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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问题
拉法格
（1910年）
一些哲学家曾怀疑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的可靠性。贝克莱[1]声称，这是因为人的感官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信的，而且思想是非物质的存在，不能感知物质的客体。因此，我们的认识是主观的；我们只能认识我们对一些事物形成的概念。而事物的质和量，对它起决定作用的各种原因、它的形态、它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在空间的移位和在时间上的延续是构成我们理性的概念，即我们的知性的表现形式。休谟和康德[2]说，因果关系、空间和时间同样是我们理性所必需的和普遍的概念。因此，我们可以感觉到的外部世界中的一切物体都是我们精神的创造物。我们不能认识物质实体（休谟的用语）、自在之物（康德的用语），因为物体对我们来说是未知的和不可知的。
学识渊博的阿弗朗什主教于埃嘲笑笛卡儿[3]是“所谓的真理发明者”，因为后者以值得赞扬的谨慎从怀疑一切开始，但在第二步以后就误入歧途。他要证实一切，但是人类却不能证实什么，因为世界上除了上帝启示、教会传播的真理之外，没有什么是确定的。而皮浪[4]派的怀疑论就是神学的论据！它在联盟[5]的热情传教者夏龙那里也发挥这样的作用。夏龙认为，怀疑论为信仰宗教做了“重要准备”：为了“在信异教的和不信教的人们中间传播和培植对基督教的信仰，开始时进行这样的说教是非常好的：世界由于人们头脑中臆造出来的荒诞思想而受到浸蚀，发生分裂和变得丑恶。上帝成功地创造了人去认识真理，但人既不能靠自身，也不能通过人类的任何手段认识真理，而必须由掌握着真理并使人类产生对真理的追求的上帝去启示真理，正如它过去所做的那样。”[6]
但是巴斯噶[7]把可靠性从它的最后庇护所——真理是由上帝启示的——中赶了出来。
他认为，“皮浪派的主要力量在于，脱离了宗教信仰和上帝的启示，我们就得不到任何可靠的真理。……既然除了宗教信仰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是可靠的，那么，如果人是由仁慈的上帝、恶魔创造出来的或者说是被任意地制造出来的，这些赋予我们的（可靠性）原则依据我们的不同起源而是真实的、虚假的或不可靠的，这点就值得怀疑。
……处于这种状态的人会怎样呢？他会怀疑一切吗？会怀疑人们是否要抓住他、把他烧死吗？会怀疑他是否在怀疑吗？会怀疑他的存在吗？不会达到这样的地步。我可以肯定地说，真正的彻头彻尾的皮浪的信徒永远不会有的。”（《思想》第8章第1节）
一些哲学家证实了我们认识的实在性。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认为，如果人们认识了某一事物的全部特性，就是认识了自在之物；此外，这一事物是在他的自身之外存在的，如果人的感官感受到这一事实，也就完全抓住了自在之物即康德的不可知的Ding an sich。社会主义者恩格斯从经济学角度批判了黑格尔的观点。他认为，“在康德所处的时代，我们对自然界事物的知识确实是十分零碎的，所以他很可以猜想在我们关于每一件事物的少许知识背后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自在之物’。但是这些不可理解的事物，已经被科学的巨大进步逐一地理解，分析，甚至重新制造出来了；而我们能够制造的东西，我们当然不能认为是不可认识的。”[8]
一般人不会为是否知道感官经常欺骗自己这类的疑虑而烦恼。对于我们的认识的可靠性持慎重态度的哲学家，当他们走出纯理性和抽象思辨的领域回到现实世界时，也会这样。学者们在对各种自然现象进行研究时，并不理解它们。但是，自从康德主义复活以后，有一些科学家开始注意这些问题。他们由于被那些疑虑弄得不耐烦，或者不如说被它们搞得心烦意乱，便把它们拋开，并同古斯达夫·勒博恩一样，宣布“科学不研究自在之物即哲学家的本体，不把它们同表象即我们的感官所感觉到的现象对立起来……。我们感官造成的折射差不多在同类型的每个人身上都是相同的。科学可以把它们都看作是现实的，并用它们建立自己的学科……。弄清楚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不是真实的，这对科学来说不太重要。科学按世界所表现出来的样子接受它，并努力去适应它……。我们的认识是同我们相适应的，正因如此它才使我们感兴趣。”[9]勒博恩虽然把康德的怀疑论撇在一边，但是并不反对它，相反却表示赞同。而费利克斯·勒当泰克作为博物学家，对康德的怀疑论进行了批判，给了它致命的一击。他说：“我们是有生命的，我们的人种没有绝迹，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不是骗人的，而且它涉及与维持我们生存有关的周围的一切偶然的事物。”[10]
两千多年以来，怀疑我们的认识是否可靠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的思想。它在哲学上获得了很重要的意义，并在康德主义复活以后，重新引起争论。它是科学的哲学应解决的问题之一。
