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鲁普斯卡娅 ->《列宁回忆录》 相关链接：《回忆列宁》（1970）
重返彼得堡
那时约定，有一个人到斯德哥尔摩来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送一些写着别人名字的证件，他拿着这些证件就能通过国境并在彼得堡住下来。可是送证件的人一直不来，伊里奇只好等待着；而当时俄国革命事件的规模却愈来愈大。他在斯德哥尔摩呆了两个星期，11月初才回到俄国。我先把日内瓦的事务都安排妥当，约摸十天之后，就跟着动身了。有一个暗探盯上了我，他跟我在斯德哥尔摩一同搭上轮船，随后又一同改乘从汗哥开往赫尔辛福斯去的火车。那正是芬兰的革命热火朝天的时候。我想往彼得堡拍一个电报，但是一个微笑着的快活的芬兰女人对我说，她不能接受这封电报，因为现在正进行着邮电罢工。车厢里的乘客都在高谈阔论，我和一个芬兰的积极党员[1]攀谈起来，不知为什么他说的是德国话。他描述了革命的成就。他说：“所有的暗探都被我们逮捕并送进监狱去了。”我的视线落到了跟着我的那个暗探身上。“但是可能来新的啊，”我意味深长地瞥了那个暗探一眼，笑着说道。芬兰人猜着了我的意思。“哦！”他喊道，“您只要发现，就告诉我们，我们马上把他逮捕起来！”火车驶到一个小车站停下来。盯我的暗探站起来，下车去了。火车在这个站上只停一分钟。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他……
我在国外几乎住了四年，非常想念彼得堡。彼得堡现在完全沸腾起来了，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我从芬兰车站下了火车，芬兰车站的寂静，跟我对彼得堡和革命的想象是那么矛盾，以致我突然觉得下车的地方不是彼得堡而是帕尔哥洛沃。我困惑地问一个站在那里的马车夫说：“这是什么车站哪？”那人竟被我问得朝后倒退了一步，然后嘲笑地瞥了我一眼，两手往腰里一插，答道：“这不是车站，这是圣彼得堡市。”
彼得·彼得罗维奇·鲁勉采夫在车站门口的台阶上接我。他告诉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在他家里，于是我们就坐车往彼斯奇区去了。我第一次见到彼得·彼得罗维奇·鲁勉采夫是在安葬舍尔古诺夫的时候，那时他还是一个长着一头漂亮卷发的年青人，——他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唱着歌。1896年我在波尔塔瓦遇见他，那时他是波尔塔瓦社会民主党人的核心，刚刚出狱，脸色苍白，脾气急躁。他异常聪明，威信很高，是一个好同志。
1900年我在乌法看见过他，那时他从萨马拉来，样子有些失望和颓丧。
1905年，他又重新出来活动了，这时他已是一个著作家，有了地位，大腹便便，一副邦维凡[2]的派头，但他是聪明而能干的。他出色地领导了抵制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的运动，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他很快地就被补选为中央委员。
鲁勉采夫的住宅很好，摆设得也挺讲究，起初伊里奇住在他那里，没有登记。
住在别人家里，总是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很受拘束，这妨碍他的工作。我到了以后，伊里奇就急着搬到一起住，于是我们在涅瓦大街租了几间带家具的房间住下，没有登记。我还记得，我曾同年轻的女招待员谈话，她们告诉我彼得堡的情况，其中有大量又生动又说明问题的细节。我当然立刻把听见的东西全部告诉伊里奇了。伊里奇称赞我的调查才能，——从这时起，我就成了他的热心的釆访员。我们住在俄国的时候，通常我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能够更自由地行动，能够同更多的人交谈。根据他提出来的两三个问题，我就懂得他想知道些什么了，于是便竭力设法给他打听。直到现在，我的这个习惯还没有去掉——把自己的每个印象在心里默默地向伊里奇表述出来。
第二天，我收集到了相当丰富的资料。我也曾到特罗伊茨基大街去找房子，在看一所空住宅的时候，同一个看院子的人攀谈起来。他给我讲了许久，讲到农村，讲到地主，讲到应当把地主的土地归还农民。
那时候，我们决定公开居住了。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把我们安顿在希腊大街上的熟人那里。我们刚刚登记完，马上就有一群暗探包围了我们的住所。主人非常害怕，整夜没有睡觉，口袋里装着手枪走来走去，决定以武器迎接警察。“哎，算了吧。真是多此一举”，伊里奇说道。我们又分开秘密地住起来了。有人给了我一张写着普拉斯科维娅·叶甫根耶夫娜·奧涅金娜姓名的护照，我一直是拿着这张护照居住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则换了几次护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到俄国的时候，公开的日报《新生活报》已经出版了。发行人是玛丽亚·费多罗夫娜·安德烈耶娃[3]（高尔基的妻子），编辑是诗人明斯基[4]，参加的有：高尔基、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契里科夫[5]、巴利蒙特[6]、泰菲[7]和其他人。作为撰稿人而参加这个报纸的布尔什维克有：波格丹诺夫、鲁勉采夫、罗日柯夫[8]、戈尔登贝尔格[9]、奥尔洛夫斯基、卢那察尔斯基、巴扎罗夫、加米涅夫和其他人。德米特里·伊里奇·列慎科[10]是那个时期的《新生活报》和以后出版的布尔什维克各种报纸的秘书。他主编过新闻栏，做过报道杜马会议的记者以及发行员等工作。
