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是宣传家和鼓动家

列宁是宣传家

　　宣传鼓动工作的明确性是一个基本条件。既然我们的敌人也承认，说我们在开展宣传鼓动工作方面作出了奇迹，那末这就不应当从外表来了解，以为我们有许多鼓动员，我们耗费了无数纸张而应当从内部实质来了解，就是说，我们鼓动中所含有的真理钻进一切人的头脑中去了。而这个真理是躲避不了的。

　　弗·伊·列宁

　　俄国的工业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英、法、德发展得晚一些。因此我国的工人运动也发展得晚一些——它只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才成了群众性的运动。这时国际无产阶级已经有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已经经历过几次革命，已经在革命运动的火焰中锻炼出象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学说照耀着无产阶级所应走的道路，他们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死亡，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要获得胜利，夺取政权，并按新的方式来改造全部生活，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的社会。
　　列宁在青年时代接触了马克思的学说以后，就深入地进行钻研，并了解到这个学说是俄国工人阶级的行动指南，它将帮助俄国工人从愚昧无知、备受压制和剥削的奴隶变成有觉悟、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战士，它将帮助俄国工人阶级成长为强大的力量，帮助它去领导全体劳动群众和消灭一切剥削制度。
　　马克思的学说帮助列宁清楚地看到社会发展的方向。列宁热烈地相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认为必须尽可能使最多的群众最好地了解马克思的学说，于是列宁就以全部精力来宣传这个学说。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宣传在工人群众中有了很大的成绩。列宁说，我们的宣传工作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很能干的宣传家，它之所以有成绩，是因为我们所说的都是真理。
　　具有深切的信念，这就是列宁作为一个宣传家的特点。
　　列宁很好地研究了马克思的学说，反复地阅读马克思的每一部著作。1914年他替格拉纳特《百科辞典》所写的关于马克思的文章，还提供了一个极丰富的书目，这是最好不过地说明了列宁对马克思学说有全面的了解。列宁的其他一切著作也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深刻地了解问题，是列宁作为一个宣传家的第二个特点。
　　可是列宁不仅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善于从一切联系和中介中来把握这一理论。
　　在1894年工人运动的初期，他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书中指出，从工人运动开始发展时起，就应当把马克思的理论应用于我国的条件。这是在大多数革命家认为在俄国条件下工人阶级不能起多大作用的时候写的。
　　1899年，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出版了，在这一著作里，他用大量的实际材料证明，我国虽然落后，但是资本主义仍然在我们俄国发展起来。
　　1902年列宁出版了《怎么办？》一书，书中指出，工人阶级的党为了能把工人阶级引上正确的道路，在我国条件下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党。
　　1905年，他写了《社会民主党^[1]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本小册子。
　　1907年，当1905年革命^[2]的失败（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得不够好）已见分晓的时候，列宁写了《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这部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根据这次革命的经验，着重地指出了加强工人阶级同农民的战斗联盟的必要性。
