一样，都是现行的生产方式，因此如果说空想主义者的建议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最终目的尽管方法不同，却有着内在的联系，并且朝同一方向运动，也就是朝着取消（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私人生产并且用社会所有制和社会生产来代替它的方向运动，或者用伯恩施坦的话来说，朝着“合作制”的方向运动，这也是毫不奇怪的。但是对于空想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的全部动力在于它的特殊建议的合宜性和优越性，也就是在于“彼岸”。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者来说，却是在于资本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就是在于此岸。科学社会主义者一定要力求认识最终目的，这不是为了借此使他的运动获得特别迷人的吸引力，而是为了使这一运动能够获得一致性和直线性，能够避免歧路和弯路，避免无益的牺牲。只要无产阶级的人数、力量和洞察力在增加，并且它同资本的矛盾没有减少，那么不管科学社会主义者的研究的结果会是怎样，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绝不会因此受到削弱。由此可见，他不是把科学当作达到一个预先设想的目标并且为这一目标辩护的辅助手段，而是只把它用于一个目的，即认识什么是必然的事物。这一新的立场使他能不偏不倚到一定的程度，也就是在一个阶级对立的社会里探讨社会现象时一般能达到的程度。
这一切都不是新东西。但遗憾的是，伯恩施坦给我们的最新的东西还要比这更旧。他当作“社会主义”拿来给我们的实际上无非是老的乌托邦主义的一个新版本。
据说（第24页）“（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仅仅由理论预先描述的、或多或少注定要发生的行动，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企求达到的一个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要进行斗争。然而，由于社会主义把这样一种未来图景当作目的，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在目前的行动取决于对这一目的的考虑，社会主义就势必相应地包含着一部分空想主义。”[10]
伯恩施坦在这里完全撇开了人们提出目的时所采用的方法不谈；但这却是决定一切的关键；空想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正是在于它们提出自己的目的时所采用的方法。如果说提出一种必须经过斗争来实现的目的就是非科学的社会主义，那么古典经济学、重农学派、亚当·期密、李嘉图“就势必包含着一部分空想主义”，因为要实现听之任之和自由贸易，是必须进行斗争的。伯恩施坦认为任何一种社会主义“势必包含着一部分空想主义”，恰恰是这一点表明他忘记了空想主义的本质所在。
伯恩施坦关于剩余价值的阐述表明，他已经多大程度忘记了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恩格斯已经宣称，由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11]。
伯恩施坦说：“根据这一点，人们有可能被诱使认为，在剩余价值的科学证据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内在的联系，即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是从剩余价值的事实引申出来的。”（第9页）从下面引述的话可以看出，伯恩施坦把这一点理解成似乎工人被剥削是从剩余价值的事实产生的，而社会主义在道义上的必然性又是从工人受剥削这一事实产生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反对过这种观点，因此伯恩施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设法解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的那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终于幸运地找到了如下的答案：
“并不是剩余价值的事实直接证明了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而是群众对剩余价值的非难，即他们把剩余价值当作剥削来非难，证明了现存制度是不可容忍的。”
他扬扬得意地说，但是这毕竟不等于社会主义的科学证据，是的，它“甚至不能算作反对现存社会的科学证据。就像发现在奴隶劳动中奴隶所创造的肯定比他们所消费的多，也不会成为反对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科学证据一样”。后面这几句话是无可辩驳的。他接着还说，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对于证明工人受剥削来说是多余的，人们不必这么费事就可以满足这一要求。这些话也是无可辩驳的。
当然，我们的一致之处到此就为止了。
空想主义者不能在社会本身中看到任何最后必然要战胜资本主义的力量，他们唯一能指望的只是说服一切善良的人，使后者相信资本主义是罪恶深重的，他们把斯密和李嘉图阐述的价值理论看成合乎心意的助手，他们在马克思以前就已经从这一理论引申出工人受剥削的事实，以便根据它来推论出今天的生产方式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伯恩施坦在这里以及门格尔[12]在他以前所认为的马克思的观点，实际上是40年代几个空想主义者的观点。马克思从来没有想到要根据工人受剥削的事实直接地或者按照伯恩施坦绞尽脑汁想出来的那种方式间接地为社会主义或者哪怕只是为反对资本主义制造出一个“科学的证据”来。他的观点不是那么幼稚的。恩格斯在那里明确地说，社会主义是由于“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而变成了科学的。如果有人从恩格斯的话里看出其中所没有的内容，那么他一定是已经完全忘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特点所在，一定是已经完全陷在空想主义的思想方式里了。
一句话也没有说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是简单地从剥削的事实推论出来的。只不过是通过剩余价值理论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和发展规律，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作用，非熟练劳动的作用，机器的作用，资本积聚的作用等等，科学社会主义只能从这些认识产生出来。对于空想主义者来说，工人提供剩余产品这一得到经验确认的事实也许足够了。但是这一事实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因此它不能揭示这一生产方式特有的发展和运动规律，而只有根据这些规律才能对我们正在走向的那种超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作出科学的解答。单凭这一点，这一事实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者来说就是不够的。
