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考茨基
回忆和探讨（摘译）
〔德〕卡·考茨基
（1936—1938）
袁延明 译
这是卡尔·考茨基在1936—1938年写的回忆录，1960年由他的儿子贝奈狄克·考茨基编辑出版。这里选译了该书第三、四、五、六章的若干节。——译者注
三、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里
(1875—1880)
1、我加入了党
1874年我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准备考试是一件苦差事，为了消除疲劳，恢复精力，我和三个要好的同学作了一次从米尔茨楚施拉格到巴伐利亚国王湖的徒步旅行。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奥地利。在德国，没有什么比国家分裂带来的后患更引起我的注意。还没有制定新的国家货币。到1876年马克才生效。在贝尔希特斯加登我们使用的是德国各邦的五花八门的钱币。
我们四个旅行者当中有两位后来当了教授。恩斯特·莱歇尔是物理学家，阿尔弗勒德·多玛斯切夫斯基是罗马帝国史专家。当时我们曾预言，我们这伙人中的第三个，费克特·冯·贝拉法瓦的前途最辉煌，他在我们之中显得最有天赋。我不知道他现在成了怎样一个人，我和他完全失去了联系。后来听人说，他在一个国家机关里混事。我不能担保这消息是否确实。除了刚才提到的两位，我还记得另外两个有成就的中学时代的朋友。罗伯特·诺伊曼·冯·埃滕赖希选择了法律职业，成了一个有名望的高等法官；格维多·阿德勒是颇有声望的音乐理论家和音乐史专家。他们没有参加我们那次漫游。可惜诺伊曼、莱歇尔和多玛斯切夫斯基已经不在人世了。不得不给这么多亲爱的人们送葬，这是上帝对老年人的惩罚啊。
那时候，我们自然常常在一起谈论将来的打算。多玛斯切夫斯基已经清楚他将从事的职业。我们三个却觉得自己的未来还很不明确。莱歇尔计划登上世界舞台，而不是走进实验室或登上学校的讲台。费克特根本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我已经下定决心献身于社会民主党，但是完全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卓有成效地为它工作。我很少向同学们谈及我的社会主义观点。我知道他们并不认真看待它。他们都比我小两岁，当时就依据他们广博的世界知识，认为相信这些观点是青年人的愚蠢所致，一旦面临严峻的生活，就会立即放弃它们。我认为这种情况绝不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但我又不安地自问，我是否属于那些不屈不挠、出类拔萃的人物，我的观点是否有足够牢固的基础，经得起任何反驳？
我们远足归来时，家里得到消息，我的住在波多尔—德沃尔策的祖父病重。立即决定由我前去照看他，让他好好养病，可是我到布拉格的时候，他已经脱离危险了。我既然已经来了，就没有马上回去。我利用这个机会走遍了布拉格周围我从前不曾到过的地方，这个地区很适合作徒步旅行。当然同时也温习了我的捷克语知识。可有时我那半瓶子醋的捷克语知识也会捉弄我……
除了步行、游泳和划船，我就读书。多玛斯切夫斯基在我们漫游途中曾兴奋地称赞过布克尔的《文明史》，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立即买了这本书并且带到波多尔，在那里我怀着同样兴奋的心情阅读它。后来我才看出了它的缺点。我曾在我的一本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书里提到过它。当时我还没有分清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布克尔的书是我读到的第一本关于唯物主义的著作，它的英国激进主义的立场博得了我的好感。
我的祖父考茨基看到我这么用功，很高兴。他不能想象会有人不是为迎接考试而是为其它目的来钻研这样一本严肃的书。他确信我是一个热衷于追求功名的人。我就让他这样想，因为这个想法使他极为欣慰。这是我最后一次在波希米亚作较长时间的逗留。此后我有时到布拉格住几天，但再也没有到过布洛菲茨。那里的情况有很大变化，对波图切克一家来说十分不幸。我的叔父从1867年开始参加创办的企业，那是可以引为骄傲的、预示着令人目眩的财富的企业，但由于1873年交易所的破产，全都或者倒闭，或者暂时不能赢利。波图切克为人太正派了，不肯象当时许多创办人那样，损害自己的信托人来挽救自己。为了维持企业不致倒闭或者减轻危机，他牺牲了自己的全部财产。但是无济于事。他自已却在1874年一年之间变得一贫如洗。他卖掉了房屋、药店，放弃了议员职务。因为他认为一个破产的人当议员是不名誉的。1876年他身无分文迁居布拉格，在那里用一切办法勉强维持生计。
路易莎姑姑那时又恢复了从前演戏的爱好。如果剧院聘用她，她就可以接济家庭。这一次她的丈夫没有表示反对。但是她不再走运了。或许是一个竞争者出的坏主意，或许是她自己不自量力，1877年11月她竟同意在席勒的《玛利亚·斯图亚特》一剧中饰演伊丽莎白女王。当年她是以扮演调皮的鞋匠小学徒和少女等角色红起来的，现在也许扮演一个古怪老妪最合适，而不是去扮演席勒剧中的女王。当我们在维也纳得知她将扮演怎样一位人物时，都担心要环事。我们估计她会被人嘲笑。不过事情还不至于这么糟，人们十分尊重地观看了她的表演，但是没有人鼓掌。报纸对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她失去了勇气，放弃在舞台上继续作任何尝试。她的演员生涯从此结束了。.
这个家庭注定再也不能摆脱困境。后来，当波图切克在布拉格的一家药店里找到助理药剂师的职位时，他一定感到高兴。尽管忧患折磨着他，他还一直能工作。他比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活得还长。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已是八旬老人了。战争的恐怖越持久，他越感到了无生趣。在感到战争结束无望的情况下，他服毒自杀了。战争这个悲剧性的灾难使他提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只要再活几个月，就能看到他最热切的愿望的实现：独立的捷克共和国的建立。这个愿望的实现肯定会给他，即最后一位还活着的议员，最后一位还活着的、早在1860年就庄严地宣告捷克民族对建立自治国家的要求的人以个人荣誉。他本来可以享受这晚年的快乐的。在他对生活感到厌倦、拿起那杯毒药的时候，他没有料到这一天正在到来，没有料到这一天已经临近了。
现在我们再从二十世纪回到十九世纪，1874年。我从布拉格回到维也纳，为进大学作准备。我的大部分同学都要服兵役。我却省了这件事。我曾三次报名当志愿兵，起初是要塞炮兵，第二次是野战炮兵，第三次是步兵（德国骑士团），每次都由于深度近视未被接受。1874年春天普遍征兵体检时，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仍不能入伍并且被要求一年以后再到一个征兵体检委员会去一次。结果我被永远免除兵役。但我却因此缺乏对军国主义本质和现代战争本质的实际了解，这种了解对于我们时代的政治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恩格斯首先向我指出了这一点。于是我试图通过理论学习来获得我所缺乏的知识。由于我完全没有战时实际经验，我的军事知识不足以作出军事判断以至下达军事命令。幸而我也从未处于需要作这种判断的地位，我从未卷入一场巷战。1874年秋天，我没有任何兵役之累，面临的任务仅仅是研究大学的课程表并且选出我想听的课。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出现的问题仍然是：你要做一个怎样的人，怎样度过你的一生？
我将献身于社会主义，对此我毫不怀疑，决心已经下定了。但是仅仅醉心于社会主义的人是无法生活的，这一点我明白。象我让我的小说中的社会主义者们所说的那样仅仅牺牲幸福和快乐，也不够，那么怎么办？
