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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失业的斗争
〔德〕卡尔·考茨基
王小曼 译
德语原文原载于1937年3月13日、4月4日的《工会评论》。中译文根据《社会主义事务》（英文版）1984年第2期第25—28页翻译，载于《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8辑。
译者按：近些年来〔指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前期。——录入者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失业人数剧增，成为各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德、法、英等各国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工党都有人主张缩短工作周，提供更多的工作位置来解决失业问题。欧洲工联从1979年到1985年连续三次代表大会都提出以三十五小时工作周代替现在实行的三十九至四十小时工作周的主张。在这一背景下，社会党国际机关刊物《社会主义事务》季刊（英文版）1984年第二期重新发表了考茨基的这篇文章的英文译本。文章前面有编辑部的按语如下：“这是卡尔·考茨基最后的著作之一。他在其中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缩短工作周及其经济效果问题。本文在1937年用德文发表，现在我们重新刊出，不仅是为了使公众能够看到这位著名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解释者的这篇文章，而且也是为了使人能够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去进行当前关于缩短工作周的讨论。”
在德国，人们常说：如果农民有钱，大家就有钱了。在大多数国家是由农民组成时，这句话非常正确。但是对于今天工人占多数的工业国来说，它就不适用了。这句老谚语可以改写成：如果工人有钱，大家就都有钱了。
然而工人只有当他就业时才有钱。失业不仅损害工人阶级，也损害了整个社会。反对失业的斗争是符合每个人的利益的。今天这已成为老生常谈了。不幸的是，尽管如此，对于减少失业的办法大家的看法还不一致。首先考虑到以下这个决定性因素是很重要的：失业有两个原因，每一个原因造成一种特殊的失业；每一种失业需要特殊的措施去消除。一个原因是经济停滞；另一个是技术变化。
不时发生的停滞和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样由来已久，但是正如危机必然会发生一样，随后也一定会出现繁荣。它大致按十年一次的周期循环。马克思已观察到这一点。然而正是在他逝世的时候，十年一度的周期结束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也结束了。大的资本主义企业结合成集团，形成垄断，通过限制生产来取得额外利润，并从而引起价格上涨。与此同时，实行了高额保护关税，它限制了市场，好让垄断资本家来控制市场。而军国主义者又促进自给自足。“每一个国家应当自己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才能在万一发生战争时不致依赖外国进口。”
从前，市场是通过劳动的国际分工来不断扩张的。现在每一个国家都试图生产与其他国家生产的同样商品。这一切甚至在1914—1918年大战之前就为危机制造了条件。战争大大加强了这些倾向，并通过战后普遍的政治、经济不稳定状态而增加了新的危机根源。它有时造成真正的灾难，特别是由于通货膨胀和其他形式的货币贬值，以及出现了新的战争根源。这一情况曾经屡次引起经济停滞。
过去这些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造成的，现在则是一些个别的、无所不能的资本主义公司和受它们支配的政府进行人为干预的结果。在自由放任时代，繁荣时期总是在几年以后带来危机。今天在资本主义垄断和军事控制生产的时代，危机有变为持久状态的危险，只是偶尔被短暂的繁荣时期打断，在私人财富保持对生产手段的束缚时，这种情况将一直存在下去。为了结束这种状态，并造成广泛持久的繁荣，我们需要民主国家中有一个政治上强大、经济上知识丰富并组织得很好的工人阶级，这个工人阶级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重要方面都是独立的。至少在那些构成世界经济命脉的国家里，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无产阶级。单独一个国家是不能凭自己的力量克服世界危机的。
但是即使经济危机被成功地克服了，一个新的持久繁荣的时代来到了，我们也不应指望失业现象会简单地消失。它将减少，但不会完全消灭。无论如何，对于资本家来说，繁荣时代是利润增长的时候。
