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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问题之社会基础
柯伦泰
1909
译者：蓝巴勒
编者按：柯伦泰是早期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国际共运中女权脉流之重要一人。诚然，作为一个世纪前的“女性主义者”（她十分反对“女性主义”一词），她的文章不如后现代派般“华丽”，甚或有些“政治不正确”。但她的文章于当代女性主义，尤其是如何理解、处理性别与阶级关系的问题上，依旧意义重大。更重要者，她是布尔什维克妇女部（Zhenotdel）之创立者，是一度使苏联在世上于女性权益走得最前的人。若要使女性主义回归到其革命根源，让女性主义真正成为解放政治的一部分，这段历史，这些思想资源，仍值得承继。
《女性问题之社会基础》是柯伦泰在1909年所著的一本小册子，是她首篇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作品。要理解这篇文章，先应了解当时沙俄女权运动。
俄国的女性解放运动肇始于1861年的农奴解放。当时的启蒙贵族与中产女性争赴外国（主要是瑞士）留学，深受社会主义思潮——尤其是巴枯宁（Mikhail Bakunin）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她们回国后，有的投身俄国民粹派，有的加入当时方兴未艾的社会民主党。简的来说，起初俄国的女性运动是具明显工农倾向的。然而，自1904年后，中产女权派眼见芬兰女性普选权运动的成功，开始投向主张君主立宪的自由派，成立了妇女平等联盟（Union for Women’s Equality），尝试推动一个“统一女性运动”。参与者不仅有社会显达、慈善家与中产专业人士，亦有不少社会民主党人。这篇文章不单尝试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性别政治理论，亦是对运动的双重批判：一方面，批判资产阶级女性主义的“普世女性”观念；另一方面，批判于女性问题上与“女性主义者”合流，鼓吹阶级合作的党内人士，借此抗击当时于俄国影响力日增的修正主义潮流。时至今日，文中不少对自由派女性主义批评依然十分合时。
柯伦泰（1872—1952）
让资产阶级学者在那些关于性别优越性，或是较量男女大脑重量和心理结构的讨论中自得其乐吧。历史唯物主义的追随者完全接受每种性别的自然分殊，只要求每个人，或男或女，享有最完全和最自由的自决，以及最广泛地发展及实现他们的自然倾向。
历史唯物主义的追随者拒绝承认有任何独立于当下普遍社会问题而存的特别女性问题。女性之从属地位背后的是特殊之经济成因，而自然属性只是这个过程的次要原因。只有这些成因彻底消失，只有在过去某些节点征服女性的力量更迭，才可根本地影响和改变女性的社会地位。换言之，只有在一个基于新的社会及生产路线组织的世界之中，女性才能变得真正自由和平等。
然而这并不代表不可能在现代体制框架下局部改善女性的生活。工人问题的激进解决方案只在完全重构现代生产关系时才有可能实现，但这是否必然意味着我们不可以着手推动那些满足无产者最迫切利益的改革吗？相反，工人阶级的每一战果都代表着人类迈向自由王国与社会平等的一步：每一项女性争得的权利都使她们接近全面解放的目标。
社会民主党破天荒的于其纲领内要求女性平权；党何时何地也在演说和出版物中要求取消一切对女性的限制；正是党的影响力使其他政党和政府都推行利于女性的改革。而在俄国，这个党并不只在理论立场上捍卫女性，它在每一方面也奉行女性平等的原则。
