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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考茨基
〔民主德国〕安奈利斯·拉希察
唐春华 葛斯 译
译者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人运动史论坛》1988年第5期第656—676页翻译，中译文来自《国际共运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第3期。
卡尔·考茨基1854年10月16日生于布拉格，1938年10月17日卒于阿姆斯特丹。他在84年的生命旅程中，加入过3个政党，经历过3个国际，到过7个国家，经历了许多差别很大的发展阶段。
考茨基出身于一个艺术家家庭。父亲约翰是个画家和剧院制景人员。母亲米娜是个演员，写过剧本和小说，后因病离开了舞台，成了一位受人尊敬的从事社会评论的作者；直到1912年去世，始终是考茨基的慈爱的亲人。考茨基有一个妹妹米娜（1856年1月26日生）和两个弟弟，即弗里茨（1857年12月9日生）和汉斯（1864年2月29日生）。他曾写道：“我的家世就是奥地利帝国民族混杂状态的一个缩影。我的外祖父是维也纳人，但他的父亲则来自匈牙利（我猜测是来自克罗地亚），他同一个意大利人结了婚。我的外祖母是下奥地利人。我的祖父是捷克人，但我的祖母却是波兰血统的人……我的母语是德语，我母亲的家庭也使用德语。我9岁时迁居维也纳，在那里，在一种完全是德国的环境中长大。”[1]1862－1863年考茨基在父母家里接受家庭教育，1863-1864年进入维也纳的一所私立学校，1864-1866年入梅耳克（下奥地利）的本笃会修道院的文科中学，从1866年起入维也纳的文科中学，1874年通过了毕业会考。1874年秋季，他进入维也纳大学。1875年1月，他加入社会民主党，他热衷于小资产阶级的伤感社会主义，这是他通过学习乔治·桑的小说和路易·勃朗的历史著作以及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平等报》的推动下通过对斐迪南·拉萨尔的一些著作的阅读所带来的结果。考茨基学习了历史、国民经济学、哲学和法学。他决心要成为历史学家，并在21岁的时候就制定了要写一部世界史的大胆计划。他也热心地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达尔文主义也吸引了他。他写道：“我的历史理论无非是要把达尔文主义应用于社会发展。”[2]考茨基很快也开始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但很快又灰心地放弃了，而首先转向研讨马克思评论过的那些作者的著作，这些作者是：威廉·罗歇、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亨利·托马斯·布克尔、亨利·查理·凯里、欧根·杜林、阿尔伯特·埃贝哈德·弗里德里希·谢夫菜和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
考茨基曾经怀有从事很多专业的愿望。除了成为最使他感兴趣的历史学家外，他还打算成为律师，此外艺术的魅力也吸引了他。眼疾妨碍了他发挥绘画的才能和成为画家。于是他尝试了写作戏剧和小说，尝试了导演工作，甚至于1878年在维也纳看到了他的一个剧本上演。
“在1879年这一年，我感到极端失望和极不如意。要给我自己开辟一个不依赖国家和党的活动领域的种种尝试全都失败。我在1878年就写成的书，在我的书桌里搁置了下来，未能付印。而我对之寄以如此大的期望的党，在非常法的打击下也似乎陷于瓦解了。”[3]这时考茨基结识了法兰克福的一位年轻的私家学者卡尔·赫希柏格，后者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员的。他在反对反社会党人法的斗争中曾给党以金钱和出版一些杂志的帮助。在苏黎世他促成了周刊《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出版。在1876—1877年同考茨基也同倍倍尔有过第一次接触的威·李卜克内西，曾提醒赫希柏格注意考茨基。考茨基很快就为赫希柏格撰写了几篇文章，并通过他使自己的书有可能得以出版。考茨基的第一本书题为《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这本书是以达尔文主义为出发点并维护新马尔萨斯主义观点的。后来他承认：“当时，我对马克思还抱着淡漠态度，我的经济学观点则带有强烈的折衷主义性质。”[4]
1880年1月，考茨基迁居到苏黎世成了赫希赫格出版的刊物的固定撰稿人。但赫希柏格的伦理社会主义观点并未对考茨基产生影响，特别是赫希柏格对经济学几乎不感兴趣。考茨基又重新致力于领会马克思的《资本论》。现在他能够专心地从事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
而且正如他所强调的，他“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5]进行这些研究。他还强调过：“自从我了解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后，我的历史观已开始转变。”[6]他把赫希柏格的秘书爱德华·伯恩施坦看成是“一位强有力的引导人”，伯恩施坦“比他大5岁，能够给他许多鼓励，并且已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他早就想找到这样一位老师。他们俩一起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很快就情投意合，以致别人把我们看成是红色的奥雷斯特和彼拉德”。[7]1881年3月，考茨基第一次来到伦敦，他在那里住到6月，结识了卡尔·马克思、燕妮·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2年考茨基又回到了维也纳，他同亨利希·布劳思和维克多·阿德勒结识了，并再一次试图取得博士学位，而且准备了一篇关于《婚姻和家庭的起源》的论文，这是他在1881—1882年间的冬季写成的。但是，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没有准许他在海克尔那里取得学位，因为那不是一篇自然科学论文。
这时卡尔·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观点已经十分熟悉，以致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都认为委托他编辑《新时代》是适宜的，《新时代》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从1883年1月由约·亨·威·迪茨在斯图加特出版，并决定予以公开发行。这一刊物作为“思想和公众生活评论”发表了不少有关哲学、经济学和史学、自然科学和技术、民众教育、艺术和文学诸方面的文章。他还发表了不少有关帝国的内外政策、国际工人运动问题、工人社会状况等方面的文章和评论。考茨基致力于使《新时代》具有一种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特征。他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量著作，也参与了1891年党的爱尔福特纲领的起草工作，而且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为贯彻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斗争。
