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边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上的发言

在边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上的发言^*

就安·瓦·卢那察尔斯基所作报告《党的会议的主要问题》的发言

　　首先谈一谈我国学校的阶级面貌。会上大家对我国学校的成分问题讲了很多意见。我认为，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观点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的，因为我们讲话要从阶级观点出发，而不能从等级观点出发，可是现在我们往往滑到中世纪的等级观点上去了，出身问题成了一大障碍。所以说，我们党纲上谈到要进行改造，要对所有的人进行改造，这绝不是偶然的。我们不应根据出身来看人，而要从工人阶级事业上的需要出发来作评价。我们往往把有些孩子赶出学校，原因是他的父亲或者爷爷当过诵经师。这是毫无道理的。我前些时收到一封信，信里说，有个孩子的爷爷过去是诵经师，父亲是红军，但因为爷爷当过诵经师，所以把这个孩子赶出了学校。这简直是胡闹。我向政保局^[1]问起这件事，他们答复说，已经下达了一项妥善的命令。我不知道，只是这么一般地作一个指示是否有效。我认为，今后凡遇到这种情况，都应该有一个相应的处理办法。既然有人认为，阶级观点就是等级观点，那就显而易见，所通过的决定再好，到地方上也不会认账，不会研究执行。
　　另一个问题：我国学校是否真正称得上是合乎要求的学校？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说得对，重要的是要在工人区开办足够的学校。而我们在这方面却没有做什么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我们所应当关心的，是怎样尽可能在工人区多开办一些二级学校，并且要办得好些。
　　再谈谈工厂艺徒学校^[2]。我曾经到过皮尔姆的一所工厂艺徒学校，我对这所学校的工作深感怀疑。学校附近有一个大工厂，如果我们对工人进行过一些宣传工作的话，那学校就会办起一个工场，并且办得很好：校办工场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可以由这家工厂提供。我到这所学校去参观的时候，只看到一个雇来的木工在一间破旧不堪的房子里刨什么东西。我问学校的人，是否邀请过附近工厂的工人到学校来干活，回答含含糊糊、吞吞吐吐。我发现，我们没有发动广大工人参加学校的建设，而这恰巧是问题的关键。
　　现在说说青年农民学校^[3]，同时一般地说说农村学校。现在，好多地方还没有开展建设公社和集体农庄的宣传工作。
　　常常有人发牢骚，说是学校有时对公社的教育任务毫不理解。在这里，我认为不管是国民教育处，还是教师界，重要的是让学校懂得根据新的原则对整个农业进行改造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如果教师和各个学校不关心这件事，那我们就不可能使学校成为阶级学校。
　　这个问题要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来，因为我们要讨论我国学校应该是什么样的学校，要修改学校的教学大纲，使全部工作能做到：学校能成为阶级学校，其他阶级入学的每一个孩子也能受到共产主义精神的教育。
　　很多人都谈到反宗教宣传和国际主义宣传问题。当然，这两者都是重要的。不过全部的教育工作并不局限于进行反宗教宣传，并不局限于妥贴地安排国际主义教育。遇事采取阶级的态度，这个范围要大得多。
　　关于校内纪律问题。几位视导员同志谈到了学校常常采用的一些处罚。这并非什么好事！搞好儿童工作的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否要培养集体主义者？如果从上面那种观点出发来处理问题，那我们的学校自治归根结蒂就成了盲目之举了。有一位代表说，如果我们的二级学校，尽管阶级成分很好，一个异己分子也没有，但孩子们互相告状；不去建立同志式的纪律，而是经常抱怨儿童，并且把这种情况告诉家长，那么仍然是什么好结果都不会取得的。从前，教师经常把家长找来，向家长讲孩子们在校的表现，然后孩子们在家里就挨揍（这是90年代的事了）。现在教师不处分孩子，可是孩子们却向家长责怪自己的同学说：“您的儿子违背纪律，干了什么什么事。”这种做法对吗？这是什么同志式的教育？这是什么阶级教育？这说明，我们汽车开的方向不对头。应该认真地考虑一下：如何使我国学校的工作内容本身成为具有彻底阶级性的。
