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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道格拉斯·格林《新改良主义与卡尔·考茨基的复兴：叛徒的复仇》
﹝印度﹞苏里亚谢卡尔‧比斯瓦斯（Suryashekhar Biswas）
2024年8月5日
马城 翻译、土日兀 校对
道格拉斯·格林（Douglas Greene）《新改良主义与卡尔·考茨基的复兴：叛徒的复仇》（The New Reformism and the Revival of Karl Kautsky: The Renegade’s Revenge, Routledge出版社，纽约，2024年，244页）
道格拉斯·格林的这本书恰逢其时，其背景是围绕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 1854-1938）的遗产和他的政治主张，主要在英美帝国中心的学者、活动家和历史学家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考茨基在很大程度上被激进左派所排斥，他的作品也被普遍遗忘。来自各个方面的论述，如拉尔斯·李（Lars Lih）的学术著作和迈克‧麦克奈尔（Mike Macnair）的著作和与其他学者的论战当中，证明了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政治主张与列宁的政治主张有直接的连续性。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黄金时代”时期流行的考茨基政治思想，因此是今天左派需要复兴的东西。这一观点也在各种各样的组织所采取的政治方法中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如英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委员会（CPGB-PCC）、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党（DSA）等。《新改良主义和卡尔·考茨基的复兴：叛逆者的复仇》驳斥了这种观点，并指出，这种对考茨基的回归将在复兴左翼的变革政治方向上弊大于利。
格林的书通过对考茨基的政治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的考察，来探讨考茨基遗产的争论。分分析从考茨基最初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媒体的宣传员和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普及者及其对《爱尔福特纲领》的贡献开始，该纲领是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埃尔福特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并成为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坚持的正统教条。《爱尔福特纲领》阐明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阶级及其组成部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小生产者等等的具体情况。虽然它在许多方面比早期的纲领有所进步，但它仍然将阶级斗争限制在议会的范围内，提出工人阶级对议会的干预将从根本上改变议会的阶级性质，使其有利于工人阶级。
格林进一步谈到考茨基的“激进化”时刻是对1905年俄国群众起义的回应。评估的结论是考茨基最终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在社会民主运动的反战立场上妥协，并谴责俄国革命（1917年）的成果——这为他得到了“叛徒”这个称号，这个称号来自列宁对他的批判。格林在他的书的第一部分（“卡尔·考茨基”）中涵盖了上述轨迹，其中透过“左”，“中”和“右”讨论了考茨基的政治旅程。
书的下一部分（“反考茨基主义者”）分析了考茨基同时代人的批判性干预：罗莎·卢森堡、列宁和托洛茨基。这部分恰当地列出了在考茨基在世时对他的批评，这些批评由顺应了他们时代的需要的革命活动家们表达出来，他们与考茨基的政治遗产进行了彻底的决裂。
罗莎·卢森堡是德国社民党左翼的杰出领袖，而右翼则由爱德华·伯恩斯坦代表，他提倡“进化社会主义”，为此他在卢森堡著名的小册子《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中受到了彻底的批评。考茨基代表了“中间派”的立场，在帝国主义、国家等几个问题上与伯恩施坦的右翼不同。然而，他对左翼革命战略和战术的反对更加坚决和激烈，这在他的实践中得到了证明，他在信中也承认，格林在书中详细引用了这一点。卢森堡对社民党中盛行的议会主义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是对工人运动进一步激进化的束缚。她提出大规模罢工作为一种策略，可以帮助工人阶级打破议会制度的枯燥常规，为夺取政权做准备。她还主张建立共和国的要求。
这些观点在社民党的历届党代会上进行了辩论，卢森堡的立场以压倒性多数被击败。1910年，考茨基继续阻止卢森堡发表一篇阐述上述观点的文章，这代表了他们政治立场决裂的决定性时刻。其它关键的分歧包括他们对俄国革命的看法，考茨基对此予以谴责，而卢森堡则支持俄国革命，并将其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学习的榜样，同时也表达她对布尔什维克的某些做法的批评。
考茨基认为社会民主党是“整个阶级的政党”，这意味着运动中的各种对立观点必须在党内得到调和，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分裂。这是卢森堡花了最久的时间才打破的观点。几十年来，她一直在批评党内的中间派和右倾倾向，但她并没有要求脱离该党。直到1918年，当德国正处于建立斯巴达克斯联盟的革命高潮时，她才做出了分裂。格林认为，在组建独立组织方面的拖延是一个错误，如果能够避免，将有助于该组织在推动革命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
列宁与考茨基的政治关系比较有争议。列宁一开始就明确支持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并一再强调德国的党建模式，这两者都证明了考茨基的思想在当时的革命运动中的主导地位。1914年以前，列宁没有公开谴责考茨基。列宁在那个时期对考茨基的轻微批评倾向于假设，如果考茨基更熟悉俄国的情况，他肯定会同意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而不是孟什维克。然而，文本解译不足以分析这两人所代表的政治的连续性和割裂性。格林认为，在实践中，列宁早在1903年就已经与考茨基的中间路线决裂了，当时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分裂成两个派系——他们将在1912年继续组建独立的组织。这与考茨基的“整个阶级的党”的概念决裂了。列宁强调革命者和改良主义者不能呆在同一个组织里。
