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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卷 书评 （1899年11月下半月） ……考茨基在序言中就以下问题发表了非常宝贵和中肯的意见：如果进行批评的人不愿意拘泥于死板的学究气和书呆子气，不愿意忽略“理论理性”同“实践理性”（并且是处于特殊情况的居民群众的实践理性，而不是个别人的实践理性）之间所具有的密切而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么严肃诚恳的批评应该具备什么条件。考茨基说，当然，真理高于一切，伯恩施坦如果真的认识到他以前的观点是不正确的，那么他就应该毫不含糊地说出自己的认识。但糟糕的是，伯恩施坦缺乏的恰恰是这种坦率和明确的态度。他的小册子看来“包罗万象”（正如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在一本法国杂志上所指出的），涉及到成串成堆的问题，但是对任何问题都没有完整而明确地提出他的新观点。这位批评家仅仅提出了他的疑问，不作任何独立的探讨，就把刚刚触及的一些困难和复杂的问题抛开了。考茨基讽刺说，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伯恩施坦的信徒对他的这本书有多种多样的理解，而伯恩施坦的论敌对他的了解却是一致的。伯恩施坦反驳他的论敌的主要意见，就是说他们不了解他，也不愿意了解他。伯恩施坦在报章杂志上写了许多文章来反驳他的论敌，但是丝毫没有正面地阐明自己的观点。 考茨基的反批评是从方法问题上着手的。他研究了伯恩施坦反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意见，指出伯恩施坦把“决定论”的概念同“机械论”的概念混淆起来，把意志自由同行动自由混淆起来，并且毫无根据地把历史必然性和人们被迫所处的绝境混为一谈。伯恩施坦所重复的对宿命论的陈腐指责，已经为马克思历史理论最基本的前提所驳倒。伯恩施坦说，决不能把一切都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还应当“估计到”其他因素。考茨基回答说，讲得很对，但是要知道，这一点是任何研究者，不管他遵循哪一种历史观，都应该做到的。谁要我们放弃马克思的方法，放弃这个实际上已经光辉地证明了并且还会继续证明是正确的方法，谁就必须在下面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或者根本否定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的思想，这样就会抛弃科学地论证社会学的一切尝试；或者应当说明怎样才能从其他因素（例如伦理观点）推论出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哪怕用远远不能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相比拟的分析来说明。伯恩施坦不但丝毫不想这样做，而且一味空洞地谈论要“估计到”其他因素，继续在自己的书中运用唯物主义的老方法，好象他根本没有说过这个方法有缺陷！考茨基指出，有好几个地方，伯恩施坦运用这个方法之草率和片面是令人难忍的！伯恩施坦还指责了辩证法，说辩证法会导致随意的编造等等。伯恩施坦重复着这些滥调（连俄国读者也听腻了），却根本不想指出辩证法不对在什么地方，黑格尔或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曾犯过方法论上的错误（究竟是哪些）。伯恩施坦试图用来证实和坚持自己意见的唯一法宝，就是说《资本论》最后有一节（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9—832页。——编者注］存在着“倾向性”。这种责难已经陈旧不堪，德国的欧根•杜林、尤利乌斯•沃尔弗和其他许多人都提出过这种责难，容我们补充一句，70年代的尤•茹柯夫斯基先生和90年代的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正是这位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曾经揭露尤•茹柯夫斯基先生卖弄这种责难），也都提出过这种责难。那么伯恩施坦提出什么证据来证实这种陈腐的无稽之谈呢？只有下面这一点：说马克思是事先有了现成的结论，而着手进行“研究”的，因为《资本论》在1867年得出的结论，也正是马克思早在40年代就已经提出的结论。考茨基回答说，这种“证明”等于偷天换日，因为马克思不是经过一次研究，而是经过两次研究才论证了自己的结论，马克思本人在《批判》（见俄译本《政治经济学若干原理的批判》）［注：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3—177页）。——编者注］的序言中也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第一次研究是在40年代马克思退出《莱茵报》[56]编辑部之后。马克思所以退出编辑部，是因为他要论证物质利益问题，但是又感到自己在这方面还准备不足。马克思这样说到自己：我从社会舞台回来扎进了书房。由此可见（考茨基影射伯恩施坦，强调地说），马克思既怀疑自己关于物质利益的见解是否正确，也怀疑当时在这问题上的流行的观点是否正确，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怀疑看得非常了不起，非要写成一整本书让人人都知道不可。