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拉法格 工人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 （1880年8月11日） 马萨尔公民在巴黎工人代表大会的闭幕词中说；“几年以前，尽管资产阶级把无产阶级投入血泊之中，但在法国各城市举行的多次代表大会上还是产生了成立一个大党的想法。这个大党要把一切被剥削者团结到自己的队伍里来，这些被剥削者感到必须不分性别和民族为解放全人类而积极地工作。”马赛代表大会把“劳动工具国有化”写在法国无产阶级的旗帜上，明确地确定了无产阶级的一切和平斗争和革命斗争所应追求的目标。巴黎代表大会通过了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能立即实行的措施的纲领，成立了工人党。代表大会主张参加竞选，主张“只要他们还没有装好子弹，就要利用选票”，这样就使党有了活动的场所，借以集合自己的队伍，从事训练，使之遵守纪律，学会日常斗争并准备去进行革命搏斗。 有一句谚语说：打铁就能成为铁匠。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就能成为革命者。那些不去这样做的人，就是一些只会不切实际地玩弄政权、自由、革命、团结等等词句的无能之辈。这种脱离实际的革命空谈使精神上堕落的资产者感到心满意足，他们自以为就是马拉、费雷，因为他们用火和血等词藻来吓唬自已，因为他们好心肠地要求爆发革命，就象一个善良的关心家庭的人要求得到他的绒衣那样。这些革命者过于脱离现实世界，所以根本不管无产阶级的迫切物质需要。他们过于满足，所以根本不考虑无产阶级的意愿及其经历。相反，他们却要人民忘掉自己的一切革命传统，压制自己的一切物质本能，克制自己的一切最迫切要求，一心一意地信奉这些愚蠢的革命者从他们丘必特式的头脑中各个部位臆想出来的迂腐理论。 我们是革命唯物主义者，我们既不想拥有绝对真理，也不想同绝对革命发生关系。我们不过是一些在无产阶级旗帜下前进的战士，要为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服务，而不是为了给它灌输或多或少是糊涂的或反动的观点和偏见。唯物主义者否定绝对的东西，他们不承认政权，如同不承认天父或天鸽之类的圣灵一样。他们只知道，政府是要推翻的，阶级是要消灭的。如果说他们没有象他们的俄国兄弟、最近时期的虚无主义者那样在斗争中使用炸药和手枪，那么，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采取这种手段，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无益而有害的。社会环境决定斗争方式，正如地理气候环境决定植物的果实一样。如果他们不愿意直接采取暴力手段，那决不应该由此得出结论说，他们是想睡大觉和养得发胖。在我们所处的平静时期，唯一可能进行的斗争就是用行动来进行宣传，反对资产阶级的支柱——资本主义国家。 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国家就是恶魔，他们为了活命，唯恐躲之不及。但是我们并不这样害怕这个恶魔。让我们来看看，资本主义国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到目前为止在阶级对立中发展的社会，都是由国家来管理的，“即由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来管理，以便维持它的剥削方式，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要求的那种屈从的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劳动制）” ［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3页。拉法格的引文与原文略有出入。——编者注］。 消灭阶级统治，也就要消灭国家。本世纪初共产主义者就要求“把对人的政治统治改造成对生产力的行政领导”（圣西门）。但是要求并不等于现实。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剥削，即只要劳动工具还没有成为全民的公共财产，国家就将存在，不管它称作什么。在资本主义阶段，这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在革命阶段则是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当劳动工具国有化，所有资产者自愿或被迫加入无产阶级队伍时，阶级统治才会消灭，无产阶级专政才会变成对生产“过程”的和平管理。只有进行长期紧张的宣传准备工作以及一系列革命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将会象上一世纪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那样牺牲自己的生命），才能完成这一伟大事业。 