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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stav Mayer Engels-Biographie
古斯塔夫·迈耶尔的《恩格斯传》[1]
卡尔·考茨基
1921年
中译文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3年第13期。赵其昌译自《格林贝格文库》（Grünberg-Archiv）第九卷。
11月28日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诞生一百周年。两年前，卡尔·马克思一百周年诞辰纪念日成了一场国际性检阅，参加的人不但有私人朋友、党员同志，还有广大的“思想上的同志”，正如荷兰人说的那样，他们是那些站在社会主义的党组织之外、在思想上加入了无产阶级为争取更高生活方式而斗争的人。今年的恩格斯一百周年诞辰纪念日准备以同样的方式来纪念。
这一天会给我们带来最珍贵的纪念礼物，但是，它今天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不是那一个朋友、那一个党员的著作，而是一个“思想上的同志”的著作。《施韦泽》一书的传记作家古斯塔夫·迈耶尔博士写下了《恩格斯传》（第一卷）这样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可以和他以前的著作媲美，而且由于书的题目，意义更为深远而又极少有争议，因为恩格斯并不属于那种令人迷惑不解的人物。在所有人的眼里，恩格斯同施韦泽正相反，他光明磊落，忠贞不渝，也就是说，他始终忠于自己的事业，对恩格斯来说，事业就是一切，而个人则是无足轻重的。他对群众的愚昧丝毫也不让步。恩格斯宁可孤立，也不会迎合群众的愿望和为了一时的成功而牺牲自己无比高尚的精神。由于恩格斯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至今仍然活在我们中间，他的传记也就具有了现实的意义；相反，施韦泽评传却挖掘出了一个被遗忘的人，此人只有老一辈还记得起来，而他本人则亲身经历了自己政治上的死亡。
人们也许会认为，恩格斯的一生比施韦泽的一生似乎容易写些。恩格斯身上，一切是这样的朴实无华，光明磊落和坚定不移。在他身上，我们找不到见不得人的自私打算和意料之外的左右摇摆。但是，施韦泽这一方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政治家，就算他具有锐利的洞察力，他的政策也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因此，一眼就能被人看穿。相反，恩格斯既是个政治家，又是个哲学家。
在恩格斯身上，可以看到一个人思想的发展和活动的情况。他在不断探求真理的斗争中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思想方式，而且他还能在致力于国家和社会的革命化上做得并不比致力于思想上的革命化逊色。这在历史上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现象。他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地交互影响，相得益彰。
探索这一过程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恩格斯思想上获得了独立，摆脱了他的导师白尔尼、费尔巴哈、黑格尔等人的影响之后，他的思想和活动便立刻同马克思紧紧地融为一体了，因此，探索这一过程就更加困难了，以致确定他们在共同发现和阐述的成果中各自的那一部分变得相当困难，甚至不可能。他们共同撰写过为数不少的著作，或者其中一个人在另一个人的文章中又补充进个别章节。这种各自撰写部分内容的做法在1844年共同创作的《神圣家族》一书中在外表上可以辨认出来，不过，这是第一本，也是最后一本这类的书。
迈耶尔正确地看到：
“两位朋友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他们的精神财富分得一清二楚，对他们来说，重要的只是目标，而这个目标自始至终成了他们的共同目标。第三者如果不说明来源就把他们的思想据为己有，将会引起他们的厌恶，但是，我们发现，他们无意让后世轻而易举地来区分这份精神财富。”（第240—241页）0
此外，我们对恩格斯遇到马克思之前的生活情况迄今可以说还一无所知。而近代社会主义的历史学家为研究他们合作的时代，主要考察对象是马克思，而对恩格斯不过附带地研究一下而已。这主要是由于恩格斯具有对一个脑力劳动者来说令人难以置信的豁达，谦虚、不追求个人功名和不在乎个人的成就的特点。恩格斯在1851年2月13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我们厌弃名望，当我们有了名望，我们就会对自己迷惑不解。”[2]
