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保·勒卢阿—博利约的批判（拉法格，1884年9月）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保·勒卢阿—博利约的批判

拉法格

（1884年9月）

　　* 本文首次发表于1884年9月的《经济学家杂志》。——编者注

　　保·勒卢阿—博利约先生在他的关于集体主义^[1]的著作中，曾辟出一个部分专门论述“当代社会主义大作家”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3页）。他说：“马克思关于利润或剩余价值的理论，必须从理论的角度认真加以研究，因为集体主义的全部学说就是以这一理论观点为基础的。”（第252页）勒卢阿—博利约先生所批到的其余作家都不是理论家；谢夫莱是一位慈善家，一位品格高尚的人，被勒卢阿—博利约先生误称为“马克思的对手”的拉萨尔，是一位无与伦比的鼓动家^[2]；至于艾·德·拉弗勒先生，尽管在毛勒及其学生亨·萨·梅恩的著作问世之后发表了《财产及其原始形式》一书，但是在法国，除了贝，马隆之外，谁都不认为他是“集体主义的一名捍卫者”。
　　马克思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位学识渊博的理论家，这一运动吸引了工人大众，引导他们走向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忍的理论，用某些有教养的人的话来说，是“十分抽象、枯燥和难懂的”，但是不管听来多么奇怪，它却被工人阶级理解了，接受了。两半球的社会主义者从他的著作中吸取了行之有效的思想，并在自己的报刊上转载了这一著作的长篇摘录。在纽约的一次大罢工中，罢工委员会曾把《资本论》的一页印了数千份广为散发。这本书被译成俄文和法文；在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发表了介绍这本书的内容的文章。
　　马克思的批判社会主义是当代最伟大的历史现象之一。法兰西学院的这位政治经济学教授不得不对它进行研究，这不仅是因为“对它的研究引起人们巨大的兴趣，并有助于经济科学的繁荣和巩固”（第Vl页），而且还因为这一社会主义在当前起着巨大的作用和正在为未来做准备。马克思的大西洋两岸的学生们将在勒卢阿—博利约先生的书中发现《资本论》序言中早已提出的那种“真正科学批评的公正性”。
　　我要感谢莫利纳里先生，因为他使我有机会在《经济学家杂志》上批评勒卢阿—博利约先生的书；毫无疑问，凡是忠于科学并珍视自由交换意见的人都会赞同我们这一行动。

