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鲁普斯卡娅 ->《列宁回忆录》 相关链接：《回忆列宁》（1970）
苏黎世
1916年
从1916年1月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着手为孤帆出版社写帝国主义论这本小册子。伊里奇认为这个问题有重大意义，认为不从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彻底弄清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无法真正地、深刻地估计当前的战争。因此，他极愿意做这个工作。2月中旬，伊里奇需要到苏黎世的图书馆去写作，我们就决定到苏黎世去住两个星期。到了之后，我们一再推延返回伯尔尼的日期，结果我们就索性住在苏黎世了。苏黎世比伯尔尼热闹些。苏黎世有许多具有革命情绪的外国青年，有工人群众，这里的社会民主党比较左倾，这里小市民习气也似乎少一些。
我们去租房子。我们找到一个普列洛格太太，与其说她象瑞士人，倒不如说她象维也纳的市民。这是因为她曾在维也纳的一个旅馆里做过很长时期的厨子。我们本想住在她那里，但是第二天知道了原先的房客要回来。那个房客被人打破了头，住了医院，现在已经痊愈了。普列洛格太太请我们另租房子，但是建议我们到她那里去包饭，价钱非常便宜。我们在她那里大约包了两个月的饭；饭菜简单，但足够吃饱。一切都很简单，咖啡盛在一只打掉了柄的茶碗里，在厨房里吃饭，谈些一般的话，不是谈吃，不是谈什么汤里面该放几个马铃薯，而是谈在普列洛格太太这里起伙的人们所关心的事情，——这一切使伊里奇感到喜欢。的确，在这里包饭的人并不多，而且常常变换。我们很快就感到，我们进入了一个独特的环境，进入苏黎世的真正的最“底层”了。有个时期，一个妓女在这里吃饭，她毫不隐讳地谈着自己的职业，但使她比对自己的职业更关心的，有时是她妈妈的健康，有时是她妹妹寻找工作的问题。有个护士也在这里吃了几天的饭，后来又添了一些来包饭的人。普列洛格的那个房客多半沉默着，但是从一言半语里听得出来，这个人象个刑事犯。谁也不避忌我们；但是必须说，这群人的谈话，远比聚集在一个华丽的旅馆餐厅里的富人们的高谈阔论更有人情味，更生动。
我催促着伊里奇在家里吃饭，因为跟这些人在一起易于招惹是非。不过苏黎世“底层”的某些特点是满有意思的。
后来当我读约翰·里德[1]的文集《革命的女儿》的时候，我特别喜欢里德不是从妓女的职业或者爱情问题来描写妓女，而是从她们所关心的其他事情来描写她们。而通常在描写“底层”的时候，是很少注意日常生活的。
后来当我和伊里奇在俄国艺术剧院看高尔基的《底层》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想看这个戏——，他非常不满意演出的“戏剧性”，不满意缺少那些生活细节，因为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是这些细节“创造着音乐”，具体地刻划出戏剧的背景。
后来我们在街上碰见普列洛格太太的时候，伊里奇总是亲切地向她问好。我们常常遇见她，因为我们住在离她家不远的一条小胡同里的鞋匠卡梅雷的家里。房间不很适宜。那幢房子又阴暗，又古老，差不多是十六世纪建造的，院子散发出臭味。用这些房钱也许可以租到一个好得多的房间，可是我们很看重这家房东。这是一个工人家庭，他们具有革命情绪，斥责帝国主义大战。这简直是个真正的“国际主义”住宅：房东住两个房间，一个做面包的德国兵的老婆带着孩子们住一间，一个意大利人住一间，第三个房间里住着几个奥地利演员（他们带着一只令人惊奇的金黄色的猫），我们俄罗斯人住在第四个房间里。这里闻不到一点沙文主义的气味。有一次，当整个“妇女国际”聚集在煤气炉旁边时，卡梅雷太太愤怒地喊道：“士兵们应当掉转枪口去反对自己的政府！”从此以后伊里奇甚至连换屋子的话都不愿意听了。我跟卡梅雷太太学到了许多东西：花很少的钱，用最少的时间，做出最好吃的午饭和晚饭来。还学到其他的东西。报纸上有一次宣布瑞士在输入肉类方面遭受到困难，因此政府号召公民一星期少吃两次肉。肉铺在“斋戒”的日子也照常营业。我跟平时一样、买来了做午饭的肉，站在煤气炉旁问卡梅雷太太，公民是不是响应这个号召，政府怎样检查，——是派检査人员挨家检查吗？“为什么要检查呢？”卡梅雷太太感到奇怪地说，“既然宣布了有困难，那末除了资本家以外有哪个工人会在‘斋戒’的日子吃肉呢？”她看到我的窘态，就委婉地补充道：“这跟你们外国人没有关系。”这种无产阶级的自觉态度使伊里奇敬佩不已。
我检查这一时期寄给施略普尼柯夫的信的时候，找到一封1915年4月8日的信。这封信表明了我当时的情绪。我写道：“亲爱的朋友：接到您4月3日的信，觉得稍为轻松些，而您那些说要到美国去、准备责难一切的感情激动的信，读起来叫人觉得难受。通信是件麻烦的事情，它会使误会接踵而来…… 在一封失落了的信里，我详细地写了为什么不能叫格里哥里到俄国去，也不能让他到您那儿去。您责备他没有到斯德哥尔摩去，他把您的责备牢牢记在心上了。不能破坏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总的来说，不能破坏我们的国外基地。现在中央机关报比任何时候更要费力，才在战争时期夺得不止一个阵地。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在国际中起了不小的作用。现在不得不把多余的客套抛在一边，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一点了。