在这篇文章中，我要探索怀疑论产生的历史根源以及起决定作用的各种原因，并试图对它作一分析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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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问题是古希腊的诡辩论者以一种合乎逻辑的勇敢精神提出来的。现代哲学家尽管也提出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但在他们身上却从未有过那种勇敢精神。诡辩论者不仅对我们通过感官获得的认识提出问题并表示怀疑，并且不尊重纯粹理性观念。
他们认为，感官不能给我们提供准确的情况，如：浸入水里的桨好象折断了；月亮离地平线越高似乎变得越小；从远处看，圆形的塔成为平面；人们离得越远，看到的林荫道两旁的树木离得越近；闻起来很舒服的香味会损害味觉；看上去富有立体感的画面用手却摸不出来；从航行的船上看，两岸的山丘都在移动；在交叉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个滚动的圆球看上去好象是两个圆球，等等。
在他们看来，感官所提供的材料，不仅有一些是错误的，而且也是因人而异。即使是同一个人由于他所处的状况不同，感觉也就不同。如：某人认为香的，别人却认为是难闻的；有些人认为蜂蜜是甜的，有些人认为是苦的；德谟克利特则认为是既不甜也不苦；而赫拉克利特却认为是二者兼而有之；在冬天，人们去赴宴时感到很冷，出来时却感到很热，等等。
由于我们是通过自己的感觉认识各种物体的，因而我们能够说出它们是什么样子，但却不能说明它们为什么会成为那个样子的。埃奈西德姆认为，可以设想，我们的感觉比动物的感觉更符合事物的特性，理由是，动物的眼球是长的，因而想必与我们的感觉不同。有甲壳、鳞片或羽毛的动物的触觉也不一样。人与动物在感觉上的差异可通过事实来加以证明，例如：油对人是有益的，却能致胡蜂和蜜蜂于死命；嚏根草对人来说是致命的毒药，却能喂肥鹌鹑和山羊；海水是鱼生存的条件，但人长时间泡在海水里却是有害的，等等。
既然我们只是通过感觉认识事物的，苏格拉底的弟子亚里斯提卜便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无法知道事物是否具有使我们产生感觉的那些特性。尽管我们感觉到甜味、白色和热度，但我们不知道使我们产生这些感觉的事物是不是甜的、白的和热的。
普罗塔哥拉[11]是一位天才的诡辩论家，遗憾的是我们对他的观点的认识只限于某些经过删节的引文。他认为，如果说当不存在使眼睛产生印象的有颜色的物体的时候，眼镜是瞎的，那么就可以说，当没有眼睛看的时候，物体是没有颜色的。因此，任何物体就其自身而言，既不是它现在的样子，也不是它将来要变成的样子。它只是某一个人所看到的那个样子。但是，由于各人所处的地位不同，因而所看到的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人来说，每个物体都是他所看到的那样，而每个人所看到的物体的样子，只是从他自己所处的地位看到的那个样子。因此，“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12]。客观真理是不存在的，只存在真理的主观表象。
普罗塔哥拉的名言概括了主观主义哲学即资产阶级哲学的全部内容。而资产阶级多半是个人主义的阶级，它的成员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情感来衡量一切[13]。
诡辩论者不会怀疑他们自己的感觉，笛卡儿也不会怀疑他的思想。他肯定他曾生活过，看到过光线，闻到过玫瑰的香味。他不会怀疑玫瑰是香的、雪是白的。但是他不知道玫瑰本身是否有香味，雪本身是否是白的。他同样也不知道玫瑰和雪是否会使其他人产生同样的感觉。由于各人的地位不同，所以玫瑰和雪多半不会使其他人产生同样的感觉。由此怎么能肯定同样的东西会使所有人产生同样的感觉呢？可以用同样的词来表达不同的感觉。他观察到，当两个人说有同样的感觉，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确信另一个人的感觉与他自己是相同的，因为他是从自己而不是另一个人所处的地位得到这个感觉的。因此，人们既不能认识事物，也不能把事物使我们的感官产生的感觉传给其他人。人们可以交流词句，但不能交流感觉。因而，不存在对每个人都有效的认识，因为任何认识都是建立在感觉基础上的。普罗塔哥拉认为，只存在个人的看法，而不存在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正确的、有效的看法。
诡辩论者一贯主张个人不应不经过任何检验就接受流行的、甚至是先辈遗留下的观点。任何人都应有自己的看法：只应承认自己觉得是正确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并且只应重视那些能使他获得信念并能提供某种个人利益的观点。这样，这些诡辩家们就为一种新的哲学奠定了基础。在这种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主观原则，例如黑格尔就遵循了这一原则。为了创立这一新哲学，对公众进行教育，他们传授众利于实现这一目的的内容。他们主张放弃早期哲学家所进行的对于事物的本质的探索，认为这样做没有意义。
教会也一样，对物理科学——这一撒旦的发明——怒不可遏。在这个意义上说，诡辩论者和教会代表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因为资产阶级所追求的仅仅是利润，只有当对自然力的认识及其在工业中的应用成为财富的无穷无尽的源泉时，才鼓励对自然现象进行研究。
