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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拉法格和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

〔法〕克洛德·维拉尔

1977年
墨绖而歌 录入及校对


　　〔来源〕原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增刊 第五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


　　今天，在法国社会主义的著名人物中，保尔·拉法格显得有点默默无闻，[1]他的形象往往被丑化，被歪曲。尤其那些信奉和仰慕若尔日·索列尔的人，只要一谈到拉法格，无不指责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荒诞不经”，他的态度是如何“轻率和自以为是”，似乎拉法格只是一个喜好标新立异的浅薄文人，甚至是马克思的低级和庸俗的推崇者，他“只是把马克思的名字介绍到了法国，这是他作为女婿起码应该办到的事情”。[2]
　　当拉法格逝世时，他在法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层内（包括原来的盖得派在内），似乎并不享有思想家和理论家的声名。当时发表的悼念文章、回忆和演说——无论盖得、饶勒斯、白拉克、迪布勒伊或多尔英瓦——，都只强调拉法格雄辩和论战的才能，他的青春活力和一往无前的冲劲[3]……
　　然而在国外，在第二国际的其他党内，拉法格具有很高的威望，他被认为是法国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卡尔·考茨基在获悉拉法格去世时致电说：“拉法格的逝世使科学社会主义失去了一位最杰出的学者和战士”。[4]列宁在拉法格的墓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悼词：“早在俄国革命的准备时期，俄国的觉悟工人和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就体会到，要深深地尊敬拉法格，因为他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天才、最渊博的传播者之一。”[5]
　　同盖得、饶勒斯、索列尔和瓦扬相比，保尔·拉法格也许可算是始终如一地努力运用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和分析方法，创造性地来解决政治、哲学、宗教、伦理、美学等各种意识形态问题的唯一理论家。诚然，由于他过于教条或为了标新立异，由于他一时心血来潮或为了想出风头，拉法格也犯了一些错误，但他敢于思索和大胆创新。这种勇气难道不正是十分可贵的吗？