没有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共产党人》也不能出版。它使我们费了许多唇舌，操了许多心，担了许多忧。《Vorbote》[2]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机关刊物）更是如此。解散了编辑部，就没有人进行工作了。组织一个新编辑部，可并不那么容易。他们曾千方百计要拉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谈到过他到克拉科夫，然后到伯尔尼。当时毫无办法可想。两个人也还嫌太少，而您却要弄去一个人。您要是拆散了国外基地，那就没有东西可运送了。有时候格里哥里极其厌倦国外生活，他就不安心起来。而您的责备犹如火上加油。如果从整个工作的利益来看，就不应当动格里哥里。整个编辑部迁移的问题提出来了，可是钱的问题，国际影响的问题，警察方面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了。关于钱的问题直接向‘日本人’提了出来，他们说，他们没有钱。斯德哥尔摩的生活费用要贵得多，格里哥里现在在这里的一个实验室工作，有图书馆，从而也就有了靠写文章维持生活的可能性。在最近的将来，维持生活的问题，对我们大家将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对伊里奇热衷于侨民工作的责难，是毫无根据的。他根本就不管侨民工作。他必须比从前更多地从事国际方面的工作，但这是必要的。的确，他现在非常关心‘民族自决’的问题。我看，要是希望很好地‘利用’他的话，就必须坚持要他写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通俗小册子。这个问题在现时是最少学究气的。在国际社会民主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很混乱的，但是，决不可因此就把这个问题推开不管。这个冬天，这里曾同拉狄克讨论过这个问题。讨论使我获益不浅。”——下面我用几页的篇幅叙述讨论的内容，叙述伊里奇的观点。
我们在苏黎世的生活，正象伊里奇在一封家书里面所写的那样，“很平静”，我们和当地的侨民来往不多，天天在图书馆里从事研究工作。[3]每天午饭以后，从侨民食堂回来的年轻同志格里沙·乌西也维奇[4]，总要到我们这里来呆上半个小时。1919年他在内战中牺牲了。有一个时期，捷姆利亚奇卡的饿疯了的侄子每天早晨到我们这里来。他穿得破烂不堪，浑身上下都是泥污，以致人家不许他进入瑞士的图书馆里去。他想在伊里奇进图书馆之前截住伊里奇，硬说他必须同伊里奇讨论某些原则性问题，这使伊里奇很伤脑筋。
为了在进图书馆之前沿着湖滨散散步，谈谈话，我们便早一些离家。伊里奇对我谈他正在写的那部著作以及他的各种想法。
在苏黎世小组里常常同我们见面的是乌西也维奇和哈利东诺夫[5]。我还记得这样几个人：“万尼亚叔叔”——阿夫杰也夫，是一个冶金工人；土尔金，是一个乌拉尔工人；博伊措夫，他后来在政治教育总局工作。还记得一个保加利亚工人（他的姓我忘了）。我们苏黎世小组大部分同志都在工厂工作；大家都很忙，小组会开得比较少。可是我们小组的同志却同苏黎世的工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瑞士的其他城市比起来，我们比较接近苏黎世的工人生活（但绍德封这个地方例外，在那里我们的小组同工人群众联系得更密切）。
弗里茨·普拉廷领导着苏黎世的瑞士工人运动。他是党的书记，曾经参加齐美尔瓦尔德的左派，他是工人的儿子，是个朴实热情的青年，在群众中威信很高。苏黎世的党报《Volksrecht》（《民权报》）的编辑诺勃斯也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的左派。苏黎世侨民中有很多青年工人，他们以威廉·明岑贝尔格[6]为首，很积极，支持左派。这就使得我们对瑞士工人运动相当接近。有些没有到过国外的同志现在似乎觉得：列宁对瑞士工人运动曾寄予特别的希望，并且认为瑞士几乎可以成为未来社会革命的中心。
当然不是这样。瑞士没有强大的工人阶级。这个国家主要的是个休养地，这个国家很小，靠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残羹剩饭过日子。一般说来，瑞士工人的革命情绪并不高。民主制度和民族问题的适当解决，还不足以使瑞士成为社会革命发源地的条件。
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必在瑞士进行国际主义的宣传，不必帮助瑞士工人运动和瑞士的党革命化起来，因为假如瑞士卷入战争，局势很快就会发生变化。
伊里奇给瑞士工人作过一些专题报告，同普拉廷、诺勃斯、明岑贝尔格有密切的联系。我们苏黎世小组和几个波兰同志（勃朗斯基[7]同志当时住在苏黎世）曾设想同苏黎世的瑞士组织举行联席会议。大家聚集在离我们家不远的“齐姆·阿德勒”咖啡馆里。第一次会议来了约四十个人。伊里奇在会上分析了当前的局势，把问题都提得很尖锐。虽然出席这次会议的都是国际主义者，但是瑞士的人们却因问题的尖锐提法而困窘不安。我记得一个瑞士青年代表的讲话，他说用前额撞不穿墙壁。结果，会议开不下去了，出席第四次会议的只有俄国人和波兰人，我们讲了一阵笑话，便各自回家去了。
