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人民渴望受到教育，有如久旱盼雨。”从那时以来，我国历经了饥荒与战争，发生了一月九日的流血事变和1905年的革命等等一系列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民群众的整个生活制度。人民对知识的渴望无比高涨。工人的这种要求尤为迫切。工厂的工作条件以及大城市的生活环境向他们提出了许多燃眉之急的问题，他们十分希望找到答案。夜校、俱乐部、各种教育团体都有很多工人参加。与工人意见相左的知识界一致指出了“工人们对知识的渴求近乎神经质，甚至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工人的觉悟越高，他们对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认识越明确，那么他们对知识评价就越高，他们也就越渴望掌握知识。他们深切地感到：知识就是力量。
　　对于贵族和资产阶级说来，他们的孩子不仅随时可以受到初等教育，而且也可以受到中等和高等教育，普及教育和国民学校的问题与他们没有什么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是大企业主，也是一些不得不生活在一群愚昧无知的人中间的人。他们经常讨论和争论：是否值得掏钱给人民办教育；多大的规模；用什么办法。对工人和农民来说，这个问题却是与他们休戚相关的，而且也涉及他们的家庭和亲人。
　　根据1914年国家支出总预算，国民教育部的预算仅为161 629 822卢布这一区区之数，而其中完全用于国民学校的经费仅为总数之一半，即8400万卢布。这仅占整个经费的四十六分之一，而根据中央统计局①的材料，这却是识字人口仅占21.1%的这么一个国家的教育经费！8400万卢布，可是一次战争下来一年就得八个亿。
　　一些维护现状的人（如波列日阿郁夫及其所著《六年来》一书）却欢呼国民教育经费预算遂年有所增长。1907年为4590万卢布，1911年为9750万卢布，1912年为11400万卢布，1913年为13670万卢布，最后，1914年的预算为16150万卢布。但是不应忘记的是，1906年国家的预算仅为20亿，而1913年则为30.020亿。
　　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在于，拨给国民教育部这8400万卢布如何支配？这笔钱果真能用来提高国民教育水平，改善学校条件和提高群众的知识水平吗？
　　过去政府曾通过波别多诺斯采夫②的嘴露骨地声称：“……大办国民教育无疑是有害之举。”政府当局对知识就是力量的理解不比工人差，因而它全然不会去关心把这一力量让人民群众掌握在手。但是几年来俄国革命的情况表明，对人民群众采取过去那套策略是行不通的。工人和农民决心通过斗争获得知识，而不等待別人的恩赐。因为不上官办的正式学校也可以获得知识，立陶宛和波兰就是很好的例子。拿科文斯吏省来说，省内立陶宛人占68%。政府为了大搞俄罗斯化，禁止该省用本族语教学，因此该省的入学率是最低的，仅高于文盲最多的省之一的唐波夫省。尽管如此，科文斯克省的文化水平还是比较高的。识字人数最多的是彼得堡省，识字的人占62%，其次就是科文斯克省，识字的人占54%。波兰的情况也是如此（原因相同，也是因为实行俄罗斯化的政策，使居民不能入学）：入学率低，但识字率高。
　　从这个例子得出的结论是：只要人民想获得知识，他们不上正规的学校也仍然可以获得。
　　由此可见，奉行那种不让人民获得起码知识的陈规再也行不通了。
　　政府决定采用更为现实的、更符合基督精神的政策，即允许少量地增加国民学校，但同时也竭力使学校成为对人民群众进行精神奴役的工具。
　　同年的印象往往在人的心灵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基督教徒对此非常注意，他们特别注意对青年人的教育。主持国民学校工作的人可以通过挑选具有一定方向的教师、通过修订大纲和根据这一大纲编写的教科书来影响学生世界观的形成。
　　国民教育部向第三届杜马提出了《初等学校法令》草案③，其中指出了学校应具有的性质；把宗教道德教育摆在首位，强调学生应树立“尊敬父母和长者的观点，热爱袓国，遵守法纪，树立个人财产不可侵犯的观点”。歌咏课应有助于培养爱国主义的和宗教的感情，体育课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等等。
　　总之，根据国民教育部的法令草案，学校应该成为一种工具，用以宣传那种把人的思想搞乱的思想，而不是让人们认清周围的现实。
