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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的历史方法
拉法格
（1904年3月16日）
〔说明〕本文首次发布在《新时代》杂志第22年卷（1903—1904）第1册第780—788、824—833页，题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后来收入《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一书。——编者注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卡尔·马克思 |
一
社会主义的批评家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马克思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历史的方法，这方法便奠定了他和恩格斯的历史著作的基础。显然地，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由于担心这个共产主义的思想家会败坏他们的清白和使他们失掉资产阶级的仁慈，因而对这方法不加理睬。但是奇怪的是社会主义者使用这种方法也犹豫不前；或许他们是害怕得出可能把资产阶级的概念弄混乱的结论吧，其实他们一直是这种资产阶级概念的俘虏，不过他们自己不觉察而已。他们不在实验中去运用马克思的方法，不是在试验之后再进行判断，而是热中于宁愿去争论这个方法本身的价值，并且从它里面挑剔无数的缺点，他们说，这方法没有充分估计思想和它的影响，它粗暴地凌辱了永久的真理和原则，它没有考虑到个人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它引到经济的宿命论，这种宿命论使人们放弃任何努力，等等……然而假使有一个木匠，他不去用他的锤、锯和刨进行工作，而是对这些工具吹毛求疵，那末这些同志对这木匠将有如何的想法？这木匠只有唠叨不休，因为尽善尽美的工具是没有的。只有经过实践之后提出的批评才不是空洞的而是有效的，因为实践经验比一切经过深思的论断更能指出工具的不完善和如何加以改进。人类最初使用的是粗笨的石锤，只有实践才教会他们制造出一百种以上的质料、重量、形式都不相同的各种类型的锤子。
还在公元前五世纪，留基伯[1]和他的学生德谟克利特[2]便使用了原子的概念来解释精神和物质的构造；而两千年来的哲学家不是在实验中去验证原子的理论，而是去争论原子本身，争论无限连续的物质的实体，争论空虚与中断等等。只是在十八世纪末道尔顿才利用德谟克利特的观念来解释化学的化合。原子，哲学家不知拿它来做什么，一到化学家手里便成了“人类的智慧所发明的最有力的研究工具之一”。但是就在用于实践的过程中，这个神奇的工具终究还不是完美无缺的。物质的放射性使物理学家有可能把原子——物质的极限的、不可分的和不可渗透的粒子——分解为超极限的粒子，这些粒子在一切原子中都是同样的并且都是带电的。这些粒子比一切原子中最小的氢原子还小一千倍；它们以非常快的速度围绕着自己的原子核，如同行星和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一样。因此，原子就象是一个小型的太阳系。我们所知的物体的元素的差别只是由于它们的粒子的数量和旋转运动不同而引起。最近发现的原子的放射性既动摇了数学物理学的基本规律，又破坏了化学结构的原子基础。不必再举出更多明显的例子就可证明空论的无益和实验的有效。无论在物质界或在精神界只有行动是有益的：“行动在先”[3]。
经济决定论，这是马克思交给社会主义者的新的工具，以便靠它的帮助在历史事件的混沌状态中确立某种秩序。对这些事实进行分类和解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是无能为力的。他们的阶级偏见和智力的局限性使得社会主义者独占这个工具；但是社会主义者在使用这个工具之前，就希望确信它是绝对完美无缺的，可以成为解决一切历史问题的钥匙。他们可能终生为此争论不休，可能写一篇又一篇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文甚至许多卷的书，然而他们在思想的问题上却一步也没有前进。从事科学的人们就不是这么胆小；他们认为“理论和假设是否正确在实际上并不十分重要，只要它们能引导我们达到与事实相符的结果就行”[4]。真理，归根结底不是别的，只是最有效的假设而已，错误往往是达到发现的捷径。克里斯托弗尔·哥伦布从托勒密所得出的地球圆周的错误计算出发认为到达了东印度，其实他发现了美洲。达尔文承认他的自然淘汰说的最初观念是由于他盲目地采纳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问题的错误规律而得出的。物理学家现在可能认识到德谟克利特的假设对于理解最近研究的现象是不够了，但这并不妨碍它有助于创造现代化学。
对于一个事实人们还很少注意，这就是马克思不是用公理、定理、系论和辅助定理的理论形式来叙述自己的解释历史的方法；他只把这种方法当作研究的工具，用简练的语言表述这一方法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因此只有对马克思的方法所达到的结果提出异议，只有驳倒例如他的阶级斗争理论，才能批评这种方法。然而人们却没有这样作。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认为马克思的方法是魔鬼的邪恶产物，正因为它引导马克思去发现了阶级斗争这个历史的强大动力的理论。
二
历史上的自然神论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
历史，这是一堆混乱不堪的事实，不受人们的控制，时而进步，时而倒退，互相冲突，出现也罢，消灭也罢，都看不出明显的理由，这就不能不诱使人们设想把历史事实联系起来，加以分类，从中发现进化和革命的原因是不可能的。
整理历史使之系统化的试图的失败引起某些杰出的思想家，例如赫尔姆霍茨[5]的怀疑，他们认为“未必有可能制定在实际上得到证明的历史规律”[6]。这种怀疑现在已成为如此普遍的现象，以致现代的思想家已经没有胆量象十九世纪前半期的哲学家那样去创立世界通史的体系；这不过是经济学家不相信有可能控制经济力量的反应。但是能否由历史问题的困难和解决它的试图的失败中得出一个结论，说解决这个问题是人类的智力所办不到的呢？若是如此，社会现象就可能成为一个例外，成为人们不能使它与制约它的原因发生逻辑联系的唯一现象。
普通人的常识任何时候也不允许这种不可能性；相反地，人们总是认为落在他们身上的一切祸福都包括在最高主宰所预定的计划之内。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是人民的智慧的历史公理，它同几何学上的公理一样包含很多真理；——问题只在于对上帝这个词的意义如何理解。
一切民族都曾以为上帝支配他们的历史。每一个古代的城市都有自己的特别的城市之神，希腊人称之为守护神，它保护城市的命运并住在专门用来供奉它的神殿里。旧约中的耶和华就是这一类的神；他住在一个被称为“圣柜”的木箱里；以色列诸部落在向新的地方迁徙时总是带着这“圣柜”一起走，并且总是把它放在军队之前，好让耶和华为自己的民族打仗。——《圣经》说他是这么关心他们的纷争，以致到他们的敌人那里去消灭了男人、女人、儿童和牲畜。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罗马人认为，为了抵抗汉尼拔而把佩辛努之神，即赛比利——诸神之母，增加到他们的城市之神上去将是有益的；他们从小亚细亚运来她的雕像——一块巨大的未成形的石头——并将她的狂饮的祭仪也输入罗马。罗马人不仅是讲迷信的，而且是狡猾的政治家，他们吞并了被战败的城市的守护神，把它们的雕像运到卡皮托里[7]去。他们以为神不会再保护被战败的民族，因为它已不住在这个民族里。
