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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惰权
（驳斥1848年“劳动权”）
〔法〕保尔·拉法格 著
（1880年）
王鹏 译 张晓默 录入
* 本文首次发表于1880年6-8月《平等报》，后来以小册子形式出版——编者注。
序 言
1849年，梯也尔先生在初等教育委员会中说：“我想使僧侣拥有无上的权力，因为我指望他们去传播这样一种健康的哲学：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受苦，而不是去传播那种相反地劝告人们尽情享受的哲学”。梯也尔先生的这些话概括了资产阶级的道德，他是这个阶级的冷酷的利己主义和低下智能的代表。
当资产阶级在反对得到僧侣支持的贵族的时候，它举起了自由研究和无神论的旗帜。但是，一旦取得胜利，它就改变自己的腔调和态度；今天，它力图利用宗教来维持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统治。十五至十六世纪，它兴高采烈地重新抬出多神教的传统并颂扬曾遭到基督教斥责的肉欲及肉欲的享乐；而现在，它沉溺于纸醉金迷的生活，它摒弃了自己的思想家拉伯雷和狄德罗的教导，而向无产阶级鼓吹节欲。资本主义的道德——基督教道德的拙劣可笑的模仿——用咒骂来攻击工人的肉欲；它所追求的理想就是把生产者的需要削减到最低限度，窒息他们的一切欢乐和一切激情并且使他们沦为片刻不停地运转的机器。
革命社会主义者必须开始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抨击文作家所进行过的那种斗争。他们必须向资本主义的社会理论和道德发起冲击；他们必须把统治阶级散布的偏见从负有行动责任的阶级的头脑里铲除掉；他们必须向一切道德的伪君子当面宣布，地球将不再是工人的苦难深渊；并宣布，在我们行将创造的——“假如可能，将用和平的方法，假如不可能，则用暴力的方法”——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的激情将获得完全自由的发展，因为“就其本质而言，所有的激情都是好的，只是我们不应当滥用它们”［笛卡尔《精神的激情》。——拉法格注］，而要避免激情的滥用，只有依靠它们之间的互相平衡，只有依靠人体的和谐发展，因为正如贝多博士所说，“只有当人的机体高度发达的时候，他们的精力和道德力量才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贝多博士《人类学会志》；查·达尔文人类的起源》——拉法格注］。伟大的博物学家达尔文也持有类似的见解。
《驳斥“劳动权”》曾刊登在1880年第二次出版的《平等报》周刊上，现增加一些注释后，重新予以出版。
保尔•拉法格
1883年于圣·珀拉惹监狱
我们对于一切，除了爱情和美酒，
对于一切，除了懒惰本身，都懒得去管。
——莱辛 |
一、毁灭性的信条
一种奇怪的狂热支配着那些受资本主义文明统治的国家里的工人阶级。而正是这种狂热带来了两世纪以来一直折磨着人类的个人和社会的灾难。这种狂热就是对劳动的爱，就是最终把个人及其子孙后代的生命力消耗殆尽的那种对劳动的酷爱。牧师、经济学家和道德家们不去反对这种偏执狂，相反却把这种劳动奉为神圣。他们这些盲目的和狭隘的人，居然想比他们的上帝更聪明；他们这些软弱无能的可怜虫，居然想恢复遭到上帝诅咒的东西的名誉。我，——不是基督教徒，不是道德家，也不是经济学家，——我要把他们的决定诉诸他们的上帝，我要把他们那一套宗教的、经济的和自由思想的道德宣传诉诸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劳动的种种恶果。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是造成智力衰退和身体畸形的根源。请拿路特希尔德马厩里的纯种马（有一批长着两只手的奴隶为它们服务）同诺曼底农场里的笨拙的畜牲（它们要耕地，搬运肥料，把收割下的庄稼送进谷仓）比较一下。请看一看高尚的原始野蛮人，——他们尚未被商业的传教士和宗教的商品推销员用基督教义、梅毒和劳动的信条毒害过，——然后拿他们同我们这些可怜的机器的奴隶比一比。［原始民族男子的他壮体魄和豪迈风度使欧洲探险家们惊叹不已，因为他们尚未遭到被帕比称之为“文明世界有毒空气”的污染。乔治•坎伯尔在谈到居住在大洋洲岛屿上的上著居民时写道：“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能象他们那样，初次接触便给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的皮肤光滑滋润，略呈古铜色，卷曲的头发金光闪闪，满脸快活的神情。总之，他们的整个身躯都是人类的典范和样板，相比之下，我们只好甘拜下风，自愧不如。”古罗马的凯撤和塔西佗对入侵罗马帝国的原始公社制部落的日耳曼人也大为赞赏。十世纪时，外号叫“主教的导师”的萨耳维安神父，和塔西佗一样．也把野蛮民族捧为开化民族和基督教世界的楷模：“在野蛮民族中间，我们简直是一群不知廉耻的恶棍。他们耍比我们纯洁得多。不仅如此，他们对我们的那些秽行恶迹深恶痛绝。不过，贾特人却对他们当中存在的淫荡熟视无睹．他们中间，只有罗马人因为种姓高贵，才有权胡作非为。（当时，鸡奸在异教徒和基督教徒中间均很流行。）被压迫者只能到野蛮民族那里去寻找人的本性和庇护所。”（《论神的统治》）古老的文明和新兴的基督教毒害了旧大陆上的野蛮民族，就象陈旧的基督教和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正在毒害新大陆上的野蛮民族一样。
尽管人们不能接受费•勒普莱在社会学方面所作的结论，因为他的结论带有慈善家和基督教徒的那种调和折衷的味道，但是他那敏锐的洞察力却是无法否认的。他在《欧洲工人》（1885年）一书中写道：“巴什基尔人的懒惰秉性（巴什基尔人居住在乌拉尔山脉的亚洲一侧，他们过着半游牧生活），悠闲的游牧生活，以及在他们当中最有才华的人身上养成的沉思的习惯，使他们在举止、智力和对事物的判断方面，远远超过发达的文明社会里的人。他们最厌恶农业劳动．他们干什么都愿意，就是不肯种她。”实际上，农业劳动是人类奴役性劳功的最早表现形式。圣经里的第一个罪犯该隐就是一个农夫。——拉法格注］
假如我们想在文明的欧洲找到一点人的自然美的痕迹，那么我们就需要到这样一些民族那里去找：那里人们对劳动的憎恨还没有被经济偏见所根除。西班牙虽然已经在退化，但是它还可以骄傲地说，在它那里的工厂比我们这里的兵营和监狱要少些，因而艺术家们在看到剽悍的、有着栗子般深褐色皮肤的、象钢一样正直而有弹性的安达卢西亚人时便赞叹不已。当你看到一个披着破旧不堪的斗篷但气概不凡的西班牙乞丐，口喊“amigo”（朋友），向某一位奥苏纳公爵伸手求乞的时候，你的心将会颤抖。在西班牙人（他们的身上还残存着原始的野蛮人的本能）看来，劳动是最坏的奴隶制［西班牙谚语说；“休息就是健康”。——拉法格注］。即使英雄时代的希腊人，也用同样的轻蔑态度来对待劳动：只有奴隶才被准许从事劳动，自由民则只知道体操和精神方面的娱乐。在亚里士多德、菲迪亚斯、阿里斯托芬的民族行动和生活的时代就是这样，在一小批勇士在马拉松战役中歼灭大量亚洲部落的时代也是这样。这次战役之后不久，亚历山大就征服了亚洲的这些部落。古代哲学家劝人轻视劳动，因为在他们看来，劳动会使自由民堕落；诗人颂扬懒惰是神的礼物。
诗人维吉尔写道：“啊，梅利贝，神赐给我们悠闲的生活。”
耶稣在山区传道时也赞扬懒惰：“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是怎么长起来的？它既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一朵花漂亮呢！”［《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6章。——拉法格注］
