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拉斯基
公民自由的展望
拉斯基
（1938年6月21日）
来源：《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4年第2期；刘山鹰 译
一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容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掌权人所感受到的安全度。当他们知晓制度的基础并没有处在争议中时，他们乐意开展讨论。恐惧常常是理性的敌人；当人们感受到他们认为合理的期望受到争议，处于危险中时，他们往往准备去镇压而非辩论。
我们身处这样一个时代，制度的基础已处于危险之中。战争和改革萦绕在时代的上空。实际上，所有传统价值观念都被质疑。在道德、政治、宗教、社会和经济制度中，不仅有对长期未受挑战的原则的直接而猛烈的攻击，而且在它们的主要倡导人中，隐隐的有一种不安，和没有资格成为上一代人的自信。他们信奉君权，但被统治的各民族人民正不断的否定他们权力的合法性。他们信奉资本主义民主，但在资本主义收缩的时代，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之间的矛盾对特权的安全性构成了持续而深远的威胁。以婚姻、家庭、宗教的力量来维持人们对已建立的生活方式的忠诚。所有这些被用一种更根本的方式去评判，而不是像在公元1500年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的那段时期，资本主义的基础是有效且合法的。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那些基础在慢慢被削弱。人们将会看到，没有必要对已习惯的制度和社会组织的结构产生困惑。不管从哪方面来看，现在剧烈的社会变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变革应致力于何种目的以及实现目的所要采取的何种手段，均没有达成共识。
我们现在不可避免地遇到的巨大的社会分裂，是一场对国家权力所有权的战争，因为拥有了这种权力，人们就能够决定所控制的社会的生活方式。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法律最终只是决定怎样将社会产品分配给公民，使其拥有国家收益的份额。有权力制定法律，实际上，就是有权力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遇到的机会以及应当享有的权利或特权。但是，必须要明白，在既有的法律系统下，存在一种固有的逻辑，该逻辑是由社会的产权制度所决定的。在奴隶制社会，一方面，它是一个系统；在封建制社会，另一方面，它是另一个系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再一方面，它又是另一个系统。甚至苏联社会主义变革的短暂经历也表明，法律制度会随着设定的不同的系统而改变。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们都会发现从一种生活方式转变到另一种生活方式，而不引起冲突，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们依赖于已形成的习惯。我们很难同意自己所代表的利益要让位于不同利益的要求。我们害怕创新；我们习惯了已有的观念、理想以及正确的行为模式，对阻碍我们适应环境的因素提出各种质疑。我们想要自由；但是我们不想自由的实现威胁到我们热切信奉的生活方式。甚至，抽象的来说，我们信仰平等；但是我们对平等的概念总是受到限制，即它不能影响到我们已经习惯的要求。几乎所有的英国人，至少抽象地，信仰民主；但是有证据显示，在现有的制度下，享受特殊职位的英国人，往好的方面说，他们是疑惑的。往坏的方面说，他们对于威胁到特殊职位的民主的可能结果充满了敌意。