每个同恩格斯有过交往的人都对这个特点感到惊异，连迈耶尔也十分强调这点。他谈到，“恩格斯丝毫不为使人堕落的最危险的恶魔－功名心所动”（第233页），后来还说：
“恩格斯十分谦虚的作风，而且常常是过分的谦虚从未让这种信念在他身上占有一席之道，即正因为有了他的参与，才可能引起或阻止种种巨大的转折。”（第342页）
迈耶尔在这里（第147页）还引了宪章派前领导人哈尼的话作证：
“恩格斯七十二岁时同他二十二岁在《北极星报》上崭露头角时一模一样，还是那样谦虚、那样甘居第二线。”
威廉·李卜克内西的评价也无两样：
“当时，凡在炮火中目睹过恩格斯的人，还在长久地谈论他那（在1849年巴登起义中）临危不惧和视死如归的精神。恩格斯自己则认为不值得为此多费口舌。”（第368页）
这种克制并不是因为什么狭隘狂而引起的。恩格斯完全明自自己的价值，而且一旦要求他在对手而前表现出他对个人的非凡才干的自信时，他是不会有任何迟疑的。恩格斯的谦虚完全出于他对个人声誉漠然置之的结果。
然而，对于打算叙述恩格斯发展的人来说，完成这项任务变得十分困难了。恩格斯很少谈论自己，即使对他的朋友也如此。他的著作从开始为自己进行辩论之时起，就同他的伟大的朋友的著作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在恩格斯一生的最后十年中，我虽然有幸成了他最知心的朋友之一，但是，对于他的青年时代却几乎一无所知。1887年，布尔诺[3]的同志请求我给他们的《工人历书》写一篇恩格斯的传记。当时，我正在伦敦，于是，便请恩格斯提供些有关他少年时代的资料。在文章中，我利用了他告诉我的全部材料。恩格斯在1895年去世后，柏林前进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小册子的单行本，其中，可供查阅的材料少得可怜。人们尽可以把材料不足的过错归罪于我。一涉及到朋友们的个人生活，我提的问题总是很蹩脚。但即便是同恩格斯过从甚密的其他同志，对他也是了解不多的。爱琳娜·马克思错把《纽约论坛报》上论《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连载文章当作马克思的著作发表的一事就证明，甚至连马克思的孩子们对他们父亲的出版物中凝聚了多少恩格斯的心血知道得也很少。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告诉了我们，这篇文章的作者乃是恩格斯。
在这种情况下，迈耶尔几乎找不到任何现成的材料。值得表彰的是，他的著作获得了如此成功，并且对作为恩格斯的知己和对其人品和著作都熟悉的人来说，这部著作同样也是无懈可击的，确实，它使我们得益非浅，原因是，这部著作不仅在我们眼前真实而形象地再现了尊敬的死者的画像，而且还就我们所知道的有关恩格斯的情况补充了一些迄今尚未披露的或者完全被遗忘的材料，其中一部分来自恩格斯的家庭通讯，这些通讯乃是这个家庭热心提供给这位传记作家享用的。这个贵族世家今天显然对出自自己家门的平民事业的辩护士感到自豪，尽管这个贵族之家曾经把青年时代的恩格斯看作是失去了的儿子，甚至家族荣誉盾上的一块黑斑，而为此感到痛心。
迈耶尔成功地对恩格斯作出了十分公正的评价，尽管他——如开始所说——同恩格斯的立场并不完全相同。虽然迈耶尔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个人以及他们为解放劳动人类的目标寄予巨大的同情，但却不讳言，他对譬如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在民族冲突中的态度及其对社会主义的期待持有相当对立的批判态度。但是，这一切都是以极大的克制表现出来的，以致必须十分仔细地观察才能看出这一点。
例如，迈耶尔就曾从海因岑的一篇反对共产主义的论战文章中引了下面这句话“如果共产主义是一种运动，是一种追求目标的运动……那么，目标一旦实现，这一运动不是自然而然地停滞不前，就是不得不转变成一种新的运动。共产主义实现之日，乃是它的终结之时。”对此，迈耶尔认为，“这些反对意见实际上触及到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的千年王国说的源，它们指出了这样一个空间，在这里，甚至在马克思恩格斯身上也开始出现了信仰，因为认识在这里必然会不起作用了。”（第280页）