　　谈一谈调查结果。我们的调查总是能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情况。但是，让孩子们去填写是否信仰宗教，这算什么调查？孩子们可以按您的口味填写。那这种调查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毫无意义。说说反宗教工作问题。有人责骂我们对这个问题不够重视，骂得对。但是骂我们的人常常提出一些我们过去极力反对过的意见。在教师代表大会^[4]上，大约有60位教师提出了一些迫切的问题。他们谈到反宗教宣传。一位男教师问一位女教师：“您们怎么样，搞了反宗教宣传吧？”那位女教师回答说：“是的，刚开始搞。”
　　我们是怎样搞共青团圣诞节活动^[5]的呢？我记得，我有一次对列宁说起，我们花了好几千卢布搞共青团圣诞节活动。列宁说：“您们怎么有权这样做？尽管是进行反宗教宣传，是个好主意，但这是苏维埃的钱，要用苏维埃的方式去花。”
　　我是知道我们是怎样过这种圣诞节的。画一些挂着十字架的各种各样的神父，有的扭捏作态，有的道貌岸然，谁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然后是游行，仅此而已。这算什么反宗教宣传？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联系？
　　我们的社会公益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怎样才能把这一工作与反宗教宣传联系起来？工作如何着手？我们是否向群众讲过怎样自力更生建设生活，而不是依靠上帝老爷？
　　在这个问题上，因为各地情况不同，条件各异，需要各地考虑自己的特点，并从这一特点出发来安排本地的反宗教宣传。此外，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认真的探讨、考虑和研究。
　　再谈谈教师。是的，我们在师范学校和师范院校培养的青年人，并非人人都热爱教育事业。这里应该比较尖锐地向他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要热爱教育事业，就学下去；你要不喜欢，就另谋出路。现在我们不能要求全体教师都能进行反宗教宣传，因为他们中间很多人就是在宗教环境中长大成人的，所以对他们说“去进行反宗教工作”，这是做不到的事。我们有共青团，还有少先队组织、政治教育机关可以进行这项工作。我们本可以抛弃那些不能进行反宗教宣传的教师的，但这样做将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当然，如果有人来顶替，最好是把这些教师弃而不用。等我们培养的不信宗教的教师成长起来之后，我们是会这样做的。可是现在我们却拿不出人来顶替这些既精通农业、又善于组织儿童的有经验的老教师。
　　会上很多人谈到，我们农村图书阅览室管理员^[6]不太称职，但是我要说，这些管理员在政治上多少受过一些训练，而别的人连这一点也不具备。农村图书阅览室管理员既要从事粮食收购工作，又要在农村小屋里工作，所以说，要是有时阅览室关门了，并不能说明管理员什么工作也没干，他可能是在别的地方干另外的工作去了。我很清楚，农村图书阅览室管理员的工作还有很多缺陷，不熟悉业务，但他们的工作还是开展得很好的。诚然，在改选运动中，农村图书阅览室管理员落后于一级学校，而一级学校在改选运动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知道，农村图书阅览室管理员在进行改选工作时，应该突出阶级路线，而且他们也这样做了，所以卡卢什省有一名管理员被杀害，下戈罗德省也有一名管理员被杀害，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有一名管理员被杀害，而原因都是由于他们贯彻了阶级路线。在这里不应该只是讲他们不讲当地所没有的那种文化力量，而是要使农村图书阅览室管理员与教师团结得更紧密一些，并且创造一种有利于管理员开展工作的气氛。阿夫克申基耶夫斯基^[7]同志讲了托尔斯泰乡的学校取得了什么成绩，却一字不提全县农村图书阅览室取得了什么成绩。我们知道，学校是早已有之的，而农村图书阅览室却是革命后才建立起来的。我们现在应对它关心才是。我们要提高农村图书阅览室管理员的业务水平，同时要在省委会和州委会内大力反对那种给农村图书阅览室管理员找麻烦的现象，要给他们工作的机会，而这应该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现在我们已使工会的情绪有所转变，因此我相信，只要我们同工会和其他进行政治教育的机构一起，就一定能克服这项工作中的困难，而不能认为这项工作已毫无希望了。