还有一点我也很清楚。我不愿仅仅从事社会主义活动，我还想进行科学研究，即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按照我的兴趣和能力我最适合搞历史研究。因此我选了历史课。但历史工作者要谋求职业，只能当大学的编外讲师和中学教师。我不愿意躺在父亲的钱袋上，我知道，他不是靠资本，而是靠自己的劳动为生。因此在家里，我是依靠他人的劳动、依靠我父亲的劳动生活的。这个想法压迫着我。除非是在绝对必要的时期，我不愿意要求父亲的资助。当编外讲师比中学教授（这是奥地利授予主任教师的职称）需要依赖父亲的时间更长，因此我决定选择后一种职业。
我听弗兰茨·布伦坦诺的哲学讲座（心理学）；此外两个历史讲座：比丁格尔的通史和西克尔的城市史；还有西蒙尼的物理地理和两门文学课：托马舍克的论歌德和席勒；海因策耳的早期德国文学。
我记得，就在我要自由决定自己未来道路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对我具有决定意义的偶然的事情。我不能确定这事发生的确切日期，因为与此事有关的那一期《平等报》已经找不到了。事情是这样的：我在街上漫步时，常常喜欢在烟纸店门前停留，不是想买雪茄，而是想看看橱窗里贴出的我无法从其它途径订阅或借到的报纸。1867年上台的奥地利自由主义政府高喊思想自由，却连报纸的发行量也要加以限制。报纸必须付保证金，必须为印刷的每份报纸付检验盖章费。报纸可以任意被没收，却不准随便卖给读者。只有国家垄断的烟草专卖店，意大利语叫做Trafiken（烟纸店，兼售报纸、邮票等。——译者注）允许卖报。它们成了我了解时事的源泉。
有一天一家烟纸店的橱窗里贴出了一份我从未见过的报纸，一份维也纳新城的报纸《平等报，社会主义周刊》。当时我想，新城能有什么好东西。然而我和从前对贝利恒说过同样的话的人们一样弄错了。不过我还是好奇地往小报上瞥了一眼。这一瞥使我激动万分。我看到，在我面前的是一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很长时间以来，我十分渴望直接从社会民主党人那里了解他们的要求。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当然我不满足于在橱窗前白看报。我买了这份报纸，它的内容使我非常感兴趣，以至一周后我又来到这家烟纸店买下一期。可是我第三次到店里去时，女店主害怕地向我暗示，她不能卖这报纸了。我问这报纸是否被查禁或者被没收了。她答不是，不过，曾有一名警察跑到店里来对她说：你店出售国家专卖品，是靠国家吃饭的，如果出售这些与国家为敌的报纸，可没有你的好处。虽然她很喜欢《平等报》，但是不能为一份报纸丢了饭碗。
因此我看到了奥地利自由主义者卑鄙行为的又一个例子。政府觉得通过法官和警察，用诉讼、查抄和解散工人协会等手段公开镇压工人运动还不够，还要卑鄙阴险地从背后削弱它。如果有个店主愿意把大厅提供给工人集会使用，就会有个警察跑到他那里，假如他不肯收回允诺，就用最严重的官方刁难来威胁他。所有烟纸店的女店主们也都受到威胁，如果他们出售社会主义报刊，就得承担最大损失。他们用这种办法使社会主义报刊不为社会民主党组织以外的广大读者知晓。我也一直没能发现这样一份报纸。但是现在这个意外的好机会为我打开了通向工人报刊的道路。我订了《平等报》并且日益成为它的密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它的文章感到不满足。我也不愿意只是被动地接受和崇拜社会主义，而要努力为我的思想工作。单枪匹马是不行的，我必须加入那些已经公开地为共同理想而战斗的人们的行列。
可是我会不会因此感到失望呢？资产阶级报刊，还有我周围的一些人作出特别了解内情、通晓社会和政治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的样子，总是以极其轻蔑的口吻谈论从事工人运动的重要人物。 “是的。”当时有人对我说，“你所追求的理想是极美妙的。我也会为之倾倒，假如人们已经成熟到实现这些理想的程度的话。但是，谁向今天的工人宣讲自由，谁就是引诱他们行为放纵；谁组织他们，就是把他们纠集起来，使他们听命于不在官方监督之下的某些人的操纵，这些人夺去他们最后一点钱，利用他们去干愚蠢的甚至犯法的冒险勾当。”我不相信所有这些话。但是唯有亲自接近这些人，和他们建立联系，观察他们，才能反驳那些说法。当然我被警告不要这样做。我缺乏经验，容易上当受骗。但是，这难道是闭起双眼，偏听偏信的理由吗？
我参加了第一次公开的维也纳工人集会。我从《平等报》上得知了这个消息。我说工人集会，不说党的集会，因为党是被禁止的，持党的观点的政治协会也被解散了。集会在一个不很大的、照明很差的大厅里举行。整个过程是最标准的议会式的——十分安静和冷静，从任何角度来讲都是冷静的。与会者当中看不到一个象资产阶级报刊报道的那些败坏工人集会名誉的、只知酗酒、夸夸其谈的懒汉无赖。没有一句话使我反感。相反整个集会的气氛是很平静的。后来我还参加过许多集会，没有哪次会议的过程象这次这样安静。
这种情况可以从党当时所处的困难境地得到解释。1867至1872年党迅速发展。但是奥地利的工人群众还缺乏灵活性，还很天真，以至于没有能力长期抵抗强大的阻力。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使人们头脑清醒了。事实向那些曾误以为无产阶级能迅速地、轻易地得到美好生活的人表明，甚至在法国，在这个爆发了历次革命的国家尚须克服如此强大的阻力，何况在奥地利！
然后是1872年党的分裂，关于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最后是1873年的危机，它带来了可怕的失业。工人们的反抗力量和信心很快消失，党员的队伍越来越小。甚至继续领导斗争的领袖们的人数也迅速减少。党太穷太弱，无法维持他们的生活。而只要他们在大庭广众面前露面，资产者就拒绝给他们任何就业机会。他们一个接着一个退出了党的活动。一些人干脆离开了奥地利。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党最著名、最有才干的领导人安德列阿斯·肖伊1874年7月迁往国外一事。他的兄弟海因里希比他先走，迁居斯图加特。安德列阿斯到了英国。三兄弟中只有约瑟夫留在维也纳。他是一位忠实热情的同志，但没有公开参加党的活动。他是胡浮堡皇宫剧院交响乐团的成员。
我参加了在这种“自己救自己”的情况下举行的第一次公开的工人集会。当时的口号不是“向胜利进军!”而是“不要气馁，情况会好转，不要逃避斗争”。这无疑是一群优秀分子，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党的旗帜。在那样的逆境中领导同志们没有考虑要发展新的成员。但是尽管如此，我喜欢这些坚持斗争的男子汉，他们赢得了我的信任。我决定加入党。
但是怎样才能入党呢？我已经说过，当时并不存在一个我能成为其成员的党的组织。同志们只是通过他们的机关报《平等报》保持精神上的联系。我想过向一位编辑作自我介绍，并且说明我为我们的事业工作的愿望。可是编辑部设在维也纳新城，不在维也纳。最后，我觉得最简单的办法是去参加定于1875年1月10日在维也纳园艺团体的大厅里举行的一次工人舞会。这类舞会每年进行，很受欢迎，因为它给所有感到自己是党内同志的人们，包括那些并不积极参加党的生活，尤其是党的机关报的散发和党的集会的人们提供一个聚会的机会。这些舞会也多半会有可观的盈余，能给经常亏损的《平等报》提供它迫切需要的款项。
我前去参加舞会。在入口处我请求一位维持秩序的人带我去见一位领导同志，我有件事要通知他。他把我引到刚好站在近旁的约翰·施瓦辛格面前，可以说他当时是党的首脑。肖伊离开奥地利后，他担任了《平等报》的编辑。
我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个坚信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愿意为我们的事业工作的大学生，请告诉我，我能在这方面做些什么。如果人们起初即使不是以怀疑的，却是十分冷淡的态度接待我这个素不相识的“资产阶级分子”，并且说，好吧，让我们看看你是什么人，有什么本事，那我也不感到惊讶。他们说不定以为我是一个好奇的观战者，甚至是资产阶级报刊的坐探，假如还不是警察的话。事情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施瓦辛格立即向我表示最衷心的欢迎，并把我引到一张全体领导同志围坐的桌旁。我一下子认识了所有的人，立即被当作他们当中的一员对待。我高兴地发现，我已经有足够的知识，能够理解并且跟得上他们的讨论，甚至间或能插话。
