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1919年7月15日）

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

（1919年7月15日）

讨论开始前作的报告

　　尊敬的执行委员会！请允许我开门见山。在匈牙利，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正经历着一场危机。危机是三方面的，政权方面的危机，经济方面的危机和道德方面的危机。政权危机表现在：中央和地方政权，尤其在同反革命现象作斗争时，表现了一系列的动摇，没有表现出无产阶级专政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表现的那种坚定性。经济危机首先表现在：我们正在同食品供应困难作斗争；另一方面，我们还面临着一系列生产和生产组织上的困难，而目前不能采取坚定的措施去克服这些困难。道德危机部分表现在：各种无产阶级机构中大量存在贪污盗窃行为，但它正处于转折点，因为，我们已经开始清查，并将排除一切障碍，把这件去污除秽的工作进行到底。所有这三方面的危机现象可以总结为一种心理状态，即不仅在一部分群众中间，而且主要和首先在许多领导者身上，滋长了一定的消极情绪。
　　尊敬的同志们！出现这种消极情绪、灰心失望和动摇，首先是因为，相当一部分人现在认为，当他们决定把匈牙利无产阶级命运寄托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身上时，他们错误地判断了形势。现在许多人都认为，当他们自以为完全有理由把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当作匈牙利无产阶级命运的坚实基础时，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尊敬的同志们，宣传和传播这种观点的人事实上——当然是基于他们自己的看法——不是对国际革命灰心失望，而是不相信革命策略，不相信工人运动的革命方向。那些以为国际革命会按照预定的日期准时来到的人不仅是水平低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正如事情的结果所证明，他们在态度上同那些3月21日以后遗憾地依附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乌合之众没有多少区别，因为他们也奉行季节性的政策。在革命已经实现的时候充当革命家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有觉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者的特点恰恰在于，当其他人还看不到革命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以及革命肯定会到来的时候，他就站在革命一边，就对还未觉悟的群众宣传革命，宣传革命的必要性、正确性和好处。总之，这一危机就是渊源于这种观点。当然，真正的国际主义，表现在行动上的国际主义，决不能允许出现这种怀疑。因为，在工人运动中，表现在行动上的、真正的国际主义，不仅期待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而且还希望能对它作出贡献，知道只有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作出贡献，才能期待从它那里得到帮助。我重复一遍：这就是这种表现在三个方面的危机状态的首要原因。
　　当然，我们还不能从这种危机的表现形式中找到它的全部解释。因为，如果今天有人问，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势从哪一个角度观察更为有利，从外交的角度，还是从内政的角度，那么，亳无疑问，我们可以客观地回答说，外交形势比国内形势更为有利。之所以说外交形势更为有利，是因为，尽管有些入企图把从各地传来的关于世界布尔什维主义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蔓延的消息说成·只是革命者炽热的幻想，但毋庸置疑的是，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同俄国革命一起建立了保证无产阶级得以生存的环境。如果回忆一下第二国际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国际的整个历史中，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个象我们现在正在期待并完至可以指望的那种国际活动。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任何事物都将建立起自己的生存柔件。俄国和匈牙利的无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国际活动——虽然它暂时是孤立的，但总是无产阶级的国际活动——，并在这种国际活动中建立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其表现形式为，全欧洲的无产阶级都赶来支援。除了第三国际——它不仅是一个组织，而且还是无产阶级的战斗联盟——正在不断发展外，无疑俄国和匈牙利无产阶级的行动引起了正在风起云涌的国际革命活动，例如，意大利、法国、，英国，瑞士，根据最新消息还有荷兰和瑞典的无产阶级，将在7月20日举行示威游行，并在7月21日举行大罢工^[1]显然，这是一个可以同协约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相对抗的重要因素。
　　我并不认为这些革命活动顷刻间就能使我们冲破封锁，也不认为在协约国帝国主义军队的刺刀下革命活动不会遭受挫折，但是，毋庸置疑，今天从协约国政策的角度来看，这种统一的国际活动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且今后还会变得更加重要。
　　我曾经多次强调过，协约国之所以没有扼杀我们，并不是因为它不想这样做，而是因为力不从心。这不仅因为它没有可以信任的军队，还因为协约国不具备必要的国内条件，而统一的国际声援活动恰好反映了这一点。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成就，是对我们的一种帮助。