　　勒卢阿—博利约先生和那些借口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者是满口粗鲁之言的无知者而拒不加以研究的人不同，他承认，马克思和拉萨尔“拥有强大的武器，并善于巧妙地运用这一武器，他们论证细腻，精通历史，对现代工艺情况了如指掌，文体简洁而优雅，形象丰富，能言善辩，讽刺尖刻，这一切手段他们都运用自如”（第206页），不过他们都是诡辩家，妄图“以矫揉造作的体系迷惑世人，而这些体系在缺乏洞察力的人们看来似乎就是科学”（第V页）。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勒卢阿—博利约先生是怎样批驳这些仅仅貌似科学的体系的。
　　勒卢阿—博利约先生的第一点异议是：“马克思在批判现存经济制度方面虽然十分尖锐、十分挑剔而又无情，但是他并没有十分内行地提出一种可以而且应当代替现存经济制度的社会制度。”（第4页）“……马克思否认他的全部智慧仅限于接二连三的否定，否认他在处理新世界建设问题方面想象力已经枯竭。”（第315页）他在注释中补充说道：“也许蒲鲁东评述路易·勃朗的下述这段话可用到他的身上：至于说到这本书的哲学价值，也许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这样一本书，在这本书中，作者在每一页上都用大写字母拼出这样一句话：我抗议！”
　　马克思不去追求新世界的幻想的体系，而是坚持对现实进行积极的批判，对他的这种做法讲求科学的人该不该痛加谴责呢？珍视科学的人，即不是珍视科学的外表而是珍视科学的实质的人，能不能要求解剖学家和生物学家不去运用手中的解剖刀研究无意识的自然所创造的动物，而去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创造新的幻想的有机体呢？
　　在法国革命遭到惨败以后（按照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的预言，这场革命应该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王国），在伴随机械工艺的产生而同时出现的民众的贫困面前，前半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们由于已被种种事件弄得不知所措，并且也不可能在尚未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现象中识别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因素，因此只能咒骂和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现存社会，并勉强地去虚构“新世界”。当时，理想的体系一个接着一个地设计出来，有圣西门的，罗伯特·欧文的，傅立叶的，极其稀奇古怪但又闪耀着天才猜想的各种方案。后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不能步前人之后尘。落到他们肩上的任务不再是虚构，而是批判，因为社会主义已经进到自身发展的科学阶段。资本主义体系达到充分发展后，便强烈地表现出自身的经济特征和社会对抗性，同时使人们有可能预见它的最终改造。按照恩格斯的说法，现在要做的不是去杜撰这样一条改造的道路，而是要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条件中发现这条道路。没有一个学者能像卡尔·马克思那样，对经济现象做出如此详尽、如此细致、如此透彻的分析。
　　在经济科学中，人们从来没有采用过马克思的这种分析方法。马克思不是研究静止状态的现象，而是研究运动状态的现象。任何现象（奴隶制、分工、货币利息等等）都不是孤立的、独自产生的、自我始终同一的和永恒的因素。恰恰相反，它有自身的生命，即它有产生、发展和死亡的过程。一个现象由于在周围各种现象的作用和影响下会发生各种内在的过程，它就会不可抗拒地经历一个又一个的变化。肤浅的读者会以为马克思的体系不过是“虚构定理”即互相连结的逻辑推断的某种序列，其实，这一体系无非是现象本身发展的历史。^[3]
　　勒卢阿—博利约先生认为，资本不受现象的一般规律支配。他声称，资本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存在了。每门科学在自身发展的初期，都会把本学科的研究对象看作是自然发生的和自我始终同一的东西。在康德和拉普拉斯以前，地球和天体被看作是静止不动的；在拉马克、圣伊雷尔和达尔文以前，植物和动物被看作是不变的；在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以前，正义、自由、道德等等被认定为“不可变动的原则”；在毛勒的考察以前，法学家和许多哲学家以及经济学家认为，土地私有制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存在，并且是永恒的、不可改变的制度，虽然实际上它不过是土地所有制的进化中的一个阶段而已。
　　资本不是万古不变的事实，而是不久前才发生的暂时的现象。勒卢阿—博利约先生断言，野蛮人的石斧和鲁滨逊的手推车都是资本，正像挖土工人的铁铲和农民手工业者的织机也是资本一样。然而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就暴露了他的迟钝的观察力。虽然这些工具都是劳动产品，并能提高它们的拥有者的劳动生产率，然而它们只不过是劳动工具，生产资料。不过，农民一旦不再在冬天为自己的家庭织布缝衣，而是雇用织工用自己的织机进行劳动，只要不再将自己的织物用于家庭的日常生活，而是把它们出卖给商人，他这样一来也就把自己的织机变成了资本，也就是说，他的织机被他用来剥削雇佣劳动和制造商品。资本的存在要以商品流通的存在为前提。马克思说道：“资本只是在商品生产和贸易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才出现的。两大陆的贸易和市场的建立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史。”^[4]
　　某种东西最初仅仅是劳动工具，只是从一定时候起才成为资本，成为生产剩余价值 的手段，这两者的差别其实是很简单的，但又是很重要的。这一差别表明，劳动工具所具有的资本形式并不是从史前时期就已存在并将存在到世界末日的必然的社会形式，恰恰相反，这种形式就像奴隶制、家庭生产和个人占有土地等等一样，只不过是生产和交换手段发展的暂时形式。这种差别是重要的，然而也是崭新的发现；应当承认，马克思有一个顽固的缺点，这就是他在他的著作中总是阐述大量新的思想和进行十分细腻的分析，而使他的著作过于庞杂；这些内容过于丰富了，以致使读者难于消化和应付不了。因为这些读者习愤于老生常谈，无休止的重复，不能集中精力跟着马克思的思路前进，所以他们认为这些内容是不可理解的。
　　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所以，要了解资本发展的过程，就不能不分析商品流通的过程。马克思在这方面进行了独创的研究。正像我们亲眼看到的，商品流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的形式，也就是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再转化为商品，即为买而卖。“这是政治经济学所考察的唯一形式。”第二种形式是第一种形式的逆转形式，也就是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为货币，即为卖而买。交换者购买商品不是为了消费，而是要高于其原来的所值出售，也就是在出售时得到利润。剩余价值 就是这样形成的。^[5]
　　勒卢阿—博利约先生说道：“马克思的分析不乏风趣和机智之语。他具有惊人的想象力。当然，他不是在所有的方面都是确切的。首先可以提出异议的是，资本发展的这种过程只见于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某些类别；这个过程不适用于工业资本和农业资本……卡尔·马克思根本没有弄清楚，货币只靠自身的单纯流通，就可以自行生产。他没有花功夫去这样做。”（第258页）
　　勒卢阿—博利约先生读书读得太不仔细了。马克思的分析指出，“流通或商品交换不创造价值”（《资本论》第69页）^[6]，因此，“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不能靠自身的流通来“增加资本”。试把一公担黑麦从芝加哥“流通”到伦敦、巴黎、纽约，然后再运回芝加哥，这要经过几十个商人和投机家的手，然而这一公担黑麦在返回芝加哥之后其价值丝毫没有提高。剩余价值只是表现在流通领域中，它是在生产领域（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中形成的。工业家一方面购买机器和原料，即已经实现了的劳动，死劳动 ，另一方面购买工人人手，即雇佣工人的劳动力，活劳动 ，而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使它们结合起来并在出卖这种混合的产物时得到高于原来购买它们的组成部分时所付出的价钱。
　　如果为了生产某种产品并把它转让给消费者，要在机器、原料和工资上花费十法郎，然而却按十二、十四或二十法郎出售，那么，代表不同“资本类别”的资本家会共同分享这笔剩余价值，但不是平均分配。从事金融业的银行家可能得的最多；也可能商人利用特殊机会，按十或八法郎向工厂主购买，并按十五法郎卖给消费者，在这种场合，商人便把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装进自己的腰包，并兄弟般地使工厂主陷于破产；最后，也可能小店主不善于预测顾主的消费，使店铺堆满了商品，最终不得不亏本出售，招致破产。但是，剩余价值在不同资本家之间不管是按照公平的原则，还是按照命运女神的任性要求——这是勒卢阿—博利约先生的两位女神——进行分配，它终究是属于资本的。因此，勒卢阿—博利约关于“破产的商人和银行家……”，关于“马克思所忽视的”“批发商和零售商的服务”的见解（第258和260页），并没有削弱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下述事实的意义：商品生产和运输花费了十法郎，然而商品是按十二、十四或二十法郎出售，也就是说带来了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是谁生产的呢？是死劳动 （机器、原材料）还是活劳动 （雇佣工人的劳动力）?

