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拉法格 进化-革命[1] （1880年2月18日） 一有许多人，包括有学识的实证论者在内，都认为进化和革命这两种发展形式是矛盾的，互相排斥的，其实，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自然和社会中的任何革命，事先都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进化阶段。在这一进化阶段的过程中开始出现新的机体；这一机体强而有力，可以一举突破孕育着它的旧形式，而且迫于死亡的威胁不得不摧毁这一形式，以求继续它的进化生存。正是由于我们当代学者不重视这两种发展道路，我们看到在地球形成史方面有两种理论进行着争论，一种就是居维叶的理论，他认为地球的形成是由于激变，另一种就是莱耶尔的理论，他认为地球是经过长期发展阶段而形成的。 因为我们仅仅是大众化的社会主义普及者，所以我们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首先举出每一个人、甚至最狂热的孔德派实证论者[2]都知道的有机界的事实为例，然后把理论应用于社会现象领域。一个好鸡蛋，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或者在母鸡的孵化下，或者放在孵化箱里，经过一系列进化过程，在十九或二十一天之后就会变成一只小鸡。于是这个小动物就会啄破外壳，吱吱地叫着来到世上。这种痛苦的叫声也象新生哺乳动物（人或家兔）的叫声一样，是由于空气突然进入呼吸道而引起的。要是象英国养禽家（达尔文）通过人工选择培育的短嘴鸽常有的情况那样，小动物不能啄破硬壳，那它必然会闷死。它在原有蛋壳中的进化阶段既已完成，要想继续生存就必须以革命方法来破坏这个外壳。 就动物的整体来说是这样，就其某一器官或部分来说也是这样。谁没有感到或看到智齿生长时产生的痛苦呢？牙齿在组织中慢慢形成，逐渐压挤破坏其组织来为本身开辟出路。读者还可以举出其他许多例子来论证，进化阶段总是要导致强迫的、痛苦的、革命的危机，这是使缓慢发展的新机体转到新的发展条件所注定不可避免的。 当代科学在哲学上的伟大成就在于：它证实了一切自然力量（热、光、电、生命起源、可移动性、精神刺激、思维等等）都不过是同一力量即运动（物质原子所体现的唯一力量）的转化而已；在一切无机的、有机的和社会的转化中都有着一个比较复杂而不易觉察的发展过程；为了研究一切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可以采取同一种科学方法，即辩证方法——“思维的最高形式”。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人们只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来看待人类的进化史和革命史的；换句话说，一切宗教的、政治的、社会的和法律的设施，都被看作是有其自身的进化运动的现象来加以研究的，而这一进化运动又是不以经济环境为转移，似乎超越这些设施赖以产生的经济环境。这正象一个有实证主义观点的小酒店主，为了用辣味兔肉杂烩来款待自己的顾客，对他做的兔肉杂烩的辣味大讲一套道理，开始分析这种辣味，但他根本不谈杂烩所用的原料，如大葱、兔肉或猫肉等等。经济现象就是社会杂烩的组成部分，政治的或宗教的设施就是辣味；组成部分即经济现象变换了，设施也就变换了。就拿众说纷纭的宗教来说吧。按照传教士的说法，它象麻疯或其他某种隐疾那样，是从天外来到人间的。在伏尔泰信徒及许多眼光短浅的无神论者看来，它是一些狡猾的恶棍所发明出来的，他们力图让所有的人、甚至那些本来决不会想到妖精的老太婆都来相信他们的胡说八道。在某些拥有部分真理的唯物主义者看来，宗教来源于被神化了的外界力量引起的印象。但是最主要的困难就在于要说清楚，为什么杂货店主或交易所经纪人象沙漠里的阿拉伯人一样，都是一神教教徒？奥古斯特·孔德明明知道克尔克或摩西所说的神的闪光是电，工业资本家促使自然力量为他创造了财富，却为何还是象火地岛的野人那样迷信呢？[3]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任何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所以人间的力量就以超自然的力量的形式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在历史的初期，首先反映的是自然的力量，随着各民族的发展，自然的力量就以各种复杂的形式被人格化了，可是不久，除自然的力量外，社会的力量也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显示了强大的作用，而且非常奇特和不可理解，也象自然的力量一样以其似乎是自然的必然性统治着人们[4]。 