基督教徒关于神也保留着同样的观念，——因为他们为了驱逐多神教的神，曾经捣毁他们的神像和烧毁他们的神殿；或者让耶稣及其天父来对付异教奠基者的恶魔和对付那用新月形来抵制十字架的阿拉[8]。中世纪的城市都把自己放在守护神的庇护之下；圣热纳维埃夫是巴黎的神。威尼斯共和国希望拥有尽可能多的庇护神，曾从亚历山大运来圣马可的遗骸，又从蒙彼利埃运来圣罗凯的遗骸。各文明民族尚未抛弃异教的信仰。每一个民族都独占一个唯一的和普遍的基督教的上帝并且把它变成守护神，这么一来，有多少信奉基督教的民族就有多少个唯一的和普遍的上帝。这些唯一的和普遍的上帝互相撕打；只要各民族之间一宣战，每一个民族便都祈求自己的唯一的和普遍的上帝去消灭自己的敌人并唱着《神赞美你》的歌，假如获胜了，它就完全确信自己的胜利应当归功于万能的上帝的参战。对于上帝干预人的战争的这种信仰不是国家要人为了迎合愚昧的群众的粗俗的迷信的简单的弄虚作假；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抱有这样的迷信。最近公布了俾斯麦在1870—1871年战争时致其妻子的私信；这些信说明他相信上帝只作关心他、他的儿子和普鲁士军队的事情。
那些承认上帝是历史的最高主宰的哲学家也沾染了这种迷信；他们以为上帝是宇宙和人类的创造者，上帝除了关心他们的祖国、他们的宗教、他们的政治之外不再关心其它的任何事情。博胥埃的《世界通史讲话》是这类最出色的典型之一：多神教民族互相火并是为基督教——博胥埃的宗教的到来做准备，而基督教民族的彼此厮杀又是为了赞扬法兰西（博胥埃的祖国）的辉煌和路易十四（博胥埃的主人）的光荣；上帝所领导的历史的运动是由“太阳王”来完成。当太阳隐没时，黑暗便笼罩若宇宙，革命便爆发，约瑟夫·德·梅斯特尔把革命叫做“撒但的产物”。
撒但战胜了上帝——贵族和波旁王朝的守护神。资产阶级——这个当时还没有被上帝看上眼的阶级——夺取了政权并把承受天命的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受上帝诅咒的自然科学庆获胜利并给资产阶级创造了比上帝给予自己的宠儿贵族和合法的国王还要多得多的财富。被上帝束缚着手脚的理性摧毁了自己的锁链并对它进行谴责。撒但的统治到来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浪漫派的诗人写了赞美诗歌颂他；他是不屈的战败者，伟大的殉难者，被压迫者的安慰者和希望。他象征着不断起来反抗贵族、僧侣和暴君的资产阶级。可是获胜了的资产阶级没有勇气拿他作为自己的守护神；他们把受到理性损害的上帝修补起来，并且恢复它先前的荣耀。但是，由于失掉了对上帝的万能的信念，他们就在它的周围增添了一批半神：进步、正义、自由、文明、人道、祖国等等，——指望靠它们来担负领导摆脱了贵族羁绊的民族的命运。这些新的上帝是思想，“思想—力量”，“无法估计的力量”。
黑格尔试图把思想的多神教引到思想的一神教；思想自己产生出来，通过自身的进化创造出世界和历史。
唯灵论哲学的上帝是一个机械师，他为了自己娱乐而构造了宇宙，他调节宇宙的运动；他制造人，他按照只有他一个人才知道的计划来支配人的命运。然而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没有注意到这个永恒的上帝并不是创造者，而是人的创造物；人随着自己的发展而修改自己的上帝；这个上帝不仅不是指挥者，并且还是历史事件的玩偶。
唯心主义者的哲学，外观上比自然神论较少幼稚，它想把抽象的科学的演绎法应用于历史也没有成功，这种方法的逻辑上互相联系的命题是从某些公理中引出来的；这些公理是不能证明的，因为它们被认为太明显了，不需要证明。数学家的错误也就在于，他们没有想一想这些公理是怎样进入人的头脑的。而唯心主义者又不屑去研究自己的思想的起源，谁也不知道思想是从哪儿来的。他们只限于肯定说思想是自身存在的，它是能完善的；随着思想的日臻完善，它改变人类和社会现象，把这些现象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由此可见唯心主义者只满足于从对思想进化的认识上去获得历史的规律。例如毕达哥拉斯老早就认为：认识了数的性质便可认识物体的性质。
但是数学公理不能靠推论证明这件事还不能证明公理不具有象形状、颜色、重量或热量这样一些物体的性质。物体的性质只有靠经验才能暴露，而有关物体性质的概念只是由于人同自然界的物体发生了接触才在头脑里产生出来。其实推论的方法既不能证明物体为什么有四方形，有色，有重量或热量，也不能说明部分何以小于全体，二加二何以等于四等等。我们只能判明为经验所证明了的事实，并从中得出逻辑的结论[9]。
进步、正义、自由、祖国等等思想也和数学上的公理一样不是存在于经验的领域之外；它们不是在经验之前，而是在经验之后才有的；它们不产生历史事件，它们本身是社会现象的结果。社会现象在发展中创造、改变和消灭它们。正因为它们是直接从社会坏境中产生出来的，所以才成为积极的力量。历史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揭示是什么社会原因产生思想并给予思想以影响某一时代的人类智慧的力量。可是哲学家对这个任务是不感兴趣的。
※ ※ ※
博胥埃和自然神论的哲学家把上帝提高到历史运动的自觉领导者的地位，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使自己对神的历史作用的看法适应于社会的俗见而已。唯心主义者用思想力来代替上帝，也不过是把流行的资产阶级的观点应用于历史。一切资产者都宣布他们的活动，不论私的或公的，都只是受到进步、正义、祖国、人道等等的激励。为了确证这一点，只要看看工业家和商人的广告，金融家的大纲和政治家的选举纲领便够了。
进步和进化的思想起源于现代，它们只不过是十八世纪流行的人的可完善性这个思想移用于历史。资产阶级必然地要把自己的夺取政权看作是无可估量的社会的进步，然而贵族却把它看作是灾难性的后退。既然法国革命是在英国革命一百多年之后，因此是在更成熟的条件之下发生的，所以这个革命能够如此剧烈地和完全地以资产阶级代替贵族，从这时开始，进步的思想便在欧洲的舆论中扎下了根子。欧洲的资产者自认为进步的全权代表。他们好心好意地肯定他们的习惯、风俗、德行、私德和公德，他们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组织，工业和商业，比起以前所存在的一切都要进步。在过去只是愚昧、野蛮、非正义和无理性。黑格尔大声说“理性终于第一次开始统治世界！”1793年的资产者把理性神化了。还在资产阶级时代的开端，在古代世界中柏拉图就已宣布理性高于必然性（《蒂迈欧篇》）[10]；苏格拉底非难阿那克萨哥拉就因为他的宇宙论用物质原因来解释一切，而可以解释一切的理性在他的著作中却不起任何作用（《斐多篇》）[11]。资产阶级的社会统治是理性的统治。
但是只是一件历史事实，即使象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这样重要的事实，要在这上面建立进步的理论也是不够的。自然神论者使上帝成为历史的唯一的创造者；唯心主义者不愿意让人说进步在过去只是空洞的思想；他们发现了在整个中世纪时期内它准备了资产阶级的胜利；它组织资产阶级，给资产阶级以精神文化；使资产阶级富裕起来，同时又削弱贵族阶级的进攻力量和防御力量，逐渐地破坏教会的堡垒。随着进步的思想，进化的思想就自然地得到传播。
但是资产阶级认为，只有当进步的进化为它的胜利作准备时，才有进步的进化；而既然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只在最后的一千年中才能判明它的有机发展的萌芽，那末当他们冒险进入史前期的迷宫时，就会失掉阿莉阿德尼的线[12]：在那里他们满足于简单复述这段历史的事实，并不想把这些事实整理分类归并到进步发展的序列里去。既然确立资产阶级的社会的专政是进步的进化的目的，那末这个目的一经达到，进步就告停止。既然资产阶级认为夺取政权是历史上唯一的社会进步，资产阶级声称，假如无产阶级再从自己手里夺去政权，那就是复归于野蛮——“奴隶状态”，如赫伯特·斯宾塞所说那样。战败了的贵族也是这样想的。资产阶级的群众对停止进步的本能的和不自觉的信念在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自觉的和有根据的反映：黑格尔和孔德，只是其中最有名的两个，每一个都明确宣称他的哲学体系完成了发展的序列；这体系是思想的进步的进化的大功告成和终结。这样一来，哲学、社会的和政治的制度只有在还没有达到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形式时才能进步，而这以后进步便告停止。