不修边幅、满腮胡子的上帝耶和华给自己的信徒们作出了理想的懒惰的最高典范：他在六天劳动之后就永久休息了。
相反地，劳动对哪些人种来说是本性的需要呢？奥弗涅人，苏格兰人，这些人不列颠的奥弗涅人；加列戈斯人，这些西班牙的奥弗涅人；波美拉尼亚人，这些德国的奥弗涅人；中国人，这些亚洲的奥弗涅人。在我们的社会里，哪些阶级为了劳动而喜爱劳动呢？农民私有主和小资产阶级。前者整天在自己的土地上弯腰干活，后者被禁锢在自己的小铺子里，他们象田鼠一样在自己的洞穴里忙忙碌碌，从来不会伸直腰背来尽情地欣赏一下大自然。
可是，无产阶级，这个包括一切文明民族的生产者的伟大阶级，这个在解放自己的同时将把全人类从奴隶劳动中解放出来并使之从动物变成自由人的阶级，竟违背自己的本能，不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让劳动的信条把自己引入歧途！它受到的惩罚是残酷的和严厉的，一切个人的和社会的灾难都出于他们这种对劳动的酷爱。
二、劳动的恩典
1770年，有人匿名在伦敦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工业和商业》的著作，当时在读者中间曾引起较大的轰动。作者愤慨地写道：“普通的英国手工工场工人有这样一个固执的想法：凡是英国人，生来就应该比其他欧洲国家的工人享受更多的自由和独立。这种思想对于一个士兵来说，或许是有用的，因为它可以激励士气。但是，它在手工工场工人的头脑里——无论是为了他们自己还是为了国家——则愈少愈好。工人决不应该认为自己可以不依附自己的上司而独立。在我们这样一个以贸易为主的商业国里，没有或者很少有财产的人几乎占全国人口的八分之七，因此，对这类想法采取纵容的态度是极其危险的。只要贫穷的工人不肯服服帖帖地干六天的活并只拿相当于他们现在四天的工资，那么这种状况就不可能根本改变。”
可见，在基佐以前将近一百年，就有人在伦敦公开鼓吹说，劳动对人们高尚的激情可起抑制的作用。1807年，拿破仑在奥斯特罗德写道：“我的人民劳动愈多，他们身上的恶习就愈少。我是当权者……我颁布命令让小商店在星期日做完礼拜之后仍旧开门，让工人们继续工作。”为了消灭懒惰以及由懒惰产生的自豪感和独立性，《论工业和商业》一文的作者建议把所有的穷人关进一个理想的劳动营，“让他们在这种可怕的地方，每天劳动十四个小时；即便扣除吃饭的时间，他们仍要干整整十二个小时的活。”一天劳动十二个小时，这就是十八世纪博爱主义者和道德家的理想！而我们现在则有过之无不及！现代工厂变成理想的感化院，工人们被关在里面，不分男女老少，都要做十二至十四个小时的苦工［1857年，慈善家们在布鲁塞尔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斯克里夫是利尔附近的马尔凯特市最有钱的工厂主之一。会上，他在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中，洋洋得意地说：“为了让孩子们散散心，我们采取了一些办法。我们教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唱歌，或者一边干活一边数数字。这使他们在精神上得到调剂，从而乐意接受他们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十二小时工作制。”让不满十二岁的儿童干十二小时的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劳动啊，就连唯物主义也希望最好有个地狱，以便把这些基督徒、慈善家、残害儿童的刽子手关进去。——拉法格注］。那些恐怖年代里的英雄好汉们的后代对劳动如此顶礼膜拜，居然堕落到把1848年通过的、规定每天工作时间为十二小时的法律视作一项革命成果。他们公然宣称，“劳动权”是革命的原则。这简直是法国无产阶级的耻辱！只有奴隶才会如此卑躬屈节。需要二十年的资本主义文明，才能使英雄时代的希腊人理解这样的堕落。
如果说今天的无产阶级受到比圣经中描绘的蝗灾更为可怕的苦役和饥饿的折磨，这是他们自食其果。他们把在1848年手执武器争取来的劳动强加在自己家庭的身上。他们把自己的妻儿送到工厂主那里于活。他们用自己的双手破坏了家庭，用自己的双手挤干了妻子的乳汁，那些正在怀孕或者要给孩子喂奶的不幸的妇女被迫到工厂或矿山去干活，累得精疲力尽；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断送了子女的青春和生命——这是无产者的奇耻大辱：寓言和古老传说中的那些泼辣、豪放、爱喝葡萄酒的妇女，如今在哪里才能找到？那些整天无忧无虑、跳跳蹦蹦的，围着锅台忙忙碌碌，嘴里不停地哼着曲子的，给周围带来欢乐和生命的，毫无痛苦地生下健康、结实娃娃的快活的女人，现在又在何方？……现在工厂里的妇女和姑娘，一个个营养不良，面色苍白，形容枯稿，骨瘦如柴！……她们从未尝过人间的欢乐，也未曾有过少女初恋时的激情！那么儿童又怎样呢？他们每天要劳动十二个小时！多么悲惨啊！资本主义工厂里的极其恶劣的劳动环境使儿童的智力衰退，本能退化，健康横遭摧残。连道德政治科学院的茹尔•西蒙之流和耶稣会教士热尔明尼之流都想象不出这样罪恶的勾当。
有人说，我们今天的时代是劳动的时代。其实，这是痛苦、贫困和蜕化堕落的时代。
可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从晦涩难懂的奥古斯特•孔德到通俗易懂的勒卢阿-博利约）以及资产阶级作家（从招摇撞骗的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到滑稽可笑的保尔•德•科克），他们都令人作呕地对劳动的长子——进步之神大唱赞歌，按照他们的说法，幸福即将普降人间，而且人们已经能感觉到这一点了。他们钻到古代封建社会的废墟和灾难里，搜罗材料，用一些阴暗的例子来烘托今天这个光辉灿烂的人间乐园。这些酒足饭饱、心满意足的家伙不久以前还是封建领主的奴才，现在被资产阶级重金收买，成了替他们摇唇鼓舌的御用文人。他们老是拿夸夸其谈的拉•布鲁伊尔所描写的农民悲惨生活向我们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使我们厌倦不堪。请看，他们中间的那位院士——维莱尔梅博士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反映1840年进步时代无产阶级“幸福生活”的多么动人的图景！这位博士也是在1848年向群众宣扬资产阶级经济和道德方面的糊涂观念的学者圈子里的人物（其中包括梯也尔、古赞、帕西和布朗基院士）。
维莱尔梅博士指的是阿尔萨斯工业区，就是博爱主义和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精华凯斯特内尔和多耳富斯之流的阿尔萨斯。不过，在博士向我们展示无产阶级的种种苦难之前，还是让我们先来听听阿尔萨斯的工厂主、多耳富斯-米格公司代表米格先生是怎样描述旧式工业体系中的手工业工人的生活状况的；“五十年前（即在1813年，现代机器制造业刚刚兴起的时候），米卢兹的工人都还是土地的儿子，他们住在城里或郊区的农村里；几乎每家都有一幢房子，有时还有一小块土地。”［1863年5月在巴黎社会经济实用研究国际协会的讲话。发表在同年的《法兰西经济学家》上，——拉法格注］
这是工人的黄金时代。当时，阿尔萨斯的工业还没有达到用棉织品充斥世界市场的地步，也还没有使多耳富斯和凯斯特内尔家族变成百万富翁。但是，二十五年后，当维莱尔梅访问阿尔萨斯时，现代的米诺塔弗［古希腊神话中牛首人身的怪物。——编者注］——资本主义工厂——已经完全征服这个地区。这一怪物贪婪地吞噬人的劳动，它把工人从他们的家中驱赶出来，以便更多地榨取他们的劳动。成千上万的工人在汽笛声中涌进工厂的大门。