我们经常听人谈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千年王国说”，但是，我始终还不明白，什么叫“千年王国说”。马克思恩格斯期待无产阶级通过发展经济和阶级斗争，在数量上、在知识和道德力量上进一步强大起来，直至最终能夺取政权，并根据自身的利益对资本主义大企业进行改造。这种观点，我们可以说它对，也可以说它不对，但是，这种观点毕竟不是什么“千年王国说”。所谓“千年王国说”，我的理解是，期待出现一种太平盛世的社会状况，而这种状况将会使社会的任何进一步发展成为多余，或者甚至不可能。这乃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期望，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有过这种期望，他们已经同空想主义一刀两断。尽管“千年王国说”的期望至今还存在，这种空想主义的期望也不会因为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而永远存在。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之所以必要，是为了解放无产阶级，为了消灭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困，为了使资本主义时代的成果从一小撮幸运儿手中的垄断变为公共财产。我们社会主义者当然希望人类越来越幸福，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却同其他社会主义者相反，正是他们教导我们不要异想天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观认为，历史的进程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会产生矛盾、冲突和斗争，它们将迫使现存的东西让位于更高级的东西。社会主义将克服由资本主义造成的种种矛盾，创造出更高级的东西，但是，社会主义绝不会使社会发展停止下来社会主义社会会产生新的矛盾、新的问题和新的斗争，恰恰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告诉我们，这一切肯定会出现。不过，要预见到这些问题和斗争属于什么性质，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今天谈论这些问题和斗争便成了无的放矢。我们正忙于认识和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问题。但是，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解决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同解决科学上的问题一样，是没有绝对的答案的，只有相对的答案；任何进步都不会使我们一劳永逸，相反，却只会向我们提出新的任务，这些任务大多比我们刚刚解决的更为艰巨。
“千年王国说”怎么会同这种历史观协调一致呢？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一旦得以实现，就一定会转变为一种新的运动，而且这种社会主义的实现本身就包含着它的终结。试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会被这种异议驳倒吗？虽说这个恶的世界的一切现象都是如此，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这方面也不会例外，但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立场的最致命的弱点”怎么会像迈耶尔所声称的那样，表现在这上面呢？
同时，尽管保留有种种十分罕见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这是误解——迈耶尔仍以清晰和犀利的笔触忠实地刻画出了恩格斯的形象。谁曾有幸亲自结识老恩格斯，谁就会满意地发现，年轻的恩格斯身上早已具有了他晚年时的一切性格特征。像恩格斯那样很少改变性格的人是不多见的。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我们已经指出过的他那谦虚和无私的品质，也适用于他那“传奇化的乐天性格和逗趣”。诚然，恩格斯在这一点上同歌德极为相似，然而，他又同这位枢密顾问先生极为不同：恩格斯从青年时代直至垂暮之年始终是一位战士。他不仅时刻准备去寻求真理，而且时刻准备为之奋斗；他也时刻准备帮助穷人和受压迫者，不仅用财物周济他人——老恩格斯同青年恩格斯一样，不知道什么叫吝啬——，而且还亲自投身到反对剥削和奴役的斗争中去。
恩格斯始终是一名反对任何卑劣行径的战士。他认为，讲道德是天经地义的事。他十分厌恶侈谈道德，而使他深恶痛绝的莫过于炫耀高尚的思想。他只是在把伦理学作为社会关系的产物加以研究而不是在运用时才谈论它。
作为创造了崭新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的思想家，要把恩格斯描写为一个普普通通的、襟怀坦白的人是很困难的。他所创造的这种新方法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不断地在开辟新的道路，但是，即使在今天，仍然只有少数人对这种方法有足够的认识。阐述这种理论并不是一个传记作家的任务，这样做需要写一本专门的书。遗憾的是，这样一本书至今尚未问世。在此，容我顺便提一笔，多年来，我就计划系统地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是，这样做所需要的政治上的安定时刻并没有出现。
