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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怎样研究马克思的著作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



　　在俄国，由于工业落后，工人运动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发展，当时在其他许多国家里，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已广泛展开，已有法国大革命的经验、1848年革命的经验以及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国际工人运动的伟大革命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已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锻炼出来了。马克思的学说指明了社会发展的方向，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崩溃及其为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必然性，指出了新的社会形式发展的道路，即阶级斗争的道路，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阐明了无产阶级在这个斗争中的作用及其胜利的必然性。
　　我国的工人运动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发展起来的，它不是盲目地在黑暗中摸索前进，而是有明确的目的和道路。
　　列宁作了很多很多的工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光芒来照耀俄国无产阶级斗争的道路。马克思逝世已经五十年了，但是马克思主义仍继续是我们党的行动指南。列宁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深化。
　　因此可以想见，阐明列宁怎样研究马克思著作这一问题，会使读者感到多么大的兴趣。
　　列宁精通马克思的著作。当他于1893年来到彼得堡时，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已经有了渊博的知识，这一点使当时的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感到非常惊奇。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当马克思主义小组才开始组织时，人们主要是学习《资本论》第1卷。《资本论》一书虽不易得，但是毕竟还能找到。至于马克思的其他著作，情况就更差了大多数的组员连《共产党宣言》也没有读过。例如，我自己只是在1898年放逐期间，才第一次读到了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是严格禁止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只要指出下述情况就够了：1897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为《新语》杂志[1]作的那篇题为《评经济浪漫主义》的文章中，为了不给该杂志添麻烦，竟不得不避免使用“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等字眼，而使用譬喻的说法。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知道并努力搜集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版和法文版著作中所能得到的一切。安娜·伊里尼奇娜讲过他同妹妹奥里珈共同阅读法文版《哲学的贫困》一书的情形。他所读的书大部分是德文的。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最重要的、他最感兴趣的地方，都给自已译成了俄文。
　　在1894年秘密出版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第一部大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中，就引用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于1843年写给卢格的信、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
　　《人民之友》这一著作，大大地开扩了当时还很少知道马克思著作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眼界，按新的方式阐明了一系列的问题，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列宁的下一部著作，即《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中，我们已经看到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以及《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引证了。
　　后来侨居国外的生活，使列宁有可能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并加以研究。
　　列宁于1914年为格拉纳特《百科辞典》写的马克思传，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伊里奇精通马克思著作的情形。
　　另外，列宁阅读马克思著作时经常记录下来的无数摘录也说明了这一点。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中保存有他从马克思著作中摘录下来的很多笔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在自己的工作中利用了这些摘录，反复地阅读过并写了自己的评语。列宁不仅了解马克思，而且还深刻地思考了他的全部学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20年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演说时，曾向青年们说，必须善于“吸取人类的全部知识，使你们学到的共产主义不是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经过你们深思熟虑的东西是从现代教育观点上看来必然的结论。”[2]“如果一个共产主义者不用一番极认真、极艰苦而浩繁的工夫，不理解他必须用批判的态度来对待的事物，便想根据自己学到的共产主义的现成结论来炫耀一番，这样的共产主义者是很可怜的。”[3]
　　列宁不仅研究马克思写的著作，而且还研究资产阶级营垒中他的敌人们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所写的著作。他在同这些敌人的论战中来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他在他的第一部大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回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文）一书中，用马克思的观点来反对民粹派（米海洛夫斯基、克里文科、尤沙柯夫）的观点。
　　列宁在他所著《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中指出了司徒卢威的观点根本不同于马克思的观点的地方。
　　他研究土地问题时，曾写出了《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列宁全集》第5卷）这篇论文。在那里，他用马克思的观点来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大卫、海尔茨以及俄国批评家—切尔诺夫、布尔加可夫等人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法国有一句成语说：“ Du choc des opinions jaillit la vérité”（“争辩出真理”）。伊里奇很爱引用这句成语。伊里奇经常把工人运动基本问题上的各种阶级观点揭露出来和对立起来。
　　列宁经常把各种不同的观点拿来对比，这一点是很突出的。
　　《列宁文集》第19卷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该卷将列宁1917年以前那一段时期中对土地问题所作的摘要、概要、报告大纲等等材料都收集进去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把“批评家”的意见仔细地作成概要，择出其中最显明、最典型的东西，并将马克思的言论与之对比。他仔细分析“批评家”的言论，竭力指出它们的阶级实质，把那些最关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突出地摆出来。