资产阶级及其最聪明的知识分子更进一步企图给进步的进展规定出不可逾越的界限；他们使一些最重要的社会机体摆脱它的影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道德学家力图无可辩驳地证明父权制家庭形式和私有财产是不能改变的，断言这些形式存在于一切对期。当他们在胡说八道的时候，半世纪以来人们所进行的研究揭示了家庭和财产的原始形式。但是资产阶级的学者对此熟视无睹，或者故意装聋作现。
进步和进化的思想在十九世纪的初期获得了非常的成功，那时的资产阶级还沉醉在自己的政治胜利和自己的经济财富的惊人的增长中。哲学家、历史学家、道德学家、政治家、小说家和诗人把进步的发展的调料撒进自己的作品和演说，只有一个人，几乎是唯一的一个人——傅立叶对它嘲笑挖苦。但一到十九世纪中期他们便不得不抑制自己的疯狂的热情。英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在资产阶级的精神上引起不安，担心自己的社会统治能不能长久，而进步在他们的眼中也就失掉了魔力。假如不是由于科学家，进步和进化的思想早就在资产阶级的用语中消失了，从十八世纪末开始进化的思想就在社会上广泛地流行开来，并被利用来解释宇宙的起源，植物界和动物界的起源；他们使它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并广为传播，以致不可能消灭它。
但是单单考察某几个世纪中资产阶级的进步的发展还不能说明这个历史的运动，正如描述一块石头被拋到空中在它落下时所划的弧形线不能说明这个降落的原因一样。历史的哲学家把这进化归功于思想力，特别是其中最有力的正义的不断的活动。据一位从头到脚都沉没在唯心主义和柏拉图主义里的哲学家说：“正义是永久的，虽然它只是逐渐地潜入人的思想和社会现实”。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这样一来，便成为内在正义的最后的和最高的表现：而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美妙的结架，正义这位小姐长期以来就隐藏在历史的深处做着工作。
让我们来查看一下以上所讲到的这位行为可疑的小姐的犯罪记录簿，以便弄清她的特性和她的德行。
统治阶级往往把一切有利于它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东西都宣称为正义，而把一切违反其利益的东西都看作非正义。正义，照他们的理解，只有当他们的阶级利益得到满足时才能实现。由此可知，资产阶级的正义是受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支配的，正如封建的正义是受贵族的阶级利益支配一样。因此，人们以不自觉的讽刺拿眼睛蒙着头中来形容正义，为的是使它看不到它所保卫的是如何卑污和肮脏的利益。
封建的和行会的组织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看来，是非正义的，并且必定被内在的正义所摧毁。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说正义同封建男爵的武装掠夺是不能调和的，封建男爵只知道用一种手段来增大自己的土地和充实自己的荷包。其实，这并不妨碍可尊敬的内在正义也赞同武装掠夺，即和平的资产者无须冒生命的危险，强迫无产者改装成士兵在新旧两大陆的“半开化的”国家里进行武装掠夺。这不是说，这种形式的掠夺特别投合这位有道德的小姐的口味。在法律的名义之下她郑重其事地赞同和允许只是经济的掠夺，即资产阶级不用大事喧嚣的暴力日复一日地施之于雇佣工人身上的那种掠夺。经济的掠夺与这种正义的气质和特性是非常符合的，因此她心甘情愿地给资产阶级财富当看家狗，须知资产阶级财富不是别的，不过是合法的和正义的掠夺物的积累。
正义，照哲学家的说法，在过去创造了奇迹，现在充满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它引导人们去追求和平的和幸福的未来。其实恰恰相反，它是一切社会的非正义的多产的母亲。在过去，正义使奴隶主有权占有人，象占有牲畜一样；现在它使资本家有权剥削无产阶级的儿童，妇女和男子，比剥削驮畜还要坏。正义容许奴隶主鞭笞奴隶，并使奴隶主在痛打奴隶时冷酷无情；现在仍然还是它允许资本家强占雇佣（人的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并且使他们在以微薄的工资来酬报那给资本家带来全部财富的劳动的时候竟然心安理得。当奴隶主鞭打自己的奴隶的时候，他说“我是在行使我的权利”。当资本家在公开窃取雇佣工人的劳动果实时，他也会说“我是在行使我的权利”。
资产阶级善于使一切适合于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利益，他们用“文明”和“人道”的美名来装饰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待人的方式。只是为了“用文明的精神启迪半开化的民族”，为了“把他们从粗卑的无道德的状态里拯救出来”，只是为了“改善”他们的可怜的生存条件，他们才从事殖民地的远征。而他们的文明和人道却是以基督教的愚弄、酒精的毒害以及掠夺和残杀土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是如果我们以为资产阶级只是专门优待半开化人，那就错了。不，他们也在本国拿这些文明和人道的美德大量施用于工人阶级。在这里作为资产阶级文明和人道的尺度是大批的男子、妇女和儿童失去财产，被迫日夜做苦工，遭受周期性的失业，死于酒精中毒、肺痨和佝偻病。以及犯罪的增加、疯人收容所数目的增多、监狱制度的发展和日益完备。
从来还没有一个统治阶级这样大叫大喊地讲到理想，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统治阶级这么需要用唯心主义的废话来掩盖自己的行为。这种思想上的招摇撞骗在资产阶级手里是政治欺骗和经济欺骗的最可靠的和最有效的手段。然而，言语与行动之间的这种非常明显的矛盾并不妨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把永久的观念和原理看作是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的历史的唯一的动力。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这种闻所未闻的谬见，已经越出了学者所许可的范围，可以作为思想的作用以及资产阶级的狡猾的无可辩驳的论据，资产阶级能够培植和利用这种力量，以便让它给自己带来利润。金融家在自己的营业说明书上写满了爱国主义的原理，文明的思想，人道的感情，给存款的家长的百分之六的利息的许诺。这是诱骗傻子出钱的有效的饵。累赛普斯之所以能成功地完成十九世纪的巴拿马运河的大骗局和征集到八十万个小人物的储金，只因为这个“伟大的法国人”许诺给祖国增光，扩大人类文明的范围和使认购股票者发财。
永恒的思想和原理是这样不可抗拒的诱饵，任何一个金融的、工业的或商业的广告，任何一个酒类或药房的药剂的说明书都离不开它。政治的背叛和经济的欺骗都打着思想和原理的旗帜。[13]
历史唯心主义哲学只能成为乏味的和难懂的一地空话，因为他们不能认识到，资产者用永恒原理来作装饰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行动的利己主义的动机，因为他们本身不能认识清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花言巧语的性质。然而唯心主义哲学的可怜的流产并不能证明人们不能象发现了分子组成化合物的规律的化学家一样发现人类社会的组织和进化的原因。
历史哲学之父维科说：“社会界无疑是人的产物；由此得出结论，人们能够而且应当从人的智慧的变化本身中去寻找原则……一切有思想的人都不会惊奇哲学家曾努力试图认识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界，而这个认识本来只有上帝才能做到，相反地却轻视社会界的研究，这个认识人是可以达到的，因为社会是人创造的。”[14]