传记仅仅反映了恩格斯的哲学观点、历史观点和经济观点之形成所走过的道路，描绘了恩格斯的成长环境并提供了对他有过影响的文献书目。我们认为，迈耶尔的这本书对所有这一切都作了十分正确的叙述，并载有人们迄今尚一无所知的许多细节。作者在这本书里发挥了他在论施韦泽一书中同样的一丝不苟和敏感。
自然，不说说朋友的科学贡献，就既写不了马克思的科学贡献，也写不了恩格斯的科学贡献。他俩毕竟已经成了一对不可分离的密友。研究这点时，显而易见，始终存在一个问题；两人中谁更伟大，区别又在哪里。
迈耶尔也同样常在探讨这个问题。当时，恩格斯本人已经作出了回答：他承认马克思的出类拔萃，并以通常的谦虚口吻说，他自己的一生只是在演奏第二小提琴。
同样，在我们大师的朋友们眼里，马克思给人的印想总是比恩格斯深刻。因此，这些朋友在1848年《新菜茵报》编辑部里总是心甘情愿地服从马克思的权威。但是有一次，当马克思外出旅行、恩格斯代表马克思以报纸负责人的身份出面时，他却未能 享有同样的权威地位。
迈耶尔同样也把马克思看得更重些，这并不奇怪。我只是觉得，迈耶尔同大多数谈这两位朋友之间关系的评论家一样，对恩格斯确实多少有些不公道。
一般说来，迈耶尔通过大量深入细致的观察，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关系的描写算得上是恰如其分的。例如，他写道：“正如各不相同的作风一样，他们个人又是多么截然不同啊！这种鲜明的不同之处直接反映在他们对待家庭的情感上：在恩格斯身上表现出来的是，朴实无华，襟怀坦白，而青年马克思却仍然受到那一代德国犹太人过分多情善感（从历史上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的熏染。一般地说，从各个方面来看，两人中恩格斯更不易激动，内心更显得沉着，体力上和精神上的适应性更强，他不那么复杂，更和谐，性格更开朗。恩格斯经常数落这位性格十分拘谨的朋友，说他受自己情绪的‘折磨’，永远没个完，永远得不到满足。”（第185页）“恩格斯尽管受过宗教虔诚的教育，然而，在他身上实际反映的却很少。他血性方刚，思想敏捷而常常喜欢过早地下结论，具有直观性的处事方式，这一切使他感到在同所发生的事或所经历的事有联系的生产方式中和在半即兴的、因而是迫不及待地探求结果的考察方式中，比身居需要花费气力进行严格地抽象和系统地深入到逐条逐理思维的科学大厦里去的研究中更舒服。而马克思的长处恰恰是恩格斯所舍弃的这一切，因为对于恩格斯来说，激情比解说更重要。”（第187页）
当然，恩格斯在抽象思维的领域里并没有望而却步。“然而，恩格斯却更喜欢专心致力于他那实践能力的训练，这种能力是从先辈那里注入到他的血液中的。命运给恩格斯安排了一个嗜书如命、不喜欢体力活动的马克思作伙伴。在恩格斯身上没有充分训练出来的才能（尽管他的事业、他的计划和任务要求他具有这样的才能），在马克思身上却绰绰有余。自从有了这样一个伙伴以后，恩格斯便心安理得地可以把自己的才能限制在自认为固有的那些方面了单说两个人的科学志趣不同以及马克思“进行严格地抽象和系统地深入了。
如果不说别的，单说两个人的科学志趣不同以及马克思“进行严格地抽象和系统地深入到逐条逐理思维的科学大厦里去”的能力比恩格斯强，那么，这一切都是十分正确的。然而，迈耶尔又进了一步。迈耶尔根本不想承认恩格斯的这种能力，尽管恩格斯的能力事实上非同寻常，只不过同马克思比较起来，显得欠缺些罢了。迈耶尔认为：“尽管恩格斯非常迫切地需要从大的方面用活动的观点来体察历史生活在政治上、社会上和文化上的变幻无穷和联系，然而，他生就缺乏系统地实现这种想法的能力和表述这种想法的意向。恩格斯在马克思身上发现了他所缺乏的这种善于综合的巨大才能，这使他感到有义务为马克思作出牺牲，恩格斯本人可以提供建筑用砖，甚至也能帮助绘制设计蓝图，但是，大厦他从未能建设起来，而对于一向憎恶精神上无家可归的恩格斯来说，是多么需要在这样一座大厦里定居啊。”（第186页）接着，迈耶尔就想断定，在有些领域，特别是在哲学领域，恩格斯身上存在着从未能彻底克服过的“某种一知半解”。迈耶尔继续说道：“恩格斯并不具备马克思的那种创造力，他从未能像马克思那样独立地分解过从上一代人那里流传下来的一大堆认识问题，并重新加以组合。”（第188页）在第184页上竟然说，恩格斯缺乏比较完美的哲学修养，在辩证法方面也缺乏创见。
我是不会对恩格斯作如此低的评价的。贯穿在迈耶尔的这本书里对恩格斯的敬意本身就表达了另一种内容。
