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工人问题（发表于1863年4月16日）

论工人问题

发表于1863年4月16日

工人们：
　　你们的委员会很久以来就邀请我到莱比锡来和大家见面并发表讲话。我一直谢绝了，因为我决不想亲自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或者在这里煽动什么风潮。后来我收到了此地的委员会提出的一个你们大家都知道的要求：因为向我提出了问题，所以作为一个正直的人，我就有责任答复，我认为抚心无愧地努力尽了这个责任。现在，既然你们同意我在《公开答复》中所阐述的见解，接受我的观点，这样一来，旁人就没法说仿佛我是想通过我个人在这里露面，通过我的讲演，通过诱骗手段来迷惑你们了，——现在我可以到你们这里来跟你们讲话了，这里有一个区别：对于接受我向你们闸明的观点的工人等级，我愿意以自己的知识和毅力为它效劳，但是在工人等级尚未成熟到理解那些观点的时候，我无意在他们当中搞强加于人的鼓动。
　　我致中央委员会的答复发表以后，我的论敌大为光火。他们不能容忍我的是，我向你们，诸位先生们，揭示了那个调节劳动阶级的工资、象镣铐一样禁锢住你们生存的经济规律。掀起了一片反对我的喧嚣，就象古代人反对一位揭示西雅丽斯^[1]秘密的祭司一样，假如我的论敌是古罗马人的话，他们非把我刺死在广场上不可，就象贵族刺死格拉古一样^[2]，不过我的论敌不是古罗马人，所以他们企图用诽谤当利剑来置我于死地。自从我给你们作了答复以来，他们对我极尽造谣诬之能事。柏林的一家报纸——《论坛报》对我的举这样的解释：大家知道，不久前，我因为发表《工人纲领》而被判处四个月监禁；这家自由派报纸就以此为根据说我在《公开答复》中背弃了信念，讨好政府，以求在被监禁期间得到比较宽大的待遇。当你们也这样看待这个问题时，这就令人气愤了：我不想用以自夸的四个月监禁，是我在为你们效劳的过程中所受到的一次创伤：有人却企图从这个创伤中搞到一种毒物来毒害我。另一家所谓激进的报纸《改革报》说我是叛徒，和布鲁诺·鲍威尔是一丘之貉。对于来自资产阶级方面的这一切我是有充分准备的；我知道，一个为你们、为工人打抱不平的人必定要受尽种种诬蔑。然而使我颇为惊讶，使我顿时感到痛苦的是，同样的诬蔑也出自工人之口，尽管这只是极其个别的现象，先生们，你们一定还记得纽伦堡工人联合会签署的一项声明，其中把我这个蹲了两年牢狱、经过三次刑事诉讼的人称为被反动派收买的工具，而我在同政府的一切冲突中十五年如一日保持了连敌人也不能不承认的、极其坚定、甚至是彻底革命的气节，这种气节比正在诽谤我的整个进步党要更加坚定、更加有原则性得多。我并不想因为这种诽谤而责怪进步党的全体党员，在进步党中甚至有我的好朋友，进行这种诬蔑的是那些为进步党效劳的报刊。它们诬蔑我，就是因为我答复了你们工人们的问题。我此行的愿望就是把郑重地反对我的见解的一切论点概括起来，加以说明，进行驳斥；但是由于我今天的身体状况，我不能实现这个愿望，只能讲讲最主要的。
　　你们还记得，你们3月24日的会议闭幕后不久，在本市举行了另外一个会议，会上一位麦克斯·维尔特^[3]博士先生大言不惭地断言，我向你们论述的关于工资的经济规律是无稽之谈。他称这一规律为已被推翻、早已被驳倒了的观点。这个规律我是这样表述的：

　　“在现今的关系下，在劳动的供求的支配下，决定着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是这样的∶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4]

　　我并且说明了使这个规律必然起支配作用的原因。就是说∶如果国民资本增长，工资高于上述的需要，那么由于结婚人数和工人子女增加，工人人数就会增加。这样一来，人手的供给就会增加，由于自由竞争，这就势必把工资重新压低到仅能维持生活的必需费用。有时，工资可能暂时降低得更厉害，于是工人人数就减少；对工人的需求超过供给，于是工资就回升到正常的水平。关于这个问题我以书面形式跟你们所说的一切，都不过是这个铁的规律的极合乎逻辑的后果而已。可是忽然冒出来一个维尔特博士来，说这个被我称之为一致公认的规律是捏造的；早已被驳倒，说我用它蒙蔽了你们!你们根据亲身经历一定相信，我没有提出过错误的主张；不过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不能不作进一步的说明。我要提防人们说我以导师自诩，硬要你们迷信导师的话。因为有人否认这个规律已为科学所承认，所以我必须向你们提出必要的证据。请听听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大师萨伊^[5]是怎么说的。
　　萨伊(《政治经济学教程》第五部分，第十章，第333页，布鲁塞尔版)在谈到普通劳动的报酬时，说了如下的话：“这种劳动的供给是与对它本身的需求同时增长的。需求可以使工资有限地、非常有限地超过工人家庭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所必需的费用，即超过每个工人家庭为抚养足够数量的子女以接替父母所必需的费用。一旦工资哪怕是稍微高于这个水平，工人子女就会增多，大量的劳动供给很快就会把增加的需求拉平。