自然神论的和唯心主义的方法的多次失败使我们感到有必要试用一种新的解释历史的方法。
三
维科的历史规律
维科在自己的《新科学》一书中规定了历史的基本规律。虽然，历史哲学家几乎没有读过他的著作，但他们喜欢一本书又一本书地转述他的Corsi et Recorsi（顺流与逆流）和二三句其它的格言。这些格言在他们复述时常常都走了样。
维科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一切民族不论他们的种族起源和他们的地理环境如何不同，都通过同一的历史道路，就是说 某一民族的历史是另一个达到更高发展阶段的民族的历史的重复。
他说：“有一个理想的永久的历史存在着，一切民族的历史总是要通过它的，他们不论是从野蛮、半开化或粗野的状态出发，总是要这到文明”，达到定居状态（照维科的说法是ad addimesticarsi，见《新科学》第二卷第五章）[15]。
摩尔根大概不知道维科，但是他也达到相同的规律，他以更肯定、更完全的形式表述了这一规律。那不勒斯的哲学家[16]认为，各不同民族的历史的一致性是由于它们都是按照一个预定的计划发展的，——而美国的人类学者则把这归之于两个原因：归之于人的精神的相似和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发展中所要克服的障碍的相同。维科也相信人的精神是相似的。他说：“在人的本质里必然存在着一种精神上普遍的、对一切民族共同的语言，它同样地表示着在人的社会生活中起积极作用的事物的本质，并且表达着与这些事物不同的存在形态相适应的事物的不同名称的本质。我们可以在谚语里，在这些人民智慧的准则里看到这种语言的存在，虽然谚语表达形式非常不同，但就内容说则在一切古代的和现代的民族都是一样的。”（同上书，Degli Elem,XXII）[17]
摩尔根说：“人类的心灵在一切个人、一切部落、一切民族中都是同样的，它的能力是同样地受到限制的，因此它是在同样的形式中进行工作，而且必然只能这样进行工作，只有极小的偏差。它在时间和空间相距都很大的一些国家内达到的成果会把各个环节组成一条共同经验的不断的和逻辑的锁链……正象渐次的地质的构成一样，人类的部落在它们的发展中可以看作一系列的沉积层。经过这样的分类排列，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人类进化的全过程——由野蛮到文明的可信的情景”，因为“人类经验的行程差不多走着同一的道路”[18]。马克思研究了经济的“经验”的行程之后，证实了摩尔根的思想。他在《资本论》的初版序言上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9]
因此，“理想的永久的历史”，照维科的说法一切民族无例外地都必须通过它，决不是由某一个神的理性所预先制定的历史计划，而是历史进步的人的计划，这计划是可以为历史家所理解的，只变他研究过不同民族所经历的一切阶段，对它们加以相互比较和按照它们所达到的发展的相对的高度对它们作出分类。
一个世纪以来关于野蛮部落、关于古代和现代民族的研究光辉地证明了维科规律的正确性。它们证明所有的人们，不论他们的种族来源和地理环境如何，在自己的发展中都必须通过同样的家庭、财产和生产的形态，以及同样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丹麦的人类学者最先确定这个事实和把史前期分为相继的三个时期，依照制造第一批工具所使用的材料，从而按照生产方式称呼相继出现的石器世纪、铜器世纪和铁器世纪。不同的民族，不论他们属于白种、黑种、黄种或红种，也不论他们生活在温带、热带或两极，他们的历史是没有不同的，只在一点上彼此有所区别，这一点维科称之为“理想历史的阶段”，或摩尔根称之为“历史上的沉积层”，或者如马克思所称的他们达到的经济阶梯的级别。因此，较发展的民族只是给较不发展的民族指出他们未来的远景。
人们的精神产品也不能逃脱维科的规律。语言学家和文法学家发现了在创造词和语言时一切种族的人们都遵循着同样的规则。民俗学家在野蛮民族和文明民族中发现了同样的民间故事，而维科已经确认了他们中的同样的谚语。许多民俗学家都认为这些相同的民间故事不是由每一个民族各别地创作出来，只是靠口头相传保留到现在，而是由一个共同的中心创造出来，由这中心向全球传播。这个意见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是同对社会制度和对其它的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观察相矛盾的。
灵魂的思想以及其它由此所产生的思想的发展历史是思想发展同一的最有趣的例证之一。灵魂的思想甚至在最低阶段的野蛮人中间也能遇到，它是人类创造的第一批精神产品之一。灵魂一经发明就必须为它在地上或天上构造住宅，以便在人死之后可以得到归宿，目的是阻止它因无处安身而游荡和扰乱活人。灵魂的思想在野蛮民族和半开化民族中是很活跃的，曾经对大神和上帝的思想的创造起了促进作用，但在达到较高发展阶段的民族中却消灭了；只是当这些民族进入另一个文明的发展阶段，它才以新的力量重新复活起来。历史学家证明说，灵魂思想在那些居住在地中海周围的民族的历史上是缺乏的，虽然它在他们先前的野蛮状态时期中是存在过的。直到公元前几世纪才重新复活，一直存在到现在。他们只限于简单叙述这样重要的思想的消灭和重新出现的这种明显的事实；他们没有重视这样的事实而且也没有想到给它找出解释。其实，他们也不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找到这个解释。只有运用马克思的历史方法，只有研究经济领域发生的变化才有希望找到这样的解释。
那些从事研究家庭、财产和政治制度的原始形式的学者太过醉心于自己的工作，因此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它们的变化的原因。他们只给我们描写了历史，而社会科学应当不仅是描写，并且还作解释。
维科认为人是历史的不自觉的动力，不是人的美德，而是恶习才是历史的活力。不是无私、宽厚和博爱，而是“残酷、吝啬和野心”创造和发展人类的社会。“这三种恶习控制着人类，它们产生出军队、商业和政治制度——la corte（伴随品）——，而作为继续发展的后果，又创造出勇敢、财富和共和的智慧。因此，这三种恶习本来会消灭地上的人类，却创造出公民的幸福。”
这种非预期的结果给维科提供证据，“证明神的预见、神的理智的存在：这理智依靠人的欲念组织社会的秩序，这才使人们得以生活在人类的社会中，而只关心私利的人们却象野兽般过着独居的生活。”（同上书，Degli Elem，VII）
使人产生恶念的神意不过是民间的公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翻版而已。那不勒斯哲学家的这个神意和民间智慧的上帝依靠人的恶习和动乱来引导人们，它究竟是什么呢？
马克思回答说：“生产方式”。
维科和民间智慧在认为人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点上是一致的。但是人的需要和欲念，恶的和善的，都不是不变的量，而唯心主义者正是这样想的，在他们眼中人永远是同样的。例如，母爱，这是动物的遗传，没有它人在野蛮状态中使不能生活，也不能传种。母爱在文明时代却大为削弱，以致在富有阶级的母亲身上差不多完全消灭了，因为这些富有的母亲自婴儿出生之日便对他不再关心而把他委托给雇佣者去照料。其他的文明的妇女也很少感到当母亲的需要，甚至发誓当一辈子处女[20]。相反地，父爱和性的嫉妒在实行一妻多夫制的蒙昧部落和野蛮部落中是不可能出现的，但在文明人中却很发展。平等感，在那些生活于财产共有制度之下的野蛮人中是很活跃的和有权威的，这制度禁止任何人占有其他人所不能占有的物品，自从人们生活在私有财产制之下时起这平等感就大为削弱了，致使穷人和雇佣工人俯首帖耳地接受自己的卑微的社会地位，把它看作是自然的和鬼使神差的命运。