那是什么令我们的“平权份子”无法接受这个强大且久经历练的党的支持呢？事实是，不论这些平权运动份子有多“激进”，他们依旧忠诚他们所属的资产阶级。政治自由现正是俄国资产阶级成长和力量的必要前提，没有了它，后者的经济福祉之基础便会极为脆弱。对女性而言，对政治平等的诉求是脱胎自生活的必然性。
“专业就业”的口号已不再足够；只有全国直接参与政府事务才能保证对提高女性经济境况的支援。因而中层资产阶级的女性才如此渴望获得公民权，亦因而她们如此敌视现代的官僚制度。
但是，我们的女性主义者在要求政治平等时就像她们的外国姊妹般，对社会民主知识所拓展的广阔视野依旧十分陌生和不明所以。女性主义者在现有阶级社会的框架下寻求平等，她们绝不攻击这个社会的根基。她们为自己争取特权，而不挑战现有的特权和优裕。我们不会因为资产阶级女性运动的代表无法理解这个问题而指责她们，她们对事物的观点无可避免的从其阶级立场派生。
1917年彼得格勒的国际劳动妇女节游行
经济独立之斗争
首先我们一定要问问自己，究竟在一个基于阶级矛盾的社会以内，是否可能存在一个联合的女性运动。每个不带偏见的看倌都很清楚，参与解放运动的女性并不代表一个同质的群众。
正如男性的世界，女性的世界也是分为两个阵营的；其中一组女性的利益与目标使她们向资产阶级靠拢，而另一组与无产者有着紧密的联系，其对解放的要求包含了彻底解决女性问题的方案。因而即使两者都跟随着“女性解放”这普通的口号，她们的目标与利益是不同的。每一群人也无意识地以其所属的阶级利益作为其她们的出发点，这使她们自我设定的目标和任务无不染上特殊的阶级色彩。
无论女性主义者的诉求怎样貌似激进，都不能忽视因其阶级立场，女性主义者不能为当代社会的经济与社会结构之根本转化而战——而这正是彻底的女性解放所必须的。
即便在某些环境下各阶级的女性的短期要务一致，两个阵营的终极目标最终亦会因为长期上受其决定的运动方向及策略而南辕北辙。当女性主义者视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框架下达至与男人同等权益为已足够具体的自足目标时，对无产阶级女性而言，现时的平等权益不过是推进工人阶级与经济奴隶制斗争的一种手段。女性主义者视男性为主要敌人，因为男性为着自己不公地夺去了一切权利与特权，除了锁链和责任，再没为女性留下什么。对她们而言，只要把此前仅为男性享有的特权让与女性，这已算取得胜利了。无产阶级女性有着另一种态度。她们并不视男性为敌人与压迫者；相反，她们视男性为与她们共负每天苦差，与她们一起为一个更好的未来而奋斗的同志。女性和她的男性同志被同样的社会条件奴役；他们所痛恨的资本主义锁链压迫着他们的意志，剥夺他们生命中欢乐和美好之处。诚然，当代体制在某些特殊方面使女性担负了双重的压力，而雇佣劳动的条件亦有时把女工变为男性的竞争者和对手。但在这些不利的境况之下，工人阶级深知错在谁身上。
女性工人的苦况并不比她们的兄弟少，她们痛恨那头利牙镀金的怪物——它对男性、女性和孩子同样贪婪，只想从受害者吸干一切，牺牲几百万条人命来壮大自身。千条万绪使劳动者互相走近。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女性的目标却看起来十分奇怪、难以理解。她们没打动无产者的心；她们并不向无产阶级女性许诺一个所有被剥削者青眼相看的光明未来。