　　《新时代》④抓住了国民教育部的这种思想，并且更加突出了这种思想。在第三届杜马讨论有关初等学校的政府法令草案期间，孟什柯夫⑤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只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才支持普及教育体系，就是：必须绝对保证这种体系是俄罗斯民族的而不是别的体系。能起这种保证作用的不仅有学校的大纲，而且还要对一些极其令人怀疑的机构进行改革，这些机构的任务是监视教工，检查教育著作和刊物。显然，支持人民自由党团的人对政府的目的不大理解。”⑥
　　第三届杜马的议员米留柯夫⑦1910年10月18日在第三届杜马的发言中说：“在自由运动提出的各种任务中，看来没有一项任务像普及教育问题那样，人们的意见如此一致。如果您把俄国所有政党的党纲（从社会革命党人到各右派政党⑧的党纲）加以比较，您就会发现，他们对普及教育问题的阐述几乎完全一致，并且都很重视。”
　　上面摘引的这段谈话只有一点是对的，即各个政党都很重视普及教育问题。
　　至于米留柯夫提到的各个政党对普及教育问题的阐述“几乎”完全一致云云，只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词句。‘举例而言，社会民主党人坚决主张学校应是非宗教的，学校完全与教会脱离。大家肯定记得，人民自由党团（如卡拉乌洛夫)在第三届杜马上却坚决主张学校必须进行宗教道德教育，并且希望教会学校所辖范围的劳动者，东正教信徒到部立学校去，那里既教基督教的教义，也教与之有关的基督教道德。
　　米留柯夫本人声称，他与“否定宗教在学校里的文化作用的思想相隔甚远”。
　　可见，一方面是要求学校与教会完全脱离，而另一方面却是“承认宗教在学校里的文化作用”。可见，两种提法“几乎”完全不同。但上面所引用的米留柯夫讲话中的主要之点在于，他完全忽视了在谈及普及教育问题时，不同的阶级追求的目的是不同的。
　　贵族地主想依靠学校让农民尊重神圣的所有制，在内心惧怕上帝。
　　工厂主希望工人的文化水平有一定提高，因为有文化的工人劳动生产率高，但工厂主最关心的是教育工人尊重私人财产，尊重上司。
　　农民希望得到真正的知识，以便了解周围的现实，并寻求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
　　工人们希望得到最广泛、最真实的知识，以便通过正确的道路去争取美好的未来。
　　目的不同，因而不能混为一谈。大家都希望进行普及教育。在这一点上，大家的要求是一致的。
　　人民自由党团的支持者爱说什么反对把学校卷入政治。这是一句粉饰现状的空恬。政治永远存在于学校之中。我国的政治在于学校具有教会性质，学校追求俄罗斯化的目的，挑选具有一定观点的教师；政治还存在于学校的大纲、教科书中，而教师是椐此来进行教学的。任何政府都要把政治带到学校，使学校成为宣传自己政治思想的机构。
　　教育工作控制在中央政府手里，而不是由建立在民主原则上的地方自治机构实施领导，进行监督，在这种地方，情况都和上面讲的一样。问题只是力量，只是看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有多大力量去实施自己对学校的影响。
　　要想利用学校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必须实行高度的集中来管理国民学校。目前我国有两种类型的学校。一种是教会办的学校，一种是地方自治会办的学校。尽管这两种学校的自治程度还不高，但它们却不完全受国民教育部的影响。学校工作并未完全控制在官僚机构手里，教学工作也不太僵化，学校也还未纳入一个统一的模式，而这些却是很重要的。当然不是指教育而言，是指减少对学校的监督而言。不把学校纳入一定的模式，官僚主义的教育机构就不可能履行正确的职能。
　　在最为民主的国家（如美国），国民学校不由中央集中管理。与国民学校打交道的中央机关全然不承担监督任务，它所关心的不是日常琐事，而只是编印国民教育的统计资料，撰写工作情况报告，介绍优秀的教学方法。管理工作全由地方自治机构负责。
　　国民教育部热衷于中央集权，因而在第三届杜马上提出了一个法令草案，要把教会办的学校和地方自治会办的学校改为部立的学校。
　　但俄国毕竟是俄国。支持教会办学的人不理解政府草案的用意，不理解法令草案把所有的学校都降低到教会办的学校的可怜水平的目的何在。大家知道，如果不同时拨给教会学校一百五十万卢布的话，国家委员会拒绝给学校一千万卢布的拨款。
　　由中央集中管理学校工作的计划未能完全实现，但是国民教育部还是竭力加强对学校的监督。
　　1）国民教育部尽量不让地方自治机构管理学校。当然，只有建立在普遍平等的、不记名投票选举的原则上的这种地方自治机构才可能管理完全符合当地居民需要的学校。它们能让学生穿得暖、吃得热，而这在目前往往由于饥馑和疲劳而无人过问。目前，只有部分教师才能做到给学生供应热早餐。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教师为此必须花费很大的精力，如果他外出或调离，早餐也就供应不上。在其他方面民主组建的自治机构还可以把国民学校提到应有的高度，这是更不用说的，因为对它来说，学校工作乃是自己切身的事业。