　　以后，和工人运动有关的每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列宁都特别仔细地加研究，把它同马克思的理论联系起来。大家都知道，列宁在世界大战正激烈时所写的论帝国主义的著作，以及十月革命前夜所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列宁著作的特点在于：他善于把理论同实际联系起来，不使任何实际问题脱离理论，并且善于把每个理论问题同目前形势、同活生生的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从而使理论成为对读者亲切易懂的东西。列宁无论在他的科学著作中，或是在他的口头宣传和文字宣传中都善于把理论和实际深刻地联系起来。
　　这样，善于把理论同活生生的现实联系起来，从而使理论明白易懂，使周围的现实可以了解，这也是列宁作为一个宣传家的特点。
　　列宁研究理论和周围的现实，不是单单因为这样做很有趣。列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芒来照耀客观现实时，总是力求从这里做出那些足以作为行动指南的结论。列宁的宣传总是和当时必须作什么的问题紧密地联系着。伊里奇于1917年二月革命^[3]后在瑞士作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时，他不仅叙述了巴黎工人在1871年夺取政权的情形，不仅引证了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评价，而且还作出了关于俄国工人在夺取政权后应当做些什么的结论。列宁总是善于把理论变为行动的指南。
　　这样，善于把理论变为行动的指南，是列宁作为一个宣传家的特点。
　　尽管列宁有渊博的学识，有宣传家的丰富经验——他作过很多报告，写过许多宣传文章，——但是他对自己的每次发言、每个报告、每次讲演都仔细地进行准备。从保存下来的列宁的许多发言和报告的提纲中，可以看到，列宁是如何细心地考虑他每一次的宣传讲稿。根据这些提纲我们可看到，列宁的发言内容是多么丰富，他是如何善于把最必要、最主要的东西突出出来，并用鲜明的例子来解释每个思想。
　　仔细地准备宣传讲稿，是列宁作为一个宣传家所具有的特点。
　　伊里奇在他的宣传讲话中不回避困难问题，不掩饰这些问题，相反地，他非常尖锐非常具体地提出这些问题。他不害怕激烈的辞句，而且有意地把问题提得很尖锐，他不认为宣传家的演说应当是稳重的，应当象小溪流水的平和的潺潺声；他的讲话很激烈，往往有些粗暴，但是给人很深的印象，感动人，吸引人。
　　列宁是一个尖锐地提出问题并以自己的充沛的热情去吸引听众的宣传家。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仔细地研究群众，了解他们劳动和生活的条件，了解他们所关切的具体问题。他在群众面前讲话时，总是针对着听众来讲的。他在报告、讲演和谈话过程中，估计到听众当时所特别关切的是什么，他们所不了解的是什么，他们认为特别重要的又是什么。伊里奇总是善于根据听众注意的程度、问题、插话、发言，来了解听众的情绪，善于迎合听众的兴趣，回答他们所不明了的问题，从而掌握着听众。
　　列宁是一个善于掌握听众、和听众建立必要的相互了解的宣传家。
　　最后，必须指出，列宁对群众的关系，曾使他的宣传具有怎样的力量。他对待工人、对待农民——贫农和中农、对待红军战士，不是采取高高在上的态度，而是采取平等的对待同志的态度。在他看来，他们并不是“宣传的对象”，而是经历过许多事情、考虑过许多问题、要求对自己的需求加以注意的活的人。“他很认真地同我们谈”，——工人们在讲到他时都这样说，并特别珍重他那种朴实的同志态度。听众看到，他所解释的问题，正是他们自己感到兴趣的、非常关心的问题，这是最能使听众信服的。
　　善于提纲挈领地解释自己的思想，以同志的态度对待听众，这就是伊里奇的宣传的力量之所在，这就使他的宣传特别有成果，象现在人们所说的有效力。
　　在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之间是没有墙隔着的。善于以自己热情之火感染听众的宣传家，同时也是鼓动家。善于把理论变为行动指南的宣传家，无疑地就会使组织家的工作变得容易起来。
　　在列宁的宣传中，鼓动的声调是强烈的，组织者的成分也是强烈的，但是这并不减弱这种宣传的力量和意义。
　　让我们向宣传家伊里奇学习吧。