当然，无产阶级女性的最终目标并不阻止她们改善其地位，哪怕是在现行的资产阶级体制框架内，但这些欲求之实现却经常被由资本主义本质的衍生问题所窒碍。女人只有在一个社会化劳动、和谐和正义的世界中才能拥有平等权益和自由。女性主义者不愿，亦不能理解这一点；于她们看来，当法律在形式化的一纸空文接受平等时，她们便可以在充满压迫、奴役、束缚、血泪与苦难的旧世界中赢得安身之所。而这于某程度上亦是正确的。因为对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女性而言，与男性平权只意味着平等地共负不平等；但对“被选中的一小撮人”而言，对资产阶级女性而言，这真的可以迎来此前只为资产阶级男性所享有的权利和特权。但资产阶级女性所赢得的让步都使她们取得利器以剥削妹妹们，并会使两个对立的社会阵营中的女性持续分化。她们的利益冲突会愈趋尖锐，她们的目标之矛盾性会愈趋明显。
那么，普遍的“女性问题”究竟在哪？女性主义喋喋不休的统一任务和目标究竟在哪？清醒地看待现实，便会发现这种统一性并不存在，亦不能存在。女性主义徒劳无功地试图说服自己“女性问题”与政党无关，以及“其解决方案只有所有政党和所有女人参与其中时只可能实现”；正如一个激进的德国女性主义所言，事实的逻辑迫使我们拒绝女性主义者这种循规蹈矩的幻觉。
通观人类历史，生产条件及形式都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并逐渐把她们编配到被压迫与依附的地位上，而至今当中很大部分依然存在。
在女性可以开始重拾她们失去的重要性与独立性之前，整个社会及经济结构必须出现一次巨大的裂变。一度连最天才的哲人亦难以解决的问题，现已被无生命却全能的生产条件所解决。这几千年奴役女性的力量，于新的发展阶段中，已领导她们走上自由与独立之路。
约在十九世纪中叶，女性问题对资产阶级女性日益重要——这距离无产阶级女性登上劳动舞台已有一段时日。在资本主义惊人的成功下，人口内的中产阶层受到一波又一波需求的冲击。经济变化使小资产阶级与中层资产阶级的财务状态不稳，而资产阶级女性便面对一种进退维谷的两难：不是承受贫穷，便是取得工作权。这些社会群体的妻子与女儿便开始叩谒大学、艺术沙龙、编辑部和办公室，潮涌进那些向她们开放的职位。
资产阶级女性取得科学与文化优势的欲望并不是一种突然、成熟中的需求，它同样脱胎自“讨生活”的问题。资产阶级女性首先便遭罹男性死硬的抵抗。执迷于其“安逸小工作”的专业男性与刚开始讨生活的女性之间便爆发了一场恶战。这场斗争使“女性主义”得以冒起——这是资产阶级女性团结合力对抗敌人，对抗男性的尝试。当她们登上劳动舞台，这些女人便自傲地自号为“女性运动的先锋”。她们忘记了于赢得经济独立上，她们不过是在步其妹妹的后尘，并收割她们那对疱裂的双手中之成果。
所以当各国成千上万无产阶级女性于资产阶级女性运动诞生以前已涌入工厂与作坊，占据一个又一个工业分支时，我们真的可以说女性主义者开拓了女性工作的道路吗？只有在女工的劳动受到世界市场认可时，资产阶级女性才能在社会占上女性主义者引以为傲的独立地位。
我们甚至觉得很难指出在无产阶级女性的斗争史中，一般的女性主义运动对提高她们的物质条件有什么突出的贡献。每当无产阶级女性在改善自身生活标准的方面上有所成就，这都是普遍的工人阶级——尤其是她们自身——的奋斗成果。女工为着提升劳动条件及改善生活的斗争史，便是无产阶级为了解放自身的斗争史。
若然不是恐惧无产者之不满危险的爆发，还有什么驱使工厂主提高劳动价格、减少工时，并采择更好的劳动条件？若然不是害怕“工人骚乱”，还有什么可说服政府为限制资本剥削劳工而立法？
世上没有一个政党如社会民主党般以捍卫女性为务。女工首先是工人阶级的一份子，而无产阶级大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地位和一般福祉愈叫人满意，长期而言，对工人阶级的利益便愈大。