　　在着手探讨商品流通和剩余价值的形成之前，首先应当考察一下商品是怎样用货币这个普遍的社会尺度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的，然后再提出这样的间题；不同数量和不同效用的商品有时是怎样用同一货币量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的；总之，任何一个自认为是信仰科学的人都必须从研究一切商品的可比要素，从研究价值及其属性和成分开始。卡尔·马克思正是这样做的，而勒卢阿—博利约先生却完全不是这样。他以轻慢的口气指出：“卡尔·马克思把自己的著作的第一部分用来研究商品和货币，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我们不准备停留在这个第一部分上，因为它不包含有任何重要内容。”（第252页）可是他在第31页上又写道：“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差别在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 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的全部论据都是建筑在这个差别之上的”。而在第353页上他说：“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和政治经济学所进行的一切批判，都是建筑在他所炮制的完全虚构的价值定义之上的。”因此，为了驳倒“马克思的成堆的诡辩”，必须捣毁他的基地，即摧毁对价值的分析。勒卢阿—博利约先生用“虚构的”这一美称来评定价值定义时，击中的不是马克思，而是古典政治经济学，而且他不能推说自己无知，因为曾经有一位经济学家，即德·拉弗勒先生就曾警告过他：“马克思是在最有权威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李嘉图、德·特拉西、巴师夏及其一大群追随者所确立的原则之上建立自己的体系的……那些认为劳动是价值和财产的源泉的经济学家只能同意马克思的论据”，这就是：商品的价值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人类劳动量，即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 。德·拉弗勒先生接着说：“如果这些前提可以成立，马克思也就以无法反驳的逻辑（他在另一个地方使用了“钢铁般的逻辑”这一说法）向我们证明，资本是掠夺的产物”^[7]，就是说它无非是无酬劳动。但是，适用于政治经济学古典作家的各项原理的这一美称，即“虚构的”这一形容词，对勒卢阿—博利约先生来说却失去了通常的蔑视的意义，因为他最终仍然采纳了马克思的“虚构的”定义。他写道：“社会（马克思已懂得这一点）是依据大多数生产者的物品所包含的社会劳动而按平均的、通常的成本支付这些物品的。”（第279页）这不够精确，因而也不够清楚。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勒卢阿—博利约先生推翻了勒卢阿—博利约先生的批判。
　　但是，勒卢阿—博利约并不想成为他自己所说的那种见解的俘虏。事实上，他在第369页上声称，“卡尔·马克思所提出的狭义的价道定义正是集体主义的主要错误。生产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价值的实体……当我们试图把这个臆造的规律用于两种不同的物品……两种不同的手艺人的时候……马克思的公式（当我们考察特定种类的产品如农产品时，这个公式就已经是不正确的了）便完全失去了意义。人类职业的多样性是文明所需要的，这种多样性是根本不能塞到这个简单的规律之中的。”约夫曾大声喊道：“假如我的对手也写出了一本书，那多好啊！”（第31章第35页）他说得多么正确。
　　我应该在这里结束我的回答，并等待勒卢阿—博利约先生在自己的两种相反的见解中任选一种；但是因为第二种见解发表在书中已不再研究马克思的那一部分里，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作老生常谈，而勒卢阿—博利约先生正是利用这一论据来驳斥谢夫莱的，不过他认为要用这一论据来反驳剩余价值理论则不够有力。我们接着往下分析。
　　雇佣工人的劳动力这种商品同一顶帽子、一袋肥田粉或一粒珍贵的珍珠之类商品完全一样；它是“依据大多数生产者的物品所包含的社会劳动而按平均成本”支付的。例如，如果说要使巴黎的珠宝匠再现他们的精湛手艺，就得让他们穿着入时，饮食讲究，过着愉快的生活，那么，他们的劳动力的价格就必须高于帮工的劳动力的价格，比如说波尔多的装卸工的劳动力的价格，因为这些工人只凭一瓶劣酒、一块面包和一点蒜泥就可以恢复他们的体力^[8]。但是，人类的需要是有弹性的，可以逐渐降低到不可思议的低水平上；另一方面，资本始终力求节约生产费用，它会极其认真地采用一切办法把雇佣劳动者（不管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的需要削减到最低程度。过去，教育是劳动力价格的一个系数；现在，学士、化学家、工程师、农艺师和医师等等已经成堆地涌现出来，资本使他们相互对立，迫使他们把自己的需要减低到每月一百二十至三百法郎这一限度之内，而广大雇佣劳动者则不得不忍受极端可怕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甚至野蛮人如果濒于他们这种地位也会对这样的条件报以自杀或暴动。勒卢阿—博利约先生断言，劳动力的价格不像其他商品那样是由“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决定的，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劳动力的价值决定包含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但是这样一来他就推翻了他自己的原来的价值定义。不是马克思，正是勒卢阿—博利约先生自己“并不理解承认上述这一点的重要性”（第264页）。
　　总之，我们已经弄明白，一切商品（钻石、胡萝卜、骡马，化学家，裤子、农艺师、电动机等等）都是“依据物品所包含的社会劳动”支付的。但是利润哪里去了？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哪里去了？让我们举例说明。资本家为了缝制两件上衣，共花费十四法郎，其中十法郎用于购买呢绒，五十生丁用于缝纫机损耗和煤气等等，五十生丁用于其他开支，三法郎用于支付十二小时的劳动力的工资。如果他以十四法郎卖掉这两件上衣，那他就一无所得。他会以十七法郎卖掉这两件上衣。所有的资本家都会这样做；他们预付机器、原材料等（死劳动 ），其数额为S（马克思称之为不变资本 ），预付工资（活劳动 ），其数额为，（马克思称之为可变资本 ），而活劳动和死劳动结合后生产出来的产品不是按照S+s，而是按照S+s+s′出售。谁给了他们权力和可能使预付资本增加s′呢？难道在竞争制度下每个工业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确定商品价格吗？或者，活劳动和死劳动结合后生产出来的新产品事实上也许比该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具有更大的价值？根据价值定义，每个商品都是按照它所包含的劳动支付的；可见，如果新产品是按照高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来支付的，那就说明其中包含着更多的劳动。