　　同志们，谁期待国际革命按照预定的日期准时到来，谁认为现在可以暂时中断革命，做一些别的事情，等到国际革命到来的时候重新行动，重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谁就无异于那些3月21日后依附于我们的乌合之众，他们的道德败坏曾一度给我们造成过威胁。
　　尊敬的同志们！要度过危机是不容易的，因为这首先是政权的危机。
　　要弄懂政权危机的发生原因，首先要看一看匈牙利出现专政的厉史。匈牙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一场权力斗争的券果。首先是某些国际政治条件的幸运的汇合使匈牙利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由于没有经过斗争就获得了政权，于是产生了这样的观点，即认为今后阶级斗争已无必要，资产阶级已经消灭，不劳而获的收入不会再出现，剥夺经济、剥夺生产和剥削的工具首先是法律和政治性的问题，而不是经济性的问题。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政权的力量。
　　不可能在一开始就形成巩固的政权。武装无产阶级不是在斗争中实现的，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并没有锻炼无产阶级群众，因此，主张对资产阶级宽大的观点容易占上风，并最终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斗争决心。（听众：对，说得对！）
　　尊敬的同志们！依我看来，政权危机最突出地表现在，一方面对于一切反革命现象存在极度的恐惧，另一方面又害怕采取任何激进的、彻底解决问题的行动和政治、经济措施。（听众：对，说得对！）这就是政权危机的表现，这就是政权危机发展到这种程.度的原因。因为，对反革命的恐惧，避免用武装对待反革命的做法，都是对专政的最大误解。专政的作用就是恫吓剥削阶级，就是依靠威慑和无产阶级的各种武装手段挫败反革命，扼杀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赞同声）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这一点。但是，尽管如此，在谈到铲除反革命根子的时候，在谈到将反革命消灭于萌芽状态的时候，在需要采取激进的措施以最终实现无产阶级统治的时候，仍然会有人向我们惊呼：不要人为地制造反革命分子，不要人为地挑起反革命！今天的危机状态对于持这种观点的人是一个极好的教训。我们这里肯定没有发生过象有些人说的那种残暴行为，尤其在布达佩斯没有发生过。但是，反革命的气焰甚嚣尘上，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獗，对于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容忍。（听众：对，说得对！）
　　对于资产阶级我们是很客气的，也没有伤害官吏和其他人。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甚至包括那些依附于我们的乌合之众在内一他们不是资产阶级中的体面人物，而是站到我们这边来的资产阶级暴民。我们对他们温文尔雅，而反革命却如此猖獗，以致出现了政权的总危机。（听众：对，说得对！）由于害怕武装干涉，害怕武装镇压反革命，使反革命有可能以这样的规模、这样的方式公开地组织起来。然而，维护专政只能依靠武力，没有别的办法。（赞同声）不使用武力便不能维护专政。必须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如果需要权威，我可以引证恩格斯的话L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2]
　　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不。^[3]虽然我曾经有过短暂的怀疑，但是，在上述经历之后，我要坦率地说，必须肃清那种不想恫吓资产阶级的想法。必须使资产阶级感到惊慌，使它胆战心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流血。（听众：说得对！）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反革命发展到今天这种导致政权危机的地步。必须采取强硬的而不是不彻底的措施。
　　如果从经济措施方面研究政权危机的原因，如果研究经济危机的原因，我们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采取不彻底的措施是因为对专政缺乏信心，因为没有一个足够强大和牢固的政权。也就是说，在经济措施方面行使权力也不够有力，不够坚决。
　　如果我们依靠的是一个不牢固的、动摇的政权，如果政权经常处于危机状态，那么，在经济部门工作的人自然会经常产生这样的疑问：一旦专政失败，事情怎么办？如果出现一个新的民主政府或社会民主党政府，那又怎么办？那时候生产资料和生产条件会发生什么变化？
　　在政权危机的状况下发生这种现象是完全自然的。当然两者并不互为阶梯，而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在我们的经济措施中，我首先要指出的问题是，缺乏技术和经济集中，完全缺乏工厂的经济和技术集中，对贸易持反对态度，同时，时而禁止从农村运粮到城市来，时而又偷偷地延长允许这样做的可能性。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对专政缺乏信心，因为在专政后面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作后盾，因为专政还没有使无产阶级产生信任，使资产阶级产生威惧。（听众：说得对！）但是，正如我从一些同志们那里听说，有人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把所有东西都押在一张牌上是否正确？
　　尊敬的同志们！把所有东西都押在一张牌上确实是冒险的做法。但是，我不禁要问：在革命中——如果我们不对无产阶级玩假牌——除了把所有东西都押在革命这张牌上外，都押在无产阶级历史使命这张牌上外，还有别的办法能使革命进行到底吗？（听众：说得对！）
　　倒退的道路是没有的，除非要我们回去守卫那些可以倒退到资本主义去的桥梁。
　　鲁道什·拉斯洛：没有倒退的道路！
