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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对卡尔·马克思的批评
拉法格
（1896年12月）
巴黎吉约曼出版社出版了拉法格编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摘编本。但是，出版社给这本书加上了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雷托写的一篇“批评性”导言。这里刊登的拉法格的文章就是对帕雷托的“批评”的驳斥，载于1896年12月出版的《社会发展》杂志。括号内的罗马数字是帕雷托写的导言的页码。——编者注
一
国际刚刚诞生，《资本论》就在1867年问世了。马克思摆脱了独自写作的状况，又重新作为一个理论家和实践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了。国际力图使欧洲和美洲各国的自发产生的工人运动团结起来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资本论》的使命则应该是使无产阶级的历史运动有可能认识自己。但是，所有这两个产儿在自己出世之前都曾在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强有力的头脑里孕育了很长时间。
马克思在离开学校以后就表现出两个方面：既是理论家，又是实践活动家。一方面，他从事激烈的反普鲁士政府的运动，结果导致了他被驱逐；而另一方面，他把黑格尔的哲学倒了过来。他一生中一直进行着这两个方面的斗争。当他在头脑里孕育那个必然会改革历史科学并使得有可能找出人类运动的真正原因（自然神论者以上帝的干预，而哲学家则以唯心主义的思辨来解释这些运动）的伟大的历史理论时，当他写作《哲学的贫困》并在其中概括地叙述自己的价值理论以及阐述阶级斗争理论时，他同时也加入了社会主义鼓动家的行列，被选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当时还是一个秘密组织）的主席，并同恩格斯一起写作《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在今天仍然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形成的最完整的画面。
1848年革命使马克思回到了德国，而在革命失败以后他又重新流亡国外。他到了伦敦，在他参加过的宪章运动失败以后，他又埋头于自己的科学研究，有时中断科学研究也是为了出版对拿破仑第三和他的同谋犯帕麦斯顿具有毁灭性的战斗檄文。但一当无产阶级从全欧的失败中恢复过来，并重新开始活动，马克思就重新投入斗争，成为国际的鼓舞者和组织者。国际成员欢迎《资本论》的出版。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他们宣布《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
马克思是领导无产阶级群众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公认的理论家。他的学说，按照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的说法，是“深奥难懂的、没有用处的和模糊不清的”，但却很奇怪地得到了工人的理解和承认。两半球的社会主义者从他的这部著作中汲取了自己的有益思想，并在自己的期刊上大量地加以转载。领导纽约裁缝总罢工的委员会从《资本论》中选出部分翻印并散发了几千份。《资本论》被译成俄文、法文和意大利文。起先是莫斯特，后来是考茨基，编出了《资本论》的德文简述本，卡菲埃罗编出了意大利文的简述本，杰维尔编写了法文的简述本，而且杰维尔编写的法文简述本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被翻译出版了。《资本论》把马克思的声誉传遍了所有的国家，马克思的名字在工人中间有口皆碑，哪里有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在集会，那里就有他的肖像。西西里的工人小组把他的肖像放在国际的上帝耶稣和国际英雄加里波第之间：马克思是国际思想家。
《资本论》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如同上一世纪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一样，《资本论》在我们世纪将成为一部对历史事件发生最强大影响的著作。这部著作结束了幻想的时代，清除了工人头脑中的混乱思想，资产阶级作家和政治家以及作为经济个人主义变态反映的无政府主义精神鼻祖之一的蒲鲁东，都正是用这些混乱的思想使工人走上歧途的。这部著作教导有事业心的人们不要力图匆忙地进行革命，而是要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出发促进革命的发展；它教导这些人不要象1848年以前的共产主义者那样脱离周围的环境，不要加入宗派和秘密组织，而是要公开地活动，利用一切由于事件的逼迫而行动起来的人们的支持；它教导人们不要幻想理想社会，不要为无谓地试图实现这些理想社会而消耗自己的力量，而是要热情地投入日常的斗争，参与一切政治的和经济的运动。它还告诉人们，不应该幻想，似乎魔杖一挥就可以进入天国，而要实现天国，需要长期不倦的准备，即把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无产阶级组织成为阶级的党，意识到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历史使命、自己的力量并在自己的旗帜下进行战斗的党，——组织成为这样一个党：这个党向立法机构派遣自己的代表，在那里学习管理社会事务，以便在将来能担负起管理全社会的重任。
