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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拉的《金钱》
拉法格
（1891年）
本文首次发表于《新时代》杂志第10年卷（1891—1892）第1册第4—10、41—46、76—86、101—110页。——编者注
一 左拉对于小说的贡献
一种很有意思的天真的怪癖，流行在巴黎的那帮作家之间：他们人人自以为是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的创造者，这个人在诗歌方面，那个人在小说方面；个个都自命为一种流派的领袖；个个在自己心目中都以为与众不同到这种程度，简直把自己放在和那些可尊敬的同行有天渊之别的地位。虽然如此，通过他们对各人的天才作品互相回敬的轻视，通过他们唯恐自己的独特性被人否认的耽心，这些先生们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当彼此招呼的时候，他们不会忽略以最大的礼貌和最郑重的姿态互相尊为“大师”。以沉闷可厌的写作艺术见长的龚古尔兄弟，认为官办的学院太小了，不能容纳所有以追逐满街跑的隽智[1]为务的天才，于是他们在安都昂先生的自由剧场[2]旁边，依样画葫芦地设立了一家“不朽之士”[3]的自由作坊[4]；他们捐给这作坊一笔款项，不过必须在他们去世之后才能支付这笔钱，这倒是实话！
为了争取自己给自己戴上桂冠——最好的恭维是出于自己之口的——诗人和小说家并不用自出心裁的思想和思索，像笨重的行李一样给自己添累赘，他们甚至没有费事去创造一种新的文学形式。
这些先生们所垂涎的掌声以及那些叮叮当当的沉甸甸的钱币是来自广大公众的，而使公众茫然或惊讶是用不着独创性的，因此作家就满足于培植前辈已经利用过并且用旧了的各种形式。历史将要在当代各“流派”的“领袖”们的绝对缺乏想象这点上，看出他们最突出的特征。他们的全部努力和想望只限于从诗歌和小说中——至于戏剧方面，他们已经被观众的倒采驱逐出来了——抽掉曾经是1830年的浪漫主义的动人之处的青春活力和泛滥的幻想；作为代替品，他们贡献了他们从艰难和耐心的努力中产生的货样。他们给了我们一种沉闷恶俗的塾师文学。
最肤浅的观察在于绝不从结果追究原因，或从眼前的作用探求最后的结果：这就是“现实主义者”的胜利；在他们对自己的愚騃乏味的“自我”作难以言状的庸俗分析时，他们的内心描写，发展到了顶点。对于自己所缺少的，他们设法用语文来补充；这些大师们的全副老练的本领，表现于极端矫揉造作，使自已苦恼，同时也使读者大伤脑筋的语言。他们之中有一个卓越的大师，发表了一本故事集，题名为《没有“那人”和“那个”的故事》，其中严厉地排斥了平白无辜的代名词“那人”和“那个”[5]。[6]现代诗人和作家在写作时，把注意更多地放在字眼上，而不放在这些字眼所代表的事物上;他们经常在寻求表现风格的新句型，他们不重视观察得正确和写得正确，却很重视某些没有出现过的句型的树立，和“耀眼的火光”的投射。在他们看来，字眼本身有它们固有的价值。和它们所表达的思想无关。字眼包含的思想是正确的或错误的，甚至不包含任何思想，这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它们在句子中的位置和安排新颖、出其不意、令人惊讶或使人瞠目就行。诗歌和小说的大师绞尽他们的贫乏的脑汁，为的是找出能够体面地补偿他们的想象力缺乏的一些尊号来。也就因此，几个月以前文学市场上一个新手发表了一篇乔治·桑式的温情故事。于是，自然而然地，他赶忙给自己封了一个尊号：“小说化的小说”[7]派的领袖！尊号很多而成绩毫无，这就是，说到最后，现代文学的“大师”们的一篇总账。
※ ※ ※
左拉，他也一样，陷于上述错误之中：他自称为实验小说和自然主义小说的创始人，不管在他以前法国已经有了索列尔、普雷服神甫和巴尔扎克[8]，英国已经有了菲尔丁和斯莫莱特，西班牙有了奎维陀、塞万提斯和《多梅斯的拉沙利欧》的作者门多萨。左拉自己对于自封的尊号并不给以任何意义，这无非是缀在他帽上的，以便引人注目的一枚徽章。今天，他既经胜利地克服了开始时所遇到的一切困难，他的传遍全球的名声既经使他在当前的作家之间获得了唯一的地位，他满足于写作有把握可以获得最大的成功和最高的赢利的小说，只有在支持那些追随他的作家时，他才想起他的派别来。
左拉和另一些“大师”一样，只有很少的追随者——现代大师们的特征就在于没有门徒，然而他在我们那些文学派别的领袖群中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他使小说增加了一种新的成分。
小说家想使我们相信他们所写的人物的真实性，所以借用《博坦》[9]上姓名作为小说中人物的姓名，把他们东一点西一点从周围尤其是从报纸上采集起来，并且以仔细保存、集合、比较和分类的言语和行动，作为人物的言语和行动。尽管如此，他们的人物并不给人以有生命、有血肉的真实人物的印象。他们和我们的生存漠不相关，他们不谈烦扰我们心神的利害关系，他们既不被我们的那些幻想所支持，也不被我们的那些嗜欲所苦恼。他们就像砻糠充塞的傀儡一般，作家牵动他们身上的线，使他们按照情节的发展和所要求的效果而活动。
那些维克多和那些于连，在小说中产生，在小说中生活、恋爱和死亡，可是永远只按照他们自己的高兴而随便动作，并不服从他们自身机体方面发生的不可遏制的需要，也不服从他们的社会环境的影响；这是些超越人的本性而且支配着社会大事的非凡的人物。
在罗马，喜剧作家为了解决一团乱麻似的剧情，经常仰仗于“Deus ex machina”，仰仗于突然从天而降的神明。他们这种十分稚气并且多次被人讪笑的方法，被小说家们所拾取而且加以改进，使男女主人公扮演所说的神明的脚色。左拉竭力从小说中屏斥这种魔术，在这点上他是值得称道的，他至少试图从他的那些人物身上褫夺一部分万能权力，而将他们的行为和先决的原因联系起来；有时甚至使人物失去自由意志，使之屈服于双重的从属性，一种是内在的和生理的从属性，另一种是外部的和社会的从属性。
左拉将他的人物作为沾染了遗传的恶癖者而介绍给我们；这是为了解释他们的行为。其中有几个是酗酒成习的[10]，另一些是遗传性的癫狂病患者；在某些情况之下，他的这些人物被意外事变搞得精神失常。他作品中有几个女主人公由于被强暴地破了身，以致终生不正常。他每一部小说中的情节都是为了便于病态现象的发展而加以整理和分类的。[11]
支配左拉的人物的那种病理的必要性，不但决定这些人物的性格和行为，并且影响作家自己。它使作家盲目，阻碍他去看清现实生活中事物如何发展，最根深蒂固的遗传品质如何在个人生长的环境中不断地受到改变。关于这种变化，例子有的是。一个世俗的人，只要他生活在不大富裕的和小资产者的条件之下，几辈子以来都以生活井井有条和节俭为特性的；一旦这个俗物在大商业和高级金融界占了一席地以后，就会在一个世代的时间内，骤然间转变为放荡不羁和挥金如土。
由于自然科学在今天很时髦，左拉为了使他在小说中所倡导的新鲜东西具有科学的外貌，也就乞灵于自然科学了。他自己号称为克劳德·贝尔纳的门生，并且使这位伟大的生理学家，对左拉自己的文学的和病理学方面的想入非非的东西负责。左拉能够获得原谅的理由，那就是他对于克劳德·贝尔纳的学说一无所知，克劳德·贝尔纳认为有机的环境对于生理成分的生命是起着决定性的影响的。左拉不知不觉地追随的学说并不是克劳德·贝尔纳的，而是龙勃罗索的学说。龙勃罗索自己也没有发明这种学说，他不过利用那些自称有学识的人们的无知，剽窃这种学说来造成自己传播全欧的名声。
龙勃罗索的《犯罪的人》无非是庸俗的定命论。如同《小酒店》的主人公，由于他的沉重的遗传的后果，不能不屈服在酗酒的恶习之下，所有的罪犯由于他们的生理的支配，而注定了要犯罪的。尽管他们生活在完全不相同的条件和情况下，他们到最后不可避免地要完成罪行，不管他们自己愿意不愿意；因此社会必须设法消灭这种人，就像消灭毒蛇猛兽一样。这种定命论引导我们得出结论，和泛神论者关于自由意志的结论完全相同；两种理论都以个人作为自己的行为的唯一负责者，两者都给予社会以毫无内疚地打击个人的权力，也毫不追究对于每一种罪行社会本身是否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如所周知，伟大的统计学家盖德来把几乎和数学一样整齐地年复一年重复发生的罪行归咎于社会。龙勃罗索的犯罪学的理论是从达尔文的教训中引伸出来的，这种教训被海克尔、斯宾塞和加尔东这帮人不正确地阐述，他们借此用世代相传的出色的个人品德来解释资本家们的社会地位。
左拉很巧妙地利用这种“犯罪的人”的理论。它使左拉的风俗记录者的任务简化到极点；它允许左拉使用新的打动读者的方法，并且使他对于他的人物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作用和反作用，避免加以研究，既然这些人物服从于机体方面的先决的命运，面这种宿命论也就变为一种“Deus ex machina”；这种学说还允许左拉逃避他显然表示瞧不起的内心分析。他在某处这样写：
进行内心分析，这就是拿人的脑子来做实验。
而他自己却表示要拿“整个人来进行实验”的奢望。关于他所理解的“实验”，以及他所理解的脑子在人身机构中的作用，左拉的意见是极端混乱和晦涩的。[12]
※ ※ ※
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我们也碰到一种生理的必要性，可是和左拉作品中的生理必要性却性质完全不同。巴尔扎克祖述若弗卢瓦·圣伊雷尔，他是拉马克的学生和后继者，环境论的天才的代表，这种学说显示出外在世界对于在它怀抱中发展起来的生存物的作用；他同时也是器官之间相互联系规律的拥护者，歌德也赞成这种互应律。外在世界的每一个变化，在动植物身上的相应的变化中可以说是找到它的回声；而发生于一个动物的器官上的任何变化，对于别的器官必然会起作用。比方说，如果有可能将狮子牙齿的形状加以改变，这就会引起它的上下颗的形状的改变，同时还会引起其他一些器官的改变，以致改变它的性格特点，比如勇敢和残暴等等。当人们把兽类从它们的天然环境中移置到一种人为的环境里，上述的各种现象也会发生，例如家畜的情况就是这样。这种变化必然引起动物的器官、精神和性格的改变。