一 拉法格的思想演变


　　透过拉法格的毕生事业，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什么是这一演变的决定性因素？鉴于本文篇幅有限，对于这个涉及许多方面的复杂问题，我们只能把它提出来，而不打算去解决它。
　　大家都知道，拉法格政治思想历程曾有几个重要阶段。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是一位拥护共和制的年轻大学生，由于攻读医学而走上了实证主义的道路，并在斗争的熔炉中发现了蒲鲁东主义。[6]随后，拉法格流亡伦敦，自1865年起成了卡尔·马克思家里的常客；在马克思的影响和感染下，他很快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他在第一国际中的活动（特别是作为第一国际西班牙支部的负责人），他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切交往，以及他同巴枯宁主义的斗争都使拉法格经受了锻炼和逐渐成熟起来。1882年4月，当他在法国定居时，他已名副其实地成为对马克思主义具有最广泛和最深刻的认识的人。
　　在他身上还遗留多少蒲鲁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残余影响？卡尔·马克思斥责其女婿们的那句名言（“龙格是最后一个蒲鲁东主义者，而拉法格是最后一个巴枯宁主义者！让他们见鬼去吧！”[7]），至少就拉法格而言，究竟是由于拉法格为一份无政府主义报纸作了辩护而激起马克思的一时气愤，或是它表明马克思对拉法格未能清除无政府主义影响而长期感到恼怒？拉法格在晚年对古斯达夫·爱尔威以及其他爱尔威主义者采取了谅解的立场，而盖得添对爱尔威却厉声谴责；对此，我们应该作何解释？爱尔威断言，拉法格所以采取这个立场，因为他是一名“混杂在盖得派中的无政府主义者”；事情是否果真如此？或者，这是因为拉法格没有象正在衰老中的盖得主义那样僵化，敢于断然赞同群众的政治罢工，并起而反对统一社会党向迷信选举的方向发展？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并使拉法格深受教益的启蒙哲学，对于拉法格学习马克思主义究竟提供了多大的方便和造成了多大的障碍？简单说来，我们一方面可以指出唯物主义传统，另一方面还有某种机械论和卢梭关于“原始状态的人”的神话。
　　保尔·拉法格喜欢自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派的共产主义者”。[8]他在同“导师们”的个人交往中以及从阅读他们的著作中究竟接受和学到了什么？拉法格在他的《忆马克思》一文中，回顾了他和马克思一起在汉普斯泰特荒阜上的晚间散步，就在沿着草地散步的时候，他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经济学的知识，“也许他自己也不觉得就把《资本论》第一章的全部内容，随着他当时写的情节，一步一步地解释给我听了。每一次回到家里，我就尽我的能力把我刚才所听到的东西记录下来；最初我追随马克思那深湛浩繁的思想进程非常困难。可惜我把这些珍贵的札记都丢掉了。因为在巴黎公社以后，我存在巴黎和波尔多的文件都被警察抢去烧毁了。我特别惋惜的是有一天晚上所作的笔记也丢失了。在这天晚上，马克思以他所特有的那种丰富的旁证博引和见解向我讲解了他那人类社会发展的辉煌理论。就象在我眼前揭开了一道帷幕一样，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清楚地把握住了世界历史的逻辑，并且能够找到社会发展和思想发展表面上如此矛盾的现象的共同的物质原因。这一切使我非常惊讶”。[9]马克思去世后，拉法格从恩格斯给予的大量帮助、建议和批评中得益非浅。恩格斯说：“如果说我对他要求严格，那只是因为我认为这对他有好处，因为不时地给予一些严肃批评，他就会有显著的进步。”[10]
　　如同盖得派的其他领袖一样，不懂德语是拉法格的一个障碍，而他又不作认真的努力去加以克服。[11]可是，用法文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十分有限；直到1895年，法国读者才读到《资本论》第一卷、《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由拉法格从《反杜林论》中摘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共产党宣言》（1895年出版）、《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这几部书。[12]
　　语言的困难以及经济知识的欠缺说明了拉法格、盖得和杰维尔这三位党的“理论家”在《资本论》第二卷问世时何以表示出如此强烈的仰慕和惊讶，拉法格写道：我们“手捧着这部……令人肃然起敬的巨著，就象猴子把核桃捧在手里掂来掂去，不知怎样打开一样。我们打开书，一页又一页地翻阅这本奥妙无穷的著作。书中代数公式那么多，我们都惊叹不已。这些公式在我们看来都是神秘的符号。您原来预告的是有一百五十页公式，现在大概有三百页之多哩！幸好在这本使我们茫然若失的书里，间或可以碰到一些法语引文。”[13]恩格斯曾告诫拉法格：“请尽量准确地表达原文。马克思这样的著作，草率地翻译是不行的”；[14]六个月以后，恩格斯又说：“我坚决认为，您应该……从头至尾精心重读《资本论》。”[15]
　　从1882年起，拉法格的生活或多或少地与由他和盖得共同领导的工人党结合在一起。那么，拉法格的演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和反映了法国工人党的政治思想演变？我们下面简单地来回顾一下这个演变的主要阶段。
　　直到1889年，工人党还只是一个集中了几百名传播救世福音的布道士的小宗派。1890至1893年间，宗派逐渐转变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政党。在1893至1899年工人党的鼎盛时期，盖得派的革命的国际主义思想和口号日趋淡薄，而代之以选举的和议会的改良主义；它的爱国主义立场有时与沙文主义简直不相上下。在造成这一变化的许多因素中，值得指出的是工人党在理论上的游移不定和对马克思主义的领会不深。工人党一般只是迫于环境才考虑理论问题，例如为了回答社会主义敌人的攻击和污蔑，或者根据比较复杂的斗争行动的需要。除去拉法格一人例外，盖得派全都不喜欢研究理论，因而很容易犯实用主义的错误。他们很少把马克思主义用作思考和研究的工具，他们对辩证法几乎一无所知，因而不去分析法国和当时的特殊条件；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个简单的万能公式，甚至几句具有魔力的咒语。
　　自1899至1905年，法国工人党力图重新掌握对法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但未能成功。工人党开始纠正过去在政治和理论方面所犯的错误，但此时的行动已经晚了，而且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始终缺乏深刻的理解，甚至连教条主义的领会也谈不上，因而得不到广大社会主义群众和同情者的支持。社会主义运动终于在1905年实现了统一，而盖得派没有能够成为这个统一的核心。盖得派在统一社会党内虽然仍作为一个派别而勉强存在，但它的思想越来越僵化了。然而，拉法格在1905年后依旧保持他的青春活力；他没有同盖得派的同志公开破裂，却在盖得派内采取了独特的立场。盖得的一个忠实门生以蔑视的口吻说，拉法格尽可能地站在一边，“耕种他的菜园去了”。[16]

