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拉斯基 -> 《共产党宣言》是社会主义的里程碑（1948）
二
在一个压制和反动的时代，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群群革命的流亡者，这些革命流亡者的小团体的逐渐统一的过程，正是《共产党宣言》的写作背景。1830年法国的七月革命和1831年以失败告终的波兰起义，虽然对德国产生一些影响，但都不够深刻，没有引起认真的关切。不过有一些人不但仍旧深怀不满，而且急于继续推进宣传鼓动工作。其中有一个年青的制刷工人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觉得除了开会和发表宣言，有必要干些别的。他以极大勇气，组织了些秘密小组，准备举行武装革命；他本人因进行这些活动，于1833年被关进了监狱。那些小组十分振作和勇敢。它们袭击监狱，释放自己的同志。它们散发秘密印刷的文件。它们甚至企图攻占法兰克福的军营，以夺取武器。有些获得它们帮助而逃出监狱的人，其中值得注意的有卡尔·沙佩尔[2]和泰奥多尔·舒斯特尔（Theodore Sohustey）流亡到了巴黎。在那里，他们同其他德国流亡者于1833年建立了一个秘密团体，取名流亡者联盟。
这个组织的团结没有能维持多久。舒斯特尔受了布朗基[3]的影响，那时布朗基是巴黎社会主义革命家的领袖人物。舒斯特尔努力宣传布朗基主义，就使联盟陷于分裂。他和别的一些人离开联盟，自行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叫做“正义者同盟”，并且参加了1839年布朗基的巴黎起义。同盟的盟员被送进了监狱，有些人获释后，在沙佩尔的领导下，决定迁移到伦敦去，那里的警察对从事政治鼓动工作的侨民比较不那么怀有敌意。在伦敦，1840年2月，他们又组织了一个新团体，也许为了隐蔽起见，取名“工人教育协会”。原先那个“正义者同盟”，作为一个团体，似乎已经消失了，不过它的一些工人小组还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和日内瓦等一些城市里继续活动。虽然它们结识了当地的左派小组，但大部分本质上是德国流亡者小组，按照德国移民的本色，在内部进行着热烈的辩论。
“正义者同盟”有一个最著名的盟员，就是德国裁缝威廉·魏特林[4]，他于1837年定居巴黎，成了布朗基的热诚信徒。就是在布朗基的影响之下，魏特林于1838年发表了一本题为《人类的现状与理想》的小册子，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辩护。他卷入布朗基的1939年起义，逃到了瑞士，在那里住了几年，把一些跟他一个心意的工人组织成为小组。1842年，魏特林发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书内布朗基的影响十分显著。他反对社会主义能够和平完成的思想。他极力主张必须掀起革命，并且辩论说，组织革命的最可靠因素是游民无产者、经常失业者、无家可归者、甚至是罪犯，这些人参加推翻现存秩序，没有什么可以失掉的。值得注意的是，魏特林在瑞士遇见了巴枯宁[5]，毫无疑问，他是能够深深地影响这个不平常的俄国人的思想的。
魏特林出版那本书的结果，使他和许多同志遭到了瑞士当局的逮捕和监禁。获释后，他被逐出瑞士，回到德国。德国的警察对他十分注意，迫得他不断转移，结果他于1844年秋初决定前往伦敦。
他在伦敦的声誉甚至在德国人的圈子之外，也已经很大，大家筹备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国际集会，来向他表示敬意。参加庆祝的不仅仅是法国和德国的流亡者，而且也有英国宪章运动者和工会运动者。这次集会造成了够大的共同目标，使沙佩尔能在1844年10月组织“世界民主之友社”，希望它成为一个中心，把认识到有必要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一切左派集结起来。魏特林在侨居伦敦的最初几个月里，对这新的组织当然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种情况并不长久。社里有些成员，特别是沙佩尔和他的友人，不但更充分地了解英国劳工运动，亲自认识欧文和工会领袖们，而且深深地敌视魏特林的许多最得意的思想。魏特林把希望寄托在社会的无赖游民、特别是罪犯阶级身上，认为他们是革命的主要建筑师。他看不到工人阶级在这方面的特殊历史重要性。像布朗基的好学生一样，他认为进行长期宣传，为革命作准备，多半是浪费精力。他主张由一小群大胆轻率的革命者突然进行袭击，迅速推翻政府。然后他们马上建立共产主义秩序，由明智之士组成一个小型委员会来统治，就像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的保卫者一样。为了确保群众的归顺，他认为新政府必须支持宗教。基督将被宣布为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而新的教会将宣扬一种去除了一切与为苦难的人民服务的原则不相容的教条的基督教教义。