　　“反之，如果对工人的需求落后于提供劳动的人的数目，那么工人的收入就要下降到低于为保持工人阶级原有人数所必需的生活费的水平。那些因为子女多和有病人而负担过重的家庭就会遭殃；其结果是劳动的供给减少，而劳动的供给一减少，劳动的价格就要上涨。由此可见，简单手工劳动的价格不可能长久高于或者低于为保持必要数量的工人等级所必需的生活费的水平。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简单手工劳动者的收入不会超过他为养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费。”

　　总之，这就是在我已经向你们阐述过的那种极限上下的波动。
　　下面我们来听一听英国伟大的国民经济学家李嘉图在《论工资》(第五章)中是怎样说的：

　　“劳动正象其它一切可以买卖并且可以在数量上增加或减少的物品一样，具有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是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李嘉图接着指出，市场价格——正如我对你们说过的——围绕着自然价格摆动，关于这种摆动我已跟你们解释过了。他说，“但当高额工资刺激人口增加，使工人的人数增加时，工资又会降到其自然价格上去，有时的确还会由于一种反作用而降到这一价格以下。”^[6]

　　我还要引证一些人的话：固然，这并不使人开心，但是我此行的目的也不是让大家开心，而是来和你们谈论与你们有利害关系并且必须引起你们重视的问题。维尔特先生极为狂妄地引证亚当·斯密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话来攻击这个规律。那么就让我们听听斯密是怎么说的吧(《研究》第一卷，第一篇，第八章，第172页)：

　　“如果对劳动的需求不断增长，劳动报酬必然鼓励劳动者结婚和增殖，使他们能够不断增加人口，来供给不断增加的对劳动的需求。假定在一个时期内，劳动报酬不足以产生这种作用，人手的缺乏很快就会抬高劳动报酬：又假定在另外一个时期内，劳动报高于这种作用的要求，工人的过分的增殖很快就会使它降低到必需的程度。”^[7]

　　维尔特先生还狂妄地引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话，那么就让我们也来听听穆勒是怎么说的吧。穆勒（第二卷，第十一章第二节）说∶“李嘉图认为……任何地方都有一个工资的最低额∶或者是低到使居民不致饿死的程度，或者是低到使人们愿意不减少人口的程度。他认为，工资的平均额总是趋向于这个最低额；工资低于这个最低额，不能超过一定的期限，即直到令人感觉到人口在递减的时候，工资也不可能长久地高于这个最低额。这一论断所包含的真理是如此之多，甚至可以把它当作一门抽象的科学来接受；而李嘉图先生由此得出的结论，即归根到底工资随着食品在长时期内的价格的涨落而涨落这一结论，几乎同他本人的一切结论一样，从假定的角度来说，也就是在具备着得出结论的前提的情况下，是正确的。但是在应用于实际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他所说的最低额，特别是当它不是物质上需要的最低额，而是可以称为精神上需要的最低额的时候，它本身很容易起变化。”（这正是我曾特别提请诸位注意的一点；见我的小册子第16、18等页。工资是一国人民按照习惯所要求的通常的最低生活费。不会改变的一点是，你们永远处在这个极限上。但在不同时期和各国人民中间，这个极限可能不尽相同。）穆勒接着说，“如果工资原来较高，有降低的余地，降低的障碍在于工人已习惯于较高的生活水平时，食品价格的上涨以及任何不利于工人的情况的变化，都有可能产生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工人小心地节制生育的逐渐作用使工资得到提高，从而使上述情况得到纠正；另一种结果是假如工人原来的生育习惯胜过他们原来的舒适的习惯，那末这就会使阶级的生活水平不断降低。在后一种情况下，工人的损失将永远是不可弥补的，他们的更糟的处境将成为新的最低额，这种新的最低额有保持不变的趋势，正象过去比这个还略高的最低额有保持不变的趋势一样。不幸的是，在可能产生的两种结果之中，后一种是最为常见的，或者至少是很常见的，因此，那种断言工人阶级所遭受的苦难可以自行消除的理论，在实践中是不灵验的。有种种事实证明∶在英国历史上，由于对劳动的需求减少而造成的原因，英国农业工人的状况曾屡次大大恶化，假如当时工人节制生育，从而使自己的人口适应原来生活水准的要求，那么这些原因本来只会暂时起作用，然而不幸的是，工人阶级多年来被迫过的那种贫困生活已经使他们对于过去的生活水准感到十分陌生了，后代是在没有得到原来的那些享受的情况下长大的，根本不去设法恢复过去的生活水准，而继续增殖人口。”^[8]