列宁是鼓动家

　　每一个鼓动员都应该是代表国家的领导人，应该在经济建设事业中领导全体农民和工人。他应该告诉人们，要成为共产主义者，就应当知道、应当阅读哪本小册子、哪本书。

　　弗·伊·列宁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经常重复他们的这句话。他的全部活动都致力于，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行动指南。
　　列宁于1893年到彼得堡以后，就立即到工人小组中去，向工人们解释马克思如何估计现状，他怎样展望社会发展的方向，他认为工人阶级及其同资本家阶级的斗争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他为什么认为工人阶级的胜利是必然的。列宁力图讲得尽可能简单，举的是俄国工人生活中的例子；他看见，工人们听得很有兴趣，并很好地领会着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原理，但是同时他感觉到，只说“要广泛地开展阶级斗争”是不够的，必须指出，如何开展这一阶级斗争，应围绕什么问题去组织阶级斗争。任务在于：把那些特别使工人群众激动的事实拿来加以阐明，并指出，要消除这些事实或改变这些事实必须作些什么。起初，在九十年代，最使工人激动的是漫长的工作时间、罚款、克扣工资、粗暴的待遇等问题。列宁领导的小组就照这样一条途径来进行工作：到各工厂工人那里去工作的同志帮助他们向厂方提出某些要求，把这些要求加以解释并在专门的传单上印出来。这些传单把工人们团结起来了，他们同心协力地、一致地支持传单上提出的要求。
　　鼓动工作使工人群众活跃起来了。
　　列宁于1897年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这一著作中写道：“同宣传工作紧相联系的，就是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这个鼓动工作在俄国目前政治条件下，按工人群众的发展水平来说，自然成为首要的工作。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这就是说社会民主主义者要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自发斗争，参加工人为工作时间、工资、劳动条件等等问题而和资本家发生的一切冲突。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自己的活动和工人的实际日常生活问题结合起来，帮助工人来理解这些问题，使工人注意到各种极严重的舞弊行为，帮助他们把他们向雇主提出的要求规定得更明确、更切实，发展工人们对于本身团结的意识，对于全体俄国工人共同利益与共同事业的意识，使他们了解他们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一部分的统一工人阶级。”^[4]
　　列宁在1906年讲到社会民主党初选人和复选人应当怎样在农民中进行鼓动工作时写道：“……要证明无产阶级在当前革命中的先锋队的作用，仅仅重复‘阶级的’这几个字是不够的。要证明无产阶级的先进作用，仅仅阐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学说和一般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够的。为此还必须善于在分析当前革命的迫切问题的时候能够实际证明：工人政党的党员比一切人更彻底、更正确、更坚决、更巧妙地维护这个革命的利益，维护这个革命的完全胜利的利益。”^[5]
　　按照列宁的学说，鼓动工作要把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这就是鼓动工作的力量。
　　鼓动工作在工人的经济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教他们把罢工用作同资本家斗争的方法，并在改善工人阶级状况方面获得了许多成果。
　　但是经济斗争的成功使社会民主党人中产生了“经济主义”这个完整的派别，这个派别的表现是低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崇拜自发性，竭力使无产阶级的任务仅仅限于争取改善本身的经济状况，因而也就竭力缩小工人群众中的政治鼓动工作。
　　列宁于1902年在《怎么办？》一书中，反驳经济派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着重号是我加的。——娜·康·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机会主义的时髦宣传密切融合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6]
　　鼓动是培养群众积极性的一种方法，运用这个方法的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者：资产阶级在鼓动方面早就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有各种各样的鼓动。列宁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只要“理论上正确地得到解决就保证鼓动工作取得可靠的成绩”^[7]。
　　低估理论，轻视理论的作用，“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8]因此，列宁认为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面是鼓动工作的内容。
　　他反对把鼓动工作仅仅归结为号召，而要求把鼓动工作和解释工作联系起来。
　　列宁认为鼓动工作的力量在于简单明了的正确的解释工作。1906年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和选举协议》一文中写道：要“善于用简单、明了、群众易懂的语言讲话，应当坚决抛弃晦涩难懂的术语和外来的字眼，抛弃记得烂熟的、现成的但是群众还不懂的、还不熟悉的口号、决定和结论。”^[9]
　　当然这并不是说，列宁否认口号的好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11年写道：“在社会民主党的选举纲领中提出简明的共同口号或选举口号常常是有益的，而且有时是必要的，因为可以通过这种口号提出当前政治实践中根本的问题，并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提供最方便、最可靠的理由和材料。”^[10]任何蛊惑人心的宣传、任何玩弄那种激发群众中的劣根性、玩弄群众的愚昧无知的把戏，列宁都是不允许的。他曾说：“……我始终都要重复说：蛊惑人心的人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坏的敌人。”^[11]蛊惑人心的宣传，虚伪的诺言总是使列宁愤慨。例如社会革命党^[12]就什么都许给了农民。
　　列宁从来不把自己并不深信的东西许给农民。他绝不容许为了要取得成功而闭口不谈我们的社会主义目的和严格的阶级立场。群众也就感觉到这一点并且懂得，列宁同他们谈话是“很认真的”（一个工人回忆列宁在1917年作鼓动性的讲话时的用语）。
　　列宁强烈地反对那些企图缩小鼓动内容的经济派。他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这一著作（1897年）中就已写道：“在经济方面没有一个工人生活问题不可以利用来进行经济鼓动，同样在政治方面也没有一个问题不可以当作政治鼓动的对象。这两种鼓动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活动中是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同样是为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所必需的；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同样是为领导俄国工人的阶级斗争所必需的，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13]