面对日深的社会困局，为了解放事业，真诚的战士必不可陷于悲痛的困惑。她不能不看到一般的女性运动对无产阶级女性那么少的贡献，它对改善工人阶级的工作及生活条件是多么的无力。在那些为平等而奋斗，却仍未采纳无产阶级世界观，或未发展出一个更完美的社会制度将至的坚定信念的女性而言，人类的未来或许灰暗无光、了无生气、无法预料。在当代资本主义仍未被改变时，解放对她们一定看似不彻底，亦无所偏向。绝望会勒紧那些思想更深邃、更敏感的女人。只有工人阶级能在这个社会关系扭曲的现代世界中保持士气。它已坚定和谨慎地往目标迈步前进。它把女性工人带到战列之中。无产阶级女性勇敢地于工人那荆棘满途的道路上出发。她的双脚压弯了，她的身躯业已破损。路上仍有危险的绝壁，残暴的野兽近在咫尺。
但只有在这条路上，女性才可以达成那个遥远却可人的目标——她在一个劳动者的新世界之中真正解放。于这场通往光明未来的苦难行军，直至最近还是被受凌辱蹂躏而毫无权利的奴隶的无产阶级女性，开始学会了抛弃紧捏着她的奴隶心态，一步步把自己转化为一个独立工人、一个于爱情上自由的独立人格。正是在无产阶级战列中奋斗的她，为女性赢得工作权；正是她，这个“妹妹”，为着未来“自由”与“平等”的女性奠基。
因此，为何女性工人应寻求与资产阶级女性主义者结盟呢？谁，在实际上，会在这个同盟中获利呢？肯定不是女性工人。她是她自身的救世主；她的未来就在她手里。女性工人捍卫她的阶级利益，并不被那些言称“所有女性共有的世界”的伟大演说所蒙骗。女性工人一定不可忘记，亦没有忘记，当资产阶级女性的目标是要在一个反对我们的社会框架中保障她们自身的福祉，我们的目标便要在这个老旧过时的世界中，建起一座普世工人、同志情谊与自由之乐的辉煌圣殿。
“农民妇女！开始重拾你一直被践踏的权利吧！”，乌兹别克社会主义共和国（1927）
婚姻与家庭问题
让我们回到女性问题的另一方面——家庭问题。这迫切而复杂的问题之解决方案对真正的女性解放之重要性已广为人知。为着政治权利、博士学位及其他学位，以及同工同酬的斗争，都并非平等之战的总和。欲真正变得自由，女性需要舍弃现时陈旧而压迫性之家庭形式的沉重锁链。对女性而言，家庭问题之解决的重要性，并不比达至政治平等与经济独立为低。
在今天的家庭，家庭结构由习俗与法律所确定，女性不只作为一个人——同时亦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受尽压迫。在大部分文明世界中的国家，民法都把女性置于一个或多或少依附于其丈夫的地位，而同时不只给予丈夫处置妻子财产的权利，而亦给予他以道德和物理上宰制她的权力。
当于官方与法律上终结了女性被奴役的境况，我们称之为“公众舆论”的力量便发始了。这种公众舆论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神圣产权制度”而创造及支持的。“双重道德”的虚伪则是另一件武器。资产阶级社会以野蛮的经济罪恶辗压女性，仅以很低比率偿付其劳动。女性被剥夺了她用来捍卫自身权益的市民权：反之，却只赋予了她被婚姻束缚或被卖淫紧缠——一种在公众会被唾弃及迫害，而在暗地里却被鼓励和支持的贸易——的美好选项。我们还有必要强调当代婚姻生活的黑暗面和女性于其现有家庭结构的地位中所经历的痛苦吗？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已写了很多，说了很多。文学经常抑压地描绘婚姻与家庭生活的陷阱。多少心理剧在上演着！多少生命因而残缺不全！于此，我们仅仅需要注意现代家庭结构，或多或少，都在全人口里各个阶级各个层面上压迫女性。不论一个年轻的母亲属于哪个社会阶层，习俗与传统也处罚她；法律把资产阶级女性、无产阶级女性与农民女性一律置于她们的丈夫的管辖下。