在后来的年月里他还曾几次打算离开《新时代》，但是考茨基担任这个杂志的主编长达35年，直到1917年秋季。考茨基不能当选为议员，因为他没有取得有效的德国国籍，而作为外国人是没有选举权的。当雷姆沙伊德的社会民主党人在1908年要再一次推举他为帝国国会议员候选人时，他就此写道：“我是奥国人，当然从18岁起在德国居住（从28岁起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供职），但当我在21年前在斯图加特请求加入维尔滕堡邦联时，我被拒绝了。这是南德意志的自由。当然在德国北部我也没有希望得到批准。我随时都会遭到拒绝，——因此我也就不在公众场合露面，我所注重的是在德国进行工作。在奥国我可能被选入帝国国会，但我认为，在德国作为理论家发挥作用，就像在奥国作为议员一样，是有益的。”[8]
他从1890年到1897年居住在斯图加特，从1897年到1924年居住在柏林，从1924年到1938年居住在维也纳。1890年4月25日他与第二个妻子路易莎结了婚。考茨基有三个儿子：费利克斯（1891年）、卡尔（1892年）和贝内迪克特（1894年）。考茨基与来自德国党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组织的同事和朋友有着多方面的接触。他的不少书和小册子曾是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性著作，这些著作大大促进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础知识的宣传和对于许多新问题的答案的探索。他的大部分著作也以其他文字出版，或者在外国刊物上发表。这里必须首先提到的是《爱尔福特纲领》（1892年）、《土地问题》（1899年）、《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1899年）、《社会革命》（1902年），他以这些著作积极投入了同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论战。
如果说他围绕1895年布勒斯劳党代表大会而立即投入了土地问题的辩论，那么，在伯恩施坦的辩论中他却需要经过思想斗争才公开表明，如何从马克思主义角度评价他的迄今最好的朋友之一的那些观点以及这些观点对作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群众性政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存在会产生什么样的危险。
卡尔·考茨基对伯恩施坦观点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质不是立即就认识到了的。他希望，当伯恩施坦摆脱了英国的政治环境，并重新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发生比较紧密接触的时候，他能够修正他的立场。像奥古斯特·倍倍尔一样，卡尔·考茨基向修正主义者建议先实行停火。伯恩施坦应在一本小册子中简单明瞭地概述一下他的那些观点，作为进一步展开辩论的基础。
罗莎·卢森堡、弗兰茨·梅林、帕尔乌斯、格·瓦·普列汉诺夫和克拉拉·蔡特金从同修正主义辩论的一开始就表现得十分激烈，批评党的领导人给修正主义者以喘息之机。罗莎·卢森堡从1898年9月起担任《萨克森工人报》的主编，她在这份报纸上开辟了一个“关于策略讨论”的栏目，她在这里发表了一封普列汉诺夫的公开信，普列汉诺夫在信中向考茨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伯恩施坦埋葬社会民主党，还是社会民主党埋葬伯恩施坦？”[9]卡尔·考茨基只是在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批评的压力下，才起来反对伯恩施坦。考茨基在他的著作《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一次反批评》中，就像他在针对爱德华·大卫的修正主义而写的《土地问题。概述现代农业的趋势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农业政策》一书中一样，表明了他在争论中维护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那种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明确态度。甚至《前进报》和《新时代》也发表了考茨基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论战文章。考茨基在1898年致普列汉诺夫的信中就写到：“哲学从来不是我的强项，如果说我仍完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可我还是相信，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观点和历史观点也可以同新康德主义相互协调，正如达尔文主义同毕希纳的唯物主义，海克尔的一元论同朗格的康德主义可以互相容忍一样。”[10]考茨基在他的一生中无法克服这一混乱的哲学上的多元论，他在同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关系中重新显露了出来，而且在他的关于唯物史观的晚年著作中重新得到反映。
罗莎·卢森堡这样写道，同伯恩施坦的争论“变成了两种世界观、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制度的辩论”[11]，在辩论中党必须拒绝修正主义。应该促使伯恩施坦“从他那方面来说也正式地以他的本来面貌出现，即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进步党人”[12]。对此卡尔·考茨基在1899年汉诺威党代表大会前夕曾在《新时代》上表示，一个党员是否仍然站在党的立场上的问题，应该由这个党员自己就此作出决定。考茨基在1901年才决定，不再允许伯恩施坦在《新时代》上发表东西。
此后卡尔·考茨基紧接着就发表了《社会革命》这一著作，这部著作是根据他于1920年4月在阿姆斯特丹和代尔夫特向社会主义读者协会所作的两次报告撰写的。他的论述大部分是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这首先适用于他的关于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关于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的改良和革命的辩证统一等方面的论述。卡尔·考茨基在其他国家关于政治罢工的实际经验还很不足的时候，称政治罢工是无产阶级的一个革命斗争手段。考茨基曾写道，首先政治罢工将“在未来的革命斗争中发挥巨大作用，使无产阶级的其他政治斗争手段得到补充和加强。在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斗争中，它“也许是无产阶级手中最革命的武器”[13]。