二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关于保尔·拉法格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我们将分别研究他如何分析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如何批判资产阶级道德和宗教，以及他的社会革命观。
　　在保尔·拉法格的著作中，政治经济学虽然在数量上占着主导地位，但除了个别例外，拉法格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并没有作出独特的、创造性的贡献。拉法格主要只是普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论点，特别是《资本论》第一卷中的论点。
　　拉法格在1880年指出：“马克思把解释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建立在一个不容辩驳的基础上，资本的利润仅仅是不付报酬的劳动而已……剩余价值既不由机器也不由原料所产生。产生剩余价值的原因不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中的这个谜是官方的经济学家们怎么也捉摸不透的。工人的劳动力是唯一的这样一种商品，它在消耗自身的同时，能够产生出一种高于自身价值的价值。”[17]拉法格在他的《资本的宗教》最出色的一段文章里对这条规律作了以下的表述：“资本家在摧残和损毁雇佣工人时，也挤干他们的肌肉的和神经的劳动。而当被挤干的、精疲力竭的雇佣工人在他的挤压之下不再能提供形成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的时候，资本家就会把他们象厨房的废物和垃圾一样扔在街上。”[18]
　　随后，针对“资产阶级经济主义者”或“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批评，拉法格曾一再维护和阐述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然而，他没有提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资本主义内在环节——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率、资本积累过程等——的描述。无论如何，在盖得派中间，拉法格毕竟是唯一对价值理论作出了个人“贡献”的人，尽管这种贡献是微薄的。他的《交易所的经济职能》一文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片断札记，力图证明“交易所使所有资本回到平均利率或平均利润率的水平”，“同等数量的资本可取得由整个社会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整除部分”。
　　作为马克思的好学生，拉法格强调侵蚀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的、特殊的和基本的矛盾：“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讲，在共产主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与个人占有方式之间，有着二律背反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反题。正由于这个反题的存在，才有了痛苦和贫困，社会必将走向危机，从而解决这个反题。”[19]
　　这个矛盾表现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逻辑和无政府状态”。[20]“为以往各个时代所从未有过的产品丰富和极度丰富，其后果本应为全体劳动者创造福利，现在却相反造成了他们的贫困。当商店里充斥着商品的时候，失业在社会上便立足生根，饥饿便闯入工人家里，人们因为生产得太多而饿死。”[21]
　　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形式之间的根本矛盾，自然地表现为社会的一极——资本家——的财富积聚和“无产者的必然贫困”。这里，虽然拉法格把拉萨尔提出的“铁的工资规律”当作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而加以摒弃，“盖得却错误地把它介绍到法国，也没有事先检验它是否真有科学的价值"[22]拉法格坚持了马克思关于工资的定义，认为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但他没有把批判和分析深入进行下去。他同其他盖得分子一样，对实际工资、劳动力价值和需求的演变一概不予研究。可是，在二十世纪初，他注意到雇主采用的奖金制这个新的工资政策是进行剥削的一种新形式，是“慈善地从劳动者身上窃取剩余劳动的一种更加完善的手段”。[23]
　　随着资本的急剧集中，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日趋深化。拉法格1903年发表的《美国托拉斯》无疑丰富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他在该书前言中强调指出，托拉斯体系的出现开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个新的历史现象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致最近四十年来发生的一切经济的、政治的和科学的现象都退居第二位了”。[24]拉法格阐述了竞争怎样辩证地自己消灭了自己；他说，“过去被称作至高无上的女王……资本主义生产、贸易和道德的条件”的竞争，通过自身的运动，“在促进资本集中的过程中必然导致工业组织的托拉斯化”。[25]他肯定了金融资本所起的推动作用，这个“强大的吸压泵把资本集中起来，再压进工商业的各条渠道中去”。[26]“托拉斯制之所以能够组织和扩展自己的大企业，是因为它们拥有雄厚的资本。这就是说，托拉斯必须以资本的高度集中为前提，因为这种集中是托拉斯化企业存在的必备条件。显然，托拉斯体系必须通过银行的统一组织将工业联成整体……银行和工业相结合是经济发展的必需”。[27]
　　大垄断企业的存在不但不能结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生产过剩的危机，却只能促使危机的“扩大”和“加剧”。只要生产的目的依然是利润，危机将始终存在。尽管托拉斯进行了调节生产的尝试，它们也逃脱不了独立工业企业的同样命运由于企业设备占去了巨额资本……它们不能不继续生产，而不考虑市场上商品已经过多”。更有甚者，托拉斯把它们巨额利润中的一部分用于扩大和改善企业设备，从而造成了“生产资料的过剩”。[28]
　　然而，托拉斯的设计者“不知不觉地和不由自主地做了件革命的事情”。首先，他们为社会主义者所宣传的关于财富集中、中间阶级（即小资产阶级）日益消亡以及资本主义各国广大群众日趋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的学说提供了有力的和无可辩驳的证明。托拉斯制为未来的社会革命准备了人的条件：“在竞争中遭到破产而变穷了的工业家便和陷入托拉斯体系罗网的商人们一起形成一个人数日益扩大的不满阶层，他们叫嚷说，必须制定取缔托拉斯的法令。”[29]此外，农民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因而使“乡村局势不稳”。雇佣劳动者的利益受到了特别严重的损害，托拉斯的统治使罢工更难进行，这对雇佣劳动者是个更加沉重的压迫。与此同时，托拉斯比股份公司使所有权更加丧失个人的性质，“从而明显地证明了作为财产主人的资本家是毫无用处的，把资本家阶级的寄生性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30]拉法格由此得出结论说：“托拉斯体系不仅给工人的不满情绪火上加油，而且使这种不满情绪有了明确的方向，它明确地给工人们指出了他们应该努力追求的革命目标。”[31]
　　总之，在所有的盖得分子中，唯有拉法格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研究、阐述和说明，他的《交易所的经济职能》和《美国托拉斯》两部著作，特别是后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可算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前的具有独创性的论文。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拉法格很少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分析和研究法国经济的特殊条件和变化、法国资本主义结构及其环境的演变等问题。因而，他同其他盖得分子一样，对资本主义及其灭亡的认识过于简单和抽象。