幸而我的党内朋友们不必为他们立即给予我的真诚信任感到懊悔。他们只冲着我的诚实的面孔，立刻把我当作自己人，不顾以后会有失望的危险，是因为他们善于识人吗？我认为，我之所以顺利地被吸收入党，没有任何拖延和等待，更多地是由于其它的因素。
刚才我已谈到过党的困难处境。党尽一切努力促使已经加入党的同志继续坚持共同斗争，制止一切逃兵行为。在这时候能发展一名新成员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人们也就无心对他采取严格考察的态度了。又有什么必要这样作呢？社会民主党不是共济会一类的秘密团体，在那个团体中，成员分为几个等级，每个人在能够上升一级以前，都得经受一系列考察。
我不仅在人们普遍丧失勇气的时候参加了党，而且是一个大学生，因此我入党一事肯定更使人们惊讶。1848年维也纳的大学生们曾和工人们一道勇敢而热情地并肩战斗。年轻一代的大学生们的态度则完全不同，至少在维也纳是这样。他们对于1867年高涨起来的新的工人运动没有丝毫兴趣。在我之前只有两个或者三个大学生入党。其中一个不是在资产阶级家庭中长大，而是一个弃儿，他就是大学生艾米尔·莱茵塔尔。此外他也是当时部分地退出党的活动的领导者之一。他在安德列阿斯之前已到国外。奇怪的是他到诺德豪森，在那里参加了一家地方报刊的编辑部。另外一个大学生，伊格纳茨·梅塔尔是一个奥伯温德〔注：亨利希·奥伯温德（1846—1914)——奥地利工人运动活动家，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为拉萨尔派，后为爱森纳赫派，1873—1874年发表机会主义的纲领，后被揭露是普鲁士警察局的密探。—译者注〕分子，关于这点以后还要谈到。
在我报名入党的时候，我是党内唯一的大学生，并且在我在奥地利工作的时期，至1880年，情况一直如此。前面提到的莱茵塔尔是例外。我入党几个月以后，他从德国返回奥地利并重新开始
做党的工作。在大学生里我也不曾遇到一个具有社会主义观点的大学生。直到1886年维克多·阿德勒参加党，情况才改变了。只有一个例外，当然只是一个很短时期的例外，我必须写下来。
1878年春天，一个年青人出现在我家里，他是学化学的，刚刚考上博士学位。有人向他谈起我，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他到我这儿来，请求我引导他学习他感兴趣的社会主义思想。我欣然同意了。我们经常见面。他很友好，聪明和勤奋。我们相处得很好。他开始为我们撰稿，但不使用他的真实姓名。任何人都不知道他的姓名。我在同志们面前对他匿名一事严格保密。直到今天我仞然觉得没有权利透露他的姓名，虽然他后来在一个完全非政治的领域里成了一个大人物。在1879年的《工人年鉴》上我的化学家朋友发表了一篇反对信仰灵魂不死学说的文章，激起了天主教徒的极大愤怒，文章署名佐格尔博士，是1878年夏天写的。同年10月“佐格尔博士”找到特罗保一所中学的教师职务。我们一直通信，直到有一天我得知他的住处被搜查。紧接着我收到他的一封信，信中的称呼已使我感到诧异，因为我们一向彼此称你。信中写道（大意如此，我没有保存这封信，只能凭借回忆）：“尊敬的先生，您未经本人要求给我寄来了我并不想要的文章，使我的名誉受到损害。请您不必再费心寄给我了。”这封信当然只是一个遁词，我并没有给他寄过文章。如果在他那里发现了什么，那一定是通过其它途径得到的。人们也没有在他那里发现什么违法的东西，否则会引起一场诉讼。我猜测这封信只是要让我注意，他如何替自己辩护，并且暗示我，如果我因此事受到传讯的话，应如何作证词。因此我对他的行动并不感到生气，但是也看出，党的活动对他来说太危险，他也不想再和我们来往。因此我没有回信。“佐格尔博士”此后再也没有在党内露面。他和莱茵塔尔是我从1875至1880年在党内见过的唯一受过大学教育的人。
所以在我的新同志们眼中，我肯定是一个极罕见的人物，在他们眼中，我就象本世纪初㺢㹢披在自然科学家们眼中一样有趣。但这毕竟可能是我立即被无保留地、热情地为党内同志所接受的原因。这些都激励着我，使我振奋。我立刻感到在这里象在自己家里一样。
1875年1月11日我在日记中写道：“新的一年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在过去的一年中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学到那么多东西，希望今年更上一层楼。至少可以说，昨天象我所希望的那样，是我生活的新起点。卢比康河已经渡过，alea est jacta!〔注：据说公元前49年凯撒渡过卢比康河时曾说过这句话，意即“破釜沉舟”、“义无返顾”。——译者注〕我被接纳为社会民主党党员。只有当了叛徒我才会离开它。如果我真当了叛徒，就把我钉在耻辱柱上吧！可是为什么害怕自己会动摇呢，我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彻底的社会民主党人。不仅我们的事业是美好的，而且代表着这一事业的人们是这样可亲可敬。让资产阶级去咒骂使它们暴跳如雷的红色幽灵吧！我决不为有这样的战友感到羞耻。投身他们的行列是光荣的。但愿我的希望不会破灭!”
希望没有破灭。自从我成为党的一员以来，六十二年过去了，我从没有，哪怕是一刻也没有对党产生过怀疑。当然，我们大家都是人。有过不少同志，我曾经对他们大为光火，有时甚至为某些人感到羞耻。但是维克多·阿德勒后来对我说过的一番话，我早先已经领悟了：我们都是现实社会的产品，不是理想中的人物。但是我们不必过份谦虚：我们的崇高目标使我们的广大同志高出于一般的人。我们都犯过错误，但是和站在别的旗帜下面的人们相比，我们却可以说：我们这些粗汉是更优秀的人。在我从事党的工作的六十二年里，我对社会民主党领袖人物的信赖如同我对党的学说及其目标的信赖一样，始终不变。
四、在赫希柏格身边
6、维登代表大会
对于在瑞士的德国流亡者，甚至对于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1880年最重大的事件是在维登城堡举行的党代表大会。
召集德国各地的党代表共商大事，是势在必行的了。莫斯特的鼓动迫使人们不得不考虑它在党内引起了什么反响以及怎样理解党的领导机关的策略。反社会党人法解散了党的合法组织。代之而起的是遍布各地的地下组织。但是党内最有影响的同志处处被警告，不要试图建立全国性的地下组织。必须估计到地下组织随时有被破获的可能。如果该组织的发展仅限于一个地区，它被破获虽然会带来令人痛心和贻误工作的后果，但毕竟只限于这一地区。假如全国性组织被破获，会迫使党在几年之内完全陷于瘫痪。因此不能这样做。当然，必须有一个党的中央领导机关。我们党的国会党团自动地、未经任何党的决议担当起了这个责任。不过，它的组成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不总是符合大多数同志的愿望。但是只能承认这个反社会党人法带来的后果。因此在有机会的时候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以便了解党团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有把握得到同志们的拥护，就显得更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确立它在党内的权威。
人们之所以盼望这样一次代表大会，还因为它可以使全国各地的同志们有机会重新接触，恢复部分地遭到破坏的总联络。
形势很清楚，党代表大会只能秘密召开，并且在黑、白、红三色界桩以外召开。看来瑞士是最合适的地点。于是大会的筹备和组织工作的任务落在“苏黎世人”肩上。预定5月份在罗尔沙赫开会。但是会期推迟了，因为德国警察听到了风声，察觉了我们的意图。莫斯特没能及时得到消息。他已离开伦敦，由安德列阿斯·肖伊代替他担任编辑，自己动身到瑞士来，以便在大会召开之前为他的立场申辩。可是大会没有开成。他既已来了，就决定到瑞士各城市去鼓动。伯恩施坦要他到苏黎世去，让他在那里谈谈他对党的意见。开了一个会。“无派别人士"奥地利人施瓦尔岑格当选主席，莫斯特为主讲人，他的发言自由不受限制，可以直接回答所有与会者提出的问题。然而，他的报告并没有受到热烈欢迎，这使他很不安。他已经习惯于听众的掌声的包围。继他之后福尔马尔首先发言，没有使用过激的言词，而是平心静气地劝说。莫斯特的回答也是态度温和的。他身上不再带有那股好斗的情绪，也没有对要求全面停止敌对行为的决议投反对票，而是弃权。决议一致通过了。
