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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次日[1]

【法】保尔·拉法格 著 李兴耕 译

(1887年)



  美好的法国对进步向来是采取同情态度的。但是这里的一切事情只有通过暴力、经过革命才得以完成。为了阻止东京人占据总统的职位,不得不在巴黎以暴动相威胁[2];为了在各剧院装上电灯,竟需要对二百多人处以火刑[似指当时的在剧院安装电灯时发生的的一次火灾——录入者注] 。
  在其他欧洲大国,资产阶级是逐步地、在不发生社会震荡的情况下取得政权的,在法国则引起了人类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次革命。
  法国统治阶级是很反动的,只有诉诸武力才能促使他们采取最微不足道的进步措施。从1815年起,在法国就存在贴着形形色色标签的议会制度,但是为了实行某些议会改革,例如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普选权等等,必须诉诸革命,从那时以来,革命以天体运行那样的周期性反复出现。下一次革命的期限很快就将到来。因此,弄清楚社会主义者在革命的次日将做些什么这样一个问题是有益的。
  1871年,政权落到人民手里,但是那时人民还没有作好取得政权的准备。在革命时期夺取政权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保持政权,尤其是运用政权,则要困难不知多少倍。
  公社在占领巴黎后没有能够采取任何一项真正社会主义的措施;社会主义者之所以未能这样做,可以用许多原因来加以解释,但现在不是说明这些原因的时候。
  让资产者不要为公社的错误而兴高采烈吧!他们尽可以相信,如果有朝一日事态的发展导致社会主义者夺取政权,那时社会主义者将采取激进的、直接的措施,使幸灾乐祸的反动派无法再恢复从前的局势。


  在革命的次日社会主义者将面临三项巨大的任务:
  1.组织革命政权和采取措施保卫这个政权,
  2.立即满足人民的需要;
  3.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奠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
  革命政党将遇到三个阶级,它们的利益是各不相同的,甚至是互相对立的。这些阶级是:大工业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及其附属物——小工商资产阶级。
  工人阶级将在各工业城市中占统治地位,这些工业城市都将成为革命中心并建立联邦,以便把农村吸引到革命方面来并克服在一些商业城市和沿海城市(例如哈佛尔、波尔多、马赛等)中出现的反抗。
  在各工业城市中,社会主义者必须夺取地方机构的权力,武装工人并且按照军事方式把他们组织起来;布朗基曾说过,谁有武器,谁就有面包。他们将打开监狱的大门,释放那些小偷,而把诸如银行家、资本家、大工业家、大财主这样的大窃贼关进去。不会虐待这些人,但将把他们当作人质,以担保他们本阶级的良好行为。
  革命政权将通过简单夺取这样的方式而建立起来,只有当新政权完全掌握局势的时候,社会主义者才会实行真正的普选制,以便使自己的行动得到确认。资产者曾经很久不让穷苦阶级获得选举权,因此,如果在革命政党巩固自己的胜利以前剥夺所有原先资本家的选举权,他们不应对此大惊小怪。
  在十九世纪,不仅革命口号来源于巴黎,而且巴黎为整个法国进行了革命。革命运动之所以会这样集中,是因为十九世纪的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而是一般的议会危机,伴随着街垒、枪击以及关于伟大的原则、关于自由、正义和其他无稽之谈的浮夸言词。巴黎人是一伙不可救药的轻信者,他们热衷于情节奇异的演出;政治活动家可以为他们安排随便多少这样的演出;但是正当大街上发生激烈的冲突时,赖德律-洛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赖德律-洛兰(Alexandre Auguste Ledru-Rollin 1807-1874),或译“勒德律-洛朗”,法国政论家和政治家,曾任《改革报》编辑。第二共和国时期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和执行委员会委员(1848)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1849年6月13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1869年回到法国——录入者注]、路易·勃朗[让·若瑟·夏尔·路易·勃朗 (Jean Joseph Charles Louis Blanc 1811-1882),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曾创办《进步评论》报,1839年发表了主要著作《劳动组织》。从1843年起,成为《改革报》的编辑。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时,任临时劳工委员会(卢森堡委员会)主席。六月起义后流亡英国。1870年回国。次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期间,他力图使公社同政府妥协——录入者注]、茹尔·法夫尔[茹尔·克劳德·加布里埃勒·法夫尔(Jules Claude Gabriel Favre 1809-1880),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第二共和国时期先后任内务部秘书长、外交部副部长、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外交部长(1870-1871),曾同德国进行关于巴黎投降及签订和约的谈判——录入者注]和茹尔·费里之流从反对派偷偷地爬上了刚刚被推翻的前任们留下的肥缺,而在经济关系方面一切原封不动。
  但是,由于即将到来的革命势必是经济革命,而不是简单地用一些执政者来代替另一些执政者,它将同时在巴黎以及所有工业中心爆发。一旦建立起地方革命机关以后,这些机关必须通过派遣代表或其他方式建立中央政权。中央政权必须承担义务采取符合革命利益的普遍措施,并且防止组成反动党派。
  但是为了使工人群众支持地方和中央的革命政权,为了使革命(即使是遭到失败的革命)留下任何反动派都无法消灭的成果,必须立即满足城乡工人的需要,必须彻底动摇资产阶级制度,必须着手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