深信这种理论的正确性的巴尔扎克，以无穷的细心，去描写他的各种人物用作生活和行动场所的环境。
他没有逃避使左拉害怕的“千种复杂的原因”，然而这些原因却决定人物的行为，影响他们的情欲。尤有进者，巴尔扎克那样津津有味地分析这些原因，以致有时在读者眼中显得可厌，因为读者在阅读小说时只求消遣，不求教训。福楼拜、左拉、龚古尔兄弟，以及自以为要在文学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大多数小说家，乐于作神采焕发的描写，这种描写令人想起钢琴能手的动人的弹奏。这往往只是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特写，作家事先准备好这种画图，仔细地保存在抽屉里以备不时之需。这类画图放在小说中就像每一章末尾的图案画或插图一样。这些画面证明作家的高级特写艺术，在它们本身，这无非是一种辛勤制作成的无用而且有损于全书利益的附属品。如果我们跳过这种描写而不去看它们，整部作品并不因此而受损害，恰好相反，常常还会得到益处。
与此不同，巴尔扎克的庄严和深刻的描写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他所写的性格和行动；由于他的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生活在这种或那种条件之下，他们必须在本身发展一些规定的情欲[13]，这些情欲和上述的条件相呼应，而它们的动作是那些条件的后果。
巴尔扎克的人物没有例外地都被一种情欲所控制，这种情欲对于他们来说成了一种生理的命运。即使他们生下来的时候已经带来了这种情欲的苗头，这种情欲也只是在环境影响之下，才慢慢地发展的。可是，情欲一旦发展到最高峰以后，它就变成无上的主宰，它一个接一个地压碎和窒死别的情感，而使它的受害人变成偏执狂的患者，就像高立奥的父爱，葛朗台的吝啬，巴尔达沙·格拉艾[14]的科学研究狂，克勒凡[15]的虚荣，于洛男爵[16]的色情等等。巴尔扎克的小说是叙述获得胜利的情欲的史诗：在这诗篇里，人是某一种情欲的玩物，他受这种情欲的控制和折磨，就如在希腊悲剧中人是一种神道的玩物一样，这种神道有时推动他去犯罪，有时推动他去完成英雄的行动。自从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以来——后者也使他的那些人物成为某种情欲的牺牲品，而且让他们被情欲撕碎——没有一个作家像巴尔扎克那样，用不留余地的严格和那么强大的力量，写出那些一直达到顶点，达到疯狂程度的情欲。
左拉自称继承巴尔扎克，但是，无论是在他的哲学、他的语言、或是在他观察事物、写作小说、安插人物、使他们动作以及描绘他们的情欲的方式上，他和巴尔扎克没有相同之处。左拉和巴尔扎克之所以不同，还在于作为左拉作品的特色，由他首先引用到小说中的一种新的表征，这就使他和别的现代小说家相形之下有了无可否认的优越性，虽然他比少数几个小说家有时还是逊色的，在描写的艺术中他不如都德，在心思细巧方面他比不上阿来维。左拉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表现了一种社会力量把人打翻在地上，而且将他压得粉碎。按照左拉的说法，巴尔扎克的
伟大的独特性在于在文学上给了金钱以现代的可怕的作用
[17]；
在巴尔扎克的时代（他死于1850年），作为我们这时代的特征的巨大的资本集中在法国还不过刚刚开始。那时还没有那种巨大的百货店，店内的走廊连结起来有几公里长，男女售货员数以千计；这种巨人式的商店集中了各种不同的商品，分部陈列，这样，人们可以在那里买到文具、化装品、家用杂物、帽子、衣服、手套、皮靴、内衣、手巾以及辔头马鞍等等。那时还没有雇佣男女工人多到像整个民族似的纺纱厂、织布厂、炼钢厂和高炉。那时人们还见不到一手操纵几千万、几万万法郎的金融组织，无疑地，那时已经有为生活的斗争，正如这种斗争一直就有的那样，虽然它还没有自己的理论和名称，可是这种斗争以另一些形式，另一些姿态出现，和我们现在不同。我们今天的生存斗争由于上述的巨大经济机体而起了根本性的改变。那时的生存斗争并不使人垂头丧气，并不使人堕落，而是在人身上发展某些品质：勇气、毅力、智慧、注意力与预见、有条不紊的精神，等等。巴尔扎克在那时进行观察，由此之故，他描写了仅仅依靠了自己的体力或智力彼此斗争着的人们。那时人们进行的生存斗争很像野兽之间的生存斗争，它们用爪、用牙、用敏捷和狡猾打败对方。
在我们今天，生存的斗争获得了另一种性质，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相拍合，这种性质越显得狠辣和尖锐。个人之间的斗争被经济机体（银行、工厂、矿山、巨大的百货公司）的斗争所代替。个人的力量与智慧，在这种经济机体的像大自然的力量那样不可遏止和盲目的强力之前消失了。人被卷入这些机体的复杂的齿轮中，被抛掷、摇撼，像皮球似地四面抛来抛去，今天站在幸福的高峰，明朝落入万丈深渊，像一根麦秸似的被卷走，他自己即使有智慧和精力，也不能稍微抵抗一下。经济的必要性压碎了这个人。在巴尔扎克的时代允许人向上爬——踹在竞争者的肩上或跨过他们的尸体——的努力，现在只够使他们过半饥半饱的贫困日子。旧式的生存斗争的性质改变了，与此同时，人的本性也改变了，变得更卑劣，更猥琐了。
人只不过是一个残废者和侏儒，而这是反映在现代的小说中的。小说中已经不再是充满疯狂一样的冒险故事，在那些故事中，主人公像斗兽场中的一匹暴怒野兽，以胜利者的姿态冲向最奇妙、最非同小可的事件；着了迷的读者于是赞美魔术一般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人物的勇敢大胆和炽烈的热情：这些人物什么都不怕，作者故意撤在他们的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表面看起来不可克服的困难，都不能吓倒他们。当现代的小说家为了满足某些阶级的读者对于个人斗争的经历的兴趣，他们到骗子和偷儿的世界中去选择主人公，在那里，由于环境的条件使然，文明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施展野蛮人的全部狡猾、勇悍和残酷来进行斗争。况且，这斗争是灰色和单调到那种程度，以致不能引起人任何兴趣。为那些自称高级和有文化修养的阶级写作的小说家们，不得不从他们的作品中排斥任何戏剧性的场面。对于新的流派来说，艺术上的最后一句话是放弃行动，而由于新派的代表人物既无批评意识，又无哲学意识，他们的作品无非是语言上的腾跃跌打那一套拳脚功夫，他们自己也只不过是修辞学的学生[18]。
※ ※ ※
当左拉达到他的才华的最高峰时，他有了勇气接触到社会上的一些巨大的现象和现代生活中的大事件；他试图描写那些经济机体对于社会所起的作用。
在他的作品《妇女乐园》中，左拉给我们介绍经济怪物之一种，巴黎大百货公司的生活。他使我们看见一种牛头妖怪，它吞并附近的小店铺，吸收它们的顾容，役使原来那些东家，使他们成为它的职员和雇工；使我们看到这怪物如何在它的子民——雇员和男女售货员——之间唤醒别处所见不到的利害打算、情欲和互相嫉恨；如何在商品展览的时候，点燃起他们的不顾一切地多销多害的热狂的愿望，如同在战舰上，攻击的信号刺激战斗的热情。
在《萌芽》中，我们看到了矿井，这个埋伏在地底下的妖怪，它吞噬工人，马匹以及机械，它倾吐煤块；它改变自然，使空气浑浊而且毒化，在它的张着的大口周围，草木不生；它将原先作为小土地所有者而分散地生活的那些农民集合为队伍；它窃取他们各人的小块土地，判定他们不能再见天日，而在惨白和摇晃不定的小小的灯火之下作苦工，天天冒着四面包围住他们的各种危险，丝毫不感觉到他们是多么英勇；我们看见这个妖怪隐伏在地底下，通过共同的痛苦和穷困，通过在资本主义桎梏下所受的折磨，把那些人团结在一起。那资本主义的桎梏，就像帕斯卡尔的上帝一样，无往而不在，同时却又无形迹可寻，推动那些人们罢工、流血斗争以及犯罪。
在描写和分析现代巨人般的经济机体，以及它们对人类性格和命运的影响时，给小说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是一种大胆的事业；作了这样的尝试，已经足够使左拉成为一个革新者，并且使他在当代文学中获得优选的位置和与众不同的地位。
这样的一本小说迫使作者负担的劳动，比起现在那些文人的屡见不鲜的恋爱故事和通奸故事来，要困难得多。那些文人固然是十足的风格家，但是对于他们自以为在描写的日常生活的现象和事件，他们却异乎寻常地无知：除开他们的语法、他们的词汇，以及从大马路上，或从这一沙龙到那一沙龙贩运来的某些无聊谣传，还有报纸上社会新闻栏内的什么新鲜事件和警察局的公告以外，他们知道的事情那么少，简直可以认为他们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要写一本上面所说的小说，而且要写得像样，作者必须在紧邻那些经济巨人之一的地方生活过，深悉它的内部生活，用他自己的皮肉尝受那个妖怪的爪牙，他应当眼看着那些由于妖怪所引起的可憎可怖的事情而愤怒得发抖。直到如今，这样的一个作家还不存在，甚至似乎不可能存在。被卷入生产的齿轮系统中的人，由于过度的劳苦和穷困而下降到那样卑微的地步，他们是那样地昏沉，以致仅仅有受苦的力量，而没有叙述他们自己的苦痛的能耐。创作了《伊利亚特》和其他属于人类最优美的精神产品之列的叙事诗的原始人类是无知的，比我们今天识字并且有的能写作的无产阶级更无知，可是他们具有诗的天才，他们歌唱自己的快乐、痛苦、爱情、仇恨，以及他们的节庆和战斗。成了大工业的附属品的无产者，是不允许有这样光彩动人的诗的表达才能的。而野蛮人，没文化的人，甚至布列塔尼地方的半开化的农民都具有这种才能。现代工资生活者的语言，不幸得很，是这样贫乏，以致它今天只包含几百单字，用来表达最迫切的需要和最简单的情感。从十六世纪以来，法国语言无论是平民语言或文学语言，越来越虚弱；这一事实是一种日益衰退的征兆。