巴黎代表大会，以及法国所有其他地区的代表大会，都承认绝对必须进行政治革命，即由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并利用它来开始经济革命，把生产工具国有化。但是，无产者作为革命者，并不象叛乱者那样号召进行暴动。现在有大批军队，调动集中也很迅速和容易，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再也不可能是象1830年和1848年那样突然发生的巴黎的冲突。顺便说说，3月18日的起义是得到某些省城的大力支援的，它最雄辩地证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把全国工人群众发动起来才有可能获得胜利。9月4日的革命，虽然由于多年的共和主义宣传，由于金融投机引起的普遍不满以及大工业的骤然发展而做了准备工作，它同样也表明：为了推翻现政府，除了必须有国内的不满情绪和骚乱外，还必须有对外政策方面的复杂情况。 无产阶级革命将既不具有地方性质也不具有民族性质，——它将是国际性的，否则根本不会发生。 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恐惧丝毫不会延缓这一革命的到来；革命者的急不可待也不能加速它的到来。比无政府主义的词句要强有力得多的盲目力量，在暗暗地准备这一革命。资产阶级的欧洲一方面被处于自身的1789年前夕［注：即处于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编者注］的俄国，另一方面被美洲的工农业竞争象两把钳子一样夹住。美国的工业竞争刚刚开始，农业竞争从1877年才开始。首先感到竞争打击的英国看到，它的使现代农学家大为赞叹的农业在衰退，而爱尔兰农民也骚动起来，造成很大的威胁。第二年就将轮到法国农民。只要俄国一开始革命，风暴就将袭击欧洲。用欧洲资本建筑的俄国铁路的被没收，俄国财政的破产、用欧洲资本清偿的全部债务，将使欧洲的金融界摇摇欲坠。波兰的复兴将在欧洲东部引起革命战争。一些人由于急躁，另一些人由于无知，都来谴责德国社会党人胆怯，因为他们不想让俾斯麦如愿以偿地把无产阶级投入血泊之中。但是，尽管有残酷的法律，他们并没有退缩，而是继续进行他们的宣传，——到那时德国社会党人将行动起来。到那时，法国无产阶级也大概会愿意同德国和俄国的兄弟们携起手来；但是为了使法国无产阶级在那时能够利用欧洲政治中的一切机会，还必须使工人党的党员都是实干家，而不是信宗教的无政府主义者，指靠什么和平的上帝来用和谐代替现时的对抗，使竞争让位于协和，使一切欲望和激情得到充分发展，等等，等等。［注：即列马尔公民在巴黎代表大会上宣读的无政府主义者宣言。因为他可能指责我，说我把他那些含混的话说得太明确了，所以我现在还它的本来面目：“为了让人类发现自己的道路，为了让和谐排除现时的对抗，为了让协和的表现取代竞争的地位，必须以一切欲望和一切激情的自由表现来确立平衡，让协和的自然规律发挥作用，来支配理性和感情。”只要以神的仁慈来代替协和，以原罪代替现时的对抗，以灵魂的迫求代替欲望和激情，那么你们就会觉得好象是在读冉森教徒和加尔文教徒关于神的仁慈的神学格言。——拉法格注］工人党只有进行日常的斗争来反对资本主义国家，它才能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去进行革命搏斗。 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想象之物，象长着犄角的鬼怪那样。它就在这里，在我们面前，它拥有带枪的士兵，它拥有用赋税使生产者破产以利于资本家的议员，它拥有支配市有财产以利于资本家的市参议员……还拥有各种咒语，这些咒语把政权，自由、协和、欲望的自由表现和无政府宗教的其他神学的德行混在一起，并且不让这些东西象煤尘那样消散。必须通过猛攻把资本主义国家攻下来；必须把它的全部牙齿一个一个地拔下来，把它的全部爪子一只一只地砍下来。 巴黎盲人院区俱乐部代表法伊埃公民说得很对，他说，“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就意味着做一个保守派……因为我们的社会是可能存在的最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无政府状态就是经济学家的自由放任主义，就是建立在自然斜面上的平衡。这是由于道德和经济领域（象物理领域一样）中的和谐所固有的自然定律发生作用的结果，——这个定律就象万有引力定律一样，对任何因素都是绝对的。”［注：米歇尔·舍伐利埃《活动工资等级制和谷物贸易》，1856年版。在经济学家那里可以听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全部响亮的词句。既然在瑞士无政府主义者的废话说了十年都没有使他们相信自己绝对不能起任何经挤作用和政治作用，那我们总有一天有机会向他们证明：他们的那些荒谬的理论不过是从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那里可鄙地抄袭来的罢了。