每一个工业资本家都无尽无休地努力通过降低生产费用来提高他的利润。这就是说，他努力降低他的企业所订合同的费用。换句话说，他经常企图使一些工人成为多余的人并增加失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证明了这一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反对这一分析——他们声称：直到世界大战为止，失业人数并不是不断增加的。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增加失业的趋势，显然可以被其他因素抑制。马克思并没有忽视这一点，他自己就叫人注意这一过程。他说，如果资本家的产品周转的速度和投入工业的资本增加的速度，高于因采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方法而解雇工人的速度，失业并不是必然要增加的。直到大战以前这种情况曾多次发生。
从那时以来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上述那些因素——垄断、高额保护关税和贸易限制，资本家产品的扩大周转愈来愈受到限制。与此同时，1914年以来，投入工业的资本的增加，也一再受到限制：部分是由于在战争中以及通货膨胀使资本直接受到破坏，部分是由于经济、政治上经常不稳定状态导致大量资本被储藏起来，拒绝投入生产。
然而同一时期，技术达到了惊人的完善程度，节省劳动的方法和手段以空前的形式每天都在增加。一百年以前，除了在英国和美国当时刚开发的东部各州以外，只有少数工业发明家。在德国和法国，自然科学保持很高的水平，但是只偶尔被应用于技术。从那时以来，变化多么大啊！德国在注册发明方面几乎已超过了英国，而美国的人口已从一千八百万增长到一亿二千五百万。像意大利、俄国、日本这样的大国进入了资本主义生产世界，而且也在发展它们的发明天才。国境界限、自给自足倾向现在主要是对新的军事技术起作用，而对工业进步不能起作用了。一个国家的发明，如果其他国家认为有利可图的话，也就是说，如果能节约劳力的话，就会被它们仿效。
采用节省劳力设备的趋势在近几十年里迅速发展，以致朝相反方向发展的那些趁势——扩大市场和增加资本—跟不上了。特别是当这些趋势由于垄断资本家和军国主义者的人为干涉而受到限制时更是如此。但是即使这些限制能够得到克服，并带来一个繁荣的时代，失业大众也不会全部被吸收。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做到这一点，而这一办法对于加快经济增长来说是很重要的：由国家规定广泛地缩短工作时间。
在所有的为同失业作斗争所应采取的立法措施中，没有一项像这一措施那样遭到资本家的拼命反对。甚至连那些与资本主义利润绝对没有牵连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也不愿意建议缩短工时。他们反对这样做，声称这会提高生产费用，毁灭工业并使失业率更为增长。如果不广泛缩短工时，失业就无法消除，对于工人来说，更重要的当然是在缩短工时的同时保持工资率不变。
但是这样的缩短会不会产生使利润降低到资本主义经济无法运行的危险呢？我们知道，没有利润，任何烟囱都不会冒烟。毫无疑问，广泛缩短工时却不降低工资会带来严重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必须解决，否则就会破坏经济。但是如果断定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那就大错特错了。
首先我们必须考虑到，对于在技术上最先进和对国家经济凡重要的企业来说，工资问题是最不重要的。因为这类企业只有一小部分投入的资本是用来支付工资的。他们最害怕的是冻结在厂房和机器中的巨额固定资本利用不足。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工时的缩短如果同延长开工时间结合起来，将给它们提供获取高额利润的可能性。个别工人的工作日同企业的每天开工时间决不是一回事。如果一家工厂的一个工人的工作日由八小时减少到六小时，即使工资不变，单件产品的价格不增加，利润也能增加。在这里，利润的增加是通过两班操作并从而把开工时间从原来的八小时增加到大致十二小时而取得的。在这种情况下，每天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而企业的固定资本没有改变。另一方面，在那些已经在二十四小时内分三班开工的企业里，如果迄今只发挥一半生产能力的机器在缩短工时后能按全部能力生产，那么利润将保持不变，甚至增加。
这类使缩短工时不致引起利润降低的方法，可以由许多企业自愿采用。但这一点并没有普遍得到承认。在某些情况下，这类方法只对某些企业有利。幸运的是，我们并不完全限于这些方法。可是，其他可以考虑的方法不能由个别企业实行，而需要国家进行干预。资本每年产生的利润水平不仅取决于每天获得的利润，而且也取决于全年的周转速度。如果用一定数量的资本按百分之三的利润生产商品，那么每年周转五次，这笔资本将取得百分之十五的年利润。如果营业发达，每年周转十次，它将获得百分之三十的年利润。即使与此同时由每天的生产获得的利润从百分之三降到百分之二，它每年仍可取得百分之二十的利润。
对于一家企业来说，固定资本愈不重要，用于工业的资本愈占优势，因缩短工时而引起的利润减少就愈能通过资本的加速周转、也就是通过在缩短工时的同时改进企业的全面经营，来得到弥补。
在资本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就业人数一定会使营业好转，因为国民经济中购买者的人数增加了。但是任何如此关心工人的政府在采取决定性的缩短工时措施时，必痰也实行其他措施来刺激经济。