11月10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归国后的第一篇论文发表了。这篇论文一开头就写道：“我们党的活动的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集会、结社、出版自由已经取得了。”[11]接着，他就赶紧利用这些新的活动条件，以便立即大胆地拟订出“新方针”的基本路线。党的秘密机关应该保存下来。除秘密机关外，绝对需要建立愈来愈多的公开的和半公开的党组织和外围组织。必须往党内输送大批工人干部。工人阶级本能地、自发地倾向于社会民主党，而社会民主党十多年来已做了不少工作来把这种自发性变为自觉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篇论文的注释中写道：“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曾经表示希望在党委会中工人和知识分子大约是八与二之比。现在这个想法已经过时了！
现在应当希望在新的党组织中，有一个社会民主党员知识分子，就必须有几百个社会民主党员工人。”[12]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担心党会在群众中溶解的“委员会派”写道：“同志们！不要凭空给自己制造恐惧吧！”[13]社会民主党员知识分子现在应当到“民间”去。“现在，工人将要发挥出的巨大首创精神，是我们昨天的地下工作者和‘小组活动家’所不敢设想的。”[14]“现在我们的任务是，与其空想根据新原则进行组织的标准，还不如展开最广泛的和最大胆的工作。”[15]“要使组织工作摆在新的基础上，必须召开新的代表大会。”[16]
这就是伊里奇的第一篇“公开的”论文的内容。
必须展开斗争反对旧的“小组习气”，——这种习气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来了。
当然，来到彼得堡的头几天，我便到涅瓦关卡外从前的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去了。那里现在已不讲授地理、自然了，——现在在挤满了男女工人的教室里，进行着宣传工作。党的宣传员在讲课。我还记得其中一次讲课的情形。一个年轻的宣传员按着恩格斯的观点在讲《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个题目。工人们坐着一动也不动，用心地努力掌握讲演人所讲的东西。没有人提出任何问题。我们的党员姑娘们给工人在楼下布置了一个俱乐部，摆放着从城里带来的玻璃茶杯。
当我把所见到的情况及产生的印象告诉伊里奇的时候，他沉思着一言不发。他希望的是别的东西，是工人自己的积极性。不能说工人没有积极性，但是他们的积极性没有在党的会议上表现出来。进行党的工作的渠道和工人的自动性，不知怎地没有密切地结合起来。这些年里，工人大大成长起来。我每次遇见过去星期日夜校中的“学生”时，都特别地感觉到这一点。有一次在街上，一个面包工人喊我，原来他是我从前的学生“社会主义者巴金”，十年前他曾被递解回原籍，因为他很天真地跟工厂管理人马克斯韦尔说：工人由看管两台精纺机改为看管三台时，“劳动强度”就会提高。现在他完全是个有觉悟的社会民主党员了。我们谈了很久，谈到正在进行的革命，谈到工人群众的组织；他向我介绍了面包工人罢工的情形。
伊里奇第一篇论文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党代表大会、党的秘密机关问题，这就使得《新生活报》变成了党的公开的机关报。自然，明斯基、巴利蒙特之流继续留在报社是不可想象的，于是划清了界限，这个报纸就完全归布尔什维克掌握了。它在组织上也变成了党的报纸，开始在党的监督和领导之下工作了。
伊里奇发表在《新生活报》上的第二篇论文阐明了俄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17]当时，不只是孟什维克对这种相互关系没有正确的了解，就是在布尔什维克中间也还有一些同志具有某种程度的“割地倾向”。他们把“割地”从鼓动的出发点变成了目的本身，当实际生活已使鼓动和斗争完全可能而且必须在另一种基础上进行的时候，他们还继续坚持这种观点。
《无产阶级和农民》是一篇指导性的论文，它提出了党的明确的口号：俄国的无产阶级同农民联合起来，为土地和自由而斗争，同国际无产阶级和农业工人联合起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也开始在工人代表苏维埃里面奉行这种观点。10月13日，当列宁还在国外的时候，工人代表苏维埃就已产生，成为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战斗机关。我记不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演说了[18]。只记得自由经济协会的一次会议，那里聚集了许多党员，在等待着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演说。伊里奇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他在那里初次会见了阿列克辛斯基[19]。同这次会议有关的事情，我几乎完全忘记了。隐约地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穿过人群，从一扇灰色的门走出去。其他同志可能记得更清楚些。我只记得这次会议是在11月间举行的，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涅夫斯基[20]参加了这次会议。
