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4卷 市场理论问题述评 （1898年底） 大家都知道，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问题，在以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为首的民粹派经济学家的学说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因此，对民粹派的理论持否定态度的经济学家认为必须注意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弄清“市场理论”的一些基本的、抽象的理论要点，就是十分自然的了。1894年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在他的《现代英国的工业危机》一书第2部分第1章《市场理论》中，曾经试图作出这样的探索，去年，布尔加柯夫先生在他的《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市场》（1897年莫斯科版）一书中，探讨的也是这个问题。两位作者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他们的重点都是叙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第3篇中对“社会总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的卓越分析。两位作者一致认为，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特别是国内市场）理论是绝对错误的，原因在于不是忽略了马克思的分析，就是不懂得马克思的分析。两位作者都认为，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生产自己给自己创造市场，主要是依靠生产资料，而不是依靠消费品；产品的实现，特别是额外价值[12]的实现，即使不把国外市场考虑进去，也是完全可以解释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国外市场，决不是实现的条件（象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所认为的那样）造成的，而是历史条件和其他条件造成的。布尔加柯夫先生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是完全一致的，看来他们不会有什么争论了，可以同心协力地对民粹派的经济学进行更细致、更深入的批判了。可是事实并不如此，这两位作者却展开了论战（布尔加柯夫的上述著作第246—257页及其他各页；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评谢·布尔加柯夫这本书的文章《资本主义与市场》，载于1898年《世间》第6期）。我们认为，在这次论战中，布尔加柯夫先生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做得都有些过分，他们的意见都带有浓厚的个人意气。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他们之间是否有真正的分歧，如果有，那么谁的意见比较正确。 首先，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责备布尔加柯夫先生，说他“缺少创见”，喜奉师言为金科玉律（《世间》第123页）。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宣称：“我就国外市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这一问题所作的解答，布尔加柯夫先生完全接受了，但是这一解答决不是因袭马克思的。”我们觉得这话说得不对，因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正是从马克思那里因袭来的，而布尔加柯夫先生无疑也是这样做的，因此，应该争论的问题并不是有无“创见”，而是怎样理解马克思的这一或那一原理，需要怎样阐述马克思的学说。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在第2卷里根本没有提到国外市场的问题”（上引期）。这是不正确的。就在第2卷分析产品的实现那一篇（第3篇）里，马克思非常明确地阐明了对外贸易同这个问题的关系，从而也就阐明了国外市场同这个问题的关系。请看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怎样说的： “资本主义生产离开对外贸易是根本不行的。但是，假定正常的年再生产规模已定，那也就是假定，对外贸易仅仅是以使用形式或实物形式不同的物品来替换本国的物品〈Artikel——商品〉，而不影响价值关系，也就是不影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这两个部类互相交换的价值关系，同样也不影响每一部类的产品价值所能分解成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因而，在分析年再生产的产品价值时，把对外贸易引进来，只能把问题搅乱，”而对问题本身和问题的解决不会提供任何新的因素。因此，我们把它完全撇开……”（《资本论》第1版第2卷第469页。黑体是我们用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28—529页。——编者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对问题的解答”是：“……每一个从国外输入商品的国家，都可能有剩余资本；对于这样的国家来说，国外市场是绝对必需的”（《工业危机》第429页。《世间》，上引期第121页引用过），——这不过是马克思的原理的另一种说法而已。马克思说，在分析实现这个问题时，不能把对外贸易也考虑进去，因为对外贸易只是用一种商品代替另一种商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在分析同一个实现问题（《工业危机》第2部分第1章）时说：输入商品的国家也必须输出商品，也就是说，必须有国外市场。试问，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说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对问题的解答”“决不是从马克思那里因袭来的”吗？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继续说道：“《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还只是远远没有完成的草稿”，“因此，我们在第3卷里找不到从第2卷的卓越分析中应得出的结论”。（上引文章第123页）这个说法也不确切。“在第3卷里”，除了对社会再生产作了单独的分析（《资本论》第3卷第1部分第289页）［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41页。——编者注］，说明不变资本在什么意义上和什么程度上“不依赖于”个人消费而实现以外，“我们还看到”专门有一章（第49章《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论述了从第2卷的卓越分析中得出的结论，在这一章中，用分析的结果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收入的种类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最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里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完全不同”，说什么我们在第3卷里“甚至看到一些与这一分析大有径庭的论断”（上引文章第123页），这种说法同样是错误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在自己的文章的第122页上，援引了马克思似乎同自己的基本学说相矛盾的两段论述。让我们仔细地看看这两段话吧。马克思在第3卷里写道：“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生产力〈社会的〉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资本论》第3卷第1部分第226页。俄译本第189页）［注：同上，第272、273页。——编者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是这样解释这几句话的：“单是国民生产分配的比例，还不能保证产品销售的可能性。