格罗特认为，诡辩论者中的最杰出者——苏格拉底为建立主观主义哲学并使之同整个科学彻底分离所作出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大。格罗特认为，苏格拉底不是把对事物的认识，而是把对自身的认识、对自我的认识当作他进行教育的出发点。柏拉图在他的《菲多篇》对话录中指出，苏格拉底是想通过人来解释世界，因而同早期的哲学相反，因为从方向和内容看，早期的哲学是自然哲学，它想要通过世界来解释人。
苏格拉底要求科学直接有益于实际生活，从几何学获得丈量土地所必需的方法，从正确的天文学获得“认识夜晚的时间、每月的天数以及每年的四季”所必需的手段。色诺芬[14]在他的著作中写道：苏格拉底“不是要探讨天体现象的起因，而是要证明热衷于这种思辨的人是荒唐的。他说过，学习某种职业的人希望以后为自己和其他人而从事这个职业。而那些试图了解上帝的秘密（即自然的奥秘）的人是不是会认为，当他们认识到各种自然现象的原因时，就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需要制造出风、雨、季节和其他类似的自然现象？还是并不自我吹嘘有这样的力量，而只满足于了解这些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就够了。”（《回忆苏格拉底》第1卷）
苏格拉底认为，他曾白白浪费时间去研究各种自然现象。他建议放弃对事物的研究而研究观念，放弃对实在的研究而研究实在的真理。而人们对事物形成的观念就是这样的真理：对于事物的观念的认识不需要对自然界进行研究。柏拉图说过，对于马的概念的认识指明了马的属性。他认为，概念支配着实在。任何事物之所以成为实在，并不是由于物质，而是由于它赖以取得其形式的观念。因此，观念代表了事物的真正实在。
但是，所有的诡辩论者并不赞同这种为纯粹理性思想辩护的高超观点。他们反驳说，人们只能表达他们所处的状态下的感觉，而不能证明他们自身之外的任何东西，也不能说明任何带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因为感觉介于外部世界和理性之间，理性受到束缚，不能从自身解脱出来。这样，他们便对运动和空间的概念、几何的定义和算术运算进行荒谬的和吹毛求疵的批判[15]。
苏格拉底为唯一值得自由人研究的伦理学建立了物理科学。而道德、风俗、习惯、法制、正义等观念实际上是诡辩论者始终普遍关心的，他们对它们进行无情批判的检验。
高尔吉亚[16]自诩发现表象比真理更重要。皮浪声称，表象在它显现的任何地方都占主导地位。表象的理论就是诡辩论者想要应用于伦理学的理论：既然对每个人来说任何事物都是他感觉到的那个样子，那么真理就只是个人的看法。每个人都应把他觉得是正确的看作是正确的，把他认为是好的、公正的看作是好的、公正的。因为人不但是衡量精神世界的东西的尺度，而且也是衡量物质世界的东西的尺度。因此，以自然反对社会、以天赋权利反对法定权利的最大胆者得出结论说，每个人都应按照自己的情感和利益行事。倘若法律和习俗与之发生冲突，损害了他的天赋权利，并强加给他一种他没有义务服从的限制，那么，他就应该在不会受到制裁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反对这些法律和习俗。
古波斯王之所以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因为他能满足他自我的一切反复无常的欲望；阿克拉奥斯因为以背叛和谋杀手段夺取了马其顿的王位，所以成为了一名英雄；施蒂纳[17]的“唯一者”“我”以及尼采[18]的自命不凡的“超人”是希腊诡辩论者思想的讽刺性的模仿，即个人的行为不应依据对任何人都适用的、带有普遍性的道德，而应依据对他“自我”是否合适。“自我”存在于一切的开始、中间和结尾。它应成为新道德的出发点。这一新道德的基本信条就是海西奇乌斯引证的那句话：为别人做你希望别人为你做的事。关于这句话，诡辩论者伊索克拉特斯是这样解释的：“不要对别人做你不能容忍别人所做的事……你要为别人做你希望我为你做的”。基督教也重复了这句话，它是这样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爱人犹爱己。”
斯多葛派声称要回到自然状态去。他们反对早期的自然哲学，赞成诡辩派的主观哲学，认为，为了摆脱各种关系的束缚，智者对其他人既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也不应承担任何义务。他不应为抚养孩子而操心。因为有许多手段可以满足性的需要，他应自己满足自己，而不应受婚姻的束缚。这样，为了完全回到自然状态，犬儒主义者便主张公开泄欲。芝诺[19]和柏拉图鼓吹公妻制。
诡辩论者反对各种社会设施。利科芬声称贵族的优越是虚构出来的。阿尔西达马斯认为，自由人与奴隶之所以对立是由于对自然的无知。另一些人认为奴隶制是违背自然的。他们说，城市、民族、国家对于那些把世界当作祖国的人来说太狭窄了。智者是世界的公民，他们既不应属于某个城市，也不应属于某个国家。因为他不应以任何价格出卖自己的自由，而且通往阴曹地府的道路到处都是一样长的：他们认为，为祖国捐躯是可笑的，把世界当作祖国的智者不会为一些傻子而牺牲自己的身体和智慧[20]。
苏格拉底不敢使怀疑一直发展到它的合乎逻辑的最后结果。但他同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理论家边沁[21]一样，把功利看作是善的条件。他主张要有道德，因为它会带来好处；他主张避免通奸，因为它会招致危险；他主张参加公众事务，因为公共福利对个人有益，他主张保持一种通过相互鸡奸而理想化的友谊，因为人们能够相互得到帮助，等等。与其他诡辩论者不同的是，他把合法性与正义的观念看成是一致的，以致为了不违反法律，他拒绝逃避他认为是不公正的判决、和皮浪一样，他的准则就是顺应一般常识，象大家那样去做。也正是为了不与公众的舆论发生冲突，他才祭神。而对于诡辩论者来说，神的存在同对事物的认识一样都是值得怀疑的。