伯恩施坦没有能力理解剩余价值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这一点突出地表明他倒退到原始的空想主义观点有多么远。他在补遗（四）中的表现也不亚于此。他在那里认为迫使人们加入社会主义政党的力量是“由于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正义性和合宜性而确定下来的意志”（第77页）。在他看来，在实践中重要的是“对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可想望性和可能性的证明。社会主义的宣传迄今总是为了证明这一点，它的吸引力也是从此而来的”。
我对此一无所知。社会主义宣传的吸引力是来自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自对无产阶级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性的科学证明。如果我们与此相反，打算在伯恩施坦提出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如果我们在这样做时打算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合宜性，那么如上所述，我们就不得不设计一幅这一制度的详尽的图画。但是我们也就必须负责担保在未来国家中事情真的会像我们许诺的那样合适。可见我们必须承担义务实现一个今天已经在一切基本特征上完整的计划——总之，我们必须重新成为空想主义者并且谈论未来国家，而我们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在我们还没有学会马克思主义时就曾经是这样做的。
我们目前采用的方法的成就使我们没有理由退回到我们党幼年时代的这种方法上去。我们一如既往，不愿意从证明虔诚愿望的合宜性来汲取我们的力量，而是愿意从对资本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的认识，对无产阶级不断增长的力量的认识，以及对无产阶级胜利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存在之间的不可调和性的认识汲取力量。人们可以否认这些认识的正确性，但是人们无论如何不能认为这些认识要取决于我们面临的未知事物的合宜性的证明。我们不能通过我们今天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绞尽脑汁来保证这一合宜性本身，而只能通过我们在无产阶级中间传播认识和有条理的思想来保证。认识，认识始终还是认识，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这样，我们愿意在任何方面都保持我们已经成为的那个样子：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徒。
科学社会主义是必需的，它也是可能的。它事实上已经存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它不可能是原始意义上的科学，即伯恩施坦所理解的那种意义的科学。我们现在看到，它也不可能是原始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即伯恩施坦今天所理解的那种意义的社会主义。这就是对他作为他的演讲题目提出来的那一问题的回答。
因此，如果伯恩施坦拒绝把“科学的”名称用于他的那种特殊的社会主义，那么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没有理由援引康德和拉布里奥拉来把它称为“批判的”。在《前进报》上批评他的人已经指出，对于康德来说，科学和批判精神是意义相同的。而拉布里奥拉正是在他把马克思主义叫作“批判的共产主义”的那本书（《关于唯物史观的探讨》）中非常明确和非常有说服力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质。
伯恩施坦的特殊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是从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那一组论文开始的，到目前为止这种社会主义的成就仅仅在于提出问题，这些问题它一个也没有解决，它愈来愈远地迷失在问题的迷宫里，找不到任何出路，而它的目标本身也愈来愈成为问题。难道人们把这种社会主义称为疑问的社会主义不是最恰当吗？要不就是，由于它纯粹是由怀疑构成的，并且不能摆脱这些怀疑，它称为怀疑的社会主义不是最恰当吗？
这当然不是伯恩施坦在恩格斯去世一年以后开始提出社会主义问题的时候给自己规定的目标。他威风凛凛地骑马出发去对社会民主党内非科学的拳匪进行修正主义的远征，他想把一种更高的文化带给他们。他认为自己在科学社会主义的领域发现了空想主义的一些残余。必须把这些残余驱逐出去。
他在他的《前提》（1899年）中就已经问他的批评者：“问题究竟是在于克服马克思主义本身，还是不如说是在于排除还拖在马克思主义身上的某些空想主义残余呢？我们必须在这些残余中寻找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矛盾的根源。”[13]（第179页）他还宣称：“但是只要是还保留着一点点理论感的人，只要对他来说，社会主义的科学性还不仅仅是一件观赏品，……那么他一旦认识到这些矛盾，也就会感到清除这些矛盾的必要。”[14]
今天这位联合起来的修正主义者们的世界统帅宣称自己不仅没有能力制服这种所谓的空想主义的最后残余，而且不如说他在空想主义面前放下了武器，并且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王国中的合法的统治者。
如果伯恩施坦在这里放弃科学社会主义者的身份，那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1] 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65页
[2] 见同上书，第367页。
[3] 见同上书，第369页。
[4] 见同上书，第361页。
[5] 乌尔班·让·约瑟夫·勒烈（ Urbain Jean Joseph Leverrier 1811—1877），法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原编者注
[6] 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369页
[7] 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361页。
[8] 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362页。
[9] 现在通常译为“空想社会主义”——原编者注
[10] 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363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66页。
[12] 安东·门格尔（ Anton Menger1841—1906），奥地利资产阶级法学家，维也纳大学教授。——原编者注
[13]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256—257页。——原编者注
[14] 同上书，第65—66页。——原编者注
感谢 明昶CHANG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