工人代表苏维埃是起义的人民的战斗组织，这一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他11月间写的论文里就立即指出了。那时他就提出了这样的思想：临时革命政府只有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才能成长起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必须竭力保证自己在工人代表苏维埃中的影响。
限于秘密工作的条件，我和伊里奇是分开居住的。他整天在编辑部工作，这个编辑部不仅在《新生活报》社开会，有时也在保密的住宅里，或在格拉佐夫街的德米特里·伊里奇·列慎科的住宅里聚会。由于秘密工作的条件，到这些住宅去是不很方便的。我们常在“中立”地区的一些地方见面，在《新生活报》编辑部里见面的次数最多。但是在《新生活报》社，伊里奇总是很忙。只有当他拿着非常可靠的护照住在巴谢伊纳亚街和纳杰日丁斯卡亚街拐角的地方的时候，我才能够到他住的那幢房子去。进去的时候，必须经过厨房，必须低声说话，但总还可以谈谈一切问题。
他从这里到莫斯科去过。他一回来，我就看他去了。大量的暗探从各个角落监视着他，这使我很吃惊。“为什么对你这样监视起来了呢？”我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回来之后，还没有出过门，还不知道这种情形。我清理他的箱子时，突然在箱子里发现了一副大的、圆形的蓝眼镜。“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在莫斯科的时候，有人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戴上这副眼镜，让他拿了一个黄色的芬兰式的盒子，在最后一分钟乘上了特快车。警察局的暗探都在盯他的梢，显然是把他当作一个“剥夺者”了。必须赶快离开这里。我们若无其事地挽着手走出门来，朝着我们需要去的那个地方的相反方向走去，换乘了三辆马车，穿过几个可以通行的大门到了鲁勉采夫那里，才摆脱了暗探的监视。我们大概是到我的熟人维特米尔家里过的夜。我们坐马车经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过的那所房子时，暗探们还继续站在那里。伊里奇再没有回这所住宅。过了约摸两星期，我们派一个女孩子把伊里奇的东西取来，并算清了房钱。
那时，我是中央委员会的秘书，我全心都扑在这个工作上。另一个秘书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姆·雅·魏恩施坦）。维拉·鲁道佛夫娜·缅任斯卡娅是我的助手。秘书处就这些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主要负责军事组织工作，经常忙着完成尼基提奇（列·波·克拉辛）交办的任务。我负责接头，跟各委员会和人们联络。现在很难设想，当时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的设施是多么的简陋。记得，我们没有参加过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没有人“管”我们，没有作任何记录，用密码写的住址就放在火柴盒、书皮等东西里面。全靠记忆力办事。到我们这里来的人很多，我们竭力应酬他们，给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书刊、护照、指示、劝告。现在甚至无法想象我们当时是怎样完成任务，怎样布置工作的，那时我们不受任何人监督，真是俗话所说的：“为所欲为”。和伊里奇见面的时候，我通常总是把一切事情详细地告诉他。要紧的同志有要紧的事，我们就打发他们直接去找各位中央委员。
同政府的搏斗临近了。伊里奇公开地在《新生活报》上说军队不能而且也不应当是中立的，他号召全体人民武装起来。11月26日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21]被捕了。托洛茨基接替了他的工作。12月2日工人代表苏维埃发表宣言，号召拒绝交付官家款项。12月3日，有八家报纸由于刊登了这个宣言而被查封，《新生活报》也在内。3日那天，我和往常一样带了各种秘密文件到编辑部去“接头”的时候，有个卖报人在门口喊住了我。“《新时代报》”，他大声喊着，在喊声间歇的时候低声警告我说：“正在搜查编辑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这件事指出：“人民拥护我们”。
12月中旬，召开了坦默福斯代表会议。真可惜啊，这次会议的记录竟没有保存下来！这次会议开得多么热烈啊！那正是革命热火朝天的时候，每个同志都充满了无比的热情，大家都准备着参加战斗。在休息的时候，就学习射击。有一天晚上，我们参加了芬兰的一个群众大会，这个集会是在熊熊的火把照耀下举行的。会上的隆重气氛完全符合于代表们的情绪。参加过这次代表会议的人是没有人能忘记它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洛佐夫斯基[22]、巴兰斯基[23]、雅罗斯拉夫斯基[24]，还有其他许多人。我所以还能记得住这些同志，是因为他们的“地方报告”太有意思了。
