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拉法格 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 （1883年） 一、历史中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公民们！ 在工人党的“社会主义图书阅读小组”所组织的一系列的报告里，我们的同志杰维尔准备讲《资本及其生产的现象》，而我将谈谈经济环境对人和人类社会的影响。 从马克思学派的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人是两种环境的产物：宇宙的或自然的环境和经济的或人为的环境的产物，我说“人为的”环境，是因为它是人类创造的产物。人类社会的民事的和政治的制度、宗教、哲学体系和文学都是植根于经济环境里。它们在经济的土壤里获得自己盛衰的因素。历史哲学家应当在经济的环境里——也只有在这中间——找出社会进化和革命的基本原因。 当我同你们一起研究两种经济环境—封建的或者农奴制的环境和资本主义的环境或者雇佣劳动制度——的时候，我将对马克思的伟大学说进行历史的检验。但是在开始研究这些环境之前，我认为有必要把我的第一个讲话专门用来谈谈某些试图解释人类历史事件的唯心主义理论，而把第二个讲话专门用来谈谈对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的影响的一般看法。 1人们不是用物质力量的作用来解释人的机体的现象和自然的现象，而是首先把它们归因于，——这是最简单的解释，——只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中的创造物的干涉。这是在任务的困难面前的退让，而不是解决它，这甚至是创造新的困难。因此人类理性的任务之一就在于：一个接一个地破坏人在不同时期用来理解宇宙的宗教的和哲学的体系，破坏是为了重建，消灭那已经理解的东西是为了重新理解，——一切社会的和个人的生活的基本条件就是如此。 个人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出生、发育成长、性交、生病、死）被看作是想象中的神的意志造成的。天主教所获得的很少，破坏的也很少，但是更换了许多名称，它改革了多神教的神和宗教的仪式（洗礼、圣餐礼、加冕礼、涂油礼）。起初，人们都认为有许多神分别管太阳的移动、风暴的掀起、闪电的放出，——后来的一神宗才把这许许多多的特性集中在一个神的身上。 但是人还必须弄明白社会现象，社会现象使他吃惊比自然现象还要厉害。他为此也求助于同样的方法。他说，神把人从尘世的乐园逐出而使他命中注定要劳动和受苦。国家的盛衰也是由上帝的天意加以调节。 为了给你们举出例子来证明那些把社会现象归因于想象中的人物的意志的人们是怎样去解释历史事实的链条的，我不能找到比博胥埃[1]的《世界通史讲话》（世界历史的最著名的宗教总结之一）更好的选择了。从博胥埃的观点来看，正如从一切唯灵论体系的唯心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一样，不是生存的物质条件、不是由它们产生的需要、兴趣、情欲和本能推动人们和各个氏族前进，——而是上帝催促他们，并且引导他们沿着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道路走向他们所不知道的目标。 这个上帝，博胥埃的儿子，利用亚述人和巴比伦人来惩罚犹太民族，利用波斯人来恢复它，利用亚历山大[2]及其初期的后继者来保护它利用著名的安条克[3]及其后继者来考验它，利用罗马人来支持它的自由……犹太人在耶稣基督之前就已生活在那些罗马人的统治之下。而当他们不承认他和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时，那些罗马人就不知不觉地助长了神的报复和消灭了这个忘恩负义的民族。上帝决定就在这时候从所有民族中创造出一个新的民族，首先把陆地和海洋统一在那个帝国的统治之下。如此不同的各个民族（它们从前有个时候是彼此敌视的，而后又在罗马的统治权之下结合在一起）的商业关系，是上帝用来宣传福音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 维科[4]在自己的《新科学的要素》里非常正确地指出希腊人因为害怕假如他们采行一些对立的风俗习惯，就会引起神的反对，所以他们就干脆把自己的或多或少不洁净的习惯分给神。博胥埃同样地在自己的神面前充满了对救世主的恐怖，因为神曾这么轻易地惩罚过列国。为了使神对自己有利，他就把他自己身上充满的那种奴颜婢膝的感情加在神的身上。他向自己的戴王冠的学生说：“我可以向你证明，在所有国王当中，圣经的一切有名的预言最无可怀疑地恰恰是与你的祖先有关”[5] 。因此，为了让教皇安坐在罗马和颂扬路易十四，上帝就让大地布满废墟和用苦难来毁坏人类。 人类历史的最著名的构想之一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我用一切唯心主义者所共有的这种博胥埃的手法，可以向你们证明，上帝施行的用恐怖办法来更替国家，只是为了颂扬通奸和对面首表示好感。 上帝到底从所有大地上的儿子中间选出什么样的人来做自己钟爱的民族的父亲，来奠定一系列国王的始基（这系列后来受到大卫和所罗门的颂扬和由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最后完成）？他选出亚伯兰，一个最平常的面首。关于这件事圣经正是这样说的，而圣经的传播是神明的预见的最主要任务之一。 当亚伯兰所在的那个国家遭遇饥馑时，他就去到埃及。但是在首途之前，他对自己的妻子撒莱说了以下的话（我逐字逐句引用，因为这处地方配得上左拉学派的《人类的文件》）： “13. 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
神圣的家长找到了如此合意的获取驴子和男女奴仆的方法，以致再次使用它。当他迁居到基拉耳并在加低斯和苏尔之何定居下来时，他“称他的妻子撒拉（即撒莱）为妹子”。基拉耳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莱夺取了去。“14. 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 “15. 法老的大臣看见了她，就在法老面前夸奖她，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 “16. 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6] 你们不要以为其它民族的历史不包括这样可靠的和无可辩驳的神的意志的证据。相反地，上帝恰恰希望民族之间的伟大冲突都是由婚姻的瓜葛而引起。由特洛伊战争开始而绵延到亚历山大夺取亚洲的希腊与亚洲之间的战争，就是由于美丽的海伦同牧人帕里斯的风流艳事而发生，当马其顿的战士从大流士[8]的手中夺去他的无数的妻子时才告终结。 上帝授予统治世界的权利的罗马人只在他们把萨平[9]妇女从她们的丈夫手里夺去之后才成为上帝垂青的民族。当他们被胜利冲昏头脑而丢掉古代风俗时，上帝为了复兴自己的败坏的民族而提拔严厉的卡托[10]并把他提高到监察官的称号，在他的身上复活了亚伯兰的美德，他取得一笔不大的钱就暂时把自己的妻子让与演说家霍登西乌斯[11]。 在中世纪以各种形式享受所谓“初夜权”的封建贵族是自己国家内得到上帝恩惠的第一流人物，而我们时代的有产者，不满足于用各种形式对自己作坊里的农奴妇女使用这种权利，强迫她们用妓女的血泪工资来弥补她们的低微的工业工资。他们是上帝的宠儿，上帝拿自己的恩惠的金雨洒在他们身上。而站在人行道上的庸俗的面首，只剥削一两个不幸者的劳动，上帝决定他们当警察和让他们去惩罚社会主义者——否定上帝及其神的天意的存在的渎神者。 墨守成规的和妄自尊大的人们可能认为这种让私通者和面首获得荣誉的世界历史多少有些荒诞不经和滑稽。然而，假如它不象博胥埃的世界通史那样奴颜婢膝，它无论如何是同样合乎逻辑的。当我用粗线画出它的轮廓时，我是要着重指出唯心主义者的历史哲学的荒谬，而不管他们是崇拜唯一的神或许多的永恒概念（其中包括正义、自由、博爱等等）。 2神可耻地被逐出自然界。以前曾经归功于他的职能，现在被认为是物质的属性。从十八世纪开始，人们徒劳无益地试图把他从历史中赶出来。凡是百科全书派的无情的批评所到之处，以色列人的天真的神就过时了。在革命的急风暴雨中，他象一个普通的乡村小警官似的被命令废除了。为了使人民驯服地承担加在他们肩上的重荷，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就着手工作并制造出一批新的神。天主教的神为资产阶级神话的半神——进步、自由、正义、祖国、博爱等神，所代替。他们把被废除了的神的品质赋予新的神，这些新的神是不死的，负有带领人们走向未来的天职。为了完成幻想，他们使这些神具有人的形象，使他们象耶稣和丘必特[12]一样赋有人的形态。但是这些资产阶级的奥林普山上的神失掉了庄严和诗意，——他们比之多神教的和基督教的神话更加荒谬。他们的不合理的和矛盾的实质是引人注目的。 资产阶级的世俗的牧师——哲学家、道德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用自己的谬误、自己的虚伪和自己的欺骗行为起誓说进步神引导人类发展和完善，又说进步神的影响在具有资本主义文明的民族中间表现得最强而有力。然而在进步神统治的一切民族中间却可看到人类的最可怕的退化现象。而这个意见不是某些心怀恶意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说的，而是资产阶级时代的最伟大的学者之一化学家尤·李比希[13]说的。