诡辩论者对于认识的实在性的怀疑以及对于自然科学的轻视，导致他们把一般常识看作是智者的向导，是使人类认识具有可靠性的基本保证。但是，他们继赫拉克利特之后曾起来反对流行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在他们那个时代正是没落的社会制度的残余。
早期的诡辩论者起源于爱奥尼亚和大希腊的一些商业城市。公元前七世纪以来，这些城市里的工业和商业向氏族和父权制家庭的共产主义组织展开进攻，以财产私有制代替财产公有制，组成了一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
父权制家庭对于在父亲的专权下生活的一些人来说是符合神意的，因为父亲代表了祖先。这样的家庭满足每个成员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各种需要。它的全体成员靠田里的收获和奴隶的劳动过活。他们对袓先的祭祀、历史、传说、传统以及行为准则没有引起争议并且束缚着他们，但却是他们的精神和道德食粮。
随着商人阶级和手工工场主阶级变得越来越富有并且人数越来越增加，父权制的贵族阶级则越来越穷、人数越来越少。对于贵族来说，战争是夺取财富的唯一手段。他们最痛恨和蔑视那些商业和工业中的暴发户，贵族诗人泰奥尼斯希望“喝他们的黑血”。而这些受到如此蔑视的人却同贵族争夺对城邦的统治权，通过高利盘剥攫取他们的财产，同失去爵位封号的贵族、手工业者和奴隶结成联盟，以夺取他们的政权，把他们放逐并对他们实行剥夺。因此，在许多世纪内，古代的城邦经常被淹没在内战的血泊中。
在温情脉脉的和父权制的公有财产的废墟上，新的阶级建立了个人主义的社会。但这个社会并不符合神意。于是人们便臆造出上帝的意志，以弥补这个缺陷。这就是：每个人只能从他个人事业的成功中、而不能期望从家庭集体中获得福利；由于摆脱了父权制的专权，而只依靠自己单独的力量，每个人都应该自己满足自己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需要。诡辩论者担负起对个人进行过去在家庭中所受的教育。他们开办了最早的一批公共的、收费的学校，教授每个人为在社会的混战中走自己的路所需懂得的一切知识，而不受过时的父权制时代的道德和习俗的束缚。
人不应使自己的个性在温情脉脉的和父权制的财产公有制中丧失殆尽，而应对社会树立起自我；不应把一切都归于集体，而应归于自我。用普罗塔哥拉一句寓义很深的活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新的社会条件确定了主观的原则，而诡辩论者正是从这一原则得出资产阶级的主观哲学。
阿里斯托芬和安尼杜斯指责苏格拉底轻视神和祖先遗留下来的习裕，败坏道德，腐浊青年。其他诡辩论者也受到同样的责难。但是诡辩论者所进行的教育是符合他们的社会在精神和道德方面的要求的，他们只不过赋予这些要求以哲学的形式。柏拉图认为，“人民是不愿使自己的观点和志向遭到反对的伟大的诡辩论者”。他们在道德上处于完全堕落的状态。修昔的底斯[22]说，人们允许一切过分的行为。不诚实的现象比比皆是。人们不相信最激烈的誓言，却欢迎演说家所宣扬的最厚颜无耻的和极端利己主义的准则：每个人用自己的手段寻求自己的利益，而无需因为要尊重法律而受到约束；自然规律是最强有力的胜利者；每个人归根结底是要以他的利益和意愿来衡量法律和荣誉的。
怀疑对事物的认识，以及不顾羞耻地抛弃私人的和公共的道德观念，这些都是社会形势的混乱在人们思想上引起的反映。而社会形势是由曾改变了古代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事件所决定的。
怀疑是同资产阶级一起产生的，并且在资产阶级哲学中固定下来。笛卡儿认为，他的公式——我思故我知，将把怀疑逐出资产阶级哲学。笛卡儿可以同样正确地说，我感故我知。但他并未击中要害。诡辩论者从未怀疑过他们的思想和感觉，而是怀疑根据感官提供的材料而形成的认识的可靠性。不可战胜的怀疑继续在哲学思想领域里盛行。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怀疑是资产阶级分子的精神特点之一，后者生活在商业和工业的成就很难预料、繁荣的继续得不到保证的状况下。
在资产阶级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多次看到，在过渡时期重新出现希腊诡辩论者的道德放荡；但是它从来没有表现将如此厚颜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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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辩论者认为，感官会产生错误的和变化不定的印象。他们的这一观点并未遭到反驳，也不能加以反驳。因为每天都有大量说明感觉每天不真实明显例子证实并加强这一观点。充满智慧的人民以这样的谚语支持这一观点：各有所好。