　　总之，你们看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话同我所说的话是完全一样的，而且他比李嘉图走得更远。穆勒与巴师夏及其应声虫舒尔采和孚赫^[9]相反，他认为(场内嘘声)——先生们，如果舒尔采先生在场的话，他一定会亲口对你们说：他是绝对追随巴师夏的。我说，穆勒走得更远：他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工资的为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费用，即一国人民按照习惯维持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费，往往是在下降，而不是在提高，生活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的，因为既然工人不肯节生育，那末情况的暂时恶化就具有导致长期限制迫切需要的趋势。
　　穆勒接着写道：“当工人的必需品由于农业改良、谷物法的废除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原因而减价，工人依靠原有工资能够获得比过去更大的享受时，就出现一种相反的情况。工资不立刻降低；它甚至还可能增长；但是假如工人阶级不趁这一繁荣时机把它认为必要的生活水准可靠地加以提高的话，归根到底工资还是会降低到使工人丝毫也不比过去更好的程度。不幸的是，对于好的结果，根本没有指望。被工人看得比结婚、比成家更为迫切的生活水平，下降容易，提高难。如果工人趁着有优越的生活可过的时候只顾享受，而不养成把优越的生活视为当然的一种习惯的话，那末人口繁殖的结果必将使他们降低到原来的生活水平。如果说工人过去因为贫困而不能很好地抚养子女，那末现在他们就要生更多的子女了；但是待子女长大成人，他们就会以自己的竞争使工资下降，其下降的幅度将同食品减价的幅度完全相等。即使不用这种方法，而用其他类似的方法，诸如结婚人数增加、早婚，或者每一对结婚的人所生子女的数量增加，那末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所有的经验证明∶食品价格便宜和充分就业的时候，结婚人数就必然激增。因此，我既不赞成把废除谷物法仅仅看作是工人的问题，认为它具有被经常提到的那种重要意义，也不赞成稍微改善工人状况的任何方案，尽管其中的这个或那个方案一直都很流行。凡是对工人影响很小的事情，都不会对他们的习惯和需要产生长远的效果，他们很快又会降低到原来的状况。要得到长远的利益，则对工人起作用的暂时原因要足以使他们的状况产生巨大的变化才行———尽管这个变化在一代人当中可能刺激人口增长，但它在许多年内仍可以令人感觉到，实际上，只有当取得了重大的改善，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他们已一向习惯于改善了的生活水平时，这一代新人才能根据较高的最低额养成他们的人口增殖的习惯，工人状况的改善才能持久。”^[10]穆勒还补充说∶法国革命就是这种情况的最好不过的例证。通过革命，工人的状况立刻得到了改善，虽然人口无比迅速地增长，但是改善的程度仍然超过人口的增长。总之，你们看到，穆勒的话同我在我的小册子的第18页上及其前面所说的与此有关的话是完全一样的。
　　根据这些请你们判断一下，引证穆勒的话来攻击我，是多么的荒唐。
　　巴师夏也提不出象样的理由来反驳这一工资规律。维尔特先生引证了他的说法，即随着工业和总生产的发展，劳动在其中的比重也就增长。这个论点得不到其他任何一个经济学家的支持；它是错误的；但是，这个论点也不包含什么必然同工资规律相矛盾的东西。假定，在几百年之内劳动比重有所增长，那末这也绝不等于说工资也随着增长，工资可能不变，或者甚至下降，这全要看工人人数是否大大超过劳动在总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对巴师夏的这一论点继续分析下去，会使我们离题太远，因此就不再分析下去了。不过要提出反驳这个论点的论据，那是非常轻而易举的，只要引证在巴师夏以后从事写作的一些公认的科学权威人士也就够了。我已经引证过的穆勒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还活着，可是巴师夏早已去世了。让我再引证几位现代最杰出的经济学家的见解，引文出自他们的简明教程，其内容都是绝对公认的。在海得尔堡有一位名叫劳^[11]的教授，他的极受欢迎的简明教程不知再版了多少次。他在《国民经济学说的原理》一书第一九○节中说：