在实行兵役制的一切欧洲国家里，成年人的平均身量都降低了，他们一般不能服兵役。在1789年革命之前法国步兵的最低身量达到一六五厘米，到1818年（3月10日法律）就降低到一五七厘米，而按1832年3月21日的法律则只有一五六厘米。大部分的应征者由于身材过矮或由于其它生理缺陷的结果一般都被认为不适于服兵役。在萨克森，服兵役的身量在1780年要求达到一七八厘米，现在降低为一五五厘米，而在普鲁士则降为一五七厘米。从1862年5月9日《巴伐利亚报》公布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在普鲁士十年中平均每一千个应召者就有七百一十七人不适于服役，其中三百一十八人是由于身高不够，三百九十九人则由于各种生理的缺陷。1858年，在柏林不能征足预备军所需要的名额，——不足一百五十六人[14]。李比希关于文明国家里人类退化的这种见解，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例如达尔文就写道：“贝图医生不久前证明，由于居住城市和某种职业而引起大不列颠的居民身材变矮；这个变矮是遗传的，在美利坚合众国也能看到同样的现象。此外，贝图医生还指出，只有当人种达到最高的身材的时候，它才会达到自己精力和道德力量的最高阶段”[15]。进步神引导具有资本主义文明的民族走向生理的退化和道德的败坏。 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对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三个女神充满了如此之高的热爱，以致他们甚至把她们的美好的名字也刻在禁闭室和苦役监狱里。他们以此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由、平等和博爱同在监狱里一样多。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巨大的苦役监狱：全国的广大群众，不分年龄和性别都关进工场去并且命定承担每天十至十二小时的繁重的劳动，而得到的是不足以糊口的工资。当天主教的上帝还占统治而共和主义的三位一体的神还没有孕育和降生的时候，就是说在1789年前，那时工人们在星期日和节日（其数目有三十八天）享有完全的自由，他们一年有九十天从自己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就是说每四天有一天。但是自从资产阶级的三位女神代替了日历上的圣徒之时起，企业主，不论他是自由思想者也罢，是天主教徒也罢，都取消了节日，强迫自己的工人在星期日工作和吃得更坏，后者的降低的身量就是证明[16] 。 祖国女神有着妓女的反常的嗜好，——她只同那些打她、抢她和背叛她的人拥抱并把自己的抚爱给予他们。甘必大之流，这些伟大的爱国的政客，把所谓荣誉军团勋章挂到俾斯麦的财政顾问布莱希勒德的胸前。这个亚伯兰的好儿子当讨论赔款问题时向这个无情的胜利者说：“要是你心肠硬一点，要求法国拿出一百亿的钱，——她将会因如此便宜而感到幸运”。这些爱国的金融家输出法国的积蓄和用这些资金来装备在军事和工业方面同法国竞争的国家。这些爱国的工业家从德国、比利时、奥地利订购加工过的材料来破坏民族的生产。这些政治和道德科学学院和经济学家协会的爱国者设法把中国的苦力输入法国，为的是让自己法国的同胞挨饿和降低他们的工资。 正义女神允许和批准企业主抢劫工人阶级，这种抢劫是在利润、利息、地租的名义之下进行的。 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也象以前的耶稣和贞女马利亚一样，曾经服务于和现在还在服务于欺骗人民的勾当，它已开始过时了，而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则给它以最后的打击。 但是经济学家对我们说，政治经济学的自然规律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观察所发现并被日常经验检查过的真正的规律。这是永恒的和不可动摇的规律。正如不久前的《时报》所写：“社会主义者，很象锉上的蛇，毫无成果地要想磨损锉上的所有锉齿”。所有的博利约和库尔塞尔-塞纳伊，当用给青蛙剥皮的活体解剖家的不动声色的镇静来观察民众的灾难时，他们就穿上了信仰这些自然规律的不可动摇性的法衣。受了这种宗教信仰的鼓励，库尔塞尔-塞纳伊先生本月12日在政治和道德科学学院宣称：“假定事情的确如此，在现有的制度之下 贫者应当变得更贫，而富者变得更富。但是从科学的观点，从绝对的、普遍的观点来看，这能证明什么？什么也不能证明。”听一听经济学家先生们说的吧：工人应当顺从地忍受自己的灾难和饿死，而眼巴巴地看着那些他们独力创造的财富。政治经济学的自然规律就是这么下命令的。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自然的规律是不是果真象经济学家所断言的那样永恒的和不可动摇的。最永恒的和最不可动摇的经济规律之一是竞争，这是一切进步，一切经济发展的泉源。但是竞争本身打败自己，因为工业只有靠集中才能发展，现代生产的大企业——矿山、纺织厂、建筑企业、铁路、信贷机关等等，这都是由逐渐消灭成千的生产者的竞争而形成起来的巨大的垄断组织。某些工业部门，例如铸造货币或运送信件，已经废止私人竞争而由国家垄断。为什么勒卢阿-博利约先生不要求让运送信件和铸造货币不碰到偶然事故和竞争的欺诈行为？简单说来就因为资本家过份关心这些问题。经济学家对他们的自然规律的不可动摇性的信仰是一种有适应性的信仰：刚刚提到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它就允许他们厚颜无耻地要求消灭一切竞争的国家干涉。 另一条规律同样也是最不可动摇和最永恒的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规律之一，这就是供给和需求的规律。它规定商品的价格，而许多经济学家甚至断言它创造商品的价值；总之，这是推动一切运动的规律。然而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繁荣的社会，其中并不存在这条规律。例如在中世纪，商品价格不是由供给与需求的规律，而是由行会的首领决定的；固然，在经济学家看来，中世纪是处在健全的理性——普留多姆[17]的健全的理性之外的时代。但是甚至在我们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难道供给与需求的规律的作用没有由于侵占的事实而暂时中止过吗？大约在一年以前投机家成功地把法国的煤油抓在自己的手里，——正是他们，而不是供给与需求的规律对这种商品的价格起调节作用；路特希尔德公司握有庞大的起作用的水银工厂，它随心所欲地规定这种金属的价格。难道运送信件的价格是由供给与需求来调节吗？假定由于革命的结果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并使生产资料（机器，土地、银行等等）国有化，供给与需要的规律就立即停止存在，因为产品将不是按照需求的购买手段，而是按照产品的需求和丰富情况进行分配。 断言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正象天文学的规律一样是永恒的和不可动摇的，等于断言经济环境的进化正象星际世界的进化一样缓慢和不明显，等于支持断言我们的裤子和我们的背心的样式是永恒的和不变的那种非常可笑的意见。政治经济学的规律和我们的服装的样式是多种多样的，——它们随着生产和交换方式的改革而变化。 还有另外一种理论，它也想解释历史事件。它得到人类学家和博学的自然科学家的支持，虽然它也是从凯撒那里起源的，我们说的是种族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赋有特殊品质的特定的人种命中注定要布满整个大地和排挤所有其他的民族。可惜的是这个理论的发明者们关于这一人种的选择问题彼此之间至今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每一理论家都认为自己的种族应当当选。因此被宣布为最高人种的时而是斯拉夫人种，时而是日耳曼人种，时而是拉丁人种，时而是蒙古人种。但是力图取代己变得过份狭隘的祖国概念的种族理论，不过是翻新的古董，——就是那失去了自己的朴素的诗意的圣经教义。 这样一来，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从用上帝的干涉来解释历史开始，不知不觉地象你们看到的那样，带着自己的种族理论又回到自己的出发点上去。因为假如不在人类之外和人类之上安设一个上帝，那末另外还有谁能把那些保证种族优越的特点赠予最高的人种呢？ 历史哲学在恶性循环里兜圈子，不能找到出路。 如果说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不能发现支配社会进化的规律，那末这是因为他们徘徊在唯心主义的幻想的烟雾弥漫的黑暗中。他们轻视研究人和社会存在的物质条件。他们忽视由这些条件所产生的欲望、需要和利益，他们认为人高于物质条件和认为人应该从自身或从超自然的上帝的身上去找寻自己的行动的原因。按照最后的一个伟大的形而上学者黑格尔的看法，观念在自己与自己对立中和头脚倒置中发展，在发展时就产生出自然的和社会的现象。 假如研究物质条件的经济学家也表现出同样的无能为力，这是因为他们研究经济现象时使用了唯心主义者使用的同样的方法。经济现象和这些现象的规律在他们看来是永恒不变的。他们害怕研究经济现象对人群的影响和人群对这些现象的发展的反作用。