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首先自然产生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他的《资本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把逻辑力量同渊博学识、同对全部经济学文献和有关事实的细心研究结合起来的范例。他把那些早被遗忘或现在谁也不知道的经济学理论家搬出来，他对工厂视察员在各种报告中或专家在各种专门委员会上所陈述的证词中极其琐碎的细节也没有忽视；总之，他翻遍了数量惊人的实际材料，一部分用来论证，一部分用来说明他的经济理论。如果说他创立了‘崭新的’历史过程观，用新的观点说明了人类的全部过去，总结了至今有过的一切历史哲学理论，那他当然会同样竭尽心力地做到这一点的，也就是说，他会真正重新审查并批判地分析一切关于历史过程的著名理论，研究世界历史的大量事实。同达尔文比较一下——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经常作这样的比较——就会更加确信这种看法。达尔文的全部著作是什么呢？就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性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马克思的相称著作究竟在哪里呢？这样的著作是没有的。不仅马克思没有这样的著作，而且在全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也没有这样的著作，虽然这种文献数量很大，传播很广。”

　　谁不称赞克洛普施托克的美名？
　　可是，会不会人人都读他的作品？不会。
　　但愿人们少恭维我们，
　　阅读我们的作品时多用心！［注：见戈·埃·莱辛《致读者格言诗》。——编者注］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得到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样的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象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地确定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解决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9页。——编者注］

　　呵呀，哈巴狗，它敢向大象吠叫，想必是力量不小！^[38]

　　“杜林说：‘这一历史概述〈所谓英国原始资本积累的产生〉［注：这个尖括号〈〉中的话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在马克思的书中比较起来还算是最好的，如果它除了拄学术的拐杖之外不再拄辩证法的拐杖，或许还要好些。由于缺乏较好的和较明白的方法，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务，因它之助，未来便从过去的怀中产生出来。从16世纪以来通过上述方法实现的个人所有制的消灭，是第一个否定。随之而来的是第二个否定，它被称为否定的否定，因而被称为“个人所有制”的恢复，但这已经是以土地和劳动资料的公有为基础的高级形式了。既然这种新的“个人所有制”在马克思先生那里同时也称为“公有制”，那么这里正表现出黑格尔的更高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矛盾被扬弃〈aufgehoben——这是黑格尔的专用术语〉，根据这种文字游戏，就是既被克服又被保存。
　　……这样，剥夺剥夺者，是历史现实在其外部物质条件中的仿佛自动的产物……未必有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会凭着否定的否定这一类黑格尔遁词的信誉来确信土地和资本公有的必然性。其实，马克思观念的混混沌沌的杂种，并不会使那些知道从黑格尔辩证法这个科学原理能够得出什么，或者不如说一定能得出谬论来的人感到惊奇。对于不熟悉这些把戏的人，应该明确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第一个否定是教义问答中的原罪概念，而第二个否定则是引向赎罪的更高的统一的概念。这种从宗教领域中抄袭来的荒唐类比，当然不能成为事实的逻辑的根据……马克思先生安于他那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的混沌世界，却叫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这个深奥的辩证法之谜。’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
　　总之，——恩格斯总结说，——马克思不依靠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就无法证明社会革命的必然性，证明建立土地公有制和劳动所创造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必然性；他在根据从宗教中抄袭来的这种荒唐类比创造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未来的社会里，将存在一种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即黑格尔的被扬弃的矛盾的更高的统一。［注：这段杜林观点的表述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完全适用，关于这点，他那篇《卡·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的论文里还有下述一段可以证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反驳那位断言马克思是私有制辩护者的茹柯夫斯基先生时，曾指出马克思的这个公式并解说如下：“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中两个尽人皆知的戏法搬到自己的公式中来，第一，这个公式是按黑格尔三段式规律造成的；第二，合题是以对立面（即个人所有制和公有制）的同一为基础的。可见‘个人’一词，在这里具有一种特殊的、纯粹假设的，即辩证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意义，而丝毫也不能引为根据。”这是一个怀有最善良愿望的人在俄国公众面前替“热血志士”马克思辩护以反对资产者茹柯夫斯基先生时所说的话。他就是怀着这种善良愿望而把马克思说成这样：马克思把自己对过程的看法建立在“戏法”上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可以从这里吸取一个对他不无益处的教训：做任何一件事情单靠善良愿望都是有点不够的。］
　　我们先把否定的否定撇在一边，来看看‘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杜林先生把这叫作‘混沌世界’，而且他在这里令人惊奇地确实说对了。但是很遗憾，处于这个‘混沌世界’的不是马克思，而又是杜林先生自己。……他按照黑格尔来纠正马克思，把马克思只字未提的什么所有制的更高的统一硬加给马克思。
　　马克思是说：‘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但这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即以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以及他们对土地和他们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基础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人私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这就是一切。可见，靠剥夺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以土地和劳动者自己创造出来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懂俄语也一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因为译文完全准确〉，这就是，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为了使甚至六岁的儿童也能明白这一点，马克思在第56页〈俄文版第30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5页。——编者注］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的许多的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也就是设想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并且说：‘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些话甚至对杜林先生来说，也是足够清楚的了。
　　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这个混乱的杂种，这种从黑格尔辩证法中一定能得出的谬论，这个混沌世界，这个马克思叫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的深奥的辩证法之谜——这又是杜林先生的自由创造和臆想……
　　那么，——恩格斯继续说，——否定的否定在马克思那里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在第791页和以后几页〈俄文版第64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9页。——编者注］及以下各页〉上，马克思概述了前50页〈俄文版前35页〉中所作的关于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的经济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最后结果。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至少在英国，存在过以劳动者私人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所谓原始积累，在这里就是剥夺这些直接生产者，即消灭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这种消灭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上述的小生产只能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因而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造成消灭它自己的物质基础。这种消灭，这种从个人的分散的生产工具到社会的集中的生产工具的转化，就构成资本的前史。劳动者一旦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生产资料一旦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变为资本〉，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的剥夺，都要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工艺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共同利用，劳动工具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东西，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共同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制本身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成了和它一起并在它羽翼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现在我请问读者：辩证法的混乱交织和阿拉伯式花纹在哪里呢？使一切差别化为乌有的那种概念的混淆在哪里呢？为信徒创造的辩证法奇迹和仿效黑格尔的逻各斯学说所玩弄的戏法——据杜林说，没有这些东西，马克思就不能自圆其说——在哪里呢？马克思历史地证明并在这里简略地概述：正象以往小生产由于自身的发展而造成消灭自身的条件一样，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自己造成使自己必然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如果它同时又是辩证的过程，那么这不是马克思的罪过，尽管这对杜林先生说来好似命中注定的。
　　马克思只是在作了自己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证明之后才继续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第一个否定。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否定，是它自己由于自然历史过程的必然性而造成的。这是否定的否定’等等（如上面引证过的）。
　　因此，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历史地必然的。相反地，在他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确已实现，部分还一定会实现以后，他才指出，这还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完成的过程。这就是一切。由此可见，杜林先生断定，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务，因它之助，未来便从过去的怀中产生出来，或者断定，马克思要求人们凭着否定的否定的信誉来确信土地和资本的公有的必然性，这些论断又都是杜林先生的纯粹的捏造。”（第125页）

　　“老实说，全部《资本论》〈黑体是我用的〉研究的是一经产生的社会形式怎样日益发展，怎样加强自己的典型特征，怎样使各种发现、发明、生产方式的改进、新的市场和科学本身从属于自己，使之同化，怎样迫使这些东西为自己服务，最后，这个形式又怎样经受不住物质条件的继续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