社会小说，正如我们上面所下的解说一样，只好由那些自己不经历雇佣工人的生活，而且只从外部来看这种生活的人来写。一个学者，在长期研究现代经济组织的轮子机构，并且观察了这种组织对于工人阶级所引起的何等可怕的后果以后，一定可能接触到写这样的小说的任务，假如今天的学者不是把自己闭塞在各人的专业的墙垣之内，假如他们能够暂时从他们的研究工作中抽身出来，以便给他们当代的一些社会现象以艺术的形式。这任务之所以落到一些文人的肩上，理由就如上述。他们由于自己的实际知识，以及生活和思想方式上的弱点，一般地说对于这样的任务是毫无准备的。他们缺少经验，而且他们对于要描写的世界上的人和事物，只作肤浅的观察。虽然他们很自负地以为在描绘现实生活，他们的视线仅仅停留在事物表面，他们对于在自己眼前在演出的日常生活里的戏剧性事件，只能抓住外部的和最表面的形态。布律涅蒂埃，《两大陆评论》[19]的批评家，有理由这样说：
他们的眼睛和手是这样生成的，以致他们所看见、观察和表现的，只是他们认为特别地可以吸引他们所面对的公众的兴趣的一切。
在这一点上，可惜我们必须承认左拉也不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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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拉（生于1840年）以在巴黎一家大书店里当雇员作为他的职业的开始。不久后，他就抛弃了这一职业，而专门去搞新闻工作。起先他在《钟》报上写稿，在帝政时期，这张日报努力使自己成为《共和派的费加罗报》[20]。在拿破仑第三垮台以后，左拉跟随甘必大[21]到图尔和波尔多，到了共和派的资产阶级分子开始拚命地追求禄位和荣名，当他们之间分赃的号角大声吹奏起来的时候，左拉要求一个县长的职位作为他应得的一份。他的要求被拒绝了，这件事的后果就是他转身不理政治，而专一地去从事文学活动，去写他的小说去了。他对政治感到虚荣心受了伤的人的怒意；按照瓦来[22]所说，左拉提起政治，总是轻蔑地把它称为“不干净的行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像“一只熊”似地深居简出。不久以前，他的虚荣心又苏醒了过来：他从孤寂中走出来，被选为文学家协会的主席，而他正在梦想进入学院和上议院，这两个为年老力衰、干枯发硬、不能取材的作家和政客而设的养老院。
为了给自己的文学著作以统一的外表，左拉仿效巴尔扎克的办法，把它们总称为《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他作了这样的安排：使每一本小说中都有这家族的一个成员演着高于一切的角色。这样得来的统一性，与其说它是真实的，不如说是一种俗套而已。小说的统一性主要不在于这是整个家族的故事，而在于研究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骨胳的各种社会机构的这个计划。
可惜的是像左拉这样一个具有毋庸否认、也没有人否认的才干的人，却过着隐士生活，这使他不能正确地去描写他要表现的一切。博物学家和化学家离群索居，可是他们关闭在自己的实验室中，为的是能够更仔细地观察使他们感兴趣而且他们愿意认识的有生物和无生物。相反，当左拉在他的隐士之居的深处生活和创作时，他远离了作为他的研究对象的有生物和无生物；这样一来，用画家们的一句熟语来说，他不得不“写意”了。
他认为这种方法的缺点可以用对于他所要描写的现实略加一瞥来补救。为此，他乘了火车头旅行五十或一百公里，为了体验司机的感受；他参观百货公司，他在货品展览和大放盘的日子里观察来来去去的人，为的是要乘人不备了解老板和他的全体店员内心活动；他到博斯[23]地方一个矿区去住了一星期，为了根据他自己的观察来描绘矿工和农民的生活环境，而这些草率的观察，他用了从书籍、报纸和个别谈话中获得的材料来加以补充。总而言之，左拉的做法和报纸的记者一样。一发生什么事件，记者们就跑了去，毫无准备，但一分钟都不耽误研究他们的题目，他们必须一眼看到全部事件，因此他们只看见谁都看得见的现象的外表。他们不能在事件的主要的发展方而去深入，不能追究事件的原因，不能抓住它们的作用和反作用的复杂性。在他们的记录中正如在左拉的记录中一样，独到的观察很少，这是不足为奇的。
左拉用艺术家的眼光，走马看花似地见到事物的外表而把它抓住。由于他具有很大的表达才能，他将他的那些观察的庸俗性藏匿在富于浪漫色彩的能吸引和俘获读者的画面后边，可是不把读者带到发生动作的现场上去，也不给他看动作的正确的表演。一个画家，根据旅行者朴实无华，没有文学企图地所叙述的印象，能够没有困难地画出一幅画；相反，根据小说家的一心想用他的语言的色彩和形象的丰富而大事渲染的描写，来画一幅画，那是很困难的，甚至不可能的。
左拉为了成功而追求成功；他按照再版的次数来估计一个作家的才能。由于资产阶级公众憎厌新鲜事物，他决不给这公众提供新鲜事物。斯克里伯，深知资产阶级头脑的这种缺点，回答一个对他引用了一句俏皮话的朋友说：“你反复地说这句话吧，把它印出来，等到它到处流传，人人上口的时候，我就把它写入我的一个剧本中。凡是听见过或自己说过这句话的人，都会鼓掌的。”
凡是觉得巴尔扎克沉闷的读者——这种人在读书的公众之间形成大多数——绝不会欣赏一部深刻的作品，用左拉和他朋友们喜欢用的说法：一部严肃的、真正“根据材料”的研究著作。这种读者愿意看到场面和人物很快地在他们眼前接连而过，不需要任何注意力，像幻灯里的形象一样，对于他们来说，任何思想都是白费脑筋。
左拉熟知公众的兴趣所在，他增加无数的描写，相反，他只是匆忙地、粗糙地勾划他的那些走马看花地经过观察和研究的人物，它们常常和环境不相适应。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的人物是间接材料的产品，它们并不是按照真人实物临摹的。就是这样，有人说左拉叫人画了一个矿工，大小如真人，画成这工人在操劳时的各种姿态，为的是在他的小说《萌芽》里描写这个工人。他的小说《大地》的第一章并不叙述一个真实的场面，那无非是米莱的著名图画《播种者》的诗意的搬套，加上一个中间插入的枝节，牛的交尾，在左拉以前，洛里纳已经用诗句详细叙述过。
保尔·阿莱克西，左拉传记的作者，在对我们讲左拉如何制作小说《娜娜》时，公开了这位大师的工作方法。左拉积累从书籍、报纸和谈话中取得的笔记，加以仔细的选择、归类，写成卡片，编为目录；接着他在这种笔记中间插入一个戏剧性的动作，把那些笔记串连起来，于是他的小说就写成功了。布律涅蒂埃跟左拉为难，证明他曾经抄袭过英国作家奥特韦[24]。左拉很可以这样回答：“如果你们知道我搜集材料的那些报纸和书籍，你们可以在我的小说找出成百条类似的抄袭。我要描写我不认识的环境，而且只能用特别快车的速度穿过这种环境，我怎么能够避免抄袭呢？”
塞万提斯、多比涅、斯莫莱特、卢梭和巴尔扎克只是在和各种不同的环境打交道，在现实中观察了生活和人们的行为，通过生活和学习，熟悉了社会之后，才动笔写作的。与此相反，我们这时代的小说家，自命为自然主义者和写实主义者，而且自以为是按照实物描画的，却关在自己的书斋中，堆积着真正和山一样高的印刷品，上面满是批注，在这些纸堆中他们认为可以感觉到现实生活的脉搏在跳动；他们难得离开自己的舒适住所，去进行一些走马观花式的调查，为的是从他们的漫游中带回最必要、同时也是最肤浅的感受。龚古尔兄弟和福楼拜把这种古怪的现实主义观察方法推向最高峰；他们认为，一个作家不但不应当参加当前的政治斗争，而且应当对于人类的各种情欲保持局外人的态度，以便更好地去描写它们：做个石头人，为了更好地欣赏生活！
谁能想象这样的事：假如但丁以地道的世俗之人的身分，把自己关在斗室之中，对公众生活漠不关心，假如他对当时的政治斗争不是采取热烈参加的态度，而能够写出他的《神曲》来？[25]
现实主义者的方法对于作家自己很方便，对于他们的作品可并不是有利的条件。他们的“文献性”的小说充满不确实的地方，这种缺点既多而又令人生气。
在巴黎下流之处都混过来的奥雷良·肖尔，好玩地把《娜娜》中的无数错误都指了出来。如果说一个初次到巴黎的外省青年会相信那些关于各种卖淫女子的生活描写，而对于一个熟悉这种生活的真正老巴黎来说，这类图画只能使他耸耸肩头而已。
可是左拉的才能是如此之大，所以即使他的观察方法有那些缺点，即使他在材料搜集上有很多错误，他的那些小说仍然是我们这时代最重要的文学大事。它们获得巨大成功是应当的。《卡底内尔先生和夫人》以及另一些规模较小的小说，如果它们并不是杰作，这是可以用需要掌握的材料非常广泛这一事实来解释的，必须有巨人般的力量才能够举起这么大的材料，揉搓它，翻腾它，拿它当作玩具。说实话，左拉和围绕着他的那些侏儒相比较，真也是个巨人。
《金钱》，他最近的，而且也许是最有意义的一部小说，使他的一切优点和一切缺点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二 《金钱》
《金钱》可以认为是《家常便饭》的答复和补充，在《家常便饭》中，左拉以无情的尖锐和严厉描写了小资产阶级。在过去，这一阶级的特点是它的循规蹈矩安分守己的生活，严格的诚实，和市侩式的狭窄的头脑，而这些品德曾经给以往的作家提供他们的喜剧人物的模特儿。今天，小资产阶级就如在《家常便饭》中所描写的那样出现在我们面前，整个儿堕落和腐化了。改变了小资产者面目的不是对于黄金的渴望，而是对于钱的需要，这种需要经常刺激他，折磨他；改变他的面目的也不是对于乐趣和狂欢的追求，而是为了不再过充满忧虑和悲伤的艰苦日子而进行的斗争。要给他的老婆买点微不足道的穿戴饰物，给他孩子买个玩具，小资产者也一定先得锱铢必较地计算和节省；他不得不一生丁一生丁地计算，否则就活不下去。