　　因此，在我们面前又重新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是谁提供了形成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多余劳动？是死劳动还是活劳动？
　　马克思回答说：是雇佣工人的活劳动提供了产生剩余价值的多余劳动。死劳动只能再生产自身的价值。
　　马克思指出；“机器不在劳动中服务就没有用。不仅如此，它还会由于自然因素的破坏作用而损坏。铁会生锈，木会腐朽，未加工的羊毛会受到虫蛀。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可能的有用性变为现实的有用性。”（《资本论》第79页）^[9]可见，活劳动在两方面为死劳动服务：第一、它使死劳动从无用的东西变为有用的东西；第二、它使死劳动免遭损坏。勒卢阿—博利约先生忽视了第一种服务，嘲笑了第二种服务。马克思引用了一个工厂主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的一封信：他的纺纱厂拥有八百名工人，每周需要一百五十包棉花；劳动间歇使他一年多花费三千七百五十法郎用于买煤，这是不间断地向工厂供暖和随时发动蒸汽机所必需的，机器的耗损使他花费三万法郎，因为“天气和自然的腐蚀力并不因蒸汽机停止运转就不再发挥作用”（第88页）。^[10]如果有朝一日勒卢阿—博利约先生要去指点工程师和实业家们，而这些人竟想否认雇佣工人以自己的劳动为工厂主节约维修费用的事实，并且想支持他的论断，即认为资本家关闭工厂“将毫无损失，因为工厂不管是关闭或者开工都丝毫改变不了资本家的状况”（第68页），——如果到了这一天，勒卢阿—博利约先生爱怎么嘲笑就怎么嘲笑好了！
　　首先由迪纳尔推行的，尔后由福尔改进的普朗特蓄电池，以化学分解过程的形式而充电；当铅盐重新形成时，电池便复原电能，后者积蓄起来，但至少损失百分之十。一切商品都是人类劳动的蓄电池，它复原商品中包含的劳动，但会有损耗，会漏电。活劳动不管怎样熟练，也不可能从商品中取出其中包含的全部死劳动。例如，为了纺一百磅纱，需要一百一十五磅棉花，而这一百磅纱就代表一百一十五磅棉花的价值。我们记得，勒卢阿—博利约先生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的。可见，如果机器、原材料等等在生产中只复原其中包含的劳动的一部分，它们就只是使自身价值的一部分得到转移；可见，它们更不能产生剩余价值即超过自身价值的那部分价值了。
　　勒卢阿—博利约先生大声说道：“这是违反常识的。”于是教授先生严厉申斥马克思，指责他顽固地坚持在价值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也就是勒卢阿—博利约先生曾赞同的结论。他叫喊说：“但是，轻率的或者过于自信的人们，你们要知道，还有你们称之为固定资本的资本，即机器和工人所在的建筑物，也在生产着剩余价值！”（第267页）你们知道它们为什么会生产剩余价值吗？这是因为，“它们只是为此而存在，只是为此目的而被创造出来。如果机器不生产剩余价值，即不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 ，如果建筑物不能使工人在劳动时避开风吹雨打，从而生产出剩余价值，那么怎么会产生出要制造机器的想法呢，谁又会去下功夫制造机器呢？”（第268页）总之，为了孵化小鸡才有孵化器，可是有人却由此得出结论说，正是孵化器产生了活的机体；人为了表达思想才造出钢笔、墨水和纸张，可是有人却由此得出结论说，正是这些东西产生出了蠢话，并被刊印出来。
　　勒卢阿—博利约先生说：“机器在使用机器和被准许利用机器的工人所生产的东西上增添了某种东西……鲁滨逊把自己的手推车交给后来人使用，并对他说：让我们分享我的手推车使你的劳动获得的生产率的剩余产物吧”（第266页）。过着田园诗般生活的鲁滨逊的例子是不适用的，因为资本家并没有把自己的机器和建筑物让给雇佣工人使用，他购买工人的劳动力是要承担风险的；池的利益驱使他购置最好的机器，以提高他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雇佣工人同奴隶一样，根本不是自己劳动的产品的主人，他同奴隶一样，并不同任何人分享任何东西。
　　勒卢阿—博利约先生重复说：“机器的使用价值在于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创造人们称之为利息或利润的利益。”（第267页）鞭子曾被当作提高奴隶劳动生产率的劳动工具，但是鞭子也像机器和建筑物一样并不创造剩余价值，鞭子只不过从人类劳动中吸取剩余价值罢了。汽灯本身不会发光，虽然它从一定量的煤油中吸取了光，而且光度比普通煤油灯要亮。因此，只有活的人类劳动才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源泉，正像光是以燃油为源泉一样；机器和建筑物只不过为吸取剩余价值而服务。这是非常正确的，因此，当人们只能以自身的器官为劳动工具，只能满足自身的个人需要时，他们会杀死战俘，因为对胜利者来说，战俘毫无用处；但是，一旦人们借助劳动工具提高了人的生产率，就会迫使战俘生产出多于维持他们自身生存所必要的东西，于是奴隶制便产生了。正如杰维尔强调指出的，在南方各国，奴隶制形成得最早，因为在那里，人的生活费用和人的生产率之间的差别在老早就表现出来了，而且相差程度很大。^[11]
　　不过，勒卢阿—博利约先生并不认为他自己关于机器、建筑物等等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论点有多大意义。他把这个论点放在一边，甚至把它忘掉了。他在第239页上又去寻找剩余价值的其他源泉。他说；“必须对利润的思想进行分析。利润不是简单的现象；从经济方面来看，它是由不同的因素组成的：首先，它是对这样一种人的合法奖励，这些人创造了资本，而且创造资本仅仅是为了从中取得好处，得到利益，它是管理的工资，也就是对这样一种人的奖励，他们把自己的时间用于照管企业和管理各种事务；此外，它还是对承担和克服风险支出的费用；最后，它是（而且甚至这可能是主要的）对巧妙装备的奖励，这种装备要比本国一般水平的装备先进，可用于实现各种工业和商业目标与计谋。”因此，利润不再是机器和建筑物的合法之子，它是资本家、经理、发明家以及所承担风险的产物。勒卢阿—博利约先生不断地变换讨论的对象。由于我的回答已经够冗长了，所以我在这里只好用数字加以说明，这些数字摘自阿尼什矿井总工程师维尔门先生的报告，这篇报告转载于1878—1879年《煤矿年鉴》第155页。阿尼什矿井自创业以来，投入企业的资本如下 :