难道我们至此仍未觉察到所有阶级的女性能就哪一方面的女性问题而联合在一起吗？她们能不团结地与压迫她们的环境抗争吗？难道女性于此共负的悲痛与苦难不可能软化阶级对立的掣肘，并为不同阵营的女性提供共同的目标和一致的行动吗？在共同愿望与目标的基础上，难道不会催生出资产阶级女性与无产阶级女性合作的可能性吗？女性主义正为了更自由的婚姻形式与“母亲权”而奋斗；她们为了保护被所有人迫害的妓女而高呼。看看那些丰硕的女性主义文学如何寻觅新型性关系，并热衷地要求性别间的“道德平等”。虽然于经济解放方面，资产阶级女性远远落后于作为“新女性”先驱的无产阶级女性大军，但于争取解决家庭问题上，女性主义者难道不应获得嘉奖吗？
在俄国，中层资产阶级的女性——于1860年代被投入劳动市场的独立雇佣劳动者——很久以前已在实践上解决了婚姻问题里很多疑难。她们果敢地以更弹性，且能满足那社会层面的性关系形式取代了传统宗教婚姻的“固化”家庭。但个体女性对这问题的主观解决方案并不会改变情势，亦不会纾缓整个家庭生活的惨象。假如有什么力量正破坏现代家庭的形式，那并非相互割裂、较强的个体所作的极大努力，而是毫不妥协地在新基础上孕育新生、无生命而极大的生产力。
资产阶级世界里个别的年轻女性向社会发起挑战，要求没有秩序亦没有枷锁，“敢于去爱”的权利。外国那些更自由的女性主义者与我们这里进步的平权份子都在说教：所有饱受家庭枷锁之苦的女性都应效法这种英勇奋斗。换言之，在她们看来，婚姻问题能在不指涉外部情势下得到解决；它能独立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变革而得到解决。单靠这种勇敢的个人努力便足够了。只要女人“敢作敢为”，解决婚姻问题便势如破竹了。
但没那么英勇的女性会怀疑地摇摇头。“作家精心的在小说里给了那些女中豪杰很大的独立性、无私的友人和非凡的魅力，她们才得以此挑战社会。这都不错。但那些没有资本、工资不足、没有朋友和魅力微弱的女人又如何做到呢？”而母亲问题亦在妨害那些欲争自由之女性的心灵。“自由恋爱”可能吗？在我们社会既定的经济结构下，它能作为一个普遍现象，作为一种得到广泛接受的现象，而非个别的例外而实现吗？有可能忽视当代婚姻中的私有制元素吗？在一个个体论世界里，有可能在不损害女性权益的情况下，忽视形式化的婚姻契约吗？因为婚姻契约就是在她们成为母亲时，好使困难不至全落在女方一人身上的唯一保证。曾在男性工人身上发生的事，现在难道不会再发生于女工身上吗？在未订立限制行会师傅的新行为守则时移除行会规则，终使资本全权驾驭于工人之上。“为了劳工与资本的契约自由”这个诱人的口号变成资本赤裸裸地剥削工人的手段。不断传入当代阶级社会里的“自由恋爱”不能从家庭生活的困局中解放出来，却必然使她负上新的重担——独自而无助地照顾自己的孩子。
只有在社会关系中全数的根本改革——使责任从家庭转移至社会及国家的改革——才会创造出可能使“自由恋爱”原则于某程度上得以实现的环境。即使有个多么好多么民主的现代阶级国家，我们能真的期望它负起现正由现代家庭的个体论单位所负起的对母亲与孩子的责任吗？只有所有生产关系的根本转型才会创造出社会前提，保护女性免受“自由恋爱”公式之负面影响。我们注意到现况下的腐败与反常正急以这个便宜的标签矇混过关吗？看看那些坐拥和管理工业企业的绅士们，如何以解雇胁迫劳工与文员中的女性满足他们的性欲吧。他们不就是以自己的方式实践“自由恋爱”吗？那些强奸家佣，并在她们怀孕时逐出家门的“一家之主”，不也是遵行着“自由恋爱”的公式吗？