维莱尔梅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即一万七千人中有五千人，因为付不起昂贵的房租，被迫住在郊区农村；其中有些人的住处距离工作地点竟有八、九公里之远。
在米卢兹，在多那赫，工人每天早上从五点钟开始干活，一直要干到晚上五点钟，才收工回家；不论盛夏还是隆冬，一年四季天天如此……人们只有在他们早上进城上工或者晚上下工回家时，才能见到他们。他们中间有一大批脸色苍白、骨瘦如柴的女工，她们赤着脚在泥泞的路上行走，下雨下雪时，就把围裙或外裙顶在头上，保护脸和脖子不被淋湿。童工的人数更多，他们身体瘦弱、肮脏不堪，破烂的衣服由于沾满了机器的油污，在下雨时，反倒不易透水，这些孩子不象女工那样，手挎着一个盛放一天食物的篮子，而是在手里或怀中揣着几片面包，用来充饥，直至晚上收工回家。因此，工人除了每天起码要劳动十五个小时之外，还要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艰难地往返于工厂和他们的住地之间。这样，每晚回家后，他们已经精疲力尽，只得和衣而睡，而第二天一清早，虽然还没有得充分休息，又得赶去上工。”
下面介绍一下城里工人的居住情况：“我在米卢兹，在多那赫，在毗邻的房子周围看到的是一些极其简陋的住房：两家合住一间房间，每家都睡在角落里，底下铺些干草，两边用几块木板挡着，……上莱因省的纺织工人的生活非常贫困，以至他们的孩子中有一半未满两岁就夭折了，而工厂主、棉布商和企业经理的子女有一半已达到二十一岁。”
维莱尔梅在谈到工厂劳动情况时说：“这不是劳动，不是工作，而是苦刑，六岁至八岁的儿童就要开始忍受这种苦刑……日复一日的长期折磨，使棉纺织业工人的身心健康受到很大的摧残。”
关于劳动时间，维莱尔梅指出：监狱里服苦役的犯人每天只劳动十个小时，安的列斯群岛的奴隶每天平均劳动九个小时，面在曾经爆发过1789年革命的法国，在这个发表庄严的人权宣言的国家里，有些工厂的劳动时间竟长达十六个小时，其中给工人吃饭和休息的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维莱尔梅：《棉纺业，毛纺业和纺织业工人的精神和身体状况》（1840年）。决不是因为多耳富斯、克希林和其他阿尔萨斯的工厂主是共和派、爱国主义者和新教的慈善家，所以他们才这样对待他们的工人。科学院院士布朗基、日罗姆•帕图罗的楷模雷博和政治老手茹尔•西蒙发现，尽管利尔和里昂的工厂主是十足的旧教徒和保皇派，但是那里的工人也受到类似的待遇。资本主义的德行已经与政治、宗教信念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了。——拉法格注］
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原则的可悲破产！这是进步之神带给人们的可怜的礼物！那些驱使穷人干活而自己发财致富的寄生虫被博爱主义者吹捧为人类的慈善家。哪怕是在乡村散布瘟疫或投毒下井，也要比在那里开设工厂好些——到工厂里去干活，就等于向欢乐、健康、自由告别，向生活中一切美好的和有价值的东西告别［巴西凶悍好斗的印第安人将他们中间的残废者和老年人杀死，因为这些人再也不能享受打仗、过节和跳舞的乐趣了。一切原始民族均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他人的友好情感。里海地区的马萨热特人（参见希罗多德的著作）、日耳曼的维恩人和高卢的凯尔特人都有这种风俗。瑞典教堂里，不久前还保留着用于帮助家中老人摆脱痛苦的狼牙大棒。如果现代无产者默默忍受工厂劳动的巨大折磨，那么，他们该堕落到何等地步！——拉法格注］。经济学家却喋喋不休地向工人们说：为了增加社会财富，你们去做工吧！一位名叫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经济学家反驳道：“在贫穷的国家里，人民很富足；而在富有的国家里，一般来说，人民都很贫困。”他的学生舍尔比利埃补充说：“工人在促使生产资本积累的时候，也将促使迟早会剥夺他们工资份额的事情发生。”变得越来越糊涂的经济学家仍在声嘶力竭地说：“为了你们的福利，工作吧。不停地工作吧！”可敬的英国圣公会牧师唐森以基督教的仁慈的名义说：工作吧，日日夜夜地工作吧！虽然你们的劳动将使你们变得更加贫困，但是由于你们的贫困，我们将不需要借助法律的力量来强制你们劳动。用法律来强迫人们劳动，“将会带来很多麻烦，将会导致许多暴力行为的发生，将会引起种种议论。与此相反，饥饿是一种和平的、无声的和经常性的压力，是工业和劳动的最自然的推动力，它将使人发挥其最大的效能”。无产者们，为了增加社会财富和加剧你们个人的贫困，工作吧！你们越贫穷，就越应该劳动，就越应该忍受贫困的折磨。这便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可抗拒的法则！
无产者们听从了经济学家的花言巧语，尽心尽力地从事劳动，从而使整个社会面临生产过剩的工业危机——这一危机引起了社会机体的动荡。由于商品过剩，购买者日趋减少，工厂便纷纷关闭，饥饿象一根皮鞭，狠狠地抽打着工人。被劳动的教条弄得糊里糊涂的无产者不懂得，在所谓的繁荣时期产生的生产过剩，是造成他们现在生活贫困的原因。他们不到粮库前去叫喊：“我们肚子饿，我们要吃饭！真的，我们的确身无分文；虽然我们是穷光蛋，但是小麦和葡萄却正是我们这些人收割的呀……”他们不去包围茹约里埃的崩讷先生的商号——他正是这些修道院式的工厂的创始人——并高喊：“崩讷先生，你的拈丝工、缫丝工、纺纱工、织布工来了。她们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冻得直发抖，看到这些破烂不堪的衣服，就连最悭吝的犹太人也会落泪的。然而，就是这些女工为基督教世界的娼妇们织出了上等的丝绸裙子。这些可怜的女人一天劳动十三个小时，哪有功夫去关心自己的衣饰打扮！现在，她们失去了工作，有时间用她们过去生产的丝绸料子替自己做身漂亮的衣服。她们从掉落乳齿时起，就为你创造财富，而自己则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现在，她们有空闲的时间了，想享受一下她们的劳动果实。好吧，请崩讷先生拿出他的丝绸来，请阿尔梅尔先生拿出他的平纹细布来，请普野－克尔蒂约先生拿出他的白布来，请比内先生拿出他的靴子来，穿在她们那瘦小的，又冷又湿的脚上……把她们从头到脚打扮得漂漂亮亮，你一定会对她们大为欣赏的。就这么办吧，可不要躲躲闪闪。你是人类的朋友，而且还是基督教徒，难道不是这样吗？把女工们用自己的血肉创造出来的财富奉还给她们吧！你不是喜欢做生意吗？那就请加速商品的流通吧！她们是现成的消费者。请发放给她们没有限制的贷款吧！你不是也向那些你素不相识的、连一杯白水也没有请你喝过的商人发放贷款吗？你的女工们会尽力偿还的：万一她们不能履行自己的诺言，无法如期还清债务，那么你可以宣布她们破产；如果从她们家里查抄不出什么东西，你就让她们用祈祷来偿还吧：她们一定比那些身披口袋式黑长袍、满身烟草味的牧师更虔诚地送你进天堂。”
饥肠辘辘的工人不去利用这个危机时期把产品分配给大家，让人们共同享用，却想用自己的头去撞开工厂的大门；这些干瘦的、疲惫不堪的工人围着工厂主，苦苦地哀求说；“好心肠的夏果先生，仁慈的施奈德尔先生，请给我们工作吧！折磨我们的不是饥俄，而是对劳动的酷爱。”于是，这些勉强能站立的，可怜的工人就以比过去低廉一半的价格出卖十二至十四小时的劳动。过去，他们还有块面包可以充饥，而现在，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工业慈善家利用工人的失业，进一步降低生产费用。
