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鲁普斯卡娅 ->《列宁回忆录》 相关链接：《回忆列宁》（1970）
战争的年代
克拉科夫
1914年[1]
虽然好久以前就闻到了战争气息，但当战争爆发时，还是使大家感到有些手足无措。我们应当离开波罗宁，但能到哪里去呢——还完全不清楚。这时利林娜病得很厉害，季诺维也夫反正哪里也去不成。他们住在扎科帕奈，那里有医生。我们决定暂时还呆在波罗宁。伊里奇给哥本哈根的科别茨基写信，要[2]他报告情况，并同斯德哥尔摩和其他地方取得联系。开始动员入伍时，当地古拉尔山民的情绪异常颓丧。同谁作战，为什么作战，谁也不清楚，没有丝毫热情，大家象被赶到屠宰场去的牲畜似地走上前线。我们别墅的房东是个农妇，她万分悲痛——她的丈夫被征去打仗了。天主教教士竭力从讲经台上煽起大家的爱国主义感情。流传着各种谣言，一个常到我们这里玩耍的、穷邻居家的六岁孩子，悄悄地对我说：天主教教士说，俄国人往井里面下毒药了。
8月7日，波罗宁的一个宪兵上士带了个拿着枪的当地农民作见证人，到我们别墅来搜査。搜查什么，宪兵上士也不大清楚,他在柜子里翻腾了一气，找到了一支没有上子弹的勃朗宁手枪，没收了几本记有数字的关于土地问题的笔记，提了几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见证人困惑地坐在椅子边上，莫名其妙地望着，宪兵上士嘲笑他，指着装浆糊的小罐说这就是炸弹。然后说道，有人密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本来应当把伊里奇逮捕起来，可是因为明天早晨反正还得把伊里奇带到新塔尔克去（距离最近的军事当局所在地），所以最好还是让伊里奇自己明天搭早晨六点钟的火车去。显而易见有被逮捕的危险，而在战争时期，在战争刚开始的日子里，是可以随便杀人的。于是，伊里奇到当时也住在波罗宁的加涅茨基那里去，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加涅茨基立即给社会民主党的代表马列克拍了一个电报。伊里奇则给克拉科夫的警察局拍了一个电报，因为那个警察局知道他是一个侨民。我同母亲留在波罗宁，两人住一幢大房子，使伊里奇感到担心。他同吉霍米尔诺夫同志说好，让他暂时住到我们的楼上去。吉霍米尔诺夫不久以前才从奥洛涅茨流放地回来，《真理报》编辑部让他到波罗宁来休养，振作一下在流放中弄得疲惫不堪的精神，顺便帮助伊里奇，根据刊载在《真理报》上的材料，编写一些关于争取在俄国出版工人报刊等运动的综合报道。
我和伊里奇整整坐了一夜，没有睡觉；实在太使人担心了。早晨我送走了他，回到空荡荡的屋子里。加涅茨基当天便雇了一辆大车到新塔尔克去了，在那里见到了军区司令官——帝国皇家司令官，跟他吵了一顿，并告诉他伊里奇是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委员，会有人来为伊里奇辩护的，必须对伊里奇的生命安全负责。加涅茨基见到法院的侦査员，也同样告诉他伊里奇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并且为我取得了次日会见伊里奇的许可。加涅茨基从新塔尔克回来以后，我就和他一同写信给维也纳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委员、奥地利代表、社会民主党人维克多·阿德勒。[3]在新塔尔克我见到了伊里奇。我们两人被单独留在一起，但是他很少讲话（因为对当时的处境还完全不了解）。克拉科夫警察局拍来电报说，怀疑乌里扬诺夫进行间谍活动是没有根据的；马列克从扎科帕奈也拍来了同样的电报；有位著名的波兰作家来到新塔尔克为伊里奇辩护。住在扎科帕奈的季诺维也夫得到伊里奇被捕的消息以后，不顾倾盆大雨，立即骑上自行车到住在离扎科帕奈十俄里远的波兰老民意党人德卢斯基[4]博士那里去。德卢斯基也立刻雇了一辆轻便马车到扎科帕奈去，拍电报，写信，还到什么地方去商谈。每天我都可以去探望伊里奇。清早我乘六点钟的火车到新塔尔克去，在车上要一小时的时间，十一点钟以前我在车站、邮局、市场等地方消磨时间，然后跟伊里奇有一小时的会见。