我们住在苏黎世的头几个月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主要是写帝国主义论这本小册子，他非常专心地从事这项工作，作了许多摘录。他特别感到兴趣的是殖民地问题；他搜集了非常丰富的资料，我记得他也叫我从英文翻译一些关于非洲殖民地的资料。他给我讲了许多很有趣的事情。后来，我重读他的《帝国主义论》时，觉得这比他的叙述枯燥得多了。他仔细地研究了欧洲、美洲和其他地方的经济生活。当然，使他发生兴趣的不仅是经济结构，而且还有适应于这一结构的政治形式及其对群众的影响。7月初，这本小册子写完了。1916年4月24—30日举行了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叫作昆塔尔代表会议）。第一次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闭幕后八个月过去了，八个月来帝国主义大战的范围愈来愈大，可是昆塔尔代表会议与第一次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面貌，却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群众变得激进一些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已不是八个代表而是十二个代表了。代表会议的决议有一定的进步。代表会议严厉地谴责了国际社会党执行局；通过了关于和平的决议。
决议中说道：“持久和平不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面；创造实现持久和平的必要条件的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也消灭了有产阶级对人民群众的剥削以及民族压迫，所以也消灭了战争的起因。因此争取持久和平的斗争只能包括在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里面。”[8]5月间，在德国有三个军官和三十二个士兵由于在战壕里散发这个宣言而被枪杀了。德国政府最怕群众革命化。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昆塔尔代表会议的提案中所注意的，正是必须使群众革命化。提案中说：“齐美尔瓦尔德宣言固然暗示要实行革命，说工人应当为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事业牺牲一切，但这是不够的。还必须明确地向群众指出他们所要走的道路。使他们知道往哪里走，为什么要往那里走。战争时期的群众革命行动，在顺利发展的情况下，只能使帝国主义战争变为争取社会主义的国内战争，这是显而易见的，对群众隐瞒这一点是有害的。相反地，应当明确指出这一目的，不管在我们刚刚走上这条道路时，要达到这一目的是多么困难。只象齐美尔瓦尔德宣言上所说的那样，说这次战争中‘资本家说保卫祖国，是在撒谎’，工人在革命斗争中不应当考虑本国的军事形势，那是不够的；还应当清楚地指出这里所暗示的东西：不仅资本家而且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都在撒谎，因为他们在这次帝国主义战争中运用了保卫祖国这个概念；指出不使‘自己的’政府有失败的危险，在战争时期就不可能有革命行动；政府在反动战争中的一切失败都有助于革命，只有革命才能带来持久的民主的和平。最后，必须告诉群众，他们如果不亲自成立秘密组织和创办不受军事检査的报刊，即秘密报刊，就不可能大力支持正在展开的革命斗争，促进它的发展，批评它的个别步骤，纠正它的错误，逐步地扩大和加剧这一斗争。”[9]
中央委员会的这个提案非常鲜明地表示出布尔什维克和伊里奇对群众的态度：必须永远把全部真相、把毫无虚饰的真相彻底向群众讲明，不要害怕这个真相会吓跑他们。布尔什维克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群众身上。群众，只有群众，才能赢得社会主义。
我在6月1日给施略普尼柯夫的信中写道：“格里哥里对昆塔尔代表会议很感兴趣。当然我只能根据别人的叙述来判断，但是空话很多而没有内部的一致，没有那种可以保证事业稳固发展的一致。显然，正如巴达伊奇说的，下层还没有‘起来’，只有在德国人中间才可以稍微感觉到这一点。”
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分析这个“变速箱”的各个组成部分，把握走向灭亡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的全世界的图景，这一切使伊里奇有可能以新的方式提出许多政治问题，更加深入地研究实现社会主义的一般斗争形式和在俄国的具体斗争形式。伊里奇希望把许多问题通盘考虑一下，使自己的意见完全成熟，因此，我们决定到山里去，而且那时我也需要去，因为我的甲状腺肿病总是不好。只有一种方法能治好它，就是住在山里。我们在离苏黎世不远的圣加棱州荒僻山区的丘季维泽休养所住了六个星期。这个休养所地势很高，几乎接近白雪皑皑的峰顶了。在休养所中生活非常便宜，每人每日只需要交两个半法郎就可以了。[10]的确，这是个“牛奶”休养所——早晨我们喝牛奶咖啡，吃黄油干酪面包，但没有砂糖，午饭是牛奶汤，第三道菜是牛奶渣和牛奶做的食品，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又是牛奶咖啡，晚上仍是一些奶食。头几天，这种牛奶治疗简直使我们吃不消，而后来，他们除了牛奶之外，又给我们复盆子和越桔吃。在休养所周围种着大量复盆子和越桔。我们的房间干干净净，有电灯，没有什么摆设，必须自己收拾屋子，鞋也得自己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承担擦鞋工作；他学着瑞士人的样子，每天早晨把我的和他自己的爬山皮鞋提到屋檐下面去擦（大家都在那里擦皮鞋），同别的擦鞋的人开着玩笑。