几年前，南锡的著名物理学家布龙多向科学界宣布发现了N射线。人们通过磷光屏上的一个光点就能观察到它的出现。欧洲和美洲的很多科学家是擅长做实验的，他们也发现了这一射线。但是他们大概会认为这一射线是观察到它的人的视错觉。因为，尽管人们看到的太阳光芒四射，但是物理学家证明，如果飞机能够离开大气层，那么飞行员看到的太阳将是黑的。一位心理学教授为了证明同一客体给每个人留下的印象不同，便让一个同时玩弄着两个或三个陀螺的丑角突然进入他在讲演的大厅，停留一分钟以后离去。然后，他要求每个在场的人，不要相互商量，而把刚才所见到的写出来。结果没有两个人对于小丑的动作和装束的描述是完全一致的。另外，法庭上出席作证的耳闻目睹的证人，倘若预先没有协商，那么他们的证词便不会一致。如在龙森胡同里发生的双重谋杀案中，共有十个证人，其中六人是警察，是这方面的行家，善于在犯罪现场进行验证，但他们对画家施泰因赫尔的尸体的位置说法不一。仆人和一个邻居看到画家进躺在地上，四个警察看到的是画家跪依在门旁，而第五个警察看到画家背靠在厕所旁边的墙上，等等。当历史学家只掌握一个证据的时候，事实就会被肯定无疑地记录下来。但是，当存在好几个证据的时候，他就会对事件的细节，甚至对整个事件发生怀疑。当那么多证据把事情弄得混乱不堪的时候，谁能把德雷福斯案件审理清楚呢？历史不是科学。
被柏拉图看作是全部真理的纯理性观念，只是大脑对感觉的解释，所以当感官提供给大脑的材料不正确时，纯理性观念就必然是错误的。康德认为是可靠的纯粹理性是非常靠不住的，需要通过经验——“真理的唯一源泉”（按照彭加勒[23]在《科学和假设》一书中的说法）对它的推论进行检验和核对。这样，不纯粹的理性纠正纯粹的理性。感官欺骗理性，理性反过来又欺骗感官。得意洋洋的夏龙说：“你们看，当内部和外表充满了错误和缺点，当这些主要部分，即科学的基本工具互相欺骗的时候，人类会有何等完美的科学和可靠性呀！”
古代的苏格拉底和皮浪以及现代的托马斯·里德和鲁瓦埃·科拉尔所依据的公众舆论和一般常识并不能使人完全信赖。因为它们是由常常有错误的感觉形成的。例如，由于人们的眼睛对太阳的大小和运行产生错觉，公众舆论和一般常识认为太阳围绕地球运转，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心。
诡辩论者坚持认为，既然客体所引起的感觉因人而异，并且由于同一个人所处的地位不同而有所变化，因此，就不能创立一门事物的科学。实际上，仅仅建立在感觉基础上的科学不会对每个人都是有效的。它是个人的，因人而异，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创立者的感觉也在发生变化。
但是，如同勒当泰克所说的，因为我们是有生命力的，而且我们人类没有绝迹；因此，必须对或多或少辽阔实在的外部世界有一个最低限度的认识，以适应它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坏境。同样地，必须使这种最低限度的认识对每个人都是有效的。因为各不同种族和国家的人都建立了相类似的家庭和社会组织、所有制形式和生产方式，并朝着共同的方向发展。他们有着类似的常识，民间谚语就说明了这一点。正如维科所说的，民间谚语在各国有着同样的内容，尽管它们的表现形式各不相问。要使世界各国具有类似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常识，必须使这种最低限度的认识对每个人都是有效的，并随着人类经验的增长而得到发展。
在动物界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而且会带来同样的后果。皮浪认为，这是因为“人和其他动物之间有一种特别的邻里和亲戚关系”。确实，正如诡辩论者认为的那样，尽管脊椎动物瞳孔变长的眼睛和昆虫的复跟、近视患者的凸出的角状眼和非常突出的晶体状眼同老视患者的角状眼和扁的晶体状眼对相同物体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但这并不妨碍动物和人对于外部世界有相当准确的相同认识，以获得生存、防御、保护和养育后代的手段。因为动物和人是由相同的物质构成的，各个器官的细胞结构也相似，并且为了生存和繁衍而积累了大量多少有些类似的经验。因此，它们会产生相同的感觉，形成同样的认识。例如，动物就很可能掌握了数学的基本公理。第欧根尼[24]曾说过，驴子和几何学家一样，知道到饲料槽和饮水槽去的道路走直线最短；鸽子似乎懂得1+1=2，因为只有当母鸽生下两个蛋时，它们才去孵卵；羊有时间概念，它们和牧羊人一样知道回羊圈的时间；而母鸡并非没有纯粹理性观念，因为它们不会从搭设在高处的鸡窝中跑出来，从而证明它们有空间的概念。它们的这个空间概念是先天的，即本能的。我们从刚出生几天的小狗身上也能明显看到后天获得的品质。这样，我们不能不承认，尽管动物和人对相同的客体的感觉不一样，但是感觉在动物和人身上所引起的智力表现却是相同的。因为，动物和人都是由相同的物质构成的。
既然不能否认动物和人具有最低限度的准确的认识，那么就应象弗雷西讷一样承认“外部世界和理性之间具有特殊的一致性”。巴门尼德[25]在说“可能的才能被想到”这句话时，曾猜测到这点。弗雷西讷还说，“算术及其组合，即人类发明的数学用语，非常适合于表达自然的活动……人们为进行理论思维而想出的一些公式后来被发现与自然现象完全相符，并且最贴切地反映了自然现象。”谁曾料想到，球的面积与它的半径平方成正比的定律在某一天会成为重力和其他辐射力减小的定律？奇数的级数会表现物体在真空中自由跌落的连续过程中所经过的空间？两千多年前已为佩尔加的阿波洛尼乌斯提出的把一个圆锥体依中轴同一个以不同方式倾斜的平面相交而形成的曲线的特性后来竟成为刻卜勒的天文学定律？弗雷西讷认为，“很难在这些事实中看到一种纯粹的巧合，也很难把经常出现的吻合看作是偶然的。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人的理性和自然界归属于一个总的规划之中。根据这个规划，前者令人赞叹地把后者包括在内。”[26]弗雷西讷的总规划尽管是以存在一个规划的设计者为前提的，但它只能说明世界万物都是由物质构成的。因此，能够思想的物质和天然的物质都是由同样的成分构成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人类的理性能够理解自然界。贝克莱曾不无道理地说过：“由于精神是非物质的，所以不能感知物质的客体。”但能够思维的物质却可以感知物质的客体。