　　“必须以工资支付给工人的费用，对于简单的非技术性的工种来说，仅仅构成必需的生活费，对于技术性的工种，则还要加上为掌握必要的技能所需的费用。
　　“必需的生活费应当不仅仅是对工人的在业期间而言，而且是对工人还不能挣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而言，此外，一般说来，工人的工资必须足够他赠养全家。如果工资收入太少，不能满足这一需要，那么工人阶级的人数就会减少，社会上就会感到工人不足，直到由于劳动供给减少，工资再度回升的时候为止。这种情况至少适用于那些仅仅获得微薄的报酬的普通雇佣劳动和人口数量居中的家庭。在技术性的劳动部门中，也许会有这样的情形：卿按照那里习惯的生活方式，工资仅够不养家带口的工人维持他个人的生活，尽管如此，工人人数却并不减少，因为从许多阶级中不断有人补充工人数量。”

　　有一位在此地大学任教的罗雪尔^[12]教授，虽然是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但是作学问却一丝不苟。他对这个规律是怎样说的呢?他在《国民经济体系》(1858年德文版，第一六一节第308页)中说道：

　　“劳动的不断供给受生产费用的制约，生产费用不仅包括真正的工人本人的，而且包括工人全家即成长中的工人家族的普通生活需要。工人家族的数量应有多少，主要决定于对劳动的需求。譬如，如果对劳动的需求只能满足每家平均六个子女的教养，那末工资除了维持工人本人的生计之外，还要能应付教养这六个子女的开支。如果妻子、儿女也挣工资，那末作父亲的就无须一个人维持全家的生计；因此，个人的工资就可以稍低一些。如果工资低于上述的水平，那么很快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死亡率上升，人口迁移，娇姻减少，出生率下降，其结果是劳动的供给减少，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这就必然使工资回升。反之，人们越是把满足性欲当作最大的肉体快乐，越是把父母对子女的疼爱视为人类的天职，工资要长期超出那个水平就越困难。‘哪里对人的需求愈大，哪里人的供应就必然愈多'(亚当·斯密语)。”