　　我国地主的地方自治会当然与真正的地方自治机构相距千里。不过在国民教育工作上，地方自治会然比暗探密布、宪警充斥的俄国官僚机构略胜一筹。地方自治会关心孩子们有书可读等等事情，因而在各个学校开设了图书馆；尽管图书不多，而且往往还是经过挑选的。
　　现在国民教育部发布通令，要把图书财产转交给教育当局。
　　在许多省，这一财产有几万卢布。把图书馆交到教育当局，其目的是把许多书籍从图书馆清除出去，因为这些图书在知识渊博的人看来是很有价值的科学或艺术著作，但国民教育部却害怕人民见到它。
　　文明国家几乎消灭了文盲。那里的人民都乐于入学学习。各方大为支持开办图书馆。可是我国的所谓国民“教育”部却煞费苦心地采取卑劣的警察手段来阻碍教育事业的发展，阻碍人民去学习！我国的国民教育部在摧毁图书馆！世界上没有一个文明国家还有这种反对图书馆的特别规定，还有这种可卑的书刊捡査机构。可是我国除了对报刊进行检査之外，除了采取野蛮手段反对图书馆之外，还制定了一些极严厉的规章来反对国民图书馆！这是令人发指的愚民政策，是地主阶级企图使全国野蛮化的令人发指的政策。有人（如巴甫连科夫）花了一些钱开办国民图书馆。现在，野蛮的地主政府却摧毀了这些图书馆。是时候了，那些想帮助俄国教育事业的人应该懂得，钱不应白白地花在国民教育部所属的并且遭到摧毁的图书馆上，而要用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上，因为连这种自由都没有，俄国就会被野蛮的气氛窒息而死。
　　2）还有一个有关教师的尖锐问题。国民教育部想通过教师短训班培养一批世界观符合他们要求的教师。教师短训班的情况，并不比别的中等学校的好。维特曼文科中学的逮捕事件，就充分说明我国的中等学校是什么样的学校，学生在那儿的任何首创精神都遭到扼杀，任何对知识渴求的愿望都遭到摧残。新颁布的有关私立学校的通告，其目的是让这些学校像公立中学一样服从那种死气沉沉的监督。这个通告最好不过地说明了我国中等学校目前的精神面貌。
　　教师短训班毕业的年青教师不大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处境十分困难。他们生活穷困，有时工资还不够租一个单独的房间，因此只好与农民一起住在小木房里，连供学习用的一隅之地也没有，冬天还要把奶牛牵到房里来。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教师开始关心起当地居民的疾苦了。他们面临着成千上万的问题。他们在教学工作中得不到任何支持。优秀的毅师还渴望学习，但这谈何容易。繁重的劳动使他无暇学习。他们没有钱买书，即使有钱，往往也很难买到。他们渴望上暑期短训班，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他们能参加这种短训班，他们就会把全部精力都用到学习上去。短训班有时并无多大效果。如果工作搞得好，短训班又会面临各种困难，甚至会停办。前年夏天彼得堡的短训班就是如此，参加短训班的在头一年就达一千人。
　　然而教师生活中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们的生活比犯人的生活还要坏。他们一言一行都受到神甫、警察、地方黑帮分子的监视。教师成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搞不好就丢了饭碗，或者调往一个条件更差的地方去工作。总之，往往由于督学想安插另外的人，他们随时可以用各种借口调离教师。
　　教师没有任何办法保卫自己。他们完全处于警察和督学的控制之中。在别的一些国家，拥有成千上万会员的教师工会对教师说来还不失为一种保护。这些工会保护教师的权益，努力改善教师的劳动条件，讨论各种教育问题，出版自己的杂志，经常召开代表大会。我国禁止教师加入组织。只要教师能被当局完全控制，工作受损失也无所谓。
　　对国民教育部奉行的这种政策，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不能置之不理。我们认为，国民教育工作要想步入正途，必须做到：
　　1）学校脱离教会，成为非宗教学校；
　　2）不能由中央集中管理国民学校的工作，而应由地方自治机构管理。这种地方自治机构应运建立在普遍平等的、直接不记名选举原则的基础之上；
　　3）学校要摆脱警察的监视，学校要完全自由（只有在自由前国家才能做到此点）；
　　4）教师有权组织工会，出版自己的报纸，召开大会，等等。
　　我们认为，如果做不到以上四点，国民教育部在所谓“国民教育”上花的钱，根本不能促进国民教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