魏特林的能力和忠诚是没有疑问的；海茵[6]认识他之后所提供的证词，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但是同样没有疑问的是，尽管很能干，魏特林却不善于掌握分寸，而且把批评看作敌意的表示。他不能决定，究竟共产主义是否比创造一种世界语更重要，这就证明了他的没有分寸。不过，不管他的一切缺点和奇言怪行，他给予了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以深刻的印象。甚至在遇见魏特林之前，马克思就在文章里提到他的“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7]；1846年马克思被逐离法，避居布鲁塞尔，他和恩格斯都多次见过魏特林。同样清楚的是，他们认为以魏特林为智慧中心的那些小组，要比任何其他小组重要得多；同时，他们有个打算，想在自己周围建立一个类似社会主义国际的组织。恩格斯告诉我们，马克思已经拟出一个计划，要于1845到1846年间在佛尔维耶举行一次这样的大会。
但是他们跟魏特林的良好关系和对他的兴趣并不长久。正如魏特林自己告诉我们的，在方法问题上，他们的分歧很深。魏特林仍旧坚持，只要有坚决的领袖，并且巧妙地利用游民无产者，任何时候都可以举行革命。马克思希望进行小心细致的宣传。他需要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的品格是无可非议的，他们的理论分析结合着真正的鼓动能力和组织能力。他迫切地坚持，把唤起资产阶级的善良愿望当作变革的源泉的任何社会主义学说都是愚蠢的。这一切，魏特林听来都是诅咒，而且他很可能还厌恶马克思对他的领导权的挑战，因此他们无法共同工作了；1848年春天，魏特林离开布鲁塞尔到美国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于是便致力于加强工人教育协会。他们为会员们组织了各种报告会。他们在伦敦和巴黎，也在德国和瑞士，组织了同样的小组，并且跟它们保持密切的接触。甚至据我们所有的不完全的文献看来，布鲁塞尔在马克思的领导下也像个中央票据交换所，指示和鼓动的计划都是从那里发出去的。1847年年初，莫尔[8]所以从伦敦来看马克思，商量伦敦委员会的当前工作，看来似乎就是因为马克思在这方面表现了过人精力之故。同时，在这次见面的时候，看来双方同意举行一次各个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大会。1847年夏天，大会于伦敦召开。恩格斯代表巴黎委员会，威廉·沃尔弗[9]（后来马克思以其《资本论》第一卷献给了他）代表布鲁塞尔委员会。马克思自己没有出席。不多的几个代表建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且把一个临时宪法提交各有关委员会批准。大会同意发表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声明，并且出版一个大众化的定期刊物；伦敦委员会甚至印发了一期试刊。值得注意的是，这期试刊攻击了卡贝[10]的“乌托邦主义”，那时他正积极筹组在美洲的社会主义移民区，并且依照他那部名著的名字，把它叫做“伊加利亚”。这个刊物后来是否继续出版，似乎没有人知道。
值得着重指出的是，这样看来，1847年夏天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一个新的中央组织，而不是像恩格斯说的，仅仅是正义者同盟换了个名字之后的继续。事实上，正义者同盟早已因内部的宗派分立而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主要由马克思组织的通讯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受他发自布鲁塞尔的指挥。新同盟的第一次大会很成功，几个月之后就举行第二次大会，并由马克思亲自出席。他去时知道，作为巴黎委员会的动力的恩格斯已经起草了一个“共产主义问答”的要点，虽然他的意思是想搞一个“共产党宣言”。在第二次大会上，马克思似乎显然掌握了领导权，他克服了顽强而持久的反对，为自己的提议取得了多数，并且接受任务，为同盟起草一个宣言。看来同样清楚的是，伦敦委员会仿佛成了同盟的中央机构。只有这才能解释，为什么1848年1月26日伦敦委员会可以通知布鲁塞尔委员会，并附去给马克思的一封信，其中传达了一个无异于命令的决议。这个决议必须全文引载在这里。
决议说：“中央委员会现指示布鲁塞尔区委员会，请通知公民马克思，如果他不能把他在上次代表大会上同意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于2月1日星期二以前送达伦敦，我们将对他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假如公民马克思不写那个宣言的话，中央委员会请求把大会交给他的那些文件立刻送回。谨奉中央委员会之命，代表中央委员会下达指示如上，沙佩尔、鲍威尔[11]、莫尔。”