在只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坦默福斯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必须立即准备和组织武装起义的决议。
这时莫斯科已经全面开始了武装起义，所以代表会议开得很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回来的时候正是谢苗诺夫团往莫斯科开拔的前夜。至少我还记得这样一个场面。在离特罗伊茨科耶教堂不远的地方，谢苗诺夫团的一个士兵愁眉不展地走着，一个青年工人走在他旁垃，摘下帽子，在热情地说服他，请求他。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可以明显地看出，青年工人是在请求谢苗诺夫团的这个士兵不要反对工人，也可以明显看出谢苗诺夫团的士兵没有答应这个请求。
中央委员会号召彼得堡的无产阶级支援起义的莫斯科无产阶级，但未能获得一致的行动。比较落后的莫斯科地区行动起来了，而涅瓦区这样先进的地方却没有行动起来。我记得那时正好在这个区里做鼓动工作的斯坦尼斯拉夫·沃尔斯基是怎样地怒气冲天。他的情绪立即变得非常沮丧，几乎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性都要怀疑起来了。他没有考虑到彼得堡的工人由于先前的多次罢工已经十分疲惫，而主要的是，彼得堡工人感觉到要同沙皇制度作最后的搏斗，自己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还没有很好地武装起来。他们已经从莫斯科的例子看到，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
[1] 积极党员，即芬兰积极抵抗党党员。这个党是芬兰激进资产阶级政党，它的目的是用“积极抵抗”的方法恢复芬兰的自治权，甚至使芬兰完全脱离俄国。1905年革命之后，“积极党员”退出了政治舞台，1917年他们站在白匪一边。——编者注
[2] 邦维凡，指喜欢过快活日子的人。——编者注
[3] 玛丽亚·费多罗夫娜·安德烈耶娃（Мари́я Фёдоровна Андре́ева，1868年7月4日——1953年12月8日），苏联艺术家。1886年开始在剧院演出。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4年起与高尔基同居。1919年起在贸易和工业人民委员会工作。1921年与高尔基分手。1926—1928年任苏联驻德国贸易代表处雇员。1931—1948年任莫斯科“科学之家”剧团主席。1953年逝世。
[4] 尼古拉·马克西莫维奇·明斯基（Никола́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Ми́нский，1855年1月15日——1937年7月2日），俄国诗人、作家、律师。1879年起在大学任教。1886年起成为执业律师。1889年开始发表诗歌。1905年革命期间持同情态度，同高尔基一道发行《新生活报》。1906年流亡法国。1913年回国。一战期间流亡德国。1921—1927年任苏联驻英国大使馆雇员。1927年移居法国。1937年逝世。
[5] 叶夫根尼·尼古拉耶维奇·契里科夫（Евген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Чириков，1864年7月24日——1932年1月18日），俄国作家、剧作家。早年曾参与民粹派活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85年开始发表诗歌。1920年流亡国外。1932年在布拉格病逝。
[6] 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巴利蒙特（Константи́н Дми́триевич Бальмо́нт，1867年6月3日——1942年11月23日），俄国象征主义诗人、翻译家、散文家。早年曾参与民意党活动。1885年开始从事诗歌创作。后多次被捕，并被迫流亡国外。1905年回国，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并协助高尔基发行《新生活报》。1906年流亡法国。1913年回国。1917年支持二月革命，加入了立宪民主党，反对十月革命。1920年流亡法国。192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1942年病逝。
[7] 娜杰日达·亚历山德罗夫娜·泰菲（Надежд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Тэффи，1872年5月9日——1952年10月6日），原姓洛赫维茨卡娅（Лохвицкая），俄国诗人、作家、翻译家。1910年开始发表诗歌。十月革命期间持反对态度。1919年流亡国外。1952年在巴黎病逝。
[8]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日柯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Рожков，1868年10月24日——1927年2月2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8年被捕及流放，直到二月革命才从流放地回到莫斯科。一战期间倒向孟什维克，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二月革命后支持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统一。十月革命时持反对立场，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政策。1921、1922年两度被捕。1922年退出孟什维克，在列宁的干预下免于被驱逐出境。此后从事教学活动。1926年任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1927年逝世。