因此，在人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基本的欲念在发生变化、在削弱和消失，而另外一些欲念在产生和加强。只有在人的本身上才能找出它们产生和发展的终极原因，这似乎意味着可以这样假定：人虽然生活在自然和社会中，然而可以不受他周围的现实的影响。这种假定甚至在最纯粹的唯心主义者的脑子里也不能产生，因为他不敢断定说，在所谓礼义之家出身的妇女身上和不幸的、靠卖身糊口的妇女身上有同样的羞怯感；或者银行职员和书斋学者有同样的快速计算的技能；钢琴家和挖土工人有同样的灵巧指法。因此，毋庸置疑，人所生活的环境，不管他意识到与否，总会对人的肉体、智力或道德产生深刻的影响。
四
自然的和人为的（或社会的）环境
环境不仅直接地影响着起作用的器官，例如钢琴家和挖土工人的手，官吏和书斋学者的脑的一部分，或者良家妇女和妓女的道德感；它还对所有其余的器官给予间接的影响。若弗卢瓦·圣伊雷尔给环境对整个身体的这种一般的影响起了一个特别的名称器官的从属，现代的自然科学家称它为“交互关系的规律”。居维叶对这规律作了如下的说明：“一切有机生物构成一个整体，一个统一的和封闭的系统，其中的各部分是互相适应的并通过相互作用达到同样的最后结果。如果不是其余部分也发生变化的活，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变化。”[21]例如，某种动物的牙齿形态由于某种原因发生变化，就会引起颚骨、使牙齿运动的筋肉、牙齿依托的头盖骨、头盖骨之下的脑髓[22]、支持头部的骨头和筋肉以及肠子的形态和长度，一句话，使身体的一切部分都发生变化。前肢从不再用来走路之时起而发生形态变化，这变化就引起各个器官的变化，最终使人同类人猿分开。
某种器官的变化引起的变化，往往不能预见，甚至不能理解。例如，很难说明为什么折断鹿的腿或者割去鹿的睾丸会使头上相对的角变萎缩，为什么白猫是聋子，为什么脚上有蹄的哺乳动物是吃草的，而脚上有五个爪子的哺乳动物为什么又成为食肉的了？
习惯的简单变换，使一种或几种器官受到不平常的训练，有时会引起整个机体发生深刻变化。达尔文断定说，有几种苏格兰母牛的骨胳之所以发生变化只是由于在陡峭的斜坡上吃草的习惯。自然科学家一致承认鲸科——鲸、抹香鲸和海豚——开始时都是陆生哺乳动物，但是当在海里找到更丰富和更容易获得的食物时，才向水里移居，慢慢学会浮水和泅水。这种新的生活形态改变了它们的器官，使那些不再使用的器官逐渐萎缩，只留下残迹，而其它的器官则得到发展，以适应水生环境的需要。撒哈拉的植物为要适应干燥的环境，就得限制自己的生长和把叶子的数目减少为两片或四片，并在上面盖着一层蜡，为的是防止水气蒸发，为了找水分把根子伸得特别长；它们的生长过程和在正常条件之下不同：夏天是热季，它们停止生长，而在冬季生长，因为这是一年中比较凉快和潮湿的季节。沙漠地带的所有植物都有类似的特性。一定的环境制约着机体的生存，每一个机体是特定的特征的综合。
动物和植物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适应宇宙的或自然的环境，这个环境象居维叶的“有机生物”一样形成复杂的，在空间上没有精确界限的体系。这个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地质的构造和土壤的成分、该地点距离赤道的远近、海拔高度、灌溉它的河流系统、降雨量和日光的热量等等，最后，生于其中的植物和动物。所有这些部分都是这样紧密地彼此联结起来，任何一个部分发生变化都要引起其余部分的变化。在自然环境中的变化不象在有机生物中那样显著，可是仍然很容易感觉得到，例如森林就会影响气候，影响降雨量，因而也影响土壤的湿润和黑土化。达尔文指出有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动物，如蠕虫，在黑土的形成上就起着重大的作用。拜特洛和农学家赫尔里格尔和威尔法特证明豆科植物根瘤中的细菌是土壤肥沃的因子。人们繁殖家畜和耕种土地，对自然环境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罗马人开始的砍伐森林，把亚洲和非洲的肥沃地区变成荒无人烟的沙滇。
植物、动物和处于原始状态的人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除了自己器官的适应能力之外，没有别的自卫手段，它们虽然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假如一连几百和几千代都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最后就必定获得各种不同的形态。不同种类的自然环境因而给人类、植物界和动物界带进差异。的确如此，不同的人种正是在野蛮状态的时期中形成起来的。
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不仅改变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并且还创造出一个人为的或社会的坏境，这就可以使他们的机体免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最低限度也可以大为减弱这种影响。而这种人为环境同样也加给人类以自然环境所曾给予的那种影响。因此，人也和驯化了的植物和家畜一样受着两种环境的作用。
由人们逐渐创造出来的人为环境或社会环境的构造和复杂程度彼此有所区别；然而有着同样构造和同样复杂程度的社会环境彼此是很相象的，不管创造它们的人种如何，也不管它们的地理条件如何。因此，虽然人类继续遭受到各种自然环境的不同程度的影响，他们同时也受到同样的人为环境的无差别的影响，这种人为环境缩小种族之间的差别并使同样的需要、同样的利益、同样的情欲和同样的智力得到发展。此外，相似的自然环境一例如位于同样高度和纬度的某些地区——对于那里的植物和动物界有着同样的统一化的影响。在相似的自然环境中我们找到相似的植物群和动物群。因此，相似的人为环境有助于消灭人类之间的差别，这差别是由于自然环境把人分为种和亚种而发生的。
自然环境的进化是极端缓慢的。因此那些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植物和动物的外貌似乎是不变的。相反地，人为环境的进化却是一天比一天加速。正因为这样，所以人类及其社会的历史同动物和植物的历史相比有着异常活跃的性质。
人为的环境，完全同有机生物和自然环境一样，构成一个综合体，一个在空间和时间上没有精确界限的复杂的体系；这个体系的一切部分是彼此适应和紧密联系的，任何一部分如果不引起其它部分的震荡和变化，是不能改变的。
在野蛮部落中间人为的或社会的环境是极端单纯的，它是由为数不多的成分组成的。它随着人类的进步，由于不断增加新的成分或者由于发展已有的旧成分而逐渐复杂起来。从历史时期的开端起，人为的环境便由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法律的设施，由传统、风俗、风尚和道德观点，由常识和社会舆论，由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等等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所组成。社会环境的这些成分在变化和互相影响中间产生出许多更复杂的和更广泛的社会环境；这些社会环境随着自己的发展改变着人类本身，因为不仅是自然环境，而且特定的社会环境也制约着在肉体和道德关系上具有同样特征的人的存在。假如所有这些彼此相联系的部分是稳定的，或者象自然坏境的各部分那么缓慢地变化，那末人为环境就会经常保持平衡状态而根本就没有历史。但是实际上它的平衡状态是以极端的和日益增长的不稳定为特征，它经常由于某一部分发生的变化而遭受到破坏，因为任何一部分的变化都将对它的其余部分产生相应的影响。
有机生物的各部分象自然环境的各部分一样，彼此发生直接的，就是说，机械的影响。当在动物发展过程中人终于确立了直立的状态，它就成了人的一切器官变化的出发点；当头不再象其他的哺乳动物那样靠强有力的筋肉附于颈下，而靠脊梁竖立起来的时候，于是筋肉本身和被筋肉围裹着的骨骼也起了变化，在变化过程中，头盖骨、脑髄等等也发生了变化。当某一地区的黑土层因某种原因而增加时，在它上面便开始生长森林而不再生长矮小的植物，森林改变着河流的方向，增加水流量等等。但是人为环境的各部分只有靠人的中介才能彼此发生影响。已经起了变化的部分应当首先在肉体和精神方面改变人们，促使他们发挥作用并改变其它部分，以使它们达到同它一样的发展水平，因为只有这样这些部分才不致阻碍它的进一步的发展，同它重新处于完全协调的状态。尚未改变的部分正是由于构成社会环境的“好的方面”的那些有用品质，使人感到它们的缺陷；现在这“好的方面”已经过时了，而且成为有害的和转化为“坏的方面”。尚未改变的部分应当受到的改变愈重要，这些坏的方面就愈加不能忍受。人为环境各部分之间被破坏了的平衡往往只能经过那些对正在变化的部分特别感到兴趣的人们和社会的所有其余成员之间的斗争才能恢复。