资产阶级对《资本论》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他们试图装作对《资本论》的问世不予理睬，但已经不是釆取沉默阴谋的时代了。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德同领导组织的社会民主党引起了社会对《资本论》的注意。资产阶级本身责成自己的那些玩忽职守的经济学家准备好自己的论据和诡辩，来攻击这部著作。资产阶级的报刊塞满了批判马克思理论的文章，但是，只要这些文章刚一登出来，社会主义者便加以痛骂和嘲笑。就象寓言里的蛇咬锉子一样，德国经济学家在《资本论》上尝试了一下自己的老朽的牙齿的能力之后，垂头丧气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发誓再也不进行斗争了。
法译本《资本论》是在公社失败两年后以分册形式问世的。政府开始时曾打算禁止它的出版，但经过考虑以后，没有去干涉出版者。政府以为，这是德国的玄学，法国人从中不会学到什么东西，出版者将会亏本。但是，这部著作悄悄地传播着，而且使所有的人感到惊奇的是，终于有一天人们听到了法国社会主义者用马克思的名字来宣誓，把自己称作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可以看到，马克思的“令人不解的”理论是如何吸引着工人群众的。经济学家们再也不能袖手旁观无所作为了。院士和巴黎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保尔·勒卢阿—博利约，于1884年写了一部篇幅很大的著作《集体主义》，他在这部著作中试图驳倒《资本论》的理论，与此同时也驳倒社会主义。但是他并没有成功，《经济学家杂志》的编辑莫利纳里先生以他固有的并使他受人尊敬的自由主义使保尔·拉法格有可能把这一场争论转移到经济学家自身的范围之内。拉法格在9月5日发表了自己对《集体主义》的反驳意见。勒卢阿—博利约先生认为这些反驳意见很有说服力，因而不想再作什么回答，尽管莫利纳里先生在自己的杂志上给博利约先生留了篇幅，尽管博利约先生自己也出版一种周刊《法国经济学家》。对拉法格作出回答的不是博利约先生，而是莫里斯·布洛克先生。这位布洛克先生在经过了短暂的政治激战以后也溜之大吉了。
这一场对马克思理论的不成功的进攻使法国经济学家的热度降了下来，使他们变得胆怯了。因此，当巴黎吉约曼出版社决定出版《资本论》的摘编本，并作为“经济学小丛书”之一的时候，在几乎长达两年的时间内要想在法国找到一个同意恢复争论的经济学家，那完全是白费力气。克劳迪奥·让奈先生本来以驳倒马克思为己任，在作了一些尝试以后也退却了。于是人们决定向外国经济学家求援。知道恶魔的力量的德国人拒绝了。最后，人们选中了维尔弗雷多·帕雷托侯爵[1]，他勇敢地同意充当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保卫者。
光荣属于勇敢的骑士！
二
维尔弗雷多·帕雷托先生的批评
帕雷托先生在开始批评《资本论》时指出，对马克思无须进行更多的批评。“这种批评不仅在专门性的学术著作中可以见到，而且也可以在优秀的政治经济学指南中见到”。因此，他担负起了小学生的任务，而为了表明他是一个好的小学生，他只是采用了那些以打倒社会主义为目的著作和报刊文章中到处可见的手法：诡辩、混淆概念、前后矛盾、文不对题、断章取义。在这一方面（而且仅仅是在这一方面），帕雷托的批评是令人感兴趣的。这种批评是官方经济学提出来与科学经济学理论相对抗的那些论据的相当完整的综合。
任何一个小学生，不管他多么小，总是想说出自己的某种思想。帕雷托先生也想作出某种发现。保尔·勒卢阿—博利约先生在他讨论集体主义的大部头著作中承认，“马克思和拉萨尔具有强大的武器，而且善于灵活地使用它：无懈可击的论证，广博的历史知识，对现代工业的条件的深刻了解，纯朴优美的文体，生动活泼的形象，能言善辩，冷嘲热讽，铿锵有力的语言，——他们拥有所有这一切手段”[2]。而著名的比利时经济学家德·拉弗勒则说：“如果让劳动是价值的尺度这一原理成立，那么马克思就会以无可辩驳的逻辑（他在另一个地方写的是‘以钢铁般的逻辑’）证明，‘资本是掠夺的产物’，资本是无酬劳动。”[3]
相反，帕雷托先生认为，马克思在“他所使用的概念中缺乏精确性”（XXXV），“他的逻辑是相当脆弱的。在他那里缺乏紧凑有力的论证，能够把事实和他想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他在这方面似乎是单纯依靠那些最经常是由感情产生的联想”（LXIV）。马克思缺乏逻辑，马克思用感情代替论证！但是，所有这些经济学家为了掩饰自己无力驳倒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情剖析者的理论，都一致责备马克思没有感情，因为象一个冷静地切割伤口以便去掉使伤口感染的异物的外科大夫一样，马克思在讲述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所受的那些使他感到满腔悲愤的可怕痛苦时，他遏制着自己的冲动，不让这种感情在科学著作中有丝毫的流露。这一出色的发现立刻使我们的批判者加入了马克思称之为庸俗经济学家的行列。
李嘉图说：价值是政治经济学的难以解决的问题，谁知道价值的基本要素，谁就掌握了会引导他穿过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迷宫的诀窍。马克思把李嘉图看作自己的先驱之一，他从研究价值开始。帕雷托先生叫道，这是白费力气！“我们自己认为，在现代的科学水平上，任何旨在确立如何理解价值、资本或任何其他术语的讨论，都是徒劳的。”（IV）这就是说，我们不要在我们所使用的那些词上取得一致意见，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不要在我们用这些词得出的推论上取得一致意见。这并不妨碍帕雷托先生指责马克思说，他“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借用了术语：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种借用不应该看作是很成功的，因为这两个术语的意义不是始终很准确地得到规定，因此这两个术语的使用是大量诡辩的源泉”。（XV）这也没有妨碍帕雷托先生断言，“经验证明，使用不确定的词，会造成大量的诡辩，从而组碍自然科学的发展。”毫无疑问，帕雷托先生之所以宣布任何力图确定应如何理解价值、资本以及其他类似术语的讨论都是无效的，其目的是要想使人们知道，他所关心的不是经济科学发展的利益，而只是关心保卫资本家的利益。