[9] 约瑟夫·彼得洛维奇·戈尔登贝尔格（Иосиф Петрович Гольденберг，1873年？月？日——1922年1月1日），1892年开始参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曾与恩格斯通信。1903年起是布尔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1910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8年同托洛茨基合作，参与了维也纳《真理报》的工作。一战期间持护国主义立场，成为普列汉诺夫的支持者。1917—1919年是“新生活派”，反对十月革命。1920年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22年因心脏病在莫斯科逝世。
[10] 德米特里·伊里奇·列慎科（Дми́трий Ильи́ч Лéщенко，1876年10月12日——1937年11月9日），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革命期间任《前进报》、《新生活报》秘书。1907年流亡芬兰。二月革命后任《消息报》编委会秘书。1917—1918年任彼得格勒电影委员会主席。1917—1920年任教育人民委员会书记。1918—1919年任莫斯科中央电影委员会主席。1923—1929年任列宁格勒苏维埃委员。1924—1929年任列宁格勒州立照片电影学校校长。1937年逝世。
[11] 《列宁全集》第10卷第10页。——编者注
[12] 《列宁全集》第10卷第17页，脚注①。——编者注
[13] 同上书第13页。——编者注
[14] 同上书第16页。——编者注
[15] 同上书第17页。——编者注
[16] 同上书第10页。——编者注
[17] 《无产阶级和农民》，《列宁全集》第10卷第20—23页。——编者注
[18] 1905年11月13日（26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会议上就与同盟歇业作斗争的办法问题发表了演说；同盟歇业是资本家为对付工人未经官方许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宣布的。列宁就这个问题提出了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的基础上，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于11月14日（27日）通过了关于与同盟歇业作斗争的办法的决定。——编者注
[19] 格里戈里·阿列克谢耶维奇·阿列克辛斯基（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Алексинский，1879年9月16日——1967年10月4日），出身于医生家庭。1899年起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议员，同年流亡国外。1909年起是“前进派”领导人，鼓吹召回主义。一战爆发后持极端护国主义立场，加入了“统一”派。二月革命后回国，被拒绝加入彼得格勒苏维埃。七月事件以后大肆诬蔑布尔什维克。1918年被契卡逮捕，随后获释。1919年起先后流亡爱沙尼亚和法国。1967年死于法国。
[20]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涅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Невский，1876年5月2日——1937年5月26日），1894年起从事民粹派活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历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委员。参与领导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十月革命后担任铁路人民委员、立宪会议议员。1918—1919年任副铁路人民委员兼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1920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期间是“工人反对派”。1919—1921年任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校长。1922—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十月革命历史委员会副主席。1928—1935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被捕。1937年遇害。1955年平反。