假如工业危机紧随着生产过剩时期，就象黑夜紧随白天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假如工业危机必然造成工人失业和没有出路的贫困，那么它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破产。只要工厂主能得到贷款，他就让工厂开足马力进行生产。他到处伸手要贷款，以便有足够的原料供工人生产。他不考虑市场是否已经饱和，也不考虑如果商品销售不出去，他就无力偿还贷款，他只知道驱使工人生产。当他走投无路处于绝境的时候，他不惜跪倒在犹太人的脚下，用自己的声誉和门第担保，乞求贷款。犹太血统的银行家路特希尔德回答说：“只要手头上有点现金，事情就好办多了。你的仓库里有两万双袜子，每双标价二十个苏，我愿出四个苏一双把它们买进。”
袜子到手后，这位银行家再以六至八个苏的价格卖出，净赚许多闪闪发光的法郎。工厂主则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但是，到头来，工厂还是破产，大批库存需要清理：因此而从窗户抛出去的商品如此之多，以致谁也不清楚，当初它们是怎样通过大门进去的。上一世纪，人们干脆把商品烧掉或抛入大海。［1879年1月21日在柏林召开的工业会议上，有人估计，在上一次经济危机中，德国的钢铁工业共亏损五亿六千八百万法郎。——拉法格注］
不过，在决定这么做之前，工厂主先要在世界各地为积压的商品寻找市场。他们要求政府并吞刚果，侵占东京［指越南北部。——编者注］，炮轰中国的城门，以便向这些地方倾销他们的棉织品。最近几个世纪里，英国和法国为了垄断美洲和印度的市场，彼此之间不断进行殊死的斗争。十六、十七、十八世纪，在殖民战争中，成千上万的身强力壮的青年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海水。
资本也和商品一样过剩。金融资本家不知往哪里投资。于是，他们跑到那些懒洋洋地一边晒太阳一边抽烟的幸福快乐的民族那里去修筑铁路，兴办工厂和输入可诅咒的劳动。法国用这种方法输出资本，结果在某一天早晨引起了外交纠纷：在埃及，法国、英国和德国由于在应该首先向哪一国的高利贷者偿还贷款的问题上争执不下，结果相互揪住对方的头发不放，扭打成一团。法国还为了索取那笔肮脏的贷款，居然派遣军队作为执达员前往墨西哥。［克列孟梭在1880年4月6日的《正义报》金融专栏里写道：“我们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即使没有普拜士，法国照样也会象在1870年战争中那样白白损失数十亿法郎，这就是以定期发放贷款的形式去帮助别国维持财政收入平衡。我们确实是这样认为的”。英国给南美各共和国的贷款损失估计达五十亿。法国劳动者不仅要付给俾斯麦五十亿巨款，而且还要继续替挑起战争并导致战争失败的、享受丰厚俸禄的奥利维耶、巴赞、日拉丹之流负担战争赔款的利息。不过，他们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不会为了讨还这几十亿法郎而爆发战争。——拉法格注
* 1800年版中：在这后面还有这样一句话：“因为我们似乎看到，即使没有这场冲突也会发生的事情在今天果然发生了。”——《拉法格选集》法文版编者注］
这些个人的和社会的灾难，不管它们有多么严重和多么频繁，也不管它们持续的时间有多久，只要无产阶级说一声：“我要这个”，它们就会象鬣狗和胡狼遇见狮子一样，悄悄地溜走。但是，无产阶级若要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就必须坚决摒弃基督教的、经济的和自由思想的道德偏见，就应当恢复他们的天然本性，就应该宣布他们有懒惰权——这一权利要比资产阶级革命的形而上学的辩护士所炮制的干巴巴的人权神圣和高贵千万倍——他们应该每天只工作三小时，而在其余的时间里尽情地娱乐或者闲荡。
到此为止，我的任务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因为我只需描述那些众所周知的、实实在在存在着的邪恶。但是，使无产阶级相信：人家向他们灌输的都是一些邪说，他们从十九世纪初就开始从事的疯狂的劳动是人类最大的祸害，只有当劳动被合理地组织起来并限制在每天三小时之内，劳动才会变成对悠闲懒散生活的一种令人愉快的调剂——要使无产阶级相信所有这些，那是一项我无力完成的艰巨任务。只有共产主义的生理学家、卫生学家和经济学家才能胜任。在以下的篇幅里，我只想说明，由于现代生产资料具有无比强大的生产能力，因此必须克制工人对劳动的狂热，促使他们去消费他们自己生产的商品。
三、生产过剩带来的后果
西塞罗的同代人、希腊诗人安谛巴特洛斯曾颂扬用于磨碎谷粒的水磨坊的发明。按照他的看法，水磨坊将把女奴隶解放出来，将恢复过去的黄金时代：“珍惜你们的双手吧！磨坊的女工。放心地睡吧！让公鸡徒劳地去报晓吧！达奥已让山林水泽女神代替奴隶们的劳动；看，她们正在轮子上欢畅地跳跃，旋转的齿轮带动沉重的石磨一起转动。我们将和我们的父辈一样，过着悠闲的生活，尽情地享受女神赐予我们的礼物。”
唉！这位多神教诗人所宣布的悠闲日子并没有到来。对劳动盲目的、可恶的和极其有害的热情把机器这个解放者变成奴役自由人的工具。机器的生产力使自由人变为穷人。
一个心灵手巧的女编织工靠编结花边用的木筒子每分钟只能结五个网结，而一些编织机在同样的时间内可结三万个网结。一架机器每分钟的工作量相当于一名工人一百小时的工作量，或者换句话说，机器工作一分钟，可让工人休息十天。在用现代机器装备起来的其他工业部门里，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类似的情况。随着机器设备日臻完善，随着它们的速度和精确度不断提高，人的劳动逐渐被淘汰。但是，工人并没因此而获得更多的休息时间，相反，他们的劳动劲头反倒更足了，似乎想要与机器比个高低。这是多么愚蠢和致命的竞赛啊！
为了让人能够更好地同机器竞争，无产阶级取消了限制旧行会手工业者劳动的合理的法规，取消了节假日［旧制度下，教会的法律明文规定，工人全年有九十个休息日（五十二个礼拜天和三十八个节假日），并严格禁止利用节假日加班。这是天主教最大的罪过，因为这是导致工商资产阶级不信教的主要原因。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一上台．就下令取消节假日，用每工作九天休息一天代替原来的每工作六天休息一天。资产阶级在把工人从教会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之后，又在他们的脖子上套上了沉重的劳动的枷锁。
十五，十六世纪，现代工商资产阶级刚刚形成，就已经流露出对节假日的仇视。亨利四世曾请求教皇减少节假日，但遭到拒绝，因为“当今异端之一就是表现在节日方面”（奥萨红衣主教的信）。但是到了1666年，巴黎大主教佩雷菲克斯在他的教区内取消了十七个节假日。新教虽然也信奉基督，但较能迎合工商资产阶级的要求，所以它不怎么关心人民的休息，它废黜天上的神以便取消人间的节日。
宗教改革和自由的哲学思想只不过是凶狠贪婪的资产阶级教徒们用来取消人民群众节假日的借口。——拉法格注］。由于当时一星期只劳动五天，他们是否以为象骗人的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生产者是靠空气和水过活的？但愿不是这样才好！当时的生产者有充分的闲暇享受大地赐予的欢乐，谈情说爱和寻欢作乐；他们可以大摆筵席，欢迎懒惰之神的光临。如今涂上新教色彩的、死气沉沉的英国，当时曾有“快乐的英国”之称。当我们从拉伯雷、凯维多、塞万提斯和其他一些专写冒险题材小说的不知名的作家那里读到描写盛大筵席的场面时，我们不禁垂涎欲滴［盛大为节日往往持续好几个星期。拉腊的唐•罗德里戈在把摩尔人从卡拉特拉瓦旧城里赶走后，举行了婚礼。《歌谣集》中曾有这样的描述：
“婚礼在布尔戈斯举行，
接着女方又在沙拉斯大摆筵席．
婚礼和回门共持续七个星期。
天天车水马龙，宾客如云，
迟来的客人竟无法找到一席之地”