他们认为或者假装认为，正如人不能对行星的运动发生影响一样，人也不能对经济现象的发展发生任何影响。 经济现象和经济力量不是不变的。它们是在进化中，而且因为它们是人所创造的东西，它们的变革就比自然现象的变化来得快，而人只有当他理解它们向什么方向发展，它们的影响如何和后果如何的时候才不再成为它们的玩偶。这时候他就能控制它们和迫使它们为自己的需要服务。 人为自己征服自然。闪电的破坏性的电成为我们的奴仆，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驭它，——它传达运动和思想，照明我们的夜晚和煮熟我们的汤。 机械的生产使人的生产力增加百倍而且它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的多产的母亲，可是迄今为止对于生产者阶级都只是灾难。任何时候，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里，工人阶级的状况都没有这么悲惨和不稳定，而官方的政治经济学的博利约先生们一点也看不到并且否认这点。以前停留在家庭炉灶旁边的男女和儿童的苦役劳动从来没有这么长久和这么累人。然而工作的机器却在减少人的劳动，如英国人所说，它是节约劳动的机器。 经济学家先生们向工人说：低头，驯服地承受自己的命运，因为正象耶稣所说，大地上总是有穷人的，——即使在大地上铺满财富的时候也是如此。 经济学家于是就滑到唯灵论者的愚弄人的宿命论里去，——滑到自我克制和卑躬屈节的宿命论里去。 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使人脱离唯灵论者的宿命论的麻木状态。它向工人高喊：起来罢，研究毁灭你的经济力量，——它们是人手创造的，正如上帝是人脑创造的一样，——你可以控制它们，假如你愿意，——工作机器，这折磨人的可怕工具、便会变成救世的上帝，他使人从繁重的劳动解放出来，他给人以闲暇时间，好去享受肉体的和精神的快乐。 经济唯物主义号召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起来暴动。它教导说，无产阶级只有粉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形式才能获得解放。人类社会只有用炸毁对它已变得过份狭隘的经济形式的方法才能发展。人的智慧只有在摧毁使他昏昏欲睡的宗教和哲学体系时才能进步，这些东西以前曾经是一种指南，而现在则变为反动和压制的手段。 自从人类走出共产主义的形式，走出这个人类社会的第一只摇篮之时起，人类社会曾在生产方式各不相同的三个经济环境中成长，也就是在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中成长。 这些经济环境的生产方式创造了人们的对立的利益并且把他们分为敌对的阶级。人类社会的历史只是构成它们的阶级的斗争的历史。因此，正如恩格斯非常明白地所讲的那样，“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18]。 在全欧洲学者都卷入的关于“构造的统一”的值得纪念的争论时期[19]，圣伊雷尔对自己的著名的敌人居维叶（他把生物的创造归功于上帝）说：“你的自然科学只是事实的收集……假如不利用它们，假如不用它们来构成完整的建筑，这些材料能作出什么呢？”当在自然以外去寻找自然现象的原因时，的确不能有别的情形。只是当达尔文恢复了拉马克和圣伊雷尔的伟大学说，并且用大量的事实来使它成为不可驳倒的和天才的发现时，唯心主义才从自然史中被驱逐出来，于是自然科学，如圣伊雷尔所预见，就成为“普遍的和哲学的科学”。而它的哲学则推翻全部形而上学的体系。 马克思把环境论引进人类的历史。但是请你不要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唯物主义是近年来那些德国、英国和法国的达尔文主义者所大力倡导的把自然科学的理论庸俗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的作法之一。不是的，马克思是这个学说的始祖。当环境论从1832年开始进入沉睡时，马克思在1847年用法文发表的（哲学的贫困》里表述了自己的阶级斗争的学说。在下一年，即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叙述了社会变革受制于经济环境变革的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唯物主义粉碎了历史唯心主义及其愚弄人们的宿命论，创造了历史哲学并训练无产阶级的思想家作出打开通向新世界——自由的劳动世界的大门的经济革命。 二、自然环境：达尔文的理论1一切统治阶级都凭借肉体的和精神的暴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宗教是迫使被压迫的阶级屈服于羁绊之下的主要精神力量之一。在十八世纪资产阶级是一个从属的阶级，它进行斗争以反对得到僧侣支持的贵族阶级，它当时是伏尔泰式的而且甚至向无神论献媚。但是一当它取得政权，它立即就倒戈相向并且急急忙忙重新回到自己祖先的宗教上来：现在它已不再害怕宗教的欺骗，而力图利用它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它用命令来恢复过去曾经也是用命令废除了的上帝。它重新修建被它推翻的祭坛并供奉过去曾被自己赶走和迫害的牧师。牧师是最善于逢迎巴结的奴仆。因此，工业企业的所有主陷入最低卑的伪善行为，而天主教的和新教的牧师则用最坏的毒物去毒化工人的思想，是没有什么奇怪的。牧师为那供给他钱的人服务，他把贝朗热的俏皮的叠句诗歌选作自己的座右铭：
可是基督教的信仰失去了自己先前的大部分影响。为了巩固它和帮助它完成从精神上奴役群众的事业，自由思想的哲学家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想出了新的神：进步、劳动、自由、祖国等等，经济学家发明了自己的永恒的经济规律，把同样起麻醉作用的经济的宿命论和麻醉的宗教的宿命论结合起来。牧师兼经济学家的马尔萨斯制定了自己的人口规律并宣称说，既然全能的上帝没有为所有的人储备足够的食粮，这就意味着一部分人应当饿死，而另一部分人则因消化不良而胀死。 但是资产阶级发现这个宗教的三位一体（基督教的宗教、自由的宗教和经济的宗教）对于雇佣工人阶级的精神奴役是不够的；它还试图根据科学理论来巩固自己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统治。 不学无术和粗暴的教会大发雷霆诅咒自然科学这些魔鬼的产物，把学者看作巫师和地狱的同谋者放在火堆上烧死。资产阶级虽然同样也是不学无术的，但是更狡猾，知道利用它们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它迫使它们为自己效劳。自然科学征服了自然的力量并使它们为资产阶级服务。不久之前发现的两种力量——水汽压和电，——属于使它繁荣的最强大的因素之列。资产阶级已不再烧死学者，而是剥削他们。在大工业企业和大农业企业中，化学家、工程师和农艺师同普通的无产阶级一样，为资产阶级的繁荣致富而工作。但是它还希望自然科学作另外的服务，它力图把自然科学的最有独创性的理论变成精神压迫的手段。资产阶级想利用一切精神力量来把无产阶级永远钉在它的贫穷生活上。 查理·达尔文，我们时代的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和最深邃的思想家之一，把拉马克和圣伊雷尔的学说从长期睡眠中唤醒，并在其中注入新的生命，给它带来胜利，——查理·达尔文试图证明社会的不平等是自然界的不能消除的事实。第二流的和末流的学者，他们靠天才人物的观念培养起来正象寄生虫靠狮子的皮培养起来一样，亦步亦趋地追随着他的足迹。他们从自己的脑子里非常勉强地想出一个证据，认为达尔文的理论是对现代社会主义的最致命的驳斥。他们说，在生存竞争中，胜利总是归于最有才能的人，最适合的人。人世间的快乐理应是有产阶级中那些毫无用处的游手好闲者的命中注定之事。高踞国家枢要的应当是象梯也尔、麦克-马洪、拿破仑第三这类的非常人物。社会的财富应当归属于各种各样的崩图[20]和交易所的奸商的继承的和获得的诚实，铁路、矿山、工厂的股息应当流入游手好闲的股东的腰包。但是贫困和体力、脑力的退化却应当是生产者的劳动、精力和脑力的报酬。 达尔文主义的海克尔辈从博得资本家欢心的愿望出发决心把科学降低到宗教的水平，他们只是证明了社会主义者本来已经知道了的事情，这就是说，在奴颜婢膝方面学者并不比牧师落后，当上世纪的革命者砍断拉瓦锡——现代化学之父而同时又是危害革命的金融投机生意的同谋者——的头的时候，他们是做对了[21]。法国的、德国的和英国的达尔文主义者想把科学理论变成从精神上奴役群众的手段而没有成功。科学无论在过去和将来总是革命的；它将根绝有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摇摇欲坠的统治而广泛地散播的偏见。人们力图借以从科学上为社会不平等辩护的达尔文学说，事实上却以新的论据武装着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去号召被压迫的阶级起来暴动反对野蛮的社会，因为在这个社会里那些播种财富的人反而只获得贫穷，因为在这个社会里一切社会的财产都送给最不适合的人，他们忽视、歪曲和蹂躏有机进化的规律。 既然达尔文主义者担负起弗雷佩尔[22]在宗教中、甘必大在自由主义政策中和马尔萨斯在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并且既然他们宣称自然界的规律也象上帝的规律一样注定工人要遭受永久的社会的屈辱，那末我就不得不在我的关于社会经济的演说中对自然科学家先生们施以批评，正如在第一部分演说中我批判地分析了唯心主义者的历史观点和经济观点一样。