当然，在这个国家中，战后这几年大陆人民没有遭受到像压力或负担类似的事情。目前为止，至少在英国，不管是来自左派还是右派，没有革命运动是得到严肃对待及支持的。我们目前的现状和那些不幸运的民族之间的冲突是显著的。尝试通过观察民族性格的差异来解释民族行为的不同，往往是游走于神秘主义中的一次不确定的旅行。如果以一种笨拙的方式来看，导致代表性制度倾覆的原因仍然在我们中间发挥作用。没有理由假设，如果他们聚集了强度和势头（他们在其他地方所获得的），他们就不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如果在过去的20年问，这些大陆的经验有值得学习的地方，那么就是代议制政府最多是一次脆弱而充满困难的冒险。为了维持它，要预先假定一个民族在具有重要性的所有事件上都保持团结一致。那就是容忍的重要条件。一旦这种一致性消失了，人们就会开始害怕。正如我所说的，恐惧和容忍是相互对立的。对统治阶级来说，他们是最容易说服自己，代议制机构已威胁到权力的基础。一旦这种情况发生，那么使用国家权力去镇压产生威胁的源头，就变得容易多了。这种压制随着所依赖的事物而逐渐增强。并会同时激怒镇压者和受压迫者。它掩盖了可以给予容忍的心理，并且理性充满人们的脑中。一边，紧张在蔓延，一边，愤怒在蔓延。每一次被提议的改变都似乎都是一种威胁；每一次被推进的变革都被认为是结束的开始。当愤怒在统治阶级中开始燃烧时，那些把传统自由作为保护伞的人们便有了好的理由。
我想有一种观点是不无道理的，那就是今天英国已达到这样一种状态。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国际关系比较低迷，工党的崛起为所遇到的困难提供了社会主义的解决途径。而这些方案遭到了执政党强烈的反对。对他们来说，很自然地，这威胁到了正常的生活方式，因为生活方式和社会福利被看作是一体的。他们看到了约三十年前（大约一代人之前）似乎没有实际重要性的行为准则现在被国内大多数人所接受。由于在接下来的几年，民主制度的顺利执行会使得那些准则得到实现。很自然地，他们又开始不安起来。他们总是预备着向社会中不幸的的人提供一些微小的援助，却不想着为社会基础本身做出改变。他们会发现自己将面临改革的前景。这种改革是民主社会固有的逻辑；这种逻辑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之间的矛盾已充分的展现出来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是现有经济的基础。面对这两种逻辑所产生的结果，我认为资本阶级会更倾向于资本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因为这会保护他们已经习惯了的期望。比如特权、特殊的机会以及有利于他们的所有条件。现在，他们看到所有这些都处于危险之中。尤其在俄罗斯经验的背景下，他们更感受到了这种危险性。就像一个多世纪之前的法国革命，包含了我们所有思考的角度。很清楚的是，拥有了国家权力，他们就能够用权力来保护自己免受所谓的灾难。公民自由展望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些年所发生重大事情的影响，由于宪章运动之后，人们第一次看到权力的源头已受到威胁，故而提出。
二
有关公民自由观的问题，有三个方面的内容需要解释。法规方面；行政管理方面，特别是法院法律；还有比较模糊的一方面，就是公众舆论的氛围。我想分开讨论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仅仅是为了方便的缘故。应当强调的是，在逻辑上三方面的内容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每一方都会对另一方产生独特的影响。
具有第一重要性的是三条法规。1927年《工会法修正法案》将会变得重要起来，仅是因为它成为继1799—1800年《结社法》之后，第一个公然反对议会所通过的工会制度。该修正法案禁止总罢工，它使得任何博取同情的罢工——军工工会的重要武器之一——充其量成为不幸的事件。罢工中出现的危险，在冷漠的法庭中，实际上起不到一点作用。解除合约的替代品——回到了1913年的保守派提议——已经开始运行，并会为工会的政治活动带来重要一击。它禁止当地政府解雇那些不是工会成员的工人。公务员本身和成为工会成员的权利被分离开来。这会产生双重的影响：A是工会支持增加公共服务的工资这件事变得不再重要；B是清除了底层公务员继续渗入的障碍。最后，这项法案把工会的基金全部交到了他们敌人手中，不管在哪里，只要是合适的境遇下，司法部长都能够获得保护他们的禁令。
我认为没有人会细细察看这份法案的，除了里面对法西斯主义含义的解释部分。在保护社区的借口之下，它的目的是使表达工会团结变得越来越困难。它把国家的权力都放在了工贼手中。同样也借用权力反对罢工，从最狭隘的意义上来说，法官会将这种目的仅仅看作是工业上的。最重要的是，在发生危机的时刻，它被用作一种武器来反对工会。条约所涉及到的内容不仅是相关的危险是什么；没有一个工会会在被压抑的状态下，找到安全感，除非判例法的传统被积聚起来。在最狭隘的意义上，这种传统往往对工会的行为有敌意。它是不好的法律，一部分因为它的源头很清晰的显示了它产生于报复的精神，一部分因为它的祈祷使得本应缓和的气氛又恶化了。从现实中可以看到的可能性是，在法案的实施下，兰开夏郡（英格兰西北部的一个州）的工会成员会因为他向工贼脱帽而被抓起来。在地方法官看来，这种礼貌的举动透露出最明显的威胁。