马克思在分析价值形式（《资本论》第18-37页）[5] 时首先指出，抽象人类劳动，即人的劳动，由于它只是人的机体的有机耗损，就成为商品的价值的基本要素（商品之所以能够交换，仅仅是出于这个特性）；各种商品通过货币来表现它们的价值，而拥有货币就会象得到神赐一样拥有人间和天上的一切财富，在资本主义世界很多人都想拥有财富，可是只有少数人才能够做到。正是这种社会行动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后来在主观上变成了唯一的神[6]。 因此，应该在人们的头脑对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反映中去寻求一切宗教思想产生的根源。只要还不能担保各个资本家“避免损失，负债和破产，或者使各个工人避免失业和贫困”，只要人仍旧是社会力量的玩物，那么，“谋事在人，成事在神”这句古老的成语将作为真理而仍然有效，这也就是说人的活动是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异己力量支配的。但是，一旦社会实行平等原则，人能够支配生产和交换的力量，从不自觉地无谓奔忙而进到自觉地加以支配，那么“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原因很简单，这就是那时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反映了。”（弗·恩格斯）[7] 我们现时在法律关系基础上产生的公正观念也是如此。法律关系本身来源于资本主义交换关系，来源于蒲鲁东的交换双方缔结的双方契约，根据这种契约，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商品，总是被抢得精光。在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社会中，资本家阶级就会消失，资本主义交换方式就会消失，而由此产生的一切公正观念也就会随之消失（参看《资本论》第35页及以下各页）[8] 。 经济现象也决定历史上一切政治运动。原始公社解体后，经济现象就把人类社会大体分成两个阶级，即有产阶级和贫苦阶级；这两个阶级继续发展，改变了一切社会关系，并创造了一个新的阶级，即革命阶级。这个阶级终于形成，象那个小鸡一样，破坏了曾经孕育它的旧的社会形式，以便冲向尚不知晓的历史前程。 在下文中我将尽可能明确地说明，现代生产力（蒸汽和机器工具）由于它们的发展，是怎样把社会分为两个新的敌对阶级（大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这些生产力是怎样使国家财富集聚在极少数资本家手中，从而完全剥夺其他资本家对这些生产力的控制，甚至使他们根本无法支配这些生产力的。同时，这些生产力是怎样使得在人数上日益增多、被剥夺程度日益加重的无产阶级的状况更加恶化，从而在无产阶级内部培育着智力和组织能力，以便把管理社会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因为无产阶级唯一的出路就是打碎包着它的硬壳，即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 二蒸汽和机器工具——工业革命的不可抗拒的因素——推翻了社会的一切经济基础，动摇并改变了旧的经济条件所产生的一切社会关系、一切宗教的和哲学的观念。一架体积为一立方英尺的小小机器（车床），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对人类所起的激发作用，都比孔德派和斯宾塞派所杜撰的哲学要大得多。这个不大的车床不久就变成一架自动机械装置，它“不仅代替了某种特殊工具，而且代替了人的手。它能制造出需要的几何形状，而且精确、轻易和迅速的程度是任何最熟练工人的富有经验的手都无法做到的。”（《资本论》第167页）[9]。这架不大的机器使机器生产机器成为可能，使现代机器成为可能，使生产资料的进化发展成为可能，同时也就带来了它的一切社会后果。 