　　“……全面的政治鼓动正是一个焦点，在这个焦点上，无产阶级政治教育的迫切利益同整个社会发展和全体人民（指人民中的全体民主分子）的迫切利益是相符合的。我们的直接责任是干预自由主义的每一个问题，确定自己社会民主党人对这些问题的态度，采取措施使无产阶级积极参加解决这些问题，并且使问题按照我们的意图解决。”^[14]
　　“是否能单以宣传工人阶级与专制制度敌对的观念为限呢？当然不能。只说明工人在政治上受压迫是不够的（也象只是向工人说明他们的利益与厂主的利益相对立的事实还不够一样）。必须利用这种压迫的每一个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正象我们已经开始利用经济压迫的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一样）。既然这种压迫是落在社会中各种不同的阶级的身上，既然这种压迫表现在生活和活动的各种不同的方面，包括职业、一般公民、个人、家庭、宗教、科学以及其他等等方面，所我们如果不担负起对专制制度的全面的政治揭露的工作，便不能完成我们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的任务，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为了利用压迫的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不是应当把这些表现揭露出来吗（也象为了进行经济鼓动，应当把工厂里的黑暗现象揭露出来一样）？”^[15]

　　当时在国外出版的秘密报纸《火星报》担负了政治揭露的任务。据伊里奇的意见，这一报纸的任务是成为集体的宣传者、集体的鼓动者和集体的组织者，帮助把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纳入统一的轨道，提出具有最重要意义的问题。伊里奇在1902年所著的《怎么办？》一书中写道：“……全部政治生活就是由一串无穷无尽的环节组成的一条无穷无尽的链条。政治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找到并且紧紧掌握住最不容易从手中被打掉、目前最重要而且最能保障掌握住它的人去掌握整个链条的那个环节。”^[16]
　　《火星报》在列宁领导下善于选择最重要的问题，围绕着这些问题开展最广泛的鼓动工作。
　　正确地建立起来并包括广大工人群众的治组织，也提高了鼓动者的作用。
　　伊里奇曾教导我们说，一个鼓动家就是善于对群众讲话、善于用自己的热情之火激动群众、善于抓住突出的、说明问题的事实的人民演说家。这种人民演说家的演说是会在群众中得到反应，得到革命阶级的毅力的响应和支持的。列宁自己就是这样的鼓动家和这样的人民演说家。
　　1905年夏，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一小册子中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全部工作，都已经完全纳入了一个固定不移的范围，这个范围绝对能保证把工作重心集中于宣传和鼓动，集中于飞行集会和群众大会，集中于散发传单和小册子，集中于促进经济斗争和及时提出经济斗争的口号。”^[17]
　　但是，鼓动已经变为经常的工作，已经纳入了完全固定的范围，这并不等于，列宁允许在鼓动工作中有丝毫的公式化。
　　他要求善于用不同的方式去接近不同的阶层的人民。伊里奇于1911年12月写道：“每个社会民主党人不论在什么场合发表政治演说，都应当谈到共和国问题。但是还要善于谈共和国问题：在工厂群众大会上和哥萨克农村中，在学生集会上和农民小屋里，在第三届杜马^[18]讲坛上和国外机关报上，在这些不同的场合谈共和国问题，不能千篇一律。每个宣传员和鼓动员的艺术就在于，用最有效的方式影响自己的听众，尽可能使某个真理对他们有更大的说服力，更容易领会，留下更鲜明更深刻的印象。”^[19]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一些人应当说一种道理，对另一些人又应当说另一种道理。问题只是提法不同罢了。
　　我记得，我们有几年住在巴黎，到处参加各种选举会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注意社会党人怎样在各种不同的会议上发言。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听了一个社会党人在工人大会上的演说，后来又听见他在知识分子的、主要是教师的大会上的演说。报告人在第二个大会上所说的和他在工人大会上所说的简直完全相反。他是想在选举中得到更多的选票。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件事情很愤慨，他说：在工人面前算是激进派，在知识分子面前却是机会主义者！