我们要谈论的第二个法案是1934年的《煽动背叛法》。对于这个法案，很难用一种温和的语气来讲述。在介绍这部法案的时候，也没有证据显示它为什么是必需的；期待它所带来的任何理性的目的被先前的法律所覆盖了。除了想阻止和平主义或社会主义宣传进入皇家军队的尝试，很难看到起草这项法案的作者的观点。尽管法案在委员会中被大幅度修订，但是它涉及的范围是如此的广泛和不确定，以至于在该项法案之下，塞西尔勋爵拿票到奥尔德肖特去做一场有关政府不明智的外交政策的演讲都是犯法的；因为很可能战士们听了他的演讲，思想会受到影响。我认为这项法案，正常的情况下，不是用来制裁杰出的人物的。但是很明显，在战争与和平处于平衡状态的关键时刻，它是政府手中的权力武器，能够用来反对和制裁对已通过的政策的攻击。
第三个法案是1936年的《制服法案》——一个被下议院工党大力支持的法案。我认为，就大陆经验而言，禁止政党身穿制服是完全合理的。最著名的德国经验表明这被认为是企图煽动公众骚乱。但是法案却没有因此而停滞。实际上，它已经将对政治宣传的某些重要形式（比如游行）的控制权移交到伦敦内政大臣、市政委员会以及各省郡警察局长手里。现在这些人有权力禁止游行——英国一种历史性煽动形式——好长时期仅依赖于他们的自由裁量权。在伦敦，结果表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大量的左派宣传已经被禁止，不是因为它会引起骚乱，而是因为执政者会把反对极端右派的煽动活动作为借口去镇压左派。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有机会毁坏抗议重要性政策的自由。在维护一种他们认为被威胁到的秩序下，他们的意思是一个反动政府能很容易从批评者手中剥夺反对政策的机会。一句话，至少在伦敦，政府能够组织一种惰性，通过把最温和的异议提出来从而作为对法律的违背，然后宣称，事实上对已制定的政策，人们基本没什么大的反对意见。
我认为并不是每一个知道现存警察权力的宽泛范围的人，都能严肃的说任何权威发布是必需的。这种自由裁量权，在没有足够措施防止其滥用的情况下，是一种对公共自由的严重威胁。郡警察局长没有120因对容忍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而出名；约翰西蒙和萨缪尔豪都说在这个领域，他们的权力很少能得到正当的使用。不难看出我们正进入一个公共争论行为受到警察自由裁量权限制的时代；大量证据表明在自由裁量权上，我们没有被授予太多的自信。铭记过去几年受到饥饿游行所带来的影响的人们，会意识到尽管现在法律已建立起来，但是他们仍然完全的受制于警察的控制，他们也看到政府手里握有武器，能够避免不和谐的异议进入公众的视野当中。
三
所有的正式法律都有政府赋予它们的合法性。这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详细的叙述所积累的案例，在战后这几年，特别是1931年后，这些案例显示了公共自由的严重衰落。在伦敦东区反犹太主义不断升级。众所周知，这种升级由奥斯瓦德·莫斯利和他的党派所导致的。结果造成了伦敦大部分地区出现恐怖主义，奇怪的是警察无能为力；当逮捕和各种暴行发生的时候，不少伦敦地方法官，很奇怪地，对犯罪者很宽容。如果一个人被逮捕，赫伯特·莫里森在众议院时说过：“根据自己的经历，他一定会说如果在大量伦敦警察法庭的法官之前，有那种记录的人出现了，碰巧是一个共产主义者，那他一定不会被逮捕的，而只可能被给予“时间”。已经有攻击、恐吓、商店的纠察队、谋杀和纵火——所有的这些，总的来说，我们是和希特勒运动联系在了一起。组织这些活动的人是很出名的；然而无力处理他们的警察正如1933年德国警察无力处理纳粹反犹太主义者一样。