伊里奇给我讲他的同狱人的事情。那里关着当地的许多农民，有的是因为护照过期，有的是因为没有纳税，有的是因为触犯了地方当局；狱里关着一个法国人，一个为了买便宜东西而用别人的“泡鲁帕司克”越境的波兰官吏，还有一个茨冈人，他隔着监狱院子的墙头同墙外的妻子喊话。伊里奇记起他在舒申斯克村农民中间的法律事务活动，他曾使那些农民摆脱了各种艰难困窘的处境，于是他在狱中组织了独特的法律咨询处，给同狱人写申诉状等。同狱人称他为“бычий хлоп”，即“硬汉”。“硬汉”对新塔尔克监狱的生活渐渐习惯了，因此见面的时候显得比较镇静、比较活跃了。在这个刑事犯监狱里，每天夜里，当犯人都睡着的时候，他就考虑党现在应当做些什么，必须采取哪些步骤，才能把已经爆发的世界大战变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搏斗。我把能收集到的有关战争的新闻转告给伊里奇。
下面这件事情，我没有告诉他。有一次我从车站上回来，听见几个从教堂里走出来的农妇高声说——显然是在教训我，她们自己会对付间谍的。即使长官偶然地把间谍释放出来的话，她们也会挖出他的眼睛，割掉他的舌头，等等。显然，伊里奇获释后，他再也不能留在波罗宁了。我动手收拾行装，分出非随身带走不可的东西和不得不留在波罗宁的东西。当时我们的家务非常紊乱。夏天因母亲有病而雇用的一个女工，对邻居编造了许多关于我们、关于我们同俄国联系的谣言，于是我尽快地把她打发到她想去的克拉科夫去了，给了她路费，并预付了工钱。这时邻居的一个女孩子帮着我们生俄国式的炉子，帮着我们购买食物。我的母亲——她已七十二岁了——那时身体很不好，她看到出了什么事情，但不能清楚地理解到究竟是什么事情；虽然我告诉她，伊里奇被捕了，但是，她有时总说他是被动员去打仗了；每当我从家里出去，她就焦虑不安，她觉得我也会象伊里奇那样在什么地方失踪。同我们住在一起的吉霍米尔诺夫一面沉思地抽着烟，一面整理、收拾书籍。有一次，我需要找那个在搜査时被宪兵嘲笑过的农民见证人给我开个什么证明，我就到他住的村边上去了。我同他在他的家里（一所典型的贫农的小木房里）谈了很久，我们谈到这次战争是一场什么战争，是谁为了什么而战，谁对这次战争感到兴趣。后来我走的时候，他很亲热地送我出来。
维也纳代表维克多·阿德勒和利沃夫代表迪阿曼德（他们保释了伊里奇〉的压力产生了效果，伊里奇于8月19日出狱了。清早我照常到新塔尔克去，这次甚至放我到狱里帮忙拿东西了；我们雇了一辆大车去波罗宁。在那里住了约一个星期，才取得搬到克拉科夫的许可；到了克拉科夫，我们就到加米涅夫和印涅萨从前的女房东那里去。卫生所已占用了这个住宅的一半，但女房东仍然给了我们一个角落住。不过，她并没有心思照顾我们。在克拉斯尼克城下刚刚打了头一仗，她的两个儿子志愿入伍，参加了这次作战，她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如何。
次日，从旅馆（我们迁到旅馆里住了）的窗子里，我们看到了一幅惊心动魄的情景。从克拉斯尼克开来了一列载着打死和打伤的士兵的火车。克拉斯尼克城下战斗的参加者的亲人们跟着担架奔跑，他们瞧着那些死者和即将死去的人的面孔，生怕认出他们的亲人来。那些伤势比较轻的，包着头，裹着手，缓慢地往站外挪动着。来接车的人帮他们拿东西，给他们喝从邻近餐馆里买来的生啤酒，给他们东西吃。不由使人想到：这就是战争！而这还仅仅是第一仗啊！
在克拉科夫，我们很快得到往中立国瑞士去的许可。我们还有些事情得安排一下。在这之前不久，我的母亲成了“资本家”。她的姐姐在新切尔卡斯克去世了。她的姐姐是个教育工作者，把自己的财产留给了她——一些银勺子、圣像、衣服和三十年教育工作中积蓄下来的四千卢布。这些钱存在克拉科夫的银行里。为了把钱提取出来，必须找维也纳的某经纪人办理。这个经纪人设法把钱取了出来，他要去了半数作报酬。在战争期间，我们主要是靠这留下来的钱生活的；我们十分俭省，所以在1917年回俄国时还剩了一些钱；1917年七月事件中，在彼得堡被搜查时，这些钱的存款单据竟被当作伊里奇因进行间谍活动而从德国政府那里领取津贴的证明。