在他的小说《金钱》中，左拉将我们引导到一个和小资产阶级社会完全相反的不同的世界中，在那里，人们不是按照生丁算计，而是按照一千法郎巨票算计的。在这里，我们看到流动的现金比秘鲁金矿中的金泉流淌得更快、更急促、更汹涌；在这里，黄金成了整个生命、整个思想和整个行动的意义和目的。这个黄金，人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保障追求者个人的和家庭的生存，也不是为了答复那个永恒的问题：“如何求得温饱？”人们操劳，人们受苦，并不是为了迫切的需要，而是为了几百万几百万地积累，因为喜爱黄金，为了黄金本身。左拉在《金钱》中介绍的百万富翁，犹太人龚代曼，没有任何需要。在巴尔扎克的一部作品中，出现过一个大学生，一个快乐的小伙子，钱包虽然贫乏，思想却很丰富。他为了给自己的贫穷找个宽慰，提出这样一个富于哲理的看法。他说不管是拿破仑，还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反正谁也不能一天吃两顿午餐，也不能比一个普通的医科大学生有更多的情妇。龚代曼一天连一顿午餐都咽不下去；女人对于他是不存在的。他的出了毛病的胃只能接受牛奶，当他想吃喝得快活些的时候，也就尝一点葡萄汁而已；他的心脏只在交易所证券涨价或跌价时，才欢腾起来。
左拉所描写的世界中的人物的特点，是对黄金的爱好，但并不是对于金属中的那种坚固、晶亮、闪烁，以灿烂的光芒悦目，以铿锵的响声悦耳的黄金。葛朗台，巴尔扎克笔下的守财奴，一往情深地爱黄金，确是为了黄金的物理的品质，为了它的色泽和声音；他把那亮晶晶的金币收藏在可靠的地方，拿它们来玩弄，抓在手中，让它们从指缝里滑溜下去，当他双手插在宝藏中，摸摸，抓抓，他感到无比的巨大欢喜；他用了温柔的字句，被热情的火焰燃烧着的诗人的陶醉来谈论他的黄金。他对他女儿说：
去吧，去把它拿来，那个小乖乖，你应当亲亲我的眼睛，因为这样，我就把金币的生和死的秘密和奥妙都告诉你。真的，金币和人们一样，生活着，熙照攘攘地；它时而去，时而来，它流汗，它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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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交易所生意的人再也见不到被称为“偷来的太阳的眼泪”的黄金，从他们手里滑过的只是一些纸片，他们用发烧般的手势揉着、撕着的只是这些纸片。对于他们说，财产并不是什么瞧得见的，可以接触和可以摸弄的东西，而是一连串的抽象数字，一连串的形而上学的价值。谈起煤气公司、铁路、煤矿的股票时，他们并不设想一个巨人似的煤气计度仪，它像一座大钟似地接纳和禁闭从煤炭中提炼出来的流动的煤气；他们心目中也看不到喷烟的火车头，延伸到无穷远的铁道，地底坑道和装满煤块的斗车……不，在他们眼前，这种称为股票的烂纸的抽象的牌价在跳舞，做交易所生意的人把这神股票看成无形体的、超尘世的价值；至于这些股票所代表的实物是否存在，对子他是绝对无足重轻的。
左拉本该把他的小说叫做《交易所》，而不叫做《金钱》；因为他给我们描写的，是被交易所的投机生意搞得经常处在发烧一般的紧张和奋亢状态中的环境，以及被这种投机生意搞得神经错乱的那些人。金钱在它的流转中，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过程和一切现象。为了几个法郎，工人按日、按星期、按月出卖自己，他把老婆孩子都交给资本家，判定他们像囚犯一样在工厂里服苦役；为了钱，钢轨制造商伪造检验合格的铭记，使成千的旅客的生命发生危险；为了钱，格雷维总统利用自己的全国最高权位所给予的政治影响，从事肮脏的交易；为了钱，军官甘冒生命之险，会计员不敢舞弊，诗人和作家写他们的作品。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人类堕落到这样卑下的地步，以致人们所认识的和所能够认识的只有一个唯一的动机：金钱。金钱成了人类一切行动的主要原动力，阿尔法和沃美卡[29]。巴尔扎克管金钱叫“l’ultima ratio mundi”[30]。左拉在他的小说的框子里边，从未试图表现南面称王的金钱所孕育的德行和恶癖。
他最近这部作品中的所有的人物都围绕着一桩金融投机行业；交易所是战场，在那里他们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交易所并非创造财富的魔法的实验室，它是个强盗窝，在那里边，各以狡猾、无信义、说谎、欺诈为能事的金融家，互相分赃：那就是全世界的田野间、矿井里和大小工厂里的劳动所创造的几百万、几十亿法郎。这些证券交易商，在他们的保险柜和腰包里集中了数量极为巨大的财富，却生平从未生产出任何东西。他们的唯一的智力工作在于钩心斗角地设置陷阱和罗网，要被捕捉的是不论在哪里，不论被什么人所创造的几百万。什么地方？谁？关于这些，那些先生们才不操心哩！
萨卡，左拉这本小说中的主人公，体现了这个奇异的世界。当他出现的时候，他已经一无所有，他的熟人对他都很冷淡，或装着没有看见他；这是个破了产的人，而在那种社会环境中，朋友是不存在的。他虽然成了众人蔑视的对象，却居然自己解救了自己，突然之间获得了胜利。不久前转背不睬他，故意躲避他的人，都来奉承他，恭维他。这突然转变的原因是什么？萨卡领导的一桩金融投机走了运，获得了成功：他的股票上涨了；并且，尽管他有理由担惊害怕，尽管他的合伙者如何阴谋和背叛，以及他的竞争者如何钩心斗角，他的股票仍然上涨到神话似的高峰。这一宗投机活动的发起人不是萨卡；他并没有管这件事的技术性的一方面。发明这一切，组织这一切的是一个工程师，堕落到这群机灵鬼之间一个不出色的，心灵带有神秘色彩的工程师。萨卡不过是“创办人”，掌握魔法的口诀，可以打开股东们的钱包，具有欺骗人的巧妙本领的人。上他当的人把他们美丽的黄金，丁丁当当的黄金给他，换取一些破纸头，虽然这黄金对于他们说是比自己的信誉、老婆、孩子和心爱的狗都更珍贵些！
左拉的小说是从真实的事件中获得灵感的，他对这些事件作了诗意的安排。这是崩图和弗代所领导一个金融公司“联合银行”的故事，这公司在法国、奥国、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开办银行、矿产公司、铁路和工厂等，从而在这些国家大事掠夺。在某一个时期，“联合银行”是一个受到教皇的庇护的奇迹一般的储蓄机关；它付给那些善良的天主教徒的息金，即使对于最贪婪的放高利贷的犹太人来说，也是神话般的高价的；它正要变为教皇和全体天主教徒的银行，接着它就垮台了，这个空前巨大的破产事件震动了金融界，使极不相同的各个社会方面都遭受损失。
萨卡是个很机灵的金融家，精通各种策略，他是欺诈性的生意的策动者。他知道得十分清楚，要使一桩投机生意获得成功，不能让诚实谨慎的人来带头，而是要由那些在交易所扮演重要角色的，或由那些有古老门第、议员的头衔，或者只是有一个普通的勋章的人来带头，因为这样的人可以迷惑那些口袋里钱币多于脑袋里智慧的傻瓜。为此，他给他创办的骗人公司选择了一些人组成理事会。萨卡也知道要使一宗生意获得成功，必须大做广告。
人们本来以为左拉既然愿意被目为一个极端现实主义的作家，既然他乐于从事最令人恶心的描写，而且以挑战的态度毫不犹豫地采用最肮脏的字句，那么他可以有这样的勇气：揭穿他所熟知的金融生意的广告宣传方面全部真相，这是一种经常的欺骗诬诈，同时也揭穿新闻界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的真相。
可是在《金钱》中正和在《萌芽》中一般，左拉缺乏勇气。在《金钱》中，他不敢得罪报界，用巴尔扎克的话来说，报界是“毒素的储存所”[31]。左拉没有勇气揭露全部资产阶级的报界如何把自己出卖给大金融界，这报界如何像娼妓一样，用尽软硬兼施的功夫，借以邀得金融界的宠幸。莫泊桑是现代作家中唯一的例子，他敢于在他的小说《漂亮朋友》中揭开帷幕的一角，暴露巴黎资产阶级报界的贪污和无耻[32]。左拉确实也介绍了一个由于满身债务和恶癖而堕落的记者；他按照定货者的命令给报纸写文章，今天在文章中把白说成黑，明天把黑说成白；这就使他遇到了一些不快意的纠纷。可是这个记者是属于文学流浪人的行列，他不受任何人的尊重，也没有任何势力，他的道德卑下看来好像是一个例外，而诚实倒成了资产阶级报界的规律。如果左拉对于报纸的严重的腐化闭口无言，那决不是他不知道。他很熟悉报界情况，他自己曾经当过记者，他和报界一直维持着经常的联系，这方面的社会环境，他观察过，生活过，并且占有一份探本穷源的确实的资料，可是他不敢把这个世界如实地加以表现。左拉，像以笔耕为业的所有的亲爱的同道一样，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要迁就新闻记者，因为他们通过广告可以影响他的书的销路。首先是做生意要紧；做了生意，倘有余力，再谈艺术！因此，左拉不肯说明为什么那些最可敬，最受尊敬，最严肃同时也是最可厌的报纸拿它们的第一版为金融界的大亨们服务，使他们能够欺骗和剥削爱读这些报纸的资产者[33]。相反，对于另一件事他却叙述了两次，津津乐道地。这件事如果真的发生过，不过是恶作剧而不是广告[34]。没有任何东西比投机商人的招股广告更为尊严，更为道德的了；这些先生们可以给耶稣会派的教士上课，讲授耶稣会派的手段。在交易所里，萨卡的天主教银行和龚代曼——路特希尔德的化名——的犹太银行在打交手仗。那个冷静沉默的犹太人，平静地退守在他的老窝里，对于他的几百万财产的奇迹般的力量充满信心——图伦说过，上帝总是帮助最大的兵团的——，他让那个急躁得好像发烧似的基督徒在一系列的投机生意中消耗自己的力量，这些生意使他的万有公司的股票从原价五百法郎涨到三千法郎。等到萨卡在他的皮洛士[35]式的胜利中精疲力竭之后，龚代曼突然把他的几百万抛在市场上，使他的竞争对手破产，被压碎。于是这个人从幸福的高峰上一直滚到监狱中，而那些靠他发了财的人，再一次抛弃他，背叛他。萨卡打了败仗，可是他不认输；在公西哀日利监牢的囚房里，他在筹划新的生意，新的投机的计划。他梦想自己成了富翁，重新在交易所里称霸称雄，掌握着几亿资金。