为了清清楚楚地表明他们关心的仅仅是资本家的利益，而不是那种“确立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词与词之间的关系的科学”的利益，他吹毛求疵地就马克思的用语进行争论，指责马克思用《资本论》作自己的著作的名称，而按照我们的批评家的意见，马克思的著作的名称应该是《资本家论》（VI）。
马克思否定资本家的用处，而对帕雷托先生来说，资本家是上帝，没有资本家经济世界就什么也生产不出来。怎么能说资本家没有用处呢！怎么能说没有资本家资本也会再生产出来并增长呢！这是多么可怕的胡言乱语！——帕雷托先生叫道，一边手里拿着五法郎的硬币给自己画十字祝福。说劳动似乎会创造出资本，——这是荒唐的，这同真理、同现实是明显矛盾的。“只有节制消费会创造出资本。”（IX）不信教的人诋毁苦行僧，说他们没有用处。事实上，正是过着苦行生活的圣安东尼及其同伴在自己的修道室里创造出了古代世界的财富。
“但是生产出资本还不够，还必须使用资本”，（XIII）——象圣安东尼一样过着清贫生活的善良资本家又作出了自我牺牲。帕雷托先生紧随着自己的老师莫利纳里先生说：“因此，资本家完成着重要的职能。第一个职能是形成资本，第二个职能是积蓄资本。”（VIII）为了使我们对他的上帝积累和使用资本的方法有一个很美好的想法，我们这位资本家崇拜者在第IX页上对1892年美国的破产作了统计。登记破产的共有一万零二百七十家，这些资本家遭受的损失为二亿七千七百万法郎。在一个建立在集体主义基础上的社会里，这样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浪费本来是不可能发生的：由于破产者对自己的事业的无知、毫无经验、愚蠢和漫不经心，发生了两千八百九十七起破产，而损失总额竟达五千万法郎。
帕雷托先生的统计告诉我们，每十个资本家中间至少有三个显然是无能的，而他们的无能仅仅在一年之内和仅仅在一个国家之内就造成了高于五千万法郎的损失。
资本家能够如此合理地使用资本，他的神通广大的秘密何在呢？在于利息。“在于使用资本的各种各样的方法之间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中，哪一个产业部门能够支付最高的利息，胜利就属于那一个产业部门。（XIV）知道百分之六比百分之五高，这就是资本家的创造奇迹的科学。帕雷托先生，您是绝对正确的，——购买矿山、铁路、制糖厂和冶金厂的股票和债券的资本家，不会去采煤，开火车、炼糖、冶炼矿石，但是却会数着手指从一、二、三、四、五计算到十，而有时还会从五十计算到一百。这是多么美妙的科学。在这之后就可以明白，社会应该奖赏这位高明的学者，把自己的全部财富呈献给他。
如果帕雷托先生注意到自己的老师莫利纳里并不总是那么十分尊重资本家，甚至不尊重到了象马克思一样把资本家看作是社会上无益处的甚至有害的人，那么帕雷托先生就会做得很好。我们来看一看他在1888年出版的《经济进化》一书中说的话，他说：“在以股份公司形式成立的企业中，领导人可以只掌握很小的资本份额。严格地说，他可以完全不掌握任何资本部分，而后面这一点尽管与普遍的看法不一致，但是从要很好地经营公司事务这一点来看，却是最妥善的办法，因为领导人如果不是入股者，他就没有权利自己监督自己。他只需要有他的职务所要求的才能、知识和道德品质。具有这些品质的人在不要求有资本的情况下比要求同时有资本的情况下更容易在市场上找到，而且花费也更少些。”
金融投机家完全信仰这种真理，他们只从事一件事，就是把资本家同他的资本分开，使资本家不能使用资本。为了达到这一值得赞扬的目的，他们用利息引诱资本家。他们答应给予资本家以百分之六和百分之十的利息，鄙视地把资本家称之为傻瓜，因为他们在或大或小的骗局中让人骗走了自己的资本。同贝列拉、米勒斯、富尔德[4]之流一起开办“动产信用公司”及其他当代搜刮钱财的机构的德莫尔尼公爵说：财政——这是别人的钱财。因此，帕雷托先生所宣告的那个资本家的美妙科学，也就是只是知道百分之六比百分之四多的科学，恰恰是使资本家失去自己的资本的原因。
帕雷托先生拒绝说明他所理解的资本是什么，他给予资本以另一个名称，把资本分为资本本身，或用于生产其他财富的经济财富，和资本家所支配的已经掌握的资本。（VII）把资本的概念扩及到一切经济财富，这就使他可以把野蛮人的弓、鲁滨逊的劳动工具看作是资本，因为野蛮人的弓和鲁滨逊的劳动工具也是经济财富。因此，蚂蚁也是象路特希尔德一样的资本家，因为它在搜集本身是经济财富的储藏物，虽然它对于在马克思看来是资本起点的商品流通毫无概念。正是为了使自己能够这样把资本的概念扩及到别的事物上，帕雷托先生不想给资本下定义，而他把资本的概念扩及到别的事物上去，是为了跟随在经济学家之后得出一个使资本家感到安慰的观点：资本自古以来就有，因为甚至无脊椎动物也有在食物贮藏形式上的资本，而且将永远存在下去。资本同上帝一样永恒。
马克思对商品、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所作的分析把这种奇妙的混乱消除得干干净净。他确定了资本的性质，揭示了资本的产生过程，从而使得有可能预见到资本的灭亡。
野蛮人的弓和鲁滨逊的劳动工具同木匠的刨子、农民的一小块土地、外科大夫的手术刀和帕雷托先生用来写出他那些令人瞠目的反对意见的笔一样，不是资本。但它们却是经济财富。它们并不因为被它们的所有者所利用就成为资本。各种工厂、大地产是资本，因为它们的获利机会并不是它们的所有者创造出来的，而是由雇佣工人创造出来的，雇佣工人不得不把他们的劳动所创造的商品的价值同什么也不生产的资本家一起分享。
只要准确地规定“资本”这个词的含义，就立即会暴露出资本的道道地地的寄生性质和工人的保存和创造作用，工人在他所创造的商品中体现了自己的活劳动以及他加工的原料和他利用的机器所包含的死劳动。工人把这种死劳动同自己的活劳动相结合，给予死劳动以新的生命并把它保存在新产品中。帕雷托先生以及经济学家们加在资本家身上的那些品质属于工人。保存和使用资本的不是资本家，而是工人。工人在利用机器的同时使用资本，工人在把原料变成新的商品的同时保存了资本。资本家的作用仅仅是浪费资本。
但是，为了监视工人完成自己的双重职能，即保存者和创造者的职能，就必须放弃只吃饭睡觉的无所事事的生活，走进那在创造资本而不幸的人在创造着社会财富的“苦难之城”。经济学家们不屑于看一眼资本主义生产的地狱：经济学家们一谈起工人就说他们是懒汉，向他们说教，他们必须估计到寄生虫资本家的无法估量的功绩，劝告工人要节制自己的需要，进行储蓄，从而使金融资本家能够在工人的口袋里找到几个可以偷走的法郎。帕雷托先生抱