《社会革命》一书证明，考茨基确实懂得宣传和捍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思想财富。他的功绩首先在于，把在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或多或少广为流传的那些观点同在爱尔福特纲领中得到集中反映的上述那些问题，重新联结了起来。
但是，《社会革命》中所包含的一系列论点同时也证明，卡尔·考茨基并不懂得在他所选择的题目方面去领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重要思想观点。在国家理论方面，他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认识和迄今无产阶级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高度。列宁写道：“在这本小册子里，到处谈的只是夺取国家政权，也就是说，考茨基选择的说法都是向机会主义者让步的，因为他认为不破坏国家机器也能夺取政权。马克思在1872年认为《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上已经“过时的＇东西，考茨基却在1902年把它恢复了。”[14]与此相联系的弱点是，他不懂得去利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巴黎公社得出的结论。在其关于民主的论述中，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并没有根据当时的民主的阶级性质、民主与专政的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国体和政体之间的差别来加以回答。考茨基无法摆脱小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些观念。
尽管存在一些革命理论和国家理论方面的不足，但是卡尔·考茨基在本世纪仍然属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容许动摇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他曾提到过这样的可能性，在俄国将首先爆发一场革命，随后这场革命将肯定对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产生巨大影响。在1905年1月俄国革命开始之际，他怀着明显的好感站到了俄国革命和俄国革命者一边。他立即在给弗兰茨·梅林的信中写道，他不得不“就俄国的伟大事件讲些老生常谈的话”，而且他明确地指出，他和梅林都宜于“强调一下对欧洲特别是德国政治的反作用”。[15]虽然他们两人都宁愿致力于平静的学术活动，但是俄国革命的年代毕竟决不是“退隐到书斋中去”[16]的适当时刻。
他曾为罕丽达·罗兰—霍尔斯特关于总罢工的著作撰写了前言，并多次强调他与罗莎·卢森堡关于俄国革命的观点一致。他在1905年7月3日给罗莎·卢森堡的那封信中写道：“这是突飞猛进，因此我为之感到精神焕发。伯恩施坦主义使我在时代面前变得年迈无力。俄国革命却使我年轻了10岁。我还从来没有感到工作起来像现在这样轻松。革命万岁。”[17]俄国革命的爆发，使考茨基更加坚信他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以及关于要在争取日常政治要求的斗争中一刻也不忘记社会主义目标这一方针的正确性的那种看法。
1905—1909年卡尔·考茨基是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列的：他们考虑到当时的形势决定把政治性的群众罢工看作无产阶级的一个有效斗争手段。
他对耶拿党代表大会关于群众罢工的决议案表示满意，并同倍倍尔一起主张，要把那一决议案的重点放在防守方面。
把政治性群众罢工看作工人阶级的一个适当的并已是好些国家行之有效的斗争手段，这是考茨基使之明确起来的。但是，那种认为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自然而然地会要求具有革命的形态，或者认为自发的群众运动会要求作出举行罢工的决定的观点，却是表明没有把握对自发性和自觉性的关系作出判断，不懂得要遵循历史的规律性，这是由于对历史进程中的经济决定论作了某种过高的估计。在1905—1906年的关于群众罢工的争论中已经可以看出，关于时机是否成熟的估计以及关于党和工会对群众行动进行准备工作和施加影响的方式方法的辩论将来是一定会爆发的。
1905-1906年，考茨基以其对政治性的群众罢工的态度站到了革命力量一边，而与具有改良倾向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干部的敌对观点发生了矛盾。他的观点来自他对俄国事件进行了革命性的历史比较和革命性的理论研究。通过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这些年日益紧密的接触，他在这方面同样变得更坚强了。尤其是同几乎是考茨基家庭的一员的罗莎·卢森堡交换意见，更加丰富了考茨基论述革命的著作中的思想。
考茨基关于无产阶级在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的研究成果中，居中心地位的是他的《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这篇论文。在这一论文中，他十分注意把俄国革命同1789年以来西欧的革命进行比较。考茨基从这一比较中得出了关于特殊类型俄国革命的某些重要结论。资产阶级是革命动力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即使对于俄国来说也已结束；无产阶级构成了一个具有独立目的的独立阶级；资产阶级不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而且只要资产阶级不再是动力，那么，那也就不是资产阶级革命；但那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它还不会带来无产阶级的独占统治；无产阶级需要其他阶级的支持；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同其他阶级的联盟首先也要依赖于一种经济上的共同利益，如果说只在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共同利益，那么它必定构成社会民主党整个革命策略的基础；但决不能期待农民会成为社会主义者。考茨基关于俄国革命的著作与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论战中对这一事件的评论十分一致，这曾促使列宁在一个长篇的评论中强调了卡尔·考茨基对革命的一些根本问题的研究方法。他指出：“迄今布尔什维主义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最大思想成果是考茨基关于俄国革命动力的论文。”