人们不能否认人类的这些最低限度的认识。它不是科学，而是科学的前奏。如果人类只依赖感官认识外部世界，那么人类的认识几乎不会超过动物的认识，因为动物的感官比人的更完善，只是人的触觉由于手的运用而得到了特别的发展。
拿几何学为例，如果人类不曾发明用木棍来丈量土地的长度和宽度，而靠眼睛判断的话，那么几何学就不会产生。原始时期，人们每年为了给氏族或者说村庄的各个家庭分配可耕地而用于丈量的木棍，给他们带来非常大的利益，以致被赋予神奇的性质。俄国米尔的农民把它称为神棍，并把它供奉在教堂里。埃及人把分配土地的计算单位coudée[27]看成是真理和正义的神圣象征，它所测量的任何结果都被认为是正确的、公平的。
自从木棍代替感官以后，测员土地的长度不再依赖不确定的、因人而异的眼睛的感觉，而靠各种不变的木棍。它所测量的结果不会象用眼睛判断那样引起争议，而被认为是正确的和公平的。
我们通过物体给予我们感官的感受来认识物体的性质和特点。感觉是我们同外部世界发生关系的第一种手段。在幼年时期，它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唯一手段。野蛮人差不多仅仅使用这一手段，因此，他们的感官具有优越的地位。而物体的特性同时也对天然物发生作用。例如，物体的重量在天平上，如同在我们手上一样，可以被感觉出来。它的硬度、热量、光泽等等能够对我们这些生物发生作用，同样，也对天然物产生作用。因而，人们能够确定物体的性质或者特点，它所具有的能够影响生物和非生物的力量。
非生物的感受性甚至比生物更灵敏。例如，人感觉不到无线电报的电磁波，但金属锉屑管却对它有反应；如果我们只凭借感官而不使用布氏硬度测试机和基普钻，就不能测定各种不同钢铁的硬度。因此可以说，我们可以利用天然物的感受性来认识物体的特性，如利用水银柱测量温度，用石蕊试纸检验液体的酸度，等等。这样，当康德和新康德派认为我们只是通过感官来认识事物时，他们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提供科学认识要素的不是人的不可靠的和因人而异的感觉，而是天然物的可靠的并且始终如一的感觉。如果说我们仅求助于人的不稳定的感觉就不能准确了解大气的温度，那么，当水银稳定的感受性把大气的温度记录下来以后，就可以对它有科学的确切的认识。两个天文学家而对同一个天体所画的天体草图通常是不一样的，而玻璃感光片——杨森称之为“科学家的视网膜”——却能把天体形象正确地再现出来。由于玻璃感光片比眼睛优越，能够成为各种个人解释中的唯一的解释，并且能够忠实地保留聚集在上面的一切印迹，因此天文学家逐步用摄影代替肉眼的观察。马诺福里埃的微型仪器主要依据与混合葡萄酒中的含水量成正比的电阻来检验酒中掺了多少水。它远远胜过了最敏锐的品酒家的味觉。而用冰点测定器对牛奶进行分析就可以通过牛奶的凝固程度测定奶中掺了多少水，并能在一定距离之外判断出奶牛的健康状况，这是最富有经验的兽医也难以做到的。每个人只是在唱机把他的声音复制出来以后，才认识到自己的嗓音。而那时，他却分辨不出自己的声音，因为他象其他人一样听到自己的声音而头部没有发生共鸣。
认识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准确的和有效的，因为它总是同样通过以天然物代替人的感官形成的，所以医生和心理学家借助于天然物来判断人体是不是有病以及研究“自我”的心理特点。苏格拉底说，自己认识自己；现代哲学家进一步说，借助于不会思维的物质。
科学在它可能的一切地方都以天然物代替了科学家的感官。但在有一些学科里这种取代几乎是全面的。例如，化学家不能凭借自己的任何感官认识硫酸以及其它他所进行分解和再化合的物质特性。人们可以增添或减少一个感官，但不能改变对它的科学认识。因为科学认识不是会受谬误和差异影响的感性认识，而是借助于不受谬误和差异影响的非生物的对物质的认识。
过去走在科学前面的工业生产，今天却落在它的后面。当工业生产依靠人的感官来进行管理时，就会是不稳定的，而且，它所普遍遵守的常规并不能对习惯做法和错误的制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工业生产只有在采用了各种形式的自动记录仪表（从最简单的温度表、气压计，直到比较复杂的电表、计时器、高温计、瓦斯分析表、量热器等）以后，才会变得稳定。
用天然物的感受性代替人体的感觉，使人们能够通过温度计上的水银柱的度数认识温度，通过一秒钟的振动次数辨别声音，等等，这样就把对人而言的质量变成对物而言的数量。这种转变使得有可能在各种自然现象之间确立一种数字上的联系，并且改变认识的性质。对于一个客体的质的认识是人的认识，而对于一个客体的量的认识是其他客体的认识。因此，人不再是万物的尺度，衡量客体的尺度是客体。资产阶级主观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即主观的原则被客观的原则所代替。
感官即使不发生错误，它们所能认识的事物也是极端有限的；它们只能显示事物的有限的性质。例如，眼睛只能感觉到十分之一的太阳光，它的感光能力大大低于天然物；天文学家的眼睛穿不透的黑暗——赫舍尔把这种黑暗称为“煤口袋”——在溴化银乳剂感光片上显现出一些新的星团和弥漫的宇宙物质。随着玻璃感光片的感光性的增强，天文学家的认识越来越深入。
