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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考茨基

〔德〕路易莎·考茨基[1]

唐春华 译


　　德语原文原载于《争取社会主义的一生——回忆卡尔·考茨基》1954年汉诺威版第35-44页。中译文来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5辑


　　卡尔·考茨基生于1854年10月16日，他今年满75周岁了，他是一个纯捷克人和一个来自施蒂利亚州[2]的德意志人婚后的第一个孩子，就是说，他生来就是一个国际性的人物，如果再追溯一下他的家谱，那他就更加是国际性的了。从他父亲的血统看，有来自其祖母方面的波兰血液，从他母亲的血统看，甚至还混有意大利、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同德意志的血液：他是一个真正的古老的奥地利的产儿。考茨基生于布拉格，它是当时波希米亚世袭领地的首府、这座城市的历史环境和思想环境的印象不能不对考茨基童年性格的形成产生影响。
　　那些丰富的历史文物古迹到处呈现在求知欲很强、刚刚懂事的孩子的眼前，大量的教堂和城堡引起他生动有趣的幻想，而在他九岁的时候，他便带着这里很多难忘的记忆随同他的父母迁居到了维也纳，在布拉格时家境贫困的那种情况依然如故。
　　他父亲的职业为画家，他无力供养这期间逐渐增加起来的五口之家，以致考茨基的年轻的母亲作为演员不符不通过演出来挣钱以贴补家用。但是，过度疲劳所引起的肺病早已拍使她在二十一岁时就放弃了她的职业。在维也纳，考茨基的父亲于1863年在一家剧院谋得了一个固定的职位，从事舞台布景方面的绘画工作，从此物质上的忧愁得以摆脱了。
　　年幼的卡尔进入了文科中学，由于他的母亲不断生病，他十岁时又被送进多瑙河畔梅耳克的本笃会修道院上学，他在这里整整呆了两年，通过亲身的经历彻底地认识了教士们的所作所为，1866年的战争期间，学生们都被送回了自己的家，年幼的卡尔这才得以在维也纳结束他在学院式的文科中学的学业。虽然他有才华，但他一直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学生，此外，一次生病还迫使他留级一年，以致他只好晚些时候离开这所中学，他作为捷克人在这里经常要十分沉重地忍受他的德意志同学的讽刺和捉弄，以致他早早地就学会了“在逆境中”生活。在青少年时代，他就幻想以胡斯起义为榜样举行一次捷克起义，幻想赶走可恶的哈布斯堡和建立一个捷克共和国。历史以意料不到的方式实现了这些幻想，1870年，小伙子站在法国和革命者一边，并把他的满腔的同情心寄于了巴黎公社。
　　从此他便贪婪地阅读他可以从中了解社会主义的一切作品，于是他就从一个以前的青年捷克人成长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接着又成了社会民主党人。
　　当考茨基中学毕业后进入大学的时候，他已经决定把他的一生献给党。
　　1875年1月他同奥地利的同志建立了联系，并且很快就成了《平等报》的一个热心的撰稿人，这一报纸由于书报审查方面的原因是在距维也纳一小时铁路里程之遥的维也纳新城出版。他也为莱比锡的《人民国家报》撰稿，并在那上面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达尔文和社会主义》。考茨基的父京担心，儿子的党籍会使他失去剧院的职位，使家庭重新陷入贫困之中，于是他便写信给考茨基，让他使用一个笔名——辛马霍斯，意即战友。历史一向是他喜欢学习的课程，他想成为历史学家，当个中学教员，而且这样做也可以给家里所要求的越来越多的接济。但是授课从来不是他的特长，因此他放弃了这个计划。
　　在他投身于大有前途的法学这一尝试半途而废以后，他计划到他父亲的工作室当一个画家，从小他就在这方面表现出很大的才能。但是眼病迫使他也放弃了这个职业，他又只好转向写作了。他是在一种始终与舞台有关的环境下长大的，这种情况也一度诱使他把自己同戏剧的缪斯联系了起来。他开始写作剧本，他的一个剧本还真的被采用并搬上了舞台。虽然演出的效果还可以，但是年青的作者却认为，他一生的使命不在这个领域。因此，他又试图回到原来的一个想法上去，当个中学教员，每日挣钱糊口。否则即使他极其勤奋地为当时出版的各种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撰稿，他也不会得到分文，那时奥国和德国的党都贫穷到了极点，以致他们只好依靠有理想的知识分子自愿撰稿和不少有理想、有见识的无产者富于牺牲精神地加班加点地工作。年青的考茨基的思想发展起初主要是从法国社会主义者，首先是路易·勃朗那里接受了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他很快便阅读了德国社会主义者，即拉萨尔和弗·阿·朗格的著作，马克思的著作起初对他的影响较小，他对马克思著作的充分了解其实只是通过恩格斯的著作才做到的。当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于1878年刚一出版的时候，考茨基走上彻底的马克思主义道路的时间还没有几年。1875和1876两年，那时达尔文的著作强育力地吸引住了他。在达尔文和弗·阿·朗格的影响下.他酝酿成熟了一项计划，写出一部有关人口问题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那时就谈论节育问题了。