　　1773年11月11日到1706年底
　　……2 200 000法郎
　　1797年1月1日到1839年3月31日
　　……2 000 000法郎
　　1839年4月1日到1855年3月31日
　　……3 200 000法郎
　　1855年4月1日到1876年3月31日
　　……9 000 000法郎
　　流动资本和储备资本
　　……4 400 000法郎

　　“除了（我逐字逐句地引证）由公司成员提供的二百二十万法郎原资本外，其他一千八百六十万法郎来自经营中利润的不断扣除。”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矿工是经营资本的创造者，因为付给经理、工程师和发明家工资之后，还可以从矿工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中扣除四百四十万法郎用作后备资本，以弥补可能的损失，并扣除一千四百二十万法郎用于敷设坑道、购买机器和建筑物，以装备企业。如果像勒卢阿—博利约先生所说的，剩余价值应属于资本的创造者，那么年股息就应在工人之间进行分配，而不是在股票持有者之间进行分配。
　　但是，勒卢阿—博利约先生不由自主地感到，要求把利润或剩余价值奖给资本的创造者，这是危险的，因此他又急忙放弃自己的观点。他说：“工艺利润的主要因素在于企业主通过成功的计谋和发明使成本低于平均成本，或低于竞争者的成本。”（第279页）因此，一旦竞争使该工业部门的生产条件拉平，利润及其主要因素便消失，于是资本家为了声誉或某种类似的目的，便使资本不停地周转；例如，拥有差不多同样装备和同样技术条件的六家大铁路公司分给自己的股票持有人很少的股息，或者完全不分给。
　　勒卢阿—博利约先生绕了一个大圈子，没有为我们解决问题，又把我们拖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上来：商品虽然是按照成本，即按照它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出售的，但是在出售时毕竟带来一笔剩余价值，即它是按照高于资本家花费在机器、原材料和工资上的价值出售的。到底是谁创造了这个剩余价值的呢？