他擦得那么起劲，有一次竟把一个装着一些空啤酒瓶子的柳条筐碰倒了，引起了哄堂大笑。这里的人们都是拥护民主的。这种每人只花两个半法郎的休养所，“体面的”人是不住的。这个休养所的某些地方很象法国的博姆邦，但是休养的人更朴实些、贫苦些，而且带着瑞士的一种民主味道。晚上主人的儿子拉起手风琴来，来休养的人就尽情跳舞，直到十一点多钟还能听到跳舞者的脚步声。丘季维泽离车站约八公里，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骑驴。路程全是山地羊肠小道，大家都是步行，差不多每天早晨六点钟都要敲钟把大家集合起来给下山的人送行，并且还唱着关于杜鹃的送别歌。每段结尾都是：“别了，杜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一个欢喜睡一会儿早觉的人，嘴里嘟嚷几句就用被把头严严地蒙上了。这些休养的人对政治漠不关心，连战争这个话题也从未谈起过。休养者之中有一个士兵，他的肺不大健康，所以他的上司就拿官费叫他到这个牛奶休养所来治疗。瑞士的军事当局很关心士兵（瑞士没有常备军，只有民兵）。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伊里奇常跟他来往，就象猫儿接近荤油一样。伊里奇同他谈过几次话，谈到目前战争的掠夺性质，这个青年人并没有表示反对，但显然也并不轻易接受。看得出来，他对政治问题很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在丘季维泽消磨时间。
在丘季维泽的时候，没有人到我们这里来，这里没有别的俄国人，我们在那里摆脱了一切工作，整天在山上游逛。在这里，伊里奇什么事也没有做。在山上散步的时候，他向我谈了许多他研究过的问题，谈到民主的作用，瑞士民主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他常用不同的句子重复着同一个意思；显然，这些问题特别引起了他的兴趣。我们在山上度过了七月的后半月和整个八月。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休养的人象送别人一样唱起了 “别了，杜鹃”。穿过树林子下山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突然看见了一片白蘑菇。尽管下着雨，他还是专心地釆起蘑菇来，好象在征召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分子一样。我们全身都湿透了，可是采到了满满一袋蘑菇。当然，我们没赶上火车，只好在车站上坐了大约两小时等下一班火车。
回到苏黎世之后，我们仍住在从前明镜巷的房东那里。
在丘季维泽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周密地考虑了最近时期的工作计划。当时特别重要的，首先是理论上的一致，是确定一个明确的理论路线。那时伊里奇同罗莎·卢森堡、拉狄克、荷兰人、布哈林、皮达可夫之间有分歧，同柯伦泰之间有些分歧。特别同皮达可夫（彼·基辅斯基）之间有严重的分歧。皮达可夫在8月间写了《无产阶级与民族自决权》一文。读了这篇文章的原稿以后，伊里奇立即动手写了一整本小册子《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1]来回答他。这本书是以非常生气的口吻写的，因为那个时候伊里奇对于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时代中的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明确的观点。他认为对这个时代的政治斗争估计不足，就是“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伊里奇写道：“资本主义胜利了，因此用不着再在政治问题上动脑筋了，——旧日的经济主义者在1894—1901年间就是这样议论的，他们竟否认必须在俄国进行政治斗争。帝国主义胜利了，因此用不着再在政治民主问题上动脑筋了，——现代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者’就是这样议论的。”[12]
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忽视民主的作用是不能容许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本小册子中写道：“不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在民主斗争中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13]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些话不久就为俄国的经验所证实。二月革命及其以后的争取民主的斗争，为十月革命作了准备。苏维埃、苏维埃制度的不断扩大和巩固，也改造着民主本身，不断地使这一概念的内容更加深化。
1915—1916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深刻地考虑了民主制问题，并且从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来对待这个问题。还在1915年11月驳斥拉狄克（“巴拉贝伦枪”）1915年10月发表在《Berner Tagwacht》[14]上的文章时，伊里奇就写道：