　　他是1876年二十二岁时动笔写这部书的，1878年完成了这项工作。他把可以付印的著作寄给了不伦瑞克的白拉克出版社，这家出版社也准备出版这部著作。但是这一期间恰好响起了赫德尔和诺比林的枪声[3]，而德国党由于当局对它实行了反社会党人法也没有言论自由了。这样。要在德国出版这部书是不可能的了。这对考茨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打击还由于莱比锡《前进报》遭到查封、成了反社会党人法的牺牲品而变得更加沉重了。
　　他期望德国同志立即创办一种报刊来代替《前进报》，但这一愿望落空了。那一时期只有莫斯特在伦敦创办的《自由》周刊代表社会主义的、革命的观点。在1879年《社会民主党人报》终于在苏黎世创办起来的时候，莫斯特已经走到了无政府主义的边缘，而且在奥国的工人当中取得了很大的影响。考茨基试图在莫斯特和苏黎世之间进行调解，但这一尝试失败了，而且情况向他表明调解根本是徒劳无益的。但是，恰好在这一令人沮丧的时候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在考茨基的生活中发生了。为一个年青的法兰克福学者卡尔·赫希柏格（他在党极其困难的时期大量地给予过资助）当私人秘书的爱德华·伯恩施坦向考茨基求助，请他为赫希柏格出版的《李希特尔年鉴》撰稿。从此考茨基和赫希柏格开始通信，在他们的交往中考茨基把他的关于人口问题的手稿寄给了赫希柏格，赫希柏格对该书很感兴趣，而且留心在奥国为之寻找一个出版人。当赫希柏格从考茨基那里得知他打算当一个中学教员以后，便问考茨基，是否宁肯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党。
　　考茨基对他的朋友表示同意，并于1880年1月动身前往苏黎世，在这里他被赫希柏格聘为著作顾问。现在对他来说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在他面前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他进入了思想高尚的人群之中，他是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向他们学习的。这对他来说是一段美好的时光，而且1881年4月因为一些事情赫希柏格还派他去了伦敦，这使他有了机会同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个人接触，那时候他感到极大的幸福。他在伦敦度过了三个月，通过勤奋的学习阅读了很多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珍贵图书资料。从这时候起，他便经常同恩格斯保持书信来往，恩格斯从不拒绝提出他的劝告和批评。由于《李希特尔年鉴》在它刚一出版就在德国遭到禁止而没有能够办下去，考茨基便为其他各种报纸例如为《国民经济学论丛》写了大量文章，赫希柏格对这些文章都是很感兴趣的。考茨基还和伯恩施坦一起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他们两人逐渐发现与赫希柏格有矛盾，因为赫希柏格总是对阶级斗争观点感到不快。赫希柏格是作为“博爱主义者”而进入党内的，不象伯恩施坦和考茨基是作为“叛逆者”而加入党的。
　　在赫希柏格(的主要兴趣在于劳工保护)主持下出版的那些很有一些学院式味道的文章中并没有爆发出象在《社会民主党人报》(这一报纸的立场逐渐使他产生一种厌恶的情绪)上出现过的那种矛盾。
　　因此，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终于考虑辞去赫希柏格那里的职务。他们这样做没有个人的恩怨，他们保持着一切友情。伯恩施坦留在苏黎世，考茨基于1882年春季返回了维也纳。他打算创办一种自己的刊物，为宣传和发展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服务，现在看来考茨基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在维也纳这一期间的党内情况并不令人欣慰。莫斯特及其无政府主义思想左右了局势，而社会民主党的阵地却大大地缩小了。因此，尽管德国实行了反社会党人法，考茨基还是打算在这里出版一种社会民主党的杂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同斯图加特的党的出版人狄茨取得了联系。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也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享利希·布劳恩也是如此，那时布劳恩住在维也纳并同考茨基有交往，这样，于1882年秋季便着手创办《新时代》，接着于1883年1月开始出版。这促使考茨基迁往出版地点斯图加特。但是新的杂志并不畅销，而考茨基的编辑解金为一百五十马克，不敷他的生活所需，他再次来到苏黎世，指望在这里能够时常为《苏黎世邮报》撰稿。