　　库恩-贝拉：也可以说有倒退的道路。可以想象恢复资本主义，出现象1848年以前匈牙利曾经出现过的那种早期的资本主义形式，一种充满了白色恐怖的、最完整的殖民地状态。可以想象在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出现这种状态，出现一个新的野蛮社会。我不得不在这里重新提到政权危机，并且指出*我之所以必须向工人阶级说明存在这种前景的可能，是因为政权并不稳固，在行使政权的入中间还未建立起坦率的、开诚布公的团结，而这种团结是必需的，应该在各个方面实现这种团结。正因为这样，反革命才能不受惩罚地利用从反对其他民族到社会民主的全部口号，而有关方面竟一次都不出来表示反对。
　　我不得不说这番话，因为，我认为，无论从无产阶级专政团结的观点来看，还是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观点来看，这都是十分重要的，我不应该在这里对此保持缄默。上面我在谈到采取不彻底的措施时提到，有些人说，如果我们执行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激进和有力的政策，就会制造反革命分子。事情果真是这样吗？不，不是这样。不会也不必要制造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总是有的，这已为事实所证明。请你们想一想，那些曾经受过我们关怀的军官、官吏和专家，难道他们不是反革命蛇蝎吗？难道他们不在伺机参加反革命吗？这种反革命分子不是我们用强硬的手段逼出来的，而是用国家的金钱培植出来的。我知道，在一定的时期内我们还需要反革命，也许还不得不给反革命蛇蝎喂奶汁。当然，如果我们对无产阶级说，你应该给反革命分子喂奶汁，这无疑会损害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战斗精神。这点已为事实所证明。当我们一方面宣传不许制造反革命的时候，另一方面必须坦率地承认，我们还没有消灭特权。官僚特权还在盛行，甚至有所发展。即使在工人组织中也有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今天还存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这种时候宣扬平等是欺人之谈。虽然我们已经大部或全部剥夺了资本家的生产资料，但是剥削并没有消灭，他们的口袋里、箱箧中、壁缝里还藏着不劳而获的票据，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有无产阶级所不具备的文化知识，还有从资本主义生产和组织中学到的专长。
　　同志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缺乏经验的年轻的无产阶级处处都会遇到资产阶级的专门技术入才，他们可以依靠自己的一技之长比无产阶级少花钱而得到更多的生活条件，因为无产阶级没有技术，没有专业本领，也没有从资本主义生意经中学会敲诈勒索。同志们，无论我到什么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错误，到处都可以发现，无产阶级之所以倒霉，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它放在应该放的位置上，是因为由于这个欺人的平等理论使无产阶级统治对无产阶级本身采取了不公正的做法。
　　不公正，犹豫不决和动摇不定。这三者一起，构成了政权危机、经济危机和道德危机的最终基础。动摇不定，犹豫不决，不让无产阶级得到它应有的利益.不按照阶级进行分配，在阶级的价格政策问题上经常动摇，说空话，等等，发生所有这些现象的原因都在于此。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我不得不经常自我安慰说，我是主张按阶级进行分配的，主张执行阶级的价格政策的，因为它们是正确和必要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痛苦地看到，正是由于政权的动摇和犹豫，这些都无法实现，使无产阶级无法公正地得到通过专政手段应该得到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和社会制度中无法想象的各种好处。
　　同志们，大致说来，总的说来，这些就是危机的原因和表现形式。我们还需要从当前的国际环境出发来观察国内形势。
　　尊敬的同志们！协约国帝国主义没有对我们使用武力，相反，从许愿到金子，他们使用了种种办法，企图动摇一部分无产阶级，使他们更加犹豫不决；破坏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用海市蜃楼来诱骗一部分无产阶级，如同当年工厂主对罢工破坏者的做法一样。
　　尊敬的同志们！这种状况造成的结果是，反革命抓到了非常好的口号。他们一方面利用民族的口号——在我看来这并不危险——，另一方面利用了某种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的口号。后者可以加剧政权危机，.可以迅速地挑起一场内战。
　　对于这种情况我并不悲观。经验告诉我，动摇的只是无产阶级的非常小的一部分3对于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来说，这种口号起不了什么作用。无产阶级的积极分子，即专政的积极执行者和支持者，人数最少；在他们身上看不到动摇，也不可能专生动摇。因为，今天任何有头脑的无产者——他当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考虑问题的-一都清楚地看到，在我们这里不可能改变政府形式，这里只能改变国家形式。（听众：对，说得对！）在无产阶级专政中不可能改变政府形式，因为，迄今的经验表明，除了苏维埃制度的形式外，任何其他的形式都是不能想象的。改变的只能是国家形式，即改变目前状态。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国家走向消亡。相反的方向是使国家掌握在另一个阶级手里，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那将是肉体和精神上的暴力机构。