但是我首先应当概述达尔文学说的优点和缺点。 2用想象中的神的干涉来解释植物和动物的起源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对于想望天国的极谦卑的人是十分容易懂的。事实上，还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呢？神意有远见地创造了植物给动物吃，而创造动物又是为了给人吃。可是有些事实却同这种可爱的学说相反：动物常常因吃了植物的果实而中毒，而狮子把绵羊和牧羊人一并吃下去的事发生了，但是这是不值得重视的细微末节。当地质学从地层下发掘出来已死去的动物的骨胳和遗迹，从中可以看出现在存在着的动物种的粗略轮廓时，这就给一般公认的概念带来了某些混乱。那些承认“每一现存的种都是神灵的具有形体的思想”的学者例如大自然科学家阿加西斯[23]宣布说，翼手龙以及其他的古生动物都是“先在形成的类型”。解剖学家欧文[24]说，原型观念远在那些可以充当它的模范表现的动物种出现之前就以各种不同的形态体现在我们的行星之上[25]。阿加西斯的先在原型和欧文的原型观念，在达到现代动物的完善状况之前体现在彼此交替的和不完善的形态里，实质上不是别的，只不过是十八世纪的粗糙的和朴素的观点的大吹大擂的旧调重弹而已。当时人们说，上帝预先塑造了动物的形态，而后在其中注入生命，古生动物是上帝丢弃的和没有赋予生气的失败的蓝图。因此古生动物证明全能的造物者的技拙， 神学的创造论的荒诞不经，随着它应用的范围的扩大而变得愈益滑稽可笑。贝尔纳丹·德·圣比埃尔[26]认为自然界里到处有上帝的手指，他发现甜瓜和南瓜的棱本身就包含着神灵的某种思想：它们告诉家长如何在自己的儿女之间分甜瓜，而南瓜的更多的棱告诉他如何同邻人共享南瓜。这个善良的上帝是多么热爱人类呵！他教导说需耍在家里吃多汁的甜瓜，而同时又慷慨地把一片一片的南瓜分给朋友。 科学的胜利使创造论的阵地愈益困难。在中世纪，神学家议论亚当有没有肚脐，正如我们的经济学家议论经济利益的和谐一样地详尽和严肃。一部分人说，上帝不会造出什么不需要的东西；但是肚脐对亚当是不需要的，因为他不是妇女生的。因此，他没有肚脐。另一部分人反对说，上帝不会造出什么不完全的东西，但是亚当没有肚脐就不完全；因此，他有肚脐。我们的好开玩笑的拉伯雷[27]迫使自己的醉鬼争论喝酒的概念先出现，还是想喝酒的愿望先出现？神学家同我们的经济学家一样有很多的闲暇去进行无谓的口角，假如他们知道了解剖学上发现人体中有这么多无用的器官，他们就会人吃一惊；关于这些器官的争论就会无休无止地吵下去。 若·圣伊雷尔在自己关于驼鸟翅膀的论文中说：“这些锁骨的萎退器官并没有消失，因为自然界任何时候都不作迅速的飞跃，而常常留下器官的痕迹，甚至当它成为完全多余的时候，只要这个器官在同科的另外的种的身上曾起过重要作用的话。例如在食火鸡的两侧的皮下可以找出翅膀的痕迹；在人的内眼角可以看到一块粗皮，它被认为是许多四足类和鸟类都有的眨眼的薄膜的萎退器官”。有些器官在人身上由于它们无用而萎退，但在动物身上却因练习而发展，这就令人信服地证明人是这些动物的后代，他不善于或不能把动物的遗产完整地保存下来。 不久，另一种新科学，胚胎学，揭露了更加惊奇的事实。唯灵论者赋予尾部的附属物以巨大的意义；照他们的意见，尾巴是把人从其余动物区别开来的器官，在他们看来人身上缺尾巴是人的优越性的外部标志。全靠尾巴来决定的可怜的优越性！有一次他们为人来源于上帝的如此宝贵的证据感到难受的恐怖：某些旅行家说，他们在非洲的腹地遇到带有这个雅致的和有用的附属物的黑人。可是以后弄清楚这只是一种装饰，上面提到的黑人把它带在背后，象我们的美女带着撑腰架一样。而且唯灵论者也不必太高兴，——胚胎学证明假如人没有尾巴，那末只是由于失掉了尾巴——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母腹里。实际上，在人的胚胎上尾椎骨是自由地下垂的，象真的尾巴一样。人体上除了某些部分之外没有毛也被认为是人的特征的标志，但是现在知道人的胚胎在六个月以前是长满了毛的。现在没有人否认人也象猿猴或狗一样是从卵中生出来的，而且在自己的胎内生活与其他的动物种很相似，他也经过动物的发展阶段，只是形态更完整而已。 人的发展也象一切其他的动物一样，显然是那些在生物的序列上先行于他的动物的发展阶段的简单的再现；或者把它归结为：低级的动物种只是高级物种的发展阶段[28]，正象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只是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已。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天空的壮丽和自然界的美丽使上帝的光荣愈来愈暗淡；但是仍不缺乏证明他的万能的怪物：曾经是无神论者的沙多勃利昂[29]在自己的《基督教的真谛》里勇敢地写道：“怪胎正是无神论者所讲的引起宇宙产生所必要的那些意外事故的规律的例子。上帝容许它们是为了向我们指出，要是没有他，人将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圣伊雷尔从上帝身上夺去他的万能的这个证据，他指出说怪胎不是越出自然规律范围之外的什么东西，在怪胎的机体里我们看到的只是变形的不完全，由于变形的结果，它本来应当过渡到自己的正常的类型，怪胎只是停止发展的类型。当胚胎学揭露了动物的进化过程的时候，对发达的机体的研究表明，这一个或那一个器官不论采取什么形态，它总是由同样的一些因素组成的，虽然有时这些因素变得不能辨认。例如螯虾的上层的甲壳是它的骨骼，它的骨骼是长在外面，而不是长在身体内部。母袋鼠的袋是皮的一层很深的皱折，象的长鼻子是鼻孔的过度延长的结果，犀牛的角是长在一起的毛发积聚起来的。亚里士多德就已注意到“羽毛对于鸟来说，正如鳞片对于鱼一样，因而可以拿羽毛同鳞片相比，同样也可以拿动物的骨头和鱼的骨头相比，拿指甲和角，手和河虾的螯相比。因此构成个体的各部分既是相同的，又是有差别的”[30]。 所有这些新的事实都推翻了创造论并产生出新的观念，奥肯[31]把它概括为：“人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发展过程的结果。” 3上帝的假设既然被推翻，为了解释生命的现象就必须诉诸物质力量的作用，必须把植物和动物的产生及其变化归因于象圣伊雷尔所说的环绕世界的宇宙环境的作用。从上帝这个造物主的观念出发可以断然解释一切，而无需过分绞尽脑汁：人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用自己的血去喂跳蚤和臭虫，工人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寄生虫提供世俗的福利，房客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带来房租，而房东被创造出来是为了把房租放进口袋，如此等等等等。但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废除这些方便的和有说服力的解释。可是，在奴颜婢膝方面不亚于僧侣的现代自然科学家，却失掉了那种使信徒如此漠不关心地沿着糊涂的道路行进的极美妙的愚昧无知；他们不得不仔细寻找有机体进化的基本的自然的因素，但又并不希望完全理解一切现象。查理·达尔文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发现了这些因素的某些因素并指出它们在物种形成中的作用。 达尔文有幸生在畜牧业的典型的国家。他发觉家畜经过多次的变化，这些变化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由养畜家人工地加以巩固。赫胥黎举了以下的典型例子。马萨诸塞州的绵羊很会跳；没有一个篱笆它们跳不过去。农场主毫无办法，不知道如何才能圈住它们。有一次，一头母绵羊生了一头短腿的绵羊。羊群的主人自言自语说：现在我知道如何同我的绵羊的爱跳的性情作斗争。他细心地抚育短腿的绵羊，并利用它们作为配种的公羊。经过几年，所有他的羊群都变成短腿的绵羊，失去了自己的祖先的跳跃的能力。他的邻人效法他的先例，于是现在在美洲有短腿的绵羊的品种，正象我们这里有短尾巴的狗的品种一样。 这样的现象在野兽中也能看到。母狼和母家兔的幼兽虽然很相似，但是完全不一样，它们彼此之间有相当显著的区别。最贪食的，就是吃妈妈的奶比别的吃得久的，成长得较快并且较快学会躲避危险和为自己找获食物。它有更大的可能性达到成熟的年龄和生产后代，并且也有更大的可能遗传自己的贪食，保证后代也有自己的优越性。野生的公火鸡很会走路，母火鸡带着它们走很远的路。没有力量作这种旅行的小鸡雏便会落后和死掉，而年轻力壮的公火鸡有坚强的肌肉，忍受得了紧张，并把自己的优点传给后代，在自然界里既没有道德，也没有善心，也没有理智，——它的盲目的力量无情地消灭弱者而把生命只留给强者。 使动物比它的敌手优越的这一个或另一个器官的最不明显的变化保留了下来，并且一代传给一代，愈来愈加强。作为进攻武器的狮子的利爪和象盾牌一样保护它的胸部的多毛的鬃，其起源都可以这样来说明，动物获得它们在其中生活的那些对象的颜色：变色蜥蜴是绿色的，象树叶一样，虱子是灰白色的，象头发下面的皮肤一样。颜色的这种相似保护它们躲避敌人。假如雌鸟也象雄鸟一样有着这样华丽的羽毛，那末当它们不得不停留不动孵小鸟的时候就很容易成为鸟类强盗的俘获物，如此等等。 因此，我们看到在野生动物中存在着自然选择：在生存竞争中最有用的、最能适应于自己的自然环境的获得胜利。自然选择和人工的，即由人所引起的选择的不同之点是在于：人选出和发展动物的这一个或另一个特性时，他注意到的只是自己的利益，而且甚至常常牺牲动物本身；例如由家养小猪喂肥而生出的油脂对它们是有害的。