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学习教育史的问题

谈学习教育史的问题^*

　　我过去念书的那所学校，有一位优秀的俄语教师斯米尔诺夫。他要我们读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并且做笔记，同时还得说出我们喜欢的是什么地方。他还要我们作文，出的题目都要研究了原著才能写得出来。文学史教学大纲中包括《编年史》、《伊果尔远征记》等这样一些东西。当我们根据《编年史》研究罗斯的洗礼时，我们得知圣弗拉基米尔有妾四百余人。一个同学的母亲非常生气，她认为不应该让十三四岁的小女孩读这些东西，就跑去跟斯米尔诺夫吵了起来。斯米尔诺夫决定跟我们谈谈这个问题。他对我们谈起根据原著学习历史（包括文学史在内）的意义所在，根据原著学习历史可以启迪思想，使你具体地理解各种史实。他说，原著里有些东西可能惹得某一位母亲恼怒，但他认为我们已经有相当的分辨能力，完全能够慎重地对待所学的材料。
　　后来，我看到列宁经常根据原著来研究某些事实，并且是在认真研究了某一作家的作品之后才来判断他的观点是否正确。即使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时，列宁也要把马克思所引用的作品加以研究。
　　例如，列宁在读完马克思于1858年2月1日致恩格斯的信^[1]（马克思在这封信里猛烈抨击了拉萨尔写的《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二卷〕》一书）后，就把拉萨尔写的这本书找来读，甚至还做了笔记，然后才据此得出结论说：“总之，马克思的批评是正确的。拉萨尔的这本书不值得一读。”^[2]
　　从列宁在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我们知道列宁希望青年能够理解各种事实，考虑各种事实，学会区别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东西。
　　列宁的这一演说要求我们授予我国青年的知识要能使他们学会理解各种事实……
　　历史学习如果安排得当，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入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问题在于怎样妥帖地安排历史学习。
　　负责培养教师的单位应该激发青年教师对历史的兴趣。如果能够认真地学习教育史，就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教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科学，教育史与一般历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是我国教师应该了解的。当他们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例看到教育史与当时的一般历史的有机联系的时候，他们就会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这也为学生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开辟了道路。
　　列宁说：每一个专家都是通过自己的道路、通过自己的专业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话绝不是没有根据的。
　　应该使教育史跟一般历史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学生通过教育史来学会认识历史的方向，通过历史文献来学会独立地理解这些文献。
　　个别古典教育学家的专题学术著作在这里极有用处。
　　根据这一点，康·德·乌申斯基（1824-1870）的专题学术著作由于他所生活和工作的那一时代的特点而具有重大的意义。乌申斯基的世界观形成于尼古拉时代，即垂死的、已经解体的农奴制占统治的时代，而他成为一个教育家是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初年的时期，那时正在准备1861年付诸实行的改革……1848年，法国、德国都爆发了阶级斗争，接着就开始了法国第二帝国的反动年代。一方面是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俾斯麦的势力在德国的巩固以及1866年爆发的普奥战争；另一方面是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斗争，女作家斯托的《黑人吁天录》一书的出版，1861~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1863年波兰的起义——这一切都无不影响着乌申斯基的教育观点。这是研究乌申斯基教育思想史的简略资料。
　　在研究乌申斯基当时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乌申斯基的教育思想，这一工作可能会使青年教师很感兴趣，使他们知道从乌申斯基的思想中应该吸取什么、摒弃什么、改造什么。
　　与此同时，还应对乌申斯基的每一篇文章加以注释。文集应附以俄国和外国的简要年表。序要写得能促使学生去进行科研工作，其中也应该包括研究工作的计划，这种计划难易程度不同，完成的时间也各异。
　　担心学生会感染乌申斯基的宗教思想或保皇情感，这是非常可笑的。在现代读者眼里，这种思想情感是极其幼稚的。
　　乌申斯基生于1824年。40年代初期，他在大学学习；毕业后，从1846年到1848年任雅罗斯拉夫法政学院代理教授，讲授法学通论、国家法、财政（当时叫财政学）。1848年，他发表了关于《财政教育》的演说。这篇演说是对当时尼古拉国民教育部的一个反抗，因为那时的教育部要求教师严格遵照教学大纲规定的时数来教学；要教师写出讲授提纲，千方百计地束缚教授的教学活动。乌申斯基认为，这样做就不可能使教学生动活泼，不可能面向学生而使教学流于形式。乌申斯基因为发表这篇演说而被免职，直至1855年才继续从事教育工作。我国高等师范学校和中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如果读了乌申斯基的这篇演说，就能对尼古拉时代有一个具体的了解，知道怎样由于德国和法国的革命运动而于1847年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以及即使是与革命最格格不入的分子也开始觉察到尼古拉政策的极端反动性，觉察到农奴制的反动性。1848年至1855年，乌申斯基没有从事教学工作，他研究英语；1852年至1854年，他在《现代人》杂志当翻译，撰写对国外杂志的评论文章。
　　1855年起，乌申斯基才真正开始了他的教育活动。他找到了一个地理教师的工作，随后又在加特钦斯克孤儿院担任学监^[3]。1857年至1858年，乌申斯基供职于《教育》杂志（杜勃罗留波夫也在该处工作），撰写了《论教育书籍的益处》、《学校之三要素》、《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北美之教学改革》、《北美学校的内部结构》等论文，并在《祖国之子》杂志上发表了《论通过识字推广教育的种种方法》一文。
　　1859年，乌申斯基在斯莫尔尼学校任教。他在该校推行了许多新的方法，但1862年初又被迫离开该校。政府假心假意派他出国，为期5年。
　　1860年至1862年，乌申斯基任《教育部公报》编辑，撰写了许多论文，如：《劳动的心理意义和教育意义》，《论俄国教育中的道德因素》，《星期日学校》，《有关国民学校的几个问题》、《师范学校计划草案》，《祖国语言》，《尼·伊·皮洛戈夫教育论文》等。1861年，乌申斯基出版了他所著的儿童读物《儿童世界》，该书出版的第一年就印了三版。乌申斯基在国外研究了瑞士的学校，并于1862~1864两年内在《教育部公报》上发表了他所写的《瑞士教育参观记事》书信多件。1864年出版了他编写的《国语》教科书（供一二年级用）和教师教学法指南。这套教科书大受读者欢迎。他在国外还着手撰写了《人是教育的对象》这一主要著作。
　　乌申斯基归国后著述不多，以后所写的两篇论文《首都设立技工学校的必要性》（1868年）和《对于我国设立国民学校的雏议》(1870年）都很有意义，但这段时期他写得很少。精力既已衰退，许多新的问题又摆在他面前，与出国前相比，乌申斯基归国后判若两人：从前他不明白的东西，现在有许多他都很清楚了。
　　研究乌申斯基的生平和学习他的通俗易懂的著述，可以使每一位教师明确向乌申斯基学习什么，可以使每一位教师能够自觉地对待现代教育学中的各种流派。

^* 第一次载于《苏维埃教育学》杂志（1940年，第2期）。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62-265页。
　　拉萨尔·斐迪南（1825~1864），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领导全德工人联合会，其立场是反对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主张工人与资产阶级国家和解，期待自上而下的改革。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对拉萨尔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2]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2页。

^[3] 乌申斯基在加特钦斯克孤儿院担任俄罗斯文学和地理学教员（1954年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