就米·尼·波克罗夫斯基所作报告《国民教育制度问题》的发言

　　一级学校年龄阶段中的半数儿童（不含莫斯科省和列宁格勒省^[8]），即8岁至12岁年龄阶段的半数儿童是文盲。我认为，我们应在落后的农村开办一年制学校。我们曾经一度甚至不敢提出这个问题，害怕我们的四年制学校会降为三年制，二年制，等等。但是，现在居民渴望获得知识，因此就不应顾虑缩短学制的事情了。我们听说，在黑土地带省^[9]有许多农村，不管是成年农民还是小孩子，都是一个大字不识，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这些地方就应该开办一年制的学校。这丝毫也不会降低我们的四年制学校，相反，还会对它有帮助，因为孩子们在一年制学校学了一年之后，第二年就会学得更多些。
　　不能说我们十年来一事无成。最初几年，许多学校开展了各种有意义的劳动活动，形势很好。当外宾参观我们的学校时，他们都认为，我国的学校的确是实行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现在由于学习上的压力，很多学校都做不到这一点了。以前，布基科夫工厂^[10]曾经开办过一所学校，它与纺织生产以及许多有关的部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时该省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创举。现在我们更多地是注重学习一些事先规定好了的知识，而不管是否能使我们的学校成为真正的劳动学校。我认为，米海伊尔·尼古拉耶维奇^[11]着重指出了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该认真地抓好建立综合技术学校这项工作。鉴于我们与加斯帖夫同志^[12]的争论，这项工作尤为必要。加斯帖夫同志是这样提出综合技术教育问题的：他说，所需要的不是知识，而是熟巧，某些熟巧，某些手艺。而我们认为，需要懂得技术，能掌握各种机器的运转要点，需要掌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称之为见识的东西^[13]，需要综合技术的见识，需要知识和技能，特别是在正在对农业和工业进行改组的我国。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对我国比对其他某些国家更为重要。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执行者，一个会操纵机器的人，而是一个自觉地参加建设新的劳动国家的人。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乌托邦，但我认为，现有的一些学校的经验表明，我们需要能利用周围的一切的技能。如果有一副犁，那就要在学校生活中充分加以利用；如果有一个发电站，那就要学会利用它来发电。对乌克兰沃叶沃丁那的参观提供了关于乌克兰一所学校的材料，这所学校制作了许多水电站所用的仪器设备，而这所学校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条件。例如，莫斯科省有许多水电站，足够不少学校在教学中加以利用。此外，还有拖拉机、簸谷机，一个明白的教师是知道怎样使这一切与学校生活联系起来的。
　　我们只是图名求大，而不去授予学生农业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熟巧。美国学校在这方面要灵活得多。他们教学生如何焊接水管、修理灯具，等等。这就是说，美国学校授予学生一些一般的知识。我完全同意米海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如此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
　　下面谈谈中学。我们在这方面的处境很困难。地方来的同志都很清楚我国中等教育面临的困境。在我们这个落后的国家里，中等职业教育起着巨大的作用。如果我们看一看比如说煤炭工业的情况，或者其他许多工业部门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处处都缺少中等专业人才。莫斯科一家五金工厂竟然出了这么一件事：由于技术员水平不高，弄错了图纸，结果全厂一周内生产出来的齿轮全部报废了。没有一个人能看懂这些图纸，没有一个业务水平高的技术员。我国中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的问题极其严重。如果我们不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我们整个的建设事业就会垮台，因为我们现有的中等技术学校已多少有些过时了。如果一个美国人谈到他们的中等职业学校时，他首先要抓的事情，就是授予一个专业技术工人从事工作所需要的那种实际知识，以便他将来能担当起这项工作。我国革命前的中等学校都是培养工程师，而不是培养专业技术工人。这是一个严重的缺点。在二级学校会议上，来自奥列霍沃祖耶沃和斯大林格勒的同志说，他们根本不办职业学校。斯大林格勒办的是一种特殊的学校，它办的是七年制的工厂艺徒学校，而别的地方的工厂艺徒学校却是四年制的。列宁格勒也是同样的情况，他们说：我们的职业教育不能满足工人的要求。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必须扩大我们职业化学校的范围，要使它增加教育学的和合作化的内容，并且突出技术方面。职业化学校应该是多种多样的。