而自然选择只保留对动物有益的特性。自然的力量是非理性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们的作用的结果却是合理的。可是在自然界也有合理的力量在起作用：凡是哪里有选择的位置，那里就应当作出决定，必然会有意识的活动。在草地上和花坛上飞来飞去的蝴蝶在落下之前先要选择花朵，我们的幸运是它们也象我们一样爱颜色，因为正是它们保留了和改善了花的鲜明的色彩。事实上，当它们从这花飞到那花时就分送结实的花粉，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最鲜明的花朵最受它们光顾。在鸟类中间美的感觉也是非常发达的。雄鸟服侍雌鸟，在它面前昂首阔步并且炫耀自己的漂亮的羽毛。猿猴，这些动物界中人类最接近的祖先，把自己的用采〔彩〕色花圈装饰起来的臀部在自己所钟情的雌猴面前炫耀。库辛先生，这就是美——这个上帝的高尚的特性——的所在！ 假如植物和动物不具有比一切宗教的秘密更神秘的某一种性能——遗传的性能，它们就不能发展，正是这种遗传性能使它们得以把它们所获得的特质传给后代。一切有机体都是自己祖先的特质的蓄电池，——它从它们那里取得、保留和继承甚至它们已经不使用了的这样一些器官。 自然的和性的选择，达尔文的这个天才的发现，不能提供解释一切生命现象的钥匙。其中有许多就无法用它作解释，而达尔文就是第一个准备承认这一点的。我只举一个例子：鹦鹉的非常软的发音器官无论如何不能就其自然状态加以利用；它的惊人的能力只是当鸟进入人类社会之时才显露出来。 为了理解甚至是某些有机生命现象的最一般的特点，也必须研究器官平衡的规律，圣伊雷尔称之为器官从属的规律，而居维叶则概括为：“每一有机体都形成统一的、完整的和与外界隔绝的体系，它的各部是彼此适应的而以自己的协同动作产生一个共同的动作。如果不是同时改变其余的部分，则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改变”[32]。例如在引起牙齿运动的颚和肌肉上，在牙齿依托的颅骨上，在颈和腿的骨头和肌肉上，在动物吃东西的方法上，因而在它的肠子的长度和形式上，总而言之，在它的身体的所有部分若不引起或大或少深刻的变化，动物的牙齿的形式便不能变化。这些器官的形成象鹦鹉的声韧带一样很可能是它的爪、翅膀和其它的器官变形的结果，这些器官之所以必须改变，是为了适应外界的条件。 假如所有的有机体形成一个体系，其中各部分是如此紧密地彼此联结在一起，若不触动所有其余的部分，则任何一部分也不能改变，那末宇宙环境同它的动物群和植物群也形成一个庞大的、无穷的体系，而且其中的各部分也同样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若不影响在宇宙环境中生活的动物和植物，字宙环境就不能改变，反之，若不影响自己的宇宙环境，动物和植物便不能改变。例如森林对地区的温度，对它所得到的水分的数量和对它的植物土壤的形成发生一定的影响。达尔文注意到由最微小的生物和最平凡的原因所引起的后果。吃土的蛆制造黑土并使它暴露在外面，同时把掩盖它的小石头埋藏在自己的线状的粪便之下。乡下老姑娘对母猫的爱间接地对空气的湿度发生影响，因为母猫要吃掉田野的老鼠，使老鼠不能破坏蜜蜂和胡蜂的蜂房，让胡蜂和蜜蜂去传播花粉因而促成植物的结果和繁殖。因此，假如周围环境决定自己的植物群和动物群，那末，反过来，植物和动物又再造出赋予它们生命的宇宙环境。正是在有生物对自然环境发生影响的这些事实面前，经济学家可以大大方方地断言说，人们任何时候也不能改变完全由他们自己所创造的经济环境的规律。 处于同一环境中的植物和动物，由于相邻的关系彼此发生影响，正如同一机体的各部分彼此相互影响一样。康德已经注意到森林里的树木不象种植在开阔的田野里的因而不能挡风的树木那样生得矮小和弯曲，森林里的树木彼此互相保护，整齐有序地向上生长去寻找空气和阳光。植物学家涅格利发现成群生长的植物比其余的更容易改变。他说：“某些阿尔卑斯的植物彼此变形，而且呈现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特殊的社会类型，它们在不同的丛中，从而在不同的地区是不一样的。这无可争论地证明它们的形态改变是从它们的结合之时开始的。” 有机体彼此之间的交互影响在动物中比在植物中更强；它改变它们的器官并从它们身上引起反自然的和直到现在尚不为人所知的心理上的特性。人所共知，动物中的母爱是如此强烈。假如雄的丢掉自己的幼仔，象有产者丢掉自己的私生子一样，假如它们有时甚至吞掉它们（强奸自己的工厂女奴的工厂主以剥削她们感到满足），那末雌的相反地却保护自己的幼仔，关心它们，而昆虫的雌性甚至拿自己的身体去喂它们。但是蜜蜂的雌性，作为蜂房之母，却亲自杀死自己的女儿，为的是不要引起蜂房中的紊乱。它们牺牲自己的母性的感情是为了集体的安宁。在相同的感情的影响之下未婚就当母亲的姑娘也杀死儿女，她们不想扰乱人心和引起自己的朋友和熟人的道德上的愤懑。 社会的联系压制甚至扼杀为了保护生命比母性爱更需要的其他的感情，——这就是个人的利己主义，它在动物中间，象在最文明的有产者心中一样，得到如此疯狂的发展。在猿猴、象、水牛中间，——在一切群居的动物中间，最强的雄性常常奔赴有危险出现的地点，并且牺性自己去保护幼仔、雌性和集体中所有较弱的成员。 你们可以看到，在自然界中对生命的创造和发展起过作用和正在起作用的力量是很多、很不相同的。我不认为自己能够在这里把它们完全都列举出来，正如自然科学家不认为自己能把所有这些力量都发现出来一样。但是当这些先生们丢掉自己的科学方法而退化为社会学家（这名称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对他们倒很适合，——因而它也是够拙劣的）时，他们忽视在自然界里起作用的各种各样的力量，而只保留着一个竞争，生存竞争。他们阉割自己的科学，为的是使它成为替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的武器。 自然科学家所宣传的生存竞争只是经济界所发生的事情在他们头脑里的反映：它只是把经济学家所崇拜的工业的和商业的竞争移到植物界和动物界。至少达尔文是意识到这点的：在他的《物种起源》里他公开承认关于自然选择的思想只是在读过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著作之后才在他的脑子里产生出来。当把自己的生存竞争搬到社会科学中去时，达尔文主义者，自以为是这样的机灵鬼，只是把他们所借用来的东西交还回去，并用自己的方式复述经济学家的学说，他们没有料想到他们的建立在生活竞争事实上的物种起源的新理论是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的辉煌的证实，因为正是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教导说，宗教的和哲学的体系植根于经济的底土里。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达尔文主义恰恰产生在英国，在这个国家里，经济竞争达到了自己的最高度的发展，它在这个竞争占统治的国家里获得这样的胜利，并且成为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他们借助这种工具来为社会的不平等辩护和假自然的名义使工人注定遭受贫困和退化。 4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声名狼藉的生存竞争从自然科学的观点或从社会的观点看来究竟有什么价值。 我们已经看到，靠它的帮助不能解释许许多多的现象（鹦鹉的声音器官，反母性的和反利己主义的感情等等）。但是，使最适者能继续生活的生存竞争或许常常是机体的进步的原因罢？胜利归属于最能适应周围环境的动物，这是无可争论的，但是最能适应的动物是否常常又同时是最有才能的、最发达的呢？是否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就是说恰恰是那种不能适应于恶劣的生活条件的精细地组织起来的生物总是被战胜和死掉呢？达尔文指出了这种情况。雷·朗凯斯特[33]彻底地阐明了它的意义。他写道：“自然选择常常在减少它们的身量方面影响这一种或另一种动物，这是无庸置疑的。既然某些动物的小身量有助于它们的延续生命，因此它们中有许多就缩小到显微镜下的尺寸。但是这种缩小达到极限时就会引起某些最重要的器官的消失。很小的动物的需要同大动物的需要比起来是有限的。心脏和血管、鳃和肾脏、甚至腿和肋肉常常被较大品种的缩小了的和退化了的后代丧失掉。” [34]雷·朗凯斯特举出蜥蜴和多苔藓虫硬体等等作为这种退化的例证。由此可见，甚至在动物界里生存竞争并不总是导致进步，有时反而是衰颓的原因。 让我们来看看它在人类社会里的作用又是怎样的。野生动物在个体上从它所获得的特性得到好处。关于文明化了的人能不能这样说呢？南非洲的牡绵羊获得在自己的尾部积蓄油脂的能力，霍屯督族[35]的女人在自己的乳头积蓄油脂，——两者都是在饥饿时靠这油脂作养料。农人生产的粮食比他一年中所能吃掉的要多，但是既然他不能把粮食的多余部分储存在自己的皮肤之下，因此他就不能在饥饿时享用它。既然蜜蜂要交出自己的蜜，农人也不得不把自己的粮食交给偷窃他的地主和其余的强盗。利齿和铁爪对于狮子来说是劳动的工具，就是为自己获得食料的手段。狡猾是狐狸劳动的工具。但是既然这些工具成为它们身体的组成部分，那末就不会被其他动物用来转而反对它们自己。相反地，人类制造的武器就不是他们的不可分离的部分。他们的脑子的思想可以同脑子分开而物质化在书里，在机械发明里，在化学发现里等等。人的武器和思想可以为资本家据为己有，后者把它们用来反对它们本身的创造者。