“照‘巴拉贝伦枪’的说法，他是为了社会主义革命，才以轻蔑态度抛弃民主方面的彻底革命的纲领的。这是不对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民主制，就是说，只有彻底实现民主，把最彻底的民主要求同自己斗争的每一步骤联系起来，才能获得胜利。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同民主问题之一的民族问题对立起来是荒谬的。我们应当把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同实现一切民主要求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结合起来；这些民主要求就是建立共和国、民警制、人民选举官吏、男女平等、民族自决等等。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所有这些要求的实现只能是例外的，而且是不彻底的、被歪曲的。我们应当依靠已经实现的民主主义，揭露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彻底性，而要求推翻资本主义，剥夺资产阶级，因为这是消灭群众贫困和彻底地、全面地实现一切民主改革的必要基础。在这些改革中，有一些要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前就开始实行，有一些要在推翻资产阶级过程中开始实行，还有一些则要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才实行。社会革命并不是一次战役，而是在经济改革和民主改革的一切问题上进行一系列战役的时代。这些改革只有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完成。正是为了这个最终目的，我们应当用彻底革命的表述方式来提出我们的每一项民主要求。某个国家的工人连一项基本民主改革都未彻底实现以前就推翻资产阶级，这是完全可以设想的。但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历史阶级，如果不经过最彻底和坚决革命的民主主义的训练而要战胜资产阶级，那是根本不能设想的。”[15]
我所以引证这么一大段文字，是因为它非常清楚地表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15年末和1916年很用心考虑过的问题，而且这对伊里奇后来的言论也有影响。他的有关民主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的作用问题的文章，大部分出版很晚：反对巴拉贝伦枪的文章在1927年出版，《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的小册子在1924年出版。这些文章所以不为人所知，是因为它们刊登在一些印数不很多的文集里。但是不读这些文章，就无法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关于民族自决权争论中表现出来的全部热情。如果把这个问题同伊里奇对民主主义的总的评价联系起来看，这种热情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必须了解，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来，对待民族自决问题的态度是一个试金石，在这个试金石上可以检査出能否正确地对待一般民主要求。同罗莎·卢森堡、拉狄克、荷兰人、基辅斯基及其他许多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进行的。伊里奇在反对基辅斯基的小册子中写道：“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再没有比‘为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一律用浅灰色给自己描绘这方面的未来，在理论上更贫乏，在实践上更可笑的了，因为这顶多不过是苏兹达尔城的蹩脚绘画罢了。”[16]
社会主义建设不仅仅是经济建设；经济仅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地、基础、前提，而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是以新的方式改造整个社会组织，根据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民主制度进行改造。
这恐怕就是始终使列宁和托洛茨基产生分歧的最深刻的原因了。托洛茨基不懂得民主的真谛，不懂得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原理，不懂得改造群众整个生活方式的过程。伊里奇同布哈林后来的意见分歧也早在当时即在1916年就已萌芽了。布哈林于8月底在《Jugend-Internationale》（《青年国际报》）第六号上写了一篇用署名的短评，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对国家的作用估计不足，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估计不足。伊里奇在《青年国际报》[17]的短评中指出了布哈林的这个错误。保证无产阶级在改造整个社会组织中起领导作用的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16年下半年特别感到兴趣的问题。