我们只要看一看恩格斯的早期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就行了。恩格斯写这篇文章时几乎还没有受马克思什么影响。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已经包含着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切萌芽。文章从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出发，说明了无产阶级的心灵；文章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展望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并宣布，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人既然以这种大胆而又卓有成效的方式超越了迄今为止的认识，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否认这位天才具有“独立地分解过从上一代人那里流传下来的一大堆认识问题，并重新加以组合”的独创精神、创造力和能力。我们只能说，恩格斯采取的是一种不同于马克思的解决方法和认识方法。当然，恩格斯写不出《资本论》，从不知道用这种无所不包的、对一切结论进行深入细致地思考和研究的方法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描绘成一种完整的体系。但是，恩格斯本可以通过把他和马克思所特有的那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新的思维方法最广泛地运用到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上以进一步深化和完善这种方法，从而通过另一条途径来加深我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体制的认识和扩展历史发展的规律，他在某些领域里也许会做得比马克思更有成效。
迈耶尔的这本书本身在许多地方就证明，恩格斯“分解从上一代人那里流传下来的一大堆认识问题，并重新加以组合”的能力是很强的。
迈耶尔是这样说的（第308页）：“恩格斯在谈论他对他们学说的制定和共产党宣言的诞生所作的贡献时始终抱着极大的保留，既然如此，作为论述的结果，让我们记住：在认识现代资本主义、阐述无产阶级对待现代资本主义的立场、设法把德国哲学和英国国民经济学综合在一起等方面，以及在献身共产主义、要求并促进共产主义者的国际团结等方面，恩格斯的行动要早于马克思。”
鉴于这些看法，我认为，在评价恩格斯的才能上，迈耶尔同我之间的分歧并不像根据前面引证过的看法可能表现出来的分歧那么大。但是，由于这里所批判的迈耶尔书里的那些言论，会很容易给早已扩散在某些阶层中的低估恩格斯的做法提供新的材料，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表明我对这种言论的疑虑。
恩格斯在这条同自己志趣相投的道路上没能像马克思在其道路上那样，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其原因不在于他们的天赋孰高孰低，而在于他们的生活状况不同。马克思始终只是个知识分子，严格地说，是个思想家和学者，相反，恩格斯有时却还是个商人，而且鉴于他的认真态度，可以肯定地说，他的工作还是相当负责的。恰恰在1850年到1870年这二十年（其时，马克思非凡的创造力正达到了巅峰，因为他完成了《资本论》的创作），恩格斯却被纠缠在他曼彻斯特工厂账房里，而这完全是出于他对马克思的友谊。恩格斯经商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马克思，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伟大朋友陷于绝境，同时，也是为了使马克思有时间致力于他的写作。迈耶尔自己也说：“恩格斯是能够轻而易举地进行创作和撰写文章的，如果说他现在（以1850年起）竟不顾这一点而自愿放弃无拘无束的精神活动，甘心再次忍受曼彻斯特的‘浓浓烟雾’，重返不为他所爱的账房间，那么，他这样做更多的是出于对马克思的考虑，而不是对他自己。”（第397页）
1850年至1870年这段时间不仅对马克思（以及拉萨尔，他于1851年发表了《论赫拉克利特》一书，1861年发表了《既得权利体系》），而且对恩格斯的创作来说，本可以成为大丰收的年代。反动时期的平静使他们得以脱离时局的任何严重干扰达十多年之久。而这样一个对集中精力从事科学研究如此有利的时期，正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的方法和立场已经取得了完全清楚的认识之后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本应和马克思一样，有更深刻、更伟大的创造，即使像前面说过的那样，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但不幸的是，这段时间内，正是恩格斯经商最紧张的时刻。