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党内和平的产生。莫斯特在苏黎世给人的印象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地，为了忘掉自己一时的“软弱”，他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猛烈地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甚至不再把它看作自己的党。8月，当代表大会正式召开的时候，莫斯特连想都不想参加大会，以便在那里进行反对执委会的活动。
我本人没有参加苏黎世人的集会，只从不同的与会者那里听到它的消息。由于不知道莫斯特也在瑞士，我在苏黎世会议期间（圣灵降临节），到格劳宾登远足去了。归途中在苏黎世火车站遇到一位同志，他很替我没能得到对于这次讨论的深刻印象感到惋惜。我也深感遗憾，因为我当然很想亲自结识莫斯特。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1881年春天我在伦敦时见过他，但只是从远处，当时他因《自由报》的一篇赞成处死君主的文章出席法庭审讯。
8月快到了，代表大会还未能举行。莫特勒在贝利的支持下工作得很好。他们终于在苏黎世州北部找到了一个无人居住、几乎成了废墟的古老骑士城堡，十分僻静，远离军用公路。住在巴塞尔的房主愿意把它交给在瑞士举行的德国工人协会疾病保险储金会全体会议使用几天。罗曼斯霍恩的一位旅店主（同志）负责在一个临时厨房安排代表团的膳食，当然这个厨房只能是极其简陋的。
在客人们的食宿等准备工作一切就绪之后，又产生了新的担忧，怎样才能把代表团送到住地而不被德国警察发觉。大会（20日至24日）结束以后不久，9月1日，我在给我的父母的信中写道：
“我曾写信告诉你们，我要到巴塞尔去，那是为了迷惑可尊敬的皇家警察的托词。我是去参加我们党的代表大会。大会当然只能在瑞士秘密举行。只有我、爱德、勃兰特（外号莫特勒。——考茨基注）和格奥尔格（福尔马尔）知道开会地点。从外地来的参加者在开会前两天才知道会议日期并受命到温特图尔去，并询问两个在站台上来回走动的黑头发的人（没有结领带）伟人祠在哪里。
这两个人就是我和陶舍尔……在指定的那天即20日，我们从早上七时到晚上十一时在站台附近走来走去，间或休息一下。温特图尔选得很好，那里有那么多的铁路，纵横交错，一天至少有五十列客车进站，没有人能发觉（指定的）地点在哪个方向。但是这样一来，我们有好多事情要做……每当有人向我们走过来（并询问伟人祠），我就对他说，请您随我来。随即领他到犍牛旅舍（这就是伟人祠。——考茨基注），勃兰特在那里租了一个房间。途中我询问来人的姓名和证明信。如果他是可靠的，就领他到勃兰特那儿去：如果不，他就得接受进一步的考察。然后勃兰特告诉他代表大会将在哪里举行并给他指明路线。我们用这种办法成功地避开了密探的耳目，保证了大会的召开。会场是格奥尔格和勃兰特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租到的一个几乎成了废墟的古老城堡，为期一个月。我只消一刻钟就把它画到纸上了（附图。——考茨基注）。这是奥辛根附近的维登城堡……我们的生活很浪漫，完全军事化。我们睡在麦草上，有些人觉得它太硬。（只有当时患病的倍倍尔，他已经四十多岁了，还有年事已高的李卜克内西（生于1826年）受不了这种斯巴达克式的制度，每晚开会之后步行半小时到附近村庄的客栈过夜。年青的菲勒克也参加了他们的行列。我们那段时间太娇惯他了。当然啦，皇帝的儿子是不能和同伴们一道睡在麦草铺上的。他得单独有个房间，身下得有柔软的鸭绒被。谷仓里的休息处也的确太成问题。倍倍尔在他的回忆录里以胜利者的姿态写道，最后只剩少数几个‘坚定分子’还在城堡里坚持。这可不对，岂止那么少。不仅我们这些最年轻的，而且还有残废人福尔马尔、陶舍尔和伊格纳茨·奥艾尔，后者也不年轻了（生于1846年。——考茨基注），都属于坚持下来的人。我们的伙食十分简朴，肠类、奶酪、牛奶等等。会议持续到半夜，然后人们精疲力尽地倒在麦草铺上，早晨5点又被几个不知疲倦的人吵醒了。”
维登代表大会会议情况和各项决议在其他书里已有记载，我不必在此重复。大会使我们感到很满意，精神很振奋。它表明党在一切根本问题上团结一致，开创了一个清醒的局面。哈赛尔曼和莫斯特被开除出党。大会批准了党不顾各种限制参加各邦和市镇选举的立场。对我们来说尤其令人振奋的是承认《社会民主党人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在党纲中迄今一直写着的党谋求“用一切合法的手段”实现它的目标一句中删去“合法的”一词。后来我们才认识到，最后提到的这两项决议的效果并不好。
《社会民主党人报》成为正式的党的机关报使党团对它的束缚过紧。在党团内部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束缚尤其不适当。1882年底已出现过令人不愉快的情形，当时国会议员拒绝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文风负责。1885年发展到党团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严重冲突。一方要求有权决定《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立场，另一方则针锋相对，宣布自己是全党的，而不是党团的机关报。
1886年夫赖堡秘密集会诉讼案迫使党团解除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一切正式关系，这一类的争吵也就失去了意义。从此它不再叫作“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改称“德语区社会民主党机关报”。
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它的传播和损害它的威望。
如果说《社会民主党人报》成为党的中央机关报之后不久就显示了其不利的一面，造成了困难的话，则删去“合法的”一词带来的副作用程度比较轻。这就是说对取消这个词本身党内没有严重争议。这个词和反社会党人法太相矛盾了。反社会党人法根本不允许党生存，党的存在本身对它来说就是不合法的。然而很快就证明仅仅删去这个词是不适当的，本来应当用另一个合适的词来代替它。当莫斯特实际上已转而鼓吹赞同杀人放火的斗争方法的时候，同意“用一切手段”进行斗争，这种提法会使人产生疑问。假如给“用一切手段”加上一个限定词，譬如说、用一切同无产者的解放斗争和提高其道德水平相一致的手段”，那就好了。例如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维克多·阿德勒）在它1901年制定的纲领中就有这样的话：党将“使用一切为其目标服务的、与人民的自然权利意识相适应的手段”来贯彻自己的主张。
简单地删去“合法的”一词而不代之以另一个限定词，肯定是一个错误，它使我们的敌人在反对我们的宣传中有机可乘。但这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很大损害。我们的敌人当中比较正派的人知道我们为什么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删去“合法的”一词，没有对此作错误的解释。别有用心的人却对它作莫斯特式的蛊惑人心的歪曲。但是没有多大效果，因为我们的实际工作从来没有给他们提供把柄。党内同志对纲领修改部分也不曾提出不同于以为目标服务的.与群众的权利意识相适应的”这一理解的看法。
很少有党的代表大会象这次大会一样使与会者，甚至可以说，所有的与会者满意地踏上归途。他们精神振奋，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全体同志首先对德国各地政府的惊惶不安感到高兴，尽管它们拥有一个庞大的警察和密探机构，还是在大会闭幕几天以后才得到消息。柏林的代表当中确有某一个叫霍伊费尔德的密探，他是激进分子当中最激进的一个。大会以后几个月，他就被揭露了。
维登党代表大会标志着社会民主党的新发展。从那时起，这一发展势不可挡，奔腾向前，一直到废除反社会党人法，最后到希特勒上台。
五、从伦敦到《新时代》
5、我的计划