参加长达七个星期婚礼的人都是经历过独立战争的英雄的士兵。——拉法格注］。在战役间歇时举行的这类筵席上，真是酒池肉林，喧声震天。约尔丹和佛来米画派也曾用他们的画笔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场面。今天，哪里才能见到食量如此惊人的肠胃？又在哪里才能找到容纳整个人类思想的如此奇妙的头脑？我们现在的确退化了，变得渺小了。病牛肉、马铃薯、着了色的红酒、普鲁士烧酒——所有这一切同苦役般的劳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损害了我们的机体，使我们的头脑变得愚钝。于是，我们的胃变小了，而机器的生产率却大大提高了；于是，经济学家便向我们宣扬马尔萨斯理论，鼓吹节欲的宗教和劳动的信条。事情难道不正是这样吗？应当割下这些家伙的舌头拿去喂狗！
因为工人阶级思想单纯，易受愚弄，因为他们带着天生的热情盲目地沉溺于劳动和节欲之中，所以资产阶级才注定懒惰和享乐，才注定不从事生产和过度消费。但是，如果说工人的过度劳动会损害工人的健康和摧残他们的神经，那么它也会给资产阶级带来不少痛苦。
生产者阶级的节欲促使资产阶级大肆消费他们盲目生产出来的产品。资本主义生产初期，即在一、二百年前，资产者曾是安份守己、品行端正的人。他们满足于和自己的妻子生活，或者说基本上如此。他们从不大吃大喝，把放荡、荒淫的“高尚美德”留给宫廷中的朝臣和贵妇人。现在，没有一个暴发户的子弟不认为应该大力提倡卖淫和采用汞疗法，为的是让汞矿工人的劳动具有某种意义；也没有一个资产者不用香菇阉鸡和拉斐特红酒填塞自己的肚皮，为的是鼓励拉弗莱什家禽饲养工和波尔多的葡萄酒酿造工。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人体的机能很快衰退，头发变稀，牙齿脱落，躯干变形，肚子隆起，呼吸困难，十指不能伸屈。有些人，例如从事政治经济研究的加尔涅先生之流和从事法哲学研究的阿科拉先生之流，他们由于身体过分虚弱，经受不起放荡生活的折腾，但是他们颇有舞文弄墨的才干，他们绞尽脑汁，写出很多起催眠作用的大部头著作，来剥夺排字工和印刷工的休息时间。
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也过着殉难者一般的生活。为了把自己打扮得象仙女一样漂亮，她们在一天中不知要换穿多少件衣裙（缝纫女工为了缝制这些服装，累垮了身子）；她们不惜花上几个小时，让理发师在她们空虚的脑袋上梳个假发髻；她们穿着紧身裙和窄小的鞋子，袒胸露背得连大兵们看了都会脸红，在以慈善事业名义举办的舞会上，通宵达旦地转圈子，为的是替穷人募集几个铜板。多么高尚的心灵啊！
为了执行既是非生产者又是过度消费者的双重社会职能，资产阶级不仅要使过去颇有节制的欲望变得十分强烈，丢掉两个世纪以前从事劳动的习惯，去过花天酒地、荒淫无度的生活，而且还要使一大批人脱离生产性劳动，来为他们服务。
这里有一些数字，足以说明生产力的损失有多大。根据1861年的人口调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人口为二千零六万六千二百二十四人，其中男子九百七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九人，妇女一千零二十八万九千九百六十五人。从中减掉不宜劳动的老幼，所有“非生产”的妇女、少年和儿童，再减掉官吏、牧师、律师，军人、娼妓、艺术家、科学家等“从事意识形态的”阶层以及所有专门以地租、利息、股息等形式消费别人劳动的人，大致还剩下八百万不同年龄的男女，其中包括在生产、商业、金融等部门供职的资本家。在这八百万人中有：
农业工人（包括牧人和住在农场主家里的雇农与使女）……………………1 098 261人
棉、毛、大麻、亚麻、丝等纺织厂和编织业的工人……………………………642 607人
煤矿和金属矿的工人………………………………………………………………565 835人
冶金厂（炼铁厂、延压厂等）的工人……………………………………………396 998人
仆役阶级…………………………………………………………………………1 208 648人 |
“全部纺织厂的雇佣人员和煤矿、金属矿的人员加在一起是1208 442人，全部纺织厂的雇佣人员和冶金厂人员加在一起是1 039 605人；二者都少于现代家奴的人数。请看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获得了多么辉煌的结果！”。［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89页。——编者注］
除了这个仆役阶级之外——其人数的多少是资本主义文明程度的标志——，还有一个为数很多的不幸者阶级，他们是专门为富有者阶级的那些很花钱的但又毫无意义的癖好服务的：例如钻石磨研工，花边女工，绣花女工，缝制高级时装的成衣工，别墅的装修工等等。［“为有钱阶级服务的仆人在一个国家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该国国民财富和文明程度的标志。"（马丁《加入联邦前后的爱尔兰》，1813年），甘必大自从不再作为一个贫困潦倒的律师经常光顾普洛科波咖啡馆*之后，便否认社会问题的存在。他所说的新的社会阶层，就是指不断壮大的仆役阶级。——拉法格注
*十八世纪的一家著名的咖啡馆，它是当时文人相聚的场所。大革命时期，它成了一个民主俱乐部，王朝复辟后，它又变为知识界中反对派的活动中心。甘必大和瓦累斯曾是这家咖啡馆的常客。——《拉法格选集》法文版编者注］
资产阶级一旦陷入了懒惰和享乐，尽管也吃了不少苦头，最终还是适应了这一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变革，都感到惶惶不安。当看到工人忍声吞气地过着悲惨的生活，当看到工人的身体被病态的劳动热情折磨得越来越坏时，资产阶级便更加厌恶劳动和对享乐的限制。
恰恰在这个时候，无产阶级不顾资产阶级把道德败坏视为社会义务这一点，竟心血来潮地想把劳动强加给资本家。那些头脑过于简单的人，对经济学家和道德学家有关劳动的理论信以为真，不遗余力地强迫资本家去实践这些理论。干是，无产阶级提出“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口号。1831年，里昂的起义者提出：“不能靠劳动生，则饮弹而死”。1871年3月，巴黎公社的参加者把他们的起义宣布为劳动的革命。
对这些企图消灭资产阶级的懒惰和享乐的狂暴举动，资产阶级则报之以残酷的镇压。不过，他们知道，即使他们能把这些爆发出来的革命镇压下去，他们却无法用大规模的血腥屠杀来打消无产阶级想把劳动强加给那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有闲阶级的这样一个荒唐的念头。正是为了防止这类不幸的发生，资产阶级在自己的身边豢养着一大批宪兵、警察、法官、狱吏，让他们专门从事这项非生产性的工作。人们不应再对现代军队的性质抱有幻想：这些常备军队的职能是对付“内部的敌人”。巴黎和里昂的工事修筑起来不是为了保护这两座城市免遭外敌的入侵，而是为了镇压内部发生的暴动。比利时是资本主义的乐土。它的军队便是这方面的不容争辩的极好例子。它的中立地位得到欧洲列强的保证，但是，按全国人口比例来计算，它的军队的人数却是相当庞大的。骁勇的比利时军队曾在博里纳日和沙勒罗瓦平原上立下显赫的战功，比利时军官们用手无寸铁的工人的鲜血磨快了自己的佩剑，换来了金光闪闪的肩章。欧洲各国没有国民军，只有保护资本家和对付人民反抗的雇佣军，因为人民想让资本家也在纺织厂和矿山里劳动十个小时。