怨说，由于篇幅不够，他不得不压缩自己的论述，但他还是谈到了几乎所有的问题：化学上的同分异构现象，克鲁泡特金公爵及其被帕雷托先生宣布为最合逻辑的学说的无政府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里官员的浪费行为，——这是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根本没触及到的问题，——关于没有资本家生产就失去了刺激等等。此外，他编造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假设[5]，儿童代数，黄金寻求者和奥地利织工之间的枯燥乏味的对话，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工作日，谈到商品生产。所有这一切对于他来说，就象对于资本家一样，都是无关紧要的，资本家对商品生产毫无兴趣，好象商品是在月亮上生产出来的一样。资本家对世界上唯一感兴趣的是利息率。帕雷托先生的天真给我们泄露了这一点。为了提高这种利息率，资本家疯狂地消耗掉已经积累起来的资本，残酷地用无产阶级的儿童、妇女和男人的幸福、健康和生命作牺牲。
帕雷托先生象逃避瘟疫一样逃避生产世界。他在交换世界里感到很自在，他在那里不是同衰弱不堪、衣衫褴褛的工人打交道，而是同那些穿著很讲究、肥头大耳、得意洋洋地把白赚来的钱塞进自己口袋的资本家打交道。他决定不涉及，甚至在理论上不涉及生产世界，以避免玷污交换世界。他宣布，谁要是在生产中寻找交换价值的构成要素，谁就是在白白浪费时间，因为“作为说明不同的交换率（翻译成普通语言，就是不同的商品价格）的基础的充分的价值理论，在当代的科学状况下是不可能的，大概也永远不可能出现”。（XVIII）但是，因为帕雷托先生是一位勇敢的骑士，他出发去寻找不可能存在的东西了。
在上路寻找这种不可能存在的东西之前，他数落马克思说：“您会犯许多经济学家过去曾经犯过而现在仍在犯的错误，也就是，您没有注意到，使用价值并不象化学成分、比重等等那样是任何商品所固有的属性。相反，使用价值只不过是商品和人或人们之间的适应关系。”（XVI）
这样，帕雷托先生就告诉我们，面包不具有作为食品可以为人所利用的属性，而毛料不具有使人的肢体保暖的内在属性。如果说它们具有这些宝贵的属性，那么这只是因为，人们根据它们能适应需要的特点认为它们有这些属性。人们同样有权利把这些属性加在海滩上的沙子或菜叶身上。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符合他的需要的孩子，不会以面包作食物，也不会以毛料取暖。
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兔子在跑的时候会失去记忆力。帕雷托先生在他写作的时候也失去了记忆力。他在第XX页上写道：“交换价值取决于效用的极限程度，后者决定着生产出来的商品的性质”，而这就是说，商品的目的是有效用，而正因为它们有效用，人们才生产它们。
帕雷托先生继续说：“这个错误（把使用价值当作商品的内在属性）更清楚地表现在交换价值上，而这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所包含的诡辩的主要原因之一。”（XVI）因此，物品之所以具有使用价值，是因为它符合我的需要。例如，帕雷托先生两天什么也没有吃，饿得要死。他走进一家面包铺，摆在那里的面包很符合他的需要，以致于他不吃一个就会精疲力竭而晕倒，于是他为了不受饥饿之苦，准备付出钱袋里的全部货币。但他拿了面包，只付出两个苏。吃饱之后，帕雷托先生到珠宝商店去，他看到那里存一个戒指符合他的心意，但是，这种符合的程度远远小于面包对他的符合程度。尽管如此，他付出了金币，而且不是两个苏。根据帕雷托先生的理论可以得出结论，商品符合人们的需要的程度越小，它的价值就越高。因此，不符合世界上任何人需要的商品，用全世界的全部黄金来支付也不够。这样推论的人当然会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没有逻辑。
帕雷托先生进一步发挥他对交换价值的天才分析，得出了这样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商品不是按照一种价格，而是按照各种不同的价格出售。为了不把问题搞乱，使自己的那个会引起人忌妒的发现不致被埋没，帕雷托先生学着庸俗不堪的杰文斯先生的样子，把这些不同的价格称为交换率。在第XLVII页和XLVIII页上，他列出了1853至1883年期间格拉斯哥每吨生铁的价格表。这些价格确实是极其不同的，在这些价格中没有两个价格是相同的。由此我们的作者得出结论说，不存在真正的交换价值，否则价格就不可能有如此大的波动幅度。只是他忘记说，或者说他不知道，铁就象第十七世纪的郁金香球果一样成了投机的对象，人们在格拉斯哥的交易所里成吨地买卖铁，不担心铁是否存在，甚至预先不想到铁的存在。卖者不提供他们出卖的铁，而买者也得不到他们所买的铁。所有这些交易都以支付价格的差额而告终。十七世纪的投机家们寻找着能够施展他们杰出的投机技巧的对象。他们找不着别的东西，就开始搞郁金香投机。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样的投机对象比比皆是，国家年金、铁路股票、金融企业、铁、棉花、谷物、石油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成了投机对象。十七世纪的投机家把郁金香球果的价格抬到高不可及的地步，抬到一万、二万和五万法郎。那时候同现在一样，既不提供所卖的商品，也得不到所买的商品。
我们时代的投机家们抬高和降低价格的作用范围比较窄。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帕雷托先生公布的价格表，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从1853年至1862年，价格围绕着平均价格六十一先令六便士波动，在第二个时期，即从1863年至1871年，围绕着平均价格五十五先令一便士波动，而在第三个时期，即从1875年至1882年，围绕着平均价格五十三先令二便士波动。1872、1873和1374年不应该考虑在内，因为在这三年时间内对铁的需求特别好，因为必须恢复法德战争所带来的损失，更新武器，扩大在欧洲已经得到不同寻常的发展的工业技术装备。对铁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致工业几乎不能满足它的需要。由此就出现了每吨铁的价格的异乎寻常的增长。