在本世纪的后半期，路特希尔德商号和那些向它宣战、攻击它独霸天下的那些银行之间，时常发生激烈的战斗。在拿破仑第三当政的头几年，由于公债存放致富的路特希尔德，满足于老式的投机方法；他只从事那些可靠的经营，支配的完全是他自己的或者他的银行可以负责的几百万资金。但是贝列拉以及另一些人们，深受圣西门的影响，将投机活动引导到另一些道路上去。他们自己没有财产，设法使公众拿出他们需要的资金来；由于他们用别人的钱来投机，丝毫不担风险，一点没有什么可以丧失的，所以他们毫无保留地投入最大胆的金融冒险中。使法国全国处在经常的紧张状况那种投机热是从那时开始的。新派投机商人设法使路特希尔德破产，可是他却一个接一个地击败了那些人：贝列拉、米勒斯、菲力巴、崩图等。那个犹太老头对于自己的最后胜利有不可动摇的信心，听说他把他的最可怕的敌人贝列拉从前在他的银行当雇员时用过的办公桌子保留着不叫别人用；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路特希尔德冷冷地回答说：“有一天他要回到他这位置上来的。”
被路特希尔德战败的那些人是投机场上的革新家。他们设法搞钱的主意、计策和方式，使买卖界和交易所里起了革命。他们把资产阶级和平民大众的积蓄都集中在手里，为着把资金的滚滚洪流引导到工业和商业上去。他们变成了国民财富的抽水和排水的水泵。“小资金组合”的号召是从圣西门那儿借来的一个公式：实现这种组合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了必要的条件。铁路以及现代经济机构是那么巨大的企业，仅仅借助于个人的资金是不可能兴建和经营的。必须用群众的资金，必须有这种资金的巨人式的集中。贝列拉和米勒斯之流担当了这个任务，而他们可以自夸完成了一件比拉撒路的复活[36]更大的奇迹：他们说服了小资产者和农民们，舍得拿出他们的心爱的钱来，交托给贝列拉等人。这样，他们就能够找到大工业在突飞猛进之初所需要的资金。贝列拉和米勒斯加速了在帝政之下遭遇过某些困难的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他们的工作尤其是有利于路特希尔德的银行，这当然不是出于他们本愿的。后者在用了冷淡的眼光长时期地观望了贝列拉等人的上升和成就之后，打倒了他们，夺取了他们所创办的金融和工业的机构。
左拉不熟悉巴黎的金融界和交易所的历史；作为真正的采访记者，他只满足于到交易所里去生活几小时，去研究一下现场，记下几个搞证券生意的人的闲谈，这种人和左拉一样地很少知道交易所的历史和他们自己的历史是怎么回事；的确，既然这种历史不影响牌价的涨跌，他们是不会对它感到多大兴趣的，按照左拉的看法，萨卡和龚代曼之间的斗争只不过是天主教和犹太人的投机资本之间的决斗。可是贝列拉和米勒斯之流却也是和路特希尔德家里的那些名叫萨洛蒙或纳坦的人一样，都是地道的犹太人；他们责怪路特希尔德等是北方的犹太人，是“阿斯克纳齐”[37]，至于他们自己则以代表南方的犹太人，所谓“赛法丹”[38]，感到荣幸，按他们的说法，南方犹太人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见解比较旷达。
路特希尔德银行抵抗住了一切暴风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要想消灭它，但是它胜利地通过这场革命，并且比以前更为强大了，它曾经和它的那些受帝政和机会主义者们庇护和宠遇的敌人们折冲，而且击败了他们。新的和旧的投机方法的掌握者之间的这一场战斗，本该作为这部小说基本背景，并且给它，一种史诗式的伟大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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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把交易所的人们和他们的生意经描写得很有趣味，这是很困难的，可是左拉却成功地把放在他眼前的吃力不讨好的材料戏剧化。如果我们考虑到他所克服的困难，细节的丰富，布局的巧妙，人物性格的突出——有几个性格是非常出色地观察得来的，我们应当承认《金钱》是一部杰作。情节的陈述是非常成功的。这一次，左拉不再做小学生的作业了，他不临摹一幅现成的图画，如同在小说《大地》中一样，这次他写生了。
从第一页起，读者就沉浸到这个扰攘喧杂的生活的中心，左拉把读者带到一家饭馆里，那儿靠交易所生活的人在吃午餐，一边等候吉利的时间到来，他们好去向“金牛”顶礼膜拜。在那儿，在纷乱杂沓的气氛中，那些投机家在吃、喝、抽烟，走来走去，互相敬礼，大声打招呼，或者低声交换他们的意见、印象和思想，谈的是他们感兴趣的唯一对象，使他们热情冲动的唯一何题：交易所的牌价，以及可能影响牌价的政治事件。从这闹哄哄的、每个人只顾自己的计算和策划，用自私自利的垣墙保护自己的世界中，萨卡的面目突了出来，它的线条是很有力的。这个不知疲倦然而被人冷落的人，在脑袋里翻腾和准备一个新的、广大的投机活动的计划，并且已经把他必须利用和对他可能有用的人名记下来。虽然他是破产了，无处借贷，没有靠山，虽然他那当部长的兄弟为了要摆脱他，给了他一个远在外省的县长的职位，他却在勇敢地起草征服巴黎的计划。
左拉愿意使读者对于那种奇怪而特殊的人物有一个概念；在交易所里，那种人物像着了魔似地指手划脚，把嗓子都喊哑了，而在附近的街道上，到处可以碰到他们。他这部小说介绍了描写得很生动的大群侧影。布虚和夹着充满纸片的黑皮包的梅相，就是专门拾取已经跌到一钱不值的证券的那种卑下的捡破烂者的典型：他们购买那些已经宣告破产的公司的股票、没有人偿付的债票、经人否认的支票等等；他们把所有这些毫无价值的废纸分类编号，接着就耐心等上四年，五年，十年，以便得一个机会把这些废纸卖一点钱；代价是那么微薄，不足以偿付金融界的格杀勿论的战场上的那些肉食的猛禽所费的时间和努力。在交易所房屋旁边，种有矮小细弱的栗树，矗立着“金牛”之庙的广场的围墙里面，另外有一个交易所，称为“湿脚”交易所。这稀奇古怪的名称之所以给予这个交易所，因为它设立在露天底下。就像以前交易所的房屋还没修建时，有价证券的交易在露天下进行一样。所谓“湿脚”是一些来路不明的人，他们的过去往往也远不是毫无污点的。他们穿着破旧寒伧的外衣，戴着油污、发黄的帽子，他们的裂缝的破皮靴，在下雨天吸的水，比他们自己喝的水还多些，他们在出卖贬了值的证券，从原价一千或五百法郎跌到五十法郎，甚至跌到五生丁的证券；正如那些金融界之王在公债、铁路股票以及利息优厚的那种企业的股票上进行投机一样。这些“湿脚”把破了产的公司的股票卖给头脑简单的家伙，这种人不管事实是多么不可能，还在希望这种股票有一天会涨价的，可是在更多的情况下，“湿脚”们把股票卖给那些坏蛋，这路人为了想娶一个可以获得一笔遗产作陪嫁的姑娘，需要拿着一笔虚假的资金去迷惑女方的亲长。或者为了逃避法律严格追究，要遮掩一次作弊取巧的破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假装投机生意上了当的无辜的受害人的姿态。如果到了该结账的时候，钱柜中没有一文钱可满足债权人的要求，他们就可以归咎于这一次倒楣的生意：他们买进五百法郎一张股票——他们手边拿着股票——现在只值五生丁一张了。在《金钱》中，人们没有看见这种很有意思、很有特点的下流生意的描写，这其实可以说是真正的交易所的反面；我们只能感到遗憾，因为“湿脚”交易所是对于黄金之王们的辛辣的讽刺。可是左拉缺乏讽刺的才能。
插曲式的人物在这部小说中是很多而且很有趣味的。特若阿是诚实的职员的典型，他一辈子一文钱一文钱地积蓄，为了给他女儿存下一笔陪嫁金；仰仗了萨卡弄到一个小小职位以后，他尽心尽力地为萨卡服务，宁肯自己吃亏，甚至萨卡垮了台大家都不理睬他的时候，特若阿仍然对他忠心耿耿：萨卡的银行的破产把特若阿的积蓄整个儿吞没了，而这积蓄，是他辛苦了一辈子的一点果实。
侯爵夫人波维利埃，自称十字军的后裔，她曾经非常刻苦熬省，她的健康和她的钱包同样地贫乏可怜；她把自己财产中剩下的最后的一点，她的女儿陪嫁金交托给萨卡，把重光门楣的最后希望放在投机生意上了。
莫尚德代表把铺子卖掉之后退休养老的小资产者，他享受着很起码的小康生活，具有小资产者的一切品德和火量的中庸之道，他痛恨投机商人这种品类，鄙视赌博，然而却上了萨卡的圈套，被他刮得精光。
那个高贵而骄傲的男爵夫人，桑道尔夫夫人，一个大使馆参赞的太太，被这个投机事业的铁钳子夹住而无法脱身了。为了补偿她在交易所里的损失，她把自己出卖给不久可以当部长的一个总检察官；她成了萨卡的情妇，为的是从他身上获得有用线索，去进行有把握的赌博。最后，她又背叛萨卡，趁他睡着的时候翻看他的衣袋，跑去找龚代曼，把她发现的秘密告诉他。她希望获得一份过得去的报酬，因为那犹太人曾经答应过她，如果她能够对他尽力的话，他就替她出一个很好的主意。这一好主意，她不用等多久就知道了，龚代曼对她说：
你好好地听我说。不要去赌钱，永远不要赌。这使你变得丑陋。一个赌钱的女人，多么丑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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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甫大尉，为了要使他的养老金凑成可观的数目好满足他这老荒唐鬼的下流嗜欲，用十足的战略家的谨慎态度去搞交易所的赌博。
马克西姆，萨卡的长子，是一个写得很成功的“世纪末”的典型；他讲究衣着和修饰，好像一个挥霍成性的娼妓；虽然他只有二十六岁，却已经活得疲乏不堪了，要是为别人的事，他又自私又吝啬，相反，如果是他的千金之躯发生了问题，那么无论花多少钱他也决不会退缩的；这是个令人生厌的家伙。他自己注视、观察自己的沉闷的生活，他专心从事的仅仅是这一种静观。他很恰当地评论他的父亲。他对珈洛琳太太说：