自由婚姻的倡导者反对道：“但我们不是在说那种‘自由’。相反，我们要求接纳一种平等地约束两性的‘单一道德’。我们反对现时的性放荡，并只视基于真爱的自由结合为合符道德的。”但我亲爱的朋友，你认为在现时社会的条件下实践你“自由婚姻”的理想，不会产生与扭曲地行使性自由相差无几的结果吗？只有卸去现时那些产生女性对资本及丈夫双重依附的物质负担时，“自由恋爱”的原则才可以贯彻而不给女性带来新的悲痛。当女性出外工作并达至经济独立，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薪金较为优渥的女性，都有遇上“自由恋爱”的可能性。但女性对资本的依附仍然存在，而且这种依附会随着愈来愈多无产阶级女性出卖劳动力而增强。“自由恋爱”的口号能改善那些挣扎求存的女性之惨况吗？无论如何，工人阶级里“自由恋爱”不是早已广为实践，以至于资产阶级不止一次警告并反对无产阶级的“堕落”和“不道德”吗？请注意，当女性主义者歌颂那些资产阶级解放女性都加以考虑的新型婚外同居时，她们大谈“自由恋爱”，但当谈及工人阶级，她们便会蔑称为“性滥交”。这已概括了她们的态度。
但对无产阶级女性，不论现时的性关系是否受教会认可，最终都是同样残酷的。对无产阶级妻子和母亲而言，家庭与婚姻问题之症结不在于外在的神圣或世俗问题上，而于随之而生的社经问题，界定无产阶级女性那些复杂责任的条件。当然，丈夫有没有权力管理她的收入，有没有法律权利强迫她与他同居，能不能强行带走她的孩子等等，对她来说亦很重要。然而，民法中的条文并未决定女性的家庭地位，它们也不是使家庭问题变得混乱和复杂之原因。只有在社会免去女性现时无法避免的家务（基于个体、分散的家庭经济），负起照顾年轻一代的责任，保护母亲并在孩子出生后的头几个月让她们待在一起，性关系问题才不会如此痛苦。
在反对合法和神圣的教会婚约时，女性主义者是在打击拜物教；而无产阶级女性则是向现代婚姻与家庭形式之条件发动战争。在力图根本地改变生活条件时，她们清楚她们同时也是在改革两性关系。这里我们便看到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处理家庭难题时的主要之别。
资产阶级阵营中的女性主义者与社会改革者天真地相信于她们可能在当代阶级社会的绝景中创造新型的家庭和婚姻关系，因而在寻觅这些新形式时迷失了。她们似乎在想，若然生活没有生出这些形式，那无论如何都一定要想出来。她们相信一定有一些现代性关系形式，可以在现有社会体制下解决复杂的家庭问题。而资产阶级世界的空想家——记者、作者与女权斗士一个接着一个提出他们的“家庭万灵丹”，他们新的“家庭配方”。
这些婚姻配方听起来多么的乌托邦啊。想到我们现代家庭结构的灰暗现实，这些缓和疗法是多么的无用啊。在这些“自由关系”与“自由恋爱”的公式可以付诸实行之前，必须根本地改革一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再者，道德与性规范，乃至整个人类的心理皆须彻底进化，当代人在心理上真的能接受“自由恋爱”吗？那连最好的灵魂亦会一并吞噬的嫉妒又怎样呢？那不只要拥有对方的身体，更要拥有对方的灵魂，深植其中的财产观念又怎样呢？无法尊重对方之个体性又怎样呢？不是服从于爱人，便是要驾驭爱人的习性又怎样呢？因爱人离弃而历经那苦涩绝望的孤独，陷入无垠的寂寞，这又会怎样呢？一个骨子里的个人主义者在孤独时可以从何寻求慰藉？个人情感和智力的最佳出路便是那众人共享着欢乐、沮丧和抱负的集体。但现代人能够与这个集体合作，以至感受大家的相互影响吗？直至目前为止，这种集体生活真的能取代个人的小确幸吗？没有这“独特”、“独一无二”的双生灵魂，即便是社会主义者、集体主义者也会在现在这个对立的世界里感到寂寞；只有在工人阶级中我们才能瞥见未来，及更和谐更社会化的人际关系。婚姻问题就如生命一般复杂和多面向。我们的社会制度没有能力解决它。