　　列宁认为善于根据当地的材料解释一般的口号是极端重要的。列宁于1905年代表《无产者报》^[20]编辑部写信给《工人日报》^[21]说：“应当想方设法利用中央机关报进行地方的宣传工作，在小报上不但要转载而且要转述中央机关报的思想和口号，并且根据当地条件等等加以发展或者修改。这对于我们彼此间在事实上实行合作，交换意见，修改我们的口号，使工人群众知道我们有一个正式的党中央机关报，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22]
　　为了善于接近群众，就必须研究群众，——列宁总是反复说到这一点。他自己孜孜不倦地研究群众，善于倾听群众的意见，善于了解群众所说的一切，并善于把握住工人和农民所极想说出来的一切问题的实质。
　　列宁在《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1920年7月）中讲到无产阶级专政，讲到共产党员应当如何在各处准备实行这个专政时写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由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准备好的去担负领导作用的唯一阶级，对一切被资本家阶级压迫、窒息、压制、恐吓、拆散和欺骗的被剥削劳动者实行最充分的领导。因此，要开始准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在各处立刻实行下列一些办法。”列宁讲到必须建立共产党支部时，继续说：“这些支部彼此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同党中央也有密切的联系，应该互相交流经验，应该针对各方面的社会生活，针对各类劳动群众进行鼓动、宣传和组织工作，通过这种各方面的工作不断地教育自己，教育全党、教育全阶级和群众。”其次：“……必须学会特别耐心地慎重地对待他们，以便能够了解每个阶层、每个行业等等的群众的心理特点。”^[23]
　　学习接近群众，伊里奇认为这就是党准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作。他自己一生都是以特别坚毅的精神学习这一点的。
　　在选择进行鼓动工作的口号时，列宁同样不允许任何公式化。他认为选择口号的问题具有特别的意义。1918年11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党的工作人员大会上就小资产阶级政党问题作报告时，曾指出：“任何一个口号都可能变得过于硬化。”^[24]在每个阶段上在鼓动工作方面善于灵活地从事实链条中把为了把握全部链条、阐明全部现象而必须抓住的环节挑选出来，这一点，伊里奇认为具有特别的意义。
　　九十年代初我参加了大学生小组，当时我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组的同志们曾把米尔托夫（拉甫罗夫）^[25]的《历史信札》给我读。这本书给我的印象很深。几年后，当我被流放到舒申斯克村时，我曾同伊里奇谈到这个问题。我对《历史信札》的批评是很“温和”的。伊里奇则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批评它。“当拉甫罗夫说‘一个时期是革命的旗帜，下一个时期可成为反动的旗帜’时，难道他这话不对吗？”——这就是我的最后一个论据。伊里奇同意这个思想是正确的，但是他补充说，这并不能使整部书都正确。
　　党在其全部活动过程中必须既忠实于自己的基本原则，同时又根据已变更的条件经常改变口号。而工作的条件是经常改变的。
　　1905年夏伊里奇曾写信回俄国说必须使工人认识到，在国外某地存在着秘密出版两千份、秘密运入国境和秘密进行散发的党中央机关报。当时只有个别的份数到了工人手里。但几个月后条件就根本改变了。列宁在1905年10月底写信给普列汉诺夫^[26]说：“现在我们影响无产阶级的最大讲坛是彼得堡的日报（我们能够发行十万份，力求使每份定价一戈比）。”^[27]
　　1911年12月伊里奇曾提到“国家杜马作为宣传讲坛”^[28]的巨大意义。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人^[29]，也是了解这个意义的，他们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就老是要求布尔什维克放弃杜马是进行鼓动的讲坛这一观点。
　　我再重复一遍，随着条件的改变，口号也改变了。
　　列宁在1897年著的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中写道，不应当分散自己的力量，而应当集中一切力量在城市无产阶级中间进行工作。到农村去进行鼓动工作，这在当时不过是白费气力。而在1907年伊里奇又写道：“应当十倍地加强我们在农民中间的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因为就是这些农民正在乡村中忍饥挨饿，同时就是他们在去年秋天把自己的经历过伟大的革命的一年的儿子送去服兵役。”^[30]