从这个决议，自然地会得出某些明白无误的结论。很清楚的是，中央委员会认为马克思是宣言的起草人，宣言的内容是1847年12月伦敦代表会议一致同意过的。而且，很清楚的是，为了明确宣言的性质，曾经交给马克思一些文件。还有，同样清楚的是，就委员会而论，起草宣言的责任属于马克思一个人，它既不认为，恩格斯是合作人，也不认为他是个助手。这说明了两人有关宣言的那些私人函件的性质。不管同盟的希望是什么，他们一致决定了这个文件的必要内容；他们决定不受伦敦代表会议给予马克思的指示的约束。这也说明，为什么恩格斯始终坚持马克思是《宣言》的主要作者，而他自己不过是参预规划的一个次要的合作者。决议也告诉我们，伦敦委员会不过把马克思看作这件事的代理人，而且，如果他不按他们的时间表行事的话，它有意把写这个文件的任务交给别人；委员会要求把有关文件缴回，这就是说，如果马克思不能依照1848年1月24日的决议行事，起草宣言的任务会交给另一个人——很可能是同盟在伦敦的一个盟员——去完成。
马克思能够如期完成任务。他一定是把原稿在2月1日以前或较此略迟的日子送到了伦敦，因为《宣言》是在2月底出版的。这里有两点很重要。第一，出版的日期说明，《宣言》并没有加速巴黎二月革命的爆发，对它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宣言》在伦敦出版后只有几天，二月革命就发生了。第二，它对那年德国的几次起义也不可能有任何影响，因为至少在1848年5月或是6月之前，在德国似乎并不知道有这个《宣言》。在出版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它的流通范围主要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伦敦和布鲁塞尔的盟员之间。他们接到这份《宣言》，都把它看做陈述他们目标的确切不移的文告。发起人主要是德国人，还有一些零星的法国人、比利时人和在伦敦的少数宪章运动者。虽然整个口气和观点是有意识地用国际的语汇来表达的，但大多数读者一定还是觉得，它所谈的主要是以马克思自己为主要代表、同时当然以恩格斯为其不倦的支持者的社会主义同其他团体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
这一切都是合理地明显的，如果我们能够用当时的其他文件当作补充修正，来看恩格斯自己写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2]的话。我们知道，沙佩尔和莫尔受伦敦委员会的委托，曾经起草过一个“信条”大纲，分发到几个分会里讨论过。我们还知道，巴黎分会曾经讨论过德国社会主义者莫泽斯·赫斯提出的一个草案。恩格斯十分严厉地批评了这个草案，以致巴黎分会要求他自己写一个新的。恩格斯被选为巴黎的代表，去出席1847年12月举行的伦敦代表大会，他就自己写了一个新草案。在新草案里，他摒弃“信条”这个词，并且拒绝按照同盟的愿望用问答的形式，理由是“文告必须包含一点历史”。我们有着他于1847年11月24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信中他提议，“这东西”应该叫做“共产主义宣言”。他告诉马克思，他自己的草稿“不过是用叙事体写成的，由于非常仓卒，编排得很糟糕”[13]。他还敦促马克思“稍微考虑一下信条”。恩格斯寄给马克思的草稿看来很可能主要是谈国际无产阶级当代问题的，是专门为工人阶级读者阅读而写的。如果这点推测是正确的话，那么马克思在写《宣言》的六、七个星期里，他手头一定有着：（1）沙佩尔和莫尔寄去的草稿；（2）1847年9月号的《共产主义杂志》，在这唯一的一期上，无疑是由于恩格斯的建议，过去正义者同盟所用的口号“人人皆兄弟”已经改为历史的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3）同时也许还有没有被采用的赫斯的草稿;（4）恩格斯去伦敦途中所写的笔记。这些一定就是伦敦中央委员会要求马克思退回的文件，如果他不能在1848年2月1日以前完成《宣言》的话。
在他的一切文章里，特别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始终坚持，《宣言》的主要思想出之于马克思，而且，无论就其实质或文字而言，主要都应该归功于马克思。这无疑大部分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决不能错误地低估恩格斯出于自然的谦让和大度而主动担任的角色。因为，首先，虽然《宣言》的形式和风格是马克思在他达到最高水平时的形式和风格，但它的实质却和恩格斯应同盟的巴黎分会之请而写的草稿有密切相像之处。而且，如果把《宣言》和两人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来比较一下（这是他们在1845年8月和1846年9月之间写的，他们连印这本书的出版者都找不到；或者跟马克思为反对蒲鲁东[14]而写的著名论战文章《哲学的贫困》比较一下，这部书虽然是马克思所写，但得到恩格斯的热情的同意，取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容），那么很清楚，两人可以说已经共同发展了一个联合的思想积储，把它当作一种知识的银行存款，两人中谁都可以自由提用。