　　先生们，请看，所有这些权威人士的话是多么一致啊。请看，把一个公认的规律叫做错误的规律，并且恰恰引证亲自证明了这个规律的亚当·斯密和穆勒，这是多么不知羞耻。用这种方式是讨论不了大事情的!一件要用这样的谎言来为自己辩护的事情只会自己损害自己，证明自己内在的虚弱性。
　　先生们，今天我本想用人们对我进行的种种反驳做成一个拼盘；要是我用这道菜款待你们，它得占去你们三个小时；我自己倒并不同情你们；不过我的健康状况使我今天不能一切都谈到，所以我只好谈一部分。几乎所有的反驳不是蓄意歪曲就是出于诚实的误解，虽然使我不能理解的是，我写得很清楚的文章怎么会有使人看不懂的地方。例如，舒尔采-德里奇先生就在他的一篇讲演中声称：“既然拉萨尔不想实行强迫，那么他打算怎样把一切人都拉进他的合作社呢?”先生们，我毫无此心!我不想强迫任何人；谁不愿意，谁就离得远远的：悉听尊便!对于愿意的人来说不会有什么不公平，谁更乐意象为自己劳动那样去为工厂主的利益劳动，那就请便。好尚各异，人各有志。看来，舒尔采先生的问题是出于误解。
　　不应当强迫任何人，只应当向你们提供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出力的机会。你们成立的合作社可以为你们提供这种机会：但是合作社绝对需要国家贷款。
　　他们，特别是那位孚赫先生还说(这显然是蓄意歪曲，而不是什么误解)，我的建议同法兰西共和国初年的国家工场并无二致。我相信，他们是利用你们对这件事情的无知进行投机。而问题就在于，这种工场所从事的完全是非生产性劳动。国家工场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使那些因为革命面失业的无产阶级能有一个随便什么样的就业机会，得以糊口，而且因为当时人们认为不能和私营企业竞争，所以才安排非生产性劳动，例如土方工程。此外，国家工场不是由社会主义者建立的，而正是建立起来反对社会主义者的。既然如此，怎么能够把国家工场同我的计划相提并论呢?他们敢于这样做，仅仅是因为上述情况并非人人都了解，然而这是有文据为凭证的。此外，我要问问：我说过要由国家来组织劳动吗?谈过国家工场吗?谁在这里误解了，谁就不愿意去理解。我已屡次强调指出，我所主张的是个人的、自愿的合作社；我所主张的正如舒尔采所主张的那样，是象在英国的罗契得尔、郎卡郡以及巴黎等地建立的那种合作社。我只是要求国家以贷款方式为这种合作社提供必要的资本，使它们能够建立起来。国家应该以贷款方式援助它们，而不应该去“组织”它们，不应该由国家出钱和为了国家的利益去安排劳动本身，就象企业家那样；相反地，国家应该以贷款方式使工人能够自己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劳动。我更没有说要搞一个人们很容易理解为国家机构的大合作社。相反地，我一贯主张，要办一些特殊的小团体，它们通过“信贷联合组织和保险联合组织”彼此结合起来。我这样讲当然有一个前提，即这是一些特殊的、互相独立的团体，而不是一个囊括全国的单一的合作社。否则，如果是一个合作社，它们就不能通过信贷联合组织和保险联合组织互相结合起来了!因此，我有充分的理由质问一句：这是诚实的误解还是虚伪的误解呢?
　　至于其他问题，我留待下一次讲演、也就是大约六个星期以后再谈。今天，我想着重谈谈用来攻击我的小册子的社会方面的一些主要论点。舒尔采和整个自由学派都异口同声唱着一个调子，发出一片喧嚣说：“国家不应干涉经济关系!”先生们，这种叫嚣已经很不新鲜了，已经存在五十多年了。目前，这个口号比其他的口号更为流行，但再也没有比这个口号更愚蠢、更虚伪和更荒唐的了!这主要是曼彻斯特派提出的。只要我把这一原则所追求的真正目的向诸位介绍一下，那么仅仅所罗列的事实就会使你们坚决弃这一口号。在英国，人们曾经打算实行十小时工作制法案，为十八岁以下的工人规定一个固定的工时数额作为最高工时，人们也曾企图规定一个年龄限制，不允许不到规定岁数的童工进工厂工作，人们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制，规定所有在工厂做工的童工必须一律上星期日学校，——不论在上述一种情况下，所有的英国厂主都大大叫说，这是国家的干预!国家不应该干预!但是在这些问题上英国工人却每每都拥护那些试图强迫他们的人，例如在上述情况下强们把要在工厂找事的子女送去上学的人。工人们明白，那种自由是他们的绝路!
　　在英国要实行诸如此类的措施，向来只有反对自由党人的这种叫嚣，并且只有在艾释黎勋爵等托利党人的支持下才有可能。就连1843年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法案(格莱安法案)也还是在托利党内阁之下被通过的。这里我暂且只谈这一些，因为不久你们会从另一方面听到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的报告。
　　舒尔采先生和曼彻斯特派的一切追随者都异口同声地说：“支配工资的规律是国家无法对付的自然规律。”但是，这里人们可以在什么样的意义下谈论自然规律呢?自然规律受必然性所支配，人们既不能取它也不能改变它的条件。在现今关系下，工资规律当然受象自然规律那样一种必然性的支配；但是我们却能够取消它的条件，于是规律也就改变了，由此可见，它并不是“自然规律”。这条规律是以下列条件为基础的：假如国家认为自己的原则就是不以任何方式干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假如生产仅仅由私人企业主经营，假如自由竞争居于统治地位；如果是这样，那来它当然象自然规律一样是必然的，因而是断乎不可排除的。但是，只要你们取消其中的一个条件，那末这一所谓的自然规律就会消失。譬如，只要你们取消生产必须由私人企业主经营的假设，使工人组成合作社，那个规律也就不复存在了。正因为如此，一切曼彻斯特派都仇恨国家，因为这是唯一的立足点，人们可以由此来改变这些条件。因此，他们仇恨的不是这个或那个国家，也不是这种或那种国家形式，而是所有一切国家，如果可能的话，那末正如他们有时所透露的那样，他们希望废除国家，把它从社会中消灭掉，以便再也没有一个立足点，再也不能从这个立足点来对他们的用资本武装起来的剥削贪欲进行任何抵抗。所以他们宣称：国家是万恶之源；而目前的某些条件给这种叫嚣提供了某些借口!大家要当心，别犯这种错误，如果不通过奥论的更好的教育来抵制这种错误的话，它就会把我们的进步置于死地。我在《工人纲领》中说过：“国家的宗旨并不是为每个人保护个人自由和个人财产，如资产阶级所想象的那样，恰好相反，是通过人们的联合，使人们能够达到他们作为个人永远也不能达到的生存阶段，能够获得他们作为个人永远也不能获得的那样多的力量和自由。”^[13]这就是国家的伟大文明原则，尽管目前对于国家的职能有种种糊涂观念，但国家的使命千秋万代将永远是这样。
