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拉法格 可能主义 （1882年2月5日） 第一次出版的《平等报》批判了合作社主义和合作社主义者，第二次出版的《平等报》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而没有进行个人攻击。第三次出版的《平等报》也完全一样，它要批判的是可能主义和可能主义者。我们并不想辱骂我们的对手和诋毁他们的名誉，而是要使他们信服。我们不指责他们用报纸来宣传他们的思想，因为我们并不害怕他们的思想。相反，我们希望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发表出来，使大家知道，并同我们的思想进行交锋。如果人们确信自己的思想具有科学价值，就会欢迎别人的批评。 《无产者报》曾认为，把《平等报》称为“战斗的报纸”，就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要感谢它，因为我们一直渴望得到这样的称号。不管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敌人都会看到，《平等报》将始终不渝地捍卫历次工人代表大会的集体主义理论，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体制和活动家。 对于那些想使工人党放弃集体主义而接受可能主义的人所搞的阴谋，《平等报》曾予以揭露。为了使工人党党员认识到有些人想把党引到何处去，只要让他们读一下布鲁斯1月12日在《无产者报》上发表的《再论社会主义者的团结》一文就足够了。这篇文章曾引起我们的警惕，我们将要对它进行批判。可能派在竖起他们的大旗之前，首先宣布《无产者报》为他们的正式机关报，以此表明他们的理论、行动和对集体主义者的攻击是得到正式批准的。 布鲁斯在文章中自称为共产主义者，这是难得的。第二次出版的《平等报》和他的伦敦之行曾把一些新的思想灌输到他的头脑里。但是这个根特代表大会（1879年[1]9月）上的反集体主义者决不会满足于共产主义者的称号。他是极端的共产主义者，认为实现国家范围内的集体所有制是不够的，应该实现全世界的、普遍的集体所有制。《平等报》对于他的这种极端的共产主义思想不负任何责任，这个荣誉应归于马隆在《不妥协派报》上竭力吹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艾·德·拉弗勒[2]。这位被马隆奉为“学识渊博的经济学家”把基督教的仁慈看作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他同样认为，只在国家范围内实现集体所有制是非常狭隘的。他在《两大陆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中声称：“地球属于集体所有。但是，既然应该取消国与国之间的划分，那么集体一词又意味着什么呢？它可以指人类集体，指整个人类。这样，我将是祖鲁人[3]和爱斯基摩人[4]的财产的共有人，同样的，他们也将是我所耕种的土地的共有人。”[5]这是范围广阔的共产主义，是世界性的共产主义。你们这些国际的集体主义者只要求在欧洲和美洲实现生产工具的国有化。而我只是一个基督教经济学家，我要求使北极的冰川和非洲荒无人烟的灼热沙摸都归集体所有！这位口气很大的经济学家是马隆和布鲁斯这两个人的老师。 而《无产者报》宣扬令人难以置信的极端的共产主义只是为可能主义铺平道路。让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发展过程。 当巴黎代表大会和哈佛尔代表大会的工人代表决定党应参加竞选斗争以发挥和扩大它的影响时，他们既没有想到要取得竞选的胜利，也没有想到要进行在选举过程中很容易展开的宣传：他们宣布要把马赛代表大会通过的集体主义决议当作党的旗帜，应使这面旗帜在每个选区上空飘扬，并应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它，而无需考虑在竞选中将会取得胜利还是遭到失败。《无产者报》说得很好，它认为“仅仅对党的理想进行描绘……是不够的，甚至也不是十分明智的。还应该通过艰苦的工作，使它的思想渗入被压迫的各阶层群众中去。”而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当竞选运动开始的时候，当需要进行紧张而有效的宣传的时候，当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将不得不在被压迫的群众面前公开承认他们在社会改良方面是绝对软弱无力的、并将被证实是一伙江湖骗子的时候，可能派放弃了党的旗帜，或象激进派领导人的喉舌《正义报》所谴责的那样，把“纲领导言中的集体主义”抛在一边。 为什么要回避集体主义呢？《无产者报》对我们说，这是因为，“我们在理论上大大超过其他社会主义流派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我们在实践中提出的要求只能获得少数人的支持，那么，这些要求是无法得到实际效果的。”因此，《无产者报》建议我们把只能赢得少数支持者的集体主义导言丢进垃圾箱。尽管布鲁斯在《无产者报》上自称为极端的世界性的共产主义者，但这并不能保证可能派会有所作为，因为他们在资产阶级面前抛弃了集体主义，如同“茹尔德朋友”的同盟中有些人打趣地说的那样，把它放到2000年去考虑。因为他们并不想“徒劳地踏步不前，或者象关于蓝胡子的童话中说的那样住在空想之塔里，永远也看不到具体的、可以感觉到的东西出现”。 《无产者报》宣称要在世界范围内实现集体所有制，因为它认为实现国家范围内的集体所有制太狭隘了。