我们不知道天然物的感受性的限度，而科学工具的感受性是有限的，但它们在日益完善和发展。例如温度计目前刚刚能够测出百分之一度的热度，我们还不能知道通过测辐射热器能知道的现象。测辐射热器这个工具是建立在受热量影响的金属的电阻基础上的。它能测出百万分之一度的热度，因而揭示了太阳光辐射范围比人们想象的更广阔。科学认识的提高不是由于人类感官的改善，而是由于利用天然物的感受性的手段的普及和研究以及控制工具数量的增加和敏感性的增强。
但是，由于人类的感官以及代替它的工具是不完全的，并且人们为了研究事物所采取的手段也是不完善的，所以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不全面的。
客体不是自发产生的。它是由先前的以及同时出现的无数事实的会合决定的。它永远不与自己相同。由于受到周围无数物体的影响，它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我们要研究它，就应把它从它所处的环境中抽象出来，把它看作是不变化的，并且分别地考察它的各种特性，而不考虑这些事物的变化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影响。抽象科学的起源也是同样的；它们把研究的对象从周围的环境中提取出来，抽象出来，去掉它们的属性，把它们变成不具有客观实在性、而只存在于进行思维的大脑中的理性客体、即想象的客体，例如点、线、面、数等等[28]。
由于这个原因，数学家的思辨推理既没有突出感觉，也不受感觉所造成的错误的影响。而当这些推理是合乎逻辑的结果时，它们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有效的。因为它们符合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例如，欧几里得、黎曼和洛巴切夫斯基的几何学虽然是矛盾的，但是被数学家们认为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的命题在逻辑上是互相有联系的。
物理科学以非生物取代人的感觉，它与抽象科学一样对每个人都是有效的。因为科学家们并不去分析他们的感觉，不研究物体留给他们感官的印象，而是研究这些物体对其他物体的影响。他们把这些影响记录下来，加以分类，以便从中得出理论上和实际上的结论。如果这些结论是合乎逻辑的推理，那么它们对每个人来说就或多或少是正确的、有效的。科学家们不考虑物体对他们的感官的影响，而研究这些物体对其他物体的作用。当认识建立在感官提供的材料基础上的时候，它是主观的。而当认识建立在物体提供的材料基础上时，它就变成为客观的。希腊诡辩论者破坏了主观认识的基础，但他们的尖锐的、无可辩驳的批判对客观认识并不起作用。
无所畏惧地推翻了主观认识的诡辩论者尽管对人的认识提出异议，但又极端荒谬地把人看作是万物的尺度，并且为了拼凑资产阶级的主观主义哲学而抛弃了朴素的自然哲学。而确立了对事物的客观认识的科学家们通过对诡辩论者所轻视的古代哲学的重新研究，为我们时代创立了一门新的宏伟的宇宙哲学。
译自拉法格《认识问题》1910年巴黎法文版。
（陈双苑译 李兴耕校）
[1] 乔洽·贝克莱（1685—1753）——英国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主教。——编者注
[2] 大卫·休谟（1711—1776）——英国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不可知论者；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的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变种，但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倾向。——编者注
[3] 勒奈·笛卡儿（1596—1650）——法国二元论哲学家。——编者注
[4] 皮浪（约公元前365—275）古希腊哲学家，古代怀疑论的奠基人。——编者注
[5] 指十六世纪法国的天主教联盟。——编者注
[6] 夏龙《基督教徒谈话录》（1600年）。这一方法非常好，康德和其他人为了重新回到基督教那里去，遵循了这一方法。苏格拉底和皮浪为了迎合异教徒的多神论，也实行了这一方法。这位十六世纪狂热的天主教徒说道，这是因为“由于发生怀疑，便决不会再产生异端和经过选择的、特殊的、荒诞的思想。因此，皮浪的信徒和柏拉图的弟于永远不会成为异端分子，这是互相对立的事物。”——拉法格注
[7] 布累兹·巴斯噶（1623—1662）——法国宗教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编者注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7—388页。——编者注
[9] 古·勒博恩《科学认识的创立》，载于1908年2月1日《科学评论》。——拉法格注
[10] 费·勒当泰克《感觉与科学的一元论》，载于1904年2月20日《科学评论》。——拉法格注
[11] 阿布德拉的普罗塔哥拉（约公元前480—411）——古希腊诡辩学派哲学家，鼓吹奴隶主民主制的思想家。——编者注
[12] 《古希腊罗马哲学》1957年三联书店版第138页。