即使生产的分配合乎比例，产品也可能找不到市场，——我所引用的马克思的话的意思显然就是这样。”不，这几句话的意思不是这样。认为这几句话是对第2卷中的实现论的某种修改，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马克思在这里只是证实他在《资本论》其他几处也曾经指出过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即无限扩大生产的意图和必然的有限消费（由于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状况）之间的矛盾。自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并不会否认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既然马克思这段话指的就是这个矛盾，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权利再在他的话里寻找什么别的意思。“社会消费力”和“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这决不是什么个别的、独立的、彼此没有联系的条件。相反，一定的消费状况是比例的要素之一。实际上，对实现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与其说是靠消费品，不如说是靠生产资料。因此，社会产品的第I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能够而且应当比第II部类（消费品的生产）发展得快。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生产资料的生产可以完全不依赖消费品的生产而发展，也不能说二者毫无联系。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写道：“正如我们以前已经说过的（第2卷第3篇），不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会发生不断的流通。这种流通就它从来不会加入个人的消费来说，首先不以个人消费为转移，但是它最终要（definitiv）受个人消费的限制，因为不变资本的生产，从来不是为了不变资本本身而进行的，而只是因为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第3卷第1部分第289页。俄译本第242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41页。——编者注］由此可见，生产消费（生产资料的消费）归根到底总是同个人消费联系着，总是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但是，资本主义的本性一方面要求无限地扩大生产消费，无限地扩大积累和生产，而另一方面则使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化，把个人消费的扩大限制在极其狭窄的范围内。很明显，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矛盾，而在前面所引的那一段话中，马克思所证实的也正是这个矛盾。［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引证的另一段话（第3卷第1部分第231页，参看第232页到该节末尾（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8—279页。——编者注））和下面关于危机的一段话，意思同这点也完全一样。关于危机的这段话是：“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21页。俄译本第395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8页。——编者注））马克思在下面脚注里所谈的也是这样的意思：“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却竭力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资本论》第2卷第303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51页。——编者注））尼·—逊先生对这段话的错误解释，我们在1897年5月的《新言论》[13]上已经谈过了。（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37—138页。——编者注）这几段话同第2卷第3篇对于实现的分析没有任何矛盾。］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看法相反，第2卷对实现的分析根本没有排斥这个矛盾，相反，这个分析指出了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联系。不言而喻，如果根据资本主义的这个矛盾（或者根据它的其他矛盾），就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说它同以前的经济制度比较起来没有进步性（这是我国的民粹派所喜欢做的），那就大错特错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能不在一系列的矛盾中进行，而指出这些矛盾，就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历史短暂性，看到它要求过渡到更高级形式的条件和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对国外市场作用问题的解答，正是从马克思那里因袭来的；《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在关于实现（和市场理论）的问题上没有任何矛盾。 我们再往下看。布尔加柯夫先生责备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说他不正确地评价了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家的市场学说。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则责备布尔加柯夫先生，说他把马克思的观点同产生这些观点的科学基础割裂开来，并把“马克思的观点”说成似乎“同他的先驱者的观点毫无联系”。后面这种指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布尔加柯夫先生不仅没有发表过这种荒谬的意见，相反，他还引用了马克思以前各种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布尔加柯夫先生或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在叙述这个问题的历史的时候都毫无道理地忽视了亚当·斯密的理论，而在专门叙述“市场理论”时，对于他的理论是必须作最详细的研究的。我们之所以说“必须”，是因为亚当·斯密是把社会产品分为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用亚当·斯密的术语来说，就是工资、利润和地租）这种错误学说的鼻祖。在马克思以前，这个学说是根深蒂固的，以致关于实现的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甚至不能正确地提出。布尔加柯夫先生很公正地说道：“在出发点错误而对问题本身的提法又不正确的情况下，这些争论〈在经济学著作中关于市场理论的争论〉只能变成空洞的、经院式的争论”。（上述著作第21页脚注）但是作者只用了一页的篇幅来叙述亚当·斯密，省略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第19章（第2节第353—383页）［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01—432页。——编者注］对亚当·斯密的理论所作的详尽而卓越的分析，而对于约·斯·穆勒和冯·基尔希曼这些毫无创见的二流理论家的学说倒讲得不少。至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他则完全没有提到亚·斯密，因而在叙述以后的经济学家的观点时就放过了他们的主要错误（重复斯密的上述错误）。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的叙述是不可能令人满意的。我们只举两个例子。