为了证明恩格斯不如马克思，迈耶尔还指出，恩格斯通常只是迫于论战才进行理论上的论述：“为了激起他进行完全自觉的理智的批判，迫使其论战的压力必须首先从外界或者甚至从内心来抓住他。”（第186页）但是，如果说恩格斯更习惯于论战，而不像马克思那样习惯于系统的概括和论述，那么，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他们事先作出的分工：其中一个人偏重于作为对外的理论代表，另一个人则进一步发展他的理论，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们生活状况的不同，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过。只要没有反动派的统治，只要时代对斗争比对安安静静从事研究更有利，那么，马克思同恩格斯完全一样，几乎只以论战的形式来阐述他们的思想。后来，从1870年起，当恩格斯再次赢得了充分的时间用于创作时，时代却又要求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实践和理论的斗争上。当时恩格斯是单枪匹马在进行论战，马克思根本就没有参加，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的身体已经垮了，以致他根本就从事不了创作活动，包括完成《资本论》。而马克思能够致力于他那伟大而系统的工作时刻，恰恰是恩格斯系统的工作因经商而屡遭阻碍的时刻。
如果说恩格斯和马克思相比显得比他们能力的实际差别还要逊色，那么，这主要是由于恩格斯的举世无双的谦虚和友谊，以及恩格斯对他们的伟大事业所抱的无比的献身精神，在恩格斯看来，他个人同这一伟大事业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恩格斯所以比其他所有人更早地充分认识到马克思的伟大，而且把保持马克思的工作能力，使他更好地为了科学和无产阶级的事业服务视为自己的神圣义务，——为此他甚至不惜去从事商业，而使个人的科学活动受到限制——原因正在于恩格斯自己就是个伟人。几乎还从未有过那一位思想家为了科学作出过如此巨大的牺牲。
迈耶尔充分认识到恩格斯这方面的伟大，因此，他正确地否认了这样的问题，恩格斯是否因马克思所处的优越地位而感到郁郁不快，“这种令人痛楚之处是否在的战著，以致有一个悲剧的音符在发出共鸣”。（第188页）
恩格斯同任何嫉妒和猜忌是格格不入的。他并没有因朋友的伟大而感到不快，相反，却的合作者更令人感到快慰的呢！感到由衷的高兴。对恩格斯来说，有什么能比被自己所崇敬的这位天才承认是具有同等地位的合作者更令人感到快慰的呢！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才能和学识极为敬佩，他绝不会在自己朋友的身上发现“某种一知半解，尤其是在哲学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同命运，共呼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朋友，谁也实现不了自己所做的一切。在这个充满欢乐和自豪的工作集体中，又怎么可能潜入一种悲剧的情调呢！
迈耶尔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实际政治工作方面的才能的相互关系描写得很是精彩。他的这些描写反映在论述1848年的革命事件上。总的说来，这一论述属于这部著作的最成功部分，而且正是由于目前局势中出现了类似事件，从而深深地吸引住了我们。
有关章节似可全部引下来。迈耶尔谈到了这两位朋友在《新莱茵报》编辑部里的工作，接着写道：
“在为了共同的任务——它每天都提出要求，不容任何延误——而进行的密切合作中，他们越来越看到，他们的天性是多么相得益彰。马克思本人往往受到情绪的束缚和波动的烦扰，所以他对恩格斯‘不论白天黑夜，不论饥饱’地工作，对他写作时思路之敏捷，领悟之迅速，落笔之轻快十分钦佩；对他能不费力气而又有把握地通观英国、法国、比利时、丹麦、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奥地利的各种报刊赞叹不已；对他善于以极高的速度把搜集来的材料加工整理，为他们共同的重大观点所用十分欣赏。因为马克思缺乏这种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必须具备的才能，所以每当他——这种情况常有出现－为了一篇文章坐在那里琢磨了一整天，为遣词造句绞尽脑汁时，就得挨几声朋友的埋怨——这种埋怨并不伤害感情——，说他生来就不是块当记者的料。”