民主要求要列入最低纲领——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丘季维泽回来后在给施略普尼柯夫的第一封信中说到的，在这封信中他斥责了巴扎罗夫发表在《年鉴》杂志上主张取消最低纲领的文章；他同对国家的作用估计不足、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估计不足等等的布哈林进行争论；他非常不满不懂得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基辅斯基。伊里奇在信中对施略普尼柯夫说：“请不要小看理论问题的商讨，在目前这样困难的时刻，这的确是工作所必需的。”[18]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抓紧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所有论国家的著作，并作了摘录。这个工作使他特别深刻地懂得了未来革命的性质，使他对理解这一革命的具体任务作好了扎实的准备。
11月30日，瑞士左派召开了一个如何对待战争的会议。从温特图尔来的阿·施米德说，必须利用瑞士的民主组织去达到反军国主义的目的。次日，列宁给施米德写信，他在信中建议：“如果我们这样把问题提出来进行全民投票：赞成剥夺工业和农业中的大资本主义企业，作为完全消灭军国主义的唯一途径，还是反对剥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会在我们的实际政策中得出我们大家在理论上所一致承认的那个结论，这就是：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完全消灭军国主义才是可以理解和可以实现的。”[19]在1916年12月写的、过了十五年以后才在《列宁文集》第十七卷刊出的信中，关于这一点，列宁写道：“你们也许认为，我会这样天真地相信，‘靠说服’就能解决象社会主义革命那样的问题吧？
不。我只想作一些说明，并且只是说明一个局部问题，这就是：如果愿意真正认真地对待拒绝保卫祖国的问题，那末，党的全部宣传工作应当作怎样的改变。这仅仅是想说明一个局部问题，此外我没有别的奢望。”[20]
辩证地对待一切事变的问题，在这一时期也特别引起了伊里奇的注意。他直截了当地抓住了恩格斯批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话：“这种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歧途。他们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问题提到第一位，从而将那些在大的事变一发生、政治危机一爆发时就会自然而然提到日程上来的迫切的具体问题掩蔽起来。”把这一段话摘录下来以后，伊里奇把自己的话用粗大的字母写出并打上两层括号：“（（把抽象的提到第一位，把具体的加以抹煞！！））Nota Bene[21]！妙极了！主要的被抓住了！NB[22]。”
“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23]——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评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时这样写道。伊里奇这一时期特别努力地从一切联系和中介中来看一切问题。他对待民主问题、民族自决权问题，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1916年秋天和1917年初，伊里奇集中全副精力从事理论工作。他尽量利用图书馆开放的时间。他每天正九点到图书馆，一直坐到十二点，十二点十分正回到家里（十二点至一点图书馆停止开放），午饭后再到图书馆去，一直坐到下午六点。在家里工作是不大方便的。虽然我们的房间很明亮，可是窗户朝着院子，院子里散发出难以忍受的臭气，因为院子对面是一座香肠工厂。只是在深夜的时候，我们才打开窗户。每星期四午饭以后，图书馆停止开放，我们就到苏黎世别尔格山去。这一天伊里奇从图书馆回来的时候，总要用三十生丁买两块用浅蓝色纸包装的胡桃巧克力。午饭以后，我们就带着巧克力和书上山。在树林深处有一块我们心爱的地方，那里没有人，伊里奇躺在草地上就专心地读起书来。
我们那时生活过得非常俭省。伊里奇到处设法找收入，——关于这件事，他给格拉纳特、高尔基[24]和自己的亲属都写过信，有一次他甚至对安娜·伊里尼奇娜的丈夫马尔克·季莫费耶维奇提出过一个出版《教育百科全书》的庞大计划，这部百科全书将由我来编写。这一时期我研究了教育学的许多问题，并且熟悉苏黎世学校中的实际情况。伊里奇在提出这个空想的计划的时候是非常认真的。他在信中写道：要紧的是不要让人家剽窃去这个计划。[25]
获得稿费收入的事进展不快。于是我决定在苏黎世找个工作。苏黎世有一个侨民基金局，主持这个局的是费利克斯·雅科夫列维奇·柯恩。我担任了这个局的秘书，开始帮助费利克斯·雅科夫列维奇做工作。