　　在英国，这种糊涂观念尤其根深蒂固。但是人们也不能回避这样一条真正的自然规律，即一切伟大的文明行动都必须来自国家；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曾经谈到国家为了取消在殖民地的奴隶制至少花了二千万英镑（一亿三千万塔勒）。舒尔采-德里奇先生误解了我的意思，他反驳道∶是呀，这是理所当然的，奴隶是私有财产，所以必须向奴隶主付赎金。舒尔采先生以为我在非难这种作法，其实不然。恰好相反，我举出这一事实无非是要证明，不要国家干预的原则是站不住脚的，即使在英国，要取得真正伟大的进步，国家就必须进行干预。不错，奴隶曾经是私有财产；先生们，尽管你们不是私有财产，却也象在奴隶制度下那样，你们的某些东西也是也人的私有财产；这里是指为自己劳动、即可以把产品和你们自己的劳动生产率的日益增多的产品据为己有的可能性。现在，你们不得不为那些向你们提供资料、劳动资金和劳动基础的人而劳动；这种关系就产生了我已经对你们说过的那个工资规律。按照企业主实行的这种分配（他也只能这样分配），他只给予你们必需的部分，剩余的则都归他本人所有。这剩余部分不论超过你们的必需生活费多高，反正全部落入那些为你们提供劳动资金的人的腰包。你们有能力用自己的劳动力生产出比维持自己的生命所必需的更多的东西，但是这种能力毕竟是别人的私有财产。可是一旦国家使你们有可能成立合作社并为自己的利益劳动，那末这种私有财产就被废除了。
　　先生们!我所维护的见解正在科学中日益广泛地传播。足以构成时代特征的各种迹象在一天天地出现。四天前，我收到拿的希尔德布兰特教授的《国民经济学与统计年鉴》。这位学者发挥了同样的理论，他的观点如下，有人说，康主和屈员之间的合同是自愿的；这是不对的。工人迫于贫穷和饥饿不得不订立这种合同。先生们，这并不新奇，所不同的是，从前只有法国革命家说过这种话，面现在还有德国教授。这是科学的进步，社会上正义的进步，曼彻斯特派宴图反对这种进步，那是枉费心机。
　　我曾经指出：据统计资料，各劳动阶级共占人口总数的89%—95%。舒尔采先生回答我说：果真如此，那末他们可以直接实行自助，而不要国家干涉。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舒尔采先生希望你们作为单独的个人去实行自助；但是一个没有资本的单独的个人是无能为力的：因此舒尔采这话的意思，无异于一个身系千斤重物的人沉入激流，另一个人冲着他喊叫：你游啊!只有国家，即你们的总合作社才能使你们有力量。舒尔采先生所希望的，正如他本人所说，不是社会自助，而仅仅是个人自助，然而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对于没有资本的人来说，这种自助是完全不可能的。社会自助是你们过社会存在、即国家，通过整体的联合力量给自己创造的，这就是我向你们所宣传的帮助!曼彻斯特派的理论正面临破产。在我国，科学领域中的一些令人快慰的现象证明了这一点，在英国，实际政策中的一些滑格可笑的现象也表明了这一点。
　　我在前面对你们说过，曼彻斯特学派发出一种叫嚣，说在一切社会问题上，国家是一个祸根，国家不应该干涉社会问题。但是，由于美国战争和棉花不足，郎卡郡穷困到了极点。工人纷纷要移居殖民地，至少大部分纺织工人已经拿定了这个主意。结果如何呢?正是那些曼彻斯特派现在却千方百计地要求为他们的利益进行国家干预。卡赖尔的国会议员波特尔先生以他们的名义要求国家贷款，以便在重新得到棉花之前使工人能够就业。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他们自言自语地说：“如果工人跑了，那末有一天战争结束，恢复棉花的输入，我们就会感到工人不足，不得不支付高额工资。可见，让工人留在这里，是有利于我们的”。所以，现在国家应该根据他们的利益进行干预，国家应该为了工厂主的利益出钱让工人就业!这种愚囊而自私的理论的实质，拆穿了就是这样。连资产阶级的主要报纸《泰晤士报》也在它的两期(3月25日和31日)报纸上公正地嘲笑了曼彻斯特派宣扬了三十年之久的学说，并且劝告工人迁居。但是，令人痛情的是，为了惩罚曼彻斯特派，工人只得迁居，我们不愿意在我国也出现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或者国家必须根据厂主的利益进行干预，或者工人被迫离开祖国，就象尘土离开鞋底一样。
　　根据这一切你们可能产生一种误解，以为有理由仇恨工厂主或企业主。这是极大的错误，因为谁也不能对现行制度负责。相反地，正如我在《工人纲领》中对你们说的那样，现行制度是漫长的历史过程的结果，这一过程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罪过而发生的。资产阶级本身只不过是这种情况的不由自主的产物，因此，对资产阶级的仇恨和厌恶，可能仅仅是出于粗暴的误解，并且只能使你们自己的处境更加困难。必须卸下你们脚上的镣铐，但是只能和平地、通过知识界的主动性、而且在有产阶级的同情的帮助下进行，有产阶级的先进人物，科学界人士，已经走在前面，正在奠定基础，如果说你们无论如何不应该怀有不公正的、有害的忿懑情绪，因为这只能给解脱镣铐的过程增加困难，那末另一方面，如果你们愿意被巴师夏的追随者迷惑住，否认有这种镣铐，如果你们愿意耽于幻想和受人欺骗而灰心丧气，那也同样是有害的。“在现时的教育情况下，你们有产者和知识分子必须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来解除我们的这些镣铐。”——你们应当向他们这样呼吁!如果你们否认有这种镣铐，如果你们上当受骗，以为资本和生产的增长会使你们得到解放，那就没有人会去考虑解除镣铐了，你们受苦受难，就是咎由自取了!所以，你们要坚持真理，要随时随地正视真理，切勿动意气，要正视明明白白的真理。