　　列宁常常故意强调某个问题。他认为，声调并不是最重要的：可以说得很粗暴、很激烈，但是重要的是说出问题的实质。他在《致弗·阿·左尔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中引证梅林[4]的话时写道：“……梅林说得对（《与左尔格通信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爱讲什么‘客气’：“他们每次打人从不怎么犹豫，但每次挨打也从不叫苦。”[5]列宁的作风也很激烈，这是他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他曾指出：“马克思说，他和恩格斯经常同这个《社会民主党人报》[6]的可悲的（miserabel）办报方针进行斗争，并且往往斗争得很激烈（“ wobei's oft scharfherget）。”[7]伊里奇并不害怕激烈，但是他要求反驳能针对问题的实质。
　　伊里奇常爱使用“吹毛求疵”这一字眼。如果争论不是针对问题的实质，而是歪曲事实和在细枝末节上吹毛求疵，那他就说：“看，又在吹毛求疵’了。”
　　列宁还更严厉地反对那种不以说明问题而以打派别的小算盘为目的的论战。这是孟什维克惯用的方法。他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断章取义地抓出一些字句，撇开说这些话时的具体环境，便以这些字句作掩护，一味地追求派别的目的。列宁在《致弗·阿·左尔格书信集》序言中写道：“如果谁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英美工人运动的劝告可以简单地直接地应用到俄国来，那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为了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为了研究某个国家工人运动具体的历史特点，而是为了谋求知识分子的小派别组织的利益。”[8]
　　这里我们就直接接触到列宁是怎样研究马克思著作的问题了。这部分地可以从上面这段引文中看到：要弄清楚马克思的方法，学会象马克思那样研究特定国家的工人运动的特点。列宁就是这样做的。对列宁说来，马克思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有一次无意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谁愿意请教马克思……”这句话是非常有意义的。他自已经常是“请教”马克思的。在革命最困难的转变关头，他就去反复地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有时到他的办公室去，可以看到，周围的人都很不安，而伊里奇却在读马克思的著作，而且难于脱手列宁醉心于马克思的著作，并不是为了使神经镇静，不是为了取得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对工人阶级的最终胜利的信念——这种信念伊里奇是足够的，而是为了“请教”马克思，以便从他那里找到对工人运动最迫切问题的回答。列宁在《弗·梅林论第二届杜马》一文中写道：“这些人是靠断章取义地摘录些东西来作为自已的论据，他们抓住关于支持大资产阶级反对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一般原理，不加批判地用来对待俄国的立宪民主党和俄国革命。
　　梅林给这些人上了很好的一课。凡是愿意就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任务问题向马克思求教的人（着重号是我加的。——娜·康·注），都必须掌握马克思针对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作的论断。难怪我国的孟什维克如此胆战心惊地回避这些论断了！这些论断最完整最鲜明地表达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同妥协主义的资产阶级进行的无情斗争。”[9]
　　研究马克思分析类似的局势的著作，仔细地分析这些著作，和当时的情况相比较，找出其中的异同点——这就是列宁的方法。1905-1907年革命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伊里奇怎样运用这种方法的。
　　列宁早在1902年，在《怎么办？》这本小册子中就写道：“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要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10]
　　我们知道，1905年的革命斗争巳经提高了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作用，而1917年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就真正把俄国无产阶级变成了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了，但这只是在《怎么办？》一书写出十五年之后的事情。在1905年1月9日在冬宫广场上枪杀工人的事件[11]之后，革命浪潮日益高涨起来，这时，党应当把群众引向哪里，党应当采取什么策略的问题，就迫不及待地提出来了。于是列宁又请教马克思。他特别细心地研究马克思关于1848年法国和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一切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弗·梅林编印的有关德国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遗著》第3卷。
　　伊里奇在1905年6、7月间写成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在这部著作里，他用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群众去和专制制度进行最坚决的、毫不调和的斗争，直到武装起义为止的策略，同孟什维克坚持和自由资产阶级进行妥协的策咯加以对比。列宁在《两种策略》中写道：必须消灭沙皇制度，“代表会议（新火星派分子的。——娜·康·注）也忘记了，当政权还在沙皇手中的时候，任何代表的任何决定都会和德国1848年革命史上有名的法兰克福议会的‘决定’样，成为无聊而可怜的空话。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马克思曾在他主编的《新莱茵报》[12]上，非常尖刻地讥笑了法兰克福的自由主义‘解放派’，因为他们说了许多漂亮话，通过了各种各样的民主主义的‘决定’，‘立了’各种各样的自由，而事实上却让政权留在国王手中，并没有组织武装斗争去反对掌握在国王手中的武装力量。当法兰克福的解放派还在那里空谈时，国王却抓住了时机，加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而反革命便依靠实际的力量，把民主派和他们的一切美妙的‘决定’打得落花流水了。”[13]
　　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提出这样的问题：资产阶级能否通过和沙皇制度勾结的手段来破坏俄国革命，或者，如马克思说过的那样，能否用“平民手段”来对付沙皇制度。“如果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那时，我们就能用雅各宾派[14]的方式，或者说，用平民的方式来对付沙皇制度。马克思于1848年在有名的《新莱茵报》上写道：“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对付资产阶级的敌人，即对付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见《马克思遗著》（Marx' Nachlass）梅林版第3卷第211页）在民主革命时代用‘雅各宾主义’这种吓人的字眼来吓唬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的人，是否思索过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呢？”[15]
　　孟什维克说，他们的策略就是“仍然是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党”，说这并不排斥在某一个城市里局部地暂时地夺取政权并成立革命公社的做法。列宁这样提出问题并回答说：“‘革命公社’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新火星派。娜·康·注）的革命思想是混乱不清的，结果就——这是很常见的事——尽说革命的空话。的确，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决议中使用‘革命公社’这样的字眼，不过是说革命的空话而已马克思屡次斥责过这种用早已过时的动听的’名词来遮盖将来的任务的空话。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动听的名词，在这种情形下就会变成空洞而有害的华而不实的东西，变成装饰品。我们必须向工人和全体人民清清楚楚地、毫不含糊地说明：为什么我们要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如果在将来，在已经开始的人民起义得到胜利的结局而我们对政权有了决定性的影响时，我们究竟要实现一些什么样的改革？这就是摆在政治领导者面前的问题。[16]