　　善于根据马克思主义来估计形势，善于从一切联系和中介中去观察事件，从事件的发展来观察事件，确定工人阶级在当时要取得胜利必须做些什么，总而言之，以辩证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估计形势，这就使得党善于正确地选择口号和把握主要环节。列宁在分析党在每个阶段上的任务方面所做的工作特别多。正确选择口号，这就是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使鼓动工作特别有成效。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前所提出的关于和平的口号、关于土地的口号，是保证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口号，是深深激动全体农民群众和士兵群众的号。列宁把那些看起来虽然很鲜明，然而并不是以估计实际情况为基础的口号叫作革命的空谈。
　　当1918年发生了必须接受和德国媾和的苛刻条件问题，而某些人出来反对缔结和约并说必须进行革命战争的时候，列宁写了《论革命空谈》一文来反对他们。
　　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写道：“革命空谈就是不顾当前事变转折和当前形势下的客观情况，一味重复革命口号。口号很漂亮，很诱人，很醉人，但是毫无根据，——这就是革命空谈的本质。”列宁又继续说：“谁不愿意用空话、豪语和喊叫来安慰自己，谁就不会不看到，进行革命战争的‘口号'，在1918年2月是毫无现实根据、毫无客观根据的十足的空谈。感情用事，单凭愿望，慷慨激昂，愤愤不平，——这是这个口号在目前的唯一内容。只具有这种内容的口号就叫做革命空谈。”^[31]
　　伊里奇于1908年反动高潮时期写道：“政治宣传工作是决不会白做的。（着重号是我加的。——娜·康·注）它的成功与否并不是仅仅以我们能不能马上获得多数或者能不能使人们同意进行配合性的政治发动来衡量的。也许我们还不能一下子就做到这一点，然而我们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决不要对暂时的挫折惶惑不安，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要顽强地、勇往直前地、坚韧不拔地进行自己的工作。”^[32]
　　实际生活表明了，伊里奇是多么正确。1912年，革命高潮开始了，1905年的传统恢复起来了，这一切帮助了工人举行大规模的群众罢工来响应连纳事件^[33]。工人们立即掀起了、活跃了这一传统。
　　列宁把革命的群众罢工叫作无产阶级的鼓动方法。
　　他于1912年6月写道：“俄国革命第一次大规模地发展了这一无产阶级的鼓动、激励、团结和吸引群众参加斗争的方法。现在无产阶级又来运用，而且更坚决地来运用这种方法了。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运用这种方法所实现的事情。一个幅员辽阔，拥有一亿五千万人口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散居各地，彼此分离，备受压迫，没有权利，愚昧无知，被一大群官吏、警察和侦探重重包围而不能自由接受‘不良影响’——现在这个国家整个都动起来了。工农中的最落后阶层也都直接间接地与罢工者发生了关系。一下子就有数十万个革命鼓动员出现在舞台上，他们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因为他们与下层群众有密切联系，他们始终生活在群众中间，他们为一切工人家庭最迫切的需求进行斗争，并且把政治抗议和反对君主制的斗争同这种直接争取实现迫切经济要求的斗争结合起来。由于反革命已经使数百万、数千万群众切齿痛恨君主制，使他们对君主制的作用有了初步了解，现在首都先进工人提出的口号——民主共和国万岁！——就随着每次罢工，通过成千条沟渠流到了落后阶层中去，流到了穷乡僻壤，流到了‘民间’，流到了‘俄国深处’。”^[34]群众正在为事实所说服，他们是不相信空话而相信行动的。列宁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时说：“我们知道，在人民群众中，现在响起了另一种呼声。他们说：现在不要怕带枪的人了，因为他们保护劳动者，并且会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统治。这就是人民所感到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没有教养的普通人说赤卫队正竭尽全力反对剥削者的这种宣传是不可战胜的。”^[35]
　　在内战时期鼓动工作的规模非常大。当时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了许多鼓动列车和鼓动轮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重视它们，并对挑选人员、鼓动性质、所做工作的统计作了指示。
