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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怎样利用图书馆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
列宁的很多时间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他住在萨马拉的时候，向图书馆借了很多书。到了彼得堡以后，他整天呆在公共图书馆里，他向自由经济学会图书馆和其他许多图书馆借阅大批书籍。甚至当他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姐姐还到图书馆去给他借书。他从这些书中做了很多摘录。在《列宁全集》2版第3卷中记载着，列宁为了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曾参考了五百八十三本书。《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许多引证都是从这些书中引来的。列宁自已是否买得起所有这些书呢？其中有许多书，例如对列宁特别有价值的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甚至是非卖品。此外，列宁当时所过的是大学生一般的生活，住在一个小房间里，生活很俭朴。他不可能拿出这样多的钱（至少一千卢布）来买这些书，也没有时间到各书铺去找这些书，如果去找，那他就没有时间去读这些书了，如果没有图书馆的图书目录，其中有许多书他甚至会不知道。最后，他也没有地方放置这些书。列宁读了这些书，不仅写出了象《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重要的巨著，同时还很好地研究了当时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否则，他就不可能成为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那个列宁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于1899年出版。
到国外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更加勤奋地利用图书馆。他懂得许多外国语，因此读了大量的外文书籍。他无论如何也买不起这些书，因为在流亡期间，每一个戈比的支出都得精打细算，要节省电车费、伙食费及其他费用。但是，如果不读书，不阅读外文报纸和杂志，伊里奇就不可能从事他所进行的工作，也不可能具有非常丰富渊博的知识。
看看《列宁家书集》就可以知道，他是多么重视图书馆。
1895年他第一次出国，观感很多；他在柏林住了几个星期，一方面观察工人的生活，同时在柏林皇家图书馆看书。1895年伊里奇被捕入狱，经过了三个星期，他便安排了利用图书馆书籍的计划。他不仅利用监狱图书馆里的书籍，而且还设法利用狱外图书馆的书籍。在被捕三星期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狱外写信说：
“他们允许犯人从事写作。这个问题我还特地问了一下检察官，虽然我以前就知道这一点（他们甚至还允许监狱里的犯人从事写作）。他告诉我，书籍只要不违禁，在数量上是不受限制的。而且还允许把书归还，就是说，可以利用图书馆。所以这方面的条件相当好。
另外一个困难得多的问题是找书的问题。需要的书很多（我在下面附了一份书单，这些书是我现在就需要的），因此要弄到这些书是要费很多周折的。我甚至不知道是否能把书全部都弄到。大概可以从自由经济学会的图书馆借到一些书，这个图书馆规定，把书借回家要付押金，借书期限是二个月（我已经从这个图书馆里借了一些书，并且付了十六卢布押金），但这里的书很不全。要是能够利用（通过某个作家或教授）大学的图书馆和财政部学术委员会的图书馆，那么找书的题就算解决了……
最后一个最大的困难是送书问题。这不是送一两本书的问题，而是必须在一个很长时间内定期地向各个图书馆借书，把书送给我（我想，每两星期送一次足够了。如果一次能借来较多的书，那末，每月送一次也可）和把书取走。我真不知道怎样来安排这件事。是否可以这样：找一个看门人或扫院子的人，或者找一个送信人或小孩，我可以给一些钱，请他给我送书。根据工作条件和图书馆的借书规章，换书工作就要求做得正确和准时，所以，这一切都需要好好安排。
‘话讲起来容易……’，我很清楚地感觉到，要实现这个想法是不那么容易的，我的‘计划’也可能是一种空想……”
[1]
列宁在去流放地的途中，1897年3月4日至4月30日是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度过的。在这期间，他常到一个叫尤金的人的图书馆去。列宁在3月10日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给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信中写道：