  革命政权只有在得到工人群众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够抵抗反动派猛烈而又奸诈的进攻,因此,它必须立即采取满足工人们的最迫切需要的措施,把工人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在文明最发达的时代,必须回复到原始时代的社会观,并且承认国家的全体男女公民是一个大家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大家庭中已不再存在长子权,革命政权必须采取措施满足他们的最重大需要,以等待可以对全部产品实行平均分配的时刻的到来。
  因此,将在每一个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必须向全体居民提供住房、衣服和粮食。
  为此它将颁布法令,宣布所有房屋都是国家财产,对住宅进行登记,把游手好闲的富人迁出他们的私邸,把位置最好的房子分配给有很多孩子的家庭。在有六七层大楼的巴黎和各大城市,它将把下面的几层分给怀孕的妇女,而迫使大腹便便的资本家搬到五层楼和六层楼,让他们爬爬楼梯,以便减少他们身上多余的脂肪。工人们由于贫穷不得不居住的那些有碍健康的破旧小房将加以拆除和烧毁,以改善卫生;为了使这件事情进行得更快些,将用炸药来炸毁它们。要烧毁的不是宫殿,象无政府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而是破旧的小房和茅屋,该是工人阶级搬到他们所建造的宫殿和私邸中去居住的时候了。
  革命政权将把诸如“邦马舍”、“卢浮”、“普伦坦”等大商店收归国有。如果这些商店从前的老板胆敢从店里偷走哪怕一个线团,革命政权就要把他们当作窃贼对待。在每一个街区和街道都要成立委员会,负责在工人中间分配这些大商店里的东西,工人们将第一次穿上他们自己制作的用漂亮结实的料子做成的衣服。
  在向劳动人民提供住房和衣服之前,必须设法使他们得到食物。革命政权将在各城区开设大的共产主义食堂,那里向居民(不管是懒惰的还是勤劳的)每天提供起码可以吃饱的食品。厨房是公共的,而那些愿意在自己家里吃饭的人可以领取自己的一份,但是必须鼓励共同进餐的习惯,因为人们在进餐时最容易互相接近。在十八世纪的革命时代,巴黎公社曾组织过这样的聚餐会:在大街中间摆着一张张桌子,每个居民把自己的食物带到这里一起进餐。
  为了能够向居民免费提供食品,革命政权将没收粮店、酒库和城堡、旅馆、啤酒店的地窖里所存的酒类以及其他物品,立即安排市镇的粮食分配,并为此同市郊的菜农和小农达成协议。这种分配方式取消既掠夺生产者又掠夺消费者的中间人,从而使农民有可能得到更有利的产品价格。
  把农民争取到革命方面来在法国是社会主义政党的重大任务之一:必须采取有利于农民的普遍措施,例如取消抵押贷款和各种债务,废除各种赋税和新兵招募等等。必须毫不动摇地设法增加他们的收入,减轻他们的劳动,向他们提供优质的种子和肥料,而农民则用土地上的产品来偿还。
  在1848年,为了使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以及临时政府的其他资产者成员有可能建立共和国,工人们“决定饿三个月的肚子以支持他们”。而在期满以后,当工人们要求他们履行自己的诺言时,站住了脚跟并掌握了局势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则用发射霰弹来报答。为了建立社会共和国,革命政权将在开始时使工人们过三个月的舒适生活。
  在革命的次日采取这些社会主义措施的政权将是不可战胜的,它会得到广大工人的支持,工人们将为终于找到这样的致力于满足他们需要的政府而感到惊讶和赞叹。