[13] 康德也提出了希腊诡辩论者关于感官不能提供对事物的认识的论点。他说：“现象是某种不应从客体的本身、而应从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的物，而主体是与我们对物体的想象分不开的……当我们把红颜色看作是玫瑰自身的属性、把任何客体自身大小看作是它们的属性，而不去注意这些客体与主体之间的一定关系，也并不因此而限制我们的判断，这样就产生了错觉。”（《纯粹理性批判》巴尔尼的法译本第2部第8节）（参见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蓝公武的中译本第68页。——编者注）
另外，他在这本书第一次印刷时已删去的一段中曾认为“酒的味道并不是由酒的客观属性即客体的属性所决定的，而是由饮酒者即主体的感官的特殊属性所决定的。而颜色也并不象人们所认为的，是由物体的特性决定的，它只是由于光线通过某种方式的影响而使人的视觉发生一些变化所造成的后果。”（同上书，第1部第4节）（参见蓝公武的中译本第54页。——编者注）——拉法格注
[14] 色诺芬（约公元前430 —354）——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编者法
[15] 下面是他们进行诡辩式批判的一些例子。
当某物处于一个与它自身相等的空间时，它是静止的，如一支飞箭，它在每一瞬间都处于一个与它自身相等的空间。这样，它在飞行中的每一瞬间都是静止的。因而，它在整个飞行期间都是静止的，箭的运动只是表面现象。
既然任何存在之物都存在于空间之中，那么空间本身同样也应存在于空间之中，如此连续，以至无穷。没有任何存在之物存在于空间之中，这是多么难以想象！
数学家在谈到把一条直线分成相等的两部分时嘲笑我们。他们认为，既然线是由点组成的，那么我们如何把一条由奇数（例如九个点）组成的线分成相等的两部分呢?人们不能把没有长度的第五个点分开。如果分不开，那么由五个点组成的线就不能分成相等的两部分。
人们不能从一个数中减去另一个数，例如从数字六中减去五。因为要在一物中减去另—树，前者必须要包含后者。如果五包含在六中，四包含在五中，三包含在四中，二包含在三中，一包含在二中，那么把所有这些数加起来，就是十五，而十五并不包含在六中。——拉法格注
[16] 列昂庭的高尔吉亚（公元前485左右—375）——古希腊诡辩哲学家，奴隶主民主制的拥护者。——编者注
[17] 麦克斯·施蒂纳（1806—1856）——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编者注
[18] 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德国反动哲学家，唯意志论者和非理性主义者。——编者者
[19] 基齐昂的芝诺（公元前336左右—264）——古希腊哲学家，斯多葛派的创始人。——编者注
[20] 早期的基督教徒象古希腊的诡辩论者一样，狠少关心他们的祖国。例如，四世纪的普律唐塞主教对于罗马征服了各国，把世界变成一个城市感到高兴。而到了十一世纪，信仰基督教的诗人相反却在他们的晦涩难懂的作品中，对富人以及“给世界带来无数痛苦的可恶城市”——罗马，表示了极端的仇恨。他们诅咒罗马帝国崩溃，并希望能亲眼看到这一天。基督教最初只把它的注意力放在社会上的穷苦人身上，随着逐步赢得有钱人的支持，便慢慢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拉法格注
[21] 耶利米·边沁（1748—1832）——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功利主义理论家，——编者注
[22] 修昔的底斯（约公元前460—395）——古希腊历史学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编者注
[23] 昂利·彭加勒（1854—1912）——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在哲学上接近马赫主义，否认物质的客观存在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编者注
[24] 西诺普的第欧根尼（约公元前404—323）——希腊哲学家，昔尼克学派创始人之一。——编者注
[25] 埃利亚的巴门尼德（公元前六世纪末至五世纪初）——古希腊埃利亚学派的哲学家。——编者注
[26] 弗雷西讷：《论科学的哲学》1895年版。——拉法格注
[27] 古长度单位，从肘部到中指端，约等于半米，——编者注
[28] 野蛮人把数和物放在一起考虑：大拇指代表一，食指代表二，一只手代表五，大姆指再加一只手代表六，两只手代表十。罗马数字证实了这种计数法：I是大拇指，V是一只手的大姆指和小姆指伸直、中指弯曲，X是两只手相背。当他们把所有的手指都拨弄完并给它们定上所表示的数字的名称之后，便转到脚趾：一只脚和两只手代表十五，两只脚和两只手代表二十或一个人。如同文明人认为光、热、电等等是物体的属性一样，野蛮人把数字看作是物体的属性。然后他们把这种属性从物体中分离出来，把它变成理性客体，这种理性客体被说成是物。而点、线、面也是从它们代表其属性的物体中分离出来的。点脱离了物体的三维；线脱离了两维，面脱离了一维。数学家正是根据这种通过思维逐渐形成的想象的客体而进行工作，把它们进行组合，再分解它们的组合。这就象化学家把自然界提供的元素进行化合、再把化合物进行分解一样。——拉法格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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