您瞧，必须了解爸爸。我的上帝！他并不比别人更糟。只不过，他的孩子们，他的那些女人，反正他周围的一切人，对于他说，都没有钱那么重要……可是，您别误解！他并不是像守财奴似地那样爱钱，喜欢要一大堆，藏到自己的地窖里去。不！如果他愿意左右逢源到处都是钱，那是为了使钱川流不竭地经过他的手，为了从钱上面获得一切享受：奢华、乐趣、权力……您说有什么办法呢？这对于他说是根深蒂固的。您、我、不论是谁，如果我们可以当作货物进入什么市场的话，他会把我们卖掉。而且他是用毫不在意和高超的人的态度来干这件事的，因为他确乎是歌唱百万钱财的诗人，钱这样地使他发疯，使他成为混蛋，哦！伟大的意义上的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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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里，我们看到在萨卡身边有一个精力充沛而表情平板的女子：珈洛琳太太。她生活在坏蛋和骗子的世界里，好像一支从粪土中长出来的百合花，丝毫没有丧失她天生的纯洁；她的天真使她每次接触污浊的东西而不被沾染，她曾经是她的兄弟哈沫澜工程师的守护天使和聪明的朋友。哈沫澜是个神秘的学者，他有气魄很大的一些设想，但是需要一个金融家来帮助他实现这种设想。珈洛琳是萨卡的极佳的家庭主妇和头脑清晰的顾问，她和萨卡过着夫妻生活，她佩服萨卡的火热的劲头，他的精力和组织的才能，可是她很担心萨卡的道德上的弱点，尤其担心他好冲动。珈洛琳太太帮助和维护她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同时，她既不讨厌，又不蠢笨。因此，她和一般小说，尤其是左拉的小说中的数不清的善良和有操守的人物迥乎不同。因为这类人物一般地说都苦于有上述两个缺点：讨厌和蠢笨。左拉在这部小说中仍然没有忘了这样的人物，他给我们介绍了年轻的约丹夫妇，他把他们写成尽可能地乏味和痴呆。男的是一个品行端方的小说家，他在萨卡的报纸上写文章，既不感到可耻，也不觉得恶心。报纸出钱买他的文章，而他从德行的角度来看，认为这样就可以于心无愧了。一到他们发现缺钱花的时候，那个痴騃到令人难以相信的太太就大声说：
对，去，一定会很顺利！……你和我一同回来，对吗？那才有意思呢，我们可以在葛里希街的拐角上买一条熏鱼，明天早上吃，在那儿我看见有极好的熏鱼。今天晚上，我们吃腊肉煮土豆。
[41]
《金钱》所描写的世界是不美的；可是人们不能像责备巴尔扎克那样责备左位，就是说“把丑恶弄得更丑恶了”。在这儿，现实比左拉的一切龌龊和粗俚的描写更为令人作呕：现实超过最令人憎恶的图画。是不是想入学院的愿望，还是作者所处理的主题的特殊性，在这儿影响了他呢？左拉平常乐于在他作品中穿插一些本来用不着写得那么肮脏的场面，而在《金钱》中却没有。总检察官代尔刚勃当场闯见他的情妇桑道尔夫男爵夫人和萨卡在通奸的场面无疑是写得很大胆，但却是真实的，而且有必要用粗线条描下来，为着使这三个人物的性格充分地突出。巴尔扎克和左拉都没有试图避免表现生活中固有的丑恶，但是左拉实在乐于对令人恶心的无耻的事物作多余的、仔细的描写，而这类描写使他的小说广受欢迎。没有疑问，他还比不上昂利·莫尼埃，为了表现生活中的一切见不得人的东西，莫尼埃并不是求助于小说，而是求助于短篇对话。读者不可能忍受更长的描写！
人们能够而且应当责备左拉的，在于他既无风趣，又无讽刺与幽默地描绘了他认为是现实的一切。他写得很沉闷，他决不是下笔奔放而不能自已的作家，毋宁说他是一个认真工作的匠人，埋头从事一件自己并不特别感兴趣的任务。
笑声和雅谑从不使左拉笔下的篇页增加些生趣；然而文明人是喜欢笑的，即使他生活在腐烂与痛苦之中。尽管人类的愚蠢无法衡量，可是即使最十足的蠢货，有时从他嘴边也会漏出几句反映隽智的，有光采的话。交易所这个世界是来自各个社会阶级，大地的各个角落的一群乌合之众组成的。在他们之间可以碰到有风趣的人，他们是怀疑派，——说实话，是很迷信的怀疑派，他们比狐狸还狡猾，他们善于从最困难的环境中用幽默的态度脱身，这种是所谓“机灵鬼”。左拉不认识这种人，虽然他自以为搜集了很多材料，他没有用过一次“机灵鬼”这个富于表现力的字。
在那些人之中，时常碰到很有学识的聪明人，他们放荡的生活——和他们流浪汉的外表往往相适应——使他们在道德上堕落了。在这些人的行列中出了一些专替交易所写有关的文章的作家。只要阅读一下交易所公报和金融杂志，就可以认识和鉴赏这些作家的活跃和才华；他们善于把他们的题目写得很生动，并且给以诗的色彩。正如沙尔·傅立叶已经注意到，交易所的语言是富于诗意的，是十分形象化的，这语言将生命赋予交易所的有价证券，它使证券具有牌价涨跌在投机商人灵魂所引起的情感。交易的有价证券比含羞草更敏感：只要有一点云影出现，证券就蜷缩起来、萎靡不振、苍白失色、憔悴枯萎，吓得躲藏起来，以至脱落伏倒；可是太阳一出，它们就苏醒过来，又开放了，并且挺起腰来，准备斗争，为的是接受胜利的酬报[42]。
对于这一切，左拉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因而他笔下的人物是单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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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人的特点，是人的精神上的快乐。不发表哲学议论的作家只不过是个工匠而已。自然主义，在文学上它相当于绘画方面的印象派，禁止推理和概括。根据这种理论，作家应当完全站在旁观的地位，他接受某种感觉而加以表现，不能超过这限度，他不应当分析现象和事变的原因，也不应预告它的后果；作家的理想是做到像一张照相底片一样。这种在艺术中重现生活的纯粹机械的方法是很容易的；它不强求任何预先准备的研究工作，只要求智力的很轻微的消耗。可是，如果扮演照相底片角色的脑筋既不很敏感，又不很宽广，那就很难免获得只是很不完整、很不全面的形象，比用最荒唐的幻想画成的图画更远离现实。自然主义作家们的方法仅仅证明了他们智慧机能的微弱。
巴尔扎克随时发议论，对于任何事物都发议论；他有时在这方面跑得这样远，以致用一般性的见解充塞了他的作品，使作品成为不易消化的东西。他是个深刻的思想家，他把自己的机智和思想财富赋予他笔下的人物。虽然不能算在他的最好的作品之列的《驴皮记》，包括一连串的，在记者、政客、艺术家以及妓女之间进行的滔滔不绝的会话，在那些谈话中，他发表关于社会、风俗和政治方面的意见，比整个我们现代的报界所包含的意见更为深刻。左拉，惯常很少发议论。在《金钱》中，他例外地把一些一般性的见解放在萨卡和西奇斯蒙·布虚这两个人物口中——题材使他不得不如此——可是在这两个人物之中，谁也不能以他的哲学使我们肃然起敬。
萨卡是个平平常常的人。他曾经有过一段骚动不宁的、充满升沉变化的生活，他见过许多人和许多事物，经历过完全不相同的环境，时而富，时而穷；他感受过完全自相矛盾的感觉，战斗和胜利的陶醉，失败后短暂的灰心丧气，无能为力的骄傲给他的刺激，他曾经被人捧到天上去，也曾被人蔑视。他的脑袋里照说应该囤积了一大堆的观察和思想，他的心本该充满对于人类的鄙视和牢骚。
西奇斯蒙·布虚是个颇有智慧的人，疾病使他精神经常奋亢。据左拉肯定，这是一个精通卡尔·马克思的博学而擅长于理论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因此可以设想这是个彻底熟悉金融界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人；设想他能了解社会的发展和社会改造的必要。按照小说的线索来说，他和萨卡本来可以很好地扮演思想家的角色，一个从资本主义观点，另一个从社会主义观点去正视现代社会。但是，两人并没有表达深刻的思想，他们仅仅致力于无聊的饶舌。左拉还嫌不够，他叫珈洛琳太太把萨卡说过的话再去说一遍。珈洛琳太太是这样一个女人，
她的学识太渊博了，她从前曾浪费了光阴，亟于想认识广阔的世界，并且想在哲学家们的争论之中决定她自己站在哪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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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卡说话很多，而且滔滔不绝；这不但适应他这南方人的性格，而且和左拉一模一样，左拉喜欢独白甚于对话。萨卡不时地喜欢说几句至理名言式的话；因此，谈到广告的时候，他像煞有介事地宣称：“一切张扬都是好的，从张扬本身来说”[44]。他要人们娱乐公众，于是劝告杨特路用文字游戏来把他的交易所公报办得更有生趣。左拉本来可以让他那交易所的商人们智慧上的空虚显得更有意思些，如果他把这些经常说的名句和见解放在他的嘴上。他们的空虚将变为一种特性，这样一来，读者就可以估计资本家的智慧了。左拉没有想到这一点。萨卡只发挥了一种理论：赌博和投机的理论：
必需有一个发横财的希望，买奖券的希望：中个头奖，获利十倍；要不然就什么都不中，把本钱赔光。
[45]
西奇斯蒙·布虚比萨卡更饶舌，因而他能够说更多的傻话，事实上他也没有少说。左拉无疑地想把他当作一个异乎寻常的人来介绍：
除开法语，他的国语之外，他还会说英语、德语和俄语。
[46]
1849年他在科伦认识了卡尔·马克思，做了他的《新莱茵报》的最受爱戴的编辑；于是，从那时起，他的宗教就确定了，他用热烈的信心宣扬社会主义，已经将他整个人都贡献给不久要到来的社会革新的思想，这种革新将保证贫苦和卑微的人们的幸福。
[47]
西奇斯蒙·布虚，一马克思的门徒，显然很少阅读《资本论》，正和左拉很少翻开过这部书一样。如果他居然令人难以相信地读过这部著作，那么他从那种阅读中获益是极少的。他也表达过关于财富集中和交易所投机商人的作用方面的一些意见：
因为集体主义的国家将要做的只不过是现在你们正在做的一套，等你们把小私有者的财产零星地没收之后，集体主义的国家将要把你们的财产整个地没收。
[49]