　　马克思是一位有党派的人，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不惜牺牲一切。但是，他首先是一位讲究科学的人：他公正地研究经济现象及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决不向社会偏见让步”。勒卢阿—博利约先生却恰恰相反，他声称：任何“社会理论都应当以这样三个思想为出发点：公正思想、效用思想和个人自由思想”（第19页）。他大概会要求曾使我们的自然观发生转变的达尔文和自然科学家，要求曾对精神分裂现象和催眠术进行研究的生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用关于天命和自由意志的流行偏见来鼓舞自己；但是这就意味着把他们拖回到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方法上去，勒卢阿—博利约先生不仅囿于关于公正、效用和自由的崇高思想，而且一心要替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试图证明剩余价值应当属于资本，事实上，他对剩余价值的分配比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更加重视。但是，他为什么如此卖劲呢？事实就是如此，要知道，这是最重要的。况且，马克思确凿地证明，只要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还存在，剩余价值就要属于劳动力的购买者，而不属于雇佣工人，正如煤气灯由于采用了先进的喷嘴增大了亮度，但这种亮度属于煤气的购买者，而并不属于煤气公司；马克思又同样确凿地证明，只有当生产资料（土地、机器、工厂、货币资本等等）蜕掉资本的形式，成为社会财产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才会从自身生产率的日益增长中得到好处。
　　勒卢阿—博利约先生以为，在他的批判的打击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像纸牌搭起的房子一样倒塌了”。他所编辑的《法国经济学家》杂志在7月5日这一期上刊登了他的书问世的消息，并断言“这本书在法国首次对现代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科学的驳斥”。恐怕社会主义的敌人在读了勒卢阿—博利约先生的《集体主义》后，会痛苦地发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仍旧是难于驳倒的。