　　但是，瑞士人的政治吸引不住他，他决定在1883一1884年冬季回到他原来的爱好上去，回到伦敦同他的恩格斯和同他的不列颠博物馆去打交道。
　　他在这里继续编辑《新时代》，尽管有反社会党人法的障碍，这一杂志毕竟坚持下来了，而且赢得了荣誉和声望。《新时代)成了党的学术性的机关报。在伦敦，他得以迅速地连续出版了以下几部书：《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年)、《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1889年)、《1789年的阶级矛盾》(1889年)。
　　考茨基在维也纳作了短暂的逗留之后，又回到了伦敦。但是这时1890年的二月选举注定了反社会党人法的失败，高涨起来的社会主义浪潮赋予《新时代》很大的意义。
　　狄茨认为，现在时机来到了，可以把《新时代》从月刊改为周刊，考茨基则担心，这会使《新时代》失去它的学术性，而成为一种现实的、政治性更强的杂志，不过他终究接受了狄茨的意见，同意将其改为周刊。但是，这一改变也决定考茨基要迁往出版地点斯图加特去，1890年他迁到了这个地方。反社会党人法取消后新组建的党现在也必须提出一个新的纲领。爱尔福特代表大会决定选用考茨基起草的纲领草案，事后恩格斯和倍倍尔也对此表示了赞同。考茨基受党委托写一本解说这个纲领的书，这本书于1892年以《爱尔福特纲领》为题发表。
　　尽管考茨基在编辑部的工作十分繁忙，尽管他发表了大量文章和在《新时代》就极其广泛的领域开展了为数不少的辩论，他在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的最初几年里还是挤出时间写了大量著作。考茨基在1893年之所以会写出《议会制度和民主》这部书。都要归功于这种情况：当时德国党内不少人要用直接立法来代替议会制度的呼声很高，他们都引用瑞士的事例来证明这一点。这部书原来的题目是《议会制度、人民立法和社会民主党》。但是考茨基也就某些现实的题目写了一些著作，而他在历史社会学研究(主要是研究托马斯·闵采尔)中的一个成果是他在1894年发表的《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者》这部著作。所有上述这些著作的产生都要归功于斯图加特相对平静的生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党要处理的问题数量的增多，学术性的机关报和党中央的深刻裂痕日益令人感到不快，以致考茨基郑重地考虑要搬到柏林去，并于1897年秋搬到那里去了。他在这里几乎跟所有的领导同志都相处得很好。他同倍倍尔的关系尤其显得密切，倍倍尔很快便定期地在星期日到考茨基家来作客。
　　反社会党人法的废除使党内有了越来越多的言论自由，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的情况：自1890年以来涌进党内的分子对于年略问题和理论问题持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党内随即形成了两个派别：一个是激进的、严格遵循迄今经过考验的原则和在理论上由考茨基领导的派别：另一个是以居住在伦敦的伯恩施坦为首、后来被称为修正主义的深别。修正主义运动开始于关于土地问题的一次辩论，这次辩论是同福尔马尔和休恩朗克向1894年党的法兰克福代表大会提出的一项决议案联系在一起的，该决议案中说，党从现在起不仅要保护工人，而且也要保护农民。考茨基反对那种认为必须促进和支持农民的落后的小生产的主张，因为他认为，合理地使用现代方法即按照科学方法进行经营的大生产(当然是指以合作社为基础的大生产)是社会主义社会值得追求的一个目标。爱德华·大卫代表了第三个派别，他认为农民的家庭经济是他的理想，他宣传要把大生产加以摧毁和分散，考茨基写了一都篇幅很大的经济学著作《土地问题》来反驳这一观点，该书首次在1899年出版，1902年出了第二版，以后一直售缺，但没有重新出版。此后大量新的事实和经验，完全改变了的经济关系，空前的技术进步，都要求全面地重新对土地问题进行研究，而考茨基这一时期的兴趣却转移到别的问题上面去了，所以几乎没有再去考虑《土地问题》的再版工作。1921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农业的社会化》只是对这个问题所作的一个小小补充，但是这本小册子也已售完。