三 资产阶级国家


　　“资产阶级国家是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的一台结构精密的机器。”[32]拉法格多次揭示了国家的这一阶级性质，并致力于具体地研究法国的国家，这和他的经济分析恰好背道而驰。
　　首先，法国的大资产阶级，尤其是金融资产阶级，他们怎样才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和把议会共和国据为己有？他们使用着各种不同的和互为补充的手段：“金融家和他们的傀儡充斥议会；但是在他们中间也有象路特希尔德这样的人，他们认为担任议员的职务有辱自己的身分；他们宁愿让自己的奴仆去当大臣。”[33]此外，金融家们大肆营私舞弊，其低劣的形式有“巴拿马运河事件”所暴露的种种丑闻，而其最巧妙的形式则是给予议员以“荣誉地位和高额俸禄”。因此，众议员和参议员们成为“由大幕后操纵的傀儡”。[34]除开“对国家的这种直接影响”以外，金融家"操纵交易所的市价，这在眼下是政治的晴雨表；他们利用收买的报纸来影响社会舆论”。拉法格由此得出结论说：“金融的强力并不依赖于政权的形式。”[35]
　　大资产阶级用由他控制的国家为自己谋利。国家是使大资产阶级得以对其他公民敲榨勒索的工具。[36]国家置于“有产阶级的手中”，它的治理和立法只“根据有产阶级的利益”。[37]它维护阶级的税收制，[38]它的关税政策以资产阶级是否能从中谋利（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为转移，它用武力为资产阶级在非洲和亚洲“打开广阔的剥削场所和盗窃场所”。[39]“国家的主要使命是保卫有产阶级的财产和保护他们对工人阶级的剥削”。[40]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首要部件：“现代的军队无非是警察部队，它以维持秩序和保卫劳动自由等荒唐的理由为借口，被资本家用于奴役工人阶级”。[41]其次是警察：“巡警和密探是资本主义进步的最可靠的征象”。[42]最后，“司法机关以及附属于它的法官、狱卒、刽子手、监狱、流放所和断头台，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资本家的生命和财产；它让雇主平安无事地用专横的罚款窃取工人的工资，平安无事地制造工人的伤亡事故”。[43]
　　因此，在法国，“议会制是资本家实行社会专政的政治形式，自由主义则是掩盖这个粗暴统治的假面具”。[44]1908年，拉法格在统一社会党图卢兹代表大会发表的著名演说中指出：“议会制是适用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形式，它把国家的财产收入、武装力量、司法力量和政治力量统统交到资本家阶级的手里。”[45]
　　面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这种形式，社会主义者应采取什么态度？在工人党的幼年时期，拉法格同这个宗派中的伙伴们一样，对于议会、竞选和改良表示极大的鄙视。为此，恩格斯嘲笑说，拉法格“现在可以安静地同盖得讨论革命的机会了”。[46]在1890至1893年的转折时期里，拉法格发现，“普选现在已成为一个有力的武器，因为工人们开始学会如何使用它了”，[47]他并且希望，“再过几年以后，工人党将合法地、和平地执掌公共权力”。[48]在1893年的立法选举后，拉法格认为，最后的冲刺已经开始，在即将到来的省议会选举中，“我们将接近最后的胜利”。[49]米勒兰危机期间，拉法格积极从事法国工人党克服过去的理论错误和恢复革命立场的工作，这在他写的《社会主义与夺取公共权力》（1899年出版）这本小册子中看得尤其清楚。从那时起，他重又强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完全徒具形式：“雇佣劳动者所能享有的唯一自由……将是饿死的自由……干活干得精疲力尽的自由。”[50]在社会主义运动实现了统一后，拉法格在图卢兹全国代表大会上赞同以下的观点：“人们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将能使集体所有制渗透到个人所有制中去”；与此同时，他摒弃“那种认为改革只是弥补现社会的缺陷以延续其生存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我的朋友和我公开宣布，改革不是医治一切社会病痛的万应灵药。我们坚信，即使对工人阶级最有用和最有益的改革也不能使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勉强生活下去。”[51]