发明危害着发明家，但是使工业家和资本家发财致富，他们除了发明偷窃发明家的艺术之外什么也没有发明。铁路给那些日夜辛劳的修路工人很微薄的工资，但带给股东优厚的红利，股东的全部劳动可以归结为收利息。 因此，达尔文主义者先生们所宣传的生存竞争不能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因为人同动物和植物比起来是生活在另一种条件之下。 达尔文成功地把一种经济理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搬进自己的科学。但是当达尔文主义者回过来把自己的关于最适者生存的学说硬拉进社会科学时，却遭到惨败。他们对社会科学的了解，正象樵夫对植物学的了解一样。人是动物，对此我无异议。建立在经济竞争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兽性的社会，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但是这还不足以证明生存竞争在人类中间起的作用同在公火鸡和牡蛎中起的作用是一样的。 在人类社会里，自从他们走出原始共产主义的范围之时起，生存竞争就体现为双重的形式：个别的人之间斗争的个人形式和阶级斗争的集体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功绩之一就在于：他们从1847年起就对人类的生存竞争的这两种形式进行详细的分析。 三、人为的环境：阶级斗争的理论1生活在双重的环境里：在宇宙的环境或自然的环境里和在经济的或他们自己所创造的人为的环境里。这两种环境的共同的作用和反作用决定人和人类社会的进化。 当人仍旧是一种有机生物，以其某些性能和习惯同其他动物刚刚分开来的时候，可以把他看作是自然界中起作用的力量的直接产物。 史前时期的人类，石器时代的人类，如我们在比较大洋洲、美洲和非洲现存的野蛮部落而得知的情形一样，他们只是感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其实，他们完完全全生活在自然里，他们赤身露体来来去去，在寒冷的地区他们有时也在脖子上系块兽皮，或者在前面或者在后面，视风向而定。他们不会使用金属，几乎不知道用火，他们用树枝为自己构筑住宅，象黑猩猩一样，在他们身边，象在猿猴身边一样，除了石头和木棍之外没有其他的工具和武器，他们还没有学会制作瓦罐来做饭。他们的语言是如此发育不完全，以致其中没有动词“是”，也没有象“树”、“花”、“热”等这样一些类概念的标志。他们的智力的发展是处于如此低的阶段，以致他们不会计算三或四以上的数字。在解释这些原始人种的形成上，自然科学家可以只限于对自然力量的作用的考察，象他们在解释其它动物种的形成时所做那样。生活的竞争，生存竞争，象我们在动物中所看到的，也是原始人类的生活规律。为了捕获野兽，为了夺回和带走雌的，他们施展自己的手和脚的弹力和力量，他们用牙齿和指甲撕裂自己的敌人；最强的、最机灵的和最能干的成为胜利者。 但是这种动物的生存竞争还在史前时期就改变了样式和获得新的特点。从人们学会冶制金属之时起，从进入青铜时代起，人们在自己的战斗中不再只是使用自然的武器，这时他们有了人造的武器，因而胜利常常不属于较强者，而属于有最好的武装者。因此，许多人类学者认为，生活在欧洲的石器时代的人们曾被来自东方和知道使用青铜的其他人种所消灭和排挤掉，是确实无疑的。为了证实这个观点，他们指出不论在哪里——在爱尔兰、在苏格兰、在挪威、在德国等等——遇到的青铜的剑，不仅相似，而且基本上完全一样；可以设想它们是同一个工匠铸造的。它们的唯一的差别是在上面雕刻的装饰，在丹麦所发现的青铜剑装饰的是螺旋纹，在南方发现的是直线纹和圆圈纹。所有这些剑都装了不大的柄，由此可以想见，持有这些剑并且战胜了石器时代的人们的那些人，手是很小的。 在史前时期发生过的事情在我们的时代还在重复。当某个斯坦利、布拉柴[36]或任何其他一个文明的强盗去与刚果黑人作斗争时，胜利的不是两个敌人中较强、较机灵和较勇敢的一个，而是左轮手枪和火药。在工业的战场上情况也是一样的。当手摇织工和大企业的织工为市场而进行争夺战时，胜利不是属于精力较旺盛的、较爱劳动的和手较巧的工人，而是属于机械车床和蒸汽的动力。因此，在人类的社会里发生的情形和在动物中不一样：为人们保证胜利与其靠他们的自然性能，不如靠他们的劳动工具和他们的武器。可以说，为生存和进步的真正斗争不是在人与人之间，而是在他们的人造的器官之间进行。带着植物和动物之间竞争的特点的这种工具和武装的竞争因而就成为工业技术和军事技术这样惊人发展的原因。 当两个用同样高度技术设备装置起来的工厂彼此为市场进行斗争时，它们利用自己的工人来搏斗。它们争先恐后地降低工资和延长工作日；它们用女工和童工来代替男工，用简单的粗工来代替熟练的工人。主人们为生存的这个斗争既没有提高两个竞争者的肉体的质量，也没有提高他们的精神质量，而只是引起工人阶级的肉体的衰颓和精神的与道德的堕落。 出自动物界的在人们中间的生存竞争因此带有另外的特点和引起植物和动物中的斗争所没有的另外的后果；因此谁想弄清人类的进化，就应当分析人们所经过的人为环境及其对人和人类社会的影响。 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双重环境，自然的和人为的环境，不是不动的，不是常常平衡的，它是经常变动的。 地球形成的历史告诉我们，自然环境是在进化中。依据这个宇宙进化的事实，圣伊雷尔发挥了自己的物种形成的理论；例如，对爬行动物之转化为鸟类，他是用大气的化学变化来解释的，因为大气中充满氧气使温血动物的生存有可能。但是宇宙环境的进化是缓慢的，要出现一种重大的改变就需要几千年，因此动物种和植物种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没有变动的，因为给予它们生命的条件变化是不显著的。反之，人为的环境进化却很快，因此人的历史同动物的历史比起来则表现为这样剧烈的和多样的运动。各种不同的人种之间的巨大的差异，可以用人们在其中实现着进化的那人为环境的差别来解释。巴黎人在自己的智力发展上同火地岛土人的差别之大远远超过各种狗和猿猴彼此之间的差别。 2人不是为自己创造特殊的人为环境的唯一的动物。某些动物种（海狸、蜜蜂、蚂蚁等）也为自己创造人为的环境，这使它们有可能达到为其他种所不知道的那样的发展程度。 伟大的古代的医生切尔斯[37]在一千八百年前写道：“假如人们以为自己同动物的区别是在于他们会建筑城市，颁布法律和设立政府，那末他们就大错特错了。蚂蚁和蜜蜂也会做这些事情：在它们中间也有自己的王，它们保护它和为它服务，也有自己的战争，自己的胜利，自己对战败者的惩治，它们也有城市和郊区，严格规定了的劳动时间。它们杀死和追捕昆虫……假如某人能够从天上看地上，他会看出人的事情与蜜蜂和蚂蚁的事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在切尔斯之后曾有过许多耐心的研究者，研究这些小动物的习惯。 蚂蚁窝是自然的真正奇迹之一。福莱尔[38]说：“它们的显著特点是在于缺乏不变的形态——即每种的特殊形态——，象我们在胡蜂房和蜜蜂房中所看到的情形那样。蚂蚁懂得使自己的建筑适应于环境和因地制宜使用地形条件。”它们筑墙和竖柱，架梁和铺板，一层之上又盖一层，曾经发现有的蚂蚁窝数达四十层。在塞内加尔如此众多的白蚁巢穴高出地面达三米到六米，而且建筑得这么牢固，可以承受一个成年人甚至一条水牛的重量。它们通过三十厘米宽的地下通道与外界发生联系。人们的建筑同这些小昆虫所修建的东西比起来又算得什么呢？假如我们拿这些建筑的高度和宽度同它们的建筑者的身量比一比，人的手所做出来的事情在我们看来是滑稽可笑的。金字塔如果按照这样的规模修建起来，应当有一千米高。然而人类建筑中最高的古迹希奥普士[39]的金字塔只有一百四十六米高，斯特拉斯堡教堂只有一百四十二米高，圣雅克塔只有五十八米高。 在蚁窝里有粮仓，其中储存着由群体收集来的谷物。蚂蚁去掉谷物的皮并把它丢出去。还没有发现它们如何防止谷物发芽的秘密方法；当谷物发芽的时候，它们懂得及时加以制止。在阴凉的地窖里它们保藏着剁碎的树叶，供给它们非常喜爱的小小的蘑菇。有的人甚至断言说在得克萨斯有一种特别的从事农业的蚂蚁，善于耕地和种地；但是这个事实还没有得到科学上的证实。谁会想到蚂蚁也从事畜牧业？——于贝尔扬声说。真有这样的事，蚂蚁从事畜牧业．它们繁殖供给它们甜的分泌物的蚜虫群，它们的这些母牛越多，蚁窝里的福利状况就越高。它们在树干上构筑小仓库来存放草虱子；它们在地下和在根下构筑另外的小仓库。搬家的时候它们就带着一起走。秋天它们收集它们的卵子并且细心留意着幼虫的出现，阿杜邦看见过一种蚂蚁会利用芽虫来作耕畜；它们强迫芽虫在排成两排的监视者之间拖运剁碎的树叶，而在完成这件工作之后又把它们关进蚁窝里去， 在原始的人类社会里只作了胆小的最初几步的劳动分工，在蚂蚁中已发展到非常之高，并且在同一蚁窝的居民中造成了这么大的差别，以致人们可以把它们认作不同的种的代表，，再生产的职能由几个雄的和一个雌的来担负。人们想在动物中找出自己特有的社会组织，就称这个雌的为女王，然而事实上她根本没有什么君权的属性。无性的蚂蚁关心着她，喂养她，但是同时又机警地监视着她并且常常逮捕她，这些无性的蚂蚁是蚂蚁中的主要群众并分为战士和工作者。 在蚁窝中统治着的是最严格的共产主义。这里面的劳动是自由的。蚂蚁带着一种永不衰歇的热情进行劳动。所罗门拿它们作榜样来教育自己属下的犹太人。“懒惰人哪，你去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40]在蚁窝中一切都属于大家。在蚂蚁中共产主义的感情发展到这样的高度，甚至已经采获到手的口粮在某时期内都归整个社会支配。蚂蚁的消化管道分为两部分：其中的一部分，前面部分，好象是整个蚁群的小仓库，——拉长的食道形成象嗉囊样的东西，其中存放大量的液体食物。