　　同志们，在所有口号后面，即使是在最民主的口号后面，隐藏着的也是最清楚的资本主义目标：恢复资本主义。我曾经听到过这样一种意见，认为可以达成一种协议：工厂留在工人手里，但恢复旧的状态。同志们，这是一种连拉瑟南和帝国主义经济学家的水平都不如的观点。这种幼稚的观点是通向白色恐怖的最好的桥梁。如果让那些连这种经济科学水平也达不到的人掌握了政权，政权肯定将从他们的手里落到旧的统治阶级手中。除了工厂以外其他什么都交出来！——同协约国达成这样的协议意味着彻底复辟资本主义，而且工厂也不可能继续留在工人手中。在专政的废墟上，以协约国殖民地的形式，建立起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封锁问题经常被人用来作为必须同协约国达成协议的理由。你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封锁继续下去我们将会怎样？我们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但是，我也要问大家：如果封锁取消了，我们又将会怎样？那时协约国纵然会象反革命集团宣传的那样向我们提供三万套衣服和三千吨猪油，这些食品和衣服也肯定不会分给无产阶级，因为分配是政权机关的事，而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这是肯定无疑的。那些经常叫嚷要同协约国友好的人，那些以为只有协约国，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拯救我们的人，他们的观点必须遭到驳斥。必须指出，这些入都是匈牙利无产阶级的死敌，因为他们想把无产阶级推向绝境，想由无产阶级来偿付战争的一切费用，想用消灭无产阶级的代价来赔偿无产阶级专政三个月来的损失。（听众：对，说得对！）无需我提醒同志们注意：在协约国帝国主义保护下的资产阶级肯定不会对无产阶级采取宽恕的态度，它的觉悟很高，决不会以人道主义的，口号来模糊本阶级成员的阶级觉悟。在实行专政的问题上，我今天仍然要引用库菲同志曾经在人民歌剧院讲过的一句非常出色的话：对于资产阶级，我们只不过采取他们曾经对我们无产阶级采取过的做法。同志们，我们并不把资产阶级赶上断头台，我们并不象资产阶级关禁罢工的收割者那样，为了一点小小的过失或罪行成批地关禁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暴民、乌合之众，从阴沟里冒出来，依附在我们身上，并造成了道德危机，但是，我们却把他们暖在自己的胸脯上。我们对资产阶级是宽宏大量的。同志们，这就是引起我们危机的另一个原因。
　　尊敬的同志们！这种道德的污秽为协约国帝国主义一切旨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企图提供了土壤。（听众：对，说得对！）在道德这样污秽的环境里，协约国的工作条件是很有利的。把这种污秽记在专政的帐上无异于在商店门口排长队的妇女把排队看作是专政的结果。
　　同志们，我们面对着一个正在解体的社会。资本主义散发出来的阵阵臭气也吹到无产阶级专政这边来。哪里不教育人们自我牺牲和大公无私，哪里无私和援助只是骗人的谎言，那里就不会出现为了集体利益放弃个人利益和准备牺牲的道德观念。
　　尊敬的同志们！我们不会轻而易举地克服这个道德危机，它还会持续一段时期3只有毫不动摇犹豫，坚定地站在专政的立场上，才能结束这个危机，因为，道德上的种种污秽固然首先是资本主义造成的，但其次也是毒化现状的动摇和犹豫的结果。
　　同志们，这个国家里发生的种种滥用无产阶级专政手段、诈骗、抢劫和滥用职权等等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现象，其原因都是因为没有一个坚强的政权。是的，同志们，没有一个坚强的政权，因为许多人——无论如何我要坦率地说——，许多领导人，他们都把专政当作一种过渡，但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是倒退到资本主义去的过渡。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清除那些陷于污泥浊水的道德败坏者是极其困难的。他们经常能找到支持。资产阶级支持他们，不断地扶植他们。资产阶级无时无刻不在窥测方向，伺机发动旨在消灭我们的反革命，而我们却对它施以仁政。同志们，过去我们曾经说过：必须消灭他们，否则他们将消灭我们。经验告诉我们，我们这样说是对的。（听众「对，说得对！）要用最强有力的手段摧毁哪怕是最细小的反革命活动，不管是谁都要无情地予以镇压，即使不得不为此破坏各种现存的机构，也在所不惜。必须消灭反革命，否则，反革命将消灭我们。（听众：说得对！）同志们，如果我们由于自己的错误而被反革命消灭，那是最不幸的。因为，协约国通过内部发动的一次进攻，可以把苏维埃共和国变成巴黎公社——虽然我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但不能使国际革命从匈牙利无产阶级的鲜血中获得力量。甚至我们有可能毁灭于自身的动摇、犹豫、道德败坏和无能，而这是无利于国际革命的。其结果只能是资产阶级消灭无产阶级，最多那些对资产阶级温文尔雅的人得到宽大，但我不相信他们会得到宽大。（听众：对，说得对！）
　　尊敬的同志们！我们在外交和内政方面的任务是什么，这个问题还需要谈一谈。我不准备讲得太多.关于经济问题我讲得比较少——这不是我的任务，也超出了我的报告的范围——，但是内政和经济问题，经济和内政问题，两者是如此紧密相关，以致不能不简单地谈一谈。
　　正如我已经指出，政权结构方面存在的缺陷也是我们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没有公安军（听众：对，说得对！），无法执行各项条例法令。今天我们的情况类似卡罗伊政府时期；民主的卡罗伊政府当时也没有威信，没有武装力量。我们还没有公安军，但苏维埃政府正在设法建立可靠的公安军，有了它我们就可以在布达佩斯和外地保证任何人都能执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条例法令。这是一件事。
　　另一件事是在布达佩斯和外地重新组织工人苏维埃，这也是十分重要的。（听众：对，说得对！）同志们都说我说得对，但这不能不使我想起，刚才喊说得对的人中间，有些人不愿意到苏维埃共和国的机构来工作，尽管我们曾经恳请过他们这样做。
　　重建工人苏维埃的工作将会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我国工人苏维埃制度的不幸命运是有其特殊原因的：