这样一来，工人阶级在勒紧裤腰带的同时，大大地增加了资产阶级的胃口。资产阶级因此而不得不进行过度的消费。为了减轻自己的这项繁重工作，资产阶级从工人阶级队伍中抽出一大批人（其数目要比从事有益劳动的人多得多），让他们不从事生产性劳动，只是大量消费。不管这些不从事有益劳动的人的胃口有多么大，他们都无法消费掉工人生产出来的全部商品。工人则被劳动的信条迷住了心窍，一味生产，从未想到消费，甚至不想想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最终能否找到消费者。
工人一方面毫无节制地拼命劳动，另一方面节衣缩食，过着清贫的生活，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所而临的最大问题不再是寻找生产者和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而是寻找消费者，刺激他们的胃口和制造虚假的需求。由于饥寒交迫的欧洲工人拒绝穿他们自己织的布，拒绝喝他们自己酿造的酒，可怜的工厂主只得赶快去寻找与欧洲工人截然不同的另一些人：每年，欧洲向世界各地输出成千上万件商品，而在有的地方，人们还根本不知道拿这些商品作什么用［试举两个例子：英国政府为了讨好印度农民（虽然连年灾荒，农民们仍坚持种植罂粟而不种水稻和小麦），曾不得不挑起流血战争来迫使中国政府自由输入印度的鸦片，为了推销苏格兰酿酒厂和曼彻斯特纺织厂的产品，波利尼西亚的原始居民被迫象英国人那样穿着打扮并喝得酩酊大醉，甚至因酒精中毒而死掉。——拉法格注］。已经发现的大陆太小了，不够用，工厂主需要开拓新的疆土；他们日夜梦想着非洲，撒哈拉沙漠中的绿洲，苏丹大铁路。他们紧张地注视着利文斯顿、斯坦利、谢尤、布拉柴等人的探险成果，出神地倾听这些勇敢的旅行家讲述他们的种种奇遇。“黑色大陆”蕴藏着多少尚未被人知道的宝贝啊！满山遍野的象牙，注流成河的椰子油，闪闪发光的金沙。那里有千百万黑人，他们裸露着的身子就象杜弗尔和日拉丹的脸一样，他们正期待着欧洲的棉布，以便变得体面一些，他们正期待着圣经和烧酒，以便了解文明的美德。
酒足饭饱的资产阶级，人数超过生产阶级的仆役阶级，被欧洲商品淹没的其他各大洲的尚未开化的民族，——所有这些人都无力消费掉堆积起来比埃及金字塔不知高多少倍的商品。欧洲工人的生产率大大超过了一切消费和浪费。工厂主为此感到惊惶失措。他们无法向酷爱劳动的工人提供足够的原料。于是，毛纺厂只得利用又脏又烂的下脚料生产所谓的“再生布”，其牢靠的程度与议员们在竞选时所作的诺言差不多。里昂的缎丝厂为了增加纤维的份量，在又轻又软的天然丝中掺入矿物质，结果使产品变得又硬又脆，使用寿命大大缩短。在产品中掺假，这是为了加速商品流通和缩短产品的使用寿命。我们的时代将被称为“掺假”的时代，就象按生产的性质把古代划分为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一样。有人指责我们虔诚的工业家弄虚作假，其实他们不知道，资本家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给工人工作，因为工人决不肯闲着什么事也不干；工厂主的弄虚作假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当然，他们同时也可以获得巨额利润。假如说这种做法对产品的质量是极其有害的，并造成巨大的人力浪费，但它毕竟能说明，资产阶级是多么聪明能干，而工人则已堕落到何等地步。因为工人为了满足自己对劳动的癖好，竟使得工业家昧着良心，破坏了商业信誉的法则。
虽然商品生产过剩，虽然在工业中存在着弄虚作假的现象，但是工人们仍大量地涌向劳动市场，他们高呼：工作，工作！虽然工人的数量已经过多，但是工人并不因此而抑制自己的劳动热情，相反，他们把这种热情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旦什么地方有工作的机会，他们便蜂涌而至。他们要求一天能劳动十二至十四小时，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觉得过瘾。尽管如此，他们仍很快地被赶出工厂大门，失去了满足这一欲望的可能。每年，工业部门里的失业现象就象春夏秋冬一样地准时出现。在损害健康的过度劳动之后，便是连续两个月、四个月的绝对休息。失去了劳动，也就断绝了生计。既然这种对劳动的癖好已象毒蛇一般牢牢地盘踞在工人的心上，既然它已经扼杀了工人身上的其他本能，既然社会所需要的劳动数量必然受到消费和原料的限制，那么，何必非要在六个月内完成全年的劳动量呢？为什么不把劳动平均地分配在十二个月里，强迫工人长年地每天只劳动五、六个小时，而非要让他们在一年的六个月中每天拼命地干十二个小时呢？当工人的每天工作得到保障时，他们将不再彼此嫉妒，将不再互相争夺工作和口粮，他们的肉体和精神将不再被弄得疲惫不堪，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开始具有懒惰的美德。
工人被对劳动的癖好弄得稀里糊涂，以至无法理解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为了使人人都有工作可做，应该采取定量分配的办法，就象在一条快要沉没的船上定额分配淡水一样。工业家从资本主义剥削的角度出发，早就要求立法限制劳动时间。1860年，阿尔萨斯的最大企业家鲍卡尔先生在职业教育委员会上宣称：“十二小时工作日太长了，应该缩短为十一小时，应该在星期六下午两点钟以后停止工作。我建议采取这项措施，尽管乍看起来，这么做的代价太大了。我们早在四年前就这样做了，效果不错，生产的平均数字非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
帕西在《论机器》一文中引用了比利时大工业家奥塔维尔的一封信：“我们的机器没有达到应有的生产能力；它们的产量比英国纺织厂的同类机器要低，虽然英国纺织工人每天比我们的工人少劳动两个小时……而我们则多劳动两小时。我确信，如果我们把工作日从十三小时缩短为十一小时，我们也能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而且会更经济些。”
另一方面，勒卢阿-博利约断言：“根据一位比利时大企业家的观察，一个有节假日的星期的产量并不比普通一星期的产量少。”［保尔•勒卢阿-博利约《十九世纪的工人问题》1872年版。——拉法格注］
我们的人民头脑过于简单，受了道德家的蒙蔽，他们所不敢做的事情，贵族政府却做了。经济学家象不祥的乌鸦那样预言：把劳动时间缩短一小时，就会使英国工业破产。但是，英国政府对他们在道德和工业方面的这种深谋远虑嗤之以鼻，它制定了一项极为严格的法律，禁止一天的工作时间超过十小时。尽管如此，英国和过去一祥，仍然是世界上头等的工业强国。
我们的面前有英国的成功经验，有一些明智的资本家的经验。所有这些经验都无可辩驳地证明，要想提高人的生产效率，就必须缩短劳动时间，增加假日的天数。但是，法国人民还没有看到这一点。假如因为劳动时间仅仅缩短两小时，英国的生产便在十年内增长了几乎三分之一，［伦敦统计局著名的统计学家古芬提供了有关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国民财富增加情况的一些数字：
1814年——550亿法郎
1865年——1 6245亿法郎
1875年——2 125亿法郎。
——拉法格注］那么把工作日缩减三小时，法国的生产岂不可以以更快的步伐突飞猛进？难道不应该让工人们懂得：承担过于繁重的劳动，将会耗竭他们以及他们子孙后代的精力，由于过度疲劳，他们将过早地丧失工作能力；在他们唯一的癖好的支配下，他们不再是人，而只是一些毫无思想的躯壳；他们扼杀了自己的一切才干，只剩下对劳动的狂热？
唉！他们鹦鹉学舌般地不断重复经济学家的那些说教：“为了增加国民财富，让我们工作吧！”你们太傻了！正是因为你们工作得太多了，所以工业的技术装备才发展得如此缓慢。请不要再叫嚷了，还是听听一位经济学家的意见吧！此人不是什么超人一等的天才，他就是几个月前刚去世的雷博先生：“一般来说，生产方法的变革要视劳动力的条件而定。当劳动力便宜时，就大量雇用工人；但是一旦它变得昂贵起来，便尽量裁减工人。”［路易•雷博《棉花及其体制和问题》1863年版。——拉法格注］