　　这期间关于修正主义的辩论越来越热烈，是的，到了狂热的地步。起初伯恩施坦在《新时代》上以发表文章的形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别提出了批评，然后他把这些批评文章汇集成册，并于1899年冠以《社会主义的前提的书名加以发表。考茨基也在同一年发表了他的一部反驳此书的著作《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这部著作同样早已售完，深刻的理论分歧也令人惜地波及了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之间多年形成的可以想见的最真挚的个人关系，摧毁了他们之间一直牢不可破地存在的友谊纽带。考茨基对于这次冲突十分痛苦。两人之间的裂痕延续了十几年，只是到了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才在思想完全一致的情况下重新和好了。虽然反击修正主义的斗争占用了考茨基的时间，但他在这场理论论战中却没有停顿下来，而是同时从事一些现实问题的研究，例如研究消费合作社问题，为了阐明这一问题，他于1897年写了《消费合作社和工人运动》一书，他也激烈迫同麦克斯·席佩耳所提倡的保护关税政策进行了斗争，并于1901年发表他的著作《商业政策和社会民主党》予以驳斥。1907年发表的《社会民主党和殖民政策》一书也是对席佩耳一派的反击。不过这两本书是没有争议的，同样，作为有关修正主义辩论的终结而于1906年发表的(遗憾的是同样长期售缺)《伦理学和唯物史观》一书也是如此。
　　考茨基早已把注意力转向俄国事件，而且他终于确信，那里即将发生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结果将要引起其他革命。并将很快证明修正主义者的观点和预言是荒谬的。
　　他抱着这样的期望，在1902年写了《社会革命》一书：毕洛夫候爵曾在帝国议会里把这本书称为“到未来国家去的旅行指南”。
　　1905年俄国革命真的到来了，虽然这场革命失败得比考茨基所预料的要快一些，但是它也给欧洲其余地方带来了某些进步，例如奥国实行了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权。普鲁士的争取选举权的斗争趋于尖锐化。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的这种变化使得考茨基在1909年写出了《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本书。
　　如果说在此以前考茨基一直必须同党内右派作斗争，那么，在1905年俄国革命后的今天却是他从前的亲密左派战友四个“L”[4]，即累德堡、连施、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激烈地对他进行抨击。在《新时代》发表了双方很多激烈的论战性文章以后，考茨基在大战爆发前夕发表的《政治性的群众罢工》一书中总结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前一些年，考茨基还必须担负纯理论性的任务，这些任务是这样交给他的：马克思的最后一位还在世的女儿委托他出版她父亲的遗著，考茨基把涉及党史方面的部分交给了梅林，把其中若干篇经济论文发表在《新时代》上，并把一篇特别重要的论文作为导盲附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版中。
　　但是主要任务是出版《剩余价值理论》，考茨基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整整花费了五年时间，从1905年出版第一卷到1910年出版最后一卷，除了课题本身的困难外，还有手稿尚未写完，以及同样困难的几乎无法辨认的马克思手迹，这些都使这项任务成了一种无限艰苦的工作了，但是考茨基的努力获得了成果。
　　紧接着这些出版工作之后，他在1913年还出版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普及本。
　　这里仍然不能不提到的是，在考茨基的《先驱者》必须再版的时候，他在1908年发表了《基督教的起源》那部著作，这是他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中取得的又一个成果，这部著作拥有很多读者。另一部理论著作是研究人口问题的，我们知道，考茨基在他的处女作中已经论述过这一问题。这样，就有人一再询问他，是否仍然坚持他那时的观点。考茨基写了《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增殖和发展》这部书作为他的答复，该书是1910年出版的，但可惜也是长期售缺。
　　在为这一著作所作的研究过程中，考茨基也联想到了一个相关的领域，而且单独地发表了《种族和犹太人》一书（1914），其中顺便地谈到了种族理论家们的种种论据。这部书初期在世界大战的激战声中是无声无息的，但后来很快就要求出增订的第二版，并且在有关人士中引起了注意。考茨基近十年前在这部书中明确地预言的那些暴行，今天在巴勒斯坦发生了，考茨基那时就预言这是对当地的犹太人实行殖民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我们看到，考茨基在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相当孤立，尤其因为他在军事拨款问题上采取了中间立场和建议投弃权票，就是说，他要求不能无条件地赞成或者反对。后来，当政府的态度比较明朗的时候，他要求无条件地加以反对。