　　苏维埃政权的各种法令，是有很大的宣传和鼓动意义的。列宁写道：“……假使我们拒绝用法令指明道路，那我们就会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这些在实际上不能立刻完全实行的法令，在宣传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前我们是宣传一般真理，现在我们是用工作来宣传了。这也是一种宣传，但这是用行动作宣传，不过这不是某些出风头的人的单个行动，对这种人，我们在无政府主义和旧社会主义盛行的时代曾多次加以嘲笑。我们的法令是一种号召，但不是以往的那种号召：‘工人们，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不是的，这是号召群众，号召他们去做实际事情。法令，这是号召人们去做大量实际事情的指令。重要的是这一点。”^[36]
　　伊里奇不仅把鼓动工作和宣传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同时也和组织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列宁最初就说，鼓动工作帮助群众组织起来，团结他们，帮助他们同心协力地行动。鼓动工作在革命时期有巨大的组织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也有同样巨大的作用。
　　鼓动的形式虽然有改变，但是鼓动工作仍然有组织作用，就是说以事业、以工作、以实例来进行鼓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用实例来进行鼓动具有特别的意义。伊里奇在1918年3、4月间所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着重指出了活的榜样在苏维埃政权下所具有的鼓动意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别示范的意义，比如说，某个生产组合示范的意义，必然是极其有限的只有满怀小资产阶级幻想的人，才能够梦想用慈善机关做榜样的影响来'纠正，资本主义。在政权转归无产阶级掌握以后，在剥夺了剥夺者以后，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榜样的力量——如最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多次指出过的那样——第一次有可能表现自己的广大影响。模范公社应该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落后公社的辅导者、教师和促进者。报纸刊物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详细介绍模范公社的一切成绩，研究它们成功的原因和它们经营的方法爹另一方面，把那些坚决保持‘资本主义传统’，即无政府状态、好逸恶劳、无秩序、投机行动等等的公社登上‘黑榜’。”^[37]
　　伊里奇认为用实例进行鼓动具有巨大的意义，所以就认为社会主义竞赛具有巨大的鼓动意义。
　　当内战快要结束的时候，伊里奇着重指出了必须把宣传和鼓动工作转上新的轨道，将它同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特别是同经济建设任务和计划经济任务尽量紧密地联系起来。
　　列宁说：“老式的宣传方法是讲解或举例说明什么是共产主义。这种老式的宣传毫无用处，我们需要在实践中表明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整个宣传工作都应该建立在经济建设的政治经验之上。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和宣传工作。……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就应当根据这些来安排整个鼓动工作和宣传工作。
　　每一个鼓动员都应该是代表国家的领导人，应该在经济建设事业中领导全体农民和工人。”^[38]
　　列宁要求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的鼓动列车和鼓动轮船，用吸收农艺师和机械师到他们的政治部、挑选好的技术书刊、选择内容适当的影片的办法来加强自己的经济工作和实际工作，要求摄制以农业和工业为主题的影片，到国外定购有关的影片。
　　他要求政治教育局广泛进行生产宣传，拟定这一问题的提纲，要求研究国外、特别是美国的生产宣传和生产鼓动的形式，研究我们应用这些方法的经验。他作《俄罗斯国家电力化委员会计划报告》时，要求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电力化的工作，要求对电力化统一计划的全部宣传有政治性，要求提高工人的综合技术知识，因为没有综合技术知识是不能了解计划经济的实质的。
　　列宁热情地幻想要把苏维埃国家变为以实际例子和榜样进行鼓动的独特的鼓动站，变为照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火炬。