这种意见是合理的；因此它们对于左拉说来是不足以使西奇斯蒙·布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他认为必须将蒲鲁东的错误放在这个所谓马克思的门徒嘴上，而那些错误恰好是马克思曾经加以抨击的。这个《资本论》勤勉的读者正和蒲鲁东一样，在利率的低降中看出金钱将要消失的征兆，而这一事实却仅仅证明了在流转中的大量金钱的增加。这个科学社会主义者是充满着矛盾，而他的爸爸左拉对此却毫无概念。他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不容反驳地证明，现代社会在自己怀中创造建设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成分。在同时，他彻夜不眠，大费气力地去想象未来的社会应当如何组织，如何起作用。他力求在人心之中发现某些动机用以代替利己主义，由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进步的原动力的竞争所造成和发展的利己主义。
布虚是个典型的唯心主义者，他甚至连想都没想到：马克思，黑格尔的学生，确信那些所谓不变的原则的辩证的发展，他超过他的老师而说明这些原则在人们头脑中的出现和改造，是如何密切地和经济关系的发展联系着的。然而布虚肯定说新的社会组织将奠定在不变的原则上，这些原则就是正义以及被认为每个人应有的而且还给了每个人的一些权利！
以马克思为模范
并且和马克思不断地通信的布虚，终日研究这种组织，不停地在纸面上修改、改进明日的社会，用数字写满巨大的篇页，在科学基础上建筑全世界的幸福的复杂的支架。
[50]
像《金钱》这样一部远远地超过了普通小说水平的作品，以表现和分析社会现象为己任的作品，本应该表达某种社会的概念。事实上并不如此。
《金钱》不会受到像《娜娜》和《小酒店》那样的欢迎，因为这部作品只能吸引想认识交易所世界的读者。如果广大公众不能按照这部小说的价值加以欣赏，也只好让他们自己去受损失了。
※ ※ ※
在我们这时代，人们大谈文学革新，以致无论谁只要脑袋有了写小说或写诗的意思，就很天真地设想创立一种新的倾向，新的流派。因此可以提出下列各问题：
左拉式的小说[53]是否形成资产阶级小说家革新小说和使之重获青春的最大努力？或者说，这些作家是不是注定要重新踏上他们的前辈所开辟的道路，重新拾起陈旧的公式，不过稍作枝节的改变，使这些公式适应时代的要求，而把它一直这样使用到小说这个体裁精疲力竭，结束它的全盛时代而趋于消灭，就像古典悲剧和史诗已归于消灭一样。
在下一篇论文中，我将试答上面提出的问题。[54]
选自《拉法格文论集》（罗大冈译）197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18—164页。
感谢 文祥 录入及校对
[1] “隽智”（esprit）是十七、十八世纪以来，法国（尤其是巴黎）宫廷和沙龙中大为提倡的一种说八面玲珑的俏皮话的小聪明。——编者注
[2] 安都昂（1857—1943）——法国话剧演员，曾任国立话剧院主任，最后自己办了一个自由剧场。——编者注
[3] 法兰西学院的四十个院士都是终身制，同时也因在一般人眼中以为一入学院，就名垂千古，所以院士的通俗称号是“四十位不朽之士。”——编者注
[4] 作家龚古尔兄弟捐出住宅和财产，在1903年12月成立龚古尔学会，会员十人，每年发奖金一次，主要给奖对象是新出版的小说。这儿所谓“‘不朽之士’的自由作坊”，就是指这个私人的学会。——编者注
[5] “那人”，法语中的关系代名词qui；“那个”，法语中的关系代名词que。——编者注
[6] 风格晦涩到此田地，连龚古尔自己都不得不抗议：“当人们将两人互相从属的de字同时并用，例如使福楼拜失望的那名句：une couronne de fleurs d’orangers。（一顶橙花编成的花冠），就是写得不好。如果在一句中将用同一音缀开始的两个字放在互相过于接近之处，这也是写得不好。人们要求得比这还多，人们宣称，不能用一个单音字作为句子的开端，因为这两个可怜的小字母不能用来组成一个规模很大的句子或一组排句。”（见《龚古尔日记》第5卷第145页）——拉法格注
[7] “小说化的小说”，意谓除了写小说之外别无目的的小说；或者说，为写小说而写的小说。——编者注
[8] 巴尔扎克，伟大的博物学家若弗卢瓦·圣伊雷尔的私淑弟子，自称为“社会医学的普通医生”，在他的《人间喜剧》的《前言》中说他要写一部社会的自然史。在上世纪末年，多产的小说家雷斯蒂夫·德拉布勒东要想写“毕封的《自然史》的有用的补篇”。他不但口说实验小说，而且确乎进行一些实验。他写道：“因此，不论我获得何种娱乐，不论我如何放肆，我从不浪费光阴。在干了一件傻事，创立了一个‘派别’之后，我的安慰是：‘这使我受到教益；我将从中得到好处，既然我写作是为了自己付出代价去教导别人。’”（见《尼古拉先生》第1卷第236—237页）
雷斯蒂夫·德拉布勒东贯彻现实主义到这样程度，以致他将一些情书，也就是他为了获得按新派的说法所谓“人的资料”而写温柔的信札的复信，穿插在他的小说里。早已在十八世纪，克雷比翁建立了实验的和自然主义的小说理论，而左拉却自以为这是他发明的。克雷比翁在他的《心和精神的迷惘》中说：“这样地被通达情理的人所轻视的小说，而且时常轻视得很对，可能是一切文学体裁之中最能成为有用的一种，如果它被掌握得很好，如果不使它充满阴影的勉强的场面，以及性格与冒险行为都不像真实的英雄，而使它和话剧一样，成为人类生活的画图……人终于看见自己的真面目；小说将不再使人那样地眼花缭乱，却更多地教导人。”（见《作品选集》1772年版第1卷第5—6页）——拉法格注
[9] 《博坦》（l764—1853），本为法国官吏，后因编印《巴黎工商界年鉴》知名，即以其姓氏名其书。这部《年鉴》后来扩大范围，成为巴黎有财产或地位的居户姓名住址录。——编者注
[10] 《小酒店》写的是遗传的酗酒病，小说的男主人公的职业是修盖房顶的瓦匠，他是一个极好的工人，为人诚实，很好的丈夫和父亲，可是饮酒的需要却潜伏在他身上。他自己知道这点，并且十分小心地避开一切可以使他发展这种倒楣的嗜好的机会；他从不出入酒店，他的生活是个好榜样。可是有一次遇到在他的职业中常见的意外事故：因为要瞧他的小闺女，他失足从房顶上滑了下来，摔断了腿。在摔交之后不得不歇工的期间，他为了消磨光阴，开始到酒店里去走走。沉睡在他身上的嗜欲突然以不可遏止的粗暴的猛烈之势发展起来；他变为一个最下贱的酒鬼，这情况多少有点牵强，但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既然要做观察者，就该进行另一些观察。对于现代工人阶级，酒精已经成为一种必需品了；在工业中心，酒精消费量的增长和工业的发达并驾齐驱。资本主义生产迫使工人到酒精中去寻求人为的和短暂的刺激，同时也是补剂，某些劳动的性质使得从事这种劳动的工人必须饮酒。另一些情况推动各种各类的劳动者去饮酒。比方瓦匠、排字工人、油漆匠在我们这里不是按照星期雇用的，而是做一天算一天，做半天算半天，甚至按照钟点计算工钱的。往往只靠运气找到工作；而这种运气他们不得不在酒铺里去等候着：酒铺有人“接济”他们，那就是说赊给他们吃的和喝的；甚至借钱给他们。这些种类的工人并非出于本愿地常去拜访酒店老板这一事实，很好地解释了饮酒的兴趣为什么在他们之间发展的原因，实在不需要用意外事故来解释。如果左拉描写丁瓦匠和另一些工人寻找工作以及被雇用的情况，如果他显示出促使他的主人公酗酒的外在原因，他就可以给《小酒店》以应有的社会意义。
再说，《小酒店》的问世应当被认为不良的行动。出版于巴黎公社之后不多几年，正当最恶劣的反动势力当道，共和政体的形式成为问题的时期，这部小说受到反动派的极大欢迎。反动派乐于保证这部小说获得成功，因为他们看到曾经使他们自己发抖的工人阶级被描写成令人恶心的酒鬼，深为高兴。当左拉在他的小说《家常便饭》中揭露出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污泥，曾经热烈欢迎《小酒店》的那些分子，大发其道德与美学之怒，他们用各种调子叫嚣，说《家常便饭》这部小说是对于艺术的亵渎。当工人阶级被人污蔑时，他们深为庆幸，但是对于资产阶级风俗的忠实的描写，他们当然是丝毫不愿意理睬的。——拉法格注
[11] 在《小酒店》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左拉如何写他的那些小说。这位作家先在报纸上以及各种书籍中拾取市民中最低下的阶层所说的熟语短句；为了利用这些材料，他布置成套的情节。《小酒店》并不是直接观察的成果；这部小说毋宁说是为了能够长篇大段地复制巴黎工人的口语而写的。——拉法格注
[12] 左拉在他的著作《实验小说》（第12页）中说：“……自然主义的小说家观察和实验，他们的全部劳作产生于他们对于那些没有被清楚地认识的真理，和没有被解释的现象的怀疑，直到有一天，一个实验的思想突然唤醒他们的天才，促使他们进行实验，为了分析事实井且使自己成为这些事实的主宰。”这句句子包含三方面的文理不通。人们怎样能面对一个无头无尾、无面无背的真理呢？什么叫“实验的思想”？也许是想进行一场实验的思想？从来有哪一个小说家在一个人身上做过实验呢？至多有过雷斯蒂夫·德拉布勒东在他自己身上进行实验，这样的事左拉是决不干的，他过的是人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最安静、最呆板的小资产者的生活。
左拉在他的小说《金钱》中，言之成理地批评那些“心理的玩艺儿，这种玩艺趋向于代替钢琴和刺绣品”，它们是在文雅的布瑞，那个为资产阶级太太们所喜爱的内心描写家提倡之下变成时髦的。在上述小说的同一地方，左拉写道：“珈洛林大太是一位通达情理的明白女人，她接受生活上种种事实，却不费尽心思去解释几千种复杂的理由；对她来说，那种倾吐心肺、绞尽脑汁的谈话，那种过分微妙的精细分析，其实只是闲着没事干的社交场上的太太小姐们的无聊消遣，她们既不管家事，又没有孩子要爱抚，这是一批可笑的女知识分子，她们为自己的节操失堕在找推托的理由，她们用自己对人心的一套学问来掩饰自己的肉体欲望，这个欲望是公爵夫人和旅店女侍所共有的。”（《金钱》第1册第175页。）在这儿左拉把他自己的哲学放在珈洛林太太口中。像左拉一样，她把社交界的太太小姐们的多情的闲谈和她们自以为满舒服的弱点混淆起来。而这种闲谈居然自命为心理学，因为它在研究现象背后的复杂原因。——拉法格注
[13] Passion，或译为“激情”。——编者注
[14] 见巴尔扎克《绝对之探求》。——编者注
[15] 见巴尔扎克《贝德姨母》。中译本名为《贝姨》。——编者注
[16] 同上。——编者注
[17] 《实验小说》第342页。——拉法格注