　　“这些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人从来没有思索过马克思所说的必须用武器的批判来代替批判的武器的话。他们白白地接受了马克思的名字，其实，他们在草拟策略决议的时候完全是在模仿法兰克福的资产阶级空谈家，模仿他们自由地批评专制制度、加深民主意识而不懂得革命时期是行动的时期是要既从上面又从下面行动的时期。”[17]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这样说过。”[18]列宁就用马克思这句话做根据来估计势不可当的革命的作用。
　　列宁接着分析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的言论时解释了什么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列宁在进行比较时也讲到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区别问题。他写道：“可见，只是在1849年4月，在革命报纸出版了几乎一年以后（《新莱茵报》是从1848年6月1日开始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主张成立专门的工人组织！在此以前，他们只办了一个和独立工人政党在组织上没有任何联系的‘民主派机关报’！这件事实，这件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来是骇人听闻的和不可思议的事实，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现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别。这件事实向我们表明，在德国民主革命中所显露出来的运动的无产阶级特征和无产阶级潮流要少得多（因为德国在1848年还落后，在经济方面落后，在政治方面也落后——国家没有统一）。”[19]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907年所写的那些专门论述马克思的通信和活动的文章，是特别有意思的。
　　这就是：《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全集》第12卷第96-105页），《弗·梅林论第二届杜马》（《列宁全集》第12卷第369-376页）以及《致弗·阿·左尔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92-710页）。这些文章特别详尽地阐明了列宁研究马克思著作的方法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列宁因与波格丹诺夫发生意见分歧而重新努力研究哲学、辩证唯物主义问题成了他特别注意的中心时所写的。
　　列宁既研究马克思关于类似我国革命失败后所发生的问题的言论，同时又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向马克思学习如何应用辩证难物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历史的发展。他在《致弗·阿·左尔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中写道：“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英美工人运动的言论，同有关德国工人运动的言论比较一下，是大有益处的。如果注意到在德国和英美两国，资本主义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资产阶级在各该国全部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形式各不相同这一事实，那末这种比较的意义就更加重大了。从科学观点来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唯物辩证法的典范，看到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并加以强调的本领。从工人政党的实际政策和策略观点来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针对不同国家的民族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决定战斗的无产阶级的任务的典范。”[20]
　　1905年革命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迫切问题，列宁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又更深入地思索了马克思的著作。在革命的火焰中锻炼了列宁研究马克思学说的方法（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这种研究马克思学说的方法，使列宁取得了与那些曲解马克思主义和阉割其革命实质的现象作斗争的武器。我们知道，列宁所著《国家与革命》一书，在组织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事业上起了何等巨大的作用。这一著作完全是根据对马克思关于国家的革命学说的深刻研究写成的。
　　我们且把列宁所著《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头一页引证如下：“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各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修琢’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精神，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现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21]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可别小看他们！）。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昨天还是摧残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仿佛马克思培育出极有组织的工人联合会是为了进行掠夺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在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风气空前流行的时侯，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22]斯大林同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这一著作中写道：“只有在下一个时期，无产阶级公开发动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当推翻资产阶级的问题已经成为直接的实践问题的时候，当无产阶级的后备军问题（战略）已经成为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的时候，当一切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议会形式和议会外形式（策略）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时候，—一只有在这个时期，才能制定无产阶级斗争的完整的战略和周密的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被第二国际[23]机会主义者埋没了的那些关于策咯和战略的英明思想，正是在这个时期被列宁发掘出来重见天日的。（着重号是我加的。一一娜·康·注）但是列宁并不限于恢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别策略原理。他还向前发展了这些原理，补充了一些新的思想和原理，把这一切结合为指导无产阶级斗争的规则和指导原则的体系。”[24]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经常重复他们的这句话。他用来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的方法，革命的实践，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全部情况，使列宁能够把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变为真正的行动指南。