　　写于1933年
　　载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是宣传家和鼓动家》

^[1] 社会民主党的全称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于1898年成立。1918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列宁的提议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

^[2] 1905年革命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为1917年革命积累了经验，准备了条件。列宁称这次革命为十月革命的“总演习”。

^[3] 二月革命是1917年2月（俄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4]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97页。

^[5] 《列宁全集》第11卷第273—274页。

^[6]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1页。

^[7] 《列宁全集》第6卷第449页。

^[8]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页。

^[9] 《列宁全集》第11卷第274—275页。

^[10] 《列宁全集》第17卷第263页。

^[11]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3页。

^[12] 社会革命党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民粹派的政党。

^[13]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99—100页。

^[14] 《列宁全集》第5卷第308页。

^[15]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2—273页。

^[16] 同上书第371—372页。

^[17]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94页。

^[18] 杜马即沙皇俄国时期的议会。布尔什维克自第二届国家杜马起参加选举，“利用它为鼓吹革命的讲台”。

^[19] 《列宁全集》第17卷第321页。

^[20] 《无产者报》是由列宁编辑，1906年9月至1909年12月先后在芬兰、日内瓦、巴黎等地秘密出版，实际上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机关报。

^[21] 《工人日报》是1905年8月至10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出版的通俗报纸。

^[22] 《列宁全集》第9卷第273页。

^[23]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98—299页。

^[24] 《列宁全集》第28卷第206页。

^[25] 彼·拉·拉甫罗夫（米尔托夫）（1823—1900）是民粹派最著名的理论家。——娜·康·注

^[26]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1918）原为民粹主义者，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之一。1883年在瑞士日内瓦建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转到孟什维克立场，后成为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首领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墮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27] 《列宁全集》第34卷第370页。

^[28] 《列宁全集》第17卷第344页。

^[29] 立宪民主党也叫“人民自由党”，是俄国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代表自由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阶级利益，主张君主立宪的形式保持沙皇制度。

^[30] 《列宁全集》第12卷第111页。

^[31]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3页。

^[32] 《列宁全集》第15卷第190—191页。

^[33] 连纳事件是指1912年4月4日沙皇政府对连纳金矿工人所进行的屠杀。该矿工人由于反抗英国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不堪忍受的生活条件、劳动条件而举行罢工，遭到沙皇军队的血腥镇压，死伤五百人以上。俄国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用群众性的罢工和游行示威支持连纳工人，罢工具有鲜明的政治内容。连纳事件推动了1912—1914年俄国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

^[34] 《列宁全集》第18卷第91—92页。

^[35] 《列宁全集》第26卷第434页。

^[36]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80页。

^[37]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513页。

^[38]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70—3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