[21] 格奥尔基·斯捷潘诺维奇·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Георгий Степанович Хрусталёв-Носарь，1877—1919），早年即参与学生运动，1903年加入基辅同盟。1905年10月当选为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11月被捕。1906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07年流亡国外，加入了孟什维克。1910年退党，转向工团主义。一战中持护国主义立场，并回国。1915年被捕并被判处3年苦役。二月革命后获释，被拒绝加入彼得格勒苏维埃。1918年支持彼得留拉。1919年煽动对抗布尔什维克，被下令逮捕并处决。
[22] 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洛佐夫斯基（Соломон Абрамович Лозовский，1878年3月28日——1952年8月12日），原姓德里佐（Дридзо），生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一个贫穷的犹太教师家庭，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在铁路工人中间开展组织工作。1903年移居圣彼得堡后被捕，被流放到喀山。190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期间，在1905年10月因袭击喀山警察局而被捕，三周后获释，12月又在圣彼得堡被捕，逃亡哈尔科夫后再次被捕。1906年7月至1908年5月被关押在狱中，随后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但在押送途中逃脱，从此流亡国外。1917年6月回国，并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7月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理事会书记。1918年1月11日被布尔什维克开除出党。1919年12月重新加入俄共（布）。1921—1937年间担任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1937年改任副外交人民委员。苏德战争期间担任苏联新闻局副局长。1945—1948年担任苏联新闻局局长。1949年1月26日因卷入“犹太阴谋”而被捕，1952年7月18日被判处死刑，8月12日遇害。1955年11月22日平反。
[23]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巴兰斯基（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Баранский，1881年7月15日——1963年11月29日），苏联经济地理学家。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托木斯克委员会委员。多次被捕和流放。1908年暂时脱离政治活动。二月革命后加入孟什维克国际派。1920年加入俄共（布），随后在大学任教。193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63年逝世。
[24] 埃米扬·米哈伊洛维奇·雅罗斯拉夫斯基（Емелья́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Яросла́вский，1878年2月19日——1943年12月4日），出身于一个犹太移民家庭。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起担任《火星报》记者。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回到莫斯科。十月革命期间领导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8—1919年任莫斯科军区政委。1919—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9—1922年任俄共（布）彼尔姆省委书记。1921—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兼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3—1934年任苏联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43年任武装无神论者联盟中央理事会主席。1928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9—1935年任苦役政治犯及流放移民协会会长。193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兼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9—1943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兼苏联科学院院士。1943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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