“但是，马克思却表现出了一个卓越的政治战略家的风度。每当恩格斯一时冲动，对形势作出了最符合他个人愿望的评价时，马克思则在作出判断时比较冷静并保持着判断的准确性，避免轻率地下结论。恩格斯感到自己身上缺乏马克思所具有的“在必须迅速采取行动的时刻总是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并且立刻抓住关键问题的那种洞察力。恩格斯后来承认，在和平时期，确实出现过这种情况，即同马克思比起来，他也有过对的时候，但是，在革命的时刻，马克思的判断却几乎是不容置辩的。在日常的激烈斗争中，如同先前在创建新的历史观时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团结证明是可靠的。如今，这新的历史观具有的承受力已经到了第一次经受世界历史的重大时局考验的时刻。”（第322页）
新的历史观出色地经受住了考验，并使这两位朋友大大超越了1848年革命的幻想者。当然，事情并不总是这样。
唯物史观最有效地教导我们去认识当前的任务和在其引导下通向未来道路的方向。然而，的是，用以测量横在我们面前的这条道路长短的科学方法并不存在。即使我们对社会规律和目前的社会结构有最充分的认识，也不排除会对发展速度产生错误的认识。于是，唯物史观赋予政治的科学基础便失灵了，于是，一厢情愿的事也在所难免了。在这方面，甚至连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常常失误。
1848年尤其能说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充分认识到了无产阶级的落后性。不久的将来并不属于无产阶级，而属于资产阶级。他们在革命时期的全部活动目的不是为了共产主义，而是为了赢得和捍卫民主。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期望：革命会延续得更长一些，无产阶级在这一过程中将会迅速成长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因素；无产阶级将会最终夺取政权，并且利用国家权力争取获得经济上的解放。
从本质上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待的，无非是让法国大革命的进程重演一遍，但是，革命中的无产阶级则必须是进一步发展了的，它应该设法使无产阶级的少数统治不再像1794年那样的崩溃而告终。
然而，正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形势进展，造成了不可能再现1789—1794年事件的局面。这一次，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感觉到无产阶级的威胁；他们不让无产阶级有时间集聚起来，增强力量和提高认识。他们立即挑起了决战。第一次法国大革命从攻占巴士底狱到热月9日经历了5年之久（1789年7月14日到1794年7月27日），而在1848年，从革命爆发到无产阶级的决定性失败，这段时间甚至连5个月都不到（2月24日—6月23日）。
这一迅雷不及掩耳的灾难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未曾预料到的。他们的整个预测随之也就失去了现实基础。从六月战役开始，革命便无可挽回地衰败下去。
但是，恩格斯毕竟是一名战士，他不会立即承认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这个事实打破了他最热切的期待和愿望。为了不背离革命，恩格斯背离了自己的历史观，陷入异想天开之中。他把每一次使群众气馁的失败看作是应该唤醒群众，使他们获得双倍力量、进而怀着新的愤怒投身于斗争的鞭挞。恩格斯如今热衷于恐怖主义了，他根本不承认那些站在反革命一边的斯拉夫少数民族拥有任何自决权和生存权。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正是恩格斯这个时期的言论——马克思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一近儿年来，被那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大叫大嚷地引用着。一方面是库诺及其一伙人，目的是为了掩饰反对塞尔维亚的奥德战争政策，另一方面是最新类型的共产主义者，目的是为了证明在每一次自身的失败中蕴藏着革命的力量，并且为恐怖主义辩护。
一旦现实变得毫无希望时，斗争的激情便驱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去认识现实。然而，当斗争不得不停止时，他们又会立刻产生这种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9年秋开始在英国流亡，起初他们仍然想象革命不久必然会重新爆发，最近一个时期的种种事件只不过意味着革命刚刚开始罢了。但是，在英国逗留的几个月，加之对经济形势的研究，使他们认识到，目前革命已经失败，掀起一场新的革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当他们表明了这种看法之后，立刻受到这样一些革命家的孤立，这些人把进行政治斗争的经济条件看得无足轻重，而把纯意志看成是唯一推动历史前进的车轮。但是，最终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不是一时的成功，而是他们的以上认识决定了历史，决定了科学。
