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拉法格 蒲鲁东主义已经过时 （1880年4月21日） 公民丹尼尔开诚布公。这一点我很高兴。我也要开诚布公。但是先得告诉他，在我的批评中毫无个人的东西。我只是读了他的文章才认识他的。从1871年起我远离了法国，从此也就同样远离了一切个人的纠纷。 现在言归正传。 公民丹尼尔对《平等报》编辑们的主要指责是，说他们促使各社会机体趋于集中，说他们要采取暴力来解决社会争端。公民，请告诉我，难道您认为，燕子宣告了春天的到来，燕子就是春天到来的原因吗？当科学社会主义者们谈论经济力量的集中时，他们并不引起这种集中，而只是确认这种集中的过程。 早在他们的头脑中开始有这种集中的想法以前，在经济现实中就已存在着这种集中了。可以拿您本人的行业——制鞋业来做例子。很抱歉，我的生产知识很贫乏，因此，请您纠正我的错误和弥补我的疏漏。 法国的制鞋业大约于1840年开始改革，使用钉子和螺丝来制造鞋子，虽然，顺便说说，早在1810年美国领事就试图在法国实行这种机械制鞋。1844年在利昂库尔建立了第一个用钉子制造鞋子的作坊。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在此以前，鞋匠是亲自操作一切的师傅。他量尺码，裁剪皮革，上鞋楦和用蜡麻线缝制。这一切工作需要广泛的技术知识和很大的膂力。它使鞋匠们的智力大大发展；某些杰出的数学家就是鞋匠或鞋匠的儿子，而在我们的革命战争中鞋匠是最勇敢的战士。认为思维就是唯一的力量即运动的转化的生理学家们（请丹尼尔公民对这些话不要见怪），把这种长处说成是由于习惯于坐着和垂着头工作而引起的额部头脑的发达所造成的。 分工在小制鞋作坊中就已经存在，但机器的运用扩大了作坊，扩大和发展了作坊内部的分工。谁说“分工”，谁就是说制造从事局部工作的工人，使工人的技艺失去意义；谁说“采用机器”，谁就是说用妇女和少年代替男人。用缝纫机缝制粗制鞋的剪样和鞍子，妇女很容易完成十二个男人做的活（1860年的调查）。在制鞋业中可以看到值得注意的有趣现象。为使“鞋垫”能够吃住所钉的钉子，有必要加厚鞋垫，这祥就使鞋子变得比较沉重；掌钉子的鞋底具有缝的鞋底所没有的弹力，——因此只有粗制鞋由机械来掌钉子，而高级鞋用手工缝制。不过，虽然精制鞋，至少是部分地，仍是男人的活，但粗制鞋的制作主要是妇女的活。如里昂主要是生产在农村集市上出售的粗制鞋，低级鞋，1865年那里雇用了三千八百名男工和六千二百名女工。机器由于发展了妇女劳动这种分工而摧毁了小作坊和把成百个从前是独立劳动的男工和女工集中在大工场里。1863年里昂已经拥有大制鞋厂，每年平均生产四百七十万双鞋。我现在知道在伦敦有集中了超过五百工人的工场。因此，公民，您看，不是我们制造了集中，我们甚至还不想要它，是它强加于我们的，就象它强加于最主张分散的蒲鲁东主义者一样。 但请不要以为，你们能够阻止生产资料和开动生产资料的工人的集中。请不要步我不幸认识的托伦分子和其池蒲鲁东主义者的后尘，他们在帝制时期鼓吹生产资料的分散，好象只要希望分散，就能实现分散似的。我告诉您，为什么这种分散是不可能的，而且我认为，您是会第一个赞同我的观点的。 可以断定，还在采用机器以前，甚至还在实行分工以前，在集中化的工场内劳动的十个或一百个工人生产出的经济利益就能比十个或一百个独立劳动的工人生产出的多，总的开支（工场用地的租金、照明、供暖等等）要低得多。就是这种精打细算使集中化的工场有可能打倒分散化的工场。但是只要一实行分工，尤其是采用机器，这些节约的打算就具有更大的意义。您是讲求实际的人，不用我细谈这一点，您是做出口工作的。法国的机制鞋很难经得住美国的竞争：仅美国的一个州，马萨诸塞州在1865年一年内就制作了一亿八千五百多万双靴子和鞋子，价值超过六千万美元，而它的生产从那时起提高了。因此，由于美国的这种竞争，法国的制鞋工业出口的就几乎只是手工缝制的鞋子；产自马赛、波尔多、巴黎、利摩日、图卢兹、勒凯努瓦及其他城市的精制鞋虽然还占据着欧洲、美洲甚至亚洲的市场。但是即使在那里，法国鞋也已经受到了英国和美国鞋的冲击。式样美观的法国鞋不久前还无可争议地独占鳌头，但是英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在精美和雅致方面也开始了竞争。不久，生产费用问题就将成为唯一起决定作用的问题，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毫无必要地去设置分散化的工场。 相反，法国的鞋业生产面临着更加强有力的集中化趋势。 我所讲的鞋业生产情况，也可以适用于其他一切工业部门。蒲鲁东主义者可以用永恒的真理、自由、正义和其他类似的美好东西的名义来反对，但这并不能阻挡经济力量的运动走自己的路。 谁说集中化的工场，谁说分工，谁说机器生产，谁也就是说用劳动抑制人的个性和人的自由；现代工人在得到命令时不能表示异议，不管他对命令是否理解，他都必须服从。请设想一个铁路扳道员对接到的电报命令表示异议，这可是等于使千百个乘客的生命遭到危险！难道您允许接受您分配工作的裁缝们对您命令他们缝制的那类式样表示异议？在现代工场里劳动是自动化的，工场装备得越完善，劳动就越是机械化。现代工场扼杀了人的个性。