　　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前，工人苏维埃既非战斗组织，也不是权力组织。我可以找到一些同志来作证，当时我曾经同他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可以证明，当时我们是多么希望使工人苏维埃具有战斗和权力组织的性质，使它逐步成为无产阶级的行政管理工作机构。当时这一组织虽然直接依靠工厂、车间，但没有职权。无产阶级革命以后，匈牙利工人苏维埃组织虽然没有经历象俄国工人苏维埃经历过的那些发展阶段，它也必然要转到以区为基础的组织形式上来。这样，工人苏维埃脱离了工厂，但也没有成为工作机构。同志们，这就是我国中央和地方政权组织无论在群众中，还是在无产阶级群众组织面前，都没有权威的原因所在：这就是在我国还会出现不主张建立阶级政府、阶级行政管理机构，而主张按照议会思想建立党派或工会领导的政府或行政管理机构的观点的原因所在。工人苏维埃作为阶级整体的战斗和权力组织，在布达佩斯和外地都没有树立权威，其原因还在于它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公安军，它在无产阶级群众中没有扎实的基础，尽管它是以代表他们的利益作为自己使命的。
　　同志们，这就是全国的另一个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在建立公安军后，组织和重建工人苏维埃，并保证工人苏维埃的无产阶级性质。与此有关的是建立整个行政管理机构，内务人民委员会正在着手进行准备工作。但是，尊敬的同志们，不管我们制订什么样的条例，如果不能保证工人苏维埃的无产阶级性质，如果小资产阶级分子重新钻进外地城市的工人苏维埃；如果那里同布达佩斯一样不实行工人管理，如果一切都由执行委员会甚至苏维埃政府委员包办代替，那么，肯定工人苏维埃的权威不会增长。不仅如此，在工人苏维埃本身出现反革命分子的现象还会经常发生。尤其在外地，.一些人在同资产阶级的接触过程中接受贿赂，以致堕落为反革命；在他们看来，不同资产阶级合作便无法生活。
　　在经济方面，除了食品供应问题外，我认为经济和技术集中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之所以要强调这点，是因为它也是政权问题。在谈到公安军问题时，我们说食品供应是政权问题，然而经济和技术集中也是政权问题。今天还有一大批工厂——或者在经济上，或者在技术上一是单独存在的。实在没有这种必要。其原因也是因为不能采取坚定有力的措施。
　　一部分高级职员，特别是那些迄今仍然享受着工人阶级享受不到的特权的高级职员——整个工人阶级都为此感到愤慨——，企图为资本家“还乡团”完整地保存他们的工厂。这就阻碍了技术和经济集中。我认为，在制订经济条例时的另一个任务应该是：在工厂中取消一切特权。我不想在这里挑动大家反对高级职员，相反，我主张要尊重他们。但是，他们既然愿意把自己看作是有组织的工人，他们既然说愿意加入要求打倒一切特权的工人的队伍，那么，就不能容忍他们继续在工厂里享受特权，损害工人利益。继续享受特权，只能使工人阶级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们这里，旧的特权制度依然存在，一切如故。我可以请那些经常到工厂去的同志们来作证，他们能告诉大家，工人们对高级职员的假日、劳动关系、福利和工资等等的专门规定有些什么意见。所有这些都只能使工人发现，无产阶级专政对他没有任何好处，而有利于新的官吏，有利于一个新的生产和管理的官僚机构。必须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在这个问题上，我也不能同意那种认为这样做会制造出反革命分子米的观点。因为，消灭特权制造不了危险的反革命分子，但是.如果我们不取消特权，倒是会把以革命为自己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推向反革命的怀抱。
　　大体上说，总的来说，这些就是苏维埃政府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最近必须处理的最紧迫的问题。我再说一遍：必须在所有地方消灭贪赃舞弊和拉关系的做法。我之所以认为有必要再次强调这一点，是因为那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人正在打着反对贪赃枉法的招牌进行反对专政的活动。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他们不愿意在任何地方工作；他们只会评头品足，但决不参加党和工会组织或工人苏维埃机构的工作。事实上，他们打着反对贪污受贿的旗号，进行反对专政的破坏活动。
　　在结束讲话以前，我要再次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强调指出，纵然如此，我们也一定能平安地渡过上述三方面的危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破产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即使把工人阶级的全部劳动收入用来增加军事开支，即使象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奥地利社会沙文主义者们那样把一切都奉献给协约国，即使以无产阶级的鲜血来报复持续三个月的专政，也不可能使资本主义卷土重来。但是，同志们，为了避免我们不攻自溃，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强化政权，必须在萌芽状态挫败一切公开或隐蔽的反革命企图，必须用威慑的手段羁勒资产阶级，不许它乱说乱动。允许资产阶级活动，就会造成无产阶级流血，而协约国帝国主义是不会为此伤心落泪的，它们关心的只是保护资产阶级。
　　如果^[4]，谁想执行好的对内政策和外交政策，谁就必须依靠强大的力量，依靠武装的政权和无产阶级的武装，谁就必须保护无产阶级的权威，并以这种权威——我再说一遍——威慑和羁勒资产阶级。同志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另外两个危机，经济危机和道德危机。
　　同志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能光靠苏维埃政府；这不仅是苏维埃政府的任务，必须有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参加。为了吸收无产阶级牌众参加，必须使他们建立起坚定的信念，这就首先要求我们自色坚强起来；如果我们自己动摇不定，决不能使群众坚定信念。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坚持斗争，将保证我们的生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