　　我来讲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吧。不久以前我们庆祝了苏维埃政权成立的十五周年。我们就联想起1917年10月组织夺取政权的情形。夺取政权并不是自发的，而是经过列宁深思熟虑的，他当时所遵循的是马克思关于如何组织武装起义的直接指示。
　　十月革命把专政交到无产阶级手中，这样一来斗争的全部条件就根本改变了：正因为列宁不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言论的字句为指南，而是以这些言论的革命内容为指南，他也就善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来。
　　我只是讲到了几点。今后还必须做一番巨大的研究工作：把列宁从马克思那里吸取的一切都挑选出来，查明他是怎样吸取的，是在什么时期，和什么样革命运动的任务有联系。我连民族问题、帝国主义等这样极重要的问题也都没有谈到。《列宁全集》和《列宁文集》的出版，会有助于这一工作的进行。列宁在革命斗争的各阶段上（自始至终）研究马克思著作的道路，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更深刻地了解马克思而且还帮助我们更好地、更深刻地了解列宁本人，了解他研究马克思著作的方法和把马克思学说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去的方法。
　　还须指出列宁研究马克思著作的另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方面。列宁不仅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研究了马克思的“批评家”评述马克思的著作，他还研究了马克思之走向某一观点所经历的道路，研究了那些曾启发过马克思的思想并把这些思想推向某一方向的著作，研究了——如果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来源，还研究了马克思从某一著作家那里吸取了些什么材料，怎样吸取的。他尽力深入地钻研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1922年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写道，必须使《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25]杂志的撰稿人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黑格尔[26]的辩证法组织系统的研究。他认为如果没有可靠的哲学论据，便无法对付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至于怎样从唯物主义观点研究黑格尔辩证法的问题，列宁曾根据自己的经验谈到过。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有关的一段话吧：
　　“……我们必须懂得，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撰稿人就应该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组织系统的研究，即研究马克思在他所写的《资本论》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根据马克思怎样运用他从唯物主义来理解的黑格尔辩证法的例子，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从各方面来阐明这个辩证法，在杂志上登载黑格尔主要著作的节录，用唯物主义观点来加以解释，引用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实例，以及引用现代史尤其是现代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提供得非常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方面辩证法的实例来加以评注。依我看，《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一些编辑和撰稿人应该形成一种‘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之友协会’。现代的自然科学家从作了唯物主义解释的黑格尔辩证法中，可以找到（只要他们善于去找，只要我们能学会帮助他们）自然科学革命所提出的种种哲学问题的解答，而崇拜资产阶级时髦的知识分子在这些哲学问题上却往往跌入反动的泥坑。”[27]
　　《列宁文集》第9卷和第12卷现在已经出版了，这两卷书说明列宁在研究黑格尔的基本著作时的全部思想过程；说明他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去研究黑格尔的著作，以及如何把这一研究同深入探讨马克思的言论紧密联系起来，他很善于在各种极不相同的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行动的指南。
　　列宁不仅研究了黑格尔的著作。有一次他读了马克思1858年2月1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在这封信里对拉萨尔[28]所著《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共二卷）给了严厉的批评，把这部著作称为“小学生的”作文。列宁起初把马克思的批评作了简要的表述：“拉萨尔简单地重弹黑格尔的调子，抄袭他的话，无数次地反复咀嚼黑格尔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个别论点，用无数的学究气、书呆子气十足的废话来充塞自己的著作。”[29]但列宁还是研究了拉萨尔的这一著作，把它作成纲要，写了摘录，加上评语并在末尾做出总结说：“总之，ΣΣ[30]，马克思的评论是正确的。拉萨尔的这本书不值得一读。”[31]但是列宁自已研究这一著作的结果使他更深刻地了解了马克思，了解了他为什么这样不喜欢拉萨尔的这一著作。
　　最后，我还想指出列宁对马克思著作的另一工作形式——这就是把马克思的学说通俗化。如果进行通俗化工作的人“认真”从事这一工作，决心用最简单易懂的形式来说明某一理论的实质，那末这一工作就会使他自已得到很多东西。
　　列宁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一工作。他从流放地写信给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说：“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学会为工人写作。”
　　他想把马克思的学说写成对工人群众亲切易懂的东西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在工人小组中上课时，就力图首先向大家解释《资本论》第1卷，用他的听众生活上的实例来解释该卷所叙述的那些原理。1911年，列宁在龙寿姆（巴黎城郊）党校（列宁在那里从事培养那些准备领导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的干部的工作）向工人们讲授政治经济学时，就力求简易地解说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原理。伊里奇在他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总是尽力设法把马克思学说的各部分加以通俗化。1921年关于职工会问题发生争论时，列宁关于如何应用辩证法来研究事物和现象的解说，是通俗化的典范。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象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观察事物。……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常常喜欢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样说。”[32]
　　这不多的几行字，是列宁多年研究哲学问题、经常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经常“请教”马克思所得的结晶。这几行字扼要地指出了研究各种现象时应当作为行动指南的全部本质的东西。
　　列宁如何研究马克思的学说这件事也就教导我们，应该如何去研究列宁的学说。列宁的学说和马克思的学说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它是实际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它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写于1933年
载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学习列宁那样工作》