诚然，工资少得令人难以置信，但这还是一件需要做的事情，必须帮助同志们找工作，安排各种事务和提供医疗补助。那时基金局的经费非常少，因而是计划多，实际帮助少。我记得那时有一个计划，要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疗养所。瑞士人有这样的疗养所：病人每天有几小时在果园和菜园中工作，或者在室外编制椅子，这可以大大地减少他们的费用。侨民之中肺病患者的百分比是很高的。
我们在苏黎世就是这样安安静静地生活着，而革命的局势日益形成。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伊里奇认为制定一个正确的策略路线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国际范围内的分裂己经成熟，必须同第二国际、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决裂，必须永远同考茨基及其一伙决裂，着手用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力量建立第三国际。在国内必须立即同齐赫泽、斯柯别列夫[26]决裂，同组委会分子[27]决裂，同那些象托洛茨基那样不懂得现在不允许有任何妥协和联合的人决裂。必须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必须毫不留情地揭露机会主义分子，因为他们言行不一致，实际上在为资产阶级服务，背叛无产阶级事业。我觉得伊里奇任何时候也没有象1916年最后几个月和1917年最初几个月那样充满不调和的情绪。他深信革命日益临近了。
[1] 约翰·里德（John Reed，1887年10月20日——1920年10月17日）早年在哈佛大学同几位进步学友组织“社会主义协会”，并出版小报《讽刺》。1911年与他人合办文学与政论性杂志《群众》。曾因支持工人罢工遭逮捕。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以《大都会杂志》特派记者身份去欧洲采访，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的罪恶，因触怒反动当局而被纽约法庭以叛国罪起诉。1917年访问俄国，1919年出版报告文学集《震撼世界的十天》，并参与创建美国共产党。1920年逝世。
[2] 《先驱》杂志。——编者注
[3] 见《列宁全集》第37卷第511页。——编者注
[4] 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维奇·乌西也维奇（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Усиевич，1890年9月6日——1918年8月9日），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1909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1909年被捕。1911年被流放到叶尼塞。1914年越狱，后流亡奥地利。1915年流亡瑞士。二月革命后随列宁一道回国。1917—1918年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以及莫斯科市杜马议员。1917年10月任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领导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年5—6月任鄂木斯克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年6—8月任秋明革命委员会委员，8月9日在与白军交战中壮烈牺牲。
[5] 莫伊塞·马尔科维奇·哈利东诺夫（Моисей Маркович Харитонов，1887年3月1日——1948年？月？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6年被捕，后流亡瑞士。二月革命后随同列宁回国并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尔姆委员会书记。1918年进入红军任职。1922—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3—1925年任联共（布）乌拉尔省委第一书记。在此期间支持托洛茨基反对派和“新反对派”。1925—1927年任联共（布）萨拉托夫执行委员会主席。1927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28年投降并恢复党籍。此后曾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工作。1934年被捕。1935年被再次开除出党并被判处2年徒刑。1936年再次被捕，1937年被判处死刑，后改判10年徒刑。1947年再次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1948年在集中营逝世。1958年平反。