但是，尽管它是狭隘的，却同时又显得过于广泛了，以致不能把很多战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请看看选举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所以《无产者报》抛弃了国家范围内的集体所有制，而想代之以市镇和行会的集体所有制。在下一期《平等报》上我将要论证这种市镇和行会的集体所有制同实现北极冰川的国有化一样是不可能的。由于《无产者报》一心想取得可以感觉到的结果，因而将把它的极端共产主义的愿望限制在资产阶级的集体所有制即股份公司的范围之内。促使《无产者报》朝这方面发展的人就是沙·利穆津先生，他大概还是马隆的“挚友”。顺便说一句，在经济方面，他比马隆－布鲁斯这两个人懂得多一些。不过可能派当心自己遭到与甘必大一样的命运，他为了成为可能，在十年内一直实行机会主义政策，但最后却成为不可能的了。 为了成为可能，《无产者报》把集体主义说成是一种空想。不仅如此，它为了使人们对集体主义产生反感，还责难集体主义将会“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十年来一直使我们大伤元气的血腥屠杀”。这真是致命的一击。可怜的集体主义！但是，如果说要把三月十八日起义的失败归咎于一种理论，那么这种理论就是自治主义的、市政主义的和联邦主义的理论，正是这种理论要为起义的失败承担责任。 主张集中制的集体主义者由于已经与巴黎的历史传统决裂，因而决不会宣布巴黎公社[6]。因为他们懂得巴黎不能陷于孤立状态，否则就会象1848年6月一样被外省打垮。而且，只有整个法国都获得解放，巴黎也才能得到解放。主张集中制的集体主义者要求的不是巴黎的公社，而是巴黎的法国。他们不会尊重法兰西银行的自治，而是要夺取它的全部金子，以收买凡尔赛分子的将领。他们决不会使工人们及其家属以及在起义中捐躯的战士的孤儿寡母在贫困中度日，而要征用资产阶级住宅，以便使他们住在人应住的地方。 但是要指责公社领导人未采取这些能够使三月十八日起义获胜的革命措施，这会是不公正的。因为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是主张集中制的集体主义者。本世纪开始的工业和金融业的发展尚未达到这样高的阶段，到那时，用集体主义解决社会问题不再是伟大人物的天才发现或者说受尽苦难的群众情感上的愿望，而是由经济发展的必然性所决定的，这种必然性是显而易见的，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明摆着的。 工人群众在1848年由于受到当时很多社会主义流派宣传的影响，抱着很多的共产主义的愿望。而在帝国时期，他们由于受到蒲鲁东思想和自治主义、市政主义及联邦主义理论的影响而在思想上堕落了。领导国际巴黎支部的朗格卢瓦和托伦之流如同可能派想要否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集体主义决议一样，抛弃了历次国际代表大会通过的集体主义决议，时刻准备响应革命号角召唤的巴黎工人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勇敢地献出了一切，他们对运动没有给予任何领导，而是盲目地追随蒲鲁东主义者贝累[7]之流和很会装腔作势的皮阿[8]之流。 正因为主张集中制的集体主义者没有忘记5月的流血日，所以他们对自治主义、市政主义和联邦主义以及一切资产阶级的极端自由主义的词句深恶痛绝。他们继承了国际的集体主义传统，并认为，使工人阶级背离它的最终目的即实现生产资料集体占有，就是背叛它的利益。 我们并不是生活在昏昏欲睡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比任何时代都更加革命。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受到震动，发生动摇。三十年内铁路的发展不是打乱了城市和乡村的一切经济和社会关系吗？我们在第一期《平等报》上指出的从里昂开始的金融危机不是波及巴黎、柏林、维也纳、法兰克福、日内瓦和伦敦吗？这场危机不是把成千上万的资产者抛入了无产阶级的苦海之中吗？它不是加速了资本的集中吗？在政治界如同经济界一样不是都掀起了轩然大波吗？ 欧洲工人革命的形势逼人。它要求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向群众传播集体主义思想，以便有一天使每个工厂的工人不需要什么口号就知道他们应干些什么，并永远仿效圣亚田工人在1848年做出的、令人难忘的榜样，那时，圣亚田的工人驱逐了老板指定的工头和工程师，在没有厂主干涉的情况下，经营开发煤矿。 译自《平等报》1882年2月5日。 [1] 原文有误，此处应为1877年。——编者注 [2] 艾米尔·德·拉弗勒（1822-1892）——比利时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编者注 [3] 非洲南部说班图语的部分居民。——编者注 [4] 爱斯基摩人居住在北极格陵兰岛以及哈得孙海湾与白令海峡之间。——编者注 [5] 见《国际的兴亡》，载于1880年3月15日《两大陆评论》。——拉法格注。 [6] 巴枯宁是马隆和布鲁斯从前的导师，向他们传授了无定形的无政府主义，他们则一直是他的传声筒。巴枯宁在《1870年致一个法国人》一书中，陈述了自治主义革命的计划，要“起义的首都按公社形式组织起来，等等”。——拉法格注 [7] 沙尔·贝累（1795-1878）——法国蒲鲁东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员和公社财政委员会委员，驻法兰西银行代表，奉行拒绝银行国有化和不干涉银行内务的政策，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和英国。——编者注 [8] 费里克斯·皮阿（1810-1889）——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