闭幕词

　　我利用致闭幕词的机会简短地讲几句。首先我要提到维尔特奈尔同志的发言。^[5]在谈到阶级的定量分配政策和阶级的价格政策时，维尔特奈尔同志问道：谁在阻挠实行这些政策？我的答复是，阻挠的人很多很多。这两个政策包含了许多内容，如果我们在执行政策的时候果真象有人建议的那样办事“聪明”一点，那么，就会丢掉政策的全部阶级性质。当初在我们提出阶级的定量分配和阶级的价格政策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不能把高级职员和劳动者当作非无产者。但是，照我看来，阶级的定量分配政策和阶级的价格政策必须反映这样一个事实：那些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的、真正的支柱，那些以前早就参加了工人运动的人——他们不是在10月或3月以后才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柱的——，他们从事着特殊困难的工作。这些无产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真正的支柱，应该使他们从阶级的定量分配和阶级的价格政策中得到好处。如果我也象其他许多人理解的那样来理解阶级政策，即把所有现在从事劳动的人都当作无产者，那么，这两个政策的阶级性就会完全丧失。我认识一些银行经理、工厂厂长，他们今天也在劳动，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信仰者和支持者。正如维尔特奈尔同志曾经说过，他们正在等待竖起白旗的机会。这种人不应该得到阶级的定量分配政策和阶级的价格政策的好处，否则，无产阶级看不到自己的特殊利益，看不到自己应该首先分到食品和衣服的合理待遇。现在无产阶级最需要得到食品和衣服，因为资产阶级还有积存的物资，而无产阶级却一无所有，五年战争耗尽了他们的一切。我不想讨好无产阶级，正如我从来不会阿谀奉承一样，但是，无产阶级在工厂里肯定会想，五年的罪恶和错误，五年的种种辛酸，都可以在无产阶级专政期内得到纠正和补偿。
　　不，同志们，在经济委员会发生的种种敲诈勒索都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无产阶级应该作好为未来作出牺牲的准备。但是，要它作出牺牲，就必须让它看到为什么要作出牺牲，必须让它看到我们建立了一个公正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最需要物品的人和参加劳动的人将首先得到一切。（赞同声）这就是阶级的定量分配政策和阶级的价格政策的内容。
　　另一个是哈伊杜同志的发言。^[6]我要详细谈谈这个发言。他责怪我们没有介绍外交政策方面的情况。尊敬的同志们，关于这个问题，我要再次强调，国际革命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内容和基石。关于国际革命的现状我已经对大家讲过，哈伊杜同志可以在《红色报》和《人民之声报》上读到有关报道。关于革命的一切情况，甚至几乎每一个为公众所关心的外交文件，我们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如果今天我们发出一个照会，明天就公布照会内容。总之，我们的外交不是外交官的外交，不是秘密外交，而是阶级斗争的外交，其内容包括对国际革命的声援和支持，包括反帝斗争。
　　同志们，关于国际革命事业的情况，我想大家都是清楚的。至于一些具体细节，例如今天同谁进行了会谈，明天又同谁谈判，我想执行委员会也并不都想知道。（听众：对，说得对！）同时我还必须指出，如同过去一样，我国外交政策成功的原因在于我们同协约国的斗争、同协约国帝国主义的斗争日益取得成效。今关出版的奥地利报纸也提到了这一点。不管反革命如何指望协约国不要同我们谈判，协约国还是不得不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谈判。同志们，它们不得不这样做。克雷孟梭最近发来的电报^[7]也表明，它们不能象起初想象的那样解决匈牙利问题，解决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和匈牙利布尔什维克问题。同志们，它们无法这样做。军事上它们迄今还没有能力解决，今后也解决不了；用保持缄默的办法也不能解决，因为今天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在整个国际政治中已经成为一个权力因素。（听众，对，说得对！）过去匈牙利从来没有做到过这一点。资产阶级的匈牙利，卡罗伊政府也好，它以前的其他政府也好，既无威望，又无权力；而今天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是一个有权力的国家。那个最新的电报恰好证明，协约国A LIMINEE^[8]就已不拒绝同我们谈判。克雷孟梭被迫宣称，协约国不同我们谈判只是因为我们没有遵守停火协议。克雷孟梭没有勇气和可能向本国的无产阶级声言，他断然拒绝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接触。