[18]当这一著作的俄文版小册子发表时，列宁为之写了前言。甚至在1907年，考茨基也是属于那些同机会主义者展开论战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列，他们都就当务之急的一些问题写下了催人奋进的论著。1907年6月，他为反对正在流行的民族主义现象而发表了《爱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一书。1907年10月，他发表了《社会主义和殖民政策》这一著作。这两部著作都证明考茨基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同时也证明他了解无产阶级和民族解放斗争中的民族组织和国际组织在历史上和政治上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他曾坚决反对试图抹煞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爱国主义之间的一般差别以及怀疑或者诋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客观基础和历史前景。他宣布他坚决反对欧洲列强的殖民政策的任何战争和“和平的”形式。在这两部著作中，他都注意到资本主义掠夺政策的危险日益迫近，还注意到海上和陆上大规模进行的备战及其对文化政策和社会政策产生的可怕后果。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除了反对内外军国主义的斗争外，没有其他更富有成果的工作。从机会主义方面反对考茨基的人对他进行了诬蔑性的攻击。
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之间在殖民问题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引起了冲突，这场冲突在几个月后仍使考茨基感到激动，他对国际社会党人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和1907年的埃森党代表大会作出了这样的评价：“齐心协力”、“日益增长的和谐和一致”。[19]然而强调这种并不存在的齐心协力，它从表面上看体现在根据多数通过的决议上，这助长了调和主义情绪，在客观上帮助削弱了统一的政治行动的可能性，并给予机会主义政策的辩护士们以很多的活动余地。
1908年，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者鉴于麦克斯·毛伦布雷歇尔的机会主义言行，盼望有一个新的修正主义理论家出现。考茨基在《新时代》上非常坚决地同毛伦布雷歇尔进行了论战。1908年底，他把自己的一些主要观点概括地写入了《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该书于1909年出版。正像他自己所写的，这本书包括了他的关于革命的观点，并且是针对机会主义者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那一观点的。一些人立即就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月刊》、《德国工会总委员会通讯》和《市政实践》上著文反对他。考茨基给了他们以相应的反击。
1902年考茨基在他的《社会革命》这部著作中所表述的那些观点，是他的《取得政权的道路》的基础。他认为深化并补充这些观点是重要的，因为一个革命的时代就要开始了。卡尔·考茨基同一切对这一点表示怀疑的人相反，他预言无产阶级革命已经临近，并论证了这场革命的不可避免性，而且宣布他是信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名言”的。
早在1904年卡尔·考茨基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已经变得刻不容缓。他在给拉波波特的信中写道：“您是对的，辩护和重复无济于事。修正主义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危害之一，近些年来它迫使我们进行辩护和重复，并以此占用了我们为使马克思主义得到积极和批判性的进一步发展所需的时间。”[20]1909年的《取得政权的道路》包含了一些新的课题，回答这些课题对于对形势作出具体的评价是十分重要的，以便能够现实地确定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的改良和革命的关系。这些问题中极为重要的一点是，回答革命形势是否存在和有哪些特征这个问题。考茨基就革命形势列举了4种情况。他发展了关于一场革命是否具备客观条件、各种主观因素（党的作用、群众的愿望、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对立和觉悟状况）的决定性作用的思想，这些思想超越了他从前的关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关系的观点。同时这些思想也是与著作中的某些章节相矛盾的，这些章节更多地是以一种机械的决定论来论述经济规律性的。
考茨基把一个重点放在他的从资本主义的规律性出发同前几十年相比形势已经发生变化这个主要论点之上。在这方面，他取得了某些有关新的发展趋势的重要认识，而这些认识9年前他是没有表述过的，比方说，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作用和后果、军国主义和民主的关系，而且他无论是对俄国革命，还是对亚洲和非洲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越来越大的反抗，都赋予了很大的意义。这些论断十分重要，但是它们不能代替对1908—1909年的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势所作的透彻分析。因此，他的那些结论对于直接的斗争来说显得一般化。考茨基表示完全赞同社会民主党人反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反对军备竞赛和争取民主的坚决的斗争方式，不过他也只是采用了一般化的、多年来由革命社会民主党人通常采用的那种形式。
关于群众罢工，他重复说，他赞成群众罢工是一种也许可以使用的武器。考茨基没有进一步接受左派对政治性群众罢工的原则意义和运用的详细论证。但是他的著作的全部结构和基本内容对于机会主义者来说仍然是很难接受的。
为了出版这部著作，他同党的执委会展开争论。奥古斯特·倍倍尔写道，可以有各种想法，“但是公开把它说出来却是一件蠢事”。[21]反对考茨基及其最新著作的真正敌人是理查·费舍。但是，出于对社会民主党的敌人可能作出反应的策略考虑，争论进行得很肤浅，没有涉及到理论观点。但几经反复之后，考茨基还是取得了对党的执委会的胜利，因为他单独对内容负责，而且作了某些形式上的改变。克拉拉·蔡特金对考茨基提出了批评，并把他的妥协称作一种公开的投降。
当一场政治危机随着1901年的一场强大的争取选举权的运动的蓬勃发展而开始趋于成熟的时候，考茨基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勇气，他的观点实际上已经同他过去所宣传的那些理论观点发生了矛盾。卡尔·考茨基刚刚还得不到党的执委会的理解，受到机会主义对手的攻击，从现在起他则完全致力于抵制左派特别是罗莎·卢森堡的关于确定革命方针和相应地加强争取普鲁士民主选举权的群众斗争的那些建议。