不是的，马克思开始学习，以便从怀疑旧观点进而提出某种肯定的新观点。他开始研究法国社会理论和英国政治经济学。他同恩格斯接近，当时恩格斯正在详细地研究英国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40年代末这两位著作家阐述得十分明确的著名结论，就是他们共同工作的成果，就是第一次研究的成果。[57]1850年，马克思迁居伦敦，那里有了进行科学研究的良好生活条件，促使他“再从头开始，批判地彻底研究新的材料”（《若干原理的批判》第1版第XI页。黑体是我们用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0页。——编者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和《资本论》（1867年）这两部著作就是进行了多年的第二次研究的成果。《资本论》作出的结论同40年代的结论是符合的，因为第二次研究证实了第一次研究的结果。马克思在1859年写道：“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却是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同上，第XII页）［注：同上，第11页。——编者注］考茨基问道，难道这象是早在研究前就得出的结论吗？ 考茨基从辩证法问题转到价值问题。伯恩施坦说，马克思的理论还不完备，留下许多问题“根本没有充分阐明”。考茨基也不想否认这一点。他说，马克思的理论并不是科学的极限。历史不断提供新的事实和新的研究方法，这就要求进一步发展理论。如果伯恩施坦试图利用新的事实和新的研究方法来进一步发展理论，那大家都会感谢他。但是这一点伯恩施坦连想都没有想过，只是一味对马克思的学生进行无聊的攻击，并提出一些非常含糊的、纯粹是折中主义的意见，例如，说什么戈森-杰文斯-柏姆学派的边际效用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同样正确。伯恩施坦说，这两种理论各有各的用处，因为柏姆-巴维克本来有权把商品由劳动创造这一属性抽象掉，正象马克思本来有权把商品效用这一属性抽象掉一样。考茨基指出，认为这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理论各有各的用处（何况伯恩施坦并没有说出这个或那个理论有什么用处）是非常荒谬的。问题根本不在于我们本来有权把商品的哪一属性抽象掉，而在于如何说明以产品交换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主要现象，如何说明商品的价值、货币的职能等等。马克思的理论虽然对许多问题都还没有说明，但是伯恩施坦的价值论却是一个根本没有说明的问题。伯恩施坦还引用了布赫提出的劳动“边际强度”这一概念，但是伯恩施坦既没有充分说明布赫的观点，也没有明确提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而布赫呢，显然陷入了矛盾，他认为价值取决于工资，而工资又取决于价值。伯恩施坦感觉到自己关于价值的意见是折中主义的，于是就试图为折中主义辩护。他称这种主义是“清醒的理智对任何教条所固有的束缚思想的意图的叛逆”。考茨基对此回答说，伯恩施坦只要回忆一下思想史，他就会看到，反对束缚思想的伟大叛逆者从来不是折中主义者，他们的本色始终是力求观点的统一和完整。折中主义者则胆量太小，是不敢叛逆的。如果我恭维马克思，同时又恭维柏姆-巴维克，那根本说不上什么叛逆！考茨基说，让他们在思想的共和国里举出一个不愧为叛逆者的折中主义者吧！ 考茨基从方法问题转而探讨应用方法的效果问题，他谈到所谓Zusammenbruchstheorie（崩溃论），即西欧资本主义突然崩溃的理论，似乎马克思认为崩溃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把崩溃同严重的经济危机联系起来。考茨基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提出过这种特殊的崩溃论，也从来没有把崩溃一定同经济危机联系起来。这是论敌的歪曲，他们片面地阐述马克思的理论，毫无意义地抓住马克思个别著作的个别段落，以便胜利地驳斥这一理论的“片面性”和“粗糙性”。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西欧经济关系的改造取决于欧洲现代史上出现的阶级的成熟程度和力量。但是伯恩施坦硬说这不是马克思的理论，而是考茨基对马克思理论的解释和引伸。考茨基确切地摘引了马克思40年代和60年代的著作，同时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使伯恩施坦无礼指责马克思的学生“存心袒护、故意刁难”的这种真正刁难伎俩完全败露。考茨基书中的这一段话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是因为俄国某些著作家（如《开端》杂志的布尔加柯夫先生）也在急于重复伯恩施坦在“批评”幌子下对马克思理论的歪曲（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在他的《西欧工人运动》（1899年圣彼得堡版）一书中也作了同样的歪曲）。 伯恩施坦认为现代经济似乎不是朝着马克思所指出的方向发展的。