为了说明人在人为环境的成分的改变过程中的这种作用只要举出不久以前的、记忆犹新的某些历史事实就够了。
当工业开始使用蒸气作动力时，它同时也就需要新的运输方法来载运燃料、原料和成品。于是就启发了有关的工业家采用蒸气机在轨道上牵引的思想；这种思想最早在法国实行是1830年在加尔产煤区和1832年在卢瓦尔地区；而在英国斯蒂芬逊在1829年开动第一辆用火车头来拖拉的列车。但是这种运输方法的进一步推广却遇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强烈的抵制，这就使它的发展延迟了许多年。梯也尔——纳税的资产阶级的政治领袖，健全理性和社会舆论的代表——拚命反对新的运输方法的采用，他声称“铁路是行不通的”。然而铁路实际上推翻了一切反对它的最流行的理性论据。除了许多其它的不可能的事物外，它要求激烈地改变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建筑的基础——财产关系。事实上，在此以前一个有产者只靠自己的钱经营工业和商业，至多也只向一、二个相信他的忠诚和才能的朋友或熟人求援。他有权支配基金，他不仅是工厂或商号的名义主人，而且是实际的主人。但是铁路的修建需要数目惊人的资本，这是不能从几个人的手里征集到的。因此，这就必须使大量的有产者肯下决心把自己从来不舍得放手的钱拿出来托付给一些人，对于这些人他们几乎连名字都不知道，更不知道其能力如何。他们一旦把钱拿出来之后便失掉了对它的支配权，连对那些用这些钱制造出来的车站、车厢、火车头等等也没有所有权。他们只是有分红利之权，假如有红利的话。代替有体积、重量和其它的坚实的性质的金币和银币，他们得到的是薄而轻的纸片，上面用黑体字印着他们的集体财产的名字，虚构地代表了他们的集体财产的无限小的和不可捉摸的部分。在资产阶级的记忆中财产从来没有采取这种形而上学的形式。这种新的财产形式使财产本身失去个性，同以前造成有产者享乐的财产形式，同他们所熟悉的并且代代相传的那种财产形式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以致只有被控为罪犯和被宣称为社会秩序的最坏的捣乱分子的人们才肯承担它的保卫和宣传之责，——只有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和圣西门才最早重视以纸面的股票运用财产的过程[23]。在他们的学生中有工业家、工程师和金融家，他们准备了1848年的革命，成为1851年12月2日政变的参加者。他们利用1848年的政治革命来使经济环境革命化，办法就是把九个省的银行集中为一个“法兰西银行”，使新的财产形式为社会舆论所公认和创造法兰西的铁路网。
大的机械工业从远地运来自己的燃料和原料并向远方推销自己的产品，因此它不能容许把一个国家分成许多小小的独立国，每个独立国各有自己的关税、法律、度量衡、货币和纸币等等的制度；相反地，大生产为了自己的发展需要统一的和集中的国家。意大利和德国只是用流血战争的代价才完成了大工业的这些要求。梯也尔先生和蒲鲁东先生，——他们有许多点是共同的，因为他们俩都代表小工业的利益，——也属于那些独立于教皇和意大利君主的国家的热烈辩护者。
既然人创造着和继续不断地改变着人为环境的各个部分，那末显而易见地，历史的动力象维科和群众的智慧所认为的那样是人，而不是象那些哲学气味极浓的历史学家所坚持的那样是正义、进步、自由和其它形而上学的实质。这些自相矛盾的和模糊的现点因不问历史时代以及同一时代以内不同的社会集团和个人而发生变化，因为它们是人为环境的不同部分所发生的现象的思想反映。例如说，资本家、雇佣劳动者和法官就对正义有着不同的看法。社会主义者所理解的正义是把从雇佣劳动的生产者那里窃取来的财富归还给他们，而资本家所理解的正义却是保存这些窃取来的财富；既然资本家掌握着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那末他的关于正义的概念就是统治的和具有法律的力量，而对于法官，法律就是正义本身。正因为同一个词掩盖着正义的矛盾的概念，所以资产阶级就把这些思想变成自己的统治和欺骗的工具。
人为环境或社会环境的部分给予在其中活动的人以肉体的、精神的和道德的教育。事物的这种教育使人产生思想和触动他的情欲，它带有不自觉的性质。人以为自己自由地受到自己的情欲和思想的支配，然而其实他只服从人为环境这一或那一部分所给予他的影响，而人为环境的某一部分也只有通过他的思想和情欲才能对其它的部分发生影响。不自觉地屈从于环境的间接的压力，人把自己的行动和运动归因于上帝，神的理性或者归因于正义、进步、人道等等的引导……如果说历史的进程是不自觉的，因为——如黑格尔所说——人常常达到不是他原来所追求的、另外的结果，那么，这是由于人至今还不能意识到迫使他行动和指导他的行为的原因。
什么是社会环境的最不稳定的、经常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发生变化、并且是社会环境各部分中最能动摇整个建筑的部分呢？
马克思回答说：生产方式。
马克思所理解的生产方式不是人生产什么，而是他如何生产。举例而言，人还在史前时期就开始织布，但只是在大约一百年前才知道用机器来织布。机器的生产方式是现代工业最本质的特征。我们眼前就有着它的毁灭性的和不可摧毁的力量改变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设施的无与伦比的例子。机器生产的采用在一个世代之间就使日本由中世纪的封建国家变成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使它跻入世界强国之列。
由于不同的原因生产方式获得这样强大的影响。生产直接或间接地把一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精力吸引过去；而在社会环境的其它部分，即政治、宗教、文学等领域里工作的有限的少数人为了取得物质的和精神的生存的资料，也不得不关心生产。其结果是一切人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受着生产方式对他们的肉体的和精神的生活的影响；只有极少数人服从于环境的其它部分的影响。然而既然社会环境的各个不同成分只有通过人才能彼此互相影响，所以影响着一群人的大多数的那部分必然是最有力的，能够震撼社会环境的整体。
生产方式在野蛮人的社会环境中起着比较次要的作用；但是随着人越来越多地把自然力引进生产的范围，随着人逐渐认识了它们，生产方式才获得决定性的和不断增长的意义。这个降服自然力的过程还在史前期，即当人使用石头来作武器和工具的时候，便已开始。
生产方式之所以能比较迅速地获得进步不仅由于在生产中吸引进大群的人，并且还由于它在激励“私利的恶妇”时带动了维科所视作历史动力的三种恶德：残酷、贪财和野心。
在这两个世纪以来生产方式的进少足这么快，以致参加生产的人们不得不经常改变社会环境的其它部分，以便把它们维持在相应的水平上。这时它们所遇到的抵抗不断地引起经济的和政治的冲突。这样，当人们想发现历史运动的基本原因时，就必须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一般地规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
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剥夺了维科的历史发展的统一规律的宿命性。这种性质会使人们设想，似乎某个民族的历史发展的阶段——很象动物机体的胚胎阶段，如若弗卢瓦·圣伊雷尔所想那样一不可分割地同它的本质联系在一起，并且是由某种不可抗拒的内部的“进化力量”所决定了的，这种力量似乎会引导它按着预先规定好的道路走到它的预定的归宿。假如事情是这样的话，那末由此就应得出结论，所有民族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应当以同样的发展速度和唯一的、相同的道路前进。这样设想的发展的统一规律在任何民族的历史中都得不到证实。