　　来自右派和左派的对考茨基态度的猛烈攻击还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里。那时考茨基发现只是在策略上和实践上又同伯恩施坦取得一致了。
　　在战时出版检查的情况下，考茨基连续发表了一些书，这些书今天都是售缺和半售缺了。这些书是∶《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1915年）、《中欧合众国》（1916年）、《塞尔维亚和比利时》和《阿尔萨斯一洛林》（1917年）和《民族解放》（1918年）。《战争马克思主义》一书由于出版检查方面的困难考茨基不得不在维也纳发表（1918年）。战时出版检查的另一个牺牲品是他关于《过渡时期经济》的研究著作，虽然这部著作在1918年3月已经写成，但只是到了战争结束以后，在革命的纷乱年月里才得以出版，那时这一著作几乎变得不为人们所注意了。
　　这一时期考茨基在党内愈来愈孤立了。他全力以赴地去抵制自1917年以来党内深刻暴露出来的分裂，然而分裂是阻止不了的。可以这样说，他成了分裂的第一批牺牲品之一，因为他同新建立的”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大部分人不和，而老党又总是不能对他在战争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表示谅解。于是发生了这样的事，党的执行委员会断然解除了他在由他创办并领导了三十五年的机关报《新时代》中的职务。这种以强制的办法迫使他离开他几十年来一直从事工作的地方，使考茨基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
　　此外，由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出现，他的孤立状态更加日趋严重了。
　　考茨基从一开始就坚决地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方法，因此，不仅俄国人而且现在甚至被称为共产主义者的德国斯巴达克派都极其卑鄙地对他进行了谩骂。当然，这是阻挡不了考茨基的，他在他的下列著作中英勇无畏地、毫不动摇地维护了他的观点，这些著作是∶《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年）和《从民主制到国家奴隶制》（1921年）。
　　1918年十一月革命短时间地弥合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敌对兄弟之间的裂痕，其结果是，考茨基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索尔夫的继任者布罗克道夫·兰曹也许对考茨基是了解的，因为他表示愿意同他进行合作，但是由于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退出政府，考茨基在外交部的工作很快就结束了。对他来说这里遗留下来的只有一项任务∶收集战争爆发时的文件，由于得到历届政府的同意，他才完成了这项任务。1919年秋季，考茨基同受托于政府参与这项工作的许金教授和蒙格拉斯伯爵一起分四卷出版了这套书，书名是《关于战争爆发的德国文件》。他研究这些文件的另一个成果是，他出版了《世界大战是如何爆发的》这本书，由于这本书他招致了一切德意志民族主义分子和种族主义分子对他的强烈憎恨。
　　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人民委员们曾问考茨基是否想同库诺和连施一起担任柏林大学的教授，他拒绝了这一建议;艾斯纳建议他到慕尼黑大学去接替行将离职的布伦坦诺教授，他也同样加以拒绝了。考茨基的确一向感到，他的擅长不在言词而在写作，而且他的确总是感到，坐在写字台旁边要比站在讲台旁边好得多。
　　但是他没有摆脱掉另一项任命，即任命为社会化委员会委员。他感到能够胜任那里交给他的种种任务，这些任务引起了他的极大的兴趣。
　　1919年的一月骚乱虽然使社会化委员会的工作丧失了作用，但它所作的审查和调查工作以及它十分认真地提出的建议对未来都是很有价 值的材料。
　　一月事件给党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现在完全可以看得清楚了。考茨基变得日益孤独起来。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奔了共产党人，考茨基几乎感到再也无法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联合在一起了，而他的那一切有关缓和与和解的劝告又无人响应，这样，他便郑重地考虑迁往奥国，那里还存在的统一的奥国社会民主党吸引了他。考茨基由于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退出第二国际而振作了起来，并带着这样的心情写了他的《国际的过去和未来》一书，这本书于1920年在维也纳出版。