在公正的观察者看来，对东区形势的研究一定会引起对警察公正公平性的怀疑。这种疑虑被同时期的其他事件所增强。随着1934年在奥林匹亚发生臭名昭著的暴力行为，警方说他们没有权力进入私人会议场所；但是，在格拉摩根郡，他们却坚持出现在会议上反对《煽动背叛法》，分区法院的观点是，如果他们因为担忧破坏和平或其他犯罪行为而有理性的理由，警方有权力进入任何私人处所。尽管有这个决定，警方拒绝干涉奥斯瓦德·莫斯利主持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会议，在该会议上，奥林匹亚会议上出现的暴行被重演。据宣称，曼彻斯特警方允许官方机构搜查“特殊分支”的文件，这些组织的目标之一就是袭击共产党。著名的厄克特案，在案件中，城市警察署长同意赔偿损失并且公开道歉，而不是走进法庭。这反映出警员干涉左翼文学的售卖的自由度；伍斯特案证明了和平主义者受他们注意力的影响。我认为，更严肃的是南威尔士案，在案件中，警察向高级法院表达对被告性格的看法，他们没有根据实际表现来说，而是依照被告被控诉的陈词来表达。我认为，“他是一个极端主义的人”这句话不应当从警察的口中说出。从多拉博拉勋爵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它是哈利·波立特的准确描述；但是要记得，从哈利波立特的角度，多拉博拉勋爵的角度又是正确的。
没什么人满意法院法的方式。在低级司法中，大部分是无薪者主持，我想出于对左派的政治偏见是太常见的一个特征。有时警局目击者会记录下讲演者所说的话，大部分是被篡改的或不准确的。这些人既没有侦探知识，又不了解相关的速记知识，本不应该去跟踪相关判决。在高级法院中，事情会好一些。但是，不难感觉到，当一个人把恩崔克诉卡林顿一案中——公共自由的标志——的卡姆登著名审判和帕斯莫诉爱德华一案中的霍里杰审判相比级时，就会缺乏严格的执行权建设，而它恰恰是自由的秘密；我认为在对伍斯特教授的起诉中，在1935年的剑桥郡，法官对原告证人的提问，比起我们所期待的英国的公平，美国战争期间反间谍法的传统得到的提问更多。我们不会忘记残酷的判决出自霍沃思的辩论，公平的是，这被认为是继一个世纪前，托尔普德尔蒙难者之后，他们最糟糕的一次。
这个一定和白厅的执行习惯联系在一起。警局的办事方法中，有拒绝被询问的习惯。甚至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市政官员已被行政官员所提供的信息所误导。典型的例子是在1936年瑟罗广场上众人的起诉。当公民自由国家委员会建立的名人委员会，在目击证人下发表了一系列观点。问题在于，同一事件中一条接一条的细节，他们的观点和警察的描述完全不一样。据匿名目击者称，海军船厂的长期雇佣的工人受到莫须有的起诉被解雇了。这个事件证明了在自我防御中，没有机会被倾听的人的被解雇的命运。最近有来自空军部门的弗农被解雇的事情，主要原因是他家被盗了，在他的书房发现了社会主义出版物。在《官方保密法》下，有着愚蠢的起诉事件；曼彻斯特卫报的读者一定没有忘记，该报以专栏形式频繁揭露外来移民官员在到达港骚扰异国游客，原因是他们怀疑游客是社会主义者。我没有证据说明右翼游客是否也需要接受同样的调查和审讯。
针对这些，文章篇幅不允许我给出更多详细的事例，当然另外一些内容必须被加上。持续好多天，大众审讯的速度在增长；最大程度的怀疑，在罪犯审判过程中，由未经训练的陪审团来实施，这样的方法能否达到公平。我认为观点的间接审查制度能最好的被这一事例所阐明。这是一个有名的周报编辑告诉我的。印刷者拒绝印刷社论，理由是他们无法承担里面包含批评主义的责任。丹尼斯诉温莎公爵案件中，重要的是，有法官的评论在里面，使得它能够尽可能的告诉公众当前事件的真相，甚至当公众急切的想知道真相被披露出来。在我们的时代，我也注意到了法庭的轻视。边沁在宣布他的决定时，有一句最有名的格言，法官就是被留作批评的。我认为《新政治家》的读者没有得出那个结论。相反，他倾向于认为历来模糊且不审慎的司法被法官推动到限制处，即他们工作中有效的批评变得困难起来。我认为边沁对司法改革的请求是确定的。今天，这种请求仅被看作是对法庭的蔑视，因为它们太有说服力了。我几乎不敢想像这是事件发生的正常状态。
在民意更加模糊的领域，当然，很难具体的，特别是对我们要走的方向进行量化估计。有案例显示，有的老师因为持有小众的政治观点而被谋害；甚至大学老师都没能从这种笼罩的异端邪说中幸免。认同社会主义或工会主义的工人也被大量迫害；甚至当我写文章的时候，又听闻毛纺织厂的女孩因为她的父亲选举了当地自治区的一名社会主义者，而被解雇。事实上，在英国，到目前为止，这种控制带来的负面效应更多。重要的是，帮助工党研究政策定义的某些技术员做事的条件是，他们的名字要被国家行政当局保密；如果相关联系被知晓了，他们有理由为自己的生计而担心。著名人士甚至开始力促教师应当把他们自己当作公务员，克制自己不要参与到公共生活当中。实际上，演化成“公平”的教义意味着你能持有任何观点，只要不批评当前的社会秩序。众所周知，反对教师参与政治活动的那些人不反对莫里斯先生的行为，他是现有公务员中很有威望的人。在军工制造中，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军需品企业的国有化会导致国家灾难。反对左派观点的压力增长慢了却更笃定；我没有证据表明右派是否也会面临同样的压力。