为了驳斥伯恩施坦的这种意见，考茨基特别详尽地分析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向。考茨基书中的《大生产和小生产》这一章以及其他几章，都从政治经济学方面作了分析，并收集了大量的数字材料，当然我们不可能在这里一一细述，只能简略地谈一谈这几章的内容。考茨基强调说，这里谈的正是总的发展方向，决不是一些细节和表面现象，因为任何理论都不可能估计到这一切形形色色的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有关各章中也提醒过读者注意这个简单的，但是常常被人遗忘的真理）。考茨基详细地分析了1882年和1895年的德国工业调查材料，他指出，这些材料光辉地证实了马克思的理论，并且完全肯定了资本的积聚过程和小生产被排挤的过程。就连伯恩施坦本人在1896年（考茨基讽刺说，当时伯恩施坦本人也是袒护者和刁难者行会中的一员）也十分肯定地承认过这件事实，但是现在却无限制地夸大小生产的力量和作用。例如，伯恩施坦断定20个工人以下的企业有几十万个，“显然，他在悲观的心情下多加了一个零”，因为这种企业在德国只有49000个。而且，在统计时把什么人都算作小企业主：马车夫、听差、掘墓工、卖水果的小贩以及在家里替资本家干活的女裁缝等等，等等！我们应该指出考茨基在理论方面一个极重要的意见，即小工商业企业（如上面所说的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往往只是相对人口过剩的一种形式：破产的小生产者和失业的工人变成了（有时是临时的）小商小贩和住房室隅的出租者（这些也是同其他各种企业一样被统计进去的“企业”！）等等。这些行业比比皆是，并不说明小生产富有生气，相反地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在增长。可是，在伯恩施坦看来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如在大生产和小生产问题上），他就强调和夸大小“企业主”的作用，可是到了对他不利的时候（如在贫困增长问题上），他就默不作声了。 伯恩施坦重复着俄国公众早已知道的议论，说股份公司“能够”使资本分散，使资本“不必要”积聚，并且还举出一些小额股票的数字（参看1899年《生活》第3期）。考茨基回答说，这些数字什么也证明不了，因为各个公司的小额股票也都可能是大资本家的财产（这一点伯恩施坦也得承认）。伯恩施坦根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提出任何证据来证实股份公司增加了有产者的人数，因为股份公司实际上是为大资本家和投机者服务的，让他们能够剥夺轻信别人而财产不多的公众。股票数量的增加，只能说明财产有转换成股票的趋势，却丝毫不能说明财产的分配。总的来说，伯恩施坦在有产者和私有者人数增加的问题上采取了惊人的轻率态度，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的资产阶级拥护者对他著作的这一部分大加赞扬，吹嘘这一部分是根据“大量数字材料”写成的。考茨基讽刺说，伯恩施坦的手艺真高，用两页篇幅竟容纳了这样大量的材料！他把有产者和资本家混淆起来，虽然谁也不否认资本家的人数在增加。他采用的是所得税的材料，忽略了这些是属于国家税收方面的材料，财产收入同薪水收入等等已经混在一起了。他把不同时期用不同方法得来的因而是无法比较的材料（例如关于普鲁士的材料）拿来比较。他甚至从一张街头小报的杂文中抄下了关于英国有产者人数增加的数字（并且把这些数字用黑体字刊印出来，作为他的主要王牌！），这张小报对维多利亚女王的寿辰祝颂备至，而对统计则轻率到了极点！这些数字来处不明，从英国所得税的材料中本来也不能得出这些数字，因为根据这些材料不可能确定纳税人有多少，每个纳税人的全部收入有多少。考茨基引用了科尔布著作中1812—1847年英国所得税的材料，指出这些材料完全象伯恩施坦所引的杂文材料一样，（似乎）说明有产者人数有了增加，而且是在英国人民的贫困增长得骇人听闻的时期！考茨基详细地分析了伯恩施坦的材料之后，得出结论说：伯恩施坦并没有举出任何数字足以证明有产者的人数确实在增加。 伯恩施坦也曾试图为这种现象作理论上的论证，他说，资本家本人不可能把大量增加的剩余价值全部消费掉，换句话说，消费剩余价值的有产者人数增加了。考茨基不费多大气力就驳倒了这种完全忽视马克思的实现论（俄国书刊中曾不止一次地阐述过这个理论）的可笑论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考茨基不仅用理论的推断，而且用具体的材料驳倒了这种论断。这些材料证明：西欧各国的奢侈和挥霍现象在增长，日新月异的时尚对加快这一过程有很大影响，大批工人失业，剩余价值的“生产消费”大大增长，即对新企业的投资，特别是欧洲资本对俄国、亚洲、非洲的铁路以及其他企业的投资大大增长。 伯恩施坦声称马克思的“贫困论”或“贫困化理论”已被大家抛弃了。考茨基指出，马克思并没有提出过这样的理论，这又是马克思的论敌的恶意夸张。马克思谈的是贫困、屈辱等等的程度不断加深，同时也指出了与此相抗衡的趋势和唯一能形成这种趋势的实际社会力量。马克思关于贫困增长的言论确已被现实完全证明：第一，我们确实看到，资本主义有产生和加剧贫困的趋势，如果不存在上述相抗衡的趋势，贫困是极可观的。第二，贫困的增长不是就物质意义，而是就社会意义来说，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和整个社会的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平同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不适应。