　　这是这个老战士那时所经历的严酷年代，而格鲁吉亚孟什维主义政府的恳切邀请在他看来是摆脱矛盾心情的一条出路，这样，他便打算同第二国际一批久经考验的领导人一起对格鲁吉亚进行一次旅行考察。这个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农业国的发展使他很感兴趣，于是他就接受了邀请，并于1920年9月对那里进行了访问。他在好客的格鲁吉亚逗留了三个月，并把他在那里的考察成果写进了《格鲁吉亚——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农民共和国》一书，这本书是1921年在维也纳出版的。当考茨基于1921年3月回到德国的时候，他发现这里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在1920年党的哈雷代表大会上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并入了共产党。这样一来，党内净化了，这一期间的政治形势也随之明朗起来，因此考茨基也就不再徒劳无益地继续热情地竭力促使敌对的兄弟实现和解了。为了从理论上论证和解的必要性，他写了《无产阶级革命》这一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根据战前最后二十年的经验探讨了造成战争和战后时期的种种条件。他希望以这部著作奠定一个纲领性的基础，使社会民主党中的两派能够在这一基础上团结一致地继续进行合作。
　　这本书于1922年6月出版。随后便响起了致拉特瑙[5]于死命的枪声。通过他的死亡，敌对的兄弟终于在1922年秋季握手言和了。考茨基十分渴望的和解在纽伦堡实现了，他在党内的孤立状态也就随之结束了。如果说，考茨基即使在分裂时期也从未失去各派同志对他的尊敬和同情，他们也一向仍然确信他的思想的纯洁性，那么，对于一个老的、几乎从七十年代起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战士来说最好不过的倒是，现在能确实地重新受到普遍的拥护，这一点在和解的代表大会上已经由对他的热烈掌声所证实了。
　　但是，从考茨基来说有一个期望没有实现，即把《新时代》他的这个宠儿归还给他，因此他便没有一个论坛可以用来发挥他在三十多年中主持编辑部时所发挥的那种指引方向的作用，于是他便按照他原来的兴趣又主要是献身于理论研究和深化马克思学说的工作了。而这种研究工作没有把他束缚在柏林，而是使他有了选择居住地点的自由。他的三个儿子战后在维也纳定居了下来，这种情况也决定他迁往那里去了。
　　在这里，考茨基于1927年初写出了篇幅很长的两卷本的著作《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著作于1927年秋季在柏林由狄茨出版社出版。考茨基本人在序言中谈到这一著作时说∶“这部书是我一生工作的结晶。它表明了我半个世纪以来据以工作的那种方法。……因此我现在不仅把它当作我一生工作的基础提出，而且把它当作我一生工作的成果提出来。”考茨基在序言的结尾部分则进一步说∶“如果我能够通过这部书唤起了大家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兴趣，使大家认识了其中所包含的许多问题，推广了对于它的明确理解，并且阻挡了各种对于它的生搬硬套的应用，那我就感到无比幸福了”。
　　“我给这部书提出的任务，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促进劳动人类的解放。但愿它能担当得起这项伟大的任务！”
　　这本书所获得的意料不到、远远超出大家期望的成功是∶这本书的第一版在一年之中便已售完，这种情况使考茨基感到十分满意，他的满意不仅在于表面上的成功，而且更加在于一种情况∶这样强烈的兴趣就是一个证据，证明考茨基当作毕生任务加以推广的那一学说已为更多的人所掌握了。
　　这一令人可喜的觉醒使他有了力量，不遗余力地沿着他所选定的方向继续工作。目前，考茨基正在使用他一向使用的历史方法为《战争和民主》这部著作的这一课题进行着一项研究工作，而且他是带着足以使青年人变得生气勃勃的那样一种火一般的热情进行着工作。

译自《争取社会主义的一生。回忆卡尔·考茨基》1954年汉诺威德文版第 35一44页。




[1] 路易莎·考茨基（父姓龙施佩尔格，1864一1944）是卡尔·考茨基的第二个妻子，此文写于1929年。——译者注

[2] 奥地利地名——译者注

[3] 指1878年5—6月间谋刺德皇威廉一世的事件。——译者注

[4] 四个人外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都是”L”。——译者注

[5] 瓦尔特·拉特瑙——鲁尔区大资本家之子，1922年曾任德国外交部长，主张德苏和好，并与苏联签订了拉帕罗条约，1922年底被民族主义恐怖组织的一个成员刺死。——译者注

感谢 闲汉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