进一步，相对的，我认为在当局者对待苏联的态度上，我们时代的精神气候有真正的指数。一方面支持法西斯主义者，另一方面有反对。这种对比是显著的。对于俄罗斯改革进行干预的措施有着长长的糟糕的记录；尝试着对它画一条“防疫封锁线”，尽管它本来是“不可触及”的一个国家；在1927年阿科斯发生了一场袭击——这是我们外交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次事件；季诺维也夫的信中充满疑惑和好奇；在1933年工程师受审的时间里，我们和苏联的贸易关系出现了短暂的停滞。我仅举了记载的有名的事件。统治者的态度很可能是将这些事比作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独裁。我认为根据事实，不难解释这种对比，我们在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一方面，政府对社会主义怀有戒心，另一方面，和意大利、德国的条约违约已经受到了谴责；尽管对发起者进行迫害，但导致了干涉国际法的权力，这已经被认为是我们不在意的国内事件；知名人士发现，他们的焦虑似乎证明了法西斯主义国家对欧洲的民主自由的威胁是有道理的。
我认为理由是简单的，在苏联私有制政权已经结束了；国家的基本结构有了基本性改变。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没有对私有制系统的经济基础构成威胁；相反，通过破坏自由工会、左翼政党、和合作化运动，他们已经被私有财产所左右，而它在已存在的民主政权中还没有出现。对于国家前途命运不确定的执政党，不可避免地感觉到被暴力和所支持的原则保护的无助性。为并没有准备向那些否定这些原则的人实施暴力，是可以找到借口的。简而言之，我们看到了阶层利益的理性，也许只是半意识状态下。执政者对能够达到他们支持的目的的暴力持有容忍态度。反之，则没有同情，比如在苏联的。
在没有习惯国内对自由的压制的情况下，你不能默认国外对自由的压制。我们不能忘记战后历史中对这一点的解释。意大利和德国分裂了，我们的执政者从中获利了。在爱尔兰五年的争斗，和印度自治政府的长期冲突，这些对控制国家运行的民意产生了影响。他们让人有了一种忧虑感。同时打击了我们执政者的自信和安全感。阅读有关矿工罢工的的报道，1926年的铁路大罢工，已经让他们相信代议制民主的形式比他们在战前所想的要有很多限制。在国外对执政权的挑战是很明显的，现在在国内，也是如此。正如马太阿诺德讲的那样，它的本质因对财产权的尊重而受到限制。
我所说的一个重要的测试，在我们政府对西班牙的态度中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在维多利亚的伟大时代，西班牙人民的觉醒，像意大利觉醒一样，成为国民欢呼的理由；但是西班牙内战被撒缪尔霍尔描述成一个“我们不感兴趣的派别战争”。对佛朗哥将军来说，英国政府的政策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做出选择的理由是一种担心，担心政府军队的胜利会破环财产的安全。在我们的时代，没有变革，和西班牙的冲突中国家意见的分歧是和阶级的分歧一致的。三十年前，我们不该容忍对我们帝国交流的威胁，现在我们容忍了。三十年前，我们没有把反抗民主宪政政府的领导人看作是领导人。很大程度上他是外国的雇佣军，“如果不是圣人的话，就做一个英雄”。这样的词语被一个杰出的保守主义记者使用来描述他。统治者从弗洛德将军身上看到了他们所代表利益的具体体现。对他们来说，他的失败是对他们王权的威胁。他们害怕公开拥护他的条约，因为他们不得不顾及英国的现有的公众意见。然而很可能感觉到，缺少直接的镇压，他们尽可能的去帮助弗洛德走向胜利。
因为他们相信弗朗哥将军象征着军队在驻守这里，并且这也是我的主要观点，他们在大英帝国对公民自由权的看法，已经被过去二十年资产阶级民主发展所改变。对立宪政府的传统的尊重在大英帝国意味着，不久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社会主义政府会被接受，并且这也是统治阶级享受特权时代的结束的开始。因此，对他们来说传统的自由，似乎比他们在与经济基础无关的特权的平面上的操作，少了许多吸引力。没有实际后果的宽容是很容易容忍的。当一系列的容忍威胁到那些靠它生活，并且相信和国民幸福指数相一致的人的生活方式时，会是一个更加艰难的习惯。