既然帕雷托先生和否定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经济学家们没有能力推翻这一理论，他们就应该向我们说明，为什么始终是轻率的投机活动不是把铁的价格抬到十七世纪郁金香球果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水平，而是不得不把价格大致保持在平均价格的水平，而这种平均价格又在逐渐下降。帕雷托先生不去作任何说明。他蔑视这些蠢才，“这些完全不懂数学的人，为了突出某种现象的基本特征，有时候却非常喜欢采用平均数……这种极成问题的办法。所有这些平均数并不能比侥幸地从我们所研究的一系列数字中取出的任何数字，更好地说明我们希望阐明的那些现象的特点”。（XVII）
这是具有何等的毁灭性的反驳啊！但是，帕雷托先生在否定平均数对于说明一系列现象以及把这些现象联系和结合在一起的那些特征的意义时，他是否恰好是在怀疑他自己所反驳的东西呢？数学上的平均数就象那些把许多同属的个体摄在一起的照片一样，这些照片反映的是典型，是这一群个体的平均面貌，而不与其中的某一个成员完全相象。他甚至不知道，他否认平均数的意义，他也就是在怀疑数学和所谓的准确的科学，因为准确的科学在个别的场合常常是不准确的。帕雷托先生是否会根据不存在两个绝对相同的东西而否定一加一等于二呢？他是否会根据不存在两个面积完全相等的三角形而否定两个等角等边的三角形面积相等呢？准确的科学在建立自己的原理和理论时并不考虑那些个别的偶然情况，这些偶然情况是围绕着原理和理论旋转的，就象是围绕着数学上的平均数旋转一样。
但是，对帕雷托先生所说的话不应该那么认真看待。他对一切的否定达到了如此强烈的地步，以致于他否定了自己作出的否定。他使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他并不懂得这个方法。他在第XVIII页上说，任何平均数都是幻想，用侥幸地从一系列数字中取出的任何一个数字都可以成功地代替平均数，但是，他在第XXII页上却又断言说，平均价格是一个现实，“生产者的竞争导致商品的交换价值下降，最后，商品的交换价值开始围绕着某种正常的价值旋转”。接着他补充说：“这种正常的交换水平”，也就是这种平均价格，“是怎样确立的呢?”
马克思证明，商品所体现的劳动量形成商品的价值，价格围绕着这个价值旋转。
帕雷托先生回答说：“这是错误的。”为了更好地证明马克思的错误是多么严重，他开始把从他头脑里想出来的那些错误见解强加给马克思。这是经济学家们以及社会主义的敌人们为了推翻社会主义的理论而惯用的手法，唯一的武器。
帕雷托先生在第XX页上说：“马克思确立生产价值仅仅取决于劳动量时，只是遵循了李嘉图的理论。但是，比较一下这两位作者，我们立即发现，李嘉图用劳动这一术语既表示现在的劳动，也表示过去的劳动，即资本形式上的生产要素。马克思却只看到现在的劳动，他避开了过去的劳动，把它纳进了正常的生产条件”。
因此，马克思没有把被加工的原料所代表的劳动和加工原料时使用的机器所代表的劳动包括进生产价值即商品的价值。但是，因为帕雷托先生具有自相矛盾的天才，所以他在第XXIX页上说出了恰恰与他在第XX页上说的相反的话。他在第XXIX页上承认，对马克思来说，“在商品所体现的劳动中也包括修理厂房、机器等等，总之，包括保存资本所必需的劳动。”
现在我们来考察经济学家们（帕雷托先生只是他们的喉舌）打算用来取代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那些混乱不堪、模模糊糊和完全无法理解的观点。
我们的批判者拒绝讨论价值、资本以及其他经济术语意味着什么，因为这样做据说就是“研究语文学，而不是研究政治经济学”，会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变成词汇的简单堆砌，甚至变成文字游戏。
李嘉图和斯密确定交换价值取决于生产费用。新的经济学家们否定这些政治经济学之父的理论，简单地把公式颠倒过来。他们说，生产费用取决于交换价值。帕雷托先生十分欣赏词汇的这种换位。莫里哀笔下的医生由于无知，认为心脏在右边，而肝脏在左边，当有些人对脏器的这种换位表示惊奇时，他泰然自若地对他们说；“我们改变了所有这一切。”
因此，新经济学教导我们，商品的生产费用取决于商品的市场价格。如果投机家象在欧洲和美洲过去和现在发生的情况那样，购买铁、谷物、煤油或棉花，并把价格抬高百分之二十、四十和五十，那么它们的生产所引起的费用也立即会增加百分之二十、四十和五十。投机家们永远不可能为自己的诈骗勾当找到更好的理由。
接着是另一个文字游戏。帕雷托先生说，“交换价值，这是为了得到商品而必须付出的努力。”（XX）你们看见，他避开了“制造”、“生产”这些词，因为这些词会使人想起劳动，他用“得到”这个词来代替它们，因为“得到’’这个词只会使我们想起交换。如果不正确地解释他的这个词，可以反驳他说，他的意思是在有各种各样的商品的百货商店里无须任何劳动就可以得到必要的商品。这是从“新派”经济学家的“不确定术语”中逻辑地引出的那些可笑结论的一例。帕雷托先生在同一页即第XX页的注中又一次改变了概念，说：“交换价值取决于最大程度的效用。”
因此，效用构成交换价值。新经济学用尽了自己的全部灵感和狡计，却只能以一种新的形式重复萨伊、麦克库洛赫[6]以及其他把李嘉图和斯密弄到荒唐地步的经济学家们的陈词滥调。
帕雷托先生说：“你们想用一桶水来换我的手表。我不傻，我不会干这种买卖。但当我渴得要死的时候，我只好干傻事，拿我的表去换水，因为水对我有不可缺少的效用。”（XXII及以下各页）在帕雷托先生看来，“效用不是商品固有的属性”，但是效用却决定着商品的交换价值。零是价值的创造者！这种论调似乎并不那么傻。
资本家在生产中是零，但是经济学家们发誓说，资本家是最重要的生产因素，应该得到最大部分的劳动果实。具有创造作用的零的理论是关于资本家的具有创造作用的无效用性的真正理论。
不幸的是，帕雷托先生为了使我们相信，搬运工人给我们担来了水，我们为此付给他的价格只是对他所耗费的劳动即他实现在水中的劳动的补偿，他抛弃了自己的具有创造作用的零。而他在第XXXII页上的注中宣布，“交换价值等于生产费用。”但这实际上是等于说：交换价值是由商品中所包含的现在的和过去的劳动所构成。帕雷托先生在重复马克思。