正因为它导致如此可怕的结果，引起如此多的灾祸，所以我们要通过科学地组织劳动来把劳动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一天工作三小时或四小时，以便使人能够在工场外发挥自己的个性和通过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智力和体力来发展个性。我们认为，只有使现代社会的非生产分子参加社会生产，才能达到这一点。公民，请您只要想想五十万士兵，他们在军队里，您必须每天供养他们而他们却什么也不创造。 我们也并不认为，把劳动时间限制在一天三小时或四小时这样一个大问题，能够通过小小的法米里斯特［注：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信徒企图在法国组织的生产消费公社。——编者注］ 或者其他合作的尝试而得到解决；我们认为，只有在国家占有一切已经集中化大企业的基础上完全改组社会才能改善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命运。我们也不认为，用关于正义、平等、真理和其他美好的东西等人道的词句就能达到这个结果，只有合理地和适时地使用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才能提供某些重大的结果，如果您不这样认为，那么这证明，您虔信若干世纪来一直在向世世代代受苦的人宣传要顺从的基督教的慈善事业。 还是一句话。您对“资产阶级的子弟们”抱不信任的态度，说他们“不可能用其他办法来达到政治上的飞黄腾达，所以来迎合你们，以便给自己制造声望”。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虽然我本人也是资产者的子弟。很遗憾，许多善于发表关于正义、平等、分散化等等豪言壮语的资产阶级冒险家，把国民的真诚和热情当作飞黄腾达的手段，这种情况我们见得太多了。但是您也应当担心那些多少得到了自由的工人，他们属于工人阶级的特权阶层，他们踩着自己同志的肩膀爬进了众议院，如纳多，或参议院，如托伦。至于我们，那么，当必须揭露政治冒险家时，不管他们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还是出身于工人阶级，我们将尽自己的职守。而且我们指望在这方面得到您的帮助。 工人阶级并不是清一色的；在它的队伍里存在着这样一些工人阶层，他们处于或多或少不同的地位和有时具有不同于大多数工人群众的需要和利益。例如，您本人就属于这些阶层之一。您的裁剪匠的才能给您在工场里创造了较高的地位，您的工资当然高于您的同伴们的工资，而您同老板的关系当然比较独立。 如果您同我们一样希望无产阶级群众得到经济上的解放（虽然您也知道，为这一事业而奋斗的战士得到的，将是打击多于奖赏），那么这使您只是得到更多的荣誉罢了，因为您即使没有这一点也已经一半是自由人了。但是，您这个阶层的工人通常并不是很为工场里自己同伴的命运担优的。我可以给您举个例子。1867年，伦敦的裁缝宣布罢工。这是发生在春天。英国老板，就象好心的爱国主义者一样，派人去巴黎和布鲁塞尔雇用工人。（您作为一个蒲鲁东主义者，当然是有点儿沙文主义的，——别忙，当问题涉及失去还是获得几个法郎的时候，您的老板就会告诉您，爱国主义值几个钱。）国际总委员会（其中也有资产阶级子弟，我当时就是其中之一）向法国和比利时发去了电报，因而阻止了运来工人。老板们当时就是这样做的。裁剪匠们没有参加罢工，——他们如参加就会损失太多——，他们继续替老板干活，老板让他们裁剪服装的各部分并加以编号，全部送到外省去缝制。尽管国际竭尽了全力，老板们靠裁剪匠们的帮助取得了胜利。经过三个月的穷困生活，工人们不得不屈服了。 您瞧，公民，在工人阶级中，也象在资产阶级的叛逆者中一样，存在着无产阶级必须防范的叛徒。无产阶级为了防范未来的路易·勃朗和托伦之流，就必须强有力地组织起来，只信任那些它早就了解和经过考验的人，同时无情地揭露任何一个开始离开正道的自己的代表人物。 工人阶级的口号必须是国际的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当它从自己的队伍中推举出必定会引导他们去进行革命战斗的领袖们的时候，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但是，如果在享有特权的工人队伍里，或在资产阶级的队伍里有些人决心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下战斗，那么决不应该推开他们，更不应该象您那样侮辱他们。其实，还从来没有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运动没有特权阶级的代表人物参加，这些人背弃了那些阶级，要把自己的意愿同那个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战斗的阶级的意愿融合在一起，——永远也不要推开这样的叛逆者。难道杜瓦尔和瓦尔兰推开或者侮辱过弗路朗斯或托尼·穆瓦兰吗？没有，他们肩并肩地战斗、并且英勇地为同一事业而献出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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