相反地，历史的实际情况向我们表明，一些民族在发展道路上停滞不前，而另外一些民族以急速的步伐走向前了，还有一些民族却从它已达到的发展阶段向后倒退了。这些停滞、进步和倒退的原因，只有当我们用这些民族所赖以发展的人为环境的发展历史来解释各个不同民族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发展历史时才能说明。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这些环境的变化又决定历史的事变。
人为的环境不仅通过一个民族内部的斗争，而且还通过国际的斗争而获得改造。因此，一个民族的生活中的历史事件取决于应受改造的人为环境和这个民族被自然环境以及遗传的和获得的习惯所创造的那种形态之间所建立的关系如何。自然环境和过去的历史赋予各民族以原来的、它所特有的特征。由此可见，同样的生产方式不会以数学般的精确性产生出同样的人为环境或社会环境；因此，同样的生产方式在不同的民族和在各个历史时期不会引起绝对相似的历史事件。因为随着达到高度文明的民族的数目的增长，国际间的生存竞争越来越扩大和加剧。各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也不是注定的，象动物机体的胚胎发展那样。假如历史发展经过相似的家庭的、财产的、法律的和政治的组织，经过相似的哲学的、宗教的、艺术的和文学的思想形式，那是因为各个民族不管它们的种源和地理环境如何，在自己的发展中总会碰到极端相似的物质的和精神的需要，总得为满足这些物质的和精神的需要而采取同一的生产方式。[24]
选自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王子野译）1978年三联书店版第5—38页，并根据《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1928年巴黎法文版第1—51页作了校订。
[1] 留基伯（公元前5世纪）——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原子论的创始人。——编者注
[2] 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370）——伟大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原子论创始人之一。——编者注
[3] 参见歌德《浮士德》第一幕。——编者注
[4] 维·鲁凯尔在1901年格拉斯哥科学家大会上的开幕词。——拉法格注
[5] 赫尔姆霍茨（1821—1894年）——杰出的德国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倾向于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编者注
[6] 英国的历史家弗路德认为历史事实不能构成科学的对象，因为“它们任何时候都不会重复，而我们不能期待某种事实的再现来修改我们的假设的意义。”——拉法格注
[7] 卡皮托里是罗马的一个小丘，丘上有丘必特的神庙。——编者注
[8] 最初的基督教徒也这样牢固地相信异教及其奇迹，正如相信耶稣及其奇迹一样。德尔图良在他的《辩护》一书中和圣奥古斯丁在他的《上帝之城》一书中都说，根据不可争辩的事实，埃斯库拉普曾使死者复活，他们引用了死者的名字；又说有一女神曾用筛子从台伯河取水，而另一个则用腰带拖拉小船，等等。——拉法格注
[9] 莱布尼茨白费力气地想证明二加二等于四；他的证明，照数学家的说法，只是验证而已。康德不承认几何的公理是经验证明了的事实，如弗雷西纳在他的名著《论几何学中的经验》中所作的证明那样，他认为公理是由直觉和反省（灵感和沉思）的成功的结合所发现的；而彭加勒——他在这场合也只是表达多数学者的意见——在他的《科学与假设》一书中声称公理是“假定……我们从一切可能的假定中进行自己的选择对遵循经验所证明了的事实，但这种选择是自由的而只是受到一点限制，就是避免一切矛盾（即在作为出发点的假定中所导出的命题中的矛盾）的必要性。”他象康德一样认为这些命题不需要经验的验证。因此，相信天主三位一体的奥义的基督教徒的数学家得以自由地假定一加一还是等于一，由此推演出一种算术，同洛巴切夫斯基或莱曼的非欧几何学一样合乎逻辑。这两个非欧几何学派的一派认为从同一点上可以引出无数之多的平行直线，而另一派则认为不可能引出任何一条平行直线。
非欧几何学，——它的全部命题是相互联系在一起并且经过严密的推论而得出的，它的定理是同两千年来一直被认为绝对真理的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定理完全对立的，——是人脑的逻辑的令人惊异的表现。然而，根据这一点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它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而不是单纯的意识上的虚构）可以被看作是这个逻辑的强而力的证明。这个社会成员被分为敌对的阶级；对雇佣工人进行惨无人道的剥削，工人的贫困随着他们所生产的财富的增长而增长；在物产丰裕中引起饥饿的生产过剩的危机；饱食暖衣的懒汉受到阿谀逢迎的赞扬而受贫困之累的生产者被人轻视；道德、宗教、哲学和科学把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说成是理所当然的；普选制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的少数，总之，在文明的物质构进和思想构造中的一切都向人类的理性挑战，然而这一切都是同完美无缺的连贯性相联系的，一切的不正义都可以用精确的数学从财产权中引出来，这财产权容许资本家有权盗窃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逻辑性是我们头脑这物体的固有属性之一，人们不论是从正确的或错误的推理出发，也不论是从正义的或不正义的事实出发，都是在构造想想的或物质的建筑，这一建筑的各部分彼此相通。人类的社会历史和精神历史为这铁的逻辑提供无数的例证，可惜这逻辑又往往回转来反对它自己。——拉法格注
[10] 柏拉图对话的自然哲学部分。——编者注
[11] 柏拉图的对话篇名。——编者注
[12] 阿莉阿德尼——古希腊神话中克里特王米诺斯的女儿，他曾用小线团帮助提修斯在迷宫中杀死怪物米诺托之后走出迷宫。后来，人们用“阿莉阿德尼线”来比喻帮助解决复杂问题的办法。——编者注
[13] 王德威尔得及其他同志对我用这种不敬的和过于“极端的”态变来揭露永恒思想和原理，很不以为然。把那些在科学院和议会的演说里、选举纲领里和商业广告里卖笑的正义、自由、祖国看作某种形而上学的和道德的娼妓，这是何等的亵渎！假如这些同志生在百科全书派的时期，他们将大发雷霆地起来反对狄德罗和伏尔泰，因为他们抓住贵族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且把它送上自己的理性的法庭；他们嘲笑基督教的神圣的原理、奥尔良的少女、贵族的血统和荣誉、政权、神权和其它不朽之物。这些人一定会把《唐·吉诃德》付之一炬，因为这部无与伦比的浪漫文学的杰作无情地嘲弄了那些为贵族捧场的诗歌和小说所吹嘘的骑士的美德。
贝尔福特·巴克斯责难我对正义、自由和私有者的形而上学的其它本质所采取的轻蔑态度；他说，这些思想是这样普遍和必不可少，以致为了要批评它们是资产阶级的可笑的模仿，我也得使用某种正义和自由的理想。对，当然罗！象那些最极端的唯灵论哲学家一样，我也不能逃避自己的社会环境：它的流行观念的影响是逃不脱的；每个人都照自己的尺码去剪裁并且把自己的个人的思想作为衡量他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标准。但是假如说某些思想在它们由以培养起来的那个社会环境中是必要的，那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思想，象数学公理一样，在一切其余的社会环境中都是必要的；苏格拉底正是这么想的，他在《普罗塔哥拉》里似乎是要证明正义的永恒的必要性，他说甚至连强盗在彼此交往之间也遵循着正义。的确，建立在私有财产——不论是家庭的或个人的——之上的社会实际上是强盜的社会，这社会的统治阶级掠夺其它的民族和窃取被统治阶级——奴隶、农奴或雇佣工人的劳动果实，正因为如此，正义和自由才成为他们的永恒原理。哲学家宣称这些原理是普遍的和必要的思想，因为他们只知道建立在私有财产之上的社会，而不能设想建立在其它基础之上的社会。