同时，即使根据恩格斯为1883年德文版所作的序言——那显然是在十分激动的心情中写成的——我们承认了恩格斯那么慷慨地归之于马克思的全部功劳，我们仍然不能低估马克思从恩格斯那里得到的帮助。他是从恩格斯那里得知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际运转情况和宪章运动的重要意义的第一手知识的。他也是从恩格斯那里了解到古典的英国政治经济学，了解到回答这种政治经济学而由霍吉斯金[15]、汤普逊[16]和布雷[17]那样的人发展起来的英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如果我们提出说，把英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同由黑格尔左派“颠倒了黑格尔”而发展成的唯物主义哲学结合起来的想法，就是恩格斯的想法的结果，这也不算不公正。同时，只要承认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分会和在两次伦敦代表大会上所起的作用，那么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同盟所以能首先决定把实际起草《宣言》的任务交给马克思，主要是由于恩格斯作为一个委员的干才。没有人比恩格斯知道得更清楚，这个任务一交到马克思的手里，写出来的将大大超过一个仅有不到一千个会员的小组织所发出的呼吁；它将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行动号召，这个工人阶级在广大的欧洲土地上，就要开始作大规模革命的尝试了。
这里还可以提一提一两点次要的事实。《宣言》是1848年2月底在伦敦出版的。3月3日，开始在德国流亡者的小型报纸《德意志伦敦报》上连续刊载。3月4日，比利时警察当局驱逐了马克思。第二个星期，他回到巴黎，同伦敦德国人派来的沙佩尔、鲍威尔和莫尔以及英国宪章运动者派来的乔治·朱利安·哈尼和厄内斯特·琼斯[18]相见，协商联合行动计划；据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上所说，他们取得协议，同盟的中央委员会应迁到巴黎，由马克思担任主席。许多册《宣言》，也许有一千本，大约在3月20日运到了巴黎；4月初，它就开始运到徳国了。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告诉我们，法文译本最初出现在巴黎是在1848年6月前;最初的英译本出于海伦·麦克法仑（Helen MacFarlane）之手，1860年刊登在哈尼的《红色共和党人》上，在该年11月运载了四期。在1872年的版本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告诉我们，原书出版不久，伦敦马上就出现了波兰文译本；丹麦文译本也是这样。巴枯宁译的俄文本出版于六十年代初；普列汉诺夫（Plekhanov）译的修订本出版于1882年，不过在特为1890年德文版所写的序言里，恩格斯却把这个译本说成是维拉·査苏利奇（Vera Zasulitch）的手笔。1888年，恩格斯的友人塞缪尔·穆尔[19]作出了一个修订的英译本，由恩格斯亲自校订并加注，交给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威廉·里夫斯（William Reeves）出版。最初的美国译本似乎是1872年发表在《伍德赫尔与克拉夫林周刊》（“Woodhull and Claflin's Weekly”）上的；这两个著名的激进女权主义者所以要发表这个文件，很可能是为了纪念国际的总部在那年迁到了纽约，这是马克思同蒲鲁东和巴枯宁的门徒进行内部斗争的结果。到今天，全世界所有重要的文字，都有了《共产党宣言》的译本。
马克思、恩格斯同英国工人运动在《宣言》出版前的关系，其性质如何是值得注意的。1843年恩格斯在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第一次亲自同英国工人运动发生了接触。他初次到达曼彻斯特，便开始和玛丽·伯恩斯（Mary Burns）住在一起，通过她，结识了当地欧文派领导人物社会主义者裁缝约翰·沃森（John Watson）和著名的宪章运动者，才能出众、性格坚强的詹姆斯·李奇[20]。1843年夏，恩格斯到利兹，主要是去会见那时《北极星报》的实际的主编乔治·朱利安·哈尼。恩格斯给予了哈尼一个生动的印象，到恩格斯去世为止，两人一直维持着友谊。很可能正是由于这一友谊的缘故，哈尼后来成为“国际”建立前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既然有了解又有兴趣的少数英国社会主义者之一（只有奥勃莱恩[21]是例外）。也许是通过这些关系，恩格斯开始在劳工报刊上发表文章，介绍国外的革命运动，引起读者对这些运动的注意。1843年11月，他在欧文派的《新道德世界》上发表一篇出色的文章，题目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在文章里，他企图表明，尽管各国革命的道路不同，一定能够推翻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资本主义。意见分歧是常有的事，但是各个运动迫切需要彼此保持接触。回德国后，他在1844年12月又在同一刊物上发表第二篇文章，叫做《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在这个阶段，也许因为跟莫泽斯·赫斯过从甚密而受了影响，他还在申辩，知识分子将是德国革命的缔造者。当然，在当时德国那样的警察国家，他已经觉得难以找到方法来对工人施加任何的影响。