在需要时蚂蚁就把这液体吐出来供给年轻的伙伴、幼虫以及不懂得为自己获得饲料的雄蚁吃。在某些澳大利亚种身上这个特性被利用来把一定数量的蚂蚁变成真正的储藏的盆：把它们填满液体食物，使它们必须保存好，而在需要时又要它们吐出来。 秩序和和谐不仅统治着蚁窝的内部。有时也同其他的蚁窝建立和平的对外关系，虽然一般说来它们之间经常进行剧烈的战争。福莱尔在日内瓦郊区的一块平原上曾看到一个蚂蚁部落，由一百多个群组成，过着完全和平的生活。在北美洲的某一地点库克曾发现一千六百到一千七百个圆椎形的蚁窝，高达二到五英尺。所有它们的居民都处在最亲密的关系中，任何时候都不互相攻击，而团结起来防御外敌（蜘蛛，蛇等等），并在建筑和修理住宅时彼此互相帮助。这是蚁窝的联盟。 以上所举的事实（我还能举出许多其他的例证）证明智力发展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以致达尔文完全有权说：“蚂蚁的脑子是有机物质的最令人惊奇的部分之一，甚至比人脑更令人惊奇。” 智力发展的这种罕见的高度水平，自然不能用达尔文主义者先生们的生存竞争来解释，而应当用蚂蚁所创造的人为环境的防护作用和教育作用来说明，这环境消灭蚂蚁内部的一切斗争、一切个人的竞争和只留下整个群体同周围世界的集体斗争。 3最新的历史研究证明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在其中形成的第一种经济形式。即使现在在亚洲、在大洋洲、在非洲甚至在欧洲还有一些民族除了对自己的小房屋及其附属的小园地的所有权之外，不知私人的土地所有权为何物。一切其余的土地都归整个公社集体所有，可耕的地段在各个家庭之间，有的一年重分一次，有的三年或七年重分一次，视地方习惯而不同，森林和牧场是不可分的财产。财产的这种集体形式所引起的这种社会的和家庭的组织，我们在建立在第一种所有权之上的任何别的社会里是碰不到的。在实行集体所有的民族当中，尽管有种族和气候条件的差别，我们却可以找出同样的恶德、贪欲、美德以及相似的习惯和思想方法：人为的环境消灭着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多样性。例如盗窃，这是生活在私有制条件下的文明的有产者的最主要的美德，而在原始公社中间是人们所不知道的。这些公社的一切成员都从事生产劳动，他们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强迫别人为自己劳动，并且也不从他手上去抢夺他所制造的一部分产品。大家都自愿彼此帮助，并不考虑有没有报酬。在俄国，在印度，我们看到当某个农民的家庭来不及收割自己的地段上的庄稼的时候，其余的家庭就跑来帮助它，除了共同喝酒之外，不再期望另外的酬金。在这些原始的公社里不存在什么法律；他们不知道我们所称为法庭、权利和义务的这些东西。他们只服从习惯和传统，习惯的破坏者所受到的唯一的惩罚是社会的谴责；在某些印度的公社里犯罪者有时被罚自费负担供给一定数量的饮料，然后由全村人一起喝掉[41]。 无需靠所谓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存在的任何一种惩罚制度（警察、审判官、刑法典等）的帮助，在原始的社会里存在着稳固的秩序和完全的和谐。虽然事实上，他们也象蚂蚁群一样彼此经常处于战争状态中。一切外来者在他们看来都是敌人。这种思想趋向主要表现在拉丁字hostis上面，它同时指敌人和异乡人（法文hôte——客人和hostilité——敌意，都是由拉丁文的hostis而来）。 只是因为原始人类社会是在压制一切个人的利己主义、一切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的人为环境中发展起来，所以人才能超出动物的状态。 只是当财产的集体形式开始瓦解和社会分裂为有敌对利益的各个阶级的时候，人类社会内部的斗争才发生。但是在社会内部的生存竞争任何时候也不采取在动物界和植物界所观察到的那种形式，而主要之点是它任何时候也不导致那里发生的同样的结果。在蚁窝中为了执行维持蚁群生活所必需的职能，蚂蚁就分为等级、分为阶级：再生产者阶级（雌的和雄的）和无性别的阶级，后者又再分为战士阶级和工人阶级。一切工作的执行都落在后者身上，而其余的阶级则只是必须关心蚁群的再生产和保卫它。在蚁窝中存在着这些不同的阶级对它是非常有利的。同一公社的成员这样分为不同的阶级或等级，我们在人类社会里也能找出：不再关心自己的食物的阶级常常一开始就执行某种对公社的生活所必需的有益的职务，公社则供给他们生活资料。在音节文字发明以前的时代，在犹太人、印度人、埃及人、高卢人等的神权政治里，僧侣是传统和积累起来的知识的保存者。他们管理社会的财产和执行对工作的总的监督。欧洲和亚洲的封建贵族的秩序起初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农民私有者服从于封建领主的政权并且有义务向他以实物或徭役缴纳租税，以换得庇护和防御周围许许多多敌人的侵犯。领主必须要有坚固的城堡，农民当受到攻击时，可以在这里面掩护自己的家畜和收获物，此外，领主还必须维持一定数量的武装人员来保护自己的城堡免受攻击。恩格斯非常正确地看出，“分工的规律就是社会分裂为阶级的基础”[42]。 可是摆脱了劳动的高等阶级往往滥用自己的特权地位，而这种滥用愈来愈成为有害的和不能忍受的，以致他们过去曾经担任过的有益的职能由于产生它们的社会环境的改变而逐渐失掉自己的意义。他们都诉诸暴力和抢掠、狡诈和欺骗，为的是靠损害劳动阶级来扩大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和把社会的指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在自己产生时是有益的和有良好作用的高等阶级往往最终变成为有害的和压迫的阶级。 高等阶级把对其余人口的统治权夺取到手之后，他们又凭借巧妙地组织起来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暴力来保持这个统治权。在以前的演讲中我曾指出，当资产阶级同贵族斗争的时候，它曾经是伏尔泰的信徒，一旦政权落入他们之手，就立即沉溺于假仁假义的行为里去；我也曾指出，资产阶级怎样发明了具有新的神——进步、自由、劳动、政治经济学的自然规律等等——的自由的宗教，和他们怎样最后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权威来使劳动阶级的社会屈辱地位合法化。贵族阶级在当年曾完成了这样的一些进化。虽然有过教皇与皇帝之间、诸侯与主教之间、城堡与教会之间发生战争的时候，但是归根结底他们却联合起来共同地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压迫城乡劳动者。随着统治阶级的毫无用处日益成为明显的事实，被压迫阶级日益强烈地和明白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从统治阶级方面来的赤裸裸的肉体上的暴力（军队、警察、审判官、刑法典等等）不断增长起来。下层阶级只有当它消灭统治阶级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暴力，当它在开始手拿武器的斗争之前就进行一场预备性的意识形态的斗争的时候，才能达到自己的解放。 为了对付被压迫阶级的要求和武装起义，统治阶级形成统一战线，尽管有使他们分裂的内部矛盾。在1848年和1871年，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的一切政党为了共同镇压人民的起义而形成临时的联合。但是统治阶级政党的斗争是纯粹表面的现象，非常微弱地反映着那种充满它内都的不停的斗争。事实上，如马克思所说：“如果说现代资产阶级的全体成员由于组成一个与另一个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而有共同的利益，那末，由于他们互相对立，他们的利益又是对立的，对抗的。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产生的”[43]。 工业的和商业的竞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这个基本的教条，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之间的宣战。这个战争不可避免要引起对战败者的剥夺，把他们排挤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去，并且引起社会财富集中到数目很少的人的手里。结果，在资产阶级所积累的财富增长的同时，资产阶级本身的数目却不断减少而愈来愈不能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自己。贵族阶级经历过相同的阶段。封建诸侯的不断的战争导致他们的互相残杀。失败者的土地和军事力量增加了胜利者的军队和财产。贵族阶级由于这样不断地失去成员，最后已经稀少到不费力气就可以推翻它的统治的程度。 动物中的生存竞争促使个体的质的提高和种的改善，而在人类社会里生存竞争却不能改善个别的人，反而会毁灭统治阶级的队伍和准备它的消灭。 随着脱离劳动的阶级人数减少和转变为寄生者和压迫者阶级，被压迫的阶级不断增长，并吸取对社会进行经济指导和政治指导所必需的一切精神力量；两个阶级之间的对抗日益增强并由内战的爆发而公开破裂。这对抗在中世纪产生农民战争和城市的暴动，为封建阶级的垮台作准备。它在我们的时代则产生经常破坏经济生活过程的罢工和动摇政治秩序的工人暴动。带有极端残酷和恐怖的内战标志着阶级矛盾的最高峰，国家政权的夺取成为解放被压迫的、革命的阶级所必需的条件。 