　　克雷孟梭的电报是对资产阶级在这里散布的各种谣言的最有力的驳斥。电报说，从一开始起就不可能拒绝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谈判。
　　再简短地谈一谈某些发言提到的一个问题。许多人在发言中提到，某人某人受到了排挤，某人某人没有得到重用。尊敬的同志们，我觉得有权在这里代表苏维埃政府号召每一个同志来参加工作。同志们，来参加工作吧！我并不要求你们不进行批评，你们尽可尖锐地、大胆地批评，但同我们一起来工作吧！反对贪污腐化不能光靠言词，应该同我们一道去扫除这种坏现象。那些不愿意到人民委员会去服务的人缺乏应有的责任感。（听众：说得对！）不应该等待别人来邀请，真正能工作的人都知道自己有多大能力，应该主动去工作岗位报到。不幸的是，在目前情况下党内无法把有工作能力的同志统一登记和管理起来。对莫尔纳尔同志^[9]我只想说：我还清楚地记得，在资产阶级执政的时候，有些人挨个拜访各地政府，表示愿意在政治上为当局效劳。
　　莫尔纳尔·米克洛什：我没有那样做！
　　库恩·贝拉，我没有指您，但其他许多人是这样做的。那时候他们并不为甘愿效劳感到羞愧，而今天，我们极其熟悉的同志们在各个人民委员会却不敢自告奋勇地参加工作。这种只会动嘴而不去为自己争得工作可能性的做法是消极的批评。这种批评的态度是不值得尊敬的。值得尊敬的态度是用实际行动去帮助解决问题。（赞同声）
　　最后我要再次提一提贪污受贿的问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今天将在这里提出关于建立反贪污、反腐化委员会的具体建议。但是，我希望同志们在讨论贪污受贿问题时，不要把事情描绘成似乎这些无产阶级专政周围的腐化现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果和必然伴随物。今天我们可以在活生生的现实中看到曾经与之斗争过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耻辱。今天，当我们有可能自上而下地观察资本主义，有可能透视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从工人阶级的观点，还是从生产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制度是多么可耻、可诅和无法维持。贪污腐化也是这样。我坚信资产阶级的贪赃舞弊不会比我们的少。（听众：对，说得对！）决不会比我们的少，甚至要比我们的多。但当时我们发现不了，不妨说他们是更为机灵的小偷。（笑声）我们即使在偷窃方面也比他们缺少经验。（笑声）但这是我们的幸运，因为这样我们容易发现小偷，把他们从我们的队伍中清除出去。（赞同声）同志们，事情就是这样，我只是不希望……
　　高尔保伊·山道尔（革命苏维埃政府主席）：要抓紧时间，否则他们会练好本领的。
　　库恩·贝拉人民委员：同志们，要抓紧时间！我在这里向苏维埃政府主席高尔保伊同忠建议，必须对各个机构进行坚决和彻底的调查。
　　高尔保伊·山道尔（革命苏维埃政府主席），但以后请您不要挡我的道。
　　库恩·贝拉人民委员：我从不挡道，我任何时候都在帮助高尔保伊同志的工作。同过去一样，今天我也要对高尔保伊同志说：您不是主管一方面的工作，您是苏维埃政府主席，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不管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您都要负道义责任。高尔保伊同志应该站到队伍的前列，应该同维尔特奈尔同志，同其他没有具体工作的同志一起站出来。（听众：说得对！）除了《人民之声报》外，还可以从事这项工作。到这里来参加大扫除。如果今后有人阻碍，我相信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都会出来把阻碍者清除掉。（听众，说得对！）
　　请允许我重复一遍：政权，一个稳固的政权；毫不动摇、毫不犹豫地行使政权；威慑和镇压资产阶级；不是在纸面上，而是在实践中迫使自己参加工作。在我看来，这些就是我们近期的任务。（热烈的掌声）