从克拉科夫到瑞士的边境，我们整整走了一个星期。为了让军用列车开过去，火车在各个站上都停了很久。我们看见了女修道士和聚集在她们周围的女积极分子在进行沙文主义的鼓动。在车站上，她们把一些剪纸和祈祷词等等送给士兵们。有一个花花公子似的军官在车站上走来走去。车厢上贴满了对待法国人、英国人、俄国人的各种标语和指示：“Jesem Russein Schuss!”（杀掉每个俄国人！）在一条备用线上停着好几车皮的跳蚤粉；这些车皮是发往前线某地的。
我们在维也纳停留一天，领取必要的证明文件，处理有关钱的事情，往瑞士拍了电报要他们给我们找一个保证人，因为没有保证人是不准进入瑞士国境的。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最老的党员格雷利希[5]给我们做了保证人。在维也纳，[6]梁赞诺夫领着伊里奇去拜访维克多·阿德勒，因为阿德勒曾帮忙使伊里奇获释。阿德勒叙述了他同大臣谈话的情形。大臣问道：“您确信乌里扬诺夫是沙皇政府的敌人吗？”——“嗯，不错！”阿德勒答道，“他是比阁下更为厉害的敌人。”我们很快就从维也纳抵达瑞士边境。
[1]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1931年1月为共产国际写的《战争开始（回忆片断）》一文的手稿中写道：“1914年夏，我们住在离加里西亚山地疗养区扎科帕奈七俄里的波罗宁村。巍峨的积雪的群峰、谷地、山湖——切都美得出奇。但住在扎科帕奈那个地方既拥挤费用又贵，所以第二年夏天我们就住到拔海七百米的波罗宁去了。波罗宁要简朴得多，然而也是山地的空气，还有森林和高高的台地。波罗宁沿公路伸出去达两公里远，山民们愚昧落后，没有任何社会活动，教堂、天主教教士享有无限的权力。住在波罗宁的，除我们之外，还有季诺维也夫一家以及波兰同志巴哥茨基和加涅茨基。我们在森林附近租了一座有两个房间的别墅，楼上还有一个房间供来访者落脚。到波罗宁来找我们的有杜马的代表，有来自俄国的同志们。就对付警方说来住在波罗宁有很大的方便。”——编者注
[2]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他同斯德哥尔摩、同我们在那里的人取得更为密切的联系（那些人同俄国保持着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要他经常报告情况。”——编者注
[3]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第二天早上我同加涅茨基到了新塔尔克。要不是他的话，很可能不能使伊里奇从军事当局手里脱身出来。”——编者注
[4] 卡齐米尔·德卢斯基（Kazimierz Dłuski，1855年11月1日——1930年9月6日），居里夫人的姐夫。1877年起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78年流亡瑞士。19世纪80年代参加民意党活动。1902年回国创办疗养院。1919年代表波兰人民共和国参加巴黎和会。1920—1930年任波兰公民和国防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1930年逝世。
[5] 赫尔曼·格雷利希（Hermann Greulich，1842年4月9日——1925年11月8日），瑞士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早年担任装订工人。1870年参加工人运动。1888年发起成立瑞士社会民主党。1890—1893年、1896—1899年、1901—1925年任苏黎世州议会议员。1892—1925年任苏黎世市议会议员。1902—1905年、1908—1925年任国民议会议员。一战期间投票赞成军费预算。1918年反对全国大罢工。1919—1922年任国民议会议长。1925年逝世。
[6]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我们受到了温暖的、同志式的关怀，粱赞诺夫夫妇为我们忙坏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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