1845年夏，恩格斯回到英国，同行的有马克思。他们待了几个星期，访问了曼彻斯特和伦敦。正是这个时候，恩格斯成了《北极星报》的经常投稿人，并且开始坚持，只有工人阶级才能粉碎资产阶级的权力，把自己拯救出来。也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次访问的时候，威廉·洛维特[22]根据卡尔·沙佩尔的建议，向宪章派发出呼吁，要他们参加工人教育协会的伦敦分会。对他的呼吁，相应很好，参加的人当中有哈尼、厄内斯特·琼斯和托马斯·库伯[23]。从此以后，《北极星报》开始发表德国社会主义者的会议报告和讲演，对欧洲的运动也更加注意了。1845年7月25日的《北极星报》上，登载一封由马克思、恩格斯和日果[24]签署的信，代表布鲁塞尔德国分部向当选为代表诺定昂的宪章派议员候选人菲格斯·奥康瑙尔致贺。这封信赞扬《北极星报》对英国政治的深刻认识；它指出，正如奥康瑙尔和《北极星报》早就清楚地看到的那样，英国的真正斗争是中等阶级和工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
通过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一媒介，宪章运动和大陆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现在保持了经常的、即使是脆弱的关系。在1847年11月的同盟的代表大会期间，举行了一次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的国际性会议，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出席了。会上发言的英国人有哈尼、厄内斯特·琼斯和《工厂法史》一书的作者基德（Kydd）；发言的外国来宾中有马克思和恩格斯。1847年12月4日的《北极星报》上刊载着关于马克思的讲话的报道。马克思说：“我奉布鲁塞尔民主派的派遣，来跟伦敦民主派商谈，请他们发起召开一次各国代表大会——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以求在全世界建立自由。中层等级，自由工商业家，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一次代表大会，但是他们的友爱是片面的，只要他们的这种代表大会看来可能要有利于工人的时候，他们的友爱马上会停止，他们的代表大会马上会解散。比利时民主派和英国宪章派是真正的民主派，只要他们一旦贯彻他们宪章里的六项主张[25]，通向自由的大路马上就在全世界开放了。英国的工人们，如果你们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那么你们将被欢呼为整个人类的救主。”这篇讲话无疑是马克思所作国际工人阶级友爱的一种表示，这是这一类会议上代表们常作的表示；但是这段话所以特别耐人寻味，却由于这样的事实：说这段话的马克思带着共产主义者同盟交给他的任务，马上就要回到布鲁塞尔，去起草那个注定要成为对未来一个多世纪的挑战的宣言。
[1] 约翰·菲力浦·贝克尔（Johann Philip Becker, 1809—1886），第一国际的积极活动家，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译者
[2] 卡尔·沙佩尔（Karl Sohapper，约1812—1870）， 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译者
[3] 路易·奥古斯擀·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 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密谋活动的倡导者，秘密的“四季社”的组织者。——译者
[4] 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 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卓越活动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学说的创始人。——译者
[5]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Mikhail Aleksandrovich Bakunin, 1814-1876），俄国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在工人运动中起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作用。1872年被第一国际开除。——译者