“昨天我终于到这儿著名的尤金图书馆去了，尤金亲切地接待了我，并且让我参观了他的书库。他允许我在图书馆里看书，而我想，我大概是可以去的（在这方面只有两个困难：一，他的图书馆在城外，但还不算远，总共二俄里左右，因此可以把它当作一次愉快的散步。第二、图书馆还没有完全整理好，因此我经常去借书，会给主人带来过多的麻烦）。究竟如何，看情形再说吧。我想，第二个困难也是可以解决的。我还很不熟悉他的图书馆，但是，不管怎样这里收藏的书籍是相当丰富的，例如：这里有十八世纪末叶直到现在的各种杂志（最重要的杂志）的全套合订本。我想这些杂志可以成为我写作上迫切需要的参考材料。”
[2]
“我每天都到图书馆去，图书馆离城二俄里，所以我来回要走五俄里左右（约一小时）的路。每天有这样的散步，我很满意，也很愉快，虽然它常常使我昏昏欲睡。在这个图书馆里，我所需要的书，比我根据这个图书馆的大小而估计的要少得多，不过这里有一些书对我还是有用的，我很高兴，我在这里的这段时间不至于白白浪费掉。我还常到市立图书馆去在那里可以翻阅各种杂志和报纸，不过杂志和报纸要隔十天才能送到这里，而我总还不习惯看这种迟到‘新闻’……”
[3]
1897年5月25日，他从舒申斯克写信到莫斯科给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叶利札罗娃说道：
“我总是想利用莫斯科的图书馆，在这方面你们有些什么头绪了吗？也就是说，有没有在哪个公共图书馆找到门路？问题是这样，如果能借出两个月（象在圣彼得堡那样，象自由经济学会的图书馆那样），那末把借来的书
当印刷品寄来，花钱并不很多（每一俄斤十六戈比〔可以寄四俄斤=六十四比〕；挂号费七戈比）；花一些邮费，可以看许多书，我觉得这比花很多的钱
买不多的书，要上算一些。我觉得这样对我也方便得多，问题就是能不能在一个较好的图书馆，如大学图书馆（我想，米嘉
[4]很容易办到这件事；他可以通过一个法科大学生，或者直接找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对他说，他想研究一下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到基础图书馆去把书借出来。不过现在只有等到秋天再说了。）或莫斯科司法学会图书馆（应该到那里去打听一下，要一份图书目录，了解一下接受新会员的条件等等）、或者其他什么图书馆按这个期限借到书（当然要交押金）。在莫斯科自然是有几个好图书馆的。甚至也可以到私人图书馆去打听打听。如果你们之中有谁还留在莫斯科，就请他把这一切都打听清楚。
你如果到国外去，请来信告知，我要详细地写信告诉你，需要从那里寄些什么书来。请你尽可能向旧书商以及图书馆、书店多要些目录寄给我。你的弗·乌”
[5]
1897年冬天，伊里奇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某些愿望是实现了，但伊里奇还寻求更多的借书机会：
“玛尼亚莎
[7]：
收到了你12月2日的明信片和两本谢明诺夫的书。Merci
[8]。我很快就可以把书寄还给你，最晚不超过一星期（星期三是24日，恐怕这里的邮差根本不走）。
原来这头两卷里恰好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材料。当然，在借阅不熟悉的书的时候，发生这种事情是难免的，我也早就料到了这一点。
希望我们至少不要再出罚款，你可以去续借一个月。
你说：‘我问过卡布鲁柯夫，要到法律图书馆去，本人必需是法学家，并须经过两个司法学会会员的介绍。’我不明白你的话，仅仅是这一个条件吗？本人不需要是学会的
会员吗？我将设法在彼得堡找人介绍。不是法学家也能加入司法学会，这是毫无疑问的。握手。弗·乌·”
[9]
1898年9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允许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去医治牙齿。他对这次旅行异常高兴，就在这次旅行中他还打算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图书馆去作一些摘录。
从流放地回来后，列宁就住在普斯可夫。他在1900年3月15日给母亲的信中说道：“我……常常跑图书馆，也常常出去散步。”[10]
在流亡国外期间，列宁在图书馆做了许多研究工作，但是在给亲属的信中，关于这点谈得很少。
当1902年至1903年我们住在伦敦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半时间花在大英博物馆里，那里有世界上藏书最丰富和设备完善的图书馆。伊里奇还非常广泛地利用了伦敦的阅览室，从他1902年10月27日给母亲的信中可以看到这一点。[11]