《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1919年7月15日会议记录》（速记稿），《党史研究所资料》，第142—180页和291—301页。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1卷，第419—441页。

^[1] 共产国际号召全世界工人在7月21日“组织抗议帝国主义列强进攻俄国和匈牙利的国际性示威活动，以表达对苏维埃共和国人民的声援。”

^[2] 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344页。

^[3] 原文如此。

^[4] 原文如此。

^[5] 维尔特奈尔·雅各布在发言中捍卫了“老同志”并且对社会民主党人企图组织一个没有共产党人的政府提出了抗议。他认为：同反革命进行斗争不需要使用绞架，而需要消灭贪赃枉法，工人中已经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他们拥有大量金钱，并且同老的资产阶级一起，“驱赶、折磨和统治成千上万的无产者”；此外，工人还不劳动，这是造成困难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他认为，“总之，无论在生产方面，还是在机关里，或者在无产阶级道德方面，都出现了难以容忍的状况。”他反对“22—23刿的青年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任何人送上断头台，不管他是否有罪。”因此，他认为执行委员会必须对司法实行监督。

^[6] 哈伊杜·久洛在发言中说无产阶级专政遭到削弱，他要求进行坚决的清洗。他问库恩·贝拉：政府对于违背巴黎和会的允诺准备采取什么措施？他批评苏维埃政府没有贯彻执行委员会关于同反革命作斗争的决议。此时会场上可以听到下面一段对话：“哈伊杜·久洛：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个决议，但不去执行决议？难道革命苏维埃政府没有按照执行委员会的精神办事？库恩·贝拉：没有。哈伊杜·久洛：如果没有，那么把事情说说清楚。（热烈的掌声。有叫喊：库恩·贝拉万岁！）把事情说说清楚，免得大家把这个政府说成是库恩·贝拉的政府。”

^[7] 指克雷孟梭7月15日致库恩·贝拉的复电。7月11日，库恩·贝拉致电克雷孟梭，要求克雷孟梭迫使罗马尼亚军按照他原来的允诺后撒到和会在6月13日电报中规定的地方，作为对苏维埃共和国的部队已经从它在北伐过程中解放的地区撤退的交换。对此，克雷孟梭7月15日复电如下：“对于你们7月11日给主席发来的电报，和会答复如下：只要你们不遵守停战协议，和会就不可能同你们谈判。”（参看《匈牙利工人运动史资料选编》，第6/B卷，第444页。）克雷孟梭事实上是要求受武装干涉威胁的苏维埃共和国把红军的人数减少到停战协议规定的限额。

^[8] A LIMINE意为：“从一开始起”。

^[9] 莫尔纳尔·米克洛什在发言中说，他认为，农民不向城市提供食品是因为觉得他们的权利并不稳定。作为老社会民主党人，他感到自己没有受到重视，没有为他提供合适的工作。他说，他并不主张采取恐怖手段，宁可用消灭贪污腐化的办法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