国家成为堡垒，在那里躲藏着由于自己的成员的人数减少和完全的萎靡不振（imbécillité）[44]而不能自卫的统治阶级。 国家变为施行精神强制和肉体强制的机构，统治阶级需要用它来保持自己的统治和把劳动群众控制在现存的生产方式所需要的从属的（奴隶制的、农奴制的、雇佣劳动的）条件之下。当社会分裂为敌对的阶级的时候，就是说当还需要控制某一阶级的时候，国家的存在是必需的，这种必要性既不能为自由贸易的圣水，也不会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咒语所消灭。被压迫的阶级现在是革命的阶级，应当掌握国家机器，按照自己斗争的需要改造它并且把它的全部力量转向对付敌对阶级。 在前一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这个阶级只是在夺取了国家机器，改造它和利用它的全部力量来镇压贵族和僧侣的反抗的时候才获得自己的解放。但是就在这时候，尽管资产阶级侈言什么平等和博爱，它毕竟是剥削劳动群众的阶级，因此它不能消灭国家，相反地，它使国家更加强化，而从它取得政权之初期，它就利用国家来镇压人民暴动。国家政权只有那个消灭阶级的阶级才能消灭，而阶级只有当经济利益的矛盾解决了的时候，当产生这些矛盾的私有财产转变为全民的或公有的财产的时候，才能消灭。 恩格斯写道：“当不再有需要加以压迫的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生产无政府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都被消除了的时候，镇压的必要性就消失了，国家也就不需要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行动，对人的统治将让位给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自由的社会不会容忍在自己和自己的成员之间存在着国家。[45] 我们看到前此的一切人类社会都划分为阶级。这种划分是社会生产不很发展的命定的后果。凡是在社会劳动只能提供勉强超过社会全体的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的产品数量的地方，因此在那里劳动吞没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的时间，在那里阶级的划分是必不可免的。与那个主要依劳动为生的大多数一起同时形成一个少数，他们解除了直接的生产劳动和从事于关涉全社会的事务：对劳动过程的总的监督，行政管理，防卫工作，法庭活动，科学和艺术的创造等等。 但是由于机器生产的非常的发展，这种阶级的划分，在那个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是依社会的和科学的方法来调节的社会里将不复需要了。“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是第一次出现了，但是它确实是出现了。”[46]（恩格斯） 选自拉法格《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王子野译） [1] 雅克·博胥埃（1627-1704）——法国罗马天主教会的主教。——编者注 [2]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323）——古代著名的统帅，马其顿王（公元前336-323）。——编者注 [3] 安条克——塞琉古王朝的叙利亚王（公元前175-161）。——编者注 [4] 维科（1668-1744）-——意大利哲学家、社会学家。——编者注 [5] 博胥埃《论世界通史》。——拉法格注 [6] 《旧约全书》，《创世记》第十二章第十三～十六节。——拉法格注 [7] 《旧约全书》，《创世记》第二十章第十四、十五节。——拉法格注 [8] 大流士——公元前522-486年的古代波斯王。——编者注 [9] 萨平人，古代意大利的民族之一。——编者注 [10] 卡托（公元前234-149）——公元前195年为罗马执政官，后为监察官。——编者注 [11] 昆图斯·霍登西乌斯（公元前114-50）——罗马法学家和演说家。——编者注 [12] 丘必特，今译“丘比特”——录入者注 [13] 尤斯图斯·李比希（1803-1873）——德国著名的化学家。——编者注 [14] 尤·李比希《化学应用于农业和生理学》1862版。——拉法格注 [15] 达尔文《人的起源》第1卷。——拉法格注 [16] 德-梅勒和卡拉先生重新让基督教社会主义出笼。假如他们不想让他们的教会的社会主义被认为是简单的欺骗，他们就应当首先迫使自己的天主教徒朋友、一切谢加和其他伪君子在自己的工场里给工人恢复星期日和节日的休息。——拉法格注 [17] 约瑟夫·普留多姆是法国十九世纪的讽刺画家昂利·蒙尼埃所描绘的一个目光短浅的小资产者的形象。——编者注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5-226页。——编者注 [19] 指1830年间由法国生物学家圣伊雷尔和居维叶引起的一场争论。圣伊雷尔认为各类动物构造图形彼此相似，故用“构造图形的统一”的理论阐明动物进化的原理。居维叶本是认为生物一经’‘创造主”创造出来就不再有变化，所以反对圣伊雷尔的观点，攻击“构造图形的统一”的理论。这一争论曾在当时各国生物学界引起很大反响。——编者注 [20] 保尔·欧仁·崩图（1820-1904）——法国金融家和企业家，巴黎股份报行联合银行的创建人——编者注 [21] 拉瓦锡（1743-1794）——法国著名化学家，由于他加入“专卖公司”，剥削人民，并与外国干涉者有来往，被革命法庭处死。——编者注 [22] 弗雷佩尔（1827-1891）——法国天主教主教，从1881年起是议会中牧师派的首领。——编者注 [23] 阿加西斯（1807-1873）——瑞士自然科学家，宣扬唯心主义灾变论和神创造世界的思想，是反对达尔文学说的人。——编者注 [24] 理查·欧文（1804-1892）——英国比较解剖学家、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编者注 [25] 欧文《翼的本质》1849年版——拉法格注 [26] 贝尔纳丹·德·圣比埃尔（1737-1814）——法国作家，卢骚的信徒。一一编者注 [27] 拉伯雷（1494-1553）——法国著名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巨人传》，在他的作品中对黑暗的封建势力和教会作了辛辣的讽刺和抨击。——编者注 [28] 谢尔在自己的《脑的比较解剖学》里说“鱼就自己的许多器官来看是较发达的动物的始终存在的胚胎”。——拉法格注 [29] 沙多勃利昂（1768-1848）——法国作家，在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曾积极参与保王党行列：他的《基督教的真谛》是一部反对十—八世纪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著作。——编者注 [30] 亚里士多德《动物史》。——拉法格注 [31] 奥肯（1779-1851）——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编者注 [32] 居维叶《论地球表面的变革》。——拉法格注 [33] 雷·朗凯斯特（1847-1929）——英国形态学家，——编者注 [34] 雷·朗凯斯特《退化：达尔文主义中的一章》1880年版。——拉法格注 [35] 霍屯督是西南非洲的民族之一。——编者注 [36] 斯坦利（1841-1904）——英国人；布拉柴（1852-1905）——法国人．两人都是以“探险“为名到非洲去的殖民主义者。——编者注 [37] 切尔斯是一世纪时古罗马的学者，写过关于医学的著作。——编者注 [38] 福莱尔（1848-1931）——瑞士昆虫学家。——编者注 [39] 公元三千年前埃及的法老。——编者注 [40] 《旧约全书》，《箴言》第6章第6、7、8节。——拉法格注 [41] 英国著名的法学家乔治·梅恩先生写道：“最古老的酋长会议从来也不指示什么东西，——它们简单地解释说自古以来就实行某一种秩序。就字面的法学意义而言在那里既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在印度的公社里一个人遭到暴力时，他并不抱怨个人的受辱，而是抱怨整个小小的社会秩序的被破坏。更奇怪的是习惯法不知道惩罚的措施。在那个几乎不可思议的场合，假如某人拒绝服从会议的决定，对他的唯一的无疑的惩罚只是一般的谴责。”（《东方和西方的农村公社》1871年版）——拉法格注 [4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3页。——编者注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5页。——编者注 [44] 我在这里是按照最初的拉丁文的意义使用imbécillité这词，Imbecillitas在拉丁文中意指缺乏战斗力。丧失军人的英勇是接近死亡的阶级的最准确的标志之一。——拉法格注 [4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2页，引文与《全集》译文有出入。——编者注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4页。——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