他并没有到此为止。他下定决心要同《资本论》针锋相对地证明资本家在生产中的效用，从而证明资本家有权每天以各种名义得到劳动的果实：地租、利息、股息和利润。突然，他在没有受到任何方面的压力的情况下说：“如果国家掌握了全部资本，那么国家，当然在扣除了维持费用以外，就会无偿地把资本提供给工人使用。”（XXXIV）这样，帕雷托先生开始了革命的思考并承认，政治革命在剥夺资本家的同时会消除资本家贪婪地每天占有劳动果实的现象。此外，帕雷托先生还对我们说，这样的消除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因为资本家在生产中什么也没有做。他证明说，“产品从经济学上来说是过去的劳动以及其他经济财富与活劳动相结合的产物，就如水由氧与氢结合而成一样。”（XXXIV）因此，既不代表过去劳动，不代表经济财富，也不提供活劳动的资本家是寄生虫。多么可怕呵！
我怀疑，维尔弗雷多·帕雷托侯爵属于这样一类爱开玩笑的人，这些人为了逗乐以最严肃的表情证明着与他们先前庄严宣布的东西恰恰相反的内容。帕雷托先生想推翻马克思的理论，可是他不去实现自己的这一打算，而是用一个比较容易完成的任务来代替了这一打算，也就是说，嘲笑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新的教条”，证明这些教条不可能解释经济现象，揭示经济学家们用来搞乱一切而且也使他们自己陷入迷途的谬论和矛盾。
三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永恒规律
笃信自由放任原则的经济学家先生们谦逊地宣布，他们发现了世世代代永远调节着生产的永恒不变的规律。
帕雷托先生所引证的托德教授预言说，谁不遵守这些规律，谁就要倒霉！就象不知道热的规律的孩子把烧红的煤抓在手里要吃苦头一样。经济学家先生们以自己的发现而自豪，他们把自己的经济规律和天文、物理和化学规律等同起来，以此来说明自己关于什么是规律的错误想法。
经济学家们认为，规律先于现象，支配着现象，规律同警察局规定现象应如何进行并导致何种结果的强制命令相类似。创造了创世说神话的野蛮人也曾有过类似的观念：世界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创造出来的。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接着他命令：“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7]
规律没有肯定的存在，它是理性的构成物，这种构成物使我们能够把类似的现象归并、分类和排列，说明它们的共同特点，认识它们的原因和结果，甚至有可能预见到，一当出现某种现象就必然会引起某些结果。如果我们在含有氧和氢的玻璃瓶里点着电火花，那么我们这样做是预先知道会产生出水来的。如果我们让资本家来选择：是愿意得百分之一的利润还是保证工人的健康和生命，那么，他一分钟也不会犹豫，立即会按照火柴厂主的良好榜样行事。这些火柴厂主（法国的也不例外）不使用非晶形的磷，而主要使用天然磷，这样他们就可以损害工人的生命和健康而多挣几个铜板。
断言政治经济学规律同天文学规律一样很少变化，这就等于断言，经济现象的发展同宇宙世界的发展一样缓慢和不明显。宣布经济规律如化学规律、物理规律一样不变，这就是说，经济现象同物质的物理属性和化学属性一样不变，换句话说就是，生产方式没有变化，从史前时代以来就没有发展，将来也不会发展。这是在肯定明显的谬误。经济世界或者人为的世界（因为经济世界是人的创造）与自然界的主要不同之处就在于：经济世界的现象是不断变化的。我们以劳动工具的发展为例：起初劳动工具用木头、石头做成，后来用青铜、铁、钢；起初把它们用作工具的是手工业者，但后来从这些手工业者的手中摆脱出来并加入到由生铁和钢、由水、蒸汽或电推动的巨大的机体中。机器工具开始支配工人，把他们变成自动机，他们移动手脚只是为了跟上机器的运动。
因为经济现象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把现象分类并使之发生联系的规律也要经常变化。在原始共产主义时期，野蛮人个人所占有的只是他们自己生产并使用的那些东西。那个时代的经济规律就是如此。原始人认为这个规律是永恒的。这个规律存在了很长的时间，以致人类理性直到现在还在受它的影响，私有财产的辩护者还在试图证明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他们说，私有财产是私有财产的所有者的劳动产品。当然，帕雷托先生不会要求恢复原始共产主义时期的经济规律，因为帕雷托先生所心爱的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会看到自己将失去他个人占有、但不是他生产出来并且也不是他个人利用的劳动工具。
罗马的农学家柯鲁美拉、帕拉迪等等以及在十六世纪也写过农艺学方面的著作的奥利维耶·德·谢尔，是小家庭工业的经济学家。他们把一切都得在家里生产而不到外边去购买规定为好的主人所必须遵守的规律。柯尔培尔[8]学派的“贸易平衡”理论归根结蒂无非就是这种理论在全国范围内传播的结果。确实，中世纪的领主在自己的领地里拥有织布工场和马车工场，有制作武器的铁工厂等等。那个时代的一切乡村和城市都在自己的范围内生产满足其居民的很低的需求所必需的食物和工业品。我希望，帕雷托先生不致于为了证明自己对经济规律不变的信念而荒唐到要求农民纺自己的羊身上的羊毛，自己织麻单并建造收割机和脱粒机。
在中世纪由于交通困难而出现的家庭工业，转变为位于有利于发展贸易的地区（例如海岸、沿河两岸、商队经过的十字路口等等）的城市手工业。手工业又产生了被人们认为是永恒的不变的法规。因为商品的销售市场有限，所以手工工匠就组织成行会，以使严格监督由于市场的有限性所产生的经济法规的执行。行会理事会的任务是不让手工工匠之间有任何竞争，——规定市场价格，限制每一个师傅所能雇用的学徒和帮工的人数，同时还限制每一个工匠可以生产的商品数量，以免市场上商品充斥。理事会还规定工匠必须使用的原料质量及其加工方法，以免损害城市产品的良好声誉。理事会规定工匠可以使用的工具，禁止他使用任何使他有可能压倒其他工匠的发明。这种过分的规定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来说可能是可笑的，但在那个时代由于交换条件却是必须得到遵守的、合乎逻辑的、必要的。