为了迫使资本家改进他们的用铁木制成的机器，必须提高工人的工资，缩短有血有肉的活机器的工作时间。何以见得呢？人们可以举出成百个这方面的例子：走锭精纺机之所以能够问世并在曼彻斯特的纺织厂中被采用，这是因为纺纱女工拒绝象过去那样长的劳动时间。
在美国，机器席卷农业生产的各个部门：从制造黄油到麦田除草。为什么呢？因为自由和懒惰的美国人宁死也不愿象法国农民那样当牛做马。在我们光荣的法兰西，犁地是一项极其繁重和累人的活计，而在美国西部地区，它却是一种惬意的消遣：在辽阔的田野里，农民坐在机器上，一边干活，一边悠然地抽着烟斗。
四、什么鸟儿唱什么歌
假如缩短工作时间能为社会生产创造新的机器，那么迫使工人消费他们所生产的产品则可以大大壮大劳动大军。到那时候，资产阶级将不再是彻头彻尾的纯消费者，它将迫不及待地让那些脱离有益劳动、专门帮它消费和浪费社会财富的军人、法官、美容师、拉皮条者散伙。到那时候，劳动市场就会有人满之患。于是，人们不得不颁布一项严禁劳动的法律，因为根本无法替这些不生产任何东西的、但比蝗虫还要多的人，找到一份工作。除此之外，不应该忘记，还有一批人是专门为满足耗资巨大但毫无意义的爱好和需要服务的。当不再有需要佩戴金银边饰的将军和仆人时，当不再有需要穿花边裙子的妓女和新娘时，当不再需要铸造火炮时，当不再需要盖造宫殿时，——到那时候，就不得不借助严格的法律条文，强迫编织金银边饰的，刺绣花边的，铸造火炮的和盖造宫殿的男女工人去练习划船或学习跳舞，以此来恢复他们的健康和提高人种的质量。当欧洲各国的产品将在当地消费，不再远销到鬼知道什么地方去的时候，海员、码头装卸工、运输工人将学会如何闭目养神。幸福的波利尼西亚青年将可以自由地谈情说爱，不必害怕文明世界的维纳斯女神的鞭笞或欧洲道德卫士的训斥。
此外，为了替现代社会中一切非生产人员找到一份工作，为了使工业技术不断发展，工人阶级应该仿效资产阶级，断然与节欲的陋习一刀两断，无限制地提高自己的消费能力。不要再每日只吃一、二盎司硬得咬不动的肉，而应吃一、二磅鲜嫩的煎牛排；不必比教皇更虔诚，每天只喝少量的劣等酒，而应大杯大杯地畅怀痛饮波尔多红酒或布尔贡酒，把水留给牲畜去喝。
如果无产阶级执意想把炼铁工人和炼油工人的十小时工作日强加给资本家，这就大错特错了，这是引起社会对抗和内战的根源。不应该强迫别人劳动，而应该禁止劳动。满可以允许路特希尔德、萨伊之流终身做个懒汉。尽管劳动已成为一种潮流，但是只要他们愿意过懒汉的生活，就让他们去市政府登记一下，然后每天早上发给他们二十法郎的娱乐费。这样一来，社会上的种种纷争就会平息。当不劳而获的资本家一旦确信，人们对他们并无恶意，只希望把他们从生下来便注定要承担的过度消费和挥霍浪费的重荷下解脱出来，他们便会第一个报名参加人民党。至于那些无力表明自己想做懒汉意愿的资产者，就让他们按自己的本能行事吧！总归可以替他们找到一份令他们生厌的工作。让杜弗尔去打扫公共厕所，让加利费去宰长满癣疥的猪和得鼻疽病的马，让派往普瓦西的审判委员会的委员们去登记送往屠宰场的牛羊的数目；让那些爱好盛大葬礼的参议员去当吹鼓手，演奏葬礼进行曲。还可以替别的人找到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让路日里尔、布洛利去盖香槟酒的瓶塞子，不过事先得把他们的嘴巴罩住，免得他们喝醉；让费里、弗雷西讷、蒂拉尔去消除政府部门里的臭虫和污垢，但是要把公款藏好，防止他们恶习不改，顺手牵羊。
不过，引诱人类堕落、装模作样骗人的道德家、伪君子、假好人将长期受到人们严厉的报复。
“这帮家伙以伪装的面目出现，欺骗世人。他们诡称，他们终日祈祷诵经，修身养心；其实不然，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乌七八糟的勾当。他们把自己乔装打扮成居鲁斯［居鲁斯——古波斯帝国国王（前558-前529）。——编者注］，实际上他们是一群酒神节浮雕上所描写的酒鬼。他们那副肠肥脑满、油头粉面的模样便是明证。”［拉伯雷《巨人传》第2卷第74章。——拉法格注］
在人民欢乐的节日里，共产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将不再象在资产阶级的节日——8月15日和7月14日——那样尽吃尘土，而是痛饮美酒，大嚼美味的火腿；与此同时，那些道德政治科学院院士，那些身穿长袍或短褂的形形色色的传教士——经济学的、基督教的、耶稣教的、犹太教的、实证主义的和信奉思想自由的传教士，马尔萨斯主义、基督教道德——不管是独树一帜的还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利他主义——的吹鼓手，他们都将身披黄袍，手持蜡烛，在威尔士妇女的身旁，在摆满佳肴、水果、鲜花的餐桌旁，饿得两眼发黑；他们将在满满的酒桶旁口渴得嗓子直冒烟。一年四次，即每逢变换季节的时候，他们将同狗一起，被关在风磨坊里，被迫推十小时的磨。律师和法学家也将受到同样的惩罚。
在懒惰国里，为了打发一秒一秒地消耗我们生命的时间，将组织丰富多采的文娱演出。这对资产阶级立法者来说，倒是一项最合适不过的工作了。他们将分成许多小组，跑遍乡村和集市，到处作立法的表演。脚蹬高统皮靴、胸佩奖章和荣誉军团勋章的将军们，将穿街走巷，招摇过市，为的是拉拢一些好心肠的人。甘必大和卡桑尼亚克［贝尔纳•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1806-1880）是波拿巴主义者，热尔省的众议员。他的儿子保尔•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也是热尔省议员。——编者注］将站在大门口大吹大擂。卡桑尼亚克身穿笔挺的礼服，不停转动眼珠，捻着胡子，手中握着他父亲的手枪，唾沫四溅地恫吓整个世界。但是，一旦人们当着他的面拿出吕利埃［厄内斯特•沙尔•吕利埃（1838-1691）——1871年3月18日起义的参加者，曾企图同凡尔赛谈判，公社失败后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在1868年曾要求同保尔•德•卡桑尼亚克决斗，但道到后者拒绝。——编者注］的画像时，他就恨不得钻入地缝。甘必大将滔滔不绝地大谈对外政策：大谈为把土耳其弄到手而不惜在欧洲挑起战火的小小的希腊；大谈想同普鲁士结盟的大俄罗斯，因为它希望欧洲西部各国被打得鼻青眼肿，这样一来，它便可以向东方挺进和镇压国内想入非非的虚无主义者，大谈俾斯麦，说此人相当不错，可以就大赦问题表态……然后，他敲打着他那袒露的、涂有红、白、蓝三种颜色的大肚皮，反复列举诸如雪鹀、块菰、马尔高酒和依根酒之类的山珍海味和名牌好酒，为的是鼓励发展农业生产，并使贝尔维尔选民个个兴高采烈。
在用木板搭起来的舞台上，首先上演一出选举闹剧。
在呆头呆脑的选民面前，小丑装束的资产阶级候选人跳起了政治自由舞，用写有各种各样许诺的竞选纲领遮盖自己的脸蛋和下身。当讲到人民的苦难时，眼泪在他们的眼眶里打转，当讲到法兰西的光荣业绩时，声音顿时变得象铜钟一样洪亮。选民们则发出驴子一般的叫唤声。
然后，开始伟大的一幕：盗窃国民财富。
资本主义的法兰西，这位身躯高大、脸上多毛、头颅光秃、皮肉松弛、肥胖臃肿、萎靡不振、眼珠失去光泽的女人，懒洋洋地斜躺在丝绒软椅上。在她的脚下，工业资本主义这个铁制的庞然大物，戴着猴子的假面具，机械地吞噬男人、妇女和小孩，空中充满了撕裂人心的惨叫声。长着貂的嘴脸、鬣狗的身躯和针鼹的四肢的银行家，动作敏捷地把钱一个一个地偷走。衣着槛楼、瘦骨嶙峋、可怜巴巴的无产阶级，在手持明晃晃马刀的宪兵的押送下，在拿着饥饿皮鞭的复仇女神的驱赶下，把一堆堆商品、一桶桶酒、一袋袋粮食和金子奉献给资本主义的法兰西。朗格卢瓦［朗格卢瓦是蒲鲁东的信徒，在1865年是蒲鲁东的遗嘱执行人之一。——编者注］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拿着蒲鲁东的遗书，嘴里还衔着一本财政预算，率领一批人看管国库。当工人放下身上所背的东西，他们便用枪托和刺刀把工人驱逐走，然后给工业家、商人、银行家打开库门，这帮家伙即刻蜂涌而上，拼命抢夺棉布、粮食、金条，倒空酒桶。最后，他们再也没有力气了，浑身又脏又臭，一个个软瘫在垃圾和呕吐物堆里。这时候，一声霹雳，大地被震裂，从中跳出历史的“必然性”，它举起铁脚，踩踏一切跌倒在地上抽泣和来不及躲逃的人，并用粗壮的双手推翻被吓得目瞪口呆、直冒冷汗的资本主义法兰西。