国家也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抵消因缩短工时使生产费用增加而可能产生的对经济生活的损害。许多经济学家有一种荒谬的想法，认为只有他们才把工资考虑在生产费用之内。马克思与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一样，认为产品的价值是由其中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但是这一劳动并未转化为工资。可是古典经济学家没有说到工业资本家在计算营业费用时只把他支付的工资看成生产费用。
马克思认为他所说的剩余价值即未支付报酬的劳动，是转化成利润、地租和利息了。独立的工业资本家常常必须从他获得的剩余价值中给地主支付地租和租借费用，向金融家支付贷款利息。但是工业家不把地租和利息看成剩余价值—对他说来不存在这个范畴—而是把它们看成银行家或地主强加给他的生产费用。
当独立的资本家不能通过更好地利用固定资本或加速周转而弥补因缩短工时（工资率和价格保持不变）引起的生产费用的增长时，基本地租和利息率相应地就提供用其他领域中的减少来抵消这一增加的手段。在这里不需担心会对社会发生危险。
工人（包括职员）是使国有企业和资本家企业能维持下去的最重要的人。企业经理的重要性次于工人，再次就是它的董事长或（在愈来愈小的程度上）它的业主。相比之下，地主是完全多余的，因为他仅仅通过出租或出借获得收入，而贷款者也只是靠利息生活。如果国家采取措施强制压低地租和利率，就会有益于社会，而丝毫不会损害社会。工业家得到低息借来的资本，就会发现他的生产费用大大降低，以较低地租得到土地去耕种的农场主也是如此。在自己土地上耕作的农场主如果摆脱了抵押的利息，效果也一样。这种利息对他来说，等于交六次地租。
独立的企业家在这一方面无能为力。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民主国家中，这就是一个受群众信任、得到群众热情、谅解的合作的政府。它将被迫实行国有化，例如，设立国营信贷银行。
同我们上面提到的构成生产费用的成分一样，也有一个因素，其价格对工业家来说是很重要的，这就是原料。大垄断企业和它们采取的高额保护关税人为地使原料价格大大提高。请想一想，铁的价格对于国家的全部工业、农业和运输是多么重要啊！通过降低关税，通过国家对垄断企业的干预（这种干预能够并最终应当一直扩展到垄断企业全部国有化），有可能弥补作为缩短工时后果而可能发生的生产费用的增加，而且还会有余。
即使生产费用增加了，也根本不能证明缩短工时是有害的。这不过表明：不能把缩短工时看成一个孤立的措施，而应当把它与一个更广泛的社会改革体系联系起来。
在强制缩短工时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阶段：早期阶段，即上一世纪中期；后期阶段，即最近几十年。在第一阶段，实行了标准工作日，以保护在大工业中工作的工人不致过度劳累并防止他们完全道德败坏。这一措施成功了。保护性的雇佣法律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在体力上、道德上和智力上都提高到一个更高水平。而且不仅劳动力组织起来了。雇主愈明智、愈谨慎，他们完成向较短工作日的转变愈快，他们掌握新的方法就愈好。雇主愈愚蠢、迟钝和邪恶，他就愈容易因缩短工时而破产。可见缩短工时不仅使工人阶级获得新生，也使资本家及其营业获得新生。它使整个经济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这一情况指的是第一个雇佣保护时期。那时工人会因过度劳动而堕落和道德败坏。今天缩短工时有相似的效果，方式却不相同。今天，使大批工人遭受堕落和道德败坏危险的不是过度劳动，而是失业。如果我们能消除失业，就将消除对当代劳动力最重大的道德、心理和智力上的威胁，无产阶级就会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与此同时，正像雇佣保护开始时期一样，全部生产手段也会提高。但是有一个差别。那时，这一提高是由资本家自己来操心的，而现在，缩短工时使人们愿意或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而这些措施不能单靠资本家来实行，因为这往往超出他们的权力范围。这些措施的实行需要强有力的国家干预，而且一定会导致公共部门的扩展。
只有在拥有一支强大聪明的劳动力的民主制国家里，才能指望这种干预。不能单凭强力来实行，必须有一个善于思考的、了解情况的领袖。而且甚至一个聪明的领袖也做不到这一点，除非群众也正好同样聪明。
自从战争以来，对暴力的眼光狭小的崇拜，不仅流行在法西斯分子中间，在许多社会主义者中也流行着。他们想象：我们只需要掌握必要的力量和暴力来打倒我们的敌人，社会主义社会就将自动产生。不幸，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如果掌权者愚蠢地使用野蛮的暴力，他们往往不仅伤害他们正在打倒的敌人，而且也伤害他们自己。
无产阶级越强大，它在国家中的权力越大，它的任务就越艰巨，这些任务解决后产生的结果就愈重大。只有一个既掌握必要的权力又掌握必要的知识（经济知识）的工人阶级，才能取得一些有益的成就，并创造一个持久的、更高一级的社会制度。虽然如此，政权的取得不仅取决于工人，而且也取决于许多不能任意用魔法召唤出来的情况。如果工人掌握必须的知识，就会好得多。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情况下，掌握知识都应当是他们的任务。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录入和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