[6] 维利·明岑贝尔格（Willi Münzenberg，1889年8月14日——1940年10月21日），出身于旅馆老板家庭，12岁起在全国巡回打工。1906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0年起流亡瑞士，在那里领导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在瑞士同布尔什维克合作，并重组了社会主义青年国际的领导层。曾多次被捕，1918年被驱逐出瑞士。1918年11月起在斯图加特参加了独立党和斯巴达克同盟，1918年12月在柏林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左派）全国会议。被选为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德共（斯）成立时即入党，1919年被监禁五个月，在海德尔堡（Heidelberg）代表大会上组织了介于列维和左派之间的“缓冲集团”。1921年起任青年共产国际书记，几次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生争执。1921年负责组织国际工人救济总会。为帮助共产国际，组织了商业网络“明岑贝格托拉斯”。1933年后流亡法国，当接到要他去俄国的命令时，拒绝前往，1938年被德共开除，1940年被扣押，法军崩溃时获释，在圣马塞郎（Saint-Marcellin）附近被暗杀。
[7]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勃朗斯基（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Полонский，1893年6月17日——1937年10月30日），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任莫斯科五金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内战期间曾任南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7—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0—1933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兼联共（布）外高加索联邦省委书记。1933—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部长兼副铁路人民委员。1937年任副邮电人民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8年平反。
[8] 《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9卷第434页（附录）。——编者注
[9] 《列宁全集》第2卷第170—171页。——编者注
[10] 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于1916年7月4日和7日（17日和20日）之间到弗吕姆斯山区的丘季维泽去休养，8月底—9月初回到苏黎世。——编者注
[11] 《列宁全集》第2卷第18—72页。——编者注
[12] 同上书第19页。——编者注
[13] 《列宁全集》第23卷第70页。——编者注
[14] 《伯尔尼哨兵报》。——编者注
[15]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87—388页。——编者注
[16] 《列宁全集》第23卷第64—65页。——编者注
[17] 见上书第163—167页。——编者注
[18] 《列宁全集》第36卷第220页。——编者注
[19] 《列宁全集》第35卷第245—246页。——编者注
[20] 《列宁全集》第23卷第158页。——编者注
[21] 注意。——译者注
[22] 注意。——译者注
[23] 《列宁全集》第22卷第310页。——编者注
[24] 《列宁全集》第36卷第313—314页，第35卷第197页。——编者注
[25] 见《列宁全集》第37卷第516—517页。——编者注
[26] 马特维·伊万诺维奇·斯科别列夫（Матвей Иванович Скобелев，1885年11月9日——1938年7月29日），孟什维克派重要人物，生于巴库一个富有的商人家庭。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奥地利，1908年至1912年担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返回高加索，并当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在1917年3月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1917年5月担任临时政府的劳工部长。1917年6月当选为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17年9月辞去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与劳工部长的职务。十月革命后在工人合作社工作。1918年底前往巴库，帮助苏维埃政权采购粮食。1920年移居巴黎。1922年回国，并参加俄共（布），此后参加了苏维埃政权的外贸工作。1938年在大清洗中遇害。
[27] 组委会分子即八月联盟所选出的组委会的拥护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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