谈到美洲的农业竞争，我要指出的是：铁路、轮船、电报把欧洲的小麦田同美洲的小麦田连成一片，在这些土地上已经采用而且将来还要大规模地采用农业机器，这就引起了欧洲的地产同美洲西部处女地的经济斗争，激发了那些惯于靠欧洲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过活的土地所有者、农场主和农民的热情。 下面举另一个例子。 里昂第一家丝纺织工厂建于十五世纪上半叶。1680年机床的台数为九千至一万二千台，1789年增加到一万八千台，1816年增加到二万合，1827年增加到二万七千台，1848年增加到五万台，1852年增加到六万三千台。但是到1863年，仓库里存放的报废工具按价值计竟达三百万法郎。当时，薄绸、单色料子、粗质丝绒，特别是丝织围巾，仍在里昂附近的山区和埃纳省生产，可是华丽的产品却集中在这个城市里，而且是由用最新机器装备起来的大工厂来生产的。里昂集中了大量工人，他们时而在一些工厂做工，时而在另一些工厂做工，克尔瓦-鲁斯和韦瑟等郊区变成了城市，另一些郊区，如吉奥蒂埃和布罗托，在1820年居民只有一万四千人，可是路易-菲力浦时代却增加到四万人，而到1863年则超过八万人。里昂曾经是国民公会不得不采取恐怖手段加以镇压的反动城市，现在却成了法国最革命的城市之一。无论1831年的里昂，还是后来1848年的卢昂，都成了十九世纪首先举起社会革命旗帜的城市。 蒸汽和机器引起的社会革命是从上一世纪末才开始的，但是那些深入研究人类所处的经济条件的人，即本世纪上半叶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和下半叶科学的集体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却预见到社会制度将在与新的生产力性质相适应的新的基础上得到彻底改造。他们预见到生产资料和产品的集体占有制将代替资本主义占有制。光荣属于马赛代表大会，它把这个伟大目标书写在法国无产阶级的旗帜之上！ 当然，共产主义也象世界一样，早已有之，它见之于最兴旺的动物种类，正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见之于行将灭亡的种类一样[10]。当然，共产主义在各个时代都有它的代表者，就连资产者也把这些代表者列入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之林（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圣拉伯雷，等等）；当然，在一切革命时期——德国的宗教改革时期，英国的十七世纪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法国的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劳苦大众都是置身于事件的前列，并作出英勇的努力，以求实现人类始终憧憬的共产主义理想。但是，不管共产主义思想家（托马斯·莫尔、沙尔·傅立叶、罗伯特·欧文，等等）多么伟大，不管他们的乌托邦多么令人神往，也不管劳苦大众的革命毅力多么巨大（法国恐怖时代的劳苦大众甚至把政权都拿到自己手里），共产主义仍然是没有实现的理想，因为还不曾具备能够使之实现的经济前提。但是现在已经具备了这种前提，这是由于资产阶级统治的结果，至少就生产资料来说是如此。 正如盖得同志在《社会主义评论》第一期上所指出的那样，“人类早先的某些制度，如选举制、普选权等，后来在文明昌盛时期又重新采用和恢复，作为最高文明的表现。”对共产主义来说也是如此。在动物界和人类共同生活的早期，财产是公有的。人类的这些原始公社在外界力量和内部力量作用下逐渐解体，让位给以阶级对抗和个体互相对抗为基础的社会。但是在这些对抗的作用下，我们却迅速地走向另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利益和阶级的对抗让位给利益的共同性和阶级的消灭。人类并不是如圣西门所设想的那样沿直线发展的，而是象天体围绕它们的中心或叶子围绕它们的茎干那样作螺旋运动。在运动的某些阶段，人类达到相应的地步，这时重新出现被认为已永久消失的原有形式，但这些形式是由于在间隔时期出现的经济现象而不断发生深刻变化的形式。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生产资料的历史进化是怎样使无产阶级不仅可能，而且在死亡的威胁下必须建立这些生产资料的集体占有制的。 三在资产阶级进化运动的早期，生产者占有劳动工具和产品。这一运动导致劳动工具和产品不再为生产者所占有。 