如果工人阶级必须根除身上的使他们堕落的恶习，使出全部气力站立起来，这不是为了争取人权，因为那只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权利，不是为了争取劳动权，因为那只是贫困的权利；而是为了争取制定一项禁止人们每天劳动三小时以上的铁一般的法律。到那时候，古老的大地将会快乐得发颤，感到一个崭新的世界正在自己的身上诞生……但是，怎样才能使一个被资本主义道德腐蚀了的无产阶级作出如此有魄力的决定呢？
一个世纪以来，由男人、妇女和儿童组成的无产阶级，象古代奴役的化身耶稣一样，艰难地攀登苦难的骷髅地［圣经中，耶稣受难的地方。——编者注］：沉重的苦役折断了他们的筋骨，毁坏了他们的身躯，撕裂了他们的神经；一个世纪以来，饥饿损害了他们的内脏和脑子……啊，懒惰，可怜可怜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人吧！啊，懒惰，你是艺术和崇高美德的母亲，但愿你能成为消除人类苦难的镇痛剂！
附 注
我们的道德家十分谦虚。虽然他们炮制了关于劳动的信条，但是他们对它的安神、散心、健肾等功能却一直持审慎的态度。他们打算先在普通人的身上进行“活体试验”，然后再用于资本家，因为他们的任务是替资本家的罪恶辩护。
但是，一文不值的哲学家们，既然你们不敢向你们的主人兜售你们的道德，那又何必如此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呢？你们是否愿意看一看，你们引以自豪的劳动信条曾经遭到怎样的践踏和唾弃？让我们重温一下古代历史以及古代哲学家和立法者的著作吧！
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写道：“我不能断定，希腊人是不是因为受了埃及人的影响，才轻视劳动的。因我发现，色雷斯人、西锡人，波斯人、吕底亚人也同样地轻视劳动。总之，在大多数半开化的民族中间，学手艺的人，甚至包括他们的子女，都被视作最下等的公民……所有的希腊人，特别是斯巴达人，都是按这一原则培养的。”［《希罗多德全集》第2卷，拉尔歇译，1876年版。——拉法格注］
“在雅典，只有参与保卫和管理国家的公民才被认为是真正高尚的人，就象他们的祖先只看得起打仗的武士一样。为了能够自由地支配时间，从而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智慧用于维护共和国的利益，他们强迫奴隶从事各项劳动。斯巴达人为了保持妇女的高贵身份，竟不让她们纺纱织布。”［比约《论西方古代奴隶制的消灭》1840年版。——拉法格注］
罗马人只会两种高尚的职业：种田和打仗。全体公民均有权靠国家养活，他们不必学会什么“肮脏的技能”（他们是这样称呼的），因为做工纯属奴隶的事情。为了发动人民，老布鲁土斯指责暴君塔克文把自由公民变成泥瓦匠和工匠。［《梯特•李维全集》第1卷。——拉法格注］
古代哲学家虽然就思想起源的问题争论不休，但是，他们在厌恶劳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柏拉图在谈到社会乌托邦和理想共和国时指出：“大自然既没有创造鞋匠，也没有创造铁匠。从事这类职业的人都是低贱的：这些受雇用的卑微的无名小卒，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至于那些惯于骗人、撒谎的商人，只是作为一种必要的邪恶，才被容许存在于社会里。凡是不惜降低身份，开店经商的公民都将被判罪。如果他们伏罪，他们将被监禁一年。如果出狱后重犯，必将受到加倍的惩罚。”［柏拉图《共和国》第5卷。——拉法格注］
色诺芬在他的《经济学》一书中写道：“从事手工劳动的人决不能担任任何较高的职务。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整天坐着干活，有的甚至要受到炉火的烘烤，他们的身体和脑子决不会不因此而受到损害”。
西塞罗声称，“店铺会做出什么体面的事情来呢？难道商人真能做到童叟无欺吗？正直的人决不会去开铺子……商人不撒谎，就不可能赚钱。难道还有比欺骗更无耻的事情吗？因此，所有出卖劳动和技能的人，都是卑鄙下流的小人。谁出卖劳动，谁就是出卖他自己，使自己沦为奴隶。”［西塞罗《论权利》第1卷第2编第42章——拉法格注］
受劳动的信条愚弄的无产者，请你们听听这些哲学家是怎么说的吧（有人千方百计地不让你们知道这些话）。一个公民出卖自己的劳动，就是使自己沦为奴隶，成为罪犯，他将被判处几年监禁。
基督教的伪善行为和资本主义的实利主义还没有使古代共和国的哲学家变坏。这些哲学家敢于向自由人说出自己天真的想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些最伟大的思想家（我们的库辛、卡罗、西蒙远远比不上他们）希望在他们理想的共和国里的公民都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色诺芬补充说，因为“劳动夺走了全部时间，人们再也没有功夫来为共和国和朋友们服务了”。按普卢塔克的说法，莱喀古士这位“大圣人”曾主张禁止共和国的公民从事任何劳动，而应让他们有充分的闲暇时间。［柏拉图《共和国》第5卷；《法律》第3卷；亚里士多德《政治》第1卷和第7卷；色诺芬《经济学》第4卷和第6卷；普卢塔克《莱喀古士传》。——拉法格注］
巴斯夏、杜邦鲁、博利约以及其他资本主义道德和基督教道德的卫士回答说：“这些思想家和哲学家可是在宣扬奴隶制啊！”完全正确。不过，在当时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难道他们能不这样做吗？古代社会里，战争是极为平常的事情，自由人必须把他们的全部时间用于讨论国事和守卫国家。当时的手工劳动是十分原始和低级的，因此从事手工劳动的人不可能同时又履行士兵和公民的职责。为了拥有士兵和公民，哲学家和立法者不得不在英雄的共和国里容忍奴隶的存在。试问，资本主义的道德家和经济学家不是也在宣扬现代的奴隶制——雇佣制吗？在资本主义的奴隶制下，谁有闲暇时间呢？——路特希尔德、施奈德、布西珂太太之流！这些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家伙也是他们身上恶习的和家中仆人的奴隶。
有人鄙夷地写道：“奴隶制的偏见支配了毕达哥拉斯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但是，亚里士多德预见到：“如果每件工具都不需要人的监督，便能自动地工作，就象德达尔发明的自动机或象武尔坎的能自动完成圣职的三脚供桌一样，如果织布梭子会自动织布，那么工场的师傅就不需要帮手，主人也就不需要奴隶了。”亚里士多德的梦想如今已经实现。现代机器能“口喷火焰”，具有不知疲倦的钢铁“四肢”和奇妙的“繁殖能力”，它们驯服地替我们干活。但是，资本主义哲学家的才智却受雇佣制偏见的支配，他们不理解，机器是人类的救世主，是把人从肮脏的手工劳动和雇佣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上帝，是带来闲暇和自由的上帝。
译自《拉法格选集》1970年巴黎法文版第98—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