同他的迄今关于政治性群众罢工的见解相反，同他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意思把爱尔福特纲领理解为旨在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信念相反，他不仅曲解了罗莎·卢森堡夫于宣传政治性群众罢工和关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而且阻碍这类要求在《新时代》以及其他中央机关刊物上的发表。同时他在同罗莎·卢森堡的辩论中，借口不是原则性地而只是根据当前考虑来反对政治性群众罢工。他以所谓形势不成熟和根据传统必须考虑下一届帝国国会选举等理由来论证他的立场。他对罗莎·卢森堡的民主共和国这个口号的内容并没有提出疑问，而只是争论现在这个时候宣传这一要求是否合适。考茨基认为，到巴黎公社为止，都是实行“击破战略”。这样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在的斗争首先可能而且必须在议会的基础上进行。要使统治阶级的阵地逐渐受到削弱，就要多次进行小的议会斗争。通过这种方式，阶级敌人就会“疲劳不堪”，而工人阶级最终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因此，根本没有理由对迄今党的政策作某些改变。客观情况要求只能实行“疲劳战略”。
卢森堡提出了“疲劳还是斗争？”这样的问题来表明考茨基在1901年反对普鲁士的三级选举权制度的强大群众行动的蓬勃发展时期暴露出来的矛盾的核心，就像他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那样明显，以致罗莎·卢森堡不得不以尖锐的批评的口吻作出断言：“理论上悬极为高超的，实践上则是‘疲劳的’，前景是云雾中最革命的，而唯一现实的前景则是帝国国会的议席。”[22]这种态度使考茨基脱离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中最先进的力量的立场。
在考茨基看来，阻止罗莎·卢森堡是他的责任。“在这一点上，她根本不原谅我，她认为这是背叛。自那以后，我们各走各的路……我们的友谊因此中断－这使我非常痛心，甚为惋惜。我感到，失去同她交换意见的机会是我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一个巨大缺憾。不过这并不完全排除还有合作的机会。”[23]考茨基把对无产阶级奋斗目标的对立观点看成关于所走道路的意见分歧。他认为罗莎·卢森堡对他“疲劳战略”的批评是个人的猜疑和由性格所决定的尖刻。现在考茨基还没有公开表示反对工人阶级利益、他也没有公开放弃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基本原则和目的。此外，由于他坚决反对1910年巴登邦议会中的机会主义议员在该地区再次投票赞成预算，他给人留下了一个想通过既反对右倾、又反对左倾的坚决斗争来维护党的统一的坚定而机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印象。罗莎·卢森堡曾经写过：“考茨基同志采取这种态度的实际效果，不过是给党和工会的那些对无所顾忌地继续开展群众运动感到不快、希望给以抑制、最好是尽快回到议会和工会的日常斗争的舒适的老路上去的分子，提供了一道理论上的屏风而已。”[24]
罗莎·卢森堡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是第一个，也是1910年唯一一个觉察到，如果对卡尔·考茨基的“疲劳战略”不予以制止，那它必将把工人运动引向机会主义泥坑的人。但这一战略并没有受到制止。以考茨基理论为基础的中派主义在以后几年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机会主义披着它的假马克思主义和伪装革命的外衣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传播开来，而机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理论同实践相矛盾。考茨基以维护党的统一为借口，诽谤左派，把左派从极有影响的岗位上排挤出去。考茨基翻来覆去、接连不断地强调要争取和平和民主，但是，他却以片面地绝对要求裁减军备和国际仲裁；要求建立欧洲合众国等掩盖世人对卡·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和其他许多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提倡的更为深入广泛的和平战略的关注。与此同时，他避而不提动员人民群众为反对世界战争危险而斗争的首要问题。
在对考茨基的理论观点争论得愈来愈激烈尖锐的情况下，卡尔·考茨基从调和矛盾的中派立场出发，更加努力施加影响，使对立双方实行妥协。他同时还越来越陷入片面地反对左派的斗争中。
中派分子考茨基把自己称作是同党内广大群众步调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者，1914年他写了一本叫作《政治性的群众罢工》的书，他不是把这本书当作进行革命斗争的著作，而是当作一本参考书，他写道：“应当把每一个对群众罢工的意义发表过一些论述的人都写进本书，哪怕今天看来不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25]
考茨基对政治性罢工的态度已经昭然若揭，就像他对俄国革命的态度完全发生了变化一样。1914年初，卡尔·考茨基认为一种特殊形式的俄国革命已不再成为可能。他说，俄国农民已不再是革命的因素，因为他们已经欧化，变成了反革命的因素。脱离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还太弱，还不能发动革命。考茨基在致梁赞诺夫的一封长信中写道：“今天，在我看来，俄国革命只有从西方输入才有可能……我认为，俄国的下一次革命，不会比德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发生得更早。这想必会引起列宁的坚决反对，也可能会引起您的反对。”他接着写道：“人们可以期望的下一次革命只能是欧洲革命，也许这次革命很快就会到来，也许它再次会愚弄我们，让我们继续等待下去。下一次革命可能是战争的结束。”[26]正好在半年以后，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了，这次战争以革命为结束。同考茨基上述对革命理论的错误估计恰恰相反－革命首先发生在俄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表明，“马克思主义中派”的立场把考茨基引向了何方：站到了赞成军事拨款者一方。考茨基是1914年8月3日声明的起草人之一，胡果·哈阿兹按照这一声明，8月4日在帝国国会，代表社民党国会党团说明对战争拨款投赞成票的理由。许多年以后，考茨基仍然把这种行为称之为“中间立场”，他提出，不要无条件地否决或者赞成，而要向政府提出要求，要求政府向公众郑重声明：进行战争仅仅为了防御。