在这一运动的早期，劳动工具的规模不大，很简单，也不太值钱，因此它可以属于个体生产者，——每个工匠都有他自己的工具箱。现在，劳动工具（机器、工具、大地产）变得复杂了，规模大了，而且价值巨大，因此就不再为也不可能再为个体生产者所占有，暂时为单个资本家和合伙经营的资本家[11]所占有。在工具还不太大、还很简单的时候，个体生产者可以用来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一旦规模大了，而且复杂了，就要求有组织的工人的集体努力。因此，这种大规模的、复杂的劳动工具也就丧失了它的原始形式而具有社会的或共产主义的形式。但是，劳动工具虽然具有共产主义形式，却并没有因此而失掉它的个人占有形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产生新的革命阶级，即一无所有、灾难深重的工农业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在死亡的威逼下，必然要强行突破孕育它的社会外壳——即劳动工具为单个资本家或合伙资本家占有的社会的外壳。 正是由于劳动工具在自己的进化运动中虽然也采取共产主义形式，但仍保留着个人占有形式，所以它就产生生产和交换的无政府状态，同时也对工厂劳动起了组织作用。这种无政府状态的后果之一，就是劳动工具起来反对它的占有者资本家，使他们在工商业危机时期遭到破产，并把他们强行抛进无产阶级的队伍。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农业劳动工具——土地的进化运动。我们只能概括地加以说明，我们现在请有兴趣的读者参看一下马克思的《资本论》（法文版第140-161页和第314-341页）。他在那里，以及恩格斯在《科学中的变革》的三章[12]（不久就要在《社会主义评论》上发表）中都描绘了生产力辩证发展的图景。 农奴虽然依附于被封建主名义上占有的土地上，但他实际上占有土地及其产品。在以实物和个人劳动缴纳赋税后，其余一部分收成仍归他所有，而封建主也保护他免遭周围贵族的掠夺；封建主的城堡当时成了他和他的全家、他的牲畜和畜舍的避难所。农民私有主，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这一杰作，名义上占有自己的田地，实际上却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因为他可说是把一切都抵押给高利贷者了。他辛辛苦苦地在为高利贷者劳动。 法国大革命的完成，对高利贷者也是有利的。农民私有主向他交付的货币税，向国家交付的赋税和所服的兵役，要比封建贵族迫使交付的还要多。过去交的是实物税，现在要交的是货币。这样一来，农民不得不用农产品换取货币；因此他必须用货币交付双重赋税——先是向高利贷者和国家，后是向商人，而且农民越是需要货币，商人就越是对他苛刻。农奴还可以从自己的封建主那里得到保护，农民现在从高利贷者和国家那里能得到什么呢？法院审判，查封财产，拍卖一切，最后，被从他所眷恋的土地上赶走[13]。资产阶级革命给了农民名义上占有土地的权利，但同时却组织了社会力量，这些力量迫使他和他的全家脱离土地，并把他们抛进工业城市无产阶级的队伍。 小地产只能在没有产品交换的地方实行。农民私有主应当在自己的土地上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他以及全家生活所需的一切。他应当成为一个农民和手工业者；他应当种他的小麦和亚麻，烤他的面包，织他的衣裳。 但是，一旦他为了向高利贷者和国家纳款而必须弄到货币，他就不得不把他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同其他农民（本地的和外地的）进行竞争。在他还不需要卖东西换取货币的时候，对于每一布瓦索[14]小麦究竟值十个劳动日还是值一个劳动日，他并不象拥有资本的大业主那么感兴趣。他吃自己的小麦，别的一概不管。但是，一旦他把自己的小麦拿到市场上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他的一布瓦索小麦就要同大地主的一布瓦索小麦发生冲突，并开始竞争。胜利属于生产费用少的人。售价不取决于农民私有主的生产费用，而取决于大地主和外地的地主的生产费用。 我要提请读者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产品交换成了农业劳动工具——土地发生变化的最积极因素。其实，在工业生产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现象。