　　各种中等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都应根据当地条件办理。我从一个报告中听说，有一个煤矿区本来有两所中等矿业技术学校，后来由于改为地方支付经费就停办了，而另外办了师范学校，结果采煤工业没有一所中等矿业学校，没有中等技术人员。在中央黑土地带区，在唐波夫省，没有中等农业技术学校，而只有一所中等育马技术学校。所有这些情况说明，每个地区都要根据该地需要开办一所职业学校。我认为这是现实生活提出的要求。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为工人的子弟开办补习学校，以便培养他们上中等技术学校。加强中等技术学校的工人成分极为必要。这种学校不需要像工农速成中学^[14]那样附设宿舍和发放助学金，但是要采用一些相应的措施。我国对中等学校的理解之肤浅，简直使我吃惊。我国农村的每一个男女青年农民，不是想到中学去学专门知识，而是一心要上高等学校。我们收到了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信。有一个小伙子来信说，他在四年制学校毕业了，早就毕业了，结果现在几乎是一字不识。后来他去建设公社、集体农庄，他觉得自己的知识太少，做不出什么贡献，因而需要学习。他听说罗蒙诺索夫曾徒步走到莫斯科求学，于是他弄了五卢布就动身到莫斯科去了。他到了莫斯科之后，各个学校都满员了。而且由于他一字不识，任何学校也上不了。他说他到过职业技术教育总会^[15]，还谈到他怎样在小客栈过夜，最后只好回家。当地没有给他一点帮助。这个小伙子看来是很有毅力、渴望学习的，但一点常识和办法也没有。应该扩大人学须知、学校介绍的发行量。要让这种有才能的青年能到中等师范学校去学习一两年。
　　中等技术学校应该同时教学生学会如何做群众工作，如何在生产单位工作，如何把实际工作提到相当的高度。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谈谈青年农民学校。对青年农民学校的成分我们应该是满意的。我们要把这种学校当成一种工具，用以培养建设集体农庄和公社的人才。青年农民学校必须特别注意此事，否则就会变成一走一过的转运站。鉴于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我们不仅应该鼓励农村青年留在农村，而且还要吸引城市青年到农村去。
　　再谈谈工厂艺徒学校。我不知道这种学校实际上办得怎么样，但我知道从理论上它们应该怎么办。工厂艺徒学校的每个学生不应仅仅懂得自己狭隘的专业，而且还应懂得这门专业在整个生产中的作用。他要学会以自觉的态度对待生产；不要当一个盲目的执行者，而要当生产的自觉参加者。但是，我们的工厂艺徒学校往往办得不合要求。这就使某些经济工作人员找到了借口，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口实，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来取消和代替工厂艺徒学校。他们主张必须采用中央劳动研究所的方法：操纵机器，迅速有效地使用机器，仅此而已。在这方面，我们与工会是有争论的。工会认为，按中央劳动研究所的培养办法既有利、又经济。但是中央劳动研究所只主张教如何操纵机器，而我国工人所处的状况是，他们应该懂得如何改建、如何安排生产。何况我们不是把工人培养成一个单纯的执行者，而是要培养成生产的主人。工厂艺徒学校应该进行广泛的职业教育，而不只是授予某些熟巧。当然，熟巧还是应培养的，但不止于此。
　　最后说一下我国中等学校是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们还不能说它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我曾经看过一份高年级（8年级和9年级）的材料，其中写道：“在社会主义社会，干活的是机器而不是人。”这话显然是某个教员讲的。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不仅一年级学生不明白，而且高年级学生也搞不清楚。不过，不能把现在的学校与旧时学校相提并论了。