虽然1882年奥地利党的工作花费了我很多的精力，但我仍象以前一样，主要是关心我自1880年1月起为其工作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于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发展来说，德国远比奥地利重要。如果说只有在党内，那么只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我才能期望有条件从事理论工作和发展我对理论的特别兴趣和从事理论工作的才干，更确切地说，重新创造我所需要的条件。因为随着赫希柏格在经济上的破产，这些条件已经不具备了。他不可能马上又找到一位接替人，实际上也根本找不到。虽然后来不少有钱的人参加了我们党并且慷慨地捐献了大笔款项，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想办些立即看得见的、马上能发挥具体作用的事情，诸如办职业介绍协会和藏书丰富的民众图书馆等等。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理论研究者，不懂得进行理论研究所需要的条件，很不情愿用自己的钱促进这种研究。在这一方面，赫希柏格始终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
没有他的资助，我要进行理论研究就得自己设法创造条件。
我越想越觉得，只有自办杂志才能达到我的目的。赫希柏格出版了几种杂志，先出《未来》，在被查禁以后，又出版《国家经济论丛》。不过这些杂志赔了很多钱。我可赔不起这么多钱。但是，难道一家社会主义杂志就不能收回成本吗？可以肯定，如果在奥地利出版，杂志很快就会面临办不下去的危险，因为这样的杂志在工人和知识分子当中没有足够多的读者和订户。另一方面，在任何一个自由的国家里出版也是没有意义的，这些国家的德语读者已能读到《社会民主党人报》，此外再出一个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杂志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会分散力量。
只有在德国，在反社会党人法施行的范围内，我所计划的杂志才有用武之地。
但是它能维持下去吗？它不是时时面临着被禁止的危险吗？如果我们担起风险，它能打开好的销路吗？从党那里是不能指望得到帮助的。
为什么《国家经济论丛》的销路这样小呢？我把它归结为两个原因。首先是它的任务范围的局限性。它以很大篇幅探讨当时只有为数很少的专门家感兴趣的社会政治问题，而他们当中许多人担任国家公职，当然要避免接近一个反对派性质的刊物C）
如果这个杂志不限于分析社会政治问题，而且把许多其它的知识领域也纳入它的范围，历史、自然科学、文学评论，甚至政治领域——当然要小心，就是说，先讨论德国以外的社会情况。丰富多彩的内容会使杂志大众化，它应当力求通俗，应当力求对工人阶级和同志们发生影响，而不象赫希柏格的刊物那样只对同情工人的学者们发生影响。
制定这些任务是出于我的政治上的考虑。但是我希望，它也能有助于打开销路，使杂志在经济上比较容易维持下去。
我认为赫希柏格《国家政治论丛》的另一个弱点在于，它的出版者根本无意要它发展。杂志由莱比锡出版社的埃里希·科施尼代为经营。这是反社会党人法迫使人们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为了不使当局发现党的企业，找一个完全不受嫌疑的出版商看来很有必要。但是只找到了一个不为杂志分担任何风险的代理商。我认为，必须找到一个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和杂志最密切相关的出版商。有了这样一个人，如果他聪明能干，就有可能给杂志打开畅销之路。
要找能起这种作用的出版商，当时只有一个人可以考虑：约·亨·威·狄茨。他（1843年生于卢卑克）在汉堡已经证明自己是那里的合作印刷所的合适领导者。1880年10月汉堡实行小戒严，他遭驱逐，党的企业被迫停业。1881年6月莱比锡也实行小戒严，唯一的办法是把还剩下的一部分党的企业，出版社和印刷所迁往斯图加特。在那里反社会党人法当然也有效，但毕竟在人民群众以及官方人士当中反普鲁士的情绪相当活跃，反社会党人法被视为一项普鲁士的法律，所以一般地说人们并不特别起劲地执行这项法律。因此党的企业能够扎下根并且发展壮大，前提是找到一位好的领导者。这在一段时期内颇成问题。反社会党人法颁布时，被驱逐出柏林的菲勒克被指定担任主管人，他无疑是一个聪明的、精力充沛的人，但是对管理企业所需要的知识一窍不通。不久，企业的实际所有者赫希柏格让一个从美国来的、不同于菲勒克的真正犹太血统的博尔德豪森取代了他。我们对这个自作聪明的犹太和美国混血儿寄予很大希望。但是落空了。这位新来的先生很快就证明自己相当无能。
这时赫希柏格注意到了狄茨，他那段时间正徒劳地力图在北德建立一个新的党的活动中心。赫希柏格请他来整顿斯图加特的烂摊子。当时正是赫希柏格不得不停止给党捐款的时候，这个重整旗鼓的任务就更加艰巨。狄茨本人没有财产。尽管如此他敢于一试并且取得了成功。
伯恩施坦对赫希柏格处理企业事务的情况十分了解。当我把我的计划写信告诉他时，他谈到狄茨，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如果由狄茨主持拟议中的杂志的出版工作，那么事情最有成功的希望。
创办新杂志的时间固然选得十分不利，狄茨自己还没有在斯图加特站稳脚跟。尽管如此，我不久就试图使他对我的意图发生兴趣。但我一向很少公开露面，也许狄茨根本不认识我，他当然不会愿意和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新手一道做如此冒险的事。因此我要找一个推荐人。没有人能比赫希柏格更了解我的能力了。于是我把我的计划告诉他并请他向狄茨介绍我的情况。可惜事情并不顺利。
当我6月把我的计划告诉赫希柏格的时候，他的答复起先是不肯定的，有劝阻的意思。不久我得知他态度冷淡的原因。赫希柏格同意狄茨参加出售《新世界》杂志所有权的谈判。他也不反对用这笔进款办一个新的杂志，但由原来一直全权负责《新世界》杂志的经营管理的布鲁诺·盖泽尔领导。当我为此事给他写信时，他承认我的意见是对的，他现在感到很抱歉，因为在他得知我的计划以前，已经签订了协议。他的手已经被缚住了。关于办杂志的问题他爱莫能助。然而7月28日他又通知我，《新世界》所有权还没有售出，“盖泽尔的机关报”办不办，要等到8月底才能决定。他赫希柏格决不愿意造成一个对我不利的既成事实，“因为我最终认为你的计划比其他人的计划更有生命力。”
至此除了静心等待，我什么办法也没有。可是在这一段等消息的期间，我的维也纳朋友们给我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
7、创办《新时代》
当我和耶拿大学争执不下的时候，我和狄茨的关系却很快明确了。8月已经决定，《新世界》仍旧归他所有。他对我和我的计划也发生了兴趣。我们相互通信联系，最后，9月底，决定碰一次头促成这项计划。
我们约定在萨尔茨堡会面。德国国会议员可以免费乘火车到这个奥地利边境城市。狄茨在10月27日的选举中由汉堡第二选区选入帝国国会。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也将作为党的领导机关的代表随同狄茨前来。虽然我们的杂志是私人企业，但这只是为了应付当局而已。它从一开始就和党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使我吃惊的是，布鲁诺·盖泽尔也和他们一起来了。这个人充其量是想当个编辑，否则他和我们此次行动简直毫不相干。可是这也不能使他有权利插手我们的事情。也许他根本没打算介入我们的事，只是利用这个机会，一块儿观赏萨尔茨堡风光，最后到小酒店里喝一顿完事。10月他也被选入帝国国会（在开姆尼茨选区），坐火车也不用自己花钱。难道不正是因为他是李卜克内西的女婿才格外受到同志们的尊重吗？
再者，我对他会干扰我们的担心也是多余的。虽然每次会谈他都在场，却从不认真参加讨论。他对彼得酒窖更感兴趣。倍倍尔介绍他或者说介绍我们认识了这个地方。倍倍尔1859年曾在萨尔茨堡当了一年旋工，自然比我了解这里的情况。
由于我和狄茨的通信已经为会谈做好了准备，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不需要长时间的讨论。