  超越于个人争吵和派系纠纷之上的伟大思想,即废除个人所有制的思想,鼓舞着社会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这些自由放任主义的所有主原则的不自觉的代表,甚至象布鲁斯[保尔·布鲁斯(Paul Brousse 1844-1912),法国社会主义活动家,“可能派”领袖。1880年加入法国工人党,1905年参与建立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录入者注]和若夫兰这样的可能派,这些资产阶级利益的无耻捍卫者,也受到共同的鼓舞。废除个人所有制的思想不是自发地在人的脑子里产生的,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循序发展的经济现象在思想上的反映。
  个人所有制有什么特点?它的特点是,所有主本人经管自己的财产,而不使用雇佣劳动,确实如此,农民作为从头到脚都浸透了所有主本能的人,当他由于年迈无法自己耕种自己的土地时,就把土地分给自己的儿子,为的是不让雇工来耕种这些土地并进行播种。土地是农民唯一心爱的东西。对于农民来说,放弃自己的土地就象割去他的内脏那样痛苦。尽管如此,农民还是决定分自己的土地。财产是劳动的成果这一句法国古老的谚语很好地表达了这一事实。由此可见,真正的所有主(从这个词的古老意义上看)是自己耕种自己土地的农民,是自己居住在自己小房里并自己加以修理的房主,是自己买卖自己小店里的商品的小店主,是用自己的锯子斧子干活的木匠。这些所有主占有的一切确确实实是属于他们的,因为他们的财产是他们自己的劳动成果,而不是他人劳动的成果,因为他们经管自己的财产,而没有使用雇佣劳动。
  但是难道资本主义所有制也具有这些特点?难道矿场、铁路和运河的股票和债券的持有人、成百上千公顷土地的占有者是真正的所有主?难道他们曾经什么时候在自己的企业里劳动过或者自己耕种过自己的土地?他们只知道这个财产会给他们带来利息,而作为非所有主的雇佣工人则在属于他们所有的财产中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必须修改那句古老的谚语,而这样说:财产是劳动的成果和对懒惰的奖赏。
  资本家自己不工作,而是利用自己的财产占有他人劳动的成果,从而也就消灭了个人所有制的极重要的特征。
  所有主-资本家在属于他所有的财产中是绝对无用的。铁路的全体股东和债券持有人都可以淹死在芒什海峡或地中海,而欧洲的铁路将同从前一样继续运载乘客和货物。所有主—资本家是无用的,他消费的东西却多得惊人。富人以及为之效劳并满足他的需要和奇想怪念的奴仆和其他人员所吃的一切,是纯粹亏损性的消费,就象把煤放在露天烧掉,而不是把它放在锅炉中燃烧,把得到的热能变成动力。既然资本家是无用的,就应当把他消灭,以便减少社会生产的费用。社会革命必须实现这种节约:它并不消灭财产,象无政府主义者狂妄地要求的那样,而是使之摆脱寄生虫。
  在革命后的第一天革命政权将颁布的第一个法令是没收资本主义财产(矿场、纺纱厂、银行、炼铁厂、铁路等等)并把它变为国有财产的法令。