为了交税还债，为了取得所需的而自己又不能生产的一切，农民私有主必须为交换而生产；他于是要同其他生产方式进行竞争，在破产的威胁下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这时就有两种经济力量统治着商品生产，因而也就统治着基于商品交换的一切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只有极端的孔德分子才会以为慈善行为可以缓和这些力量的作用。这些力量在加强，并扫除一切试图与之对抗的障碍（保护关税、对某些农作物实行封锁、制定生产规章，等等）。 这两种力量的不断作用势必破坏小私有制，并把农民私有主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社会主义的敌人总是洋洋得意地谈论小私有制，但小私有制的消失不过是时间问题。当谈到农产品时，看到外国竞争不断加强和工业家怀有自由贸易主义的倾向，就可以想象这个时候不会太久，而且这种急剧的变化定会引起革命的爆发。但是，地产的集中却使地产失去个体劳动工具的性质，而具有共产主义工具的形式。进行耕种和收割的不再是私有者了，而是雇佣工人。在法国某些地方按对分制耕种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对分制佃农每年得到一部分钱，另外一部分则是农产品。在其他地方主要是由租佃农场主来种地。土地所有者把土地租给多少有点资本并由自己承担风险的农民去种。在英国，大地产只归租佃农场主经营。在地产进一步集中的情况下，法国也会出现同样情况。 但是随着地产的集中，在国内外竞争的压力下，土地的耕作方法也会改变，会抛弃老一套方法，而采用科学方法。为了使土地休养生息，旧的耕作方法常年使土地不长庄稼，而现在这种方法为轮作制所代替；庄稼一茬接一茬，不让土地休闲。这种方法要求人量施用自然肥料和人工肥料，所以收获是巨大的。但是这样经营需要大量资本。此外，还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为满足这种需要而采用了农业机器，这当然就使农村变得荒无人烟，并重新实行分工，但这样一来却使劳动越来越轻，越来越需要智力。这时，耕种、收割、脱粒、簸扬和入仓等工作都由操纵机械的工人来做。在一切文明国度里，国家经常设立专门培养农业工人的学校。 随着农业生产具有科学性和规模不断扩大，就产生了农业工人组织。这种情况尤其可在美国和俄国某些地方看到。美国最有名的农场主之一的道尔莱姆普尔先生，在红河沿岸就拥有三个农场，其中之一就有土地二万四千公顷。他的工人是按军队形式组织起来的。冬天一过，他就带着自己的队伍来到农场，这队伍里既没有妇女也没有孩子。什么事情都有严格的规定，象工厂一样。一吹号就起床，上工、吃饭、睡觉都有一定的钟点。他的工人吃得很好，住得很好，待遇很好，工资也很高。秋收一结束，雪开始覆盖田野，这时他和他的队伍就回到他们的冬天住所即城里来。沙尔·傅立叶以他的有预见性的天才所预言的这些农业大军的出现，是美国和俄国的大规模谷物生产所必不可少的。随着现代大农业的发展，农民不再是栖息在自己的那个小窝里、不与任何人交往、苟且偷安的动物了。他成了无产者，过着城市里广泛的人的生活，成了一个大组织的成员，他的才智得到了提高和发展，他的革命性也加强了。 大地产及其经营管理制度使农业工人的智力发展和合理组织成为必要，同时却使土地私有者丧失任何智力而成为无用的人。大土地所有者就好象是一头养肥了的猪。猪这个心平气和的动物活着的时候为我们寻找块菌，死后可以做成上等的火腿。我把它同那种纯粹是有害动物的土地所有者相比较，是委屈了它[15]。 译自《拉法格选集》第1卷192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271-285页。 [1] 本文首次发表于1880年2月18日《平等报》第5号。——编者注 [2] 把“实证论”一词用于孔德派的形而上学的可笑的理论，是辛辣的讽刺。其实，奥古斯特·孔德的真实东西不过是他的反科学的思想和一个莫明其妙的小学教师可笑的高傲而已，他的识字课本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赞许。——拉法格注 [3] 孔德信仰神-人类。形而上学者孔德认为神就象一面镜子，它反映人的一切贪欲和丑恶。实证论者孔德把这一虚幻的形象当作实际存在的东西，给它换一个名称，称之为“人类”，并匍伏拜倒在它面前。孔德虽主张保持天主教的教阶制度、圣礼仪式和宗教仪式，但他还是认为他创造了一个新的宗教，因为他给这个宗教取名为“人类宗教”。