请听听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穆勒这位在各方面都是有产阶级的第一流人物的话。他在一处说：“迄今为止的一切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一个人的日常劳动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它们的结果只是：现在有更多的居民过着和从前一样贫困和不自由的生活，有相当多的工厂主和其他一些人更发财致富：此外，各种发明使中等阶级生活得更舒适了。但到目前为止，它们还没有在人类命运中引起巨大变化，面它们的本质就是要引起这种巨大变化，井且将来一定会引起这种变化，”穆勒在另一处写道：“当面临的任务是不断地改善人民的状况时，微不足道的手段就不是产生仅仅微不足道的效果，而是根本不产生任何效果。只要整个一代人没有象现在习惯于过穷困生活那样习惯于过舒适生活，那就会一事无成。软弱无力的不彻底的措施徒然浪费资财，远不如将这些资财保存下来，直到舆论和教育有了进步，造就出新的政治家为止；这些政治家不应该再有这样一种见解：正因为计划提出了关于伟大成果的保证，所以它不是政治家要干的事情。”
　　我还要再简短地谈谈问题的政治方面。进步党对我和对你们的结论进行了最激烈的攻击，它凭什么权利这样做?我们对进步党持什么态度呢?难道我们没有表现出最大的忍让吗?让我们扼要重述一下吧：1848年爆发了革命，由于这次革命，人民获得了普选权。继之而来的是反动时期(我指普鲁士而言，因为这里说的是普鲁士进步党)。普鲁士国王在1848年12月5日钦定了一部宪法；这部宪法也包含有选权，并且根据宪法第六十条和第一一二条的规定，不经议员们批准，国王不能布新法律；可是不久，又布了新的选举法，规定三级选举制。假如这一新的选举法按照光法第六十条和第一一二条的规定，是由那个按照旧选举法选举产生的议院批准的话，那末还说得过去。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面是由一个按照新选举法产生的新的议院批准了新选举法，并且确定了宪法!但对民主来说，——我是激进民主派，相信你们也是激进民主派，——新宪法是违法的!虽然如此，在1858年，因为施韦林等新上任的普鲁士大臣们采取了自由主义态度，曾经发生过所谓的宪法热，这种宪法热，对于任何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来说，应当是十足的耻辱，因为对我们说来，这部宪法是完全违法的。我们的损失，被资产阶级忘得一干二净，尽管我们同它一起作过斗争；这是出卖盟友的行为。资产阶级企图抱着它的特殊战利品—资产阶级宪法——退出这场伟大的斗争，而我们，人民，应当坚守岗位。我们没有说什么。后来进步党成立了。这个党为什么要放弃民主的字眼呢?显然是因为他们现在不愿意再作民主主义者了。在这种种情况下，他们受到民主派的攻击，难道还有什么奇怪的吗?在柏林，斯特雷克富斯在成立进步党的第一次会议上拟定党纲的时候，在各项要求的单子里面提出了普选权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也被通过了。但是过了几天，在斯特雷克富斯没有出席的另一次会议上，普选权这几个字被划掉了；这就直接证明这些先生们不喜欢直接的选举权；此外，据报纸报道，孚赫先生和维尔特先生不久前曾在莱比锡这里宣称：鉴于三级选举法提供了象现在普鲁士那样的议院，因此就根本不再需要普选权了。从和解的愿望出发，我们仍然没有说什么，尽管他们已经放弃了普选权。我们曾经认为，如果进步党积极行动起来，好嘛，我们愿意保持沉默，只是支持它：待它取得统治地位之后，它将不得不向人民让步井且尊重人民的需要。但是普鲁士的形势很快就表明：进步党根本不具备必要的毅力，不能把强有力的政府置于尴尬的境地。它永远不能、也不会取得政权，因此，只要我们追随它，我们就会陷在泥潭里不能自拔。我已经深信，如果我们继续尾随进步党的话，我们就必然会停滞不前。那么我采取了什么行动呢?我是在怎样一个意义上反对进步党呢?
　　当然，决不是说我们要和反动派同流合污，不是这样。只要进步党是跟反动派对立的，我们就支持它，但同时，我们也要推动它前进。进步党曾亲自宣布：宪法已不再存在。既然如此，又何必继续在柏林参加议院的会议呢?这样做必然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存在着立宪状态，似乎政府只是在个别次要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这种自相矛盾的作法必然造成法的概念和国民思想的极端混乱。你们问一问那些最能干的进步党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为什么不宣布：只要宪法不存在，他们就不能行使议院的职权，不能和内阁一起进行议会事务呢?他们会回答说：我们当然想那样做，只是人民尚未成熟，人民不会赞同我们的这种作法。那些一向自以为比人民无比高明的才子们这样说!先生们，你们属于人民!正因为你们反对进步党人，所以你们要指出他们的错误：他们错看了人民。你们要迫使他们前进。
　　今天，我并不是空手来和大家见面的，你们已经知道了在汉堡、佐林根、杜塞尔多夫、科伦已经通过的决议，知道了莱茵区的决议，在这些地方，我和工人们相处十年之久。科学界的人士也响应我的号召；我国伟大的国民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来信表示拥护你们的事业，而且这种人不止他一个。本地大学中知名的科学界人士之一符特克^[14]教授要我转告大家，而且他已给你们的委员会写了一封信，他表示拥护你们的事业并且把它看作是他自己的事业。你们看到，我在我的辩护演说中曾经谈过的并且预言过的那个同盟，即科学和工人的同盟正在形成：你们看到，这个战斗号召正在开始实现，在我看来，恰恰在萨克森，而且首先从莱比锡这里通过了决议，乃是一个吉兆；正是在萨克森，路德曾把著名的论纲张贴在维登堡宫教堂的门口^[15]正是在萨克森，在莱比锡辩论之后，维登堡的大学生们曾经焚毁了罗马教皇的开除教门令。但愿本世纪所要求的伟大宗教改革的生气勃勃的精神也在这里产生，并且把它们的影响传播到我们祖国的四面八方去。