我应该再补充一点的就是，这种对公民自由权的怀疑会显得自然并且真诚。因为他们的结果意味着，社会主义宪法的改变，和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结果具有同等重要性。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这将会严重地妨碍重要的既定利益，是很愚蠢的。这些利益的获得者认为，民主制度是由他们和那些利益的关系情况而异的。他们会认为，一个挑战对于他们来说，和对俄国或西班牙的特权阶级来说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比外国反动阶级还要相信，保护自己的利益就是保护英国的利益。有着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们，思维也不同。鲍尔温勋爵非常真诚的提到维护议会民主的必要性；贝克说“时势英雄是他所背负的责任的指导师”。在一个阶级社会中，我们承担的责任被认为是多种多样的。我们的统治者能容忍民主，和民主赋予的公民自由。只要他们赞成实现民主，就没什么困难。但是在我们的历史中，没有理由去认为他们会无视其他目标，而把民主作为一个绝对的目的。
四
通过分析我得出这个结论，结论十分简洁。我认为公民自由的前途是很危险的，因为控制国家权力的人的安全是没有保障的。似乎是需要更深刻的关注维多利亚时代的乌托邦主张。我们的观点应该转变，因为我们在全球的位置已经转变。我们在经济领域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经济领域能够向工人阶级不断的妥协，而没有特权阶级的任何改变。我们的帝国主义统治巧妙地处于一种不稳定的轴心上。传统哲学在此时不可避免的应该被称之为一种问题。我们不得不追溯回16世纪和17世纪，去观察社会经济承载的多么巨大的变化及其结果，也就是人的思想的巨大变化。
我是不必去证明我们是在变化之中的。我们都意识到它，至少在总体轮廓上。包括在它的分支上。即使是美国，不是在十年前，也被很多人认为已经解决了贫困问题。现在看它比我们更多的受到变化的影响。值得肯定的是，工人们利用政治和经济的力量保护他们物质地位的改善。另外肯定的是，那些需要改善的人，或者认为要求是不公平的，或者屈尊接受在我们基本经济格局中的改变是成功的进步。我们快速发展。在其他领域，我们已经进步到一个这样的时代，即阶层间争论的问题不再是一些小的细节问题，而是一些大的原则分歧，这些大的分歧十分的危险，可能会摧毁公民自由所依赖的共识。
在历史上并无定论。我因此不愿分享那些认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人的观点。但是我会分享一些这样的人的观点，即他们认为，如果自由被保持，人们就不必过度警觉。除非我们能够在英国维持一种自由讨论的宽容气氛，维持一种充分有效的表达的机会，否则，我们的命运就与俄罗斯人和西班牙人无异。那些不愿倾听争论的人，可以轻松说服他们自己，他们自己的准则是千真万确的。当公民们沉默的时候，机关枪就开始瞄准他们。我们需要下尽决心和勇气来避免这样的灾难。
在战后的这几年里，迄今所发生的仅是这个过程的开始，而非结束。我们在工业上的争论已经弱了下来。本质上，这是暂时的，而非永久的。如果授予政府的巨大的权力被一群不负责任的鲁莽的内阁成员唤起，我不想去想会发生什么。我也不想毫无偏见的去考虑，当前极其普遍的任何对警察持怀疑态度的数量的极大增加。坦率的讲，我不安于法院的态度，包括最高法院，因为遵守原则是自由的基本条件。尤其重要的是，聪明政治家的智慧包括意识到微小的悲伤在一点一点的集聚的重要性。我高兴地承认在我们国家，已经没有对我们自由主义中心堡垒的攻击行为。但是我强调现在的条件十分容易的引起这样的攻击。不会有正式的宣战。就如过去一样，这种攻击甚至将可能会以解放的形式，而非威胁的形式。自由的敌人经常使用自由的腔调来掩盖其内心的目的。
对1918年以来这些年真正的解读是，它们是一种警告，无人可以逃脱。遍及全球，自由处于防守的位置上。同样，遍及全球，那些大声宣称为自由奉献的人却鲜有朋友。当思想尖锐不同，激情回荡时，维护政府行为的权威是很难的。很少的东西是如此容易，以至于通过压制来回复悲伤。很少的东西是如此的困难，以至于让出利益，这也是其被持有长久惯例的所有人担心。在侥幸妥协的三个世纪之后我们再次遇到岔路口。我不想假装知道我们需要选择的方向。我只会很高兴的说，在审判日到来之时，希望那些关心自由的人们得到自我的满足。
感谢 闲汉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