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和共产国际

　　“无产阶级革命……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1]

　　马克思论述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不同之处的这些话，应该促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所有支持者、各工厂委员会、检查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以及所有的无产者，对我们所亲身经历过来的日子进行自我批评。我们之所以需要自我批评，那是因为它是对无产阶级专政行动的唯一监督。所有从外部来的批评，甚至于来自苏维埃内部反对派的批评，都是我们死敌的愤慨反映。这种批评的目的不是为了改进我们的工作，而是为了毁灭我们。
　　我们必须回到某些表面上已被我们征服的阵地去，在有必要的地方，我们应该重新开始做组织工作。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群众头脑一时发热的产品。俄国的工人阶级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才取得这一胜利。正因如此，我们的专政不可能总是处于节日的气氛之中。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回避自我批评。既然欢庆已经结束，我们就不用害怕在革命的陶醉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有过这种蜜月——会出现节日结束后常有的那种不舒服感觉。
　　每一个工人都应该利用将帮助我们未来进行国际革命的过渡时期，来加强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不要只让街道和广场来做这项工作——俄国工人在这些地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是要让工厂和生产过程也来做这项工作，因为它们是无产阶级国家生命力的源泉。组织生产的问题现在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我们斗争的最迫切问题。这些任务完成得好坏，取决于每一个无产者，因为完成这些任务的基础不是资本的力量，而是我们的劳动。

一

　　马克思在论巴黎公社的光辉著作^[2]中写道：“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俄国无产阶级也不能期望无产阶级专政做出奇迹。收归国有的企业的工人首先必须理解这一点。马克思指出，他们应该懂得，“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3]
　　如果我们等待或者要求收归国有的和受监督的企业的工人，现在就完全过社会主义的生活或者杜会主义的更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的生活，那就意味着我们误解了局势或者受到了挑唆，意味着我们在相信通过某种“人民法令”即可实现的乌托邦。这归根到底是一种蛊惑人心的挑峻宣传，它是企图从内部破环无产阶级的统治。
　　在收归国有的企业中——这种企业数量很大——，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苏维埃和工人监督制度在目前还属于私有的工厂和企业中，也能把剥削限制到最低程度。把全部企业收归国有，那是不久将来的任务。到那时候，就会象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按照社会计划来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人直到现在受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奴役的状况……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4]
　　在这个解放过程中，第一项任务就是要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这个任务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因为帝国主义的发展带来了生产的集中。
　　但这还不是一切。我们可以说，这还只是国家的行动，尽管它已是无产者国家的行动。组织生产并不是国家活动的结果：夺取国家政权的目的是从现有的生产制度中和通向共产主义制度的发展道路中排除障碍。在新的经济力量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之前，在旧的生产方式还没有完全改变之前，我们将处于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资本主义的许多残余还将继续发生影响。
　　每一个工人都应该明白这一点。

二

　　从这里产生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劳动强度问题。食品危机、交通破坏和经济生活的其它“危机”都是次要问题。只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取决于劳动强度。
　　劳动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劳动强度。但是现在我们不具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客观条件——技术手段和加工程序的完善。在同国内外反革命迸行斗争的时候，我们还无法创造这些条件。这些都是不取决于我们的因素。
　　劳动强度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最近，劳动强度已降到最低点.我们这些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没有理由去掩盖这个事实。俄国工人的平均劳动强度就是在资本主义统治时期，也要低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
　　对一个不关心企业效率高、盈利大的工人来说，劳动强度问题很容易就解决了。这位工人会想：“不管我的活干得多么少，我反正消灭不了资本主义榨取我劳动力的方法.资本家的利润仍然还在。”
　　不久之前，俄国工人亲身体会到资本主义的提高劳动强度的方法。今天已经不存在依靠客观因素的帮助来提高劳动强度的外部力量。这些客观因素很多，其中例如有加快机器运转的速度，实行泰勒^[5]工资制和其它工资制等。
　　工人现在是企业的绝对主人，没有任何外部力量可以增加劳动的强度。能够用于实现这一重大任务的因素只剩下两个，减少劳动时间和工人阶级自觉遵守纪律。

　　“工作日缩短的第一个结果，是由一个显而易见的规律引起的，即劳动力的活动能力同它的活动时间成反比。因此，在一定的限度内，力的作用时间上所受的损失，可由力的作用程度来弥补。”^[6]

　　这个论断的正确性已为实践经验所证明。
　　在缩短劳动日和消除资本主义动力之后，劳动强度的降低只能用纪律不严来作解释。
　　在生产的社会主义组织还没有完全代替资本主义组织之前，如果劳动强度降到原有水平之下，那在任何情况下对生产并从而对无产阶级专政来说，都是很大的危险。
　　我们不受世界经济竞争威胁，因为无产者的俄国同世界市场是隔绝的。从国内商品流通的根本利益来看，劳动生产率的降低是我们最大的危险。
　　通货膨胀、食品限价、货币流通等等问题都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则正如我们曾经指出过的，同劳动强度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因此，所有负责组织生产的新无产阶级机构的任务.是恢复过去的劳动强度。

三

　　做到这一点的第一个途径就是工人自觉地遵守纪律。这丝毫也不是窒息革命的动力或者恶化工人的物质地位。但是，我们决不能被目前的暂时利益所诱惑。那些不满足于我们通过一次重大斗争就取得的成果的无产者，那些一次就取得了他们妥协让步的兄弟们几十年也没有得到的东西的无产者，不会忘记世界革命的伟大利益。
　　马克思说，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7]
　　但是新社会这些因素的源泉是生产，所有手拿劳动工具的人，都掌握着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的命运。

库恩·贝拉

《革命旗帜》（托木斯克），1918年4月14日。 .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67—71页。

^[1]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25页。

^[2]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62页。

^[3] 同上，第163页。

^[4]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318页。

^[5] 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沃·泰勒（1856年一1915年）制订的工厂管避制度。他根据对最优秀工人的每一个劳动动作的分析，确定其他工人的劳动定额。

^[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50页。

^[7]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