伯恩施坦讽刺说，这种对“贫困”的理解是匹克威克式的[58]。考茨基回答这一点时指出，象拉萨尔、洛贝尔图斯、恩格斯这样一些人已经非常明确地说过，必须从社会意义上来理解贫困，而不能单从物质意义上来理解贫困。他反驳伯恩施坦的讽刺说，看来“匹克威克”俱乐部聚集的那些人并不坏啊！最后，第三，马克思关于贫困增长的言论也完全适用于资本主义的“边疆”，边疆一词既有地理上的含义（资本主义刚刚开始渗入的国家，往往不仅产生物质上的贫困，还有居民群众挨饿的现象），也有政治经济学上的含义（手工业以及还保存着落后生产方式的国民经济部门）。 《新兴的中间等级》这一章，对我们俄国人来说也极有意义，极有教益。考茨基说，如果伯恩施坦只是想说没落的小生产者被新兴的中间等级知识分子所代替，那就对了，并说他在几年前就指出过这种现象的重要性。资本主义在国民劳动各部门中使职员人数迅速增加，对知识分子的需要愈来愈大。知识分子和其他阶级相比占有独特的地位，就他们的社会关系、观点等等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资产阶级；由于资本主义愈来愈剥夺他们的独立地位，把他们变成从属的雇佣者，使他们受到降低生活水平的威胁，这在某种程度上又使他们接近于雇佣工人。这一社会阶层的过渡的、不稳定的和矛盾的地位的反映，就是在他们中间特别流行种种不彻底的、折中主义的观点，种种对立原则和对立观点的大杂烩，种种夸夸其谈、玩弄辞藻并用空话掩盖历史上形成的各居民集团之间的冲突的倾向，这些东西，马克思在半个世纪以前曾用辛辣的讽刺作过无情的抨击。 考茨基在危机论这一章中指出，马克思根本没有提出过工业危机十年一循环的“理论”，而只是指出了这一事实。恩格斯自己就说过，近来这个周期已经有了变化。有人说，企业主的卡特尔限制和调节生产，就能够抵挡住危机。但是请看美国这个卡特尔国家，它的生产不但没有受到限制，反而大大发展了。其次，卡特尔限制了为国内市场的生产，却扩大了为国外市场的生产，在国外市场出售商品赔钱，在国内则以垄断价格把商品售给消费者。只要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就必然会采取这套办法，指望用自由贸易制来代替保护关税政策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卡特尔使小工厂倒闭，集中和垄断了生产，实行了技术革新，使生产者的境况大大恶化。伯恩施坦以为，只要世界市场的条件能够从不确定变为确定而为人所知，那么产生危机的投机活动就会减少，但是他忘记了正是新兴国家的“不确定的”条件大大促进了旧有国家的投机活动。考茨基用统计材料说明恰恰近几年来投机活动在增多，预示危机即将到来的迹象也在日益增多。 至于考茨基这本书的其余部分，我们只提出几点来谈。考茨基分析了有些人（如谢•普罗柯波维奇先生，见上述著作）把某些集团的经济力量同他们的经济组织混为一谈的糊涂观念；指出了伯恩施坦把当前历史形势下纯粹是暂时性的情况引伸为一般规律（驳斥伯恩施坦对民主实质的不正确看法）；说明了伯恩施坦在统计上所犯的错误在于，他忘记了在德国不是所有工人都有选举权（只有年满25岁的男子才有），不是所有工人都参加选举这个细节，而把德国产业工人人数和选民人数拿来对比了。对于伯恩施坦这一著作的意义，对于这一著作引起的争论感到兴趣的读者，我们只能大力建议你们去看德文原著，千万不要相信俄国著作界中占优势的折中派的那些偏颇的片面的评论。我们听说，有人想把考茨基这本书摘译成俄文。[59]这很好，但是这不能代替阅读原著。
注释： [56]《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即《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是对普鲁士专制政体怀有反对情绪的莱茵省资产阶级人士创办的日报，1842年1月1日—1843年3月31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从1842年4月起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任该报编辑。在马克思担任编辑后，该报日益明显地具有革命民主主义的性质。1843年1月19日，普鲁士政府决定于1843年4月1日封闭《莱茵报》，而在此以前则对它实行特别严格的检查。鉴于该报股东企图使报纸改取温和态度，以取得政府的宽容，马克思于1843年3月17日声明退出该报编辑部。——177。 [57]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1—504页）。——177。 [58]匹克威克是英国作家查·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的主人公。匹克威克同他的三位朋友组成了一个“匹克威克俱乐部”，其言论和主张不为外人所知。后来在英语中就出现了一些以匹克威克为词根的词，如“匹克威克意义上的”、“匹克威克式的”等，用以形容某一个词或某一观念具有不同于字面的意义或只为少数人所理解。——183。 [59]卡·考茨基《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一书是列宁在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协助下翻译成俄文的，当时没有出版。1905年，李沃维奇出版社用《考茨基论文集》为书名，出版了它的部分章节，没有署译者的名字。1906年该书再版时标明为列宁译。——185。 |