当美洲和经由好望角到印度的新通道发现以后，市场无限地扩大了，从地中海推进到了大洋。手工业的法律在这之前本来是合乎逻辑的，现在却不可思议了，成了工场手工业发展的障碍。
无论如何必须清除这些障碍，宣布贸易自由和工业自由。为帕雷托先生所看不起的重农学派和“新政治经济学”的其他英雄们在法国造就了一批实现这一经济革命的人物。
自由放任原则和竞争被吹捧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无可争辩的教条。在十八世纪末，一切都无条件地要求自由。农业的要求比工业更加激烈，它要求可以自由地把商品从一个城市运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地区运到另一个地区，从一个国家运到另一个国家。但是，农业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活动领域。随着限制某些谷物的播种，有时甚至禁止某些谷物的播种的封建法规的取消，人们迅速地开始到处砍伐森林、抽干池塘和沼泽，从而导致谷物的生产过剩，土地所有者则努力用关税来使自己避免谷物生产过剩。这时就出现了把自己的经济法规宣布为不变的和永恒的保护关税派。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农业主在保护关税主义这个问题上都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谷物种植者和畜牧业者要求实行进口税，南方的葡萄种植者则坚决地拥护自由贸易。波尔多酒占有垄断的地位。所有南方的酒经过波尔多城出口的都称为波尔多酒。这些酒在所有的国家都有需求。法国，而后是意大利、西班牙、阿尔及利亚、希腊、土耳其、克里米亚等等的葡萄种植业都有非常大的规模。各处的葡萄酒都运到波尔多，变成波尔多酒。南方的葡萄种植业者看到外国葡萄酒同他们自己的葡萄酒一样能获得波尔多葡萄酒的质量，也就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成了坚决的保护关税主义者。意大利的例子在这方面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维护地产利益的经济学家，先前颂扬自由贸易，同样坚信不疑地开始颂扬起保护关税主义的功绩来了。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需要，就有不同的经济理论。
帕雷托先生会表示异议说：保护关税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仅仅以他们要保护的那个产业的私人利益为指导。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利益成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最高指导原则，唯一的指导原则？当社会主义者描绘工人群众的无法忍受的痛苦时，善良的自由贸易的圣徒们会回答说：我们毫无办法，工业的利益要求他们受这些苦。土地所有者和他们的保护关税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叫喊道：如果工资不降低到最低限额——工业就会毁灭。因此，宁愿工人受痛苦和憔悴而死，也不能让资本家少拿百分之一的利润；宁愿人类死亡，也不能让棉织厂和制糖厂垮台，宁愿牺牲掉新的和旧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永恒规律，也不能让每百公升的谷物卖十二法郎，而每百公升的葡萄酒卖十八法郎或者地租下降一生丁。
力图推翻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永恒的”但已经过时的规律的，不是社会主义者，面是经济现象。自由和竞争，这是自由贸易的三位一体中的两个伟大的神，而愚蠢则是它的圣灵。竞争是进步的父亲和母亲，完全同丘必特是神和人的父亲和母亲一样。竞争是任何工业发展和任何生产的永恒规律，必要条件。但是，在延续数千年的整个手工业和家庭工业时期内，人们生活和生产着，但并没有向这个上帝膜拜。
毫无疑问，要想借助工场手工业来摧毁手工业，而后又借助机器工业来摧毁工场手工业，那就必须展开竞争。
但是，自由和竞争所引起的机器工业会吞食掉自己的生育者，就象某些昆虫一样，它们从卵中孵化出来后就吞食掉自己的母亲。竞争越是自由地展开，它就越会缩小自己的活动地盘，限制互相竞争的工业家和商人的人数。竞争使商人和工业家破产，把他们从有限的生产和交换领域内赶出来，只留下一些巨头，而这些巨头最终又会联合起来，以便消除任何竞争。竞争摆脱了羁绊，以便摧毁小规模的手工业垄断，而在它一个一个地摧毁了这些手工业垄断之后，创造出了无比巨大的垄断，使任何竞争都成为不可能。例如，制糖厂的技术装备如此之昂贵，这些工厂的生产率如此之高，以致于在一个国家内只能有数量很有限的制糖厂。这些制糖厂的经理们按照彼此之间预先的协定确定糖的价格，就象当时行会的理事们确定一切商品的价格一样。铁路公司使一切陆上的和水上的运输公司破了产，创造出了巨大的垄断组织，同这种垄断组织不可能有任何竞争。在拿破仑第三的时代，利尔、鲁贝及其他北方城市的商业局筹措自己的资金建筑了地方铁路网，同北方铁路公司进行竞争。公闭应战了，把自己的运价降低到成本以下，从而挤垮了商业局的铁路，按照废品的价格收买过来，接着又提高自己的运价，以便补偿自己受到的损失。
工业、商业、土地和金融的巨头把自己的股票持有人和亲信塞进议会，让他们按照彼此之间的协议投票通过只对他们所代表的垄断组织有利的立法，通过一切可能的补助、奖金、补偿、有保证的利息及其他见不得人的赠与掠夺国库。诚实的帕雷托先生对于矿山企业的代表、铁路公司、大土地所有者、大工业家以及金融资本的代表如此自私地利用国家权力和国库表示痛心，但是他的哭诉以及他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愤不平都毫无意义，就象一个孩子因为不给他月亮而令人讨厌地哭喊一样。承认资本家有盗窃工人的权利，但不承认资本家有盗窃国家的权利，这简直不合逻辑到了可笑的地步。他是根据强者的权利这样做的。