四 对资产阶级道德和宗教的批判


　　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不是国家，而是道德和宗教。
　　拉法格在其全部著述中，以尖锐泼辣的笔锋，摧毁着资产阶级最基本的伦理道德。针对那些认为道德和观念脱离人类生活的物质条件而独立存在的唯心主义观点，拉法格竭力证明，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具有阶级性。
　　早在1880年，拉法格就发出了激动人心的号召：“我们满怀热情，轻装前进，向着磨盘般地压在工人身上的资产阶级社会开战。我们的主人资产者，这些拉伯雷和狄德罗的不肖子孙，他们向我们宣扬克制。根据他们的资本主义道德——这是对宗教道德的可悲的模仿——，一切有血性的人都要受到谴责。他们的理想是要把生产者改造成为不断地提供劳动的机器。让我们高举起文艺复兴和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的大旗，让我们向资本主义制度和基督教的所有伪君子们宣告：人间将不再是工人阶级痛哭流涕的世界……朋友们，勇敢呀！我们要向资本主义的道德和社会理论发动攻击。让我们的批判摧垮资产阶级的成见，使我们的革命行动把资产阶级所有制彻底推翻。开战！开战！同志们，我们的任务是长期的，时间是紧迫的！”[52]
　　从那时起直到去世为止，保尔`拉法格坚持不懈地向着各种“形而上学的蠢人”以及资产阶级的神和半神猛烈开战。
　　在法国大革命后，胜利的资产阶级“把理性所带给旧的上帝身上的缺口修补起来，并且恢复它先前的权利。但是，由于失掉了对上帝的万能的信念，他们就在它的周围安设下一个完整的半神的参谋部：进步、正义、自由、文明、人道、祖国等等，——指望靠它来担负领导摆脱了贵族羁绊的民族的命运”。[53]
　　资产阶级的世俗神甫们（哲学家、伦理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断言，进步神“引导人类发展和完善”。实际上，进步神把资本主义文明的民族引向肉体退化和精神堕落。[54]
　　资产阶级“用文明的美名来装饰自己的社会制度，用人道的美名来装饰自己对待活人的方法。只是为了用文明的精神启迪半开化的民族……他们才从事殖民地的远征。而他们的文明和人道却表现在用基督教去愚弄的形态之下，采取了酒精毒害，掠夺和残杀土人的形式……他们也在本国拿这些文明和人道的美德大量施用于工人阶级。在这里作为资产阶级文明和人道的尺度是大批的男子、妇女和儿童失去财产，注定日夜做苦工，注定遭受周期性的失金，死于酒精和肺痨”。[55]
　　“正义女神允许和批准企业主抢劫工人阶级，这种抢劫是在利润、利息和地租的名义之下进行的。”[56]
　　“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对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三个女神充满了如此之高的热爱，以致他们甚至把她们的极幸福的名字也刻在监狱和流放所的大门上。他们以此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由、平等和博爱在监狱外和在监狱里一样多。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庞大的流放所。”[57]
　　最后，“祖国女神有着妓女的反常嗜好，——她只向那些打她，抢她和背弃她的人拥抱和施与自己的抚爱”。[58]
　　“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向雇佣劳动者宣扬勤劳和克制，学究地断言财产是劳动的合法所得，假如没有了富人，穷人也将死去。”[59]资产阶级用崇高和美妙的言辞掩饰他们的剥削：“大量偷窃之后又归还一丁点儿，这就是慈善事业。合作社就是强迫工人参加资本家的财富的创造。共同参与利润就是对劳动果实中狮子的部分的侵占。”[60]
　　宗教赶紧跑来救援道德；它教育工人要俯首听命，要忍受人间的一切苦难，以期待天国的享乐。因此，基督教的伪善是阻止下等阶级追求贪欲的最好的道德手段。