不少人对他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行为表示愤慨，同时质问考茨基，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立场出发，赞成军事拨款是否就是正确的，考茨基在给他们的许多封书信中答复道：是的，是正确的。他说，难道有谁断言，谁承认马克恩主义的历史观，谁就必须否决军事拨款吗？“这是无稽之谈”。他写道：“同样，反过来也是无稽之谈。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我以为，双方的大多数同志在战争中都不是以科学研究为依据，而是按照他们的情绪作决定。当时在一些人看来国家的敌人是最危险的敌人，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自己的政府是最危险的敌人。”[27]他还说，反正不论赞成还是否决军事拨款都可以用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理由，在这些人中，有人认为赞成军事拨款仅仅是件小小的坏事，而有人认为否决军事拨款仅仅是表示抗议的象征，所以没有必要进行激烈争论。在这个问题上，最适宜的办法是宽容。8月4日赞成军事拨款是事实，考茨基坚信这样作并不是向军国主义投降，而是为了保卫德意志民族所采取的措施，考茨基1914年11月20日给汉堡的施滕格勒的信中就是这么写的。所以说，考茨基并不是什么采取“中间立场”，而是主张采取实质上同右翼社会民主党背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没有任何区别的民族主义立场。这一立场造成了使社会民主党党员发生思想混乱的影响，使他们为国内“和平”效劳，使统治集团便于发动和进行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当他纪念自己60岁生日时，他发现他已经不再能把许多老战友算作自己的伙伴了，他现在有了自己的一伙朋友，他们是：布赖特歇德、埃克施坦、哈阿兹、希法亭、累德堡和乌尔姆，还有又经常拜访他的爱德华·伯恩施坦。让和解冲昏头脑的考茨基1914年12月5日写道：“战争就这样带来了和平，是战争粘合了已经破碎的友谊，使其重新恢复了起来。”[28]
当他软弱无力地宣称“，国际的作用的限度”时，也就等于发表了一篇破产声明，他说，第二国际没有能力去阻止由于世界大战而把社会主义者分裂成不同的民族阵营，又说，第二国际“在战争中不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它“主要是和平的工具……国际只能在和平时期发挥其全部力量。”[29]考茨基试图用他的文章从理论上为“保卫”帝国主义德国这个“祖国”和第二国际瓦解进行辩护。当他的这篇文章以“为和平而奋斗，在和平中进行阶级斗争”[30]的论断作为结束时，的的确确响起了一种声音，这声音简直就是对当了多年社会党国际局成员的一种嘲弄，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绝望喊叫。
显而易见，考茨基也热爱和平甚于战争。考茨基对于及早实现和平抱有幻想，但是，他并不明白，要作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弄清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真正了解第二国际瓦解的原因；肯定群众积极参加革命反战斗争所起的作用。考茨基错误的严重性在于，他按照自己的社会和平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观点，来解决对内、对外的政策问题，并且以此为依据，在党内、在国内甚至在国际内部为“国内和平”的道路进行辩护。
1915年9月，考茨基向帝国国会党团和党的委员会再次提交题为《战争的目的和社会民主党》的备忘录，他写信向他的妻子透露了真情：“我当然不期望会在国会党团中取得任何实际的成就。我只是想指点一下处于混乱状态的少数派，这样可以使我心安理得，因为那帮好汉总是说我们除了喊几句泛泛的空话外，什么也不会干。我在这里提出了十分具体的步骤。哪怕目前不会奏效，我想也会为今后打下基础。如果有人提到战争期间写过什么东西的话，那对我们战后进行鼓动将是十分重要的。那时，我们的时代即将来临。”[31]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最终形成了，考茨基以这一理论为依据，提出不能排除“资本主义还要经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我们当然必须像反对帝国主义一样激烈地反对超帝国主义，不过它的危险不在军备竞赛和威胁世界和平这一方面，而是在别的方面。”[32]
1915年他提出，战争可能有另一种结局方式，“它可能使超帝国主义的嫩芽茁壮起来。……如果能达到各民族间的协议、裁军和持久和平，那么，战后超帝国主义暂时也可能带来资本主义范围内的一个新希望和新期待的时代。”[33]
列宁认为，这些观点的实质就是最精密最巧妙的社会沙文主义理论。卡尔·考茨基以这一理论为基础，在他的三篇文章中，即1915年的《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1916年的《中欧合众国》和1917年的《民族解放》中，都对他关于民族自决权的观点和“欧洲合众国”的口号作了详细的阐述。
在战争期间，考茨基写过许多和平呼吁书，例如，他同爱德华·伯恩施坦和胡果·哈阿兹在1915年6月19日写的《当务之急》，以及1917年4月在德国独立社民党成立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宣言。然而他消极的和平信条越来越同深入全面的认识，首先同德国左派为团结和调动一切革命反战力量所作的各种努力背道而驰，考茨基还想抵制这些革命反战力量日益增长的影响。
随着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建立，他又说应该指出一条出路，这条路既能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立场划清界线，又能阻止左派朝新的革命斗争政党方向发展。然而德国独立社民党作为中派的党仅仅存在了短短几年，因为它没有把社民党从1914的年危机中拯救出来，况且也不能消除或者调和反帝斗争中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革命与改良主义政策之间存在的矛盾，最后这个党不得不以失败告终。卡尔·考茨基在这个党里，从一开始就感到不舒服。1917年5月他在信中写道：“我们的处境非常令人讨厌，这个党成了意志薄弱、贪图虚荣人的党了。我们这里都是些头脑古怪的人。”[34]1922年，考茨基回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尽管他决不原谅德国社民党在1917年10月1月发表的关于撤销他《新时代》主编职务的声明，尽管他希望重新担任社民党理论杂志的主编已成泡影，因为选举的结果不是他，而是鲁道夫·希法亭担任了这一职务。考茨基既没有在德国独立社民党内，也没有在德国社民党内再次找到他1914年以前在德国社民党内曾经占据过的、又因放弃马克思主义立场而失去的那种地位。仅仅在一些纲领性的文献中，还留有他的笔迹，例如，1919年1月12日的社会主义行动纲领准则和1925年德国社民党的海得堡纲领，这一纲领既包括了爱尔福特纲领的一些措词，也反映出一些社会改良主义观点，考茨基1922年在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一书中对此作了综述。