我们决定，杂志自1883年1月1日起出版，狄茨在斯图加特承管出版社和印刷事务。我付二千马克作为创办基金——更多的钱我也没有。杂志每月出版一期，三个印张，每期定价五十芬尼。杂志当然应代表我们党的观点，这是不言而喻的，但要以尽可能多样化的内容掩盖起来。除了经济和政治论文以外我们还要刊登历史的、自然科学的、文学的和技术方面的论文。由我担任编辑，月薪二百五十马克。没有给我规定一个专门的住所。暂时我想先看看，编辑部设在维也纳怎么样。威廉·李卜克内西担任固定撰稿人，但不发薪金。如果他和狄茨就这个问题达成私人协议，那又当别论。这样就使李卜克内西取得和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同样的地位，他有权随时要求我报告编辑部的情况；如果他认为必要的话，也可直接参与编辑部的领导。毫无疑问，这是为了防止我在办报方向上有任何偏离和违背党的纲领的行为而采取的措施。事实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干预编辑部工作的情况，李卜克内西没有，狄茨也没有。有时狄茨向我表示过对党内争论的担心和忧虑，但他从不更多地进行干涉。
最使我们伤脑筋的是新刊物的名称。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我们不想沿用一个被查禁了的刊物的旧名，不叫《未来》或《新社会》，但是我们希望这个名字能体现我们的宗旨，看起来又毫无危险。最后我们一致同意，杂志取名《新时代》能达到这个目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个名字选得不够高明，因为《新世界》也由同一出版社出版，以致在我们的杂志刚刚问世的时候，不仅读者，而且撰稿人也常常弄错，把两者混淆起来，给我们造成麻烦。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新时代》成为一家独立的、具有自己特点的杂志而为人们所熟悉的时候方止。
奇怪的是，虽然我们当中的两个人，狄茨和倍倍尔，都是讲究实际的精细的人。我们却不曾想到签订一份书面合同或把我们达成的协议记录成文。我们对于在一切事情上意见一致就感到满足。那时我们的党还象一个大家庭，一切事情都只口头决定并得到遵守。
顺便提一提，狄茨一生对签订合同一事十分反感，至少在我面前是如此。世界大战后，鉴于我和出版社的关系，我曾请求他拟定一个合同，在一旦他有继承人的情况下保障我的权利。他认为这没有必要，有著作权就足够了。最后他还是对我所要求的权利作了规定，但不是以合同，而是以书信的形式。
老狄茨在某些事情上是一位很古怪的人，在公司事务中则是一位专制者，当然是一位十分善良的专制者。他最无法忍受的是限制他自己的行动自由。他愿意看到所有在他的各个公司里工作的人都感到愉快，不过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能力，而是由于他而感到愉快。
在和狄茨合作的多年里，我并不抱怨这种无合同状况。直到最后，党在世界大战期间的分裂结束了我在《新时代》的职务。假如我有一个明文规定我的权利的协定书作为依据的话，是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撤销我的职务的。
然而，在刺耳的、不和谐的尾音之前，毕竟有三十五年最亲密无间的合作。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它颠倒了一切传统道德的价值。
六、《新时代》月刊
编辑部的开端
我刚刚写完第二部分，希特勒侵入了奥地利，扬言要给这个国家带来自由，而他作为那个自由的最高贵的体现者成了闻名全世界的人。这自由迫使我，一个毕生为民主斗争的人，不得不尽快离开奥地利。当时根本不可能把我的图书和书信带走。直到现在我仍然得不到那些对我的回忆录至为重要的资料。而我的工作能力日益衰竭，我迫切感到，必须尽可能一刻也不停顿地让人把我的回忆记录成文字。但是记忆会欺骗人，许多有趣的细节也会被遗漏，因而文章的可靠性和内容的丰富性自然要蒙受一些损失。但是我感觉到自己已经没有时间等待了。当然我不会写一句我不确信其准确性的话。不言而喻，在我能重新使用我的书籍和书信档案的时候，我将立即审查我现在所写的一切文字的准确性。目前的作法只是应急措施，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我再也见不到我的那些资料了。
我正式开始在《新时代》编辑部工作是1882年10月底。我满怀信心地着手工作。我以为最大的困难已经克服了。但是不久我就吃惊地发现，我实在把对我的要求大大低估了。我曾经期望，只要向朋友们索取，稿件就会象潮水般向我涌来。
情形完全不是这样。我请求人们合作，其中当然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可是他回答说，我不能指望他。他要完成手头的著作，不能从事新的工作。即使他除此以外还要写文章的话，也只能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98—399页。——译者注〕
这真是一瓢冷水。看来，为一家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国家里出版的刊物撰稿对恩格斯没有吸引力，因为他必须接受各种各样的限制。也许他并不真正信任这个还没有拿出一页东西来证明其宗旨和能力的新的机关报。
我当然也请爱德华·伯恩施坦给予合作，他没有拒绝。他对我们的杂志有极大的兴趣，很想在杂志上发表言论。可是他没有时间。有一段时间他热衷于研究犹太教问题，但是始终找不到时间按他的计划就这个问题写一篇文章。
但是，在维也纳，在我身边不是就有两位年轻的博士吗？他们对《新时代》兴趣浓厚、对经济问题有很高造诣，同时又是出色的作家。当然我去请他们帮忙，得到了响应。然而这也不能解决多大问题。亨利希·布劳恩不属于多产作家，这一点我并不是立刻就了解的，后来才明白，如果他动手写一篇东西，折腾许多遍也得不出使他满意的结果。
他只为《新时代》提供了两篇文章，都在头两期发表，一篇关于《劳动保险问题和路约·布伦坦诺的观点》，〔注：见《新时代》第1年卷第9页以下。——贝·考茨基注〕刊登在第一期上；另一篇《1881年德国工厂视察员的报告》，〔注：同上，第73页以下。——贝·考茨基注〕在第二期。此后再没有了。
和赫希柏格一样，布劳恩也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家境贫寒的布劳恩比赫希柏格高出一筹的地方在于，他不仅懂得如何为每个出现的问题找到合适的人选去加以解决，而且深谙怎样寻找和争取能够并准备为他的出版事业提供充分资金的人。
艾曼努埃尔·扎克斯比布劳恩能写。但他的合作也为时不长。他在一家公共图书馆找到了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下奥地利商会图书馆。他觉得自己依赖于国家和资本，这种感觉使他从来不很大的勇气严重受挫。亨利希·布劳恩给我们的文章署全名，扎克斯却用弗里茨·登哈尔特的笔名给我们写稿。第一篇登在第一期，第二篇登在第二期，以后也再没有了。〔注：《新时代》第1年卷有登哈尔特的下列文章：《关于德国的社会统计学》第139页以下；两篇书评《鲁·迈耶尔博士，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第51页以下；和巴龙《贫困》，第99页以下。——贝·考茨基注〕也许他不喜欢我们的杂志的某些地方，所以停止撰稿——对此我和扎克斯有分歧，这个还要谈到。这些分歧从未发展到引起一场危及我们的友情的冲突的程度，只是使他的热情有所下降，在他得到商会的职位以后更是如此。不幸，一场严重的肺结核袭击了他并且过早地结束了他的生命，使科学界不久完全失去了他。在生命的最后年月里，他丝毫没有表示出对理论研究的兴趣，至少没有写作兴趣。他只发表了两小本诙谐诗。
值得注意的是，大概是在布劳恩的影响下，维克多·阿德勒也为《新时代》第二期写了《工人的职业病》〔注：同上，第97页以下。——贝·考茨基注〕一文。在《新时代》改为周刊以前，我们再也没有从他那里得到稿件。
1883年1月我离开维也纳，把编辑部迁往斯图加特，这也许是布劳恩圈子里的作者们在最初几期以后不再为《新时代》撰稿的至少一部分原因。甚至有些难产的作者，非要编辑部亲自出马，极力催促，才肯动笔。我不在维也纳，也就不可能亲自督促我在那里的朋友们。不厌其烦地催稿，口头催，写信催，我做不到。因此我也不是一个堪称典范的编辑。
但是，不是有一个人可以给我提供宝贵的帮助吗？在萨尔茨堡不是商定，由李卜克内西担任我们的固定撰稿人吗？他不是乐意地接受为第一期写一篇关于杂志的宗旨的文章〔注：《社论》，第1页以下。——贝·考茨基注〕吗？当时我很高兴自己不必亲自动手写。那篇文章写得很漂亮，生气勃勃。我本来担心它会写得比现在要乏味得多。