  象贝·马隆[贝努瓦·马隆(Benoit Malon 1841-1893),法国染整工,政论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第一国际会员(1865年起),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代表。1871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后辞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公共工程委员会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意大利,后迁居瑞士。国际日内瓦支部成员,社会主义宣传和革命小组创建人之一,汝拉联合会会员,《社会革命报》编辑部成员;1880年大赦后回到巴黎——录入者注]公民和科兰的信徒们那样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为,国家可以代替所有主—资本家,借助于工会来经营大型的劳动工具(铁路、矿场、炼铁厂、纺纱厂等),这些工会将变成得到国家贷款的承租人合作社;另一些社会主义者则主张,国家继续在从前的基础上经营大型的劳动工具,但是同时对工人的状况作某些改善,例如缩短劳动时间,提高工资等等;他们的理想是完善资本主义的生产机构。
  我们认为,通过建立革命政权这一事实本身,国家及其所有的机关(邮政局、电报局、警察、官吏、军队、国债等等)都将废除。
  国家是为了替资本家利益服务以及镇压和奴役无产阶级群众而精巧地建造成的机器。暂时取代国家的革命政权必须破坏资产阶级机器,完全依靠按社会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群众并奠定新制度的最初基础。
  革命政权不应当使国家继续成为邮政局和电报局的主人,铸造货币,管理铁路(它已经在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这样做),不应当使国家成为棉纺厂的主人、工厂的厂长等等——象拉萨尔所希望的那样,而应当使工人们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和老板,自己的厂长。
  革命政权不应当把厂长、劳动规章和工资定额强加给邮递员、电报局和铁路的职工、矿工和翻砂工人,与此相反,这些工人将互相商量,选举出自己的工程师,自己的车间主任,并且在相互之间分配经营所得的收入。我这里谈到收入,只是因为在革命的次日必须保持资本主义的劳动报酬,但是我们预料到将来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那时工人将不再领取工资和个人收入,而是平均地享用所有的社会财富。在革命的次日,革命政权所代表的民族把劳动工具交给生产者支配;一些专门委员会负责确定各企业承担的职责范围,也就是对向企业提供的效劳的报酬,对折旧、修理和改善设备所作的扣除,并确定为了使社会全体成员都得到粮食、住房和衣服必须向社会基金提交的数额。
  在革命的次日要完成的工作是大量的,因此不应把革命政权变成纺纱厂或制鞋厂的厂长而增加它的工作,相反,必须加快发展工人群众中所有那些将负责领导社会劳动的机关。具有组织才能的人是有的,因为正是雇佣工人现在领导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只是必须把他们集合起来,建立负责调整生产和公平地分配产品的委员会。
  因为革命的目的不是使正义、道德、自由以及许多世纪以来使人类受到愚弄的其他无稽之谈获胜,而是使工作尽可能少一些,智力和体力方面的享受尽可能多一些。而要达到这个真正无愧于人的目的,只有不断改善机械设备,只有在社会全体成员之间实行合理的分工,只有使社会的生产和需要互相适应。
  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和享受都将是自由的和公共的。在实现这种共产主义社会之前,必须经历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里,还不得不保存货币形式的工资,并且根据向社会提供的效劳以及所作的努力确定工资额。我们认为,工人们将比任何一个国家官吏能够更好地在相互之间分配劳动时间和经营所得的收入。
  不过,在这一方面只能表达一些愿望;这种或那种道路和行动方式将由事件的发展来决定,十分可能的是,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各种不同改造方式将根据各种条件不同地配合起来。
  在革命的次日人们将渴望娱乐一番。在十八世纪,农民们冲进了城堡和市议会,夺取了各种封建的和甚至资产阶级的文据并加以烧毁,他们大放焰火,在那上面可以看到这样的题词:废除什一税,彻底停止交纳代役租等等。必须恢复这些公共庆祝活动。我们必须焚毁国债簿,各种各样的契据,以及各种道德说教文章和神学书籍,而最主要的是焚毁全都民法典和刑法典,在这部可怕的书中,汇集了资产阶级的和资本主义的一切卑鄙肮脏行为,我们还必须把法院的建筑物改作猪圈,但是将找不到那么多肮脏和丑恶的动物放到那里去。我们将不是象自由思想者所要求的那样把教堂烧掉,而是把它改成饭馆和跳舞厅,小礼拜堂将改成雅座,人们可以在那里喝酒,每个人可以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娱乐。
  在革命的次日必须武装工人,并且按照军事方式把他们组织起来。向他们免费提供住房、食物和衣服,没收资本主义财产并实行国有化。这种半共产主义制度哪怕只实行了一个月,尝试过它的民族就将永远被社会革命争取过来。


译自《拉法格选集》第3卷192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328-337页。
录自人民出版社《拉法格文选》1985年版





[1] 本文原载法国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1887年第113、114、115、116号。拉法格在文中对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面临的任务和应采取的措施作了探讨——编译者注

[2] 这里所说的东京人指茄尔·费里,因为他参与了侵略越南北部(当时法国人称越南北部为东京)的殖民战争。当茹尔·费里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时,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工人在巴黎举行了抗议示威游行——编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