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在叙述了他用来说明简单再生产的第一号公式之后写道：“但是要知道，我们所假设的是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不会引起任何怀疑；按照我们的假设，资本家消费掉自己的全部利润，因此显而易见，商品的供给不会超过需求。”（《工业危机》第409页）这是不正确的。对于以前的经济学家来说，这决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连社会资本的简单再生产还不会解释，也解释不了，他们不了解社会产品就价值来说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额外价值，而就实物形态来说则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品这两大部类。因此，就是这种情况引起了亚·斯密的“怀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种怀疑竟使亚·斯密迷惑不解。如果以后的经济学家重复了斯密的错误，而没有同斯密一样感到怀疑，那只能表明，他们在这个问题的理论方面倒退了一步。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说：“萨伊和李嘉图的学说在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假如它的论敌不嫌麻烦，用数字计算一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是如何分配的，那么他们就会很容易地理解到，否认这种学说在逻辑上是矛盾的。”（上引书第427页）这种说法同样是不正确的。萨伊和李嘉图的学说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李嘉图重复了斯密的错误（见《李嘉图全集》，季别尔译，1882年圣彼得堡版第221页），而萨伊则把这个错误发展到了顶点，他断言社会总产品和纯产品之间的区别完全是主观的。无论萨伊和李嘉图以及他们的论敌“用数字来计算”多少次，他们永远算不出什么结果来，因为问题决不在于数字，关于这一点，布尔加柯夫在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那本书的另一个地方时，也完全公正地指出来了（上引布尔加柯夫的书第21页脚注）。 现在我们来谈布尔加柯夫先生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所争论的另一个问题，即关于数字公式及其意义的问题。布尔加柯夫先生说，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公式“由于离开了范本”（即离开了马克思的公式），“大大失去了说服力，而且也没有把社会再生产的过程解释清楚”（上引书第248页），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则说，“布尔加柯夫先生对这类公式的作用本身就认识不清”（1898年《世间》第6期第125页）。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真理完全在布尔加柯夫先生一边。“对公式的作用认识不清”的，倒不如说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自己，因为他认为公式是“证明结论”（同上）的。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证明；它只能在过程的各个要素从理论上得到说明以后把过程加以表述。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于马克思的公式（远不如马克思的公式清楚），而对于应当用公式来表述的过程的要素，却没有在理论上加以说明。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原理表明，社会产品不是只分为可变资本＋额外价值（就象亚·斯密、李嘉图、蒲鲁东和洛贝尔图斯等人所想的那样），而是分为不变资本＋上述两部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虽然在自己的公式中采用了这个原理，但是他完全没有加以说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那本书的读者是无法理解这种新理论的基本原理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根本没有说明为什么必须把社会生产分为两个部类（I.生产资料和II.消费品），布尔加柯夫先生却正确地指出，“单是这种划分就比过去关于市场理论的一切争论具有更大的理论意义”（上引书第27页）。正因为如此，布尔加柯夫先生对马克思的理论的叙述，比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要清楚得多，正确得多。 最后，在对布尔加柯夫先生那本书作更详细的分析时，我们应当指出下面这一点：他的书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篇幅论述“不同的资本周转”和“工资基金”的问题。我们认为，用这两个题目作标题的两节写得最不成功。在前一节中，作者企图补充马克思的分析（见第63页脚注），并且钻到一些非常复杂的计算和公式中去，以说明在不同的资本周转的情况下实现过程是怎样进行的。我们认为，布尔加柯夫先生最后的结论（为了说明在不同的资本周转中的实现，必须假定两个部类的资本家都有储备，参看第85页）是从资本的生产和流通的一般规律中得出来的，因此，根本没有必要在第II部类和第I部类资本周转的关系中假设各种不同的情况，拟制一系列的图表。后一节也一样。布尔加柯夫先生完全公正地指出，赫尔岑施坦先生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发现了马克思学说中的矛盾，这是错误的。作者完全公正地指出：“如果一切资本的周转都以一年为期，那么在一年之初，资本家就不仅是去年一年的全部产品的所有者，同时也是相当于这个价值的全部货币的所有者。”（第142—143页）但是，布尔加柯夫先生毫无理由地接受了（第92页及以下各页）以前的经济学家对于这个问题的纯经院式的提法（工资是来源于目前的生产，还是来源于过去的劳动期间的生产？），并且自找麻烦地去“排斥”马克思的说法，说马克思“认为似乎”“工资不是来源于资本，而是来源于目前的生产”，“这同他自己的基本观点似乎是矛盾的”。（第135页）马克思根本没有这样提出过问题。布尔加柯夫先生所以要“排斥”马克思的说法，是因为他企图把一种同马克思完全背道而驰的对问题的提法运用到马克思的理论中来。既然已经说明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是如何依靠社会各阶级对产品的消费而进行的，已经说明资本家如何投入产品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那么工资是来源于目前的生产还是来源于过去的生产这一问题就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了。所以，《资本论》后两卷的编者恩格斯在第2卷序言中也说道，例如洛贝尔图斯关于“工资来源于资本还是来源于收入”的议论，“属于经院哲学的范围，并且已经在这个《资本论》第二卷的第三篇完全澄清了”（《资本论》第2卷序言第XXI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3页。——编者注］
注释： [11]《市场理论问题述评（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论战）》一文载于1899年《科学评论》杂志第1期，署名弗拉基米尔·伊林。该杂志同一期还刊载了彼·伯·司徒卢威的《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市场问题（评布尔加柯夫的书和伊林的文章）》。——40。 [12]额外价值即剩余价值。列宁在90年代的著作中，常把“额外价值”与“剩余价值”并用，后来就只用“剩余价值”一词。——40。 [13]《新言论》杂志（《Новое Сло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94—1897年在彼得堡出版。最初是自由主义民粹派刊物。1897年春起，在亚·米·卡尔梅柯娃的参加下，由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等出版。撰稿人有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和马·高尔基等。杂志刊载过恩格斯的《资本论》第3卷增补和列宁的《评经济浪漫主义》、《论报纸上的一篇短文》等著作。1897年12月被查封。——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