此后他还为第二期和第三期写了关于《英国工联》的论文（连载），内容是回忆他在伦敦十年的生活。在废除反社会党人法以后出版的《新时代》总目录中，由于一个奇怪的错误，竟把娜塔利娅·李卜克内西当成作者。1883年这篇文章只能匿名发表。〔注：同上，第57页和第120页以下。——贝·考茨基注〕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李卜克内西同年交我们发表的《卡尔·马克思》一文。尽管我一再提醒和催促，文章9月才送到我们这里，而马克思是在3月逝世的。这一次我之所以格外感到有必要催稿，是因为读者和朋友们一再责备我们说，凡是稍微注意马克思的报纸杂志早已登了关于他去世的文章，唯独我们这家自称专门为马克思的事业服务的机关报却保持沉默。〔注：同上，第44页以下。——贝·考茨基注〕
事实是，李卜克内西终于把稿子寄来并且附信说，从来没有一篇文章象这次这样使他感到为难。我感到很惊讶。他在伦敦住了十年，和马克思私交甚深，理应比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能更多地介绍马克思。
后来他还写了一本笔调流畅、引人入胜的小册子《回忆马克思》，这一次他肯定不觉得困难。当然，这是一本很大程度上带文学色彩的关于马克思私人生活的集子。他写得很自如，文章也极为出色。相反，他显然认为在给《新时代》写的文章里有必要阐述作为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马克思的贡献。这使他伤透了脑筋，以至于从此以后，在《新时代》作为月刊出版的时期内，他再也不肯为它撰稿了。
倍倍尔的情况正相反。他后来成为一个积极的撰稿人。可是在第一年卷里我们只得到两篇他的论文，一篇关于《德国的知识分子过剩》〔注：《社论》，第201页，署名“倍”。——贝·考茨基注〕（第五期），这个问题当时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另一篇是对一篇乌托邦式的文章的短评。〔注：奥·倍·：《E，蒂多尔〈关于国家法和国民经济学几个问题的论文>》，第579页。——贝·考茨基注〕
为我们撰稿的其他德国社会主义政治家和作家们在各自为第一年卷写了一篇文章后都停止投稿了。其中约瑟夫·狄慈根写了《伪装的神学》，关于哲学的本质的探讨，署名Xχ。〔注：第327页以下。在目录中作者名字为J.D.。-—贝·考沃基注〕
当然我不限于刊登德国人的稿件。我发表了保尔·拉法格的关于法国小土地占有制的文章（署名P.L.）。〔注：第345页以下。——贝·考茨基注〕另一篇《外籍工人流入法国》出自“一个法国人”之手。我已不确切记得他是谁，但我想，这也是拉法格的手笔。
在我们这里，英国的代表是斯凯奇利和他关于苏格兰农民状况以及英国教会的宗教仪式的文章〔注：第424页以下和第224页以下。——贝·考茨基注〕。
有的时候我不仅越出了德国的，而且越出了社会民主党的界限。例如，路德维希·毕希纳写的《宗教的起源及其历史》〔注：第457页以下。——贝·考茨基注〕以及一篇介绍刚刚去世的理查·瓦格纳、由他的忠实女友玛尔菲达·迈森布格写的文章〔注：第307页以下。——贝·考茨基注〕。这些大家熟悉的名字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杂志的影响。但我不主张多登这类文章。因为我们进行的是隐蔽的斗争，我们不能公开亮出自己的旗帜。如果经常刊登一些接近社会民主党，但在某些观点上又与它相去甚远的文章，就会造成混乱。我们的任务是澄清事实真相。
除了政治和经济问题，我们也探讨文学和艺术。这样就越出了“研究国家经济的论文”的范围。在这个领域里我们不缺少撰稿人。特别是罗伯特·施韦希尔也对我们的杂志很感兴趣。据我回忆，他写了关于《德国作家》（匿名发表）〔注：第319页以下。——贝·考茨基注〕的文章，主要讨论席勒基金会，要求德国作家们建立工会组织。与这篇文章同时还发表了对一本关于开明专制主义的书的评论，并署名罗伯特·施韦希尔紧。〔注：斯蒂凡·加琴贝尔格《开明专制主义和道德复兴的历史》。第339页以下。——贝·考茨基注〕紧接着，我们在下一期上又发表了罗祖斯（罗伯特·施韦希尔，R.S.）《德国文学是否可望一次新的繁荣》〔注：第360页以下。——贝·考茨基注〕。第九期又登了只以S.署名、但无疑是施韦希尔写的对罗泽格尔的小说《寻神者》的评论。它引起了一场争论，施韦希尔为此又写了一篇文章。〔注：第405页以下和第522页以下。——贝·考茨基注〕在同一期中还有罗祖斯的《血祭》，此文分析了为什么人们指控犹太人曾杀死无辜的基督徒祭神，并予以驳斥。〔注：第516页以下。——贝·考茨基注〕
还有一位不完全象施韦希尔那样富有成果的文艺批评家，一位年轻的女士朱丽叶·察德克。她是一位柏林医生、党员同志的姐妹，熟识伯恩施坦。她1882年到苏黎世上大学，但不能马上入学，必须先听几门预科班的课程。她结识了医科学生，我们的朋友马克西姆·罗姆。这一对年轻人情投意合，结了婚。两人对在他们眼前出版的《新时代》十分感兴趣。热衷于文学的朱丽叶给我寄来了一系列值得一读的文章，以关于左拉的论文为首篇。〔注：第496页以下。——贝·考茨基注〕在此之前她还给我们翻译过一篇俄文稿件。她向一对俄国夫妇很快地学会了俄文。
1880年初，最重要的俄国杂志之一《欧洲通报》刊登了深受尊敬的俄国政论家安年柯夫的回忆录，其中记叙了马克思1847和1848年与他的交往。朱丽叶为我们翻译了这篇文章。〔注：第236页以下。——贝·考茨基注〕它对于马克思主义史，特别是对于马克思同魏特林的关系史有着极重要的意义。我非常高兴地以《一个俄国人对卡尔·马克思的评论》为题发表了这篇译文。朱丽叶是最早允许我把为《新时代》撰稿作为任务分配给她的人之一。
我的母亲也曾寄给我几篇稿子，一篇关于1883年10月维也纳的电气展览会〔注：第555页以下。——贝·考茨基注〕，另一篇关于诗人马丁·格莱夫。〔注：第533页以下。——贝·考茨基注〕
如果不把W.B.（威廉·布洛斯）的《1848年间的维也纳诗人》〔注：第465页以下。——贝·考茨基注〕归入革命历史一类的作品的话，那么也应把它算作第一年卷发表的文艺评论之一。
我本来也很愿意登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但只得到一篇有份量的东西，即波多林斯基的出色的研究论文《人的劳动和力的统一》。〔注：第413页以下和第449页以下。——贝·考茨基注〕
值得注意的是，其余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都是我自己撰写的。寄给我们的手稿很多，不走运的作者也不少，但是，真正参加到我们的事业中来，理解它并自觉地宣传其原理的作家太少，能够把具有这种思想、自觉行动起来的一代作家吸引过来的文章极其缺乏。而这正是《新时代》的任务。
要赋予我们的杂志以正确的内容，仅仅靠撰稿人的来稿是不够的。因此我自己必须努力写作，第一年我写了一大批文章，以后也还写过，使用过各种各样的名字，有些用本名，大多数匿名或用笔名。这是必要的，不仅为了掩饰《新时代》的政治方向，而且也是出于维护体面的考虑，掩盖我们极其缺乏能干的、能够表达我们思想的撰稿人的状况。
在头两期上我发表了署名论文《动物界的社会本能》（连载）。〔注：第22页以下和第67页以下。——贝·考茨基注〕这种“本能”是我整个研究工作的基础。我把它们看作唯物主义历史观中各种经济因素的一种。如果说经济因素构成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那么从我们的动物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社会本能则是世界历史的出发点。只有当我们把二者统一起来观察，才能完整地了解历史所采取的形态。〔注：原文如此。——贝·考茨基注〕这一点以后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只有那些受康德影响的唯物史观代表者才撇开动物界在其特殊发展阶段上形成的社会本能不谈，赞同那种认为从这些本能只能看到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力量，一种形而上学的道德，因而只能给唯物主义加入一种与它不相容的成份的看法。
1882年我认为还没有必要批驳这种论点。只要马克思健在，康德思想在我们党内就不会起任何作用。虽然它俘掳了我们当中的个别人，但是对于我们的运动的性质无足轻重。在哲学问题的研究上，我们党过去和现在都是唯物主义的。