——拉法洛注］无政府状态就是放任无节制的个人利益的欲望而进行的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就是蒲鲁东的个人主义的基础，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就是对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否定。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就是做一个资产者。 官方的经济学家如果不向工人们宣传正统的无政府状态，那他们还能宣传什么呢？“你们什么也不要从国家那里等待，任何时候也不要过问政治，让你们的老板去为社会事业操心和担忧吧，因为在这方面他们比你们懂得多。在经济问题上，国家和政治是无能为力的，丝毫也改善不了你们的境遇；把你们的全部信任和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经济力量的自由竞赛上吧……”在帝国时期，蒲鲁东，这位无政府主义的圣托马斯·阿奎那［注：托马斯·阿奎那（1225一1274） ——中世纪烦琐哲学的著名代麦，西欧封建主义的思想家。——编者注］，就曾经建议以各种形式来进行节制。他认为，工人不应该再建立什么同盟和组织什么罢工；工作日的任何缩短和工资的任何提高都会使产品的价格提高；要想降低消费品价格，必须降低工资和延长工作日［注：1872年我曾经在马德里同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头目莫拉哥主编的《被判罪者》所散布的这种无政府主义理论进行过斗争。1869年在水匠大罢工期间，伦敦的《泰晤士报》曾经满意地引用了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以便向工人灌输合理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拉法格注］；工人的政策应该是软体动物的政策：每个人都藏在自己的甲壳里，而让甘必大和西蒙之流去考虑一切。资产阶级激进派现在不是还对工人党的纲领三缄其口吗？《口令报》听说工人要求国家参与调节工作日一事之后，难道它没有在自己胸前画十字吗？这些伪善者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国家让他们心安理得地去腐蚀青年人，教年青的军官去率领反动军队进行屠杀。温顺的女修道士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国家让她们虔诚地在她们举办的救济所里剥削无产阶级的妻子儿女。工业资本家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国家让他们在他们的工业苦役营里心安理得地去折磨无产阶级的妻子儿女。 但是，这一切必须结束。工人党党员在和平时期要制止国家的行动，不让它叫法国警察去为梅利科夫和俾斯麦服务，把加特曼等人交出去，并按普鲁士大使馆的旨意放逐社会党人；他们要使市参议会不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把对城市公有财产的行政管理权和税收的分配权掌握起来；他们要在所有讲坛上听取无产阶级的申诉并进行真正革命的鼓动，力求实现人民的物质需要，而不是脱离实际地“空谈”什么政权、自由、协和等等；他们要尽可能地利用国家的力量来减轻工人的负担。他们还对那些无所事事的无政府主义者加以嘲笑，因为这些人就象皮阿和马雷一样，作报告时以教训的口吻对待人民，而且象农民那样，要反对工人在1848年的街垒战中争得的普选权，以便剥夺工人选举自己的代表和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的权利。 如果无政府主义反动派以他们的软化手腕得以使工人就范，那么情况会是怎样呢？结果就会发生9月4日的事情。1848年2月，虽然工人运动尚处于形成阶段，临时政府不得不让工人阶级的代表参加进去，并许诺给于很多东西。9月4日，造成民族溃败的西蒙和甘必大之流甚至当他们因退却而使工人血流成河的时候，也没有暗示要进行普遍要求的改革。经过这么多年财政的和甘必大的压迫之后，法国无产阶级难道还想进行那种让人民运动的浪潮把弗洛凯及出版界和律师界的蠢货们推进市政厅的革命吗？ 工人党党员不是一些好说空话的人，不会盲目地相信无政府主义者对他们说的那一套。而这些话现在连《世纪报》的编辑们也吓唬不了，工人党党员是一些实干家，他们认为，为了粉碎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对它采取忽视和回避的态度，而要天天同它作斗争，一部分一部分地占领它。堡垒只有通过猛攻占领后才能加以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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