^* 第一次载于《国民教育》杂志（1929年，第3~4期）。该杂志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出版于1918~1930年的月刊，封面上印有“国民教育的政策和组织问题”字样。
　　由于预定在1929年4月召开第二次党的国民教育会议，因此，1929年2月15～20日在莫斯科召开了边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会上讨论的问题是：文化革命形势下教育工作的新形式和新方法，国民教育的五年计划，等等。克鲁普斯卡雅在2月15日讨论安·瓦·卢那察尔斯基的报告和2月17日讨论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报告时发了言。

^[1] 政保局，即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2] 工厂艺徒学校系1920~40年培养工人干部的一种形式：除进行职业教育外，还进行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

^[3] 青年农民学校系农村一种三年制的普通教育学校，由共青团倡议于1923~1924学年在一级学校的基础上成立，直至1934年。除了进行7年制学校那种普通教育训练之外，还授予学生农业基础知识。

^[4] 指1925年1月11~19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苏教师代表大会。

^[5] 共青团圣诞节活动系20年代盛行的一种反宗教宣传形式（每逢圣诞节时，共青团员们举行游行狂欢活动，手持反宗教的标语牌，唱着反宗教的歌曲走向教堂）。

^[6] 农村图书阅览室管理员系农村阅览室（农村的一种文化机构）的工作人员，起着图书馆馆员和文化组织者的作用。

^[7] Д．А．阿夫克申基耶夫斯基(1885-?)，系国民教育机关的工作人员：1925~1926年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实验示范学校处处长；1928~1930年任中央黑土地带省国民教育局局长。

^[8] 列宁格勒省成立于1927年，包括现在的列宁格勒省、穆尔曼斯克省、诺夫戈罗德省、普斯科夫斯克省的疆域和加里宁省的部分疆域。

^[9] 指中央黑土地带省（存在于1928~1934年；包括现在的沃龙涅什省、库尔斯克省、奥尔勒省和唐波夫省的疆域，以及梁赞省和土拉省的部分疆域）。

^[10] 现土拉省扎阿克地区。

^[11] 指米·尼，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系杰出的苏维埃国务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著名的历史学家，国民教育方面的活动家，科学院院士；1918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副教育人民委员，1919年起任国家学术委员会主席。

^[12] A．K．加斯帖夫（1882-1938），系无产阶级诗人，劳动合理化和劳动力培养方面杰出的活动家；他创办了全苏职工会中央理事会中央劳动研究所并任所长。
　　中央劳动研究所1921~1940年附属于全苏职工会中央理事会，研究劳动过程的心理生理分析问题和个别劳动业务的教育方法问题。加斯帖夫认为，在培养专业技术工人时，可以只限于完成合理的动作并达到快速的工作。克鲁普斯卡雅尖锐地批评了中央劳动研究所领导人的立场，认为他们是把“按自己的方法进行训练”与工人的综合技术教育对立起来。

^[13] 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557-560页。

^[14] 工农速成中学系学制为三年的普通教育学校，从1919年起附设于一些著名的高等学校，培养未受过中等教育的工人和农民使之尽快升人高等学校。

^[15] 职业技术教育总会全称为教育人民委员部职业技术教育总委员会，根据人民委员会1920年1月29日的命令成立，直至1930年。职业技术教育总会辖：工厂艺徒学校，职业学校和训练班，中等技术学校，工农速成中学，高等学校。1928年，培养高级、中级、初级专业技术干部的工作改由有关部委负责。教育人民委员部只管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