和第一、二期的连载文章《动物界的社会本能》相关联的我的另一篇《社会动物的传统》〔注：第241页以下。-—贝·考茨基注〕刊登在第五期上。《植物的生存竞争》〔注：第186页以下。——贝·考茨基注〕是我对这一题目进行的较新的研究，署名S，在前一期，即第四期发表。
我对自然界包括对它始终不断产生和消灭的一切事物，对生物界和非生物界都感到兴趣。因此在第一期上我写了关于太阳热产生的新理论的详细报告。这个理论是物理学家威廉·西门子刚刚在伦敦皇家学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同至今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理论相反，他宣布太阳热不是在持续减弱，而是始终保持均衡。我的关于西门子这一假设的报道以E.M署名。〔注：第49页以下。目录上作者为“***”。——贝·考茨基注〕第七期关于月亮的产生和构成的文章以相同的字母署名，题目是《月亮的面貌》。〔注：第335页以下。——贝·考茨基注〕
第六期里一篇较长的论文《冰河期》〔注：第273页以下。——贝·考茨基注〕采取同样的署名。这是我根据德国教授阿尔勃莱希特·彭克1882年发表的一本经典性的著作《德意志阿尔卑斯山区的冰河形成》写的。我以前就曾从事过冰河期理论的研究，因为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一自然现象是推动类人猿向猿人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
当然，这些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始终只具有次要的性质。在我为《新时代》第一年卷写的大多数文章中，一部分是关于历史事件，另一部分，而且多半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探讨。
我所写的大多数文章一部分是历史类的，一部分是社会问题类的。
我在第四期发表了《一个俄国的国民会议》〔注：第165页以下。——贝·考茨基注〕，它是由很想以自由主义者姿态出现在开明的西方国家面前的沙皇叶卡特林娜二世召集的，是一次有趣的和大胆的尝试。叶卡特林娜谋杀了她的丈夫，于1762年开始执政。1766年她就向世界宣布，将召集一次国民会议。1767年会议果然召开了。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屈从于沙皇意志的会议。尽管如此，它的一些会议仍具有很大的危险性。1768年会议“延期”，以后再也没有召开。叶卡特林娜厌烦了这种尝试。她本以为能够随心所欲地操纵会议的进行，但是她错了。会议证明，会议比人们所期望的更有效能，更具有独立性。我觉得在1883年指出这一点是很适时的。我署名R∙赛费尔特博士。赫希柏格给《国家经济问题论文集》的编者用了这个名字。其实我们的赛费尔特不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博士，而是印制这个集子的印刷所的校对员。
差不多和《俄国的国民会议》同时我写了《法国革命时期的货币》，〔注：第181页以下。——贝·考茨基注〕1882年阿罕默德·阿拉比被推翻，我为此写了一篇关于埃及的过去和未来的文章。〔注：《L.J.埃及和它的未来》，第93页以下。这篇文章先于上面提到的文章发表。——贝·考茨基注〕
我还发表了十几篇与当时社会情况有关的文章，其中有两篇关于《移居外国和殖民地的开拓》（第365、393页），《一位唯物主义历史学家》〔注：第537页以下。——贝·考茨基注〕（龚普洛维奇）的文章，还有《寄养儿童的死亡率》（第191页），《在美国的中国人》（第332页），此外还有十几篇书评和五十余篇文摘。
这里也许还应当提到两位情况特殊的撰稿人。一位（……是理查德·克腊利克……）。第三期发表了他的《一出神的喜剧》〔注：第133页以下。——贝·考茨基注〕，指的是席尔达人的故事。克腊利克认为它实际上是对古日尔曼神的讽刺。席尔达人所体现的应当是阵亡将士殿的诸神。这无疑是一个聪明的想法，但是毫无根据。再说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给《新时代》规定的任务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尽管文章写得才气横溢，我还是打算把它退回去。但是遭到《新时代》创刊初期在编辑问题上还有发言权的亨利希·布劳恩的极力阻拦。他同与之有交情的克腊利克讨论过这篇稿件，并且把它当作我们所能获得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骄傲地向我推荐。难道要因此和他争吵起来吗？为这篇小品文——如此而已——实在不值得。也许这种透着机智的猎奇文章会引起某些读者的兴趣，再说也有助于我们的“伪装”，因此我采用了它。但是它使我明白了，我和布劳恩之间在编辑指导思想上已经有深刻的分歧。亨利希所看到的杂志的读者完全不同于我。他希望对科学家和自由主义者发生影响，我则希望对有知识的无产者发生影响。当然，无论是他还是我，都不排除其他阶层的读者。但是我们的对象首先不是他们。
还有一位撰稿人在《新时代》刚刚创刊时曾向我们请求帮助。在他的问题上，我们之间关于编辑指导思想的分歧已经初露苗头。当时，在符腾堡州象一杯水那样的精神生活中掀起一场风波。在一个犹太教区的村庄里住着一位年纪不大的牧师。他通过勤奋自学和对圣经的批判认识到，他由于职业关系而宣传的学说，是……凭空编造的和虚伪的。科学的良心促使他放弃了教职。
我最近正巧有机会读了辛克莱·路易斯的一本小说，其中写道，美国众多的基督教教派的几乎每个教士和牧师都产生了同样的内心冲突，而他们中又几乎每个人都懂得如何变通，巧妙地避开这种冲突，使怀疑者能够保住教职，同时又能把自己臆想成捍卫良心自由的斗士。但这位不谙世故的乡村牧师完全不具备基督徒的适应能力。他丝毫不会弄虚作假。当他确信必须和犹太教决裂，就采取了公开违犯犹太教饮食禁忌这样一种最引世人注目的方式。其结果是立即被解职。他和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陷入孤苦无依、无路谋生的境地。非犹太教居民和犹太教居民一样看不起他，因为他不是作为基督徒，而是作为自由思想者举起了反叛犹太教的旗帜。他的榜样是巴鲁赫·斯宾诺莎。只有本身也受到歧视的社会民主党认为应当站在被社会摒斥的人一边，尽自己微薄的力量支持他。他善于写作，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哲学方面甚至有良好的素养，可以胜任某些作品的写作。所以，当狄茨向我推荐这位犹太教的叛逆者雅各布·施泰恩，并要求尽快接受他的稿件时，我表示乐于从命。前提当然是，稿件必须符合我们通常向撰稿人提出的要求。但是使我们吃惊的是竟遭到亨利希·布劳恩的激烈反对。他坚决拒绝把施泰恩吸收为我们的撰稿人。学者的虚荣心又一次冒出来了，我们之间的对立又一次显露了。他要的是符合学术界的一切高雅要求的机关报，我则力图把杂志办成一个战斗的，而不是高雅的，当然也不流于庸俗或粗浅的，但是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机关报。
为了这个叛教的牧师，以我和狄茨为一方，以布劳恩为另一方发生了有时相当尖锐的争论，虽然它没有导致破裂，我和布劳恩之间的友情还在发展，但是他对《新时代》不再感兴趣了。我记得，那是1883年3月的一天，他向狄茨和我宣布中断和《新时代》的关系，也不再为它承担任何责任。他没有要求收回他支付的两千马克基金。而把财产权转让给威·李卜克内西。
李卜克内西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权利，因为如上面已经提到，从《新时代》诞生的第二年起，他再也没有关心过它。
如同前面也已提到的一样，财产权的移交只以口头约定，而不是以书面协议为依据。
布劳恩的决定使我从此以后在编辑部里不再受任何人制约。此外，没有任何新的变化。
（回忆录到此中断）
译自卡尔·考茨基《回忆与探讨》1960年海牙德文版第223—234、456—461、514—517，523—526、532—542页。中译文来自《国际共运史研究》第13辑
感谢 李将敬思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