[1] 《新语》杂志从1897年4月开始出版起，就落到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娜·康·注。

[2] 《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49页。

[3] 同上书第348页。

[4] 弗兰茨·梅林（1846-1919），德园社会民主觉左翼杰出的理论家、政论家、历史学家，德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

[5]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01页。

[6]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1879年创刊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报。

[7]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98页。

[8]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04页。

[9] 《列宁全集》第12卷第374页。

[10]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5页。

[11] 1905年1月9日（俄历，星期日），彼得堡十四万工人为支普梯洛夫工厂的罢工，受暗探局奸细加邦牧师的蒙蔽，列队到冬宫向沙皇请愿，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出版言论自由，等等。沙皇下令开枪镇压工人，死千余人，伤二千余人。这一事件又名“流血星期日”。

[12] 《新莱茵报》，1848年6月至1849年5月在德国科伦出版，由马克思主编，是民主派中无产阶级的战斗机关报

[13]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26页。

[14] 雅各宾派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组织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1793年，他们依靠巴黎人民起义，夺取政权，建立了历史上有名的雅各宾专政，采取革命的恐怖手段，镇压反革命活动，击退外国武装干涉者。

[15]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50页。

[16]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71页。

[17] 同上书第586-587页。

[18] 同上书第601页。

[19]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25页。

[20]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93页。

[21] 沙文主义是资产阶级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因法国士兵沙文狂热地拥护拿破仑第一的侵略扩张政策而得名。社会沙文主义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它是机会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产物。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首领们在“保卫粗国”的口号下，公然投入资产阶级的怀抱，放弃革命斗争，积极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完全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22]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74页

[23] 第二国际创立于1889年，是各国社会党的国际联合组织。它的初期在恩格斯的指导和影响下，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阶级队伍，促进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方面，起过积极作用。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为首的修正主义分子占据了领导地位，第二国际逐渐蜕化变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第二国际的大多数社会党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政党，第二国际终于彻底破产。

[24] 《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0页

[25]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是1922年1月至1944年6月在莫斯科出版的一种哲学和社会经济月刊。

[26] 乔治·戚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铠国古典哲学的主代表，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

[27]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08-609页

[28] 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中最早的机会主义代表人物，混入革命队伍的内奸和工贼，与普鲁士宰相俾斯麦相勾结，出卖德国工人运动。

[29]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85-386页

[30] 即summa summarum——总而言之。

[31]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2页

[32]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53页。

感谢 Balmung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