1914年，列宁、罗莎和其他革命者谴责考茨基、德国社民党和第二国际团结起来支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相互冲突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托洛茨基敏锐地意识到德国社民党官僚体系发展中的保守倾向，在1914年的那次背叛期间果断地与考茨基党中央决裂。他还将与自己的和解政治——他之前的立场，即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分歧，两个派别应该和解——决裂，并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浪潮中。
《新改良主义与考茨基的复兴：叛徒的复仇》的最后一部分将考茨基的思想置于当代争论的背景中。书中有一章专门对蒙特利尔学者拉尔斯·李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他的著作一直是当代考察考茨基遗产的努力的核心。值得赞扬的是，李对列宁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研究很好地表明，列宁不是一个组织阴谋教派、试图压制工人独立主动性的精英。然而，李的观点与这样一种叙述相吻合，即列宁只是《爱尔福特纲领》中体现的考茨基式智慧的追随者，从未与考茨基式的正统决裂。列宁在1914年对考茨基和第二国际的谴责被李解释为列宁对考茨基政治的延续，当时考茨基本人未能忠实于他以前的原则。
格林认为，从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始，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作为独立的派别出现，列宁实际上就打破了考茨基的群众政党概念，即代表工人运动中普遍存在的所有观点和倾向，包括改良主义的观点和倾向。在当时的每一个政治问题上，列宁都得出了与考茨基截然不同的结论，而且始终是革命性的。为了取代考茨基关于国家性质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考茨基确实承认国家具有阶级性质，但他的作品仍然保持着模棱两可，这相当于得出民主化和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赢得选票实际上会改变国家性质的结论），列宁认为，现有的国家必须被摧毁，建立一个基于工人民主的新国家——由比资产阶级国家更民主的机构组成。1917年的俄国革命正是这种现象的代表。罗莎·卢森堡，尽管她对俄国革命者的具体政策有各种各样的争论，但她会赞扬布尔什维克，维护革命的成果，同时谴责德国社会民主党未能吸取相应的教训。
在考察围绕考茨基的政治辩论的同时，格林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论给予了高度关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往往是各种思潮所采取的不同政治立场的基础，它们之间是不可分割的。从学生时代起，考茨基就深受达尔文及其进化论的影响，并计划写一部“宇宙史”，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应用于社会现象。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核心持续存在于考茨基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持怀疑态度的理论框架中。因此，历史的发展被理解为渐进的和进化的，没有把与历史的割裂和彻底的转变作为发展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概念。进化实证主义的观点，连同革命必然性的宿命论断言，同时仍然与改良主义的实践相结合，是第二国际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进路的规范。
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1）物质的首要性，即一切真正存在的东西都是物质，意识是从物质中产生出来的特殊的、独一无二的表现；（2）现象最好理解为运动和变化，理解为相互联系和统一实在的一部分，而不是理解为孤立的和矛盾的东西。官僚政党机构的领导人本能地感觉到，接受这种观点将导致激进的政治后果。伯恩斯坦明确地阐述了这一点，谴责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潜在的极左，并呼吁回归到康德的哲学观。社会主义不再被理解为物质必然性，从而转变为一个伦理问题。马克思主义与康德主义融合的努力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实现，他们不一定认同伯恩斯坦的改良主义政治。随着对辩证法的否定，对黑格尔的全盘否定也随之而来。考茨基对这些争论表现出一种不可知论的态度。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伯恩斯坦对新康德哲学的复兴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统一的哲学，哲学观点是个人的事情，与整个党无关。
尽管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格林对考茨基、他的同代人和后继者的政治哲学基础的报道，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存在的观点范围，这些观点有着不同的、有时是对立的政治结论。可以说，这驳斥了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整体的说法。
考茨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确实假定了一种决定论的观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考茨基背离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冲动，是同背离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分不开的。事实证明，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与列宁的截然不同。考茨基认为哲学问题是个人问题，而列宁则不遗余力地分析背离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哲学思潮。从1914年开始，列宁对黑格尔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接受了与进化哲学相去甚远的断裂和不连续性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