卡尔·考茨基“纯粹民主”的理论作为中派主义党的纲领具有很大的长时间的影响。他用这－理论攻击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他曾写道：因为布尔什维主义“没有能力在工人阶级自我管理和全面民主的基础上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35]
卡尔·考茨基对1917年俄国革命的态度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他想对革命者寄以同情。例如，列宁对他战争期间所写的著作提出过批评，他对此报以嘲讽。尽管如此，他认为列宁是个“诚实的狂热信仰者……他没有自私的考虑。”[36]1917年3月，考茨基对二月革命感到欢欣鼓舞，他说：“当然，俄国的事情太伟大了。”[37]路易莎·考茨基多次提到，卡尔·考茨基十分引以为荣的是“东方之春”已经到来，他们很想到俄国的朋友那里去。
另一方面，在短短的几个月里，考茨基就成了继续发展革命的凶恶敌人，他极力反对布尔什维克自1917年十月起义以来，为保卫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权所采取的一切措施。罗莎·卢森堡十分惊异地发现，卡尔·考茨基没有干任何好事，只不过“用统计数字证明，俄国的社会情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38]罗莎·卢森堡在给梅林的信中写道：“考茨基的笔从来不知疲倦，他的创作源泉取之不尽，一个“题目＇接着一个地，不断地、默默地又耐着性子，令人厌烦地写下去。他把一切东西分门别类，标上小标题，干净利落地写进各个小章节里，并且对这一切，也就是从原始时代起直至当今世界，统统进行一番“历史＇考察，看到这些使我哭笑不得。遗憾的是，他向来没有弄明白，在重要的事情中，他到底知道些什么。”[39]考茨基逐渐背弃了革命的社民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他却一贯大讲特讲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正是他的那些向来使人难以看透的野心，促使他现在写了几篇可恶的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性质的诽谤性小册子。1918年，他写了一篇攻击弗兰茨·梅林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企图诽谤梅林篡改党史，因为梅林在1918年6月代表斯巴达克联盟向布尔什维克保证，同他们建立牢不可破的团结，与此同时，梅林还批评了德；国独立社民党，特别是卡尔·考茨基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
1918年6月，考茨基写了一本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
考茨基没有详细了解俄国实际的革命事件，却对无产阶级专政肆意歪曲，要求实行“纯粹民主”。他主张用这种虚伪的东西来代替列宁的政策，而实际上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反对社会主义。列宁对此作出的结论是：“考茨基史无前例地歪曲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把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就是说，考茨基本人已经堕落到自由主义者的地步，因为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可鄙地吹嘘‘纯粹民主’，掩饰和抹杀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内容，最害怕被压迫阶级使用革命暴力。”[40]在首次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考茨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权威加以干涉，并声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41]他无法理解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于是，他就机械地把民主与专政对立起来。罗莎·卢森堡对于这位马克思主义神殿的官方守护人是这么写的：“在世界大战的4年间通过孜孜不倦的写作活动，泰然自若和有条不紊地在社会主义上捅出一个接一个的理论破洞，简直是令人吃惊的，这一工作的结果使社会主义成了一个千疮百孔的筛子。”[42]
考茨基关于形势的不成熟和条件不利、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蜕变”、关于把无产阶级专政缩小为党的专政、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敌视民主以及工人阶级无力掌握政权这一类违背现实的论断，使他成了为反革命效劳、反列宁主义的布道者，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他出席了1919年2月在伯尔尼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会上他在讲话中竟敢提出荒唐的警告：德国工人运动受到两种危险的威胁，一个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一个是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重新传播的危险。“布尔什维克攻击我们大家，不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是叛徒、变节分子和资本主义的雇佣兵。在俄国，目前在布尔什维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经历着伟大的变化过程。我们在支持后者的同时，还要剥夺协约国进行干涉的任何借口。我希望通过这次辩论使大家认清，布尔什维克不仅仅背叛了俄国社会主义，而且还出卖了俄国革命。”[43]
卡尔·考茨基由于在政权问题上背弃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歪曲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革命和国家的理论，放弃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并以资产阶级民主的偏见反对从实质到形式都是无产阶级的新生事物，所以，他不再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家和理论家了，面成了一名叛徒。列宁说：“假如我是克虏伯或谢德曼，是克列孟梭或列诺得尔，我一定会用万两黄金酬谢考茨基，用犹大的接吻奖赏他，在工人面前称赞他，劝他们同考茨基这样‘可敬的’人物保持‘社会主义的统一’。著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讲18世纪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故事，硬说民主就是‘保护少数’，绝口不谈‘民主’共和的美国摧残国际主义者的事实，难道这不是奴颜婢膝地为资产阶级效劳吗？”[44]