这个教会的英国大主教理查·康格里弗（皮·拉菲特是这个教会的第二位教皇）去掉了孔德提出的名称，并代之以”人道的天主教（Human Catholicism）之称。孔德的整个哲学无非是一堆空话和词藻而已。思维是旧的，而且往往已被彻底驳倒，但标签却是新的。而这对不可知论的学者来说已经足够了，英国的实证论者自称为不可知论者，用普通的话来说，就是一无所知的学者。——拉法格注 [4] 恩格斯《反杜林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4-355页。一编者注 [5] 拉法格这里引用的是《资本论》法文版（1872-187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1-87页。——编者注 [6] 如果我们把这一方法用来研究新教改革（它同因商品交换而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出现在历史上是同时的）就可以看到，新教及其关于神赐的教义（即天主教冉森教徒所信奉的教义），以及从原始的天主教保留的多神教中产生一神教，就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真正宗教。——拉法格注 [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5-356页。——编者注 [8] 参见《资本论》第l卷第2章。——编者注 [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22页。——编者注 [10] 在最近一次圣彼得堡召开的自然科学家年会上，凯斯勒尔教授宣读了关于“互助定律”的报告。在他看来，光是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不能解释生物的进化，要想理解生物进化和物种构成，还必须注意到动物界中具有的共同生活和相互依存的原理。另一位自然科学家谢韦尔措夫先生，为了证实这一观点，举出了许多由于不能共同生活而趋于灭亡的动物，例如鹤就是这样，它虽然飞翔得很出色（某些机会主义金融家也是如此），但却逐渐灭绝。对这些事实和学说我不负责任，我之所以举出来是想告诉那些拿生存竞争作掩护来维护自己的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唯理论者。在马尔萨斯学说（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剥削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达尔文学说已经开始被这些科学家推翻。达尔文学说，这个资产阶级哲学的最后的最勇敢的飞跃，已经太狭窄了，容纳不下那些使自然科学更加丰富的新的事实了，很快就会让位给另一个更全面的学说，而在这一学说中，生存竞争将占次要地位，而且它将证明：生存竞争在一定的环境中会成为生物进化的障碍，甚至是物种退化的原因。还必须补充一点：在达尔文那里是可以找到新的学说的萌芽的，可惜他的学生们却未能把它表达出来。——拉法格注 [11] 资本家作为个人是单个存在的，作为社会力量则是集体存在的。资本，或它所体现的并作为其系数的积累起来的劳动，是由工人集体创造的。——拉法格注 [12] 即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编者注 [13] 在《社会主义评论》第2期（1860年——编者注）第的80-84页上，泰奥多罗维奇出色地描写了塞尔维亚地产的这种运动。——拉法格注 [14] 谷物的旧的容量单位，约等于12.5公升。——编者注 [15] 为了证实这一点，只要打开任何一本农艺学著作，就可以看到研究这门科学的人对于爱好农艺的土地占有者的农艺经验是多么惊奇。他们仅仅是走马观花地读了某种关于化肥和集约经营的指甫，就自以为有了很好的素养，就可以把地种好了。这无异于一个人想通过阅读游泳指南就学会游泳一样。在最近一次利尔农业会议上，拉杜罗先生在他关于化肥的报告中举了一个爱好农艺的土地私有者的例子。他由于过多使用过磷酸钙，结果把自己的土地完全烧坏了。粘土、沙子和矿物在冬天的气候下本来就是粘在一起的。土壤一收缩，变成了灰白色，空气、水份和阳光几乎完全不能透过。这样一弄，土地就象石头那样坚硬，只能用铁棍才能把它敲碎。这种情况楚屡见不鲜的。——拉法格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