五 革命救世主思想


　　针对“资本主义万古长青”的种种颂歌，盖得派和拉法格一再宣告资产阶级社会必定灭亡，甚至在短期内必熬灭亡。
　　拉法格从互为联系的三方面来阐述他的论据。
　　首先是从历史方面。拉法格的历史观主要受了维科的影响，而不是马克思的影响。在他看来，各社会和各民族都沿着相同的历史道路前进，经过相同的历史阶段（从原始共产主义到封建主义，再到资产阶级社会，然后回到共产主义）。拉法格从这种螺旋形的循环上升的历史中得出结论说：“我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我们相信经济现象的发展命定地趋向于共产主义的复归”；[61]他这里援引马克思的名字完全是文不对题的。
　　第二方面的论据比较坚实：“经济现象的发展”。拉法格认为：“共产主义以隐蔽的形式存在于经济生活的深处。”[62]
　　最后，资本主义“创造、结合、组织”了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将结束资本主义的僭夺并将集中起来的生产手段所已采用的共产主义的形式推广于全社会”；[63]大工业扩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并把它集中起来，从而便于无产阶级的组织；大工业使无产阶级失去了自己以前的工具，听凭资本家窃取他们的劳动力，这就为无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宣传家所带给他们的共产主义的思想”[64]作了准备。因此，“推翻罪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野蛮人将不是来自欧洲的外部；他们就在我们工矿城市之中；正是资产阶级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65]
　　拉法格一再赞扬无产阶级在解放自己的同时将解放全人类这个历史作用。早在1880年，拉法格就注意到无产阶级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主人们的叫嚣和下流文人的附和都吓不到他们。无产阶级的意志必定实现，因为它人数众多，掌握科学的真理，它能不怕牺牲去实现自己的理想”。[66]
　　拉法格和其他盖得分子一样，认为革命是命定的事件，在这个事件中，个人和阶级的作用都微乎其微。在《共产主义和经济演变》这部小开本集子的头八页，命定的形容词和副词竟反复出现了五次之多！
　　由于对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情况看得过于严重，加上十九世纪的法国革命曾轻而易举地推翻了现制度，盖得派产生了自发主义倾向和革命救世主思想。他们既不研究如何获得革命胜利的手段，又不深入钻研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这个无比复杂的问题。
　　拉法格著作中最有创见的部分——即他在当时的知识条件下以拓荒者身分出现的那部分著作——，一方面是他的战斗的文学评论，另一方面是他对比较神话学的研究。
　　拉法格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方面，主要是以一个出色、热情、尖锐的论战家和普及工作者出现的。他的创造性贡献表现为对托拉斯的研究和对资产阶级道德的批判。
　　盖得分子──其中首先是拉法格一虽然有他们的局限性和犯有一些错误（鉴于他们的时代和战斗环境，这些错误大部分都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基本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为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革命的前景，并培育了阶级政党的萌芽，即法国近代的第一个工人政党。

译自《当代马克思主义史》
1977年法国联合出版社版第3卷第183—199页.
（公直译）




[1] 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巴黎没有一条街道以拉法格命名（但有让·饶勒斯大街、爱德华·瓦扬大街、盖得街等等）。在被称为“红色地带”的巴黎周围三个省（上塞纳、塞纳和瓦尔德马恩）的一百一十七个市镇中，有九十二条街道以让·饶勒斯命名，三十二条街道以盖得命名，而拉法格街只有十七条。此外，至今没有人为拉法格撰写传记，这也是颇能说明问题的征象。