^[1] 古罗马农业和丰产的女种，即谷神，——编者注

^[2] 提比利乌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公元前163——133），古罗马的护民官（公元前133），曾进行过争取实现土地法的斗争，与元老院发生冲突，在选举的混乱中被贵族杀死。——编者注

^[3] 麦克斯·维尔特(Max Wirth 1822——1900），德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编者注

^[4] 见《给筹备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编者注

^[5] 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 Say 1767——1832) ，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编者注

^[6] 见李塞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52年版第77—78页——编者注

^[7] 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上册第73页——编者注

^[8] 见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71年伦敦英文版第1卷第423—424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编者注

^[9] 茹尔（尤利乌斯）·孚赫（Jules（Julius）Fauçher1820—1878），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自由贸易的拥护者，进步党人。——编者注

^[10] 见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71年伦敦英文版第1卷第425—426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编者注

^[11] 卡尔·亨利希·劳(Karl Heinrich Rau 1792—1870) ，德国瓷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在个别问题上赞斯密和李嘉图的观成。——编者注

^[12] 威廉·罗雷尔(Wilhelm Rascher 1817—1894：德国庸俗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中的所谓历史学派的创始人。——编者注

^[13] 见《工人纲领》，两处在行文上不完全相同。——编者注

^[14] 约翰·卡尔·亨利希·符特克（Johann Karl Heinrich Wuttke 1818—1876），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49），大德意志派，莱比锡大学教授；六十年代接近拉萨尔派。——编者注

^[15] 1517年10月31日，德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路德在维登堡宫教堂门前贴出九十五条论纲，对出卖赦罪符和滥用天主教会的事实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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