其他的婚姻公式亦被提出来了。一些进步女性和社会思想家视婚姻结合不过是一种繁衍后代的方法。他们坚信婚姻自身对女性并没有任何特别价值——成为母亲才是她的要旨、她神圣的目标、她一生之重任。多亏像路芙·彼尔（Ruth Bray）与爱伦·凯（Ellen Key）这些启发人心的倡导者，视女人为女性而非人类的资产阶级空想取得一种特别的进步光环。
外国文学热切地高举这些进步女性提出的口号。即使在俄国这里，在（1905年）政治风波以前，在社会价值被重新检视以前，母亲问题也吸引到报纸的注意。“母亲权”的口号并不会在最广泛的女性人口中激起什么回响。因此，虽然女性主义者就此提出的建议无不异想天开，但这个问题本身十分重要，十分合时，女性不得不关心。
“母亲权”是一个不只关乎资产阶级女性，亦触及无产阶级女性的问题。成为母亲的权利——这些是会直接打进“所有女人心”，并使她们心跳加速的至言。以自己的乳水喂养“自家”孩子的权利、见证他苏醒一刻的权利、照料他细小的身躯，从生命首步的荆棘中保护他柔嫩的灵魂，以免他受苦的权利——哪个母亲不会支持这些诉求？
看来我们又碰上可以使社会各阶层的女性团结一起的议题了：看来我们最终发现了连结两个敌对世界中的女性的桥梁了。让我们看清楚进步资产阶级女性对“母亲权”的理解是怎样。这样我们才得看到事实上无产阶级女性能否接受资产阶级平权斗士预想的解决方案。在其热心的辩护士眼中，母亲拥有一种近乎神圣的性质。为了粉碎那些因法律仍未认可而给进行自然活动——分娩——的女性贴标签的虚伪偏见，争取母亲权的斗士便把棍子折向另一面折：对她们来说，母亲已成为女性生命的目标。
爱伦·凯对母亲及家庭责任的投入令她认为即使在一个以社会主义路线转型的社会里，孤立的家庭单位仍会继续存在。她眼中会变的，便只是随之而来的各种便利，或是物质利益被排除于婚姻以外，并通过双方意愿而非仪式或是礼节结合两者——爱情与婚姻会真正的变为同义词。但这种孤立的家庭单位正是现代个体论世界中的竞争、压力与孤独的结果；家庭是可怕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然而爱伦·凯却希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家庭续命！诚然，现时血亲连系往往是生活中的唯一依靠，于困难与不幸中唯一的避难所。但在未来它们于道德上于社会上是必要的吗？爱伦·凯没有解答这道问题。她太热衷于“理想家庭”了，而资产阶级社会结构的拥护者都会很崇敬这种中层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单位。
但不只这位天才却古怪的爱伦·凯在社会矛盾中迷失方向。在社会主义者之间，大概没有一个问题比起婚姻与家庭问题可以产生更大的分歧了。假使我们尝试在社会主义者里进行调查，那调查结果很可能十分有趣。家庭会消亡吗？认为现时的家庭失序只是过渡危机的想法有根据吗？在未来社会中，现有家庭形式会得到保留，还是会与现代资本主义体制一同被埋葬？这些问题都会换来很不同的回应。
当家庭的教育功能转移至社会时，维系着现代独立家庭的最后一结将会被松绑；瓦解的过程甚至会加速，而未来婚姻关系的模糊轮廓将逐渐浮现。我们可以怎样描述这些深受当下影响而潜藏的模糊轮廓呢？
还要重复地说，现行强迫的婚姻形式将会被爱人的自由结合所取代吗？那些解放奋斗的女性所渴想的自由恋爱理想，无疑与社会即将建立的两性关系规范相呼应。然而，社会影响太复杂，而其互动又太多样，以至我们不可能预言当整个体制彻底改变时，未来的性关系将会如何。但两性关系慢慢转趋成熟的演化已清楚表明了，仪式婚姻与强迫性的独立家庭将注定消失。