[2] 见麦克·依恩《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发端（1880-1897年）》。

[3] 《人道报》1911年11月28日和12月4日，《社会主义者》1911年12月3日和10日。

[4] 《人道报》1911年11月28日。

[5] 《列宁全集》第17卷第286页。

[6] 参见拉法格1866年4月22日在《左岸》杂志发表的文章。

[7] 马克思1882年11月11日致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07页。

[8] 见拉法格的《共产主义和经济演变》。

[9]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4页。

[10] 〈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197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255页。

[11] 思格斯为此感到恼火，他说：“如果他现在还不开始认真学德文，那我真要把他看成是个娇生惯养的小孩子了。”同上，第196页。

[12] ②此外，《共产党宣言》和《法兰西内战》曾分别于1885年和1887年在《社会主义者》发表。1847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早已脱销，于1896年才重版。

[13] 《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第1卷第385页。

[14] 同上，第257页。

[15] 同上，第307页。

[16] 见沙尔·博尼埃1911年12月3日致盖得的信。

[17] 见拉法格1880年4月10日在《社会主义评论》发表的文章，《工人信贷和工业信贷》。

[18] 《宗教和资本》1963年三联书店版第103页.

[19] 见《共产主义和经济演变》。

[20] 《财产及其起源》1962年三联书店版第165页。

[21] 见《共产主义和经济演变》。

[22] 参看拉法格1899年1月29日在《社会主义者》发表的文章。

[23] 参看拉法格1902年11月9日至16日在《社会主义者》所写的文章：《奖金》。

[24] 见《美国托拉斯》。

[25] 见《美国托拉斯》。

[26] 见《美国托拉斯》。

[27] 见《美国托拉斯》。

[28] 见《美国托拉斯》。

[29] 见《美国托拉斯》。

[30] 见《美国托拉斯》。

[31] 见《美国托拉斯》。

[32] 拉法格1888年1月14日在《社会主义者》发表的文章：《什么是法国大革命》。

[33] 《财产及其起源》第166页。

[34] 拉法格1891年10月31日在《社会主义者》发表的文章：《金融家》。

[35] 《财产及其起源》第166-167页。

[36] 拉法格1891年2月18日和11月7日在《社会主义者》发表的文章：《法兰西银行》和《再论金融家》。

[37] 见《共产主义和经济演变》。

[38] 见《保尔·拉法格对〈法国工人党土地纲领〉的解说》。

[39] 拉法格1882年8月5日在《公民报》发表的文章：《三位爱国者》。

[40] 拉法格1891年2月25日在《社会主义着》发表的文章：《公用事业》。

[41] 拉法格1891年5月23日在《社会主义者》发表的文章：《一年》。

[42] 拉法格1891年2月25日在《社会主义者》发表的文章：《公用事业》。

[43] 拉法格1891年3月18日在《社会主义者》发表的文章：《再论公用事业》。

[44] 见《社会主义与夺取公共权力》。

[45] 见图卢兹举行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

[46] 《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第1卷第205页。当时，拉法格和盖得均被关押在圣泊拉着监狱。

[47] 拉法格1892年10月14日致盖得的信。

[48] 拉法格1892年9月11日在《社会主义者》发表的文章。

[49] 拉法格1893年9月21日致考茨基的信。

[50] 拉法格1901年2月17日在《社会主义者》发表的文章：《资产者的胡说八道》。

[51] 见图卢兹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52] 拉法格1880年6月23日在向《平等报》同事们赠送《出版自由权》一书时的题词。

[53] 《思想起源论》1978年三联书店版第11页。

[54] 参看《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论》，载于《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44页。

[55] 《思想起源论》第18页。

[56] 见《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论》，载于《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第46页。

[57] 见《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论》，载于《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第45页。

[58] 同上，第46页。

[59] 见《出版自由权》。

[60] 《宗教和资本》第105页。

[61] 见《共产主义和经济演变》。

[62] 《财产及其起源》第177页。

[63] 同上，第172页。

[64] 同上。

[65] 拉法格1886年4月7日在贝尔维尔的演说，刊载于4月9日《人民之声报》。

[66] 拉法格1880年5月20日在《社会主义评论》发表的文章，《工人党所主张的农业信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