列宁在结束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时，已得知1918年11月9日夜到10日德国开始了革命。他因此受到巨大鼓舞，立即着手组织国际救援，建立两国革命者之间的联系。
卡尔·考茨基与此相反，于1918年11月18日在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诬蔑说，苏维埃政府不会长久，几个星期内就要垮台。他试图从一开始就把德国革命引向平平稳稳的资产阶级议会轨道。他主张“不采用暴力”，从战争向和平状态过渡。并写了题为《对于过渡经济的社会民主主义评论》的长篇小册子，其中悲观地宣称：“在（资本主义）过渡经济前提下，进行统治不该是我们渴望的目的。”[45]现在考茨基十分惧怕自己国家的革命。
列宁在同考茨基的直接论战中，指出了颂扬资产阶级民主的危险性，并且嘲讽他说，考茨基还大讲什么德国无产阶级应当夺取政权，他完全像一个专门背诵历史教书的中学教员。
卡尔·考茨基担任了“社会化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的起止日期是1918年11月24日到1991年4月7日，不过并没有实行什么社会化。卡尔·考茨基就这样参加了目的在于扼杀革命的社会化蛊惑活动，他用不损害生产资料私有主的意见书、建议和法令草案来进行 蛊惑活动，面对这些意见书、建议和法令草案的裁决权仅仅掌握在资产阶级国民议会手中。
考茨基的第二个职务是当了外交部的副部长，其任务是整理皇帝秘密档案里的“战争爆发前的德国文献”。1920年8月他应列宁反对者的邀请，去格鲁吉亚进行访问。在格鲁吉亚逗留的结果是，写了《格鲁吉亚，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农民共和国》一书。尽管他在那里支持了对苏维埃政权的攻击，俄国国家出版社在1922年底，按照苏维埃政府的规定，作为多次再版他从前写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稿费，支付给他50万马克。考茨基对这种公正的作法，报以辛辣的嘲讽。
考茨基的妻子和他的朋友们几年来都在抱怨他的不满和反复无常，1922年由于他的眼病恶化，这种不满和反复无常更是变本加厉。自1923年起，他经常住在维也纳，一直到1924年最终在那里定居。自那以后，他主要致力于写作，其中的大部分著作是1927年出版的两卷本《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1932年出版的《战争和民主》和1937年在布拉格出版的《社会主义者和战争》。考茨基在20年代初期，就已着手写作自己的青年回忆录，这之后在1936年9月他动手写作自传体著述《回忆与探讨》。
考茨基尽管改变了他在理论上和党的政策上的立场观点，可他永远是战争的真正敌人，是对人类犯下罪行的帝国主义的真正敌人，显然，出于人道主义，他憎恨法西斯。考茨基的著作是第一批被法西斯焚毁的书。1938年初，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代表们建议，为考茨基颁发诺贝尔和平奖金。1938年3月，考茨基在法西斯军队占领奥地利前，逃往阿姆斯特丹，同年10月17日死于那里。他的妻子路易莎1944年12月死于奥斯威辛—毕尔克脑集中营医院。他的儿子们及其家属在法西斯的迫害下，同样经受了痛苦的折磨。
注释：
[1] [2] 卡·考茨基《当代国民经济学（自述形式）》莱比锡1924年德文版第117—118页。
[3] 同上，第124页。
[4] 同上，第121页。
[5] 同上，第127页。
[6] 同上，第135页。
[7] 同上，第126页。
[8] 卡·考茨基1908年11月6日致W·格吕茨的信。
[9]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98页。
[10] 卡·考茨基关于伯恩施坦致普列汉诺夫的一封信。《斗争》杂志1925年德文版第1期第2页。
[11] 《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第1分册柏林1987年德文版第440页。
[12] 同上，第445页。
[13] 卡·考茨基《社会革命》第1部分柏林1902年德文版第50—51页。
[14] 《列宁选集》第3卷第264页。
[15] 卡·考茨基1905年1月25日致弗·梅林的信。
[16] 卡·考茨基1905年10月31日致弗·梅林的信。
[17] 罗·卢森堡1905年7月3日致罕·罗兰·霍尔斯特的信。
[18] 参见《列宁全集》第13卷第329页。
[19] 卡·考茨基:《埃森党代表大会》。《新时代》1906—1907年第2卷第858页。
[20] 卡·考茨基1904年11月3日致沙·拉波波特的信。
[21] 奥·倍倍尔1909年3月6日致维·阿德勒的信。
[22] 《罗莎·卢森堡全集》1986年德文版第414页。
[23] 卡尔·考茨基：《纪念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引自《社会主义者》1919年德文版第4号第58页。
[24] 参见《卢森堡文选》中文版下卷第243页。
[25] 卡尔·考茨基1914年2月3日致梁赞诺夫。
[26] 卡尔·考茨基1914年2月11日致梁赞诺夫。
[27] 卡尔·考茨基1914年12月4日致某人。
[28] 卡尔·考茨基1914年12月5日致路易莎·考茨基。
[29] 参见《考茨基言论》1966年三联书店版第194—195页。
[30] 同上书，第197页。
[31] 卡尔·考茨基1915年10月2日致路易莎·考茨基。
[32] 参见《考茨基言论》1966年三联书店版第172页。
[33] 参见同上书，第230—231页。
[34] 卡尔·考茨基1917年5月5日致路易莎·考茨基。
[35] 卡尔·考茨基：《德尔布吕克和威廉二世》1920年柏林版第52页。
[36] 卡尔·考茨基1917年5月1日致路易莎·考茨基。
[37] 卡尔·考茨基1917年3月22日致梁赞诺夫。
[38] 罗莎·卢森堡1917年11月12日致罗森鲍姆。
[39] 罗莎·卢森堡1917年9月8日致弗兰茨·梅林。
[40] 《列宁全集》第28卷第223—224页。
[41] 《考茨基言论》1966年三联书店版第261页。
[42]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5页。
[43] 《伯尔尼国际精神》由约翰·德凯执笔，1919年版第70页。
[44] 《列宁全集》第28卷第227页。
[45] 卡尔·考茨基:《对于过渡经济的社会民主主义评论》1918年莱比锡版第166页。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录入和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