“工农女性一起去投票！在红旗下，与男性一起叫资产阶级吓得屁滚尿流！”（1925）
为政治权利而斗争
女性主义回应我们的批评，说：即使在你看来，我们捍卫女性政治权利的论点都是错误的，这对女性主义者与工人阶级代表同样迫切的诉求的重要性会因而削弱吗？为了她们共同的政治抱负，两个社会阵营的女性就不能跨越分隔她们的阶级对立障碍吗？她们一定能对包围她们的敌人枪口一致的抗争吧？女性主义者幻想，虽然在其他问题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无可避免地对立，但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社会阶级的女性却没有什么不同。
女性主义者一而再，再而三，怨恨地、疑惑地回到这些论题上。在工人阶级代表拒绝与她们为女性政治权益共同作战时，她们只看到先入为主、忠于派系的观念。真是这样一回事吗？
存在着一种彻底的政治身份吗？抑或如在这个和其他例子中，对立正窒碍着一队不可约化、高于阶级的女性大军之形成？在概括无产阶级女性于争取政治权利应采取什么策略之前，我们应先厘清这些问题。
女性主义者号称站在支持社会改革的一方，有一些甚至自称欢迎社会主义——当然是在遥远的未来了——但她们并不打算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加入到无产阶级战列的斗争中。她们当中的佼佼者很天真地相信，只要她们能取得议席，她们便能使社会的痛楚痊癒，因为在她们看来，问题在于自私自利的男人一直是掌控局势的人。不论这些个别的女性主义团体对无产者抱有多么良好的意愿，每当提出阶级斗争的问题时，她们便吓得从战场落荒而逃。她们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希望在别的事业参一脚，只想与使她们感到舒适又熟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待至终老。
不，无论资产阶级女性主义者如何尝试压抑她们真正的政治目的，无论她们如何向其妹妹保证参与政治生活能为工人阶级女性带来难以估量的好处，贯穿于整个女性主义运动中的资产阶级精神都会在与男性政治平权的诉求上染上阶级色彩，即使这看起来像个普遍的女性诉求。不同的目标与对如何使用政治权利的不同理解，都会在资产阶级女性与无产阶级女性间划下鸿沟。这并不与两个女性群体的当务之急颇有重合的事实相悖，因为所有拥有政治权力的阶级代表都力求重新修订或多或少歧视女性的民法。女性推动着能创造出对她们更有利的劳动条件的法律改革；她们一起反对卖淫合法化的法规，等等。然而，当务之急的重合全然是在形式上的。因为阶级利益决定两个群体看待改革的态度是极为矛盾的。
阶级本性——无论女性主义者怎样说——经常证明自己比那些“跨阶级”政治的高尚情操更为有力。只要资产阶级女性与她们的“妹妹”仍然平等地共负不平等，前者便仍可以完全真诚地为普遍的女性福祉付出努力。但一旦障碍倒下，而资产阶级女性可以参与政治活动，那么最近那些“一切女性权益”的卫士便会转而热衷于捍卫自身的阶级特权，即便妹妹们无权可言也没有所谓。因此，当女性主义者向女性工人宣说，为了实现一些“普遍的女性”原则而需要共同抗争时，工人阶级女性自然不会信任她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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