如今，恩格斯怀着反对反革命的同样激情，反对那些除了革命什么都不想，主张在任何情况下——不管革命时机是否成熟——都要进行革命，自命职业革命家而瞧不起任何人的流亡者：
“恩格斯对职业密谋家，对在国外到处窜来窜去的流亡者的‘无节制的习惯’——他认为。流亡是一所学校，在这里，一个人如果不彻底脱离流亡生活，他就必然会成为傻瓜，蠢驴或者十足的无赖”
[4]——，对革命的浪漫主义者——他们对决定历史的种种因素 相互之间的关系没有深刻的认识，认为通过自发的密谋便能实现所盼望的变革——怀有一种无法遏制的厌恶感情。”（第395页）
当恩格斯看出革命已经失败时，为了使自己和马克思在这一阶层中免遭沦落的命运，他于1850年底决定进他父亲设在曼彻斯特的纺织工场。恩格斯生平的第一个时期到此结束了。迈耶尔的这本传记也就写到这里为止。
事实上，对恩格斯来说，1850年不仅在外部生活条件上，而且在内部生活条件上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重要阶段的明显分界线。
迈耶尔把1850年之前的这一阶段正确地描绘为恩格斯动荡不定的年代。从那时起，一代宗师的时代便开始了。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这两个阶段也是分开的。在第一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期望把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实现民主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期望无产阶级得到最迅速的发展，并有能力统治国家。在第二阶段，他们认为，革命一般说来并没有临近，以致他们必须把全部努力集中在革命上。如今，从心理和理智上振兴无产阶级成了马克思恩格斯面临的任务，社会主义的活动在不具备革命条件的情况下应该适应这一任务。1864年成立的马克思的国际，首先不是为革命服务的，而是通过成立群众性组织、开展群众性宣传、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以及争取社会改革来为无产阶级的崛起和斗争条件的改善服务的。无产阶级越是强大，作为其革命先决条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越退居次要的地位。发展的目的越来越表现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再需要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这一中间阶段，而且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但是，这一革命所取的形式必须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资产阶级革命。
介绍恩格斯这一阶段的情况乃是迈耶尔这部作品以下几卷的任务。从获得如此成功的第一卷来看，我们可以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它们的问世[5]。
注释：
[1] 古斯端夫、迈耶尔：《恩格斯传》第一卷：恩格斯的青年时代：1820—1851，附有恩格斯的画像一部。不倦：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包括1838—1844年的论文、通讯……此外，附有一幅未发表过的青年恩格斯的画像。柏林，J·施普林格。
[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210页。——译注
[3] 捷克的一城市名。——译注
[4]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206页。——译注
[5] 补卷于本文结束数月后才出版。评论所以未涉及补卷，是因为作者在此期间已启程去佐治亚。由于作者不在，根据其请求，在此暂时只强调一点：附有迄今尚未发表过的一幅青年恩格斯画像的补卷，完全有资格和正卷并列在一起。它收有恩格斯从18岁到24岁时的信件、文章、通讯和诗歌，这些都是“一个充满了深刻的内心活动和孜孜不倦、奋发向上的青年人的见证”，对此，我们迄今还一无所知。本书详细而形象地向我们介绍了恩格斯在开始同马克思接触之前这段时间里的思想发展过程。为此，我们对迈耶尔本人不胜感激之至。
感谢 雨宫花凛 收集 佐仓绫奈 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