我们正在走向垄断取消任何竞争和任何经济自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经济三位一体的这两个伟大的神将成为过去，就象希腊的宙斯和罗马的丘必特已经成为过去一样。自由贸易宗教的圣灵——愚蠢——使经济学家们失去理性，他们竟看不到那些使他们感到刺眼的现象，他们就象但丁的罪人一样，失去了自己的理性美德，不断地反复着同一个原则：自由放任主义万岁！竞争万岁！
贸易自由和工业自由所引起的经济力量十分巨大，其威力无比，无论是在自己的正常表现中，还是在自己的冲突中，戏弄人们犹如戏弄稻草一样，并且从根基上动摇着社会。这些力量由人创造出来，但却反过来反对人，折磨着人。当饥荒使某个中世纪的城市遭到破坏时，那么这是歉收的结果，谷仓里没有一点粮食。但是当失业象引起饥馑的旱风一样迅速传遍各工业城市时，这时商店里却货物充斥，一片丰收景象。
丰收对于家庭手工业时代的农民来说是欢乐幸福的源泉，但在现代农民中间却散布着悲观失望的情绪。请听一听法国葡萄种植业者的叫声吧，他们之所以发出哀怨，并不是因为葡萄在开花时受到了严寒的摧毁，井不是因为冰雹打掉了浆果，而是因为1893年的少有的艳阳天气使收获增加一倍：他们的酒窖里堆放着一桶桶的葡萄酒，他们找不到这些酒的销路。帕雷托先生，请您试试用您的关于竞争的慷慨言词去安慰一下他们吧！
整个世界之所以面临着货币危机的威胁，并不是因为银太少了，却是因为银太多了。在新的北美各州里发现了新的银矿，其矿藏的丰富空前未有；银的开采极其容易，结果是银价跌落，所有的银币贬值。这种银币按照帕雷托先生的成功的说法，是虚假的法定银币。请用效用理论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用来对抗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其他谬论来解释一下这种贬值吧！难道自从可以用较少的劳动开采银以来银的效用就较少或者说较不适合于人了吗？惶惶不可终日的各国政府在国际间达成了各种协议，要求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优秀人物给以帮助。这些人物在各种大小会议上、在小册子中、在报刊文章中大谈特谈单本位制和复本位制，但是他们丝毫想不出办法来消除由于银太多而引起的危机。
自从自然科学家研究了牡蛎的特征，弄清了它们繁殖的秘密，就有了可能大量地生产这些十分美味的贝类动物。而牡蛎的饲养者现在正是怕牡蛎太多。在养殖牡蛎的一个最重要的中心阿尔卡雄的工业家每年都消灭一部分人工养殖的小牡蛎。如果他们养大这些牡蛎，那么他们的牡蛎就会太多，从而不可能以有利的价格出卖它们。消灭财富是资本主义的最新智慧。经济危机迫使人们不得不采用这种办法。实际上，为了在危机期间使企业运转、活跃工业，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商店里堆得满满的商品销售出去。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像荷兰人那样烧掉大量的糖，以便提高商品的价格，或者把商品运到殖民地，运到亚洲、非洲，在那里廉价拍卖出去，那就只得让商品毁灭，听任企业的闲置技术设备受到破坏。各种工厂关门，损失达到几十亿。不久以前由于从事过度劳动而精疲力尽的工人人口现在找不到工作，陷入饥饿境地，因为工人劳动得太多了，生产得太多了。
假仁假义的经济学家对我们说，对于盲目的经济力量降到我们头上的可怕灾难必须逆来顺受。社会主义者回答说，我们不要这种东方宗教和基督教的宿命论。人过去能征服并驯服曾经把人当作玩物的自然界的力量，人现在也能征服并驯服他自己创造出来的社会的力量。
中世纪的行会师傅监督手工业的经济力量，迫使它们保证生产者的福利。当时的任务很简单，因为经济力量很不发达，而且它们的作用也仅限于城市范围之内。相反，今天的任务非常艰巨，因为经济力量的威力巨大，它们的作用范围同世界一样宽广。但是这个任务并没有超出人的智力范围之外。当然，不管一个人多么有天才，他一个人不可能设想出社会制度。马克思知道这一点。他没有象经济学家固执地要求他所做的那样，设计出乌托邦，而是逐步地毁掉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现象，研究了这些现象的起源，发展，指出它们必然导致的终点。这个终点就是共产主义。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的责任就是要掌握这个过程，迫使它为人类的福利和幸福服务。
译自《拉法格选集》1928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2卷第12—35页。
（冯文光译）
感谢 文祥 录入及校对
[1] 维尔弗雷多·帕雷托（1848—1923）——意大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数学派代表人物，洛桑大学教授。——编者注
[2] 勒卢阿—博利约《集体主义。对新社会主义的批判分析》第206页。——拉法格注
[3] 艾·德·拉弗勒《当代社会主义》第26页。——拉法格注
[4] 伊萨克·贝列拉（1805—1880）——法国银行家，1852年与其兄艾米尔·贝列拉创办股份银行动产信用公司；茹尔·伊萨克·米勒斯（1809—1871）——法国银行家和证券交易商；阿希尔·富尔德（1800—1867）——法国银行家，曾任财政大臣。——编者注
[5] 他说，我们假定自由贸易在某个时刻确定了一定的利息率，再假定这个利息率等于5%等等。（LVIII）如果犹太教银行家和基督徒银行家听到这个建议，他们就会叫喊说：闭上嘴吧，您这个不幸的人！难道您不知道，只要贸易能自由确定利息率，这个利息率就会等于零？难道您不知道，商人和工业家要求得到无息贷款，由于我们迫使他们支付从我们这里借的那些钱的利息，他们指责我们，说我们要分他们从工人那里偷来的钱，因此我们对他们已经感到厌烦透顶了吗？——拉法格注
[6] 约翰·拉姆赛·麦克库洛赫（1789—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廉俗化者。——编者注
[7] 《旧约全书》《创世纪》第一章。——编者注
[8] 让·巴蒂斯特·柯尔培尔（1619—1683）——法国政治家，财政总稽核（1665—1683），奉行重商主义政策。——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