伦敦有许多阅览室，每个阅览室都是一间房子，读者可以从街上直接走进去。阅览室中甚至没有一个座位，只有阅览台和夹在报夹上的报纸；读者可以从报架上取阅报纸，阅毕归还原处。这样的阅览室很方便，读者整天不断。
第二次流亡国外时，正是哲学问题争论得最激烈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1908年5月他从日内瓦到伦敦，专为在大英博物馆中进行研究工作，在那里逗留了一个多月。
我们是在1903年到日内瓦的。在日内瓦，伊里奇整天都在“读书协会”（Société de lecture）图书馆里。这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图书馆在这里进行研究工作有良好的条件，有大批法文、德文和英文的报纸和杂志。在这个图书馆里从事研究工作非常方便。读书协会的会员大部分是老教授，他们很少到这个图书馆里来。伊里奇占用了一整间研究室，他在那里可以写作，可以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思考论文，可以从架上取阅任何一本书。
在日内瓦，伊里奇勤奋地利用丰富的库克林俄文图书馆。馆长是卡尔宾斯基同志。后来，当伊里奇住在其他城市的时候，还向这个图书馆写信借过书。在巴黎，伊里奇主要地是利用国立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我在1909年12月给伊里奇的母亲写了一封信，谈到他在图书馆进行研究的情形：“一个多星期以前，他就开始在早晨八时起床，然后就去图书馆，下午二时从那里回来。这么早就起床，最初几天是很困难的，但是现在他已经很愿意早睡了。”[12]
除了国立图书馆外，伊里奇还到过巴黎的其他许多图书馆，但是这些图书馆很难使他感到满意。国立图书馆缺少最近几年的图书目录，此外，借书时官僚习气和拖拉作风很严重。一般说来，在法国，图书馆都有严重的官僚习气。市区图书馆几乎只有文艺书籍，虽然如此，要获得借阅权，还需要持有房东的证明，房东要负责使房客按期还书。由于我们生活困难，房东长时期不给我们开这样的证明。伊里奇根据图书馆事业是否健全来判断文化水平，他认为图书馆事业的状况是整个文化的标志。
伊里奇于1914年4月22日从克拉柯夫给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信中这样写道：
“……在巴黎工作不方便，国立图书馆的工作搞得很糟，我们常常想念日内瓦，在那里工作做得多些，又有方便的图书馆，生活不是那样不安和杂乱。在我流浪所到过的地方中，如果伦敦或日内瓦不是那么远的话，我最喜爱它们。日内瓦的一般文化活动条件很好，生活也特别安适。而这里，文化生活根本谈不上，差不多和俄国一样：图书馆很糟糕，而且对读者极不方便，即使是这样的图书馆我也几乎没有机会去……”
[13]
“这里的图书馆很好，在利用图书方面我很满意。终日办报的时期结束以后，读读书是很惬意的。娜嘉
[14]在这里还找到了一个教育图书馆，现在她正在写有关教育的论文。”
[15]
后来，他在同年10月9日给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信中又写道：“…苏黎世的图书馆较好，工作起来也比较方便。”[18]
瑞士的图书馆事业搞得很好，特别是图书馆彼此之间的书籍交换組织得很好。瑞士德语区的科学图书馆和德国各图书馆都有联系，甚至在战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通过图书馆从德国获得了他所需要的各种书籍。
其次是为读者服务得很周到，这里没有任何官僚架子，编有完备的图书目录，图书是开架式，并且对读者非常关心。
1915年夏天，我们住在罗特霍伦山麓下一个很偏僻的小乡村中，在那儿收到图书馆免费邮寄来的许多书。书是装在纸套子里寄来的，套子上贴有写好的卡片：一面写着收书人的地址，另一面写着图书馆的地址。还书时，只要把这张卡片翻过来贴好投邮就行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称赞瑞士的文化事业，并幻想在革命后如何整顿俄国的图书馆事业。
写于1932年
载于娜·康·克鲁普斯卡姬：《列宁关于图书馆事业写了和说了些什么？》
[1] 《列宁全集》第37卷第21-22页。
[2] 《列宁全集》第37卷第33页。
[3] 同上书第34-35页。
[4] 列宁的弟弟德米特利的爱称。
[5] 《列宁全集》第37卷第56-57页。
[6] 同上书第66页。
[7] 列宁的蛛妹玛丽亚的爱称。
[8] 谢谢
[9] 《列宁全集》第37卷第85页。
[10] 《列宁全集》第37卷第248页。
[11] 同上书第313页
[12] 《列宁全集》第37卷第580页。
[13] 《列宁全集》第37卷第498页
[14] 克鲁普斯卡姬的名字娜捷斯达的爱称
[15] 《列宁全集》第37卷第501页
[16] 同上书第507页
[17] 同上书第508页
[18] 同上书第511页
感谢 Balmung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