[6] 海茵（Hein），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同盟分裂时期支持马克思。——译者
[7] 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由版社1956年版，第483页。——译者
[8] 约瑟夫·莫尔（Joseph Moll, 1812-1849），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功杰出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9年参加巴登-普法尔英起义，在空尔克战役中牺牲——译者
[9] 威廉·沃尔弗（Wilhelm Wolff, 1809-1864），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辑之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译者
[10] 埃蒂耶纳·卡贝（Etienne Oabet, 1788—1856），法国政论家，空想的和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伊加利亚旅行记》的作者。——译者
[11] 亨利希·鲍威尔（Heinrich Bauer），德国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51年流亡澳洲。——译者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35-354 页。——译者
[1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程1962年版，第30页。——译者
[14] 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 1809—1865），法国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译者
[15] 托马斯·霍吉斯（Thomas Hodgskin, 1787-1869），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译者
[16] 威廉·汤普逊（WilHam Thompson, 1785 —4833），爱尔兰经济学家，利用李嘉图的理论来论证社会主义，是欧文的信徒。——译者
[17] 约翰·弗兰西斯·布雷（John Francis Bray,1809—1895），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是欧文的信徒。职业是印刷工人。——译者
[18] 厄内斯特·查理·琼斯（Ernest Charles Jones，1819—1869），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无阶级诗人和政论家，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北极星报》、《寄语人民》和《人民报》编辑。——译者
[19] 塞缪尔·穆尔（Samuel Moore，约1830-1912），英国法学家，马克思、恩格斯的友人，曾翻译《资本论》第一卷和《共产党宣言》，两书均由恩格斯主编。是第一国际的成员。——译者
[20] 詹姆斯·李奇（James Leach），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是织布工人，在十九世起四十年代为兰开夏宪章派组织的领导者之一。——译者
[21] 布朗台尔·奥勃莱恩（Bronterre O'Brien，1805—1864），英国宪章运动活动家，宣传乌托邦社会主义，反对英国工人的革命行动。——译者
[22] 威廉·洛维特（William Lovett，1800-1877），英国宪章运动右翼领袖之一，领导了十九世起三十年代中期建立的伦敦工人协会，四十年代初即完全脱离工人运动。——译者
[23] 托马斯·库伯（Thomas Cooper，1805—1892），英国诗人和记者，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四十年代初参加宪章运动，后来成为基督教的传教士。——译者
[24] 菲力浦·日果（Philippe Gigot，1820—1860），比利时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原文作Gisot，误。——译者
[25] 六项主张是：1．实施成年人的普选权；2．规定秘密投票法；3．废除议会职员财产资格；4．规定议会议员的薪金；5．议会每年选举一次；6．分全国为同等选举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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