但是社会主义者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必然要把我们引到建立在公有财产之上的社会，不怀疑所有这些普遍的和必要的思想将随着你和我，随着产生这些思想的私有制社会中人剥削人现象的消灭而从人们的头脑中消灭。这信念不是由温情的梦想，而是由基于观察得来的不可争辩的事实所引起。史前期的野蛮人和半开化的共产主义者没有任何关于这个永恒原理的概念，这就足以证明。萨姆纳·梅恩虽是一个法律学者，他在现代印度的农村公社中也没有找出这些原理，那里的居民在自己的品行中都遵循着传说和习惯。
私有制社会里的人们根据普遍的和必要的思想来组织自己的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在将来实行公有财产的社会虽就成为多余之物，无需再用这些思想来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历史将把它们收集起来并且送进死的思想的博物馆里去陈列。——拉法格注
[14] 卓万尼·巴蒂斯塔·维科《新科学的原理》。——拉法格注
[15] “文明”一词在维科时代的意大利语言中大概还不存在。只在十八世纪才在法国开始用来表示人民在进步道路上的运动。它的这种意义的来源是非常近的，法兰西学院只是在1835年出版的字典中才把“文明”这词放进去。傅立叶使用它只是为了表示现代资产阶级的时期。
自然科学也有自己的“理想的永久的历史”；指出自然科学的哲学和历史哲学思想上的平行论是很奇特的和有趣的。亚里士多德和自然神论者都设想有一个预定的计划存在，上帝依照它创造动物；人们可以通过比较形态学的研究去发现这个计划，——“他于是反复思考神的思想”。——唯物主义的哲学家用自然来代替上帝，把它解释为似乎是一种不自觉的计划或者更确切些说是非物质的和不现实的模型，样式；现实生活的形式就依照这样式的计划发展起来。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这是原型，最初的形式，地面上的生物是它的逐渐的改善；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这是原始型，地面上的生物是它的变异了的、不完害的改造品——拉法格注
[16] 指维科，因为这是他的故乡。——编者注
[17] 亚里士多德也赋予谚语以重大的意义。许多作家都讲到他所编辑的民间谚语的汇集，可是都遗失了。西内西在他的《秃顶赞》里提到这件事：“亚里士多德在谚语中看到过去时期的哲学观点的残余；这些观点在人们所经历的革命时期被消灭了，但是这些，残余却因自己的简洁而精确的形式而被保留下来。因此谚语和其中所表现的思想与古代哲学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古代哲学把谚语留给我们，而谚语又带着古代哲学的可贵的痕迹，因为在古时候人们理解真理远比我们时代要深刻得多。”这位基督教的主教，他是靠异教著作教养出来的，一再重复着古代流行着的见解，人是在退化，而不是越来越改善。在希腊神话中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观点；它在《伊利亚特》中屡见不鲜，它也为埃及的祭司所赞同，据希罗多德说，埃及的祭司把过去的时间分为三个时期：神的世纪、英雄的世纪和人的世纪。
人自从进入氏族共产主义时代起，便认为他是在退化中，幸福、人间天堂、黄金时代都属于过去。关于人能改善和能达到社会进步的思想只是在十八世纪才产生，那时的资产阶级正开始接近政权。但是同基督教一样，它把幸福放到天上去实现。
空想的社会主义者使幸福复归于地上。圣西门说：“天堂不是在我们后面，而是在我们的前面。”——拉法格注
[18]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2编第9章，第4编第1章，第3编第5章。——拉法格注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编者注
[20] 蜜蜂是知道为自己创造社会环境的，在蜜蜂中间可以观察到这种母爱完全消灭的现象：蜂王，一窝中的母蜂，不关心自己的后代：假如无性的工蜂不把那些长有性器官的雌蜂从它们母亲的盛怒之下抢救出来的话，它们就要被母蜂杀死。有几种家禽失掉了母性的本能；它们产卵很多，但是任何时候也不伏卵孵化。——拉法格注
[21] 居维叶《论地球表面的变革》。——拉法格注
[22] 解剖学家认为食肉兽和许多猿猴的鬓角筋肉连接在颅盖上并且象皮带一样紧裹着它，使之受到挤压，从而妨碍脑髓的发展；因此它们的脑髓比起那些象人类一样有着不发达的咀嚼器官和较弱的鬓角筋肉的动物的脑髓要小一些。安东尼把两只新生的狗割去鬓角筋肉的一面，几个月后他发现那与被割去的筋肉相应的半个头盖骨更加隆起，而脑半球的体积也增大了。（《科学院的报告》1903年11月23日）——拉法格注
[23] 傅立叶在《关于普遍统一的论文》中详细地列举了这种财产形式对于资本家的好处：“它不会遭到偷盗、火烧以至于地震的危险……被监护者任何时候也没有丢失的危险或者遭受到由于他的财产管理不善而招来的损失，因为管理处对于他象对所有股东一样……资本家，尽管他拥资累亿，任何时候都可以使自己的财产变卖成现钱”，如此等等，它保证社会的和平，因为“一旦人们都变成主人，叛乱的意图就会变成对现存制度的爱”，而另一方面，“穷人，虽然他只有一个埃居，也可以参加那种划分得极小的、大众化的股票……这么一来，他也就在无限小的范围内成了全国的主人而且完全有权说，我们的宫殿，我们的商店，我们的宝藏”。空想社会主义者与其说是工人解放运动的代表，还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的集体主义的代表。他们的黄金时代只不过是金钱的时代而已。
路易·拿破仑和他在政变中的同谋者非常赞成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这些思想：他们使最小的财主容易获得国债利息，在此以前这些国债利息都只是大财主的独占品；当他们给了用五个法郎甚至一个法郎购买公债券时，就使国家的公债利息民主化了——如他们中的一个所说的那样。他们相信用这种方法来使群众同国债的稳定发生利害关系就能预防政治革命。——拉法格注
[24] 若弗卢瓦·圣伊雷尔在自然的历史中引进构造图形的统一的规律，正如维科在人类的历史中引进发展的统一规律一样。若弗卢瓦·圣伊雷尔认为卵子的胚胎发展——从受精到降生——是按照预定的计划完成的，因而形态学阶段必然地一个接一个发生，而怪胎是发育不完全的、部分地停滞在胚胎发展某一阶段上的生物。
现代的胚胎学家抛弃了预定计划的思想而认为胚胎的发展——在有成胎的生命力之下——只依赖于它在其中发展的那环境的状况。例如假使破坏了蚂蚁、海胆、棘皮动物等等的卵的一个或几个节（blastomère），那末就可产生怪胎，就是说，不健全的机体，——虽然不经常如此，有时未被损坏的环境的那些部分本身会人工地再生出被除掉的那部分。还有，在胚胎的生命的初期人工地把它剖成两半，只要这两半仍能继续发展，那末就不是得到一个，而是两个形体，假使胚胎没有被弄破的话：由此可以推想母体中的人胎的类似的分裂便是怀双胎的原因。还有，在胚胎发展所依托的液体环境中撒上一些矿盐而使它发生变化，那末就可得到变态的胎形或者赋予它以新的形态。
要在自然界中保存着同样的形态只有在它们形成的相互条件如果不是完全相同，起码也是非常相似的情况之下才可能。在这些条件中甚至极微小的改变也会逐渐地使同一群、同一科的形体发生变化；并且当这些改变更显著时，它们就可能产生变种，可能成为新种的起点。
把人类历史发展的社会主义的理解同胚胎发展的自然科学的理解作一比较是很有趣的。——拉法格注
感谢 文祥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