[18] 一个比利时的小说家，加米叶·勒莫尼埃，用了特别熟练的技巧，糟蹋法国语言，使它支离破碎，残缺不全，他刚刚把他的小说《一个男性》改编为四幕剧，而获得很大的成功。这部小说叙述一个私下打猎的猎人的爱情故事。拿一个私猎者，一个out-law，一个逍遥法外的人作为主人公，对于作者来说一定是件痛心的事，这人被一种猛烈的情欲所推动，和官厅方面以及私有财产进行激烈的斗争。这个私猎者象征自然界的人。为了使他的戏剧更活泼些，为了使它获得比较欢乐的调子——现代的作家和东方的哭丧女人一样愁惨——作者在他剧本中安排了昂利·莫尼埃的一个场面，在那里有两个乡下人争论一条母牛的价钱，并且设法互相欺骗。这一场面引起观众的哄笑。勒莫尼埃后悔在他剧本中插入这样的场面。他反对公众对待他的态度，并且写下了下面的代表新的文学流派的特性的几行话：“这是对当前时髦风气，对公众趣味的一种让步，那就是对于物质的东西，对于充满动作与喧扰的运动的爱好……按照我的想法，这种行为是剧本中的弱点，因为它在大地和造化之间扰乱了谐和。可是我不得不容忍这种行动，一边希望到了更好的时代，那时可能写一篇剧本不要行动，完全由微妙的色调差别、各种画面、情感和思想的迅速的转变组成，一篇代表简单和单一的生活的剧本，不需要我们现代认为必不可少的那些复杂的东西。”——拉法格注
[19] 《两大陆评论》——法国资产阶级综合性双周刊，创刊于1829年。——编者注
[20] 《费加罗报》——法国资产阶级日报，创刊于1854年，初为讽刺性的报纸，后来改为政治与文学的日报。——编者注
[21] 甘必大（1838—1882）——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881年任内阁总理。——编者注
[22] 瓦来（1845—1920）——法国名律师。——编者注
[23] 博斯，法国地名，巴黎西南的一百公里处平原总称。——编者注337
[24] 我们在下面引述布律涅蒂埃所发现的一段抄袭，因为这是有代表性的。在《娜娜》中人们可以读到：在另一些时候，他是狗。她把一块香手帕掷给他，掷到屋子的一边，而他必须去用牙齿把手帕衔回来，一边用双手双膝爬行。“去捡回来，凯撒！……别忙，你要是游游逛逛，我来叫你受用！……很好，凯撒！听话！乖乖儿的！……来一个好样的！”那男人喜爱自己的下贱。尝味着自己变为畜生的这种乐趣。他还要更加堕落一些，他喊：“打得更重一些……汪，汪，我疯了，打呀！”
在托马斯·奥特韦的著名的小说《被解救的威尼斯》中，上议员安东尼欧是一个名叫亚桂丽娜的妓女的情人，“他淘气，她把他赶走，管他叫白痴，畜生；她告诉他，在他身上唯一的好东西仅仅是他的钱……‘那么我来做狗吧？’‘做狗，老爷！……’说到这儿，他钻到桌子底下，汪汪地叫起来。‘啊，你咬人，当心我踢你。’‘来吧，我从心里高兴，踢吧，踢吧，趁我爬在桌子底下。再踢。踢重些，再重些。汪，汪，呜，呜。’”
左拉并没有在奥特韦的作品中直接找到这种狗性驯服的样子，而是在泰恩的《英国文学史》（第3卷第212页）中看到的。——拉法格注
[25] 龚古尔兄弟在他们的日记中叙述了屠格涅夫的这一自白，足以令人赞美地画出那个精力充沛的时代的文学代表人的特性：“由于福楼拜和我不承认爱情对文学家的重要性，那位俄国小说家高声说，同时做了双臂向地面下垂的姿势：‘我哩，我的生活是充满脂粉气息的。对于我来说，世界上任何东西，即使是书籍也罢，都不能代替女人。……怎么说好呢？我发现只有爱情能够产生生命的某种舒展，任何别的事物都办不到……对吗？你们听，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有过一个情妇，圣彼得堡附近的一个磨坊女主人，我去打猎的时候和她见面，她是一个迷人的女子，皮肤洁白，眼中如有一道闪光，这在我们那里是很普通的。她什么也不肯收我的。可是，有一天，她对我说；‘你得送我一件礼物。’‘你想要什么呢？’‘从圣彼得堡给我带一块香胰子来。’我给了她一块胰子。她拿了胰子，跑出去了，过了一阵，她激动得面颊绯红地回来了，一边向我伸出一双可爱的香喷喷的手，一边低声说：‘吻我的双手吧，就像你在沙龙里吻圣彼得堡的夫人们的手一样。’我跪倒在她跟前……你们知道，我生平没有遇到比这更珍贵的时刻。”（《龚古尔日记》第5卷第28页）——拉法格注
[26] 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全集第5卷第323页。——拉法格注
[27] 法国古代金币，因币面铸有法王路易的半身像，故名。这种金币是从法王路易十三朝开始铸造的。——编者注
[28] 见前引书第344页。——拉法格注
[29] 阿尔法为希腊字母之第一字（α）；沃美卡为希腊字母最末一字（ω）；此处之意即为自始至终，全部过程。——编者注
[30] 拉丁文，意即“最后的心愿”。——编者注
[31] 巴尔扎克《幻灭》，全集第8卷第257页。——拉法格注
[32] 不久前，巴黎一家严肃的报纸《十九世纪报》（在这家报纸的撰稿人之中，有众议员，有市参议员等）的主笔波尔塔利，《小报》的经理马里诺尼，以及《今日》报的主笔兼巴黎市参议员罗朗，当众暴露了他们的肮脏内幕。在他们的报纸上，以及他们张贴在巴黎和外省的布告上，他们互相骂为小偷、流氓和金融界的走狗。这种满把满把地投掷污泥，并没有在其他记者之间引起任何公愤；他们一想到卷入那三个狂怒的家伙的争吵中，就吓得发抖，因为他们怕自己的丑史也这样地被揭穿。《小报》手里拿着证据，揭发波尔塔利曾经向铜业托拉斯的商人塞克来当诬骗敲诈，到手过几十万法郎，因而要记者公会开除波尔塔利。“我打赌，他们不会出此一着的，”波尔塔利只不过这样答复了一句。此人虽然被公开揭去了假面具，并且盖上了烙印，今天仍然是上述高贵公会的会员，而且和别的巴黎记者们维持着同行兄弟的友谊关系。正如谚语所说：“物以类聚”，——拉法格注
[33] 去年五月间，政府觉得不能不向舆论作小小的让步，同意用法律追究巴拿马运河公司的一批理事，他们从小款项的积蓄者身上搜刮了十五亿法郎。在众议院里，议员德拉埃攻击了运河公司，控诉它只能报销六亿法郎的正当开支，其余九亿法郎不是被贪污就是被偷窃了，这议员对《闪电报》的访员宣称：“斐迪南·德·累塞普斯先生巧妙地使议会、报界和学院都成了他的同谋，所以他可以保证自己不受司法追究，谁也不会冒失地去逮捕他。”德·累塞普斯买通了所有的人，所以大家都尊称他为“伟人的法国人”。法院开始进行的检举，拖延时日，没有结果。德·累塞普斯，他的儿子们和同谋们，在辛苦得来的平静生活中，享用着他们如此辛苦和体面地挣来的几百万法郎。——拉法格注
[34] 杨特路，出现在《金钱》中的为金融界服务的记者，“叫人把‘请购万有公司股票’等字样，用刺花的方法刺在可爱的太太们最隐秘最娇嫩的小角落里，再叫她们到处遛。”（第2卷第55页）——拉法格注
[35] 皮洛士——古代希腊国王，在接连的胜利中耗尽力量，终于失败。——编者注
[36] 拉撒路复活，为耶稣“奇迹”之一，见《约翰福音》第11章。——编者注
[37] “阿斯克纳齐”，波兰犹太族。——编者注
[38] “赛法丹”，西班牙、葡萄牙犹太族。——编者注
[39] 《金钱》第2册第133页。（参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中译本第380页。——编者注）——拉法格注
[40] 《金钱》第2册第17页。（参见中译本第256—257页。——编者注）——拉法格注
[41] 《金钱》第2册第205页。（参见中译本第220页。——编者注）——拉法格注
[42] 保尔·阿莱克西是个危险的朋友。由于人们责备左拉把他的小说《作品》中的艺术家都写成毫无风趣的人，在《人民之声报》上用普鲁勃罗这个笔名写文章的保尔·阿莱克西，要想为他所崇拜的偶像复仇，这样回答道：“人们真以为艺术家和作家们有这么多的风趣和幽默吗？拿我自己举例：我并不是每天都那么逗人快乐和富于风趣的。”真所谓有其徒必有其师——拉法格注
[43] 《金钱》第1册第175页。（参见中译本第188页。——编者注）——拉法格注
[44] 同上，第124页。（参见中译本第134页。——编者注）——拉法格注
[45] 《金钱》第1册第120页。（参见中译本第128—129页。——编者注）——拉法格注
[46] 《金钱》第1册第35页。（参见中译本第38页。——编者注）——拉法格注
[47] 同上，第35页。（参见中译本第38—39页。——编者注）——拉法格注
[48] 拉法格没有指出左拉的另一错误（《金钱》第1册第35页）：“他的大师从德国被放逐出来，而在六月的那些日子以后，又不得不离开巴黎……”按马克思由于1845年1月25日的一道法令的决定，被驱逐出法国，当年2月l日离开巴黎去布鲁塞尔。1848年3月4日，二月革命之后，他又重回巴黎。同年4月初和恩格斯一同启程到德国去。——原书编者注
[49] 《金钱》第2册第91页。（参见中译本第334页。——编者注）——拉法格注
[50] 《金钱》第1册第36页。（参见中译本第40页。——编者注）——拉法格注
[51] “法伦斯泰尔”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消费协作社的成员们居住和工作的场所。——编者注
[52] “伊加利亚”是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卡贝的幻想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中所描写的理想的共产主义国家。——编者注
[53] 左拉自己不知道他的最好的几部小说：《荫芽》、《大地》、《妇女乐园》、《家常便饭》和《金钱》等，是属于哪一类的。他挨次使用这些术语：“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实验的”和“文献的”等等。这些称号是不够精确的，它们可以用于和左拉自己的小说完全不相似的一些小说上。——拉法格注
[54] 这篇论文不幸没有找到，我们为了搜求这篇文章的一切努力都落空了。——原书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