^[1] 保·勒卢阿—博利约《集体主义。新社会主义批判研究》吉约曼公司1884年版。——拉法格注

^[2] 德·拉弗勒先生关于拉萨尔的作用的看法是不错的。“他役有向世界说明任何一个新的真理。他只不过借用了路·勃朗、蒲鲁东、洛贝尔图斯．特别是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并使之庸俗化。”（《现代社会主义》1883年版第49页）。拉萨尔歪曲了马克思的学说，因为他断言“社会主义的值得赞许的思想就在于组织得到国家贷款的工人生产协作社。卡·马克思和谢夫莱坚决否定了这一论点。”勒卢阿—博利约先生在第4页上就是这样写的，但这一点并不妨碍他在第249页上宣称：“根据马克思的思想，各种合作社都应该得到顺利的发展，特别是在国家或私人慈善事业打算用信贷给予它们支持的时候。”——拉法格注

^[3] 克利夫·莱斯利先生曾抱怨“马克思的抽象法的数学偏好”。无疑，这是由于共产主义思想家是以数学的准确性和精确性从事写作的。马克思研究数学是为了休息，摆脱一下自己的日常工作。马克思身后曾留下一部关于微积分的手稿，这一手稿将发表在他的全集中。——拉法格注

^[4]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泽）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129页。——编者注

^[5] 在这里我只能指出这一学说的最基本的东西，读者可参阅马克思的《资本论》或达尔文的卓越的著作，后者现在已译成法文和西班牙文。——拉法格注

^[6]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第一卷翻译）第147页。——编者注

^[7] 艾·德·拉弗勒《现代社会主义》第26、27页。——拉法格注

^[8] 政治经济学协会在1880年5月5日举行的会议上讨论了在加利福尼亚做工的华人问题。会上查明，由于需要极低，完全不喝酒，只靠一点点大米和茶叶糊口，华人劳动力价格低廉，这使得黄种苦力较之白种和黑种无产阶级占有优势（见《经济学家杂志》1880年5月号）。——拉法格注

^[9]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第171页。——编者注

^[10] 同上，第